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玉父母健在时，没有证据表明是受“贵势”压迫的，因为她自己的家庭尽管没落，却仍忝在“贵势”之列。但明显的事实是，她七八岁上便出了家。根据她确实不像是自幼多病之人这一形象特征，我们应该找出合乎唯物主义思想的解释来说明她出家的真正原因。

林之孝家的解释她为尼原因时说“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生儿皆不中用，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用星命学的观点看，妙玉乃是生辰不偶，走了“华盖运”，除了修行出世之外别无他途可适，似乎还是那个癞头和尚在后面捉弄她，一定要把她赶进大观园来印证“一会之缘”。但我们是不相信这种伪科学的，有证据表明曹雪芹也不相信这样恶作剧式的捣鬼是合乎逻辑的。林之孝家的有云：

他师父（极）精演先天神数，于去冬圆寂了。妙玉本欲扶灵还乡的，他师父临寂遗言，说他“衣食起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然有你的结果”。

那么，什么“结果”呢？败兴得很，是“一块美玉，落在泥垢之中”，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如果她真的“精通”“先天神数”，似乎不应该在临死之前这么狠心地坑害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徒弟罢？倒是“不宜回乡”像是真话，因为这老尼也自深知，回乡便不容于权势，下场一定倒霉，反不如听其自然，在有王法的“天子脚下”撞一撞运气，说不定结果要好一点。

这样说来，“命犯华盖”的说法就很有点靠不住了。那么她出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从贾宝玉的《访妙玉乞红梅》说起：

酒未开樽句未裁，寻春问腊到蓬莱。

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

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

槎枒谁惜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

显然，在这个仙境里住着的并不是无思无欲、修炼成不生不灭之身了的观音菩萨，而是一位含着深情的目光注视人间的离尘仙子嫦娥。她对闯到这里来寻春问腊的“古今第一淫人很有好感，她慷慨地允许他在这里”挑红雪“，”割紫云“，把槛外梅枝带回人间。这样来理解这首诗应当说是顺情合理的。假若说是”孀娥“，从格调上一下子就变得很下流——你贾宝玉不喝酒不作诗，忙忙地跑到一个小寡妇那里去”乞红梅“——什么话呢？再说这是一首《七律》，中间两联对仗要求很高，以”嫦娥“对”大士乃以仙对佛，何等贴切自然，如果变成：

不求观音瓶中露，为乞寡妇槛外梅。

何等令人肉麻！

嫦娥何以上天？《淮南子·览冥》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啖之，奔月宫。”以后记载错落不一大同小异，以其语气观之，似略有“批判”嫦娥的意味。但这一上古神话中女子之所以要“窃啖”不死药，以愚意观之，并不是贪图月亮上美景清幽，乃是厌憎了人间的丑恶（这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趋向复杂化有关，恕不详议），自有其迫不得已的理由。

那么我们这位妙玉是怎么回事，也走了这条道儿？我们可以根据掌握到的情况粗略进行解剖：（1）她出身贵介；（2）出家前总闹病；（3）七八岁入了空门；（4）出家后身体逐渐好转；（5）虽为尼，却不肯落发；（6）父母死前境况尚好；（7）十七岁上父母亡故，情况恶化。这一粗线条的系列表明，妙玉的家庭背景很复杂。试想，一个多病的小女孩，怎么一入空门便会“好了”呢？这里边应该有合乎情理的解释。

以愚意度之，妙玉自幼是一个对精神刺激的感受非常敏感的人。在家里身体不好，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家庭中有人厌憎她，欺侮她（不应该简单地以为，替她买“替生儿”就一定是疼爱她）。她受不了这种无形的折磨和刺激，所以就一直身体不好。“出家”之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那个家实在容不下她，而这一措置对年幼无知的她却不啻精神上的“解放”。她摆脱了家庭的约束，呼吸到佛院内似乎是没有压迫的“清新”空气，看不到令人恶心的嘴脸，听到的满耳都是牧歌式的佛号——于是，她“好了”——七八岁的人哪里知道，她是从虎口里掉进了牢坑内呢？

但日复一日枯燥的宗教生活，铁板一样的禁欲戒律能给人几多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发现，自己是以牺牲青春的代价换来这么一点可怜的“清静”的了。她出色的美丽愈来愈招人眼目；父母在时，不管待她如何，对外总算还是个依托，一旦父母去世，谁来做这个弱女子的支撑呢？权势也好，贵势也好（反正不是一般的青皮阿三），觊觎她的美色，开始凌辱她，而她却连个名义上的保护人都没有！于是只好避难而走，和师父一同来到“长安”，总算寻到了大观园这块“乐土”为落脚之地。

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食色，性也”，不可抑制的人的本性和戕灭人性的宗教教义如同冰炭不可同炉，谁能责怪寂寞嫦娥的悔偷灵药呢？妙玉也是人，她有知识，有教养，也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在贾府这样声威显赫的政治保护之下，固无外来的侵扰，但一道不可逾越的“仙凡”鸿沟，把她牢牢禁锢在栊翠庵这具活人棺材里，毫无解脱的希望。像她这样并非出自宗教信仰的女尼，被禁闭在沉闷寂寞庙宇中的青年女子，该怎样长期忍受下去？

她没有陈妙常的思想基础，大观园中也没有她的“潘必正”。以清代历史观之，即如公主之贵，尚且因碍于礼法的限制，十之八九死于“相思”病，何况她，一个沦落为尼的落拓贵族弱女！但是话说回来，人的本性却是不可能用一道“铁门槛”就可以限制得住的。在她所能够接触得到的几个人中，贾宝玉是与她才品相当的惟一男性。既如此，她对贾宝玉产生某种微妙的爱悦之情又算得什么希奇事呢？看看她接待宝玉时的情景罢：

……妙玉便斟了一□与宝钗……斟了一□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素日吃茶的那支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句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支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遭塌。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的了这一海，便成什么呢？”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

这位有洁癖的怪诞女尼人情味蛮丰富么！即从与宝玉周旋的几句话，很可以窥见她内心的喜悦。刹那间她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个“槛外人”，不仅有脉脉柔情，有开玩笑式的打趣，而且将自己素日手用之杯奉与宝玉这个青年公子——这里有没有聊慰芳情的意味呢？只是，也只能到此止步了，她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

妙玉正色（对宝玉）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

是啊，独宝玉来了，她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但这是令人遗憾还是高兴的事呢？她的这种“远嫌”倒是恰恰证明她有近宝玉之心。对于不可企求的东西，也只能用这样的苦办法来处理了。也可能我求之过深罢，贾宝玉这个无心人却是完全体察不到这些意思的，他很不得体地回答了一句“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是了。”听了这个话，妙玉便开始不高兴，拿着黛玉的问话出气，指黛玉为“大俗人”。这样，三位客人便在栊翠庵里坐不下去了。请看这样的事实，老太太站过的地，她要用水洗，刘姥姥用过的杯，“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否则“砸碎了也不能给她”。设如读者跃入纸内：“敢问堂头女和尚，玉兄用过的绿玉斗何以处之？”妙玉当以何言相对呢？

《身世》一文中引用了清人陈其泰的几则批语来证明“妙玉爱宝玉”乃是俗不可耐的观点。那么真正“雅而可人”的见解，难道就只能是所谓“敬慕”么？难道说只有“友爱”能称得起“雅”，而只要说一声“爱慕”（情爱）就该重打四十板——“尔只以‘好色’衡人，不知人间亦有好德者，真不可教也”的么？刘操南同志自己也说“妙玉对人生尚不绝望，还想做人，这是应当出自内心的”。对此我完全赞同，但为什么刘同志只允许她若即若离地做人的“朋友”，不许可她正正当当地想做人的“爱人”？这未免苛酷了一点罢！

对妙玉来说，什么是她的“人生”？这个问题不应该抽象地用一句“宝玉鄙弃仕途经济，对抗浊流，妙玉谅有（仍是猜测）所知，两人藐视权势，志同道合”来搪塞。因为林黛玉也鄙弃“仕途经济”，按理说妙玉更该“谅有所知”的了，而且接近黛玉了无嫌疑，为什么见不到她亲近黛玉的描述？推而想之，宝钗的心仕途经济妙玉必也“谅有所知”，为什么她对宝钗和黛玉又一样看待？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从六七岁便失去了人类正常乐趣，在佛家经卷、菩萨金刚面前转圈子的苦行女僧，在她可能接触的范围内又仅仅一个贾宝玉，而她却只注意到宝玉的政治观点与己相合，所以引为知己，“政治觉悟”可谓高矣，但合乎情理吗？

在这一问题上，我和所有平常人一样，认为妙玉是“俗缘未了”。她的爱慕宝玉当然不单纯是因为宝玉脸蛋漂亮，风流温存，其中确实包括着对宝玉人生观的赞同。但我们决不能说，因为她赞同宝玉的为人之道，于是便一定只能是“朋友”。

妙玉是已经吃过“不死药”的人了。身份教养都不允许她存非分之想，她对宝玉的爱只能停留在精神上和内在感情上，她自己也未必敢意识到这就是“爱”，她只能以一种不敢承认的欣羡心情，注视宝黛之间那一点可怜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