一

人有一张嘴，作用有二，一是说话，二是吃东西。不言不语，没关系，但不吃不喝，却是要死人的。所以，嘴巴的功能，主要是吃。人人皆会吃，但吃得斯斯文文，吃得恶形恶状，是很不一样的。前者表现出一种吃文化，是来自修养；后者表现出一种吃心理，则是发自本能了。

中国是个饮食大国，由这种种吃文化与吃心理混合在一起的吃精神，便表现在五千年来我们中国饮食男女之能吃、会吃、善吃、敢吃，以及殚思竭虑，想尽一切办法，变出千奇百怪的吃上面。中国人嘴巴的了不起，达到“当惊世界殊”的地步，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随便举个例子。

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请客，有一道菜，叫茄鲞。那位在村子里常年吃茄子的老妇说：“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众人告诉她，千真万确是茄子。她再尝了尝，也果然有一点茄子香，然后她请教做法。凤姐说：“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丁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仅仅一个茄子，能费这么大的精力与功夫，不得不叹服中国人的讲究口福。外国人一只面包，剖开来，塞进一根香肠，再挤进一些颜色令人可疑的酱，站在那儿，吞下肚，就算一顿饭了。他们的大餐，除了不停地换盘子，换刀叉，该到嘴的东西，不是那么一块，就是那么一勺，真应了贾母的一句话：“可怜见的！”所以，你走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饭馆，老外经过门口，通常情况下，腿就不想挪动了。由此也可领略中国人对于嘴巴这部分功能的开发，达到怎样的高水平了。

平心而论，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开创性的民族，都是棍子敲在脑袋上，板子打在屁股上，或者，洋枪洋炮戳在心口，才肯变一变祖宗之法的。独独在烹调上，我们完全可以扬眉吐气，趾高气扬，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不膺服于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饮食文化。美国算了不起的了，世界第一强国，以“国际宪兵”自居，颐指气使，动不动就把航空母舰开到人家家门口。可谈谈吃文化，山姆大叔就傻眼了，除了麦当劳，除了肯德基，简直没有什么可以拿到台面上的东西。他们可以做出世界上最大的比萨饼，最长的热狗，拿材料往上堆呗，谁不会？可咱们北京街面上，常见的卖面茶的大铜壶，随便拎出一个，也比他们建国的历史长。这虽说有点阿q，但也确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中国有辉煌的吃历史，我想首先得归功于神农氏，他老人家就敢什么都尝一尝，唯其如此，中国人至今，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地下跑的汽车外，没有不能吃的，没有消化不了的东西，吃得全世界都朝我们瞪眼睛。

我对这位先祖，恭敬之余，也有些微词。神农尝百草，算是开了一个坏头。因为这个基础，他一开始没有打好，尝百草的这个“草”字，一下子把中国人的食谱大致给框死了。于是乎，吃茄鲞，那是佼佼者，大多数老百姓的嘴里，灰灰菜、曲麻叶、榆树皮、橡子面，以及艾蒿、蕨根、地瓜蔓、萝卜缨，草本植物就和五千年来的中国人的胃分不开了。因此，中国人的体质始终不如洋人，“东亚病夫”的帽子戴上以后，很难摘下来，奥运虽拿金牌，可足球冲不出去。我想与祖先们糠菜半年粮，营养不足有关。要是神农氏当年尝的是挪威三文鱼、澳洲大龙虾、神户小牛肉、俄国鱼子酱的话，也许今天，中国足球早就走向世界，省得可怜巴巴的中国球迷伤心落泪了。

正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人饿怕了，才造成中国人特别地盼吃、想吃、馋吃、贪吃的现象。在当代中国，过了而立之年的人，谅逃不脱三年灾荒那一劫，谁敢侈谈自己从未经历或大或小的饥饿呢？所以，现代中国人，从官员到老百姓，一件永远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吃喝，而且最好是大吃大喝，尤其是不用自己付账的，那就更值得拼命吃、拼命喝了。所以，中国有撑死的、喝死的诸多记录。这些人所以如此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满头大汗、津津有味地吃，吃完了直舔舌头，还惦着有什么可以往回带。这就得怪神农氏打的基础不好，中国历史上灾荒年景太多，才形成下丘脑那主管摄食的神经，有关饥饿反射的部分过于亢进。因此，也造就了中国人吃的本领走在世界前端的原因。

因此，我每当读到《红楼梦》里的吃喝，以及过去和现在一些老饕写的令人馋涎欲滴的文章，如何制作满汉全席，如何来吃十全大补，如何欣赏羊羔美酒，如何品尝八大菜系……常常不怀好意地猜测，这些美食家究竟是吃撑了才想起来写的呢？还是饿怕了之后产生创作欲望的呢？以我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的话，大概属于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些。我们尊敬的曹雪芹先生，就是一例。他住在北京西山，“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饔食有时不继”，怎么能不在《石头记》里，大写特写荷叶羹、螃蟹宴、烤鹿肉、鸽子蛋来精神会餐呢！

好像老外在吃上不如国人那样饿狼似的迫不及待，而且也不像我们一定要上十道八道菜，非要把客人撑死噎死不可。最近，经常看到一些去过外洋的人，介绍外国人如何招待咱们同胞的文章，一道汤，两道菜，刀叉盘碟，换得倒勤，但实质内容，却不见丰盛，然后上甜食，就“拜拜”了。于是，笑话外国人小气的同时，也感慨中国人的靡费。

这倒一点不假，再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劝酒，一个音节—“干”，或两个音节—“干杯”，英语里的这个意思—“cheers”，是三个音节。从这极微小处看，中国人讲究的是干脆利落，直奔主题，能少说一个字，绝不多说一个字，以大快朵颐为主。外国人就不同了，一入座，主人敲敲玻璃酒杯，开始讲起，不让你站起来的两条腿和擎着酒杯的一只手发酸，是不会住口跟你“cheers”的。

如果说，外国人的宴会是吃精神的话，那么咱们中国人的宴会，则是百分之百地吃物质了。从天上吃到地下，从江河吃到海洋，水陆杂陈，纷至沓来，大有不吃到海枯石烂山穷水尽誓不住嘴的意思。

全世界不能不拜倒在中国人的嘴下，那可真是厉害啊，越不让吃什么，越吃；明着不能吃，暗着吃。越珍稀的动物，越吃；不趁着有的时候吃，绝种了还有屁可吃。于是乎，越值钱的越吃，越难弄的越吃，越精贵的越吃，越是异想天开、别出心裁的越吃，越是普通老百姓吃不着的越吃，越是能吃得比别人高一筹的，哪怕不好吃，也越要吃。而且越是文化层次不那么高的，越暴发户的，越突然抖起来的，越舍得牺牲自己的胃。

吃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吃文化，只有吃心理了。

似乎可以理解，也似乎情有可原，在中国人往事如烟的记忆里，吃糠咽菜，比起无米之炊，那算是赖以糊口，很足以自慰的日子了。但是，一年到头，通过肠胃消化系统的，都是些绿色纤维，了无营养，那种匮乏更促使这种吃心理往穷凶极恶发展。一逮到机会，便拼命地吃，不要命地吃，欲壑难填地吃，用疯狂的补偿精神来吃。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东倒西歪，满嘴流油。尤其慷公家之慨时，脸不红，心不跳；花人民之钱，手不抖，眼不眨。喝了还要拿，吃了还要带。刘姥姥离开贾府，带着板儿回乡，还要了一些点心果子之类，何况时下那些在宴会桌上达官贵人、经理老板，更是大包小裹往家带了。

近年来，所有犯了事的官员，从家中抄出来的赃物，除了金银债券、美元港币外，准有好酒若干瓶。看到这类报道，常常令人哑然失笑，这是只有我们中国这些只知口腹享受的庄稼汉式的官员才干得出来的事。外国也有贪官，但很少见有从家里抄出几十瓶陈年干邑的，当然贿赂未必不包括酒，肯定都喝了，酒本来就是应该喝的嘛。只有中国这些没水平的贪官，才像葛朗台似的一瓶一瓶地储藏起来。老兄啊！你都成万上亿地捞了，还会在乎那区区消费的几个酒钱吗？有一位贪官，捞了天文数字的钱，装在缸里，埋在屋里，起赃时，发现一文不少。我想除了应发给他一枚最佳贪官奖章外，或许值得研究一下，他是不是类似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有一种为贪污而贪污的癖嗜，否则的话，不能理解他贪污的目的何在。

所以，这些查出来的和还未查出来的贪污渎职的官员，别看他们级别不低，满口马列，穿得西服革履，领带打得还算过得去，经常出国放洋，吃西餐也不出什么洋相，但其骨子里，却永远是个充满小农经济心理的农民，那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权力和金钱可以搞到一切物质的东西，但权再大，钱再多，却不能买来属于精神世界的修养、识见、学问、气度……由于文化品位的低档次，政治素质的低水准，因此在生活消费方面，至今还追求一种动物性的物质满足。也正是这些官员，是中国当前吃喝风的主要动力，要没有他们，饭店酒楼、舞厅茶座、保龄桑拿，全套三陪的营业额，一定会降低很多个百分点。

中国人的吃心理，若是只表现在一个“贪”字上，犹可以理解乃物质极度匮乏，精神极度低下的后果。如果，从人们对于吃的刁钻古怪，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所表现出令世人惊异的施虐性，便是除了“贪”之外，要再加上残忍的“残”了。

一条鲜活的太湖鲤鱼，宰而不使其死，开膛剖肚刮鳞，手持其头，始终不松手，汆入沸滚的油中，待熟，便加料烹调，端上桌来。此时，那鱼尚未死，眼能转动，口能翕合。据说，洋人，尤其洋太太，多不敢下筷，但在座的中国人则喜形于色，摩拳擦掌，杀向这条鱼去。

我并非鱼道主义者，我也知道我吃的每条鱼，都必然有这样一个宰杀过程。但一定要如此弄到桌面上来表演，其中是否有施虐的吃心理作祟？值得怀疑。唯其不得吃，吃不着，盼望太久，失望太久，空着肚子等待得则更久，自然，这种报复心理，便化作慢慢的消遣。

那条在餐桌上眨眼的太湖鲤鱼，是上了电视的。还有一种据说活吃猴脑的吃法，就更残酷了。其法是将一只活猴，夹紧在一张特制的餐桌中间的圆洞里，不管它在桌子底下如何叽里呱啦地叫唤，食客们持专用工具，击碎其脑壳，用匙舀那白花花的脑浆，就什么作料吃下去。如果确有其事，那血淋淋的场面，用意似不在吃，而是一种嗜血者的潜意识发泄。

还有，弄一块炉板，将欲吃的活物放在上面，用文火徐徐焙烤，并不急着要它死，而是要它口渴难忍，给它酱油喝，给它醋喝，使五香作料的味道，由其脏腑渗入肉中，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保证原汁原味了。于是，这套生吃活烤的全过程，最后一个环节，吃倒不成其为主要目的了，相反，施虐的每个步骤，则是就餐者的最大乐趣所在。

那些吃得快活，吃得满足，吃得汗流浃背、痛快淋漓，吃得手舞足蹈、胡说八道的吃主，此时此刻，便进入了吃便是一切，吃便是生命的无我也无他的状态之中。我就觉得老祖宗神农氏尝百草，改变了更早的原始时期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老是糠菜半年粮，肚子里没一点油水，无法不生出这种吃心理来，似乎人为了这张嘴活着外，便别无其他了。

《红楼梦》里少有这种血淋淋的吃的场面，曹雪芹把吃当做一种文化对待。虽然他那时营养状况不佳，肚子很饿，但能够安贫乐道地著作《红楼梦》，就几根老韭菜下粥，然后呵开冻墨，守着盏孤灯写下去，把吃心理升华为吃文化，再提炼出一段美丽文字，而无时下中国人那种既贪且残的吃心理，这实在很值得敬佩的。

吃心理和吃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乃本能，本能来自先天，是基因决定了的。后者系修养，修养则是后天的熏陶，是逐渐形成的。中国人远自先秦时期，就认为饮食是精神文明的体现，“夫礼之初，始于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食胜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撒姜食，不多食。”孔夫子对于这方面的讲究，就更具体而微了。

但愿经过一段现如今丰衣足食的岁月，相信所谓“衣食足，知荣辱”此话果然是这么回事之后，祛除一些人的病态的吃心理，真正体现我们从先秦开始的饮食文明，那才是值得自豪的。

人之异于禽兽，这文化二字是十分关紧的。只有吃心理，而无吃文化，这个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二

嘴巴，对于文人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读宋人笔记，有关东坡先生嘴巴的几则轶事，颇有启发。费衮《梁溪漫志》：“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袁文《祷杌闲评》：“苏东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尝谓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曰：‘吾好食姜蜜汤，甘芳滑辣，使人意快而神清。’其好食甜可知。至《别子由诗》云：‘我欲自汝阳，径上潼江章，想见冰盘中，石蜜与糖霜。’嗜甘之性，至老而不衰。”

何远《春渚纪闻》：“先生在东坡，每有胜集，酒后戏书，见于传录者多矣。独毕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澜翻，而语特有味。云：‘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既与纯臣饮，无以侑酒，西邻耕牛适病，足以为。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至春草亭，而归时已三鼓矣！’所谓春草亭，在郡之城外，是与客饮私酒，杀耕牛，醉酒逾城，犯夜而归。又不知纯臣者是何人？岂亦应不当与往还人也。”

俞文豹《吹剑录》：“齐王躅言，‘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东坡云：‘未饥而食，虽八珍犹草木；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为然。’文豹谓三者固处约之道，然必老成之人，始能造此。嗜欲少则能晚食，筋力衰则能安步，血气定则能无罪。”

一个文人要不懂得口福，大概写不出好文章；一个作家没有一份好胃口，估计难以产生杰作，嘴巴的功能全体现在这里了。苏东坡所以成其为苏东坡，和他一生追求口腹享受是不无关联的。在一部文学史上，凡大家巨匠，都是美食主义者，或曾经是美食主义者，或赞成鼓吹美食主义的人。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穷得只能喝粥就咸菜，并不妨碍他在《红楼梦》里写出那么多精致刁钻的吃食来。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对俄罗斯人那连王水也奈何不得的肠胃，是如何的赞叹不已啊！

就东坡先生而言，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未必背得出他的诗词，但没有领教过，或者索性不知道“东坡肉”和“东坡肘子”者，恐怕为数甚少。在中国荦荦大观的菜系食谱中，能以一个作家诗人的名字冠名的珍馐，这光荣只有苏东坡享有，实在是使得一向上不得台盘的文人扬眉吐气的。有宫保肉，有叫化鸡，有谭家菜，有李连贵大饼，要不是苏东坡给文人争光，吃文化这个领域里，作家诗人就要剃光头了。

大家都晓得东坡肉这道菜典出杭州，不过，初到西湖的游客，更热衷炸响铃、炒鳝糊、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四川眉山，因为是苏轼的家乡，也沾光推出了东坡肘子。有一年我到峨眉山，途经该城，有幸尝到此味，除价格公道外，别的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

其实，东坡肉的最早发源地，应该是1080年苏东坡谪居的湖北黄冈，因为他到了这个偏僻地区，发现当地猪多肉贱，才想出这种吃肉的方法。宋代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后来，1085年苏轼从黄州复出，经常州、登州任上返回都城开封，在朝廷里任职，没过多久，受排挤；1089年要求调往杭州任太守，这才将黄州烧肉的经验，发展成东坡肉这道菜肴。他在杭州，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修浚西湖，筑堤防汛，减灾免难。杭州城的老百姓为了感谢他的仁政，把这条湖堤称作苏堤。堤修好时，适逢年节，群众给他送来了猪肉和酒。东坡先生倒很有一点群众观点，批了个条子，说将“酒肉一起送”给那些在湖里劳作的民工。结果，做饭的师傅错看成“酒肉一起烧”，把两样东西一块下锅煮起来，想不到香飘西湖，令人馋涎欲滴。这就是色浓味香、酥糯可口、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东坡肉的来历。于是，慢火、少水、多酒，便成了制作这道菜的要诀。

可是，如果想到他贬到黄州之前，还是在开封大牢里关着的钦犯，是个差一点就要杀头的人，就会发现他这种口福上的专注之情，其实是这位文学大师，对于权贵、恶吏、小人、败类恨不能整死他的精神抵抗。从他《初到黄州》一诗中，就表白出他的这种绝不服输的性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和他在出狱后所写的诗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那种绝不买账的心态相一致的。

如今我们时常听到拒绝投降的说辞，或一些人被封作拒绝投降的楷模、表率，让我们顶礼膜拜。细细想去，他们活得并不比谁不自在，甚至堂吉·诃德以为是恶魔的风车也没见，何从拒绝，何从投降，倒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泛酸感。其实，苏东坡倒是在小人的包围之中，他可以说是终其一生在犯小人，总是不得安宁。这也是所有正直文人经常碰上的厄运。然而，可庆幸的是，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却有着一张能吃能喝的好嘴巴和难得的好口福，实在使那些整他的人气得发昏。

会吃，懂吃，有条件吃，而且有良好的胃口，是一种人生享受。尤其在你的敌人给你制造痛苦时，希望你过得悲悲惨惨，凄凄冷冷切切，希望你厌食，希望你寻死上吊，你像一则电视广告说的那样，“吃嘛嘛香”，那绝对是一种灵魂上的反抗。应该说，苏东坡的口福，是他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看不到这点，不算完全理解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忠言谠论”，刚直不阿，从来不肯苟且妥协。他在《湖州谢表》里，公开向神宗表示自己的态度，绝不陪这班小人玩无聊的官场戏，“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压根不理会这些握有权柄的小人之辈。他哪里晓得小人不可得罪的道理，率意而行，任情而为，照讲他想讲的话，照写他想写的文章，锋芒毕露，略无收敛。于是，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外放、贬官、谪降、停俸，这也是历史上的统治者，要收拾作家诗人时，还不足以找到说辞杀头掉脑袋之前，常用的一套令其不死不活的做法。所以，东坡先生数十年间，三落三起，先是被贬黄州，后是谪往岭南，最终流放到海南岛，都是小人们不肯放过他的结果。

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他噤声，沉默，低头，困顿，以至于屈服，告饶，认输，投降。但小人们完全估计错了。苏东坡无论贬谪到什么地方，都能写出作品，都能吃出名堂，都能活得有滋有味。这就非我们那些或神经脆弱，或轻浮浅薄，或经不起风风雨雨，或摔个跟头便再也爬不起来的同行，所能望其项背的了。于是，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文章，你不能不羡慕他的口福。无论文章，无论嘴巴（包括吃下去和讲出来），都充满了他对权势的蔑视，对小人的不屑，对生活和明天的憧憬和希望，以及身处逆境中的乐观主义。

“你让我死，我就会按你说的去死吗？我且不死呢！只要我这张嘴还能够吃下去，我这枝笔就能够继续写下去。”假如以这样的潜台词，来理解在苏东坡全部作品中，竟会有如此多的笔墨谈到他的吃喝，他的口福，他的开怀大饮，或放口大嚼的酣畅淋漓的快乐，也许可以稍许理解大师心理一二。后来，读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明白了，其实他志不在吃。“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由此看来，他在吃喝的要求上，是可以自奉甚俭的。

同在这部宋人笔记中，我们还可看到他大事渲染吃喝的豪情，那不言而喻的伏枥之志，跃然纸上。“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鲈鲙，即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如此追求极致的美食，落笔却在他的文章之上，吃喝的目的性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善良的人可能穷困，可能坎坷，可能连一个虫豸也敢欺侮他。可他心里是坦荡的，觉也睡得踏实，因为他无可再失去的了，还有什么值得挂牵的呢？而与之相反，用卑劣的手段，用污秽的伎俩，用出卖灵魂的办法，或获得了金钱，或获得了权力的小人之流，他并不因此而无忧无虑，称心如意的。为了保住他的钱，他的权，日思夜想，坐卧不安，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哪怕半夜从梦中醒来，也一身冷汗。所以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快乐和痛苦，有时也只能相对而言。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用尽心机捞到一切的胜者，其实，很累，很紧张，要不停地瞪大眼睛，窥视着四面八方，每个细胞，每根神经，都得打叠起百倍精神，或赔笑，或应付，或过招，或韬晦，像这种全天候的活法，是无法称之谓潇洒的。更有甚者，那些殚精竭虑捞不到一切的败者，就拉倒罢！不，而是更痛苦，面如丧门之神，情似斗败之鸡，恨得牙痒，气得上火，见别人有，眼馋心痒，急不可耐；见自己无，怨天尤人，愤不欲生，也是活得十分沉重。

虽然，他们的伙食标准比谁都不差，而且，几乎天天有饭局，忙者，从琳琅满目的早茶开始，直到夜半的酒吧小啜，可谓吃个不停。然而，他们这两类人，心有外骛，通常不会有太热烈的食欲。

这一点，真得向东坡先生学习。苏东坡被陷害，抓到开封坐牢，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不大相信御史们构陷他的罪实，曾派两个小黄门半夜三更到大狱里观察他的动静。回宫后向神宗汇报，说苏东坡鼾声如雷，睡得十分香甜。于是这位皇帝做出结论，看来学士心底坦然，这才睡得如此踏实。所以，那班小人要定他一个死罪时，神宗没有画圈，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贬往黄州。

从苏东坡身上，我们至少获得以下三点教益，作为一个作家，第一，得要有一份坦然从容的好心胸，狗肚鸡肠，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狭隘偏执，是成不了器的。第二，得要有一份刚直自信的好精神，随人俯仰，随波逐流，墙头衰草，风中转蓬，是站不住脚的。第三，恐怕得有一份兼容并蓄的好胃口，不忌嘴，不禁食，不畏生冷，不怕尝试。这个道理若用之于营养，则身体健康；用之于文章，则尽善尽美；用之于交友，则集思广益；用之于人生，则丰富多彩。

他就这样一步步达到文学的高峰。朱弁的《曲洧旧闻》记载：“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修）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苏轼）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

如果他没有好的心胸，好的精神，特别是好的胃口和好的消化能力，能达到这样“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其所当行，常止于其不可不止。”“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文学高度吗？

他写过一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连这种剧毒的河豚鱼，苏东坡也敢一试。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载：“东坡在资善堂中，盛称河豚之美。李原明问其味如何？答曰：‘值那一死！’”正是这种美食主义，广泛吸取人世精华，才使得他文章汪洋恣肆，得以千古流传。一个像林黛玉只能夹得一筷子螃蟹肉吃的作家，这怕那怕，我看未必能有写出大作品的气力。

1094年，他第二次被流放，到惠州，当时的岭南可不是今天的珠三角，但他和这种小人们的政治迫害，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反调，毫无屈服之意，还是从口腹享受上大做文章。1097年，苏东坡第三次流放，被送到当时被看做蛮荒之地的海南岛，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不过苦中有乐，他发现儋州滨海，蚝，也就是牡蛎极多。他给他的儿子苏过开玩笑地说，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到北方去。到他们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没准他们都要学我这样，要求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我这份佳品呢。

从这番幽默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嘴巴，从来是和他的反抗心理相关的。一饮一啄，区区小事，却反映了他在坎坷境遇中，寻求生存下去的力量和不屈的意志，正是这样，他才能够获得浪迹天涯中的灵魂自由。一个充满自信的强者，无论落到什么境遇，只要精神不败，小人又岂奈他何。

吃得香，睡得着，写得出，而且写得好，斯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