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门
1978年，历史在这一年开始了新一轮的震荡。虎门这道尘封已久的国门，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率先打开，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序幕。富有惊人巧合的是，这道国门曹在一百多年前被侵略者的炮火轰开……
每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总是出人意料。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中国伟大时代的改革号角，那么东莞人则是在这个号角下走在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前列的那群勇士！然而，在30年前的那个岁月里，这样的开创历史新纪元的角色，东莞人自己也未曾料到。 当中国这道国门打开的一刹那，我们在东莞看到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景：门外的人携带着“三来一补”往里迈，而门里的人则怀抱若梦想往外拥。逃港的东莞人此时并不知晓中国打开的这道国门，乃是一道破晓东方的富裕之门，更不知道他们梦想中的发财之路，将随着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浪潮渐渐延伸到了中国……
也许，历史老人于冥冥之中让东莞就在这样一块浸透着苦难和血泪的土地上艰难起步，路上改革征程。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充满着神秘性。时隔多年之后，我们惊喜地肴到，正是当年富含苦难色彩的大逃港与富含争议色彩的“三来一补”，为东莞的改革开放铺出了一条“血路”……
1．惊涛，白岸，卷起千层浪
命运常常会跟人们开一些并不好玩的玩笑。
1979年5月的一个傍晚。虎门沙角海边。
两三百人的送行队伍黑压压地站成一大片。在无数遍离别的叮泞声和哭泣声中，提着包裹的小伙子们陆陆续续跨进岸边一只简陋的机动船里。金黄色的落日余晖从西边的天空斜射过去，给这一幕场景增添了一份舞台般的戏剧氛围。
船就要开了，突然，由远而近传来“嘀嘀”的汽车喇叭声，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人群躁动起来，公社领导来了。
车还没停稳，虎门公社党委书记黎桂康便跨出了车门，看着眼前这一幕，他扯着嗓门大喊：“不要走！大家不要走……”
江边的空气倏然凝重起来，但很快出现了反弹——短暂的沉寂后是更大的喧哗与嘈杂，此起彼伏的人声淹没了黎桂康的声音，人群那头传来愤怒的吼声：“我们就要去香港！”“我们要到那边去活命！”
焦急的黎桂康走上前，试图拨开人群走到岸边，但几百人的队伍不约而同形成一堵人墙，使他难以前进。黎桂康急得振臂高呼：“大家不要走，千万不要走，我们这边已经好起来了，你们不要走，我们真的开始好起来了……”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疯狂的嘈杂声给淹没了，连同他那瘦高的身躯……
黎桂康无奈地退回来，钻进车里。他站到车座上，举起喇叭对着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不要走！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已经好起来了，我们的日子会更好。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们千万不要走！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故土，无论如何你们要留下来，你们听我一句劝……”说着说着，这位青年汉子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
黎桂康哭了，哭得泣不成声。人群中送行的女人们也跟着哭了起来。有人哭着说：“书记，我们也是没办法的呀！”黎桂康的心里更是淤满了泪水。他理解他们的难处，经历10年“文革”，大家实在是穷怕了，可他们哪知道，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正在往好的方向迈进啊。他硬咽着向船上的小伙子们劝说：“回来吧，我们会好起来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党，我们将来会更好……”
突然，人群中有人发出“少管闲事！”的怒吼，接着，人们纷纷围了过来，情绪激动地挥动着拳头，向他威逼着、诅咒着。不知是谁开的头，转眼间，那辆破旧的吉普车被推倒了……
人群那头，载满五六十人的船在隆隆作响的马达声中，义无反顾地起航了。
长长的白浪一浪一浪地卷过来。波涛声中，黎桂康孤寂的声音仍久久回荡在江面上：“你们会后悔的，你们会回来的！你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
浸透着泪水的那一幕，终于随着潮水一起流去了。
时光流逝许多年之后，命运的波涛将当年的逃港者陆陆续续卷了回来。每当他们路过这里，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场景时，都会禁不住摇头叹息：人生如戏啊！
这的确是一场戏。当年竭力阻止他们离岸的公社书记黎桂康后来当上了市长，至于当年“穷得连饭都没的吃”的家乡更是变化巨大，不仅好日子节节高，而且成了让全中国、全世界人都羡慕的生金流油之富裕天堂！
也许，命运虽然喜欢开玩笑，但历史最终是公正和公平的。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悲剧，一次是作为喜剧。
中国，正是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事变，以一种巨大的伟力，将这幕在浓烈悲剧氛围中开启的剧目，很快演变成一场人皆欢喜的喜剧。
东莞以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变迁，用30年的时间，完美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因此便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特色和光芒的地方。
2006年夏天至2008年夏天的3个年份里，笔者怀着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特殊情感与好奇心，曾一次次地来到这里，感受着所有令人神往的美丽与激情，并亲历了这片经历沦桑巨变之后的崭新天地下那些可爱的人民的每一个表情……这种感觉和感受是那样的美好和惬意，它时常像春风荡漾在笔者的心中，并形成如益登卷起的海浪，无时无刻不在强烈地冲击着抒写的欲望……
于是，我们的心神与目光不得不一次次射向那片紧簇它潮起潮落的海洋——零丁洋。这零丁洋连着更宽阔无边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全球。
辛苦道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性恐滩头说性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南宋垂相文天祥的著名诗篇，便写就于这片连接滔滔珠江口的海洋之滨。似乎中华民族的历史注定要在这儿吟诵悲喜之歌成为一种必然和轮回的特殊现象——贫穷与繁华、耻辱与光荣、生死离别又复现欢乐团聚、从既往的痛苦到顿然生成的无比幸福……
遥望苍茫海域，再回首虎门这片临洋之地，心扉似被阵阵波涛撞击。
中国历史在这里不断出现惊人的巧合——大海的波涛曾在这里两次撞开中国的国门，而且每一次撞击都是惊天动地！
从中国的版图上我们看到：珠江水系出海口有八门之多，虎门竟被历史选中，成为历史之门，虎门因此得大名，成为国之门——中国之门。
当地人告诉笔者：虎门，虎口之门，是因它江中有大虎山、小虎山昂峙如门，又称虎头门。这里因沿岸密布了炮台，真如老虎的上下额，扼守珠江口大门，加上江中的沙角、大角、威远、上下横档，大虎、小虎诸岛的防御工事以及当年江上还有拦江铁索、木排，合成了号称“金锁铜关”的要塞。
然而，谁曾料想，这个被号称为“金锁铜关”的虎门当年曾经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自这扇国门被英国人的炮火轰开以后，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人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人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人侵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共死亡上亿人。
翻开世界文明史，人们会发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仅始终与世界同步，
虎门林则徐销烟地旧址
虎门广场上的雕塑
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长安五点梅水库。为了从水路逃港，当时东莞群众学习游泳的热情高涨。
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
东莞早期的“三来一补”企业，利用原有的会堂、食堂、祠堂作为厂房，皮称为“三堂”经济。图为虎门新联乡顺明手袋车间。
虎门黄河时装城甚至是长期引导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国文化曾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中国的文明史不愧几度成为全世界的最高成就。不说汉唐的盛景，也不说宋明的繁华，即便是元清两代人主中原的北方统治者，也不得不归附中华文明，最后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翻开中国经济这部史书，你更会发现，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300年前，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到了1840年，中国的国民总收人依然占世界四分之一。可以说，我们在经济上绝对不是个穷国，而是个非常富裕强盛的国家。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载，咸丰时期的经济总量是同期英、法、美经济量的总和，堪称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不仅让西方羡慕、崇拜，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这个曾经的世界头号富国，怎么会一步步沦落到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究竟是哪一阵狂潮将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强盛的中华文明抛得七零八落？又究竟是哪一股力量使虎门这道曾经牢固无比的大门被轻易打开，使中国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
也许，被誉为清末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对此总结的那句“大抵在西洋的制造”道出了其中缘由。
这“西洋的制造”则来自于勃兴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正是这场工业革命使欧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远远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使得曾经无比牢固的虎门渐渐变得脆弱。在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茶的发展中，西欧列强交替崛起，而我们这个民族还固步自封在农业文明里呼呼大睡。我们并不知道，在沉睡中，门里门外的两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也许，腐朽和沉睡了的中国，需要用炮声来震醒，然而这样的代价太大，而且充满着血腥。
在这样的炮火中，虎门也因此成为一块抗争的土地。从林则徐销烟池、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抗英古战场遗址，从抗日名将蒋光鼎的故居，到热血洒虎门的民主革命战士朱执信纪念碑，无不辉映着中国人民不屈的灵魂！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在救亡求存的严峻环境中苦苦挣扎。
但大海之口毕竟不会永远地消沉与无为。黑格尔有过这样的预言：“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念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了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但零丁洋边的人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想与追求，他们过去曾经为了改变自己的穷困命运也有过“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然而结果依然是呛得满腹咸水，呛得心受屈辱……
龙的子孙仰望长空，期待崛起，渴望富强——他们在等待机会，等待天晴浪又起。
百年沧桑，转瞬即逝。
1978年，中国从动乱的年代中开始复苏。
夜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世界开始瞩目中国……
英国的《卫报》在2006年曾如此评价中国：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自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被西方统治，或者说是被欧洲和美国统治。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即将脱离欧洲殖民主义的国家注定将要陷人永久的依靠和落后。东亚的崛起告诉人们，情况不是这样。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21世纪将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权力不再把握在欧美手中，其他国家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参与者。
瑞典的《哥德堡邮报》也指出：人类进人21世纪的重要国际现象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飞速增长犷由此带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从30年前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强国”，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体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
2007年1月3日，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卢宜宜在《海峡时报》上惊呼：中国是个“谜团”！
一个大国是如何崛起的？中国又是以什么样的伟力使世界中心得以东移？
欲解开这个“谜团”，我们的目光有必要再次投向虎门。因为正是虎门这个尘封了140年之久的东方大门，在改革开放的波涛中率先打开，从而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序幕。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历史巧合呀！
当我们把目光就近延伸到虎门背后时，你会发现那里光芒四射，那耀眼的东方光芒令人惊讶：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何时闪出如此绚丽而灿烂的光芒？
是呀，这里何时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这不是昔日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吗？
是的，正是这个昔日的农业县，在短短30年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如今，她屹立在珠江之口，以万众瞩目的光芒昭示世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无法不崛起！中国的崛起必然光芒四射！
要探究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崛起的奥秘，我们不妨从东莞这道独特的光芒里寻觅谜底——
1978年7月6日，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然而这个日子对于广东、福建两省来说却意义非凡。这一天，国务院特别对这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东莞人称此为“22号文件”） ， 1979年国务院又将该试行条例变为正式条例。
“22号文件”引发出一个叫“三来一补”的名词，正是这个极具浓厚争议色彩的名词改变了东莞的命运。今天的人们早已清晰地认识到“三来一补”对东莞产生的时代意义，人们在20多年后将其称为东莞工业的“酵母”。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名词的概念：“三来一补”指的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大致规则是：对外加工装配是由外方提供原材料、样品、零配件，内地按外方要求的质量、规格、样式、包装和商标进行加工生产，全部产品由外方返销，中方收加工费。补偿贸易是由外方提供设备及生产技术等，投产后，用该设备、技术生产的产品或双方议定的其他产品分期偿还，中方不用支出外汇。
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这扇门的打开就是从这个“22号文件”开始的。
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中国伟大时代改革号角的话，那么，东莞人则是在这个号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锋！
在30年前的那个岁月里，这种开创历史的承载者角色，连东莞人自己也没能清醒地意识到。仅有的记忆是，饥饿着的你我他都在寻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这样几个历史镜头——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农民李玉龙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一个老光棍，悄悄告诉老光棍一件事，说他今晚要去东南角。
李玉龙所说的东南角指的是海那头的香港。那年头当地人不敢直接说“香港”，都习惯称“东南角”。晚上，人们只要站在家里的窗口处，就能远远看见东南角的上空，一片红光。那片红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天堂。
李玉龙把老光棍拉至农田边的一个僻静处，向他打听起“东南角”的一些情形来。太平人都知道这个40多岁的老光棍是一个老偷渡客，已经偷渡十多次了。说来有趣，老光棍在香港无亲无故，在那里没个安身之处，极易被抓进集中营，但老光棍要去的正是那里。他曾以一种陶醉无比的神情向人们描述集中营里的馒头：“白白的，比粉还要白，吃到嘴里香喷喷，那个味啊！”老光棍最大的梦想就是天天吃上白馒头，但那边偏不成全，最多让他赖个十天八天就把他送回。而老光棍在家呆着呆着，哪天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又沿着山路往东南角跑去了。邻居们若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知道他准又呆在集中营里享受白馒头呢。这事成为当地的一种笑谈。然而在这笑谈中，隐含着多少痛楚和无奈啊！当生活中只剩下赤裸裸的贫穷时，尊严和人格便也不复存在，甚至生命也变得无足轻重。单从这个笑谈里，我们多少也理解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百万中国人拼死逃往香港的冒险举动。
向老光棍打听清一些事后，李玉龙沿着太平公社那条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觉沉重起来，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这两天母亲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顺利，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见，舅舅逃到香港都16年了，至今还没回来，·外婆的眼睛都哭瞎了……走着走着，迎面走来3个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镜的高个男人尤为引人注目，40岁模样，从衣着上看，没准是“东南角”那边的人，他正琢磨着，那人冲他走过来，问起路来，打听太平服装厂怎么走。
李玉龙给他们指了指路。看着这3个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后，李玉龙这才慢腾腾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来不久，李玉龙就出发了。
2007年11月巧日，时光消逝近30年后，年近五旬的李玉龙在长安镇的一家茶楼里向笔者详细回忆了那晚的惊险偷渡——
那个晚上，我们是坐船去的。当时一共有十来个人，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还有两个女的。我们的韶是窄窄长长的那种，是条划桨船，因为机动船响声大，容易基东目标，这种手划船声音小。坐这种船每人得交两百多块钱，当时这笔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了，我初中没念完就出来挣钱了，挣了好几年，也就攒下这．汽钱。当时我刚20岁，其实去那边也没什么复杂的想法，很单纯，看别人去，我也想要过去。我有个舅舅在那边，他是1962年那批逃过去的，我准备过去找他。 当时我家住在太平，从家里面出发，很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在那里等韶，很多人都提前来了，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开始出发的，海水刚刚退潮，这个时间出发比较顺。船是从长安那个水闸旁边过去的，离太平码头很近。我记得那晚的月亮育育的，四周的一切也能看得很清楚，海面很静，没什么风。坐这种船我们每个人都得划，那两个女孩子不用划，我们就往香港发电厂那个方向划。那个发电厂足香港最亮的地方，一过海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十几个男的拼命地划，一分钟都不能停，划得手上起的泡都流血了，可那时一点都感觉不到疼痛，心里很紧张，也很着急，就希望能顺利地逃到香港去。划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多的光景，我们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们分开走的，不敢一起走。我和另外一个人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没想到刚走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胃出好多香港誉察。他们把我们抓到一个村子里，给我们录口供，问我们为什么要偷渡，后来给我们发了衣服，还发了牛扔片给我们吃。在香港被关了两三天后，就被遗送回来了。回到这里又关了一段时间，先在广州三河收容站关了7天，然后又转到东莞律木头关了几天，接着又是在大朗，前后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
李玉龙被放回太平没几天，在路上又见过两次向他问过路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打听，果然是个香港人，现在和太平服装厂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厂”的企业。
这个香港人叫张子弥。
如今看来，张子弥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
事实上，如果没有“22号文件”，张子弥很有可能破产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然而，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却使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三来一补”的第一人。
多少年后，当各路媒体纷纷寻找这个走进内地改革开放大门的第一人时，发现已难觅其踪。据说他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购置了房产，过上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大亨生活。
当他享受着奢华的生活时，他是否还记得当年曾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那个“22号文件”？
我们不敢肯定。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拯救了张子弥。
当时的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两三百号工人。这一年来，张子弥焦头烂额，正深陷因香港人工成本提高公司面临破产困境的时刻。他每天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企图摆脱困境，也曾把心思动到内地，只可惜内地大门一直紧闭。当张子弥在1978年7月中旬无意中听说内地出台了“22号文件”，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时，他突觉绝处逢生，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乎，他在听说“22号文件”的第二天便匆匆跑到广东打探情况。打探得知，对于国务院“22号文件”，广东省委、省政府已快速作出反应，将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5个县定为试点。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张子弥心花怒放，他立即通过广东的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也巧，广东省轻工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正好是个东莞人，便引荐他来东莞发展。
天下的事情竟是这般地充满偶然性。
在东莞考察几处后，张子弥这天来到了太平（该地于1985年和虎门合并为虎门镇）。在这个到处是农田的地方，他一路打听下来，终于找到一个叫太平服装厂的小作坊。
1978年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
太平手袋厂当时租用的也只是一个仅有100多平方米的楼层。然而，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企业，在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市场中，其诞生具有标志性和突破性的深远意义。
原东莞太平手袋厂厂长唐志平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天下午，快到晚上的时候，他找到我们，拿了一个做好的黑色手袋，又拿了一些手袋的配件，就是些半成品的裁片，什么都不教，叫我们看着做，问我们能不能做。 当天晚上，我们3个人通宵，用缝纫机把它做出来了。他觉得很好，做得一模一样，而且速度很快，他要的就是速度。过去内地人都是很散漫，没什么时间观念的。他投资就是怕不能及时交货，要赔钱。他看我们这么快，这么认真，第二天就跟我们谈X17 0
当时这边是太平服装厂一个老板、二轻局的局长，我也在现场。张子弥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搞来料加工，大家互利互惠。我们还是把他当成谈判对手，对他不卑不亢，但大家有共同利益，马上就拍板了。他赚的足大头，我们赚小头，当然很快谈下来了。
当时服装厂的厂房张子弥看不上，他看中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因为竹器厂是个两层的旧楼，旁边有个大鱼塘，将来可以填平。张子弥就在服装厂挑了三十几个年轻人，在竹器厂挑了三个年轻人，我们就用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那时很复杂，同一个门进去，一边是竹器厂，一边是手袋厂。巧天后，设备就进厂了。刚开始是小部分设备进来。设备很多是旧的，有七八成新，从香港运来。原材料、所有设备都是张子弥的，我们一分钱不投资，就是出厂房、人力，工厂的主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赚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他做设备补偿款。 当时平均一打手袋是20元左右，我们收12元的加工费。发到工人手上，一打大概是几毛钱。
张子弥一开始在东莞呆了好几天。他从香港带了几个电工、机修工和技术人员过来，教我们用设备。我们之前都是用脚路的，他的全部是电动的。有些比较难学的，他就亲自示范给我们看。大家学会后，他就偶尔来一下东莞。半个月后，我们就投产了。我们保质保1，合作愉快。他在不到半年之内，把香港整个工厂都关闭下来，几百台车都进到我们这里。在服装厂的时候，我们工资很低，分等级，一个月18元、28元、38元这样，很高级的工程师也就是几十元。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接受张子弥的建议——计件，多劳多得。管理上我们要学他。 当时都是“大锅饭”，我们这么做也是很够胆的。一计件，就超过100元的工资。当时用的厂房是太平竹器厂的，大家同一个门进，工资差别却很大，竹器厂的人很美慕，三五个月竹器厂就被我们吞并了。
我们不断赚钱，把旁边鱼塘填了，还合并了竹器厂和综合修配厂（都是二轻局的下属企业），从200多平方米做到1万多平方米的生产面积。我们还根据他的建议，搞了管理制度。 当时是用手写的，贴在工厂门上，规定不准迟到，不准偷性，不准抽烟之类的。不像我们以前在服装厂是没有制度的，这里是没有人情讲的，什么都根据制度来。一两年后就达到了差不多700人，在这么一个小镇上是个大厂。加工费达到差不多每年200万元。三年后，我们就把他的200多万元设备款全部偿还完毕，整个工厂都是我们的了。我们不欠他了。
由于张子弥第一个进来，很多外商都在关注他是否成功。因为当时都很怕共产党的政策，那时没有那么相信共产党的，怕什么都被抢光了。张子弥层次高，有眼光，他不怕。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老板都过来参观这个厂。他吸引了很多商人过来，五金、电镀、制衣、手袋都有……
太平手袋厂投产后不久，原有的办公场地已经远远不足，很快便拆建盖起了一栋五层的高楼和宿舍楼。笔者在虎门曾想寻找这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第一厂号”的太平手袋厂，可惜它已在2007年5月底被一片更崭新的街景所替代，从而只能在东莞人的记忆里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书中寻找到它的影迹。
也许，正是为了让后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太平手袋厂才需要从我们的现实视野中消失，从而成为一种永恒。
自国务院“22号文件”出台后，东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更不必说，他们也在紧张而热烈地研究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文件精神。
这年12月1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重大历史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重大里程碑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此刻的东莞领导热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他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中兴奋地意识到，中央的改革精神可以归结为放权和让利，以及充分调动改革积极性：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二是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利益。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相一致的，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经济思路：允许一部分人“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首次把利益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
总设计师对于改革开放的号令已经发出，剩下来的便是行动。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东莞县的领导深深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清楚迅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更清楚眼下的东莞有什么样的家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切谈何发展？
时代，迫使东莞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杀出一条快速发展的“血路”。
东莞眼前的这条“血路”就是“22号文件”所带来的“三来一补”。
县领导不分昼夜，多次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们发现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是政策，国务院有“22号文件”，允许他们搞来料加工；二是形势，香港的一些企业面临着高成本的压力，正在珠三角一带寻找落脚点；三是地利，其时深圳不愿搞来料加工，而广州和香港之间交通不便，对于港商而言，剩下的最好选择只有珠海和东莞；四是人缘，东莞和香港的关系非同一般，尤其加上当年的逃港者，东莞在香港有60万人之多……
但，这个“三来一补”却不是好拿的，烫手！设备人家进，资金人家出，租金人家掏，工资人家付，那大头理所当然是人家外方的，你中方能拿的也只是可怜的一个零头，明摆着就是咱们中国人被资本家剥削嘛，这种合作方式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平等条约，既冒政治风险又赚不了几个钱，也因此，当一些港商去珠海等城市要求办厂时，就被人家给坚决顶了回去。
这种情况下，你东莞干不干？
当然干！为什么不干？只要自己也能有钱赚，你老板赚多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县领导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干就早点动手！要干就从“三来一补”干起！
为了抓住“三来一补”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县领导们很快达成共识：所有的来料加工，东莞一律来者不拒！东莞敞开大门，不设任何门槛。不仅如此，还要动员全东莞的干部群众们全民出动，去联系香港的亲朋好友，说服他们回来投资。为了解决眼前一无资金二无厂房的困难，县委还提出了几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劳力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祠堂、饭堂、会堂，以及各种仓库等现有资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东莞县委便发出了本县的27号文件，从县委和县政府各部室抽调出48名精兵强将，组成东莞“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的“三来一补”工作和合资洽谈业务。东莞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郑锦滔任领导小组组长，外贸局黄昌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面又由10个小组组成：4个小组专门负责与外商谈判，3个小组分到农村去，帮助乡镇建厂，处理各种关系，1个小组负责运输工作，1个小组驻广州负责联系报批工作，1个小组驻深圳负责海关边检等工作……
东莞人有一种作风，这便是雷厉风行之作风。
当年曾在该小组工作过的陈松基回忆说：“1978到1980这三年，我们工作组的人员没休过一天假，天天都上班，连年初一都没敢歇，都有香港的老板过来谈判。”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的措施。港商在这里签个合同，往往只需个把钟头，这在中国其他地方到现在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即使是广州，也要盖几十个章跑几十天。当年的领导小组组长郑锦滔回忆说：“东莞人很有商品意识，做生意时总是想着如何促成生意。当时我们考虑到那些商人怕麻烦，特地简化了程序，这样，谈判好后‘咔嚓’一盖章就定了，他们很高兴，积极性也来了，纷纷过来和我们合作。当时我们还采用现场办公方式，及时解决港商的投资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记得有一个港商来东莞生产注塑机，厂址选在箕村，当时缺电，道路也很差，通讯设施也很落后。总之，困难很多。老板来找我。我通知每个部门的领导赶到现场，给他们定下解决问题的时间，两个小时全部解决，后来这个厂成为全国最大的注塑机厂。”
当时的东莞，所有行政单位都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一切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中心，审批手续一律从简。甚至在码头的人群中，也开始走动着东莞工商管理等部门的人员，银行、邮电局等部门紧随其后，紧急修改制度，延长工作时间……总而言之，只要能为“三来一补”服务的，一路开绿灯！
东莞这样的作风和思想解放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
在全民出动的东莞大招商中，东莞各个村镇的弹丸之地，都雨后春笋般丛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一时间，飞红万点，各竞之秀。截至1979年年底，东莞的来料加工企业已有140家，对外加工签订协议205宗，全年加工费234万美元，净收外汇218万美元。此后不久，东莞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加工基地。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共引进资金达17亿美元之多！
一个曾经将自己大门紧闭拒绝世界又被世界拒绝的人群，在此时以从未有过的勇气打开大门，去体验、吸吮从门外吹来的阵阵狂风。
2．天堂就在出发的地方
在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农民李玉龙后来的人生命运。因为谈广东的开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后命运。
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在香港日子不好过，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只能做苦工，挺辛苦的，也攒下一点钱，但这点钱跟我弟弟的比就不能算钱了。老家这边没走的人这些年都发财了。我现在挺后悔的，没想到，我们这边发展得太快了。他们都有分红，我们这些人就没份了……”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你很难说他的命运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喜剧。其实，人生的命运真是深不可测。当你朝着你期望的这条路走去时，结果走进的却是另一条路。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唯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人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高潮。4月29日，县革委会颁布《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偷渡外逃的通告）．··…”
笔者在虎门、长安等镇采访时，总是无法避开“逃港”这个词。这两地因和香港隔江而望成了当时的偷渡重地，公社党委的两大重任是“学大寨，防偷渡”，虎门12公里海岸线竟设有17个防偷渡点。
那天在李玉龙的帮助下，笔者在长安不到半天时间就采访了四五位当年的逃港参与者，在此，笔者顺手摘录两例口述作为论证。
王先生（原长安公社厦边村农民）：我只逃过一次，那是1979年。当时我们村很多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都先后逃走了。看别人都走，我和几个朋友也一起商量这事。我有一个朋友逃过好几次，他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他的。我记得我走的那天刚刚过完中秋节，我随身的包袱里还装了好几块月饼，家里人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码头。我们是在虎门那边的一个码头集合的，到了深夜一两点才出发。上了船之后，大家都坐着，不敢说话，挺紧张的，船上一共有二十来人吧。没想到船开了三四个小时我们就被发现了。现在想想，幸亏当时没走成。后来我跑到虎门做服装，挣了一点钱后又在长安搞了一家电子公司，现在过得挺好，平时没事就打打高尔夫球。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大了，我把他们都送到了国外去念书。长安这些年的变化太大了，跟二十多年前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当年跑出去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给我打工的就有好几个……
李先生（原太平公社居民）：其实我也不是很穷，去之前我有工作，一个月能赚30多块，那时30多块也还可以的了。我有两个叔叔在香港，是1962年逃过去的，他们1979年回来探亲时说让我过去，还说帮我找工作，所以我就一门心思要逃到那边去。开始逃过两次，都是开船没多久就被发现了。最后一次是1980年9月2日，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天正好是我23岁的生日，中午时我母亲还给我做了碗长寿面，看着我吃，她就在一旁哭哭啼啼的。我说你哭什么，没事的，有叔叔在那边还怕什么，我挣上钱就给你寄……那天晚上我们坐的是一个大的机动船，五六十人，一路上还算顺利，船开出去五六个小时的光景我们就到了……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高潮呢？那是如何一道让人困惑和优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道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们从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渴盼。十多年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这种平静曾深深地沉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伴随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贫穷的日子。于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波涛很快便酿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酿出一场比第一次逃港更执著更义无反顾的疯狂大逃港。
这一次，干部们千方百计的围堵、苦口婆心的劝阻说服完全失效。眼前摆着一个个鲜活的教材，谁还会相信干部们空洞的语言？谁还会相信黎桂康声泪俱下的“我们国家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已经好起来了，我们的日子会更好”那种承诺？
没人相信。理论太苍白了！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了重寻人生价值的航程，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在到达黄金的彼岸前夕，是否会被暴风、骤雨、旋涡所吞噬。他们无所谓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后遣返回来，再逃，周而复始，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红光光的东南角。
那是他们的天堂啊！
大逃港一发而不可收。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轻人，仅长安公社在1979年前后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壮年，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丢荒土地5000多亩。
东南角的红光散发出一种钱的光彩，幻化成一张张数也数不完的人民币，召唤着万万千千的东莞人。人们为了尽快到达黄金彼岸，这次出逃的路线也不同于第一次。第一次大逃港时，人们几乎都采用步行方式，为了躲避公路上的边防军，大多沿山路走（后来已修成如今的莞深公路，东莞的山，山连着山，一直连到香港那头）。走山路时，为防民兵，人们昼伏夜出，至少得两三天时间。而这次出逃大多走的是水路。
因路径不同，故这次的出逃形式也有别于第一次的散兵形态。这次基本上属于有组织、有规模的，人们私下联合起来，提前凑钱买船或租船。用得最多的是那种可坐五六十人的机动船。
与此同时，许多水性好的人开始采用游泳方式，他们事先打听好海里的最佳路径，几个小时便可到达。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自己容易把握，不用左等右等，又要等人又要等水时，更重要的是，游泳比较安全，难被发现。坐机动船目标大，容易出事，当年厦岗村的一条偷渡船被海浪打翻，几十人葬身大海，为此公社书记被降职调离。
事实上，逃港成功率最高的是采用游泳方式。因此也带动了塑胶生意的红火，据说当年塑胶枕头（那种吹气的颈套，游泳圈）在虎门长安等地满大街都是，很快便脱销，人们得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者卖者心照不宜。此事在当时已成为一件公开的秘密。
1979年5月初，一则谣言将大逃港推向疯狂。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于是闻讯后的人们匆匆赶往深圳。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来自东莞、惠阳、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中国，何时才能扭转这种人与钱的流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也许，历史老人于冥冥之中让东莞就在这样一块浸透着苦难和血泪的土地上艰难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俱往矣！
如今，逃港早已成为一段历史。中国领导人也早已用力挽狂澜的气势扭转了乾坤。
有一本叫（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的书中这样记述过——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容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J ）II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忧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惫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初，衰庚驱车返回阔别二三十年的家乡，准备兴建蛇口工业区，他的回乡见闻也冰冷地印证了吴南生的考察结果。衰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两座旧楼房，深圳充斤的是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以及横七竖八的奥水沟，坑坑洼洼的瓦砾堆。衰庚回到家乡大鹅岛，却已看不到当年的乡亲了。解放初的两万乡亲，到70年代末，只刹下5000多人。大多数人都逃往香港，菩至流落到了英国、灸国、荷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软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得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得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谷枚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饥俄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时光流逝了十多年之后，谷牧的话终于得到了印证。
当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他们发现，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代价，怀揣梦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虎门也是邓慕尧先生的家乡，他现在就住在虎门，身边有不少人是当年逃港回来的。“现在很多虎门人都拿着香港居民证，我们称他们香港美。他们回来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因为他们在香港没法呆，连他们的儿女也都回来了。还有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门来安居。现在虎门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从香港带一件衣服回来可以穿几代人，现在香港人跑到虎门运衣服拿到香港卖。你现在去问问虎门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香港，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愿意。实际上，70年代末走的这批人到香港后，大多数都没发上财，日子都不好过。”
1979年．邓慕尧在虎门公社文艺宜传队当编剧，不到20人的宣传队那年一下子跑掉了一半。邓慕尧拿自己举例比较起来：“当年宣传队跑掉的同事回来联系我，我请他吃饭，而我去香港打电话给他，他则叫上几个人，联合起来请客，而且还不是吃饭，只是喝茶而已。我在虎门住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香港的那些人到现在也没能买上自己的房子，住在香港政府的廉租房里。再说．他们的生活成本多高呀，即使他们一个月能挣上一万块钱，但租房子就得好几千，日子不容易过的。他们的孩子读书花钱更多，我们现在是免费。还有，当初我们宣传队的那些人，好歹还算有点文化，这样的人到了香港，根本就无法适应，在那里只能做苦力，有点头脑或运气好一点的，最多也就帮人家打工，所以他们这些人在事业上都没任何发展，更谈不上成功。另外，这些人出去时都二十出头，没有技术，只能做体力活，现在他们都五十出头了，体力活也干不动了，挣不上钱了，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后悔。”
确实，命运跟他们开的这个玩笑有点开大了，这也使笔者想起黎桂康停留在江面的那句话：“你们会后悔的……”
“后悔也没办法了。”邓慕尧接着举例说，“我有几个亲戚是1979年跑到香港去的。一个原来帮人家杀鸭子，现在自己开了个小店，过得还算好一点的。还有一个现在打工都打不成了，老了，靠领点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生活。还有一个以前帮人做建筑，现在也是力气不够了，找不到活儿了。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社会，你没有技能，不在写字楼里工作，靠做苦力，年纪一大，你肯定就不行了嘛。60年代初跑过去的人都发了财，因为那时两边的反差比较大，在香港做劳工再苦也苦不过我们人民公社的劳动，人家做一天都有两百，我们做一年都没有几百块钱。但中国改革开放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香港的工厂很多都转移到了这边，到这里招工人，这时你跑到香港去就很难找到工作，想做苦力活都没什么机会。这些年来，我们这边发展很快，老百姓一下子有了很多机会。我身边还有很多没去香港的人，本土创业，现在家里都有车有房，日子过得很好。”
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当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他们奋力游向梦想中的黄金彼岸，谁料，彼岸的黄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发的此岸。在奔腾激荡的波涛里，在诡诵莫测的风云中，他们与梦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遥，一转身之间，他们却走进了与初始愿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叹命运的力量。
这股命运的力量正来自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也许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戏剧性命运的脉络图：在他们纷纷涌出国门后不久，中国以一股强劲的伟力，吸纳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无力承载高劳动力成本的港商纷纷将企业转到东莞等地，于是他们梦想中的金矿也随之移到了中国。
时空交错，天地移位。命运就这样跟他们捉起了迷藏。他们误以为幸福在彼岸，他们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国！
当他们知道时，时光已经流逝，一切成了定格。
当然，也有例外，这批逃港者出去之后，也有人很快便敏锐地嗅到了中国的机会所在，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打开的这道国门正是一道富裕之门，于是他们及时回转身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寻找到了真正的天堂。
2006年3月9日，这一天笔者到长安镇采访，天很晚了，镇党委秘书问：愿不愿意采访一位当年的“逃港者”？行啊，笔者问是谁。秘书说，就是你现在住的长安国际饭店的老板。“太好了！一定要采访！”笔者赶紧整齐地穿上衣服，并到约好的咖啡厅去见采访者。
“你是何作家吗？”咖啡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过来与我打招呼。
“我是。”笔者应道。
“对不起，我刚从深圳回来，是不是太晚了，您可能要休息了吧？”小伙子非常有礼貌地给我让座后说。
“没关系。你们——你们老板来了没有？”笔者东张西望地等待采访对象。
小伙子笑了，说：“我就是呀！”
“你？你就是陈总？这家五星级饭店的老板？”笔者惊愕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中等身材的壮实小伙子，怎么也想象不到他能与如此豪华的国际五星级饭店的老板连在一起。
小陈老板憨厚地一笑，说：“其实我真的还像个农民。我们东莞的老板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与我一样，虽然现在口袋里钱不少，但脸上和身上还没有真正从泥土味里脱胎出来……”
“我绝没这个意思。”笔者赶忙解释。
但小陈老板摆摆手，然后顺手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明明白白写的住址是东莞市长安镇沙头村，这证明我是完完全全的农民嘛！不信你看。”
笔者接过一看，果真其是。
“这样的尴尬事时常发生。我是一个国际旅游饭店联盟的五星级饭店老板，管着几亿资产和上千人的队伍，但我出差到北京或上海住宿时，宾馆饭店的服务员一看我的身份证，眼球常常就立即变成了‘灯泡’。她们怀疑咱广东农民怎么住得起五星级酒店呢？我告诉她们：我就是一个农民，但我也是一家五星级国际饭店的老板。她们听了我的话，会愣在那里半天反应不过来。哈哈！”小陈老板的故事让我们的谈话有了一个爽直和愉快的开头。
“我是沙头村人，家里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七岁时我就学会了游泳，出去打鱼，给家人弄点菜吃。我童年记忆中的长安一带，穷得叮当响，大家就是种地挣工分，那时我见田就头疼。当时我们这里偷渡去香港的人太多了。不仅男人偷渡，女人也偷渡。我念五年级的那一年中，我大姐偷渡了5次，二姐偷渡了3次，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我爹杀了一只鸡，说谁吃了谁就到香港去，后来我二姐吃了那只鸡，那次她真的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我念书的同学中，有许多人都逃了出去。那时，偷渡出去就算是有了一条活路。我跑了两次，都被香港警察给遣返回来，最后一次算成功了，可没多少年，听这边的家里人说，国家改革开放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而且也允许做生意了。我就跟我二姐商量，向她借点钱给我回来做生意，于是我就回来在107国道旁承包了一家小餐厅，又当老板又当厨师。后来我又到了一家外资企业当会计，那是1988年前的事。那时外企刚刚进人长安，他们还不太熟悉这里的情况，我倒觉得是机会了，于是便辞职出来，自己另起炉灶。滚打几年后，挣了一些钱，1997年我买下了5万平方米的一块地皮，当时也就只想建个100个房间的小宾馆。后来到香港招商，结果大出我所料，人家愿意跟我在长安镇一起建个五星级的国际级酒店。你现在看到的这家饭店就是这样在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历时4年时间，总投资3个多亿人民币建设起来的。”说到这儿，小陈老板乐呵呵地笑开了，“何先生，你看看我的酒店与你们北京的五星级有没有差距？”
“保安，把大厅的灯开一下！”小陈老板的话音刚落，眼前突然灯光灿烂，环视着金碧辉煌的大厅，高雅华丽的四壁和崭新豪华的欧式沙发及桌椅，以及惶光闪亮的地面，笔者不由点头赞叹：完全不比北京饭店差什么！
小陈老板的脸上再一次闪出憨厚的笑容，说：“我的饭店是按照‘世界一流酒店’连锁成员的标准和要求管理的。我们饭店的总经理和一半的特色厨师都是从国外聘来的。中层管理人员也有近三分之一是外籍人员，饭店的一切制度和标准完全按国际水平进行管理。不知何先生人住此地有何不满意的地方？”
“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而且你的饭店是在一个镇上，在中国最小的行政区级地面上，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笔者把自己的真实感觉告诉了主人。
“是啊，要在二十多年前，我也是不敢想象的事。但现在它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我自己的家乡和我自己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东莞人特别念‘邓公’好的原因！”小陈老板说的“邓公”就是邓小平。
像小陈老板这样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在东莞还不在少数。
3．大逃港搭建的财富桥梁
似乎幸运女神特别眷顾东莞这块土地。因为在这里，即使一滴滴苦难的泪水，在时间的河流里，也能慢慢凝结成一颗颗闪亮的珠宝。
谁曾料想过，1962年那个长长的浩浩荡荡的逃港队伍，在16年后竟会化成一座从这头到那头的桥梁？！
这是怎样一座神奇的桥梁啊？
这是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这是一座通向富裕的桥梁！
正是这些生死以赴的逃港人群，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又反回身来参与家乡的经济发展，为东莞的辉煌铺就了坚实的基础。
透过历史的时光隧道．你听，他们在1962年匆匆逃港时悲枪的脚步声，和16年后东莞改革发展前进的足音重叠在一起时，合成一首何等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啊！
东莞，你何以如此幸运，让幸运女神对你宠爱有加？是何种伟力让你化腐朽为神奇？化悲剧为喜剧？化苦难为财富？
水激则早，矢激则远。然而，记忆依然是沉重的。
关于1962年5月东莞那场大逃港的高峰场景，许多亲眼目睹的本地人曾向笔者描述过——
据说为了庆贺英国女王诞辰，香港将打开边境大门，听到消息的东莞人已经来不及走山路了，直接蜂拥到通往宝安（如今的深圳）的公路。那条公路上，密密麻麻的人群结成一条长长的人流，像一条凶猛的洪流扑向宝安。匆匆赶路的人们大多头上还戴着种田时的斗笠，个个面无表情。他们彼此陌生，互不相识，但他们心里清楚，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有着共同的前程，他们匆匆赶往的将是同一个目的地：宝安出境口。一路上，不时有各个公社的手扶拖拉机急匆匆地开过来，虎门公社的，长安公社的，凤岗公社的，东莞县里的。公社干部们坐在拖拉机上，手里拿着喇叭急吼吼地喊叫：“不要去香港！不要去香港！大家回来！”拖拉机“突突突”地沿着公路开，干部们也一路嘶着嗓门吼着：“虎门的人跟我回去！”“长安的人跟我回去！”但路上没人理睬，人们把斗笠尽量压低，脚步迈得更快……
在这条长长的人流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这个瘦弱的身影昨天还坐在虎门中学的课堂里。这个少年来到人间才刚刚17个年头，在这17年的人生体验中，饥饿是他唯一的感觉，即使是此刻，这种感觉也是如此强烈。夹杂在疯狂的逃港人群中，他的内心充满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他匆匆的步伐奔赴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前程，也不知道他未来的人生命运将怎样的变幻莫测，更不知道又一个17年过后，他将成为中国农村“三来一补”的第一人，为他家乡的经济发展写下极其浓厚的一笔。
他的名字叫张光。
作为一个逃港人，能改变自己命运已属不易，改变别人的命运更不易，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想都不要想。然而这些想都不要想的事却偏偏在东莞发生着。谁敢想象，这次疯狂的大逃港居然也能改变东莞后来的命运。
东莞的确是块神奇的地方。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着戏剧般的因果关系，无论这个因是悲还是喜，结果只有一种，喜！
2007年7月，笔者来到了张光的家乡——虎门镇5公里之外的龙眼村。由张光投资的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就在这里诞生。
龙眼村这个村名很独特。龙眼村盛产荔枝而不是龙眼。龙眼得名于村口的一口古井，相传是龙王的一只眼睛而得名，可惜这口井早在’‘文革”期间就被填平了。另一种说法是，大岭山脉屹立在虎门镇东北面，大沙河蜿蜒盘山而下，宛若游龙，河口湾处恰好有两座小山丘，对峙在河的左右，如同龙的双眼，龙眼村因此而得名。
笔直宽敞的水泥公路干净整洁，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道路两旁树木葱郁，绿草鲜花点缀其中，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文化教育区等井然有序，超市、学校、银行、剧院、医院、游泳池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一幢幢农民别墅、高级公寓正在拔地而起……这就是如今的龙眼村，与现代化城市没什么两样，笔者丝毫想象不出当年贫穷落后的旧貌。
在龙眼村村委会，笔者见到了龙眼村副主任兼城建办主任张志伟。他告诉我们，龙眼村方圆8平方公里，全村两千多人大部分姓张。“改革开放前，我们这里很穷的，10个工分只有六七毛钱，能有一块钱是最好的了。分了口粮就没有钱了。当时听说香港那里比这里好很多。说香港那边‘吃油当吃水，没有老婆有老举（妓女）’。”
1978年改革开放时，张志伟刚刚高中毕业，此后做过教师，种过地，跑过运输，当过外资厂厂长，1993年到村委会当委员。说起龙眼村当年引进第一家“三来一补”时，他提起了龙眼村的老书记张旭森，“龙眼村能有今天，老书记是有着很大功劳的。”
1978年底，龙眼村书记张旭森听说县里面正动员大家拉香港的亲戚回来办企业，他也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来琢磨去，张旭森想到村里的一个人来，他叫张细，张细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听说小弟弟张光在香港还发了大财。于是在一个晚上，张旭森敞开了张细家的门。张细一听，觉得村书记心诚意诚，便欣然点头，答应一定劝弟弟回家乡投资。弟弟张光在1978年5月就回来参加广州春交会，与广州轻工局签了两个合同，在番禺投资了两个厂，所以后来张光回广州时，张细也特地赶到广州，把村里的意图跟张光讲了，说东莞也开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乡投资？张光说可以是可以，只是怕村里有意见。
从广州回来后，张细便将张光的顾虑如实告诉了张旭森。张旭森当即向张细保证说，你就放心吧，只要张光肯回来投资，其它的事我来处理。
没想到，张旭森处理这件事时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村支部开会讨论这事时，会上就引起一番争吵，副书记坚决不答应，认为这是政治问题，风险太大，其他干部也思想不通。最后，党支部讨论没能通过。消息传出后，村民们更是态度激愤：“在外面有钱了回来剥削我们，绝不同意！”张旭森为此愁得一夜没睡，连夜赶写汇报材料，又花一天时间舟车劳顿赶到广州，找到正在省委党校开会的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此时的黎桂康正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其中就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当即表示支持。
对于这件事，2008年11月，在本部书稿即将下厂印刷之前，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的黎桂康也向笔者作了补充回忆：“当时我正在广州参加省委组织部的读书班，张旭森受到很大的委屈，含着眼泪，长途跋涉跑到广州找到我，向我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太平已引进了中国第一家镇办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镇可以搞‘三来一补’，那么，村是否可以搞呢？我感觉应该解放思想。龙眼村的经济以前都是以农业为主，农业也是搞单一的水稻，另在山岗边种一些红薯和木薯，经济非常落后，一个主要的劳动力在村的分配每年只有300元，如果按张光办厂的合作合同，一个进厂的农民一个月的收人就有300元。一个月等于一年的收人，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人，对农民来说，应该是好事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于是，我特地请假回来，赶紧召开了公社党委会议，组织学习全会精神，并联系龙眼村办假发厂的事情展开了辩论。会上，公社‘驻片’（龙眼和北栅同属一个片）领导坚持三个立场：一是张细家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让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回来剥削贫下中农；二是不能让宜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变成工厂厂房；第三龙眼村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不能插上资本主义的黑旗。但多数党委认为，过去我们长期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搞单一经济，农民不能富裕，现在有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为什么不能突破旧的思想束缚？有些党委说，张细家家庭成分不好是上代的事情，他回来是做生意，不是搞破坏，祠堂也不是天天用，腾出来办厂搞收人有好处，农业学大寨不能越学越穷，眼前有一条致富出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经过两天的讨论，我集中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同意龙眼村与港商合作办假发厂。”
1979年3月，由张光投资的龙眼发具厂开工了。这便是中国农村第一家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
对于龙眼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又引进来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1988年，龙眼村引进了全市第一家台资企业。如今，龙眼村的台港企业已有一百多家，连李嘉诚都把工厂办到了这里，龙眼村自己也办起了好几个加工厂。
如今的龙眼村早已致富。像许多村一样，龙眼村早已没人种地了。张志伟告诉我们：村里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分两块，一是租厂房，二是租铺位。村民的分红每月1000多元。到了一定年纪的农民（男60周岁、女55周岁）每月还能领上200元的老人金。村里的文化设施应有尽有，有广场、运动场、老人活动中心、游泳池等。他还向我们介绍：张细、张光兄弟俩后来又介绍了不少其他港商进龙眼村办厂。他们自己在虎门有5个厂，投资几个亿，建成了三四万平方米的厂房，成了香港最大的美发公司。张细现在是虎门香港同乡会会长。另外，龙眼村还有个叫张佛恩的人，是村里最富的人，在中国富人榜也排名靠前呢。
当天，笔者见到了张光的哥哥张细。张细已年近古稀，但交谈起来，你能发现他是个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语明了且没有一丝晦涩，也许这正是东莞人大度豁达的性格所显露的印记。那天，张细向我们敞开心扉，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讲起了那一段并不轻松的往事——
我是1938年出生的。5岁那年，我父母双双离开了我们。之前我父亲一直生病，病了18年，我母亲生我小弟弟张光时，坐月子喝了一杯豆浆，很快就病死了，父亲一伤心也跟着去了。父母死后，我们家的家产被亲戚给搬走了，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
我上面有哥哥姐姐，哥哥1949年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952年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这样，当兵、读书都跟我们无缘了。没有出路，只好跑。
1962年，听说香港有十来天放开海关的大门，当时我大弟弟刚读完初中，我给他做了一些干粮，让他先走。我大弟弟很顺利就逃到了香港，他一到香港就写信回来，说解放军还告诉他们怎么走，从什么地方去香港。那批到香港的人来信后，我们这儿跑的人更多了。5月18日那天是大批大批的。其实那时香港也非常需要大批劳动力。没有偷渡工，香港根本兴旺不起来。接到大弟弟的信后，我一看挺顺利，所以赶紧让在虎门中学读书的小弟弟张光和我姐也走。本来我想等他们走后我也过去的，不料稍一耽搁，海关的大门很快就关上了，那次我就没去成。现在回想起来，1962年没去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因为他们走后不久，“文革”就来了，整整10年的“文革”，我吃尽了苦头。假如那时候我也出去的话就不用受这10年苦了。
我的姐姐弟弟在香港那边碰上了头。刚刚去的时候，他们在香港做临时工，都没有理想工作。我小弟弟张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到香港后一开始先帮人家织手套，被师傅欺编过，后来他发现假发很有市场，当时很多外国人流行戴假发，每人都有好几套假发，就像衣服一样。张光感觉到这里有商机，就开始琢磨这里的门道，他发现做假发产品，最难的就是把头发漂染上色，于是他就买上一个电饭锅和一些化学原料，自己去做试验，对比着做，渐渐就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术。张光是个“语言天才”，他在外面跟洋人一学就能谈得来，做生意没有语言障碍太重要了。后来有家韩国老板诸他去韩国做技术师傅。在韩国，张光找了韩国媳妇，并且学会了朝鲜语。他的脑子很灵光，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产品，比如模特儿头套、接发等技术，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了，我让张光回家乡投资。 当时我哥哥在东莞进出口公司工作，他跟外贸局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样我们也能及早了解到一些相关信息。 当时张光除了在龙眼村办厂外，还在东坑镇和莞城办了厂，都是做跟头发有关的产品。 当时东莞外贸局派了一个叫陈辉的人，是他和张光在深圳签的合同。当时投资才20万。我不会英语，就在大陆这边帮张光管工厂，他在香港那边主要负责接外国货单。
在龙眼投资的发具厂，刚成立时就在龙眼张氏祠堂那里，祠堂后面当时有一所小学，我们就租用小学教室作为生产车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50多名工人。后来虎门几乎家家都在练习做假发，可以说，我们的工人遥及虎门的每一个家庭。那时一个月可以生产8（XX）至一万个假发，然后通过香港公司销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们就赚了很多钱。
我是1980年偷渡去香港的，当时也有过走和不走的扰像。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开始松动了，另一方面我去香港也没问题了。考虑了3天3夜，内心还是担忧多一点：我1962年没去成，一见18年过去了，人生还有几个18年？虽说大陆改革开放了，不走也可以了，但是共产党会不会再搞运动，我会不会再吃一次苦？最后我决定还是走。
那天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张佛恩送我去海边的。他妈妈做过龙眼乡乡长，改革开放后，他开手扶施拉机，搞运输，我们俩一起跑。1978年底，张光回龙眼村，捐了一台汽车给村里，张佛恩当司机，我那次偷渡，就是他开的这台车送的我。我是从深圳娜绣中华位里上过去的，坐船半小时就到了香港。那一次，我家里7口人，一下子就走了6口，我最小的儿子6岁，长了脑瘤，当时我没带他走，我在那边安顿后才申请把他接过去的。那一年，我们龙眼村跑了五六十人去香港。
我去香港其实也只是拿个身份而已，还得要回来合作做事，所以第二年我就回来了。那时搞来料加工，我主要的任务是把原料运过来加工。最早和村里合作，合作不太成功，我又跑到厚街搞了几年，后来村里又去请我回来。
我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当了30年农民，也做过木工、泥匠、织过渔网。我插袂一天能插2亩地，1亩地给5毛钱，15岁就买了牛耕地，只是后来土改分地时，我成了我们村最差的，因为我成分不好。“文革”时被整惨了。现在别人跟我说，你现在可以报仇出气了。我说算了，以前斗我的那些人，他们看到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有5个孩子。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都做自己的公司。他们做生意时，我只给他们指一条路，不给钱，只有女儿在广州装修假发店时，我给了她9万元，现在他们都很出息……
张细出生那年，正好与清朝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相隔整整100年。他这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历尽沧桑的张细在谈话中并未过多流露出命运对他的不公，童年捉田鸡的经历似乎成了他童年唯一的快乐记忆，“就是捉田鸡你也得琢磨，一年四季捉田鸡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得勤动脑筋。”
正因为勤动脑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拥有多家公司。 目前，他分别担任着香港张氏投资有限公司、东莞海龙美发用品有限公司、宏达纸品厂、广州金创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君悦国际大酒店（五星级）主席。企业年销售收人超过3亿元，在香港每年纳税都在500万港币以上，他个人所得税每年也在300万以上。
改革开放成就了张细的今天，但张细也没有忘记家乡对他的养育之恩。这些年来他为家乡的公益事业捐款100多万元。1997年，虎门成立了香港虎门同乡会，张细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在这10年间，他投人了大量的精力，联系组织当年逃港过去的虎门人，让他们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 目前，香港虎门同乡会已拥有会员2000多人。
这2000多会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搭建了一座腾飞的桥梁。
这是一笔多么令人骄傲的财富啊！
采访中，张细提到的张佛恩，笔者也曾听说过。第一次到东莞采访，笔者住的便是市区的一家国际大酒店。人住当天，有人告诉笔者：这家国际大酒店的老板叫张佛恩，这家国际大酒店是他送给女儿的“嫁妆”。哇，你们东莞的老板这么有钱呀？当时笔者就曾这样惊呼过。
原来这个东莞有名的大亨张佛恩，便是张细先生当年一手提携过的人。“1981年我与张佛恩一起在村口办了一家‘沙河餐厅’，两年后，恰逢虎门镇大开发，我和张佛恩便联合建了‘龙泉宾馆’，这个宾馆当时在虎门是最高档的。我们三人合的股，我10万，张佛恩5万，还有一个香港人出了两万。可17万哪够盖楼房嘛！那个香港人一分钱不愿多出，于是我又出了30万，后来又贷了一些款。宾馆开张后，生意特火。张佛恩很会经营，宾馆一直交给他打理。6年后，我把我赚的2000万元的股份卖给了张佛恩，继续干自己的行当。张佛恩则一直干他的酒店业，后来生意越来越红火，酒店一家接一家地盖，成了东莞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张细谈起张佛恩时，言谈之间满是欣慰和自豪。
在与张细的半天交谈中，对当年的贫穷日子，老人家并没有过多描述，但虎门人当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饥饿感，笔者相信这里每个50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忆犹新。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饥荒，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
“我们不是没有吃的呀，我们东莞在解放后一直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大县，六七十年代的东莞和内地一些地方比较起来，是个富裕地带。可是，越是富裕地带，对国家的贡献就得越大啊！”那天在东莞文联办公室，提起当年的辛酸往事，邓慕尧的眼圈都红了，他说，“我最近为我的家乡搞一个村史。六七十年代时，我们村所有的土地都种粮食，每年生产粮食7万担。7万担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然而我们村4000人却粮食不够吃。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你生产的粮食得要上缴啊，缴公粮，缴余粮，还有三超粮、爱国粮。我们生产得越多，贡献越大，可我们自己却穷得掉眼泪。我小的时候是在50年代，印象最深的就是粮食不够吃，每家每户规定多少斤粮食，一个人也就十来二十斤的，肯定不够，当时我们还种那个杂粮，遍地都是番薯。我小的时候，吃的都是一半番薯一半米。我们不是没有米呀，我们遍地都有，但大都上缴给国家了。虎门这个鱼米之乡，有水有鱼，村上的人干活回来，不愁买菜做饭，随便到河里一捞就有鱼，闲时摸鱼捉虾还可到市场卖点钱。1958年开始搞人民公社，大跃进，要搞共产主义，所有家里的锅都砸烂了，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记得那年我刚好考上镇里的中学，我去学校得走12公里，都是走路去，走到哪个村，就可以在哪个村吃饭，当时都是人民公社学员，哪里的饭堂都给饭吃，吃到你饱，但这种吃法吃了3个月左右就全部吃光了，后来就没的吃了，接下来很快就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艰难了！我记忆中，1959年最紧张，我们学生每顿也就2两米。当时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没的吃呀，不但要读书，还得挑砖挑瓦建校舍，办小农场，农忙季节还要下乡抢种抢收，劳动强度也很大，你吃这么一点怎么够呢？学校发动我们上街捡香蕉皮，砍香蕉树，剁碎了后连同那个发黑的木薯粉混在一起吃，那时可真饿呀……”
生存，居然在这个富裕的鱼米之乡也变得异常艰难。
贫穷，这是两个多么可悲的字眼，无论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去考虑，任何人也都不会愿意在他的一生中去寻找这种特殊的“财富”。这远远要比它给虚幻的人生与抽象的社会带来的痛苦多得多。
穷则思变。饿急了的人们开始向香港的亲戚们伸出了求救之手。
1960年前后，接到信的香港人想方设法赶回来，给他们饥饿中的亲人带回吃的，一包又一包，还有一些他们不穿的衣服，而那些回不来的香港人也通过邮寄方式，寄回一罐罐猪油渣等副食品，缓解饥荒，补充营养。
所有的人见到这些东西后都傻眼了。这些年来，人们一直以为，香港是人间地狱，社会主义国家是人间天堂。此刻，他们迷茫了，究竟哪是地狱哪是天堂？
他们渴望走进一个能吃饱饭的天堂，渴望能真正吃到卖火柴小女孩火光里的丰盛美味，而不是只能在火光里见到。
再一打听，他们更傻眼了——在香港做苦力一个月能挣几千甚至上万块钱，这边一个劳动力日值才三四毛钱，除去口粮，一年下来也就一百多块。天哪！也就是说，人家干一天挣的钱比我们干一年的还多！
这次傻眼之后，他们不再迷茫。他们相信，能填饱肚子的地方就是天堂。
他们要奔向真正的天堂！
据文件记载：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通往宝安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人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一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去。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拥入深圳。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万人。
“可以说，像我这样年龄的虎门人几乎都逃过香港，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时候逃港是件心照不宜的事。白天，大家还安安静静地在地里干活劳动，到了晚上说一声‘我今天晚上去东南角’，于是第二天就再也见不到人了。生活在海边上的虎门人大多是渔民，自己有船，也熟悉路。”说到这儿，邓慕尧把话题转了回来，“实际上，逃港在今天看来，对东莞后来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尤其是1962年左右逃港的那批人，他们知艰识苦，拼搏赚钱，创立了一定的基业，一旦内地的门打开，他们情牵故土，一是他们自己回来投资，二是他们介绍关系进来。所以现在虎门、长安、厚街等地方发展得比较快，其中得益于当年逃港乡亲的先觉精神。”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个就有一个是东莞籍人，每100个就有一个是虎门籍人。
东莞半数以上的“三来一补”合同就是与当年的逃港者签订的。而今，当我们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满苦难的往事时，谁还会说那是悲剧呢？
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当年悲剧性的逃港预示着东莞喜剧的提前到来，正是他们当年不顾一切地奔赴天堂，预示着更多人将走向天堂。
4.啸傲神州的领头虎
历史终于演进了21世纪。
今天的虎门，只要你稍一深人，便可发现什么叫“藏富于民”。虎门镇党委书记钟淦泉曾以一种幸福和自豪的神态向我们介绍：“虎门老百姓的存款是以年均20％至30％的比例增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300亿。如果用数字人口来算这300亿，那就是人均25万存款……”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数字！仅凭这笔账，我们就能明白虎门为何在全国“千强镇”的排名中能名列榜首。那一刻，我们除了羡慕，更多的是对虎门人的敬意：他们真的了不起！
说起来，虎门人的商业头脑历史悠久。
早在明代以前，虎门人在农闲时便开始用沿海边上的野生水草编织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香港开放后，洋人进到虎门，见到漂亮的草制品，便来收购。虎门人从中看出商机，发现水草越高挣钱越多，索性将野生水草变为人工种植，同时又提高了编织工艺，这样赚得更多。后来虎门人看到洋人仅靠贩卖就能赚上大钱，于是便学着自己做商人，把草制品送到香港，又借香港的关系运到欧美，乃至全世界。渐渐地，虎门便成了中国经商的前沿地带之一，明代时就已向外通商了。那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就在广州，而其中一个分关就在虎门，后来这种出口一直延续下来。在民国时期，据日本海关统计，广东最大的出口就是虎门的草制品和顺德的蚕丝。
即使在最贫穷的日子里，虎门人的精明头脑也没闲着。
1963年，中国农村形势发生变化，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化肥紧缺。虎门人听说香港的跑马场需要大量的马饲料，而那里的饲料都是从外国运过来的，成本很高，便琢磨利用虎门的新鲜稻草替代马饲料，跟香港交换化肥。于是，虎门人就悄悄跟香港做起了稻草换化肥的生意，给虎门的农业生产解决了大难题。据说当时虎门公社有一位陈姓领导，主动去跟香港人联系谈判，后来“文革”时，因此事被说成是里通外国，还受到了批判。
可以想见，改革春风下的虎门人，脱离束缚后是如何地大显身手。一代农民终于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中摆脱出来。被长期压抑的生产力，像地层深处的岩浆一样喷射而出。天时地利人和，聪明实干的虎门人终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2006年虎门GDP达到148.45亿元，各项税收总额达30.83亿元，规模超过内地一个中等城市。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从一个农业镇已经完成工业化，成为了工业大镇。过去大家认识虎门，可能是通过虎门销烟，现在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切人点，就是虎门服装，这已成为我们的支柱产业。”钟淦泉介绍说。
历史上曾与草织外贸紧密关联的虎门镇，在改革开放之初也仅有两个裁缝店，和服装毫无渊源，为何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服装业却成为了虎门的支柱产业？
说起来，还是和当年的逃港有关。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虎门人很快就敏感而迅速地行动起来，一部分人带着对彼岸新生活的梦想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大逃港，而留下的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他们把逃港亲人带回来的东西摆起了地摊，有服装、尼龙布、尼龙袜和尼龙伞，还有照相机、录像机、手表等新鲜玩意儿，慢慢发现这买卖可以赚钱，于是便开始天天跑沙头角，把那里的东西买回来卖，赚其中的差价。这种地摊在民间迅速像力点一样开始扩散，于是虎门的大街小巷，密密麻麻摆满了地摊。渐渐地，精明的虎门人很快将全国版图都纳人了视野，能敏锐地发现各个地区商品的盈余短缺，准确地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信号，可谓“买全国、卖全国”。上至钟表服装，下至针头线脑，有什么卖什么，缺什么买什么。只要能赚钱，一元两角不嫌少，十万八万不嫌多。汇通天下，财源滚滚。一传十，十传百，全国的生意人都知道到虎门拿货。其间，虎门人感觉到服装行业的利润较高，供不应求，便有人专门做服装生意。虎门服装市场和产业的萌芽由此而生。
面对服装生意红火的形势，有人又开始从服装贸易转向自己开店加工服装，很快走上前店后厂的服装制作之路。与此同时，那些进人“三来一补”服装厂打工的工人们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服装业并没什么精深学问，自己也能做。于是乎，本土服装厂便发展起来。如今，虎门民营服装企业就有800多家，年销售额100多亿，其中出口40%，内销60%。
虎门当家产业的发家史竟如此简单！当年小小的摆摊一不留神居然弄出了一个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基地来。
可别小看这一不留神，实际上，这其中付诸了虎门领导的一番心血和才能。
关键时刻，虎门领导清醒地意识到：手工业生产如果不进入现代化的体制性工业革命仍然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虎门自发式的工业革命必须要上一个台阶。
我们徜徉在虎门的商业区，眼前车水马龙，人流穿梭。据介绍，虎门拥有大型专业服装批发商场20多个，商铺一万多家，各类面料辅料批发市场8个，国际面料交易中心1座，商铺4000多家，这些大型商场主要集中在富民时装城、虎门国际布料交易中心周围近两平方公里的两个集聚“中心区”内。
环顾四周，虎门因服装产业而带动的服务业、物流业、旅游业显出处处生机。街道两旁高楼林立，星级酒店越开越多，感觉完全身处一个繁荣的城市。想象一百多年前的硝烟炮火，再想象20多年前的拼死大逃港，不禁神清气爽，今天的虎门终于笑傲江湖了！
富民时装城总经理孙俊才是东莞长安人，1975年在汕头当兵，1980年转业在虎门党委办当秘书，1990年从政府出来负责富民时装城的工作。他向我们娓娓道出虎门服装产业再上一个台阶的发展过程：“1990年之前，虎门的服装大多还属于摆地摊的形式，全国各地都知道来虎门拿衣服，但这种散乱的地摊形式使卫生、交通各方面都很乱。虎门政府觉得这一块儿应该有更好的引导，于是就成立了个体管理委员会，把摆摊的集中在一块儿。后来镇政府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决定搞一个商场，当时还是我去工商局注册的，那时搞个体户别人还都看不起，我想了想，就叫富民，没想到‘富民’现在成了广东著名商标。”说到这，孙俊才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1993年，富民城开业，当时全国没有比我们更大的服装城了，1300个商户进驻。富民城的开业又带动了很多香港服装厂往这里迁移，后来日本、韩国的服装厂也进来了，现在这些香港、日本、韩国在虎门的服装厂就有300多家。”
“那你们又是怎么想起举办‘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的？”笔者问。
“当时大连有个服装节，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参观，回来后也想把虎门做成中国服装名城。这样的想法统一后，我们觉得首先要从做品牌开始。当时我们虎门自己的服装还只是初级的，都是替别人加工，档次很低，每件衣服批发才五六块钱，那时年销售也就两三个亿。当时我们发现，如果服装没品牌，利润就很低，于是我们很快又去大连，一下子拿了200个牌子回来。19％年我们又去大连参加第七届服装节，我与钟镇长、邓镇长一起去的，当时大连也发现虎门服装已经做得很红火了，想招我们的客户过去发展，把我们虎门说成‘南国服装集散地’、‘中国女装名镇’、‘服装名城’，我们这才知道虎门在外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名气，于是我们也开始商量，为什么我们虎门不能搞一个服装节呢？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想法。后来我们就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把交易会给办起来了。办第一届时大家还很担心，怕没有人来，毕竟大连是大都市，我们只是一个小镇，服装协会的领导也很担心我们办不起来。没想到，第一届服装交易会办得非常成功，来了好几万人，销售额6个多亿。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交易会就没有今天。交易会是一个平台，也是一针促进剂。虎门服装能做到今天的规模，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引导得好，扶持得好。现在我们富民城年销售额100多个亿了，以前这里一个商铺卖3万块，现在光转让费最高的就达900万，月租金达9万元……”
虎门服装交易会不仅扩大虎门服装的影响，促进服装业的发展，也吸引了众多能才将士。1998年举办的那一届就吸引过来一个人，他就是东越服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郭东林先生。
说起郭东林，东莞人未必知晓，但说起“以纯”服装，全中国的人大概都有听说。2003年，“以纯”品牌被评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在全国遍布了3500多家专卖店。如今的“以纯”已发展成为拥有14家分厂，员工两万多名，年销售额近8亿元，集品牌经营、产品开发、规模生产、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堪称虎门服装企业的龙头。
如果说，虎门是东莞众多“群虎”中的领头虎，那么，“以纯”就是东莞服装业中的一只领头虎。
我们去虎门时，郭东林正好出差在外地，他的秘书曾伟君接待了我们。说起自己的老板，小伙子满脸敬佩。
郭东林出生于广东河源的一个小山村，因家境贫寒，读到高二便辍了学，不久只身来到广州，在一家水果摊卖起了水果。即使在这样窘迫的生活中，郭东林仍不失进取，白天在水果摊做帮工，晚上匆匆去夜校读书，一年下来学完了工商管理的课程。一个偶然的机会，郭东林认识了一位做服装生意的朋友，从此便跟着在珠三角一带制衣厂收购仓底货转卖。两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珠三角的所有制衣厂，也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7年，郭东林在番禺开了个只有15个工人的小厂，然而，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壮大了企业，员工达150人。1998年，郭东林参加了虎门的服装交易会，此后不久他便将工厂搬到了虎门。
也许是虎门这块风水宝地使郭东林如鱼得水，短短几年，他的财富成几何级数地迅速增长。20多岁的郭东林成功地成为东莞最年轻的富翁之一。
郭东林的成功，来自于他极具前瞻性的开拓思路。
在第一次参加虎门的服装交易会时，郭东林还只是一个普通服装厂的小老板，在会展上租了两个展位，展了10多件衣服，即使有外商向他订货，他也因工厂规模太小无力接单。但这个有头脑的小老板这时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他感觉自己要想做大，必须走品牌之路。当时虎门政府也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家打造品牌，于是郭东林创造的“以纯”便成了虎门1999年会展时重点推出的7大品牌之一。在这7大品牌中，“以纯”实力最小，但郭东林当时却做了一件不同凡响的大动作，他从并不宽余的资金中拿出一大部分用于强势的广告宣传，这吸引眼球的举动使“以纯”一炮打响。
交易会不久，老客户再到富民城去批发“以纯”时，却再也找不到其踪影了。一打听，原来“以纯”已悄悄退出了批发市场转而走专卖路线。要知道当时“以纯”的批发生意有多红火，最多时一个月可批发走200万件。人们对郭东林的举动甚为不解，退出批发市场意味着失去很多老客户，一切得重新开始。但郭东林有他独特的看法，他感觉在人们一窝蜂搞批发的时候，“以纯”应该独辟专卖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市场先机，抢占市场制高点。
事实证明郭东林的感觉是绝对正确的，两年后，当人们感觉到批发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而纷纷转向专卖和特约加盟时，“以纯”早已在全国一级市场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位年轻富翁跳跃式的成功向我们证实两个字的分量——开拓。《棋经十二篇》有“宁输数子，不失一先”一说，若要抢占更多成功机会，还得先行一步。
后来我们知道，像虎门这样独辟蹊径、富足百姓的板块在东莞有32个。虽说虎门在这些镇区中起步略早，但其他镇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招。这32个镇区宛如32只老虎，虎虎生威，正是这些生龙活虎的“虎”们你追我赶，众虎同心，才造就了东莞如今的辉煌，啸傲神州。
实际上，东莞的许多专业镇的发展模式和虎门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从某一产品的销售做起，再利用对行业的了解转向生产，渐渐开始特色产业，再通过一些会展加速自己的发展马力，渐渐形成极具竞争力的专业镇。原东莞市政协主席陈矛认为：早年的来料加工，对东莞各镇的产业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总结说：“这些企业一开始都是一两家进来试探性地发展，等事业发展壮大后再产生榕树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来莞。有些企业需要配套的产业，比如三星公司，单靠它一个企业无法将所有工序都完成，因此，当它在东莞发展起来之后，就说服包装等产业环节的企业一同来莞发展，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产业链逐步完善起来。现在想来，对于东莞的发展来说，来料加工的贡献是很大的，没有来料加工打基础，就没有东莞今天的大发展大繁荣。来料加工不仅为东莞带来了技术、人才，也积累了资金。像大朗镇的毛织产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来了几家较大的毛织厂，许多本地人都进厂务工，掌握了毛织厂的工序、流程、技术之后，一些人就辞工出来单干……”
陈矛所说的大朗镇，我们恰好也采访过，这个镇的产业发展也是极有意思。毛织业是大朗民营经济的主体，也是富民强镇的特色产业。
历史上大朗是个小镇，该镇本身不产羊毛，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织市场，这一切令人惊叹！叶锦河镇长向我们讲述了大朗的发展奥秘——
大朗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进来时是在1979年，是由一位姓娄的人从香港带过来的。这位娄老板是广东人，在香港搞毛织业搞得很有成就，改革开放后，他想借此机会在中国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于是便通过香港的一个大朗人来到大朗的大井头村，投建了一家毛织厂，即大朗毛织一厂。这家毛织厂当时采用的还是传统手摇机，但大朗人却像见了西洋景似的感到很新鲜。这家工厂的创办也忙坏了所有的大朗人，人们纷纷走后门找关系，都想跳出农门。当时的大朗实在太穷，虽然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但人多田少。为了贴补家用，人们还得上山砍柴。砍柴很辛苦，往往要在凌晨一点起床，带着斧子锄头推着胶轮车到山上去砍，如此辛苦一天，收人也就3毛钱，第二天还得挑到几十公里外的石排去卖。因此，那个时候如能有机会进到外企打工，那可像进到天堂一样了。也因此，当时进到厂子里的这批工人立马身价倍增，连找对象也多了不少筹码。
当时大朗毛织一厂的中方厂长姓谢，原来当过村书记，是一个能干之人，脑袋也灵活。谢厂长干了一段时间后，看到厂里有接不完的订单，感觉到这个毛织市场需求很大，便鼓励工人们出来自己干。当时干毛织行当无需太多技术，也无需很好的设备，花上一万元买台毛织机便可。于是1983年前后，便有一些工人在谢厂长的鼓励下出来搞起了小作坊。谢厂长也帮着接单，交给他们生产，合格的给钱，不合格的返工。
这便是大朗毛织业最初形成的源头。
“1988年，我们本地人的小厂在巷头村注册。这也是我们大朗镇第一家注册的民营企业。1989年，有一位俄罗斯客人找到这家工厂，要求加工2000打（1打12件）产品，这是大朗毛织的第一笔国际交易。因为价格差价大，这个厂一下子赚了很多钱，大家也从中受到启发，纷纷外出找客户，把产品直接卖到国外去。到90年代初，我们的很多厂就都具备了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的功能。为了扩销，我们又出去找了代理商，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国外。虽然代理商赚了大头，但还是比给港企打工要强。当时整个大朗，上上下下都在搞毛织，大家都希望通过毛织赚点钱。镇领导也想了许多办法去扶持他们，因为农民只知道赚钱，却不知道如何买土地、办手续、完税等。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南巡，大朗就不会有今天。因为当时的政策很严，一个厂请多少工人，共产党员能不能办工厂都是有规定的，如果有企业家想要人党得看他有多少工人，超过8个人绝对不批准。”叶锦河说到这里时，语气明显沉重起来。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小平同志。后来我们更加放开手脚，对有心贷款的农民，镇里帮办贷款手续，村里担保，免税三年，用水用电免初装费，土地优先安排。之所以采取这么优惠的政策，我们是考虑到企业正在起步时期，这时你不拉一把，企业就成长不起来，就像一棵小树，狂风暴雨成长不了，春光明媚才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到了1995年，我们大朗已经小有名气，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我们开始在推介、宣传上做文章。2000年，我们在上海搞了一个很大的推广活动，让一些女大学生们穿上大朗毛衣，披上红缎带，在南京路上走来走去，当时在上海引起轰动。2001年，我们开始搞大朗毛织产品展示会，让世界认识大朗，也让大朗认识各地的朋友。2002年8月，为了把产品更好地打出去，我带队去东欧考察，去了25家企业，带回了400万美元。接着我们又去了意大利的米兰、罗马等国际服装名城。现在有100多温州人在意大利推销我们的衣服，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大朗拿货，一年赚了上百万元……”
有了影响，就会有更好的发展，产业影响力也将更上一层楼。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真理。如今的大朗镇有50（城）多家毛织企业，其中上规模的企业有100多家，已形成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原料辅料、机械设备、洗水印花、物流贸易、人才培训、科技服务、信息咨询等一条龙产业配套，整个产业市场年销售量超过12亿件，60％出口意大利、美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采访完叶锦河，我们在大朗镇的巷头村做了一番采访。巷头村在改革开放前只有一条街，长100米，宽4米，叫大朗街。村里第一家毛织厂是1979年村干部们到深圳渡口引进来的，叫协和毛织厂，当初还是用村里的库房办起来的。当时，招了三四十名本地村民，开始时工厂将工人的工资交给村里，村里则将工资算成工分，一个工人一天算10个工分，工人们对此很不满意，一番争取后，终于在一年后直接从工厂领到了工资。几年后，这批工人在厂里学会技术之后，纷纷出来开厂，如今都已成了老板。很多村民也学着买台机器回家，买点毛线织成毛衣往外卖。很快，做得好的一些村民又从家里的小作坊跳出来办起了工厂，先是帮港企加工，慢慢扩大规模，后来自己接单。村民们刚开始搞企业时，资金不多，村委会就给他们提供担保，向信用社贷个五六万元，引导他们慢慢发展起来……
在大朗，我们还走访了一些企业，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感谢大朗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大朗民营商会陈会长特别感叹大朗的发展速度，其实他自己的创业神话也令我们称奇。陈会长以前在机械厂做工，1987年停薪留职投了几万元办起了工厂，一开始只有30来人，做一些简单加工，慢慢便发展起来，现在年产值已达1亿多，工厂占地20多亩，还自创了叫“纪帆登”的品牌，搞得红红火火，在大朗毛织界很有知名度。
细细推敲大朗这些年走过的路，再纵观东莞，以及东莞各镇、村这几十年的发展，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走着走着，到了一定阶段，突然一下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这种升华，既是多年基础上的厚积薄发，同时也是东莞各级决策者结合自身实际、发挥地区优势、挖掘自身潜力的英明领导的结果。
事实上，东莞各镇的发展也并非都是云龙风虎，比如樟木头镇后来的发展并没完全借助来料加工这个“酵母”，而是独辟蹊径，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小香港”。
2006年7月7日，笔者来到离东莞较远的樟木头镇。这是个山区小镇，如果说东莞在地理上有着与深圳毗邻的优势的话，那么樟木头镇与这样的优势毫不相干。1990年前的樟木头镇还是很穷，眼看着虎门、长安等乡镇的飞速发展，樟木头人着急啊！光着急有什么用？镇党委书记黄伟明上任后，他分析了樟木头的情况，认为樟木头虽然没有虎门、长安与深圳毗邻的得天独厚优势，但作为一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的山区，樟木头可以做虎门、长安没有的东西，比如能不能吸引厌烦了闹市生活的香港人到山区来买房居住休闲度假呢？“香港一年有300万至500万人外出度假旅游，我们樟木头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把港人引过来，让他们住在我们樟木头，只要他们在这儿买了房子，我们还怕招商引资不成？”黄伟明向干部们这么‘讲，大伙茅塞顿开。
“是啊，香港和深圳的房价那么贵，同样的别墅、公寓房，我们这儿便宜一大截。不相信香港那么多中小老板看不上我们樟木头！”
“是呀，咱樟木头虽然边远了一些，但我们这儿有一条铁路，从深圳下来也就半个来小时，交通上不会构成香港人的不方便。”
“盖几幢房子上香港市场试试，看有没有人来买！”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就开始“试吃螃蟹”起来。
“只要政府支持，我看准行！”东莞最早一批“三来一补”的港商梁英伟先生听说后，很是鼓舞。他表示愿为这事给樟木头贡献点力量。在他的穿针引线下，港商钟汉强带着他的展基集团捷足先登樟木头，建起了第一批针对港人的商品房——“展基广场”。当时的房价是1800元人民币一平方米。这价格对香港人来说，等于是白捡一样，首批房子一抢而光。樟木头政府看着高兴，接着便与另一位港商搞了个“翡翠花园”，房价每平方米1500～1800元人民币，几天之内竟然又是销售一空！
“樟木头有便宜房！”“要想住别墅，就到樟木头！”一时间，香港人差不多全都知道东莞有个“可以白捡好房子”的樟木头了。
樟木头从此名声大震。
“最旺时的销售，一天能卖出一二百套！每到节假日的夜晚，我们樟木头简直就成了‘小香港’！大街小巷和公园广场上都是香港人。尤其是一片片连结而成的别墅区、公寓区，那灯火辉煌的景象，真使我们樟木头变成了一个‘不夜城’……”樟木头的一位镇干部自豪地说。他告诉笔者：“过去的樟木头只有一条百米长的老街和一个破车站。现在的樟木头，居住着10多万人，其中中高档公寓和别墅，有一半以上是香港人的。他们在节假日到这儿居住和生活，平时他们的父母和孩子在这儿居住，樟木头因此兴旺起来。人一多，其他行业特别是服务业、消费业都跟着上来了。我们镇上每年都要举办‘香港人旅游节’，每一届都有不同主题，时间也很长，第一届办了45天，第二届两个月，主要是让来这儿居住的香港人能在樟木头生活得更加丰富多彩。你别小看了我们樟木头，美国、新加坡等国际新闻媒体都十分关注我们这儿的房价！”
根本不用怀疑，眼前的一切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了：走进如诗如画、宽阔无边的“御景花园”，笔者仿佛进人了“人间天堂”一般的迷宫之中。这里的豪华别墅、新式公寓，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这样规模的地产，在北京、上海也是少见的。据业主介绍，这里住了上万户居民，香港人占了绝大多数。
实际上，樟木头的这种定位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最突出的阻碍就是如何突破乡镇发展模式，塑造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把房产品牌在港人中打响。为了集中发展房地产业，营造香港人喜欢的市区集中、生活方便的热闹氛围，也为了避免占地过多和环境污染，樟木头首先进行了整体的规划，将所有的工厂都搬迁到镇的外围，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樟木头的镇中心已没有一家工业厂家。在这个全国文化广场密度第一的镇区内，镇、村二级文化广场16个，近50万平方米。
这就是樟木头的特色经济。这就是东莞市的特色经济——每一个乡镇，可能就是一只经济腾飞的“小老虎”。这些“小老虎”组成的区域经济所形成的东莞经济，便是虎虎生威的东方经济！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或者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成功典范。这，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