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转型
社会主义的真正富裕必定是共同的富裕，共产党人要实现执政为民的最终目标就必须让所有的人民都富裕起来。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所在。2008年5月，东莞市政府下发文件，决定对东莞市户籍困难人员即低保对象、优抚对象、五保户等7类和低保边缘户共8类人群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
政府发红包，这在内地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一时间，媒体纷纷报道……
在内地破天荒第一次成功的还有东莞的治摩。东莞治摩成功后，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过来取经。
“当政之要在于兴业，从政之策在于创新，治政之道在于安民”o 2007年1月，在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东莞市作出了“双转型”这个重要决策。这是东莞改革开放史上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幕！
从这天起，东莞这艘经济巨轮调转船头，驶离了原有的航向——开始走向更加荆棘丛生的未来之路。这是一条布满坎坷的崎岖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辉煌之路。在这条新路上，东莞不仅要在传统发展模式上进行脱胎换骨，更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深度开发，向更高层次……
28．再次证明性格决定命运
《圣经》载：
“我看到阳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底，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根食，明哲的未必得资时，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因为‘时间’与‘机遇’。”
不得不承认，1978年的改革开放便是临到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个重大机遇。
当东莞正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下奋力改变自己农业县命运的时候，在广东梅州的兴宁，有一位农村青年也在为了改变自己的农民命运而奋斗。这位22岁的年轻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会走向一个新的航程。更没想到，在经过26年的航行后，自己的人生航船会驶到一个叫东莞的城市，从此同舟共济，并且一起推向辉煌与灿烂……
这人便是东莞市现任市委书记刘志庚。
2004年的春节，对时任清远市市长的刘志庚来说，过得异常特别，两天前的腊月二十九，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刘玉浦突然找他谈话，告诉他：“省委常委会已研究决定，任命你为东莞的代理市长。”
这次组织上的谈话，不是征求意见，也不是商量，传达的是党组织的一个决定。
清远市市长要调来东莞代理市长，这条消息在东莞不胫而走，人们纷纷打听这个叫刘志庚的是何许人也。
其实，刘志庚是性格简单明了同时又显刚毅和善良的一个人，他的这性格只要稍稍透过他的人生轨迹便可一目了然。
刘志庚的家庭背景是世代农民。他出生的那个兴宁农村在改革开放前和中国所有的农村没啥两样，人均不到三分地，刘志庚记忆中的童年“家里穷得连干饭都吃不上，喝粥都要向别人借米”。冬天在田间劳作时，手脚的皮肤裂开口子，身体的疼痛传到内心深处，激发他本能的渴望——逃离农村。好在梅州这块自古出才子的佳地历来重视教育，即便在农村，也有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刘志庚的学业在父母的节衣缩食下没被耽误。可是，在那个年头，成绩优异得始终位居年级榜首的他，在高中毕业后却没有任何出路，唯有回乡，开始他农村民办教师的生涯，后来还兼起大队团委书记、生产队会计一职。多少年之后，当刘志庚回忆起自己起早贪黑又当班主任又当全科教师的那段日子时，依然啼嘘不已。然而，刘志庚也无比感谢那几年的时光，正是那几年，刘志庚白天忙着教课等事情，农忙时还得下田干活，但晚上的时间是属于他的。在那一个个孤寂而清苦的夜晚，在燃烧着理想之光的油灯下，刘志庚博览群书如饥似渴。也因此，在1979年的高考中，刘志庚脱颖而出。
巴尔扎克有句名言非常适合刘志庚：人们若是一心一意地做某一件事，总是会碰到偶然的机会的。
刘志庚深深感激邓小平，正是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推动和恢复了一项原有的国家制度，才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让中国的人才培养回归到正常轨道，给中国后来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使得像刘志庚这样的农家子弟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生轨迹。
起初，刘志庚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华南师大，当时这位农村代课老师最大的心愿，也就是能当上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一辈子教书育人，没想到那年的高考，刘志庚考了568分，全省第三名。
刘志庚的高分引起了吉林大学的注意。该校招考办的人看到这位优秀考生没有报考他们学校，甚为可惜，于是便特地找到广东省招生办将刘志庚的档案给提了去，还专门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这位考生，向他介绍吉林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你的条件那么好，应该进最好的大学接受最好的教育才是。广东省招生办的人也向刘志庚推荐说吉林大学是全国的重点高校，确实不错，是东北最好的一所大学。可当时的刘志庚连广州都没去过，压根儿就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吉林大学。
然而，此时的命运航向已由不得刘志庚自己掌控了。
几天后，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刘志庚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邮递员是骑着自行车把通知书送到田头的，此时的他正在炎炎烈日下犁田。“高兴是高兴，但一看那么远，脑袋也真有点发蒙，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怎么样的。回到家，我妈一听就哭了，那可是东北呀，冰天雪地的，这日子可怎么过……”想起当年的高考之路，现在的刘志庚想起来仍有点想哭。
可在当时，一个南方人一下子到北方生活，确实无所适从。“我到吉林下了火车后，学校有人来接我，很热情，可我当时还不会讲普通话。第一次到学校饭堂吃饭时，他们给每个同学发了两个黄橙橙的东西，别人告诉我这是窝窝头。一咬，咬不动，咽不下去，当时眼泪就出来了。在那里一开始很不习惯，一个月也才两斤大米。”多年之后的刘志庚却对东北的那四年光阴眷恋不已，也感激不尽，“可以说，那几年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开阔了视界。以前我太闭塞，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在村里觉得自己多少是个凤毛麟角的文化人，一出去就感觉到差距，才知道世界之大……”
人们都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在刘志庚的身上演绎得可谓非常极致。细心留意刘志庚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改变他命运最深的一点是他性格中的善良以及那深深的恋旧情结。也许，正是这些决定了刘志庚的人生命运，也许，这一点还将影响他的将来。
刘志庚的善良和恋旧对他人生命运的第一次影响是他的毕业分配。那个年头，大学生被人们称为天之骄子，而刘志庚所在的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计划班更是天之骄子中的佼佼者，当时全国有经济计划专业的也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三家。刘志庚的那个班共有40多名同学，有38名被分配到北京，刘志庚被分到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
在任何人看来，人生的落点能落在国家部委，那可是件天大的荣幸之事，意味着美好远大的前途。然而，刘志庚的恋旧情结却使他和这“美好远大的前途”擦肩而过。这位善良的大孝子因为考虑到老母亲，主动放弃了进京指标，要求到离家不远的深圳工作。
1983年的深圳在很多人眼里还很陌生，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小地方，和北京相比，那远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不但同学们觉得刘志庚不识时务，脑袋进了水，就连一向待刘志庚如儿子的系主任丁老师也急了：“志庚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家里那么穷，你好不容易考出来，要是能进到北京那该多好呀！大家都争着去的呀！”
“深圳是特区，机会多发展潜力大。”刘志庚说。
“但是，那边怎么能跟北京比呢？你那么优秀，在北京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你不要一时脑袋发热，一定要替你自己的前程考虑呀……”丁老师苦口婆心反复劝说。
刘志庚最后跟丁老师交了底：“我妈在广东，她将来也不可能来北京。我舍不得我妈。”
听到这话，丁老师一时语塞，半天说不出话来，心中涌出许多感触。在自己众多的学生中，丁老师尤其偏爱这位性格温厚善良的高材生，四年相处，也早已摸清刘志庚的脾气秉性，他悟性极高，努力刻苦，但太实诚，说话实，做事实，心眼也实，对自己的前程缺乏谋略，也许天生就不是一个有着鸿鸽志向之人。想到这，丁老师的思绪竟也慢慢转过弯来，深圳是新建的特区，发展前景大，凭着刘志庚的能力和才华，尤其他的实干精神，去到那里说不准也会另有一番作为，未必不是件好事，也许那里更适合他……于是，丁老师便亲自替刘志庚发函到深圳市计划局。
深圳这头，收到函件的是深圳计划局的江主任，当时深圳也是人才紧缺，江主任一看是吉林大学经济计划专业的人才，如获至宝，当即便回了函。不到半天工夫，刘志庚人生命运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便尘埃落定。
1983年7月，刘志庚带着装满了书籍的一个破木箱从遥远的北方回到了南方，开始他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征程。在深圳，刘志庚的才华很快便深得领导们的欣赏。原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被调去海南省当书记时，曾相中这位“千里马”，希望能随他去海南，做他的秘书，然而刘志庚的上司江主任却舍不得自己的宝贝人才，死活不肯放人。接替梁湘一职的李撅也慧眼识珠，提出让刘志庚做自己的秘书，爱才如命的江主任还是不放。于是刘志庚在深圳计划局一呆就是近十年，从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直到
2006年4月17日，市委书记刘志庚（中）在虎门新湾渔村渔民船上调研。
2007年1月9日，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作出经济社会“双转型”、受富强和谐新东莞的战略部署。1992年，宝安撤县分区时，刘志庚才在李a的钦点下去了龙岗区主持常务副区长的工作。其时的龙岗还正在筹建之中，人大会议尚未召开，刚到龙岗时的刘志庚还不是明正言顺的副区长，只能称为区委常委、区政府负责人。然而刘志庚很快用自己的行动直得了老百姓的拥戴之心。在半年后的人大会议选举中，代表们一致投票选举刘志庚当区长，于是他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区长，也成了当时广东第一个由老百姓选举出的区长。
在龙岗，刘志庚一干又是近十年，两年的区长，七年半的书记。刘志庚十年没娜窝，这在别人看来，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实际上，在此期间，广东省委也早将眼光瞄向这位能力不一般的年轻人，1998年时就曾有意调他去湛江当市长，此时的刘志庚却再一次向人们佐证了性格即命运的真理。刘志庚不仅恋旧，更易动情，他是那种干一行爱一行、呆一个地方爱一个地方的人。譬如，刘志庚在1996年报考博士时，凭他的实力，完全可以选择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但因为对母校的眷恋之情使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吉林大学。同样，在深圳龙岗这么多年，他也早已深深爱上脚下这片土地，实在难以舍下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百姓，所以，在省委征求他是否愿意去湛江当市长的意见时，他坦言相告：“对于组织上想要提拔我，我表示非常感激，但是，如果说要征求我个人意见的话，我愿意留下来……”省委尊重了刘志庚的意见。
从这点看，刘志庚似乎有点胸无大志。确实，刘志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并没什么远大抱负，可谓“君子不器”，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守在自己熟悉而又热爱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埋头苦干，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多为百姓做点实事。
不过，命运有时并不总是顺着刘志庚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性子。
2002年5月7日，“五一”假期后的第一天，广东省委副书记刘风仪紧急召来刘志庚谈话，一见面刘凤仪就说：“刘志庚呀，今天不是跟你商量事情，而是通知你，你明天就得去一个新地方报到……”
刘志庚去报到的新地方是广东省清远市，这个广东的北部山区是个落后地区，全省倒数第二。刘志庚的到来给清远带来了生机，因为这次来清远的不仅仅是刘志庚一个人，还有一大批他带来的企业。在清远，刘志庚很快和清远人民结下深厚的感情，即便现在，清远人还时常在逢年过节之际．带着家乡的土特产来看望当年的市长。
两年后，正当刘志庚在清远大显身手的时候，和上次一样，事先没有一点预兆，没有一声招呼，一纸调令，便把刘志庚的命运和东莞紧紧连到了一起。
也许，刘志庚前面经历的所有一切都是专为化解东莞的难题而准备的。
也许，刘志庚从踏上东莞大地的那刻起，便预感到肩负的担子绝对不轻。
刘志庚到东莞报到的那一天是2004年2月26日。刘志庚感觉眼前呈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自古为政者都有治理天下的一番经典宏论。刘志庚到东莞市政府报到的那天，说了五句话让所有的东莞人至今还回味无穷：为政之要在于兴业；从政之策在于创新；治政之道在于安民；施政之本在于廉政；繁荣东莞在于团结。当时刘志庚说这五句话时，下面就有人议论：此人不一般！
说起来，刘志庚对东莞可并不陌生，他曾奋斗过近十年的龙岗和东莞是近邻。东莞凤岗的雁田村有一块凸地，凸进了龙岗的地盘，当年那块地修路时，凤岗没钱，还是刘志庚在龙岗拿出5000万修建了那条路。
尽管如此，但刘志庚对东莞还需要更多的了解。因此，初到东莞时的刘志庚做得最多的一件事便是撒开腿来往基层跑。这是一个智者的选择。“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一跑，居然跑出刘志庚的许多感慨来，使他对这块富裕之地又多了一番新的认识。
这一天，刘志庚跑去了虎门的渔民村。令刘志庚颇为震撼的是，中国人印象中的这块富得流油之地居然还生活着一群穷困潦倒的渔民。这些渔民祖祖辈辈靠海生活，而今，内河受到污染，他们因设备不齐又出不了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由于长年生活在船上，他们也难以适应岸上的生活，只能守在破旧的船里，望海兴叹，过着窘迫的日子。刘志庚进到那些人家的家里，船上到处是垃圾，甚至还有死老鼠。这哪里是人能住的地方？！眼前的这一幕使刘志庚一下子感受到了久违的苦情，这种苦情一直蔓延至他内心深处最柔弱处，令他感到一阵揪心的酸痛，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进人21世纪，在东莞这个富裕天堂里居然还生活着这样的人，显然，他们被快速发展的时代列车给抛弃了，遗忘了……刘志庚还去过革命老区大岭山镇的一个落后村，在贫困户的家里，刘志庚再一次心酸得落泪，那些人靠着政府的最低生活标准补助生活着，一个月才380元。
“你们说说，这点钱在东莞怎么生活？”刘志庚在大会上一次次向大家发问，“同志们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东莞富得不得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还有不少穷人，还有人没有房子住啊！”
2008年初夏，当笔者采访刘志庚时，这位从田野间走出来的平民书记向笔者谈起这一切时，脸色动容：“东莞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区域不协调，东莞最强的镇一年产值在187亿，最穷的镇一年才十来亿，我们最富裕的村一年产值3.3亿，最穷的村只有50万，这其间的差距太大了。中央领导每次过来，大家都习惯带他们去东莞最富的镇去参观，结论是，东莞富得流油。实际上，东莞有11个欠发达的镇，我们还有几部分人群生活得非常艰难：一部分是以前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大约有几万人；第二部分就是摩的司机，现在还有五六千人没有就业；第三部分是渔民和老区的那些贫困户等。这三部分人生活得非常艰难，我看到香港、新加坡等国家这方面有一些做法不错，所以我们也决定给这些弱势群体发放一些补贴。”什么叫立党为公？什么叫执政为民？什么叫以人为本？什么叫人民的痛苦时刻挂在心头？刘志庚的所想所思就是！
刘志庚所说的这个决定，就是后来被媒体炒得很热火的东莞发红包一事。
2008年5月28日，东莞市政府下发文件，决定对东莞市户籍困难人员即低保对象、优抚对象、五保户等7类和低保边缘户共8类人群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每个人发放一个1000元的红包。政府发红包，这在内地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一时间，媒体纷纷报道。央视的《半小时观察》栏目也曾特地报道此事，在最后的总结语上，主持人如此说：
东莞这个巨大的“红包”震撼了当地市民，也震撼了整个中国。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上百家网站，都在讨论东莞的这个大红包。网上的声音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东莞市的做法是在做秀，惠而不实。另一派的声音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管是不是做秀，只要是对老百姓有益，大家都会支持。一位网友站在东莞市政府一边。他说，政府部门心中有弱势群体存在，说明有心为社会服务。面对生活艰难的人群，我们的官员应该向东莞学习！
这位网友的观点，也正是我们想说的心里话。虽然东莞市在发放红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和争议；但瑕不掩琦，我们还足应该烧过这些杂音，关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体恤民生、关怀弱者始终是执政者的公义与责任。东莞的“大红包”，既体现出了当地政府执政为民、服务群众的态度，也体现出他们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努力。最重要的是，它为其他城市提供了一种借鉴，更提供出了新的反思，那就是：如何拥有现代化政府的素质与心态？如何在执政过程中展示出“以人为本”和“服务型政府”的定位？
东莞的“大红包”已经使这座城市在探索政府公共责任、寻求执政为民的现实解答方面走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好心未必能一下办成好事，但好心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它预示着我们将用好的行动，创造一个好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件事的意义表达了刘志庚书记及东莞领导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上作出的实实在在的一个决心和方向。
有人说，“经济晴雨表”通常来自富豪，“社会晴雨表”则通常来自穷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富豪故事给予了太多的关注，却很少有人去关注丰裕社会中的穷人。其实，丰裕社会如何有利于穷人，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所在。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只有最有利于穷人的，才是最有利于经济的良性运行的。”
刘志庚认为，社会主义的真正富裕必定是共同的富裕，共产党人要实现执政为民的最终目标就必须让所有的人民都富裕起来。这是一位农民儿子成长起来的市委书记的执政理念，它折射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理想与追求。
刘志庚长相谦和，处事也谦和。老百姓给他写的信，他都会一一阅读，并作批示。百姓们知道他们的书记不但看信，还真能解决问题，于是乎，老百姓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甚至那些积压了多少年的陈年旧事，全都一古脑儿跑了出来，跑进一封封收信人为“刘志庚”的信中……
在东莞打工的湖南华容县农民张奇平，为挽救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17岁女儿张梦玲的生命，抱着一线希望给刘志庚写了一封求助信，刘志庚看信之后，连续两次批示，希望媒体呼吁社会给予帮助；梁绛菱在东莞买房，但没东莞户口，女儿难上满意中学，于是写信给刘志庚，在全市干部会议上，刘志庚宜读了她的来信；因跨栏过莞长线而遭车撞，伤倒在床的外来工杨圣德写信给刘志庚，呼吁增建天桥，得到了刘志庚的批示……
这位收信人因此忙得没日没夜，连坐车的工夫都被充分利用，有时一天能接到100多封来信，看不完，拿回家接着看。他给自己立下规矩，无论多晚，也必须当天把信看完。刘志庚认为，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种感情。“如果你对群众没有基本的感情，你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事有那么重要。百姓利益无小事，写信给我的人肯定是真的遇到了难处。”
淡淡几句话，刘志庚说得很平静、很随便，但笔者听后细细品味却极感深刻，更从中感觉出这位平民领导内心深处那永远也不会褪色的善良。
一个处在引领着中国经济发展潮头的市委书记如此谦和与亲民，这不是这个万马奔腾的城市的福扯吗？东莞人，你们真的太幸福了！
29．人性化的神奇效应
2006年3月，刘志庚正式出任东莞市委书记一职。此刻的东莞，在国内外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格外引人注目，所以这里发生的一件件事，都有可能掀起轩然大波。
然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刘志庚，必须做自己该做的。
刘志庚在任市委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内，做了两件和他的善良性格似乎不太相符的事来——都是容易得罪人的事情！
刘志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了摩的司机的饭碗。
按理说，摩的司机这部分人群算是弱势人群，风吹日晒不说，安全隐患不说，每个月能挣的钱也实在有限。如果你生活无优无虑，有谁愿意去开摩托车拉客？东莞市交警支队队长卢伟琪向笔者描述了一个令他终身难忘的情景：“有一次，我跟刘书记到凤岗的一位摩的司机家，在进家门时，刘书记特地在门口脱下鞋子，提鞋进去，这个细节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可心地善良、一心牵挂着弱势群体的刘志庚为何上任书记不久偏偏要砸摩的司机那些弱势人群的饭碗？
笔者询问他。
刘志庚笑笑，向笔者讲述起他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来。
“那次是全国的检察官检察长在东莞会展中心召开的年会，快散会的时候，东莞的检察长好心地提醒大家：东莞社会治安不好，你们上街一定要小心，最好不要带包，不要一个人出去，最好是两个人一起上街。当时我也坐在主席台上，十分难堪，那句话我终身难忘，当时我的脑海立马就联想起改革开放初我们去香港时，去前组织都要交代我们，你们上街一定要小心，不要一个人出去，最好是两个人一起上街。那时是怕出政治问题。没想到时隔二十多年后，我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听到了一模一样的提醒。另外，我知道民间也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没被抢过，那就说明你不是一个东莞人。”
这件事对刘志庚触动很大，当时他便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抓好治安。“记得我担任书记后第一次开大会时，我们定了当年要抓的十件大事，本来治安排在第五位，我一看，说不行’，一定要把治安排在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们东莞现在的经济发展不发愁，关键是要给老百姓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在东莞的老百姓慢慢富裕了，但社会治安差，假如你连命都保不住，你这个富裕又有什么意义？”
确实，随着东莞的富裕，其社会治安也显示出令人担忧的一面来。据说，在抢匪中流行着一种说法：在内地抢一年，不如东莞抢一次。、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得不法分子挺而走险。另外，东莞有着特殊的人口结构：东莞户籍人口为171万，常住人口697万，再加上流动人口，总人口达到1200万，在广东省排第三，这决定了东莞承载着巨大的治安压力。
2006年4月，刘志庚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庄重承诺：东莞的社会治安一定要在今年年底得到明显好转，如果不能实现，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公开检讨。
市委书记如此表态使东莞人甚为兴奋。老百姓纷纷写信给刘志庚表示支持，也有不少人踊跃捐款，捐了20万元的东坑商会黄会长向笔者介绍说：“东坑本地人口2万多，外地人口近20万，有人找不到工作就出来抢劫。大家走在路上都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我很多朋友被抢过，我老婆也被抢过，大中午的在街上走着，包就突然被抢了，包里还有身份证。我看到社会治安这么差，很忧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谁敢来投资呀？所以我呼吁我们东坑的企业家筹了300多万，我自己捐了20万，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见义勇为者。2006年6月份，我从报纸电视里看到市领导对治安工作有那么大的决心，很受鼓舞，我还给刘书记写了信，表示愿意为市里的治安工作尽一点力，因为我觉得我们企业家还是应该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一点贡献，没有好的环境和社会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赚钱的……”
然而，话说回来，对刘志庚的这种表态，虽然大家拍手称快，但同时也为刘志庚捏了一把汗：这社会治安真的能在年底之前见成效吗？东莞的媒体在发表文章时，还好心地将刘志庚的话磨了棱角，将“公开检讨”改为“公开道歉”，因为这些老东莞人心里深知东莞社会治安的难度，怕刘志庚说得太绝对。
但刘志庚要的就是绝对！“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和谐是最高追求。从东莞当前实际出发，抓治安就是抓发展，抓治安就是抓效益，抓治安就是抓和谐。如果连治安都抓不好，就是党委和政府失职。既然失职，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公开检讨甚至辞职也是理所当然！”刘志庚在会上慷慨陈词。
随着这个绝对的“军令状”，一场声势浩大的“治安运动”在东莞拉开了序幕。当时主要采取了治摩（摩托车）、治窝（出租屋）、治电（电动车）、治黑网吧等行动。
其中，最大的行动便是治摩。
可千万别小看这治摩。东莞治摩成功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曾向曾培炎副总理自豪地介绍说：“全国36个城市治摩都是失败的，东莞是唯一成功的城市。”
唯一？治摩难道有那么难？
事实确实如此。不谈远的，就谈广州和深圳，这两家城市都曾采取过治摩措施，可最后因为压力大而以失败告终。许多深圳人还能记起当年治摩时的壮观场面，广场上聚集着几千辆摩托车，黑压压乱哄哄的一片，几千摩的司机振臂高呼着口号……即使东莞本身，前些年也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治摩行动，结果也是被几千摩托车围住了政府大楼。
也因此，当刘志庚在东莞领导班子的联席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治摩想法时，立马就有人表示了担优：
“在中国，至今还没有过一个成功案例，我们能行吗？”
“如果这次再失败，那政府形象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啊！”
……
“我历来有个观点，你要么别干事，要干就要真干事。其实，你们这种担优我也有，但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如果不治摩，东莞的社会治安好转便是一句空话。”刘志庚说，“大家也知道，东莞社会治安的最大问题就是‘两抢’，即抢劫、抢夺，实施‘两抢’主要依靠摩托车。对付小巧而灵活的摩托车，我们的警察实在是无奈呀，我看他们也想了许多招，我曾经在公安局看到一头有钩的长棍，一问，原来是警察们想出用这种长棍去钩住歹徒的摩托车，但这样双方都很危险。所以，要想社会治安得到好转，我们必须要走治摩这一步。”
先后三次的研讨会开得异常紧张而激烈。共识有了，接下来讨论实施方案时，在一刀切还是分步走上又发生了分歧。当时东莞有120万辆摩托车，新莞人的和本地人的各占一半。经过反复讨论后，市委市政府决定分成两步走，先清理外地摩托车，因为利用摩托车作案的90％都是外地的一年后再禁本地摩托车。
相信许多东莞人还能记起2006年那个烈日炎炎的夏天，市委书记刘志庚带着市领导们在大街上向路人散发传单的情景。领导们口干舌燥地向过往行人说着这样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理解，一个城市要升级，这是必要的……
2006年9月1日，这是全市正式实施异地摩托车统一清理的日子。
这一天，刘志庚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虽然前期做了大量人性化的细致工作，但就怕万一啊！然而，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天下来，风平浪静，这让他深深松了一口气，也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人性化”这三个字的神奇效果。事实上，人性化还在继续，市委、市政府考虑到接下来的国庆长假，又特地给异地摩托车宽限了一个月，这也使得新莞人从这种人性化的细微处感受到了温暖。
外地摩托车治理后，东莞的治安环境立竿见影。
社会治安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据民间测评，东莞市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从2006年4月的43％提高到2006年底的86%，刚好翻了一番。2007年5月，广东省综治考核组对东莞市治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评价说：“敢于动硬较真魄力大、综合治理力度大、重拳出击成效大、群防群治威力大、专项行动社会影响大、推进平安建设和综治中心建设进步大。”2007年10月东莞市被评为广东省“2005～2006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优秀市”。
然而，到了一年后的9月1日，当治摩治到本地摩托车时，刘志庚面临的压力骤然大了起来。其实，对于本地摩托车，东莞市委市政府也可谓用心良苦，做了非常人性化的工作：第一，全面禁止摩托车的时间往后推迟，市区推迟一年，镇村推迟三年；第二，并非所有的路段都是禁止摩托车的，有些路段则可以；第三，考虑到老百姓上班和接送孩子，还有菜农们早起卖菜，所以在4:00—9:00和16:00—21:00这两个时段是允许摩托车出行的；第四，政府回购摩托车，凭发票折旧报销；第五，不准摩托车载客。
刘志庚的压力大就大在“不准摩托车载客”这一条。
这是得罪人的关键所在，也是治摩中最难的一道坎，所有城市的治禁失败往往就败在这一关键环节上。
对于东莞而言，这条规定意味着砸了东莞3万名摩的司机的饭碗。
事实上，实施这项规定，刘志庚也是于心不忍，他深知这些人干这行当也是迫不得已，必有生活难处。所以，刘志庚一方面对摩托车不准拉客这一条硬性规定绝不手软，但对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却是费尽了心思。“我们给他们进行一次性补偿，并要求各个镇优先安排他们就业，市里也花了一亿多买了出租车提供给他们就业。现在，他们已经有80％的人重新就业了，还没就业的那五六千人，相对来说年龄偏大，缺乏劳动技能，好的工作找不到，差的工作他们也不愿意做，但我们也在尽力想办法。”
“当时东莞治摩，有两个人被骂得最多，一个是刘志庚书记，还有一个就是我。”说这话的人是卢伟琪。他告诉笔者，“治摩那么一件大事，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很多人对治摩这件事，思想不通。刘书记是外地人，幸好我是本地人，否则有些工作也真不好做。”
2005年8月初，卢伟琪调任东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一职。上任不久，他便开始着手摩托车的治理调研工作。这位老公安曾当过十年刑警，其间接触的案件使他深知东莞社会治安的最突出的问题便是抢劫、抢夺，而许多抢劫案又都是利用摩托车这个工具。“在干部大会上，当我听到刘书记讲到重点抓社会治安的工作时，我感到相当振奋，当时我就想到了治理摩托车这个问题。会后不久，我们去了深圳、珠海、广州等地搞调研，5月底就拿出了一个关于管理治理摩托车的方案。第一稿送到我们公安局长那里，当时他就批了，后来我们将方案重新整理后送交市委市政府，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刘书记是否同意，没想到刘书记早就考虑这事了。他对我们的方案非常重视，在上面作了很多批示，后来又亲自召开会议……”
关于治摩的艰辛，卢伟琪的下属只告诉我们一个小细节：由于太累，卢伟琪好了多年的腰痛病又复发了，痛得走不动路，但他依然坚持在岗位，走起路来手托着腰，一步一步拖着走……卢伟琪急忙摆手阻止了下属的话，说那都是应该的，不值一提。他告诉我们说：“东莞以前有过两次治摩，但都失败了。我们总结前两次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把治摩上升到政府行为。治摩这项工作，如果单靠一个系统抓，那肯定是力不从心的，更没办法持续下去。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完全上升到政府行为，政府不仅在公交系统上进行大投入，解决了老百姓的出行问题，另一方面对摩的司机非常关心爱护，尽可能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处理好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后来许多摩的司机的家属给刘书记写来感谢信，感谢政府对摩的司机的安置。老实说，如果政府不解决摩的司机的出路问题，那治摩工作是很难开展的，也很难维持下去。这次治摩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应该是综合治理的一个典范。”
关于解决摩的司机的就业问题，凤岗镇委书记任焕林曾向笔者介绍过凤岗的落实情况：“开始他们也是不理解．但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我们补钱给他，有的是5000元，有的是10000元，同时我们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出路。风岗一共有400多名摩托车司机，有200多人进到企业或治安队，还有190人安排他们开的士。他们现在挣的钱比以前多，比如开的士的，以前他们每天挣50元，现在可挣100多元，而且又安全。他们很高兴，这次四川地震他们还带头捐钱。现在我们公交事业发展得也很好，老百姓很拥护。治摩后，凤岗的城市面貌比以前漂亮了许多，交通事故也大大减少，最重要一点，治安环境好多了，抢劫案件明显下来了。”说到抢劫，任焕林也是深有体会，有一次他在路上边走边接电话，一辆摩托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正通着电话的手机便也被带走了。这样的情况，任焕林身边有很多人都遭遇过。
值得一提的是，东莞以前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约有1100人，其中一半是摩托车肇事。对此，卢伟琪强调治摩还应该从这方面计算成本和产出，他说：“虽然我们出了这么多的财力和人力，但治摩后，东莞到目前为止少死亡了500多人。也就是说，治摩挽救了500个生命，500个生命影响了多少家庭呢？这样的产出是无法估量的。从这点看，我们也已经尝到了甜头。另外，从公交发展和社会治安两方面看，我们的城市形象也得到了大大提升，人的素质也有所提高，还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摩托车的废气排放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治摩的意义都是重大的。从长远看，产出远远大于投入。”
东莞治摩成功后，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过来取经。他们取到了最核心一点：人性化工作，是治摩成功的法宝。
其实，治摩看起来是件具体的事，实际上是在考验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到达一定阶段的一种执政能力和执政理念。外资以往对东莞都有一种印象：经济发展速度快，但随之出现的问题也多，因为像摩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总在使东莞的发展和形象大打折扣。刘志庚和东莞市领导抓住这种现象大举采取整治措施，其实是通过治表而整治了东莞市发展经济和城市现代建设过程中暴露的本质问题，即：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历程与提高市民素质、强化城市科学管理之间的关系必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
一切围绕“人”字做文章，换位思考，先将自己谦卑的心点燃，作为火把，这样，再艰难的局面也不会迷失方向。泰戈尔有句话说得好：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万事其宗，有关涉及“人”的利益的事情最难做。
2006年东莞各镇换届时，刘志庚就碰到了一件麻烦事。按国家的新规定，各镇必须将镇委副书记的人数减至两名。当时各镇的镇委副书记大多为4名，有的为5名。
往上提拔，皆大欢喜，但让干部从现有位置下来，那可不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早已习惯了能上不能下的事实，除非你犯了错，否则哪有好端端下来的道理？
这真是一件头疼事。
然而，刘志庚不得不硬起头皮来处理这件头疼事。
这件事后来处理得非常完满，可刘志庚当初却不知头疼了多少次。当时东莞32个镇区的正副书记，一共有100多人，刘志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都找他们分别谈了一遍，尤为重要的是，刘志庚可不是约他们来办公室，而是亲自去到镇里，一一登门。那些干部们纵有再大的不情愿，但一看到亲自造访的满脸谦和的书记，内心的委屈便也烟消云散，于是换届工作也就顺利进行。
这件事使得刘志庚更加领悟到“人”字的重要性。他说：“一定要换位思考，同时你也必须把你内心的想法说出来，让对方理解，这样沟通起来就容易得多。现在做工作必须要讲究领导艺术，比如说开会，我不喜欢开长会，把事情讲清楚就行，讲话超过一个钟头，很容易就成了废话。都中午12点了，你还在滔滔不绝，人家脑子里就会在想，这个刘书记还要讲多长时间，他们不会再关心你讲的内容，即使你有再好的思想也没用，所以当领导的一定要懂得心理学，心理学也就是换位思考，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30．转型阵痛
刘志庚当书记后做的第二件得罪人的事便是东莞人尽人皆知的“双转型”。
这件事要比治摩动静大多了，笔者在网站的BBS一看，那可是议论纷纷，有网友将此形容为“赶厂、赶人”。
老实说，笔者在采访刘志庚之前，看到网友们的牢骚，心里也产生些许纳闷：好端端的干吗要把人家工厂给撵走？再怎么说，那企业可不是财神爷吗？笔者在东莞采访期间，耳朵里也没少听到这方面的闲话。
刘志庚这次得罪的人可多了去了，而且处理起来远不像治摩那么简单呀！
按理说，刘志庚接手的东莞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其城市化水平也是有目共睹，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城市建设，东莞早已今非昔比。平心而论，前几届领导班子给刘志庚这届打下一个堪称奇迹般的江山来，这点连刘志庚也庆幸自己能在这么好的平台上做事。
“昨天我们开一个座谈会，我们要派一些干部到落后地区，我就讲，你们都很优秀，对东莞做了很大贡献，这其中有你才能的一部分；但你们一定别忘了，是东莞这么好的环境和条件给了你机会，也造就了你。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再有能力，如果把你派到一个落后地方去，你就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经济基础支撑你，没有人才支撑你，你怎么干？”
说到这里，刘志庚也向笔者敞开了心扉：“其实我家三代农民，从小也没多大理想，最大的想法就是脱离农村，上大学，最大的理想也就是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做点贡献。现在我能在东莞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做事，我感到很幸运。”
既然如此，刘志庚又何必没事找事，给自己揽上一桩既招非议、又得罪人的麻烦事？而且是一件动静那么大的事！
笔者提出了疑问。
“我不能光考虑眼下的，我必须以长远的眼光替东莞的未来考虑。如果我们现在不迈出这一步，不采取措施，那将来万一国家政策一调整，再加上某些因素，很有可能会造成东莞的产业空心化，到那时候你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那么多酒店谁去住啊？·那么多房子谁去租呀？所以，我们当领导的一定清醒，千万不能舍不得眼前的小利，一定要有战略眼光，千万不能追求一时的政绩呀。哪怕得罪人也要干！”
看来，东莞的市委书记可并不好当啊！
透过刘志庚这样的市领导的清醒，笔者再度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东莞一直乘风破浪，扬帆进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不料到了眼下，形势发生剧变。可以说，这艘经济巨轮从没像今天这样身处风急浪高、险象环生之境地。
首先，乌云密布的大气候不容乐观。
中国资源品的短缺及国际资源品价格的高涨，使学术界原本预测会出现在2015年的“高成本时代”提前10年到来，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大大下降。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认为：“中国制造”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是资源消耗太高、附加值太低，因此悲惨增长有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存在失速的危险。前苏联的经济规模曾经达到美国的70%，但突然崩溃了，原因在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美国的3-5倍。亚洲各国在增长很快的情况下突然遭遇危机，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增长的粗放。而中国的粗放增长程度甚至高于前苏联和亚洲金融危机各国。从理论上讲，中国目前正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移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很难出现经济增长的崩溃，但中国过去的粗放型快速增长，在国际资源和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的确存在着突然失速的危险，是不可不警醒的。中国到了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可的时候了。
对于中国制造业，学者郎咸平也曾有过研究。他发现真正做制造赚的是一元钱，即硬一元，而做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赚的是三元，也叫软三元。在他认为，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本质就是靠软三元赚取利润的。照郎教授的理论，在这种新的格局中，除非走人软三元，靠硬一元你是走不出去的，因为廉价劳动力最多只能省下25％的钱，也就是说，劳动成本已经不重要了！最终要搞国际产业的整合，放弃硬一元，向软三元要利润，这才是国际化。
无论专家学者们的言论是否过激，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削弱。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这也导致了贸易摩擦的白热化。另外，为了发展西部地区，国家希望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能转移到西部，也因此在调整相关政策。据商务部测算，到2010年，国内仅粤沪浙闽4个省需要向中西部地区转出的产业产值就将达到1.4万亿元，原有的低端制造业会像接力棒那样，递到内陆省区手里。仅这一系列宏观政策的调整，对东莞经济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就难以言说。
无疑，我们日益缩小的世界已经走到了一道受到竞争威胁的“门槛”面前。
竞争，在国内城市间更是愈演愈烈。
记得笔者采访刘志庚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东莞当领导，首先必须身体好才行。”
东莞有着特殊的行政架构，没有中间层，其间的好处不必多说，但笔者也能想象出，东莞的干部也是全国最累的干部。因为县一级的工作也全部落在他们身上，东莞下面的32个镇区，加上松山湖、虎门港、生态园，也就是说，市里的领导要面对35家基层单位逐一操心，可见工作量之大。
刘志庚苦笑说：“有时光吃饭就得把你给吃死。”
此言不虚。这些年，东莞的门庭一直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扳指一数，副部以上干部来东莞的平均每天都有。全国大大小小城市的领导干部更是喜欢往东莞跑，有来取经的，有来考察的，有来招商的。那些书记市长一来，刘志庚还得礼节性地招待他们，他最高的纪录是一个晚上赶了9个饭局。“你有什么法子？人家都很诚意地请了，你们书记一定要出面。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关于接待问题，我去年专门开了一个接待工作会议，我说，不管是哪里来的干部，我们都要把他们当做中央来的领导那样热情接待。接待就是交往．就是感情。我们一定要换位思考。”说到这，刘志庚又说，“我们当领导的不仅身体要好，还要心态好。”
刘志庚所说的心态好一说，可是有出处的。
实际上，刘志庚所招待的一些城市领导并不都是过来考察或取经的，也有一些是过来挖墙脚的，他们一般先是派人过来住下，去企业动员，等动员得差不多时，他们的书记便出马来莞，此时的刘志庚还得热情做东，真可谓“把自己卖了还要替他们数钱”。
但刘志庚却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坏事。“你想想．正因为有人过来挖墙脚，这便形成了竞争。竞争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我们的工作哪里做得不足。想要走的企业，你怎么留也留不住；不想走的企业，你怎么赶也赶不走。如果有很多企业都走了，那我们得赶紧检讨自己，哪些工作没做好。”刘志庚经常对身边的干部这样讲。
事后看来，刘志庚的沉着也来自于他儒雅风范下的一种自信。确实，也有被挖走的，比如某地的一些台资企业就是从东莞挖过去的，不过，有些企业过去一段时间后又主动回来了，感觉那里的投资环境不如东莞。也因此，刘志庚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当成坏事。这也可以刺激我们的竞争力，我们要有气量去面对现实。如果一些不好的企业走了，这也是好事，这正符合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也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由此例我们便可知晓国内城市间竞争的激烈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东莞这艘经济巨轮经过这么多年的疾驶后，自身问题也开始显露。亮丽的成就背后积攒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对于这些问题，刘志庚曾向笔者简单举了一例：比如说电，东莞2007年用电量为508亿度，超过广州和深圳，位居广东第一。东莞在2007年的产值为3000多亿，而深圳则为6000多亿。“从这点看，我们的成本那么高，但产值却相差那么大，这表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也就是说，我们的高速发展是以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来作为支撑的。成本太高了！还有环境污染、社会治安、人口过多、交通堵塞等诸多问题。另外，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加快，各种利益冲突的加剧，由征地、拆迁、干部问题、福利分配、劳资纠纷等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不稳定因素、群体性事件有增加的趋势。这些都是因为过去快速发展导致的，归根到底，其根源都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为什么要调整产业结构，因为根在这里。如果我们再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会越积越多……”
事实胜于雄辩，而一位清醒的执政者常常比一个真理本身还重要得多。东莞的幸运，就在于有刘志庚这样的清醒的执政者。
刘志庚的脑子里常闪动着一笔最简单不过的账：当初他在深圳龙岗当书记时，曾引进了华为公司，该企业2007年产值达800多亿，而东莞该年的工业产值也才一5500多亿。换言之，东莞几万家企业一年的产值只相当于7个华为这样的大企业。这还不仅是产值的相差。东莞有很多企业都是小作坊式的，那些小作坊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使得刘志庚的神经整天绷得紧紧的。人们光看到书记风光的一面，可很少有人看到他内心的担优和恐惧。每天晚上11点过后，只要手机铃声一响，刘志庚的心就会立马提到嗓子眼，唯恐哪里又出了事。“比如我们大岭山镇有一个小作坊发生火灾，一下子烧死了十几个人，那厂房是老百姓盖的，没报建，小老板从外商那里接了订单，招了十几个湖南人，也没经过工商登记。像这样的企业还不少。因为我们东莞大多数工厂都在村里，其中还有很多不规范的企业，尽管我们一有时间就往下跑，加强管理，可东莞600多个村，怎么管得过来，防不胜防呀！那么多小作坊，政府收不到税，得不到半点利益，但一出事，全部是政府买单。”
显然，东莞这艘经济巨轮经过多年的航行，已是负荷过重，四周又是遍藏暗礁，如果还沿着原来的航向前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只有完成转舵这个高难度动作，东莞才算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要解决这样的难题，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这对刘志庚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006年，刚刚接任东莞市委书记一职的刘志庚把眼光放得更远了，东莞未来的胜与败，应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预见！春意盎然的4月，刘志庚带领考察团，浩浩荡荡出发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对广州、深圳、苏州等8个城市逐一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出去，就是想让大家对外面的世界有个清醒的认识，受一下冲击，不要整天坐井观天，自我陶醉。一出去，大家感触很深，写了很多体会文章，意识到我们不急起直追，那我们就会落后。小进就是退步，你现在不加快，那你就很容易在竞争中被淘汰。”大家最受冲击的是长三角的考察。在长三角，他们发现区域发展格局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看到他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大，引进的高新技术和大项目越来越多，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制造简单的低成本、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时代正慢慢走向终点。东莞不能再停留在低端制造业上，必须要有新的突变，只有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才能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
改革刻不容缓。从长三角考察回来不久，刘志庚便在会上抛出了“双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个思路。他向大家阐明一点：“我们进行双转型至少需要10年时间，但首先要有一个共识，形成一个目标，有目标才会有计划，有计划才会有政策。所以首先要有一个认定的前进方向，然后再一步一步制定计划，制定政策。当然，我也知道高新技术的发展是有一段过程的，有一定难度，但我们必须要起步就有一个目标，否则怎么往前走？”
会议室里，新一届领导班子又一次把东莞的前途和命运掂过来掂过去，寻找着最为稳妥最为准确的前进航向……
2007年1月9日，在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刘志庚代表东莞市委作了题为“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的报告。会上，刘志庚激情澎湃地指出：“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就是要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
这是东莞改革开放史上富有重大意义的一幕。
从这天起，东莞这艘经济巨轮开始调转船头，驶离了原有的航向。
然而，这艘经济巨轮一旦转航，立马陷人到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
这是怎样的漩涡啊！
细听，波涛声中，似有悲壮的楚歌声在四面唱响。
确实，这楚歌声分别来自企业、外来打工者、村集体、老百姓这四个群体。
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的改革，势必会涉及一些人的利益。这四部分群体便是这次转型中的利益受损者。
行事填密的刘志庚心里清楚一点，当你堵死一条路时，作为出台改革措施的政府应该开辟出另一条路，否则将产生难以想象的社会问题，譬如治摩，当你堵死摩托车载客这条路时，那你必须得引导出另外两条路，一是摩的司机的生存之路，二是老百姓的出行之路，因此，只要解决好摩的司机的再就业问题和大公交问题，那治摩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但这次问题可复杂多了，东莞这次的大转型，受影响的群体众多，其广度和深度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你必须替这四个群体都引导出相应的一条条路来，这巨大的漩涡才有可能变得风平浪静，充满和谐之美。
这是一条条突围之路，也是东莞摆脱漩涡之路。
先谈企业，这是经济转型的主体。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对转型一事都有抵触情绪。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下降等不利因素，加工贸易企业高枕无优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如果你不提升自己，永远充当国际产业链条上的打工仔，企业早晚有一天难逃洗牌命运，但真等到那一天再谋变，企业将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因此，就企业自身而言，他们也有提升自己竞争力的内在愿望。
在这个愿望上，政府需要做的便是引导和推动，力所能及地帮助企业寻求突围之道：东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些有利于产业提升的政策，比如将连续五年每年拿出10个亿成立科技东莞基金，用于推动产业提升和企业的升级转型。厚街镇委书记黎惠勤向我们介绍了厚街的做法：“对于外企这部分，我们主要把实力较强、较有前景的，通过增值扩产把它做大。对于具备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我们积极引导创品牌。以前我们的企业缺少这方面的意识，或者不想出名，但现在必须有名牌意识。我在大岭山时帮助一家家具企业申报了国家免检的名牌产品后，售价比以前提高了50％以上，这就是有无品牌的区别。2007年，我们厚街拿下来的中国品牌、省优品牌和国家免检产品的数量为13个，是东莞最多的，在厚街实现了中国名牌产品零的突破。转型之后，我们的大企业比以前做得更大，原来投资1000万美金，现在可能投资巧00万美金，原来生产线3条的，现在发展到5条，原来人手需1000多人的，但现在改进了生产设备，只需800人就可以了。”
这些企业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成为新“东莞制造”的代表。东莞的颖棋公司便是一例。
颖棋公司为了适应东莞转型的要求，投人上亿元引进了先进设备，结果其生产量超过去年的一倍。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引进的先进设备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一个员工可以使用8台，甚至有的到10台，那一台的产量按8个小时计算，是现在手工的横拉针织机的2.5倍，所以这个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那成本降低的幅度也不小，一台针织机可以代替28个人。”如今，改造过后，仅织造一道工序，便让公司节省了85％的劳动力。因为电脑织机带来的产量及质量的双重保证，如今世界毛衣三巨头的前两位都已伸出橄榄枝，主动找到厂里要求建立客户关系，而公司的客户层次也因此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由此可见，转型对于企业来说，更是一件好事，正如央视在《经济半小时》一栏中总结的那样：“作为‘中国制造’的生力军，‘东莞制造’曾经因为‘来料加工’受制于人的死穴而陷人危机。但是变被动为主动，东莞走出了加工贸易的藩篱，找到了新的制造模式。对于正在寻求突围之路的‘中国制造’，‘东莞制造’的突围说明：危机所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是危险，它同样能带给我们动力和机遇……”这种结果，是刘志庚所期待的。
我们再来看看刘志庚和东莞人如何处理曾经一度因企业转型而引发的外来务工者四面楚歌的问题。
有东莞人称，过去的20多年，东莞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世界上有钱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投资，二是把全国贫困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打工，依靠这两件事东莞发展起来了，但如今，东莞更重要的是把全世界最有头脑的人吸引到东莞来贡献智慧。
其实，东莞作为一个制造业城市，需要一个基本的人口来支撑制造业的发展，就算是制造业走上了高端，东莞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就业人群。如今的那些高素质的工人，成了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升级转型的最主要需求。而眼下，东莞还有着1000万的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是低技能的打工者。
那么，如何引导他们从低技能工人成为高素质的工人？
笔者了解到东莞的做法是：东莞市财政每年拿出6000万对新莞人进行培训，希望通过对他们的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更高的技能，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能够跟城市一起来提升，跟城市一起进步。笔者在一处电脑培训班里也和几位新莞人聊过，有位小伙子告诉笔者，他以前在一家皮革厂打工，后来那家皮革厂搬走了，他也没了工作，和他一起打工的几个老乡有的去了别的地方，但他选择留下，“因为我念过高中．也不想一直这么打工，也想学点技能改变一下自己，毕竟自己还年轻，希望自己多学一点知识，充充电，对自己的将来也有好处”。还有一位中年人笑着告诉笔者，自己好多年没摸过书本了，也想留下来，重新寻找机会。
与此同时，前面所讲广东省委出台重大决策推动产业转移，一起转移的还有劳动力。也就是说要将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或者是简单的制造环节，把它转移到广东的东西北部地区，同时把这个东西北部地区高素质的劳动力通过培训以后，输送到珠三角地区，来协助东莞的产业提升。
由此可见，企业和外来打工者的问题还好化解，但是，相对来说，来自村干部和村民的两面楚歌可就不怎么好听了，因为这次转型涉及到村集体和村民们的利益，那可是自己人了。
一句话，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
众所周知，东莞儿万家企业大多都在村里面，工业区大多在村里，连东莞人自己都在感叹：这样的革命，要比当初深圳的产业升级艰难多了，因为深圳的企业都在区里。
不可否认，东莞当初打江山，村一级可是劳苦功高。也因此，东莞有着全国极为罕见的经济格局，即市镇村各占三分之一，以2007年计，市财政收人是186个亿，镇财政收人巧7个亿，村财政收人185个亿。正因为这些，才使得东莞的经济实力如此雄厚。
对于眼下的产业转型，村级显然不太情愿，为了解决就业、收租费及发展服务业，他们更乐意留住劳动密集型企业，实际情况是，租赁经济是村组两级收人的重要渠道，村民们的收人也大多靠的是集体经济。
这次的转型意味着旧有的利益格局将被打破，难怪村干部的反对声不绝于耳了。最大的理由便是：“产业结构调整应该用经济规律办事，政府不应该干预，那些老板愿意走就走。”这种理由振振有词，就连刘志庚听来也承认确实有一定道理。
“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政府一定要引导。”在书记大会上，刘志庚反复向大家阐述几个观点，“一、政府要调整产业结构，不是要赶走外商，而是要双赢，要外商有利可图，村里也有利益。二、不是马上要清理多少人，而是要控制人口增长势头，我们也知道东莞现在1200万人口是肯定控制不住的，还会往上增长的，我们只是尽可能地进行控制……”除了讲道理外，刘志庚还跟村支书们算起了经济账：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企业用人减少了，用人素质也提高了，这样下来，村里的管理成本也就降低了。像厚街三屯村光维护治安费一年就要500万，这成本多高呀。转型之后，虽然你们表面上看起来收人减少了，但你们算算，你们的支出也减少了呀……”
最悲壮的楚歌声来自于村民们，尤其是靠着出租房屋为主的被称为食利层的那个群体。大家都知道，东莞许多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物业租赁和村（社区）集体分红。有报道称，东莞市富裕村的每个村民每年可分到10万左右。这些就是改革开放给本地人民带来的第一桶金。而东莞百余万户籍村民，也正因此被称为“食利者阶层”，房屋可以继承，“股份”也按人头给。有媒体比喻，东莞人是种房子的，租出去赚了钱之后，种更多的房子。
但，现在要把一些企业转走，外来打工者也相应减少，谁都明白，这意味着村里和村民们的出租房也便空了下来……
这可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啊！笔者越琢磨“双转型”，越替这一届领导班子捏把汗。其冲击力和引发的争议绝不亚于改革开放后东莞所发生的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改革都是从极“左”的路线中跳出来，革的是旧体制的命，然而这次革命却是革到了自己头上——不仅要从过去的经验、观念和路径依赖中跳出来，还将对既得利益“山头”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也因此，这届领导班子比任何一届领导都日子难过。刘志庚向笔者坦言道：“改革开放以来，东莞走了一条符合东莞实际的路，顺应了经济的大环境，我认为走得是完全对的。东莞当初靠‘三来一补’起家，‘三来一补’对东莞的原始积累有很大的贡献，它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但这种特殊的产业结构到了现在必须得进行调整。汪洋书记看得很准，他对我们提出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的要求，这和我们提出的‘双转型’是一致的。这是东莞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相对来说，压力更大了。以前主要是加大引资力度，加大建设就行了，但现在对原来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难度很大。这个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忍住暂时的阵痛，因为你要调整肯定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我们还必须要忍得住经济速度的放缓，要忍得住暂时收人的减少，忍痛割爱，另外，我们还必须要忍得住社会的种种非议。”
刘志庚也坦言他最大的压力来自村里：“村里都担心企业一走会减少村里的收人，这的确有他们的道理。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村里没什么利益，因为税收是市镇分成的。所以，我也在考虑把市镇两级的税收分成分给村里一些，在经济上扶持他们，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利益问题。我们还打算把村里的行政支出由我们的财政来承担，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开支。我们正准备制定这方面的政策，实施一系列配套措施，把他们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另外，我们借款给他们办工业区，或者他们贷款，我们贴息。村里最大支出就两块，一个社会治安，一个教育。我们先解决教育这一块，以前村里也办教育，现在归到市镇两级，一方面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减轻了村里的负担……”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科学发展，正是新一代东莞领导者内心和实际工作中所追求的。东莞由此开始走向了荆棘丛生的未来之路。在这条新路上，他们不仅要在传统发展模式上进行脱胎换骨，更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深度开发，这是一条布满坎坷的崎岖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辉煌之路。
儒家经典《大学》曾有一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我们期盼着楚歌声能早一日化为欢乐颂！
期盼着唱响胜利的那一天！
31．幸福禾口美的交响曲
事实上，胜利的前奏曲已经响起。而真正辉煌历史的创造者总是人民群众。
2008年6月中旬，我们来到名声显赫的厚街镇。
笔者早就听说，如果把国际制造业基地的东莞比作“世界工厂”的话，那么东莞的每个镇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大车间，而家具业和制鞋业的大车间便是厚街。笔者还知晓，厚街名声在外的更是其会展业，这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纷纷前来厚街，这又带来了厚街酒店业的繁荣兴旺，目前厚街拥有3家五星级酒店（另有两家在建，希尔顿酒店为其中之一），8家四星酒店，还有100多家三星酒店，堪称全世界酒店密度最大的镇。酒店住客率达70％—80%。这些酒店己成为厚街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税源。
厚街不愧为财富之厚街呀！
但厚街的成功绝非上帝的恩赐，更非一帆风顺，主要来自八个字：思想解放，超前探索。
两年前，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汤炳权来厚街视察，顺便看望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那113岁高龄的老母亲。问起长寿的秘诀时，老寿星回答说劳动，她说她在年轻时就经常把莞草编成草席，挑到香港去卖，然后再从香港买些食盐挑回来卖给当地人。汤炳权笑着说，怪不得您培养的儿子当上外经贸厅厅长，原来广东外经贸的始祖就是您了！
“厚街现在是东莞民营企业最集中、最有实力、最有氛围的一个镇，这跟厚街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厚街镇委书记黎惠勤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说，“还在公社化的时候，东莞人把农产品变成商品就是从厚街开始的。”
改革开放后，厚街的发展路数和虎门、长安相仿，也是以大量引进“三来一补”起家。上世纪90年代初，厚街便开始有意识地发展高科技，引进了三星、泰科等企业。第二次产业大转移时，厚街人及时抓住机遇，将台湾鞋业的产业链也引进了厚街，形成羊群效应，使厚街拥有1000多家鞋业企业。
进人新世纪前夕，思想解放的厚街人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必须突破以往单纯依靠工业这一轮子的模式，引申出一个新轮子，只有两个轮子的支撑和拉动，产业发展才会更稳更健康。
厚街人想要引申出的新轮子便是酒店业、会展业、商贸业。
厚街人最先发展的是酒店业。东莞早年的唯一酒楼就开在厚街，另外厚街有紧挨市中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周边地区又有着几千家企业，于是，镇政府便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家在此投资酒店，在用地、立项、融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短短七八年时间，厚街的酒店业便蓬勃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精明的厚街人也嗅出了会展业的商机：东莞已经发展起一万多家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也发展很快，却没有一个地方来展示产品，尽管广州有广交会，深圳有高交会，但远远满足不了客商的需求。要提升厚街的地方产业，会展业肯定是个突破口。于是，镇政府在1999年便主动和一些民营企业合作，并动员23个村成立了股份公司，全力打造厚街的会展平台。当时，厚街这一冒险举措也招来一片质疑声：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怎么能竞争得过广交会和高交会？质疑声中，厚街人去了俄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又跑了不少国内的大城市。几个月的考察，使他们坚定了这是条可行之路，但同时，他们也感觉到自己一定要将会展的定位和广交会、高交会错开，定位成一个珠三角地区的工业产品的展览平台。有了更成熟的思路之后，厚街人立马规划，立马筹建，很快，厚街的会展登台亮相并一炮打响。
实际上，厚街人当初对投资5亿多的会展项目也曾有过顾虑，为了确保每年都能有一定量的客户，他们先从家具业人手，不但把本地500多家家具企业组织起来，还把大岭山镇的家具企业也请了过来，成立了“名家具俱乐部”，又成立了家具行业协会。也因此，厚街最初的会展以家具展览为主，几年下来，则逐渐发展为车展、房展等多元化会展。“现在我们每个月都有两到三个展览会，大规模的一年有十多次。光是这个展览业，每年吸引过来的采购商就有200万人，这样又促进了我们酒店业的发展，所以厚街的酒店业一到展览期，包括广交会期间，几乎都是爆满。”黎惠勤兴奋地介绍说。
在推出发展酒店业、会展业的同时，厚街又推出了木材市场、石材市场、家具市场、皮料市场等八大专业批发市场。珠三角一带的制造加工企业需要什么材料，来到厚街总能找到称心如意的，而厚街1100多家制鞋企业，更是足不出户便可采购到称心如意的鞋料。也因此，厚街第三产业比整个东莞足足高出5个百分点。
厚街人真是厉害！
在成功和辉煌面前，厚街人并没有丢掉解放思想、超前探索的好传统。即使难度很大的“双转型”，厚街也是走在了全市前列，并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从去年到今年3月，我们共关闭了74家比较小型的企业。有的是合同到期，有的是提前协商解决。这些企业的注册资金平均不足100万美元，市场竞争力也很弱，燕利很低，有的亏本。但是，我们在淘汰的同时，新引进的企业更多，有124家，都很有升值潜力。”黎惠勤向我们介绍说。
“对于市委提出的‘双转型’，我们更感迫切和重要，因为厚街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总数的70％左右。但如果以产值来说，70％以上是高科技的。厚街的发展起点比较早，刚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引进了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发展到现在，如果这些企业还没有升级转型，没有技术创新，那说明这样的企业没有任何发展前途，必须要转型。所以，厚街已发展到很重要的一个拐点。怎么引导好，拐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政府要做好的工作。我们的转型不仅靠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力量，还依靠市、镇、村、企业、行业协会这5方面的力量一起来推动，所以厚街现在推动产业转型的氛围非常好。虽然也有人担心转型会造成产业空心化，会损伤村民的利益，但是他们也逐步地意识到，这条路必须得走。”
黎惠勤又说：“目前来看，这是一个阵痛期。阵痛有，但不是很大，阵痛期也不会太长。阵痛过后，我相信我们厚街肯定会迎来新的辉煌！”
我们也完全相信，风雨过后，彩虹必将出现！
在改革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居安思危，这正是东莞人的务实所在，也是东莞不断发展与跨越的原因之一。而这，也是刘志庚为首的东莞市委班子近几年花心思最多的地方。
说个具体的例子：’凤岗镇原有企业1200家，经过转型之后，已减至800家，然而，其经济总量反而上升了20％以上，出口创汇也上升了20%
这不能说不神奇！笔者也特地来到风岗，采访了凤岗镇委书记任焕林。
前面笔者曾有感言，东莞的基层干部个个都是能耐人。笔者眼前的任焕林也是能耐非凡，一看就是一位实干的猛将。他的资历可不浅，18岁就被选为常平镇委委员，20岁被调到塘厦担任公社副书记，当他第一天到塘厦上班到食堂吃饭时，师傅还以为他是个蹭饭吃的小毛孩，愣是不给他打饭。想起30多年前的情景，任焕林不禁感慨光阴似箭。在塘厦一干就是26年，从副书记、镇长、镇委书记一路干下来，直至2003年调到风岗任镇委书记。
“说实话，刚来凤岗时，感觉凤岗似乎没什么好搞，慢慢发现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当基层领导必须要抱着没事找事做的心态，一定要了解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可发展的，然后一步一步去做。只要你努力去干，肯定会有收获。”
“没事找事做也意味着辛苦，意味着将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笔者说。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当领导，平平稳稳不做事，那你会耽误这个地方很多年很多事的。”
眼下，让任焕林重担压肩的便是“双转型”。
“转型是市里面的精神，但具体怎么转，还得跟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效果，感觉市领导关于双转型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谈起凤岗转型的必要性，任焕林给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对比：“以前我们镇的企业数量在全市排名第五，但企业以劳动密集型居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企业少，企业研发和销售环节两头在外，企业总体规模偏小，核心竞争力不强。全镇规模以上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10%，平均规模小。平均每个规模以上企业利税总额为119万元，在全市排28名，分别是排名第一、第二的麻涌、南城的二十分之一、七分之一。我镇规模以上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6000万元，而麻涌规模以上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为3.57亿元，是我镇的6倍；石龙规模以上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为2亿元，是我镇的3.3倍。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产业转型。”
从这些对比可以看出，产业转型当然是好，从长远看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要实实在在地舍弃眼前的利益，却并不是每个村干部和老百姓都有足够的耐心。如何让大家认清和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孰轻孰重，便成了摆在任焕林等镇领导面前的最大难题。
东莞以前的改革是革贫困的命，而如今，却是革过去的命，革自己的命！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当时任焕林在召集12个村的村支书、主任一起开会时，大家纷纷发表意见：“东莞人口不是多了的问题，而是还可以再增加。”“麻雀被赶走了，凤凰也有可能会跟着飞走。”“企业一走，厂房空置下来了，集体收人肯定会减少，老百姓的房子也没人租了，个人利益也会受损，怎么办？”
任焕林动员大家说：“大家不要担心。你们也知道，香港在七八十年代也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后来他们把企业转到我们这里来了，台湾也是呀，他们把低端产业转移出去，留下高端的，结果他们的经济没有萎缩，仍有上升。这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顺应这种规律，就会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丧失优势。从国内外环境看，目前是我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最有利时机，不趁势强力推进，就会错失良机，如果将来再开展这项工作，那难度会更大，成本会更高……，，
凤岗的“双转型”进人了实战阶段。任焕林也因此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些企业迫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主动转移走了，比如我们有家生产低档收录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最高峰时用人达25000人，现在他们逐步转移到了清远市。这种主动转移的相对还算好办，难就难在被动转型这块。我们先摸清哪些企业是污染严重的、有安全隐患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企业，然后对于这些没有任何前途的，我们动员他们搬迁。有些是合同没到期的，我们就跟他们谈判，以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为原则，采用一定的补偿方式，有些补偿了两三千万，最高的达三四千万，结果他们都很满意。他们搬走之后，我们对城市建设进行了改造，镇容镇貌大有改观，从而带来土地的升值，产生出更高的效益。这几年来，我们每年大约有50多家企业转移出去，但同时我们每年又引进了30多家大的企业，所以我们的经济总量不但没降，反而上升了……”
任焕林笑眯眯的神态中，似乎蕴藏着凤岗的幸福前奏……
“能否落实好‘双转型’，关系到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但是，实施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关键是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这还需要我们长期来做，让他们从思想到行动完全支持‘双转型’。以前大家很穷，都想着致富，那时候我们很容易做工作，现在大家富了，手里有了使自己更富的资本。所以，要从传统工业转成现代化工业，现在就有些难度。”
任焕林的话也触到了笔者的疑虑处，企业、外来务工者重寻出路不是难事，市里面对村级财政也打算扶持，但村民这头呢？“对于因‘转型’而出现的出租房空置，你们有这方面的补偿吗？”笔者问。
“没有。我们一向反对这方面进行补偿。”任焕林回答得十分干脆。
“哦？为什么？”
“我们一方面把他们的福利给提高，但更主要的是，我们要积极引导他们去就业、创业，不要把收房租来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这样势必会造成他们素质的低下。所以，在经济转型当中我们相应地也要进行社会转型。”
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原来是密切相关的呀。这也使笔者想起刘志庚曾见过的一些场景来：“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在咱们东莞那么漂亮的马路两边，有一些农民还在路边烧纸钱，我看了心里真不知是啥滋味。虽然很多东莞农民从形式上变成了居民，但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还是原来的，一点都没变。东莞处于加速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时期，农民素质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东莞的年轻人是东莞的未来和希望，实际情况是，东莞的大多数年轻人却和这座制造业名城中的制造业有所脱离。显然，年轻一代的东莞人缺乏上一代人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尤其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觉得靠着房租和分红这辈子也能衣食无忧，于是便“有书不读，有工不做，有农不务”，游手好闲，渐渐成为“食利阶层”。
想当初，“三来一补”曾孕育出东莞的一大批本土民营企业家，像当初的大朗毛织业、厚街家具业都培养了很多本地企业家。这些人紧抓机遇，艰苦拼搏，终于实现了白己的人生价值，也使得东莞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外企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减弱。“比如毅力集团在我们这干了巧年，从中培养了11个成功的本地民营企业家，还有很多技术人才。所以，我们的青年不应该和我们的制造业脱离开。你只有进到企业，从中学到技术，慢慢变实干了，然后寻找机会创业。东莞也好，凤岗也好，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我们的人和制造业分开怎么行？你不能总是靠着村里的分红或靠出租房生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可怕的。”任焕林说。
毋庸置疑，东莞在进行经济转型之际，社会转型同样也显得格外的重要和迫切。只有本土企业家一代又一代地培养出来了，东莞的产业才不会担心空心化。要想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最终必须依靠自己。伶星也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东莞必须不断地提高城市化的水平，让东莞的农民真正实现转型，由农民变为市民，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如果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成为边缘化的人员、边缘化的群体，那这个现代化就是失败的。现代化应该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一代新人应该伴随一个现代化的进程成长起来．这样才可以将产业延续下去，不断升级。这样东莞才有可能在未来不断提高自己在国际国内的竞争力。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人和社会是同步前进的。”
“对于社会转型，你们凤岗有什么好的措施吗？”笔者问任焕林。
“一是鼓励读书。读书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所以我们很重视教育，高中以下的学生全部免费，考上清华、北大的，我们奖励10万元，考上重点大学的奖励三五万，另外，读完大学再读研究生的，读完高中读成人大学的，读完专科再读本科的，我们都有相应的补助。二是我们在培训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办了会计、电脑、模具等培训部，提高他们的技能。”
“我听说东莞很多年轻人读完大学后都不愿意去工厂，都想到政府当公务员。”
“我们凤岗也是这样的情况。为了改变这些，我们要求招收公务员时，必须在工厂干过一年。这是硬性规定。对于大学生的就业工作，我们还做了一条非常吸引人的措施，如果你去工厂做工，除了厂里发放工资外，我们每个月另发1500元钱给他，连续发放3年。”
“为什么发放3年？”笔者饶有兴趣。
“我们在想，他在工厂锻炼3年后，内心的想法肯定不一样，在工厂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3年后他可以提工资，以及有更高的职位。对于没有学历的青年，我们也有这方面的鼓励，只要你愿意到工厂打工，我们另外每月补助以X）块钱，连续5年，5年以后他学到技能就不会整天在那里打麻将了。所以我们对于村民出租房屋这个问题，采取的是不鼓励、不补偿的态度，我们想方设法鼓励他们出来就业和创业。”
听着任焕林的讲述，笔者豁然开朗，这种社会转型也为东莞的经济转型埋下了长久的一笔呀！
“通过这样的措施，本地人的就业明显增加了，年轻人也愿意去工厂打工了，现在我们每年都要增加很多人去工作，原来没有的。这几年，我们的民营企业发展得也非常迅速，从2003年的140多家发展到了现在的1100多家，就是说5年间差不多增加了1000家民营企业。我们一方面需要外企，但更要扶持我们的民营企业，通过经济转型来促使他们走向创新之路，打造自己的品牌，把自己的企业发展起来。凤岗镇确立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总体目标，以培育电子信息业、制衣业两大支柱和东莞东南部‘三大中心’为重点，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形成年产手机1000万部、液晶电视1000万台和服装1亿件的生产能力。按照这种思路，风岗两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将有所提高，估计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30％以上，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至35％以上……”
离开凤岗的路上，我们还处于激动和兴奋中，似乎看到了“双转型”之后的东莞，那完全是一个新生的东莞。笔者突然想起了鹰的故事。据说，鹰是有两条命的，当它活到40岁时，它卷曲的嚎使它难以进食，僵硬的爪子使它不能捕猎，已老的羽毛使它无法飞翔。鹰老了，只能等死。然而，它在石头上啄掉自己的嚎，等新的嚎长出来后，又啄掉自己的爪子硬壳，然后一根一根地拔掉身上的羽毛，待新羽毛长出来后，鹰就开始了第二次生命。脱胎换骨后的老鹰翱翔在云端，更加雄壮，更加有力，更加坚强，它已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宿命……
在笔者正写着这一章节时了解到：200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了东莞……
温总理来东莞考察的第一家企业是东莞宏威数码机械有限公司。
该公司副总经理孙满龙回忆起总理来访时的一言一行仍十分激动，并表示温总理给了他们产业升级转型强大无比的信心。他回忆说：“在参观企业光盘设备时，总理问我们：‘这个是你们自己的技术吗？’当总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后来参观我们的有机发光液晶显示器设备时，又问了我们：‘这是你们自己的技术吗？’我们说是后，总理露出了满意笑容。当看到体积更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设备时，温总理又问了一句：‘这也是你们自己的技术吗？’再次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显得很激动，很开心。通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总理对于当前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
宏威是全球第二大的光盘装备生产商，公司总部目前设在香港，部分研发和生产在东莞。公司继去年年底在东莞增资3000万美元后，目前正准备将香港总部搬迁到东莞。孙满龙介绍说：“总部设在东莞，在成本上跟香港相比，东莞具备类似技工之类的人力资源更加成熟、与内地公司的联络成本低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东莞未来的市场潜力，决策层充满了乐观。”他还称，总理对于他们的肯定更坚定了他们这一举动的信心。
孙满龙表示，东莞几乎成为国家领导人到广东调研的必经之地，这说明东莞已站在广东经济社会双转型的风口浪尖。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积累和实力升级，东莞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中已经可以承受得起改革的阵痛，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试点先锋。
“企业是承担起帮助社会成功转型和升级责任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所在的公司成为总理考察东莞的第一个点，孙满龙觉得很骄傲，“宏威能够吸引总理，归根到底应该是宏威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首先从观念上定位上游，不能吃剩饭，要稳稳抓住装备制造的命脉；其次在研发理念上要不断创新、取长补短，要有‘拿来主义’的精神。”
总之，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东莞对于未来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得力，步骤和方法更加切实，因而也更加充满信心。
东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每届领导都在前一届的基础上更加拓展思路，更新观念。
刚到东莞不久，刘志庚便找到了东莞和广州、深圳的竟争点——生态环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东莞是当前和未来发展建设中最不容打折扣的事！”刘志庚在干部会上把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观指示精神说得简单而明了、坚定而有力。因此，在制定新一轮的东莞城市发展规划时，他严格地将东莞的容积率控制在平均2.5之下。“特别是老百姓住房和商品房的容积率，我们一定要尽量降低。但是，工厂的容积率要提高，过去一些外商圈地，搞什么花园式工厂，我是不提倡这样的，工厂容积率高了．老百姓住房的容积率就会降低。”刘志庚还告诉笔者，“东莞的高楼并不多，其实这都是我们有意识控制的，我们也考虑盖几栋标志性的建筑，比如盖60层的台商大厦，但这种楼不能太多。我们一定要严格控制，把东莞的生态搞好。我们要靠生态环境跟深圳、广州竞争。”
曾经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最大的败笔就是，深圳学香港、全国学深圳，香港高楼林立，深圳也跟着见缝插楼。而东莞现在则是见缝插绿，比如市政府旁边有一块地，如果开发房地产那会很赚钱，但市委却特意将这块地留做公用设施用地。刘志庚说：“我们不能只顾眼前这点利，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
这句话听来简单，细细琢磨，其中的内涵深刻无比。而将如此简单的话语变成一个个行动，那更需要海一样的胸怀——东莞于2007年投资37亿征地54000亩建设了生态园；为了扩大城市的规模和空间，东莞将拿·出86亿在长安填海造地29000亩；在污水的处理上，东莞一投又是100多亿；松山湖72平方公里的土地只允许使用极少一部分，其他的土地严格控制起来……
在任何人看来，东莞所做的这些都不能获得短期效应，而这一笔笔钱投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到，眼前看不到任何政绩。但刘志庚根本不热衷这些，他始终认为做官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要让老百姓感到实惠，让子孙后代不骂你。这就得肩上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这是一个共产党人能否为人民谋幸福的起码素质。比如我宁愿少建两栋楼，也要把钱花在抓治安上，多建几栋楼无非是给一些人用，但你治安搞不好，那有多少人会骂你呀。这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其实对于治摩，我也知道是件非常得罪人的事，按理说我也可以不去管它，安安稳稳地呆上几年走人，但是我必须考虑老百姓的安全问题呀。”
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无非是为了富民，以改善民生为基点，让每个公民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才是科学的发展途径，这是所有英明执政者的第一要务。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贵，社樱次之”。
写到这儿，笔者再一次泪眼模糊，脑海里不知不觉又联想起一位叫宋湘的梅州人。这位清代著名的岭南才子比刘志庚出生早出整整200年，但他们却有着某种相同点：宋湘曾乡试第一，被称宋解元，而刘志庚高考时乡试第三；宋湘精于书法，是清代岭南大书法家。而刘志庚的书法作品也甚是了得，笔者有幸见识过他的书法大作，其下笔调悦雄奇，笔走龙蛇，气势磅礴，实在令人称奇，作为经济学博士，刘志庚还出版过7本专业著作；宋湘为官清廉，体恤民间疾苦，政绩斐然，为当地百姓所称颂。也许，刘志庚对这位梅州先贤怀有深深的敬意，也一直以他为榜样，抱着“为民谋福”之愿望，积极用世，“要与民间验辛苦”……
记得卡尔维诺在他的《烟云》里曾有这样的一句话：“古往今来一直有人生活在烟尘之外，有人甚至可以穿过烟云或在烟云中停留以后走出烟云，丝毫不受烟尘味道或煤炭粉尘的影响，保持原来的生活节奏，保持他们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干净样子”。
如果把这个烟云比做是现实的世俗社会，而刘志庚似乎正是这个从烟云里穿过的人，他永远保持着他那性格中的宽厚、谦和与善良以及共产党人那种忠诚信仰，热爱人民的特质……
临结束采访时，笔者问他对东莞未来如何看，刘志庚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东莞现在的发展基数非常高，2007年的GDP为3150亿，超过了6个省，进出口贸易是1060亿美元，在全国排第四。我们调整产业结构后，速度肯定会放缓，但是迟早会上去。我相信，东莞未来经济应该是高速发展的，环境会更加优美，社会会更加和谐。东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树立世界眼光，站在全球经济发展高度谋划发展，把解放思想作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泉，以思想解放促进发展的新跨越……”
沿着刘志庚的世界眼光，我们可以发现，按照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就要求未来的中国要拥有世界级的城市。
无疑，这种世界性的战略眼光更远、更深刻。
过去的30年，东莞已成功地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创了一条新路。在新的发展大背景中，东莞决策层的战略眼光，东莞人的精神和意志，以及东莞这座城市的性格，决定了东莞必将开创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