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揽月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就会发现给东莞命运带来重大转机的“三来一补”的改革波涛当年曾翻腾着怎样的汹涌暗流——各种各样的大帽子被沉沉压上：“冲击论”“沙滩论”“危险论”……
“三来一补”使东莞处处遭到白眼，东莞领导内心所承受的压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没有自己的工业，就等于自身的造血机能太差，这样的工业就相当于手心向上被动地等着别人给钱！他们在内心里是多么渴盼在不久的将来东莞能拥有自己的工业，能真正在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呀。他们的渴盼在1984年的一天终于被李鹏总理的一句话点然了。
从那天起，东莞人踏上了长达5年之久的“揽月”之旅。天高路远，“明月”可望不可即，梦想和现实之间似乎阻隔着一座高不可攀的冰山。然而，东莞人愣是凭着一股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坚强意志，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将“明月”揽进了东莞的天空。这个标志着东莞工业里程碑的彩管项目也带动了许多大项目的发展……
东莞人以水滴石穿的坚强意志．奏响了一曲气势恢弘的命运交响乐！
10．梦想起于李鹏的一句话
2003年7月19日晚。东莞郑锦滔家。
“丁零零”，电话铃响了，郑锦滔伸手去接电话，心想准又是问那件事。果然，电话那头上来就问：“老市长啊，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看了。”
郑锦滔面前的茶几上，正摆着当天的《南方日报》，上面的一条标题尤为醒目：《汤姆逊6.68亿受让福地彩管》。
“你们怎么好端端地把彩管厂给卖了呢？”
郑锦滔哈哈笑了起来，反问对方：“那你说，女儿大了，什么时候嫁人最合适？”
对方一头雾水：“那当然是最年轻最漂亮的时候嫁人最合适了。”
“那就对了。我们卖的正是时候！”
放下电话，郑锦滔仍面带笑容。嫁了，终于嫁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恋恋之情在他心底生起。他斜靠在沙发的靠垫上，眼光远远落在茶几的报纸上，思绪飘远——
东莞市委、市政府里有句玩笑话，说“东莞是跑部前进的”，指的是东莞大大小小的领导整天往上面跑，跑钱跑项目，所以有人说，东莞这些年的跑步前进很大一部分归功于跑“部”。
东莞首任市长郑锦滔因跑“部”勤快，人称“跑部市长”。
郑锦滔细高个头，黑瘦脸庞，1951年参加工作，当过农协主席、供销社主任、区委委员、大乡（1958年改为公社）书记，又转战沙田、虎门、高L5等基层当书记，1970年被选上东莞县委常委，1982年出任东莞县长。多年的政府工作练就了他过人的嘴皮功夫。郑锦滔将他这套本领充分发扬，尤其用于跟领导磨嘴皮。广东省的几任省委书记、省长以及中央部委的一些部长们都曾领教过此人的磨功，甚至这些领导一见郑锦滔那风风火火的身影就头皮发麻。然而，正是运用“磨功加缠功”这套战无不胜的战术法宝，使郑锦滔将许多不可能实现的事都一一遂愿，为东莞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这也使得晚年的郑锦滔每每回首自己一生时常常是欣慰无比。
最早发现自己磨嘴皮也能办成事是从赵紫阳那里获得自信的。赵紫阳当时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时，东莞囊中羞涩，账面上能用的钱只有300万，但当时有三个项目急需用钱：一是东莞氮肥厂需要投资1160万；二是万江大桥于1975年9月动工，建了一半，资金告急，没有300万通不了车；三是运河商场的建设，还需资金27万。为此，郑锦滔只好撒开长腿，隔三差五往广州跑，见到赵紫阳就展开他的嘴皮功夫。赵紫阳被磨得没招，只好妥协：“好了老郑，怕了你了！这么着吧，你一半，我一半。”
郑锦滔不仅会磨领导，他在会场上的发言也极具感染力。1978年，在全国举行的“三学”经验总结表彰大会上，当时大庆、湖南、咸阳和东莞四地的农业搞得轰轰烈烈，被定为全国的农业典型。在这四家农业典型的代表发言中，郑锦滔的发言最为精彩，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这位农民模样的东莞人，穿着一身土气的西装，然而他那具有华丽色彩的广东普通话演讲却在会场不断激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时东莞的农业确实搞得有声有色，1977年的东莞尽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4亿，人均收人144元，财政仅3000多万，这么一个不算很穷但却绝对谈不上富裕的农业县，对国家的贡献着实让7000多名与会者深受震撼：每年上缴国家粮食4.3亿斤，出口5800万美元，还卖爆竹、粮食、蔬菜、生猪给香港……当郑锦滔将这些数字以他那抑扬顿挫的腔调华彩般地一一报出后，会场立马炸开了锅，东莞的农业太了不起了！
打那时起，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们记住了一个叫东莞的地名。然而，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正当这些县长县委书记们兴致勃勃去东莞参观取经回来准备效仿东莞农业模式时，东莞却抛却了引以为傲的农业，扭头搞起了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三来一补”。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给东莞命运带来重大转机的“三来一补”的改革波涛里当年曾翻腾着怎样的汹涌暗流。
东莞改革开放发展的起步之路是极其艰难的，艰难之处更多来自于压力。前面笔者曾已提过，“三来一补”并不好拿，烫手！果不然，这个小小农业县苍白的脸上刚刚有了点血色，各种各样的大帽子就被沉沉压了上来。
外贸部门的人来东莞看后，脸色很不好看，说东莞的“三来一补”是消耗国家资源，冲击了国家的出口，也冲击了国内市场；学术界的专家来东莞看了，看完后更是纷纷撰文抨击，更是断言东莞的“三来一补”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这种“沙滩经济”没有技术含量，经不了风雨，是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总而言之，东莞走的路子有问题，不应该把人家淘汰下来的东西拿进来。
其实，这种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当时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大多走的是利用外汇引进设备搞自己产品的发展模式，都搞得红红火火，唯有温州和东莞走的路子不伦不类。温州搞私人经济，东莞做来料加工，都上不得台面。
东莞上不得台面的“三来一补”也使广东省领导备受牵连。广东省老书记王全国有一次去北京开会，遭到各省领导的围攻和批判，心情不畅，从北京一回来就跑到东莞来看，听完东莞领导的汇报和解释后，心里的阴拨才渐渐散去。
维根特斯坦说，产生新概念的劳动是痛苦的。
确实，这种痛苦折磨着每一个东莞人，更折磨着每一个东莞干部的神经。原东莞外经委主任陈松基至今一提这事还委屈不已：“记得我有一次陪省外贸局的一位领导参观我们的工厂，看完后他不屑一顾，说你们的来料加工原来如此，引进的就是这么一堆破机器！我跟他解释说这设备不是我们买的，农民没活干，希望有个就业机会。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过来看后，说我们对国家贡献不大。我就跟他们争，我说国家没给我们一分钱，只给政策，我们创了那么多外汇，我们的贡献不大吗？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反对来料加工……”
最让东莞领导头疼的是下面公社干部的抵触情绪，扣上“危险论”的帽子。很多老干部纷纷说，跟资本家打交道很危险，容易犯政治错误。一些公社领导采取一种不了了之的对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点头容易犯错误，摇头上面又有22号文。”甚至有位干部在港商主动找上门说要办厂后，指着港商的鼻子很不客气地说：“让我带100多人给你打工，被你剥削？不行！”
“真难呀。”郑锦滔一回忆起当年的这些事就摇头叹息。
东莞当时一穷二白，为了引来港企，只能借助公社或村里原有的会堂、食堂、祠堂作为厂房。利用食堂和祠堂，大家心里勉强还能接受，但利用会堂，很多老干部就坚决不答应。
一次，郑锦滔让谢岗公社书记搞来料加工，公社书记回说没厂房。郑锦滔说那你就用会堂嘛，公社书记很生气，老郑，那可是我们共产党员开会的地方呀！郑锦滔说开会的地方怎么了？公社书记把脸一沉，硬邦邦地甩出几句：“我们的会场是社会主义的，不能给资本主义占领。怎么可以让资本主义在这里兴风作浪呢？那绝对不行！我们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洪水猛兽，我们社会主义是不能包容的！”
一位江西井冈山的老党员千里迢迢来东莞看望孙女，开始他并不知晓孙女跑到东莞做什么。看后得知孙女在一个港资企业打工，他失声痛哭：“当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好不容易赶走了资本家，推翻了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没想到30多年过去，我的孙女又开始给资本家打工，被资本家剥削。这究竟是怎么了？”
这位老党员的发问几乎代表了很多当年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的困惑和不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很多当年的老党员眼见着香港资本家开车进村时，一个个痛心疾首：“辛辛苦苦流血汗，一朝回到解放前！”“资本主义又复辟了！”……
这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并不亚于当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很多思想不通的老革命纷纷责问县里的领导：你们把土地都卖掉，是不是成心想搞垮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呀？
不但下面的干部思想转不过弯，东莞县委这套班子也有些干部思想抛锚。有位干部气呼呼地举例说：“那些来料加工企业先是找了珠海，可人家珠海就不予理睬，都没让进嘛。而我们，不但让人家进，还要主动去请他们，低声下气求他们进来，我们这么做丢不丢人哪，我们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黑压压的乌云，笼罩在东莞上空。
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围剿中，东莞领导也开始感到一丝茫然：东莞难道真的走错路了吗？是否偏离了改革轨道？
茫然中，有人提出学习中山县的发展模式，理由是他们有些项目搞得不错。于是县委一套班子立马动身去中山参观。参观完了，连提出学中山模式的人也傻了眼：中山是中山，东莞是东莞啊，人家中山当时可以靠贷款办企业，可你东莞，既没资金又没人才技术，你拿什么效仿中山？
从中山参观回来，东莞领导班子再次开会研究，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大胆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东莞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坚持搞来料加工，先让群众富起来。
此时的东莞，不仅要承受改革初期的阵痛，还得承担思想观念上的启蒙重任。
统一认识后，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开现场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当时樟木头镇官仓村经济非常落后，自办起一家来料加工厂后，村里经济大为改观，老百姓的收人也随之提高。县领导及时抓住典型写了份总结，叫《一个工厂改变了一个村的面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也招来讽刺和挖苦：共产党那么多年改变不了的面貌，一个资本家就给变了？
发生在东莞大地上的这场思想革命，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它对干部、工人、农民等所有人都是一次巨大冲击。在观念和利益、眼前与未来的种种问题面前，东莞人经历着脱胎换骨的阵痛。
东莞要发展经济，要对外开放，但如何发展，如何开放，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来料加工厂尽管看上去不好看，说起来也不好听，但东莞选择这一步，实在是被动中的主动之举，因为东莞根本就没有其它的选择。东莞是一个农业县，没有工业基础，缺技术少人才，高科技的东西拿不进也引不来，不实行拿来主义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而且东莞的地理优势也适合引进外资。东莞除了“三来一补”，做别的没有优势，所以东莞不能放弃眼前这个机会。东莞在“三来一补”中赚的钱在港商面前是小钱，但相对于自个儿的过去和现在的内地就是大钱了。东莞迫切需要资金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一位当年的干部告诉笔者说：“在运用外资的方式上，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办法有合资、合作、独资、‘三来一补’，为什么我们主要运用‘三来一补’方式？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搞合资，产品在国内销售又有一定的限制，我们对国际市场也不了解．这一切就决定我们只能采取‘三来一补’。而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刚刚‘洗脚上田’农民的经营水平。但是对外加工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会建立自己的经济，我们敢于接受这种合作，正是我们有信心不用很长时间就能在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这些“三来一补”企业在东莞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实际上东莞老百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他们而言，钱是最实在的，有老板进来投资是件好事，大家有就业机会了，有钱赚了，有什么不好？何必要顾虑姓“资”还是姓“社”。正是在东莞县领导的动员下，在老百姓们的一片叫好声中，思想不通的老干部们开始慢慢更新观念，适应后，又开始主动引进港企。与此同时，这与中央的政策和省委的大力支持也分不开。广东省委顶住了各种压力，对利用港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给各级干部撑腰：“大家要大胆地干，出了问题由省委承担责任。”
如果上世纪80年代东莞因搞“三来一补”处处遭白眼的话，那么东莞领导承受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这种压力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延续多年。
东莞人是倍感委屈的：东莞和深圳当初都是惠阳地区的农业县，改革开放使深圳一夜之间变为风凰，成了中国的改革试点。和深圳相比，东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只麻雀。如今，凤凰想要涅粱，东莞这只麻雀又何尝不想涅粱呢？更何尝不想在涅粱之后也变成一只凤凰呢？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这些“三来一补”也许正是东莞发展的第一把涅粱之火！
此时的东莞是多么渴盼被人关注、被人理解呀！一边是特区深圳，一边是省会广州，夹在中间的这个小小农业县渺小得一直无人关注。只要你稍稍翻一下东莞史记，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又有多少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脚步曾在此作过短暂停留呢？
令东莞人高兴的是，进人上世纪80年代，东莞终于开始被人关注了。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到了东莞。
这是李鹏同志第一次来东莞，陪同李鹏同志前来的还有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林宗棠。东莞县委领导陪同李鹏一行先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东莞沙角电厂。沙角电厂是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基地之一，发电装机容量388万千瓦。接着李鹏同志又参观了虎门、长安、常平、大朗等镇。
4月的东莞，春意盎然，李鹏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又一个毛织厂、玩具厂等来料加工厂。在加工车间，李鹏亲切地向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们挥手致意，微笑着点头赞许，还向他们询问收人情况。一位女工激动地向李鹏介绍说：“我们是计件收人，多劳多得，平均每个月收人能有70多元，以前在家种稻子，一年加起来还不到这个钱呢……”
李鹏的这次东莞之行在东莞领导看来是至为关键的，李鹏的态度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东莞的未来走向，因为东莞的来料加工这种发展模式，这几年来一直备受各方面的质疑和批判，所以，在陪同李鹏视察时，东莞领导们的内心一直忐忑不安，极为紧张。令他们渐渐宽心的是，从李鹏的神情言语中明显看出，李鹏对东莞的发展是持赞许和支持态度的。
晚上，李鹏住在东莞宾馆。在东莞跑了一天的李鹏，此时有些百感交集：东莞老百姓的日子富裕起来了，好事呀！从东莞这个考察点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中国的这场改革没有任何范本，一切都是摸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过短短几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已经慢慢走向富裕，中国的改革应该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是放，而不是收，也许，中国应该把发展的步子迈得再大一点，更快一点……站在窗前，李鹏凝视着满天星辰的夜空，似有所悟。
第二天离开东莞前，李鹏充分肯定了东莞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成就，接着又说了一句：“你们东莞满天星斗，就是缺乏一轮明月呀。”
李鹏说的这句话恰恰也是东莞领导们内心深处的一块心病。“总理的话触到了我们的痛处。当时我们东莞从单纯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看，确实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但大伙心里真的缺乏一种底气，原因就是我们东莞当时的经济无非就是些‘氮化水’（即氮肥、化肥、水泥）。虽说那几年也进来了不少外企，满天星斗般地散落在各个乡镇社队，但其企业的规模小得可怜，大多是十几个或儿十个工人挤在面积狭小的车间里，谁也否认不了这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工出来的产品也实在是一般，难以称得上档次，更是毫无技术可言。”一位退休老干部这样对笔者说。
此刻的东莞人，仿佛被李鹏总理的一句话惊醒了。他们虽然渴望东莞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然而放眼东莞，与心中远大理想相匹配的企业在哪儿？一个农业县想要迈人工业化的城市，支撑产业是什么？又在哪儿？今后的发展之路如何走？所有这些问题，让东莞人既感遥远又感紧迫。他们越想总理的话越感到汗颜！
没有自己的工业，就等于自身的造血能力太差，这样的工业就相当于手心向上，被动地等着别人给钱呀！
李鹏走了，东莞还是那个东莞，可是东莞领导们的内心却再也不能平静。
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干部会开了一天又一天，气氛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热烈。最后众干部的思想聚焦到了一个目标：东莞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业，一定要搞出一个大项目！
大项目！就是要搞大家伙！就是要干能够提升东莞经济根基的大产业！
在东莞县委的这套班子成员里，性格乐观的郑锦滔积极性最高，雄心勃勃：不就是上天揽月吗？在县委、县政府决定东莞摘取“一轮明月”的认识达成一致后，郑锦滔便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郑锦滔是个急性子，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郑锦滔天生就是个能说会道之人，没说几句，便把大家激发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赶紧分头去广东省经委、计委、电子局等处打探消息，看有没有像模像样的大项目。
事情也巧，广东省电子局手头上便有一个。
电子局局长许志良言语犹豫：老郑啊，这个项目很大，不知你们能不能搞？
郑锦滔听说有项目，精神一振，一听说项目很大，说话更加淋漓痛快：“大？不怕！我们就要做大项目！”夸下海口之后，这才想起问什么项目。局长告知：彩色显像管。
彩色显像管是什么？
这可是郑锦滔平生第一次听说“彩色显像管”这个词。
这些都不意味着束缚，对东莞而言，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摸了一番情况后，从专家那里得知：世界彩管工业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最早由美国RCA公司开发生产。作为彩电中间产品的彩色显像管，这些年来随着彩电的普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由于在美国本土生产制造成本较高及市场扩展等方面原因，60年代后美国逐步把彩管技术转让给日本，日本由此迅速成为彩管生产大国，同时欧洲彩管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从彩管工业退出转向高附加值的信息和软件产业，而韩国、中国台湾则通过从日本引进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也由于国内生产成本高企而逐渐把彩管生产移向南美和东南亚等地。 目前，我国彩管业刚刚起步，我国第一条彩管生产线始建于1978年，1982年在陕西咸阳4400厂（现在彩虹集团的前身）建成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为14厘米彩管％万只，该行业前景大好……
确实，这是一个大项目，估计总投资为20个亿，符合一轮明月的规模；
确实，该项目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跟那些制衣厂等加工企业远不在一个档次。
更是确实，该项目发展前景绝对了得，电视机将来肯定要走进千家万户，这里面的市场的确很大。
三个“确实”之后，他们感觉天助我也：这个项目如真的能成，确实非同一般，东莞的形象从此会有所改变。
仰望天空，明月就在眼前。郑锦滔的血液里，燃烧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和信心：我一定要摘下这轮“明月”来，哪怕天再高路再陡！
郑锦滔们很快和省电子局、省经委的人打成一片，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可关键问题是，该项目的决定权不在广东，在中央。
这轮明月挂在“中央”这个天上。
看来，要想“摘月”，郑锦滔的长腿得要往北京跑了。
11．天高路远，可望不可即
1984年6月，全国彩色显像管招标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副主任李祥林和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张学东主持。
这次招标会的竞标单位有五个省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或南京）、广东、安阳。代表广东的就是东莞的郑锦滔一行。
这次竞标的主要程序是：每家竞标队派人上台进行竞标答辩，阐述清楚该城市争取这个项目的动因、条件以及如何实施等等。最后由评委打分裁判。
会议进行到一半，台下郑锦滔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他发现自己走错了一步棋。来京之前，为了慎重起见，他特地请来省电子局的一位专家，请他从专业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当郑锦滔听完上海、北京等地代表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发言，再一听自己专家那略显枯燥的专业理论，心想，坏了，这一招失误了。此时的郑锦滔后悔莫及，早知如此，何不自己上台去讲，虽然不懂技术，但环顾整个会议气氛，会上并没要求你傻傻地去讲技术啊，只需要讲清我们有办这个大项目的条件和能力就行了，这些自己是完全能讲清的啊，而且，凭着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口才，肯定会讲得挺好的呀……
郑锦滔的感觉一点没错。各方的竞标发言完毕后，专家打分：北京、上海、安阳合格，天津、广东不合格。
完了！郑锦滔的热情一下子从头凉到脚。
张学东在招标会进行最后总结时说：“上海、北京、安阳条件不错，可以上。广东呢？也不是说不能搞，就是打分不合格，以后再研究吧。”
张学东这句话其实纯属安慰性质，没想到正是这句安慰话，使郑锦滔一颗凉透了的心又生起一线希望：张副部长并没说死我们不能搞啊。
郑锦滔脑袋一转，觉得不能轻易放弃这个项目。
他心生一计。招标会一结束，郑锦滔找到张学东和李祥林，死说活说，请他们务必来东莞亲眼看一看。
时隔不久，郑锦滔找到了刚刚上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李铁映。李铁映此前在辽宁当省委书记时，同时兼着海城的县委书记一职，东莞和海城、张家港曾结成三姐妹，所以郑锦滔和李铁映也有过几次来往。
在李铁映的办公室，郑锦滔顾不上喝口水，赶紧滔滔不绝开来：“李部长，您看我们东莞这些年的发展速度多快多好呀，领导们很是重视我们，前不久李鹏同志还来我们这儿了，他对我们这里的发展很满意呀，夸了我们很多。不过，李部长啊，您看我们现在的项目都是来料加工的小项目，规模小，产品质量不是很好，经济效益还差一些，李鹏同志希望我们能上一个大项目，成为我们的明月；还有，李部长，我们东莞虽然地方小，可我们发展快呀，我们广东的珠三角一带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市场上很需要电视机，彩色显像管在我们这肯定是很有市场的；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东莞的资金条件比较好，我们的来料加工给我们创了好多外汇，我们有的是钱；另外，我们广东省政府、省经委、电子局都很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东莞也绝对有信心把这件事做起来并且做好的……”
听了郑锦滔的话，李铁映打电话给副部长张学东，询问他对东莞的印象和感觉。此前不久，张学东一行在郑锦滔的诚心邀请下，已去过东莞考察。张学东回答说：“这个地方的确发展得挺快，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虽然只是一个县，但完全具备上这个项目的条件。”
放下电话，李铁映让郑锦滔先回去，说他们再具体研究一下，就给答复。
果然，电子工业部的答复没过几天就有了准确的说法：东莞可以上这个项目。
郑锦滔暗暗松了一口气，悬了很久的心终于先放了下来。
然而，郑锦滔高兴得有些早了，就在他们全力准备下一步的工作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深圳也提出要搞这个项目！
当郑锦滔得知这个消息时，一下子蒙了，晴天霹雳呀！其时已是凌晨一点。他披衣起床，踱到窗前，这一夜无论如何是睡不着了。他清楚问题的严重性，这次变故可是根本性的，回旋余地小，胜算的把握几近为零：广东只能搞一个彩色显像管厂，这是明摆着的，很多省一个都没批，中央不可能批给广东两家。既然广东只能上一家，可竞争对手偏偏是特区深圳啊。虽说此时的东莞刚刚升为县级市，可跟深圳相比，你有什么实力跟人家竞争，这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呀，何况深圳跟中央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
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在郑锦滔的眼前。这一夜，郑锦滔一直站在窗前苦苦思索，望月兴叹：放弃还是继续？还有峰回路转的可能吗？
凌晨4点，郑锦滔招呼司机，出发去广州。他想孤注一掷一回，这回他把希望寄托在广东省委书记林若身上。林若早年曾在东莞做过县委书记，调到省里后一向很支持东莞的工作，也清楚东莞这两年来在这个项目所做的努力。郑锦滔必须赶在林若起床后到他家里堵住他，请求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跟深圳领导说说情，通融通融。
到了林若家，天还没亮。听了满头是汗的郑锦滔用急得快似哭腔的话语介绍完情况后，林若也颇感意外，他安抚郑锦滔先喝点水擦擦汗，千万别着急上火，又赶紧拨打电话给深圳市委书记李颧，问李颧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项目让给东莞。没想到，电话那头李颧的态度很明确：不可能，深圳一定要上。
放下电话，林若朝郑锦滔无奈地摇了摇头。对于深圳这个特区，他这个省委书记也能理解，李颧刚刚从北京调来上任，也是弊着劲儿一心想要把深圳给快速发展起来的呀。
在回东莞的路上，疲惫的郑锦滔闻着竞争的血腥味，内心感到丝丝痛楚，没想到东莞的彩管项目这么快就胎死腹中，这些年的心血全都付诸东流了。他靠在车里的椅背上，想睡，却睡不着，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
颇具戏剧性的是，正当深圳全力以赴竞争这个项目时，佛山也来凑热闹，提出参与竞争。这台戏越演越热闹了，甚至上面的相关部门一听说广东的彩管项目就头大，不得不明确统一态度：一个都不批。
事后看来，“一个都不批”这只仅限于一段时间而已。几个月后，深圳的立项得以批准。
深圳的项目批下后，很快便找到日立公司合资合作。在此前后，北京和上海的彩管项目也得以落实：北京的和松下联姻，上海的和索尼联姻。
1986年的冬天，对郑锦滔来讲，是个寒冷的冬天。眼看着深圳、北京、上海的彩管项目都热热闹闹欢天喜地上了马，可东莞的“一轮明月”却还远远地挂在天边，可望不可即。－
所有的人都认定东莞的彩管项目彻底泡汤已成定局，然而，只有郑锦滔依然不肯轻言放弃，一有机会他仍然撤开长腿到处去跑去说，“反正就是到处跑，跑广州，跑北京，跑了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时隔20多年之后，当郑锦滔回忆起这一幕时，眼圈发红。
12．绝望中寻找希望
转眼到了1988年。
1988年对于东莞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是年1月7日，国务院国函6号文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东莞升格为地级市。
刚过完元旦，东莞市领导接到上面通知，刚刚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李鹏将于1月5日来东莞视察。这位在延安窑洞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第四位总理自1984年第一次来东莞后，就对东莞颇为关注，并确定东莞作为他的联系县，每年都要下来考察一下东莞。
李鹏要来？郑锦滔的脑子立马转动开了，一下子就转到“明月”上。这可是一个机会啊！
这的确是一个机会，可是怎么把握，怎么开这个口，万一掌握不好分寸引起中央首长的反感怎么办？郑锦滔琢磨开了：这次不能再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了，必须得有个万全之策才行。他思前想后，觉得必须得从北京搬一个援兵过来。
郑锦滔要搬的援兵是国务院电子信息系统推广运用办公室主任李祥林。在1984年电子工业部招标会上李祥林曾和张学东一起主持会议，也就是在那次招标会上，郑锦滔主动结识了李祥林，并热情邀请他来东莞考察。打那以后，他们渐渐熟识起来，李祥林特别佩服郑锦滔身上这股百折不挠永不言弃的劲儿。所以当郑锦滔打来电话，请他务必飞来东莞帮他向李鹏求情时，李样林二话没说，就匆匆赶来了。
李祥林思维清晰，口才极佳，请他跟李鹏汇报情况无疑是最佳人选，重要的是，以他这个身份，从全国宏观视野的角度来阐述东莞这个项目的必要性再合适不过。
他们见上面后，认认真真地商量了一下。由于时间紧迫，李祥林向李鹏的汇报时间只有晚饭前的半个小时。
郑锦滔进到东莞荔苑宾馆李鹏住的房间，轻声问李鹏：“总理，国务院电子办的李祥林来了，想跟您汇报点事。”
李鹏不解：“他跑到东莞来跟我汇报什么？”
“就是关于我们东莞的彩管项目。他就在门外等着呢，可不可以让他进来？”
“哦……”李鹏明白过来，点头说，“好啊，请他进来吧，我正好也想听听呢。”
郑锦滔一听这些话，赶紧开门示意等在门外的李祥林进到房间。
在李样林汇报期间，李鹏一直仔细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地微微点头，正是自己当年的一句话引发了东莞人上大项目的决心和信心……‘
汇报完毕，当郑锦滔和李样林从李鹏房间走出时，俩人对视了一下，会意地笑了——有希望！
饭桌上，郑锦滔又一次提出了东莞要搞彩管厂的这个项目，希望能够请总理支持，在座的广东省省委书记林若、惠阳地委副书记欧阳德、东莞市委书记李近维等人也都纷纷附言赞同，饭桌上的气氛空前活跃。李鹏兴致也很高，先前听了李样林的汇报后，感觉东莞上这个项目真的很有必要，此刻，耳闻诸言，李鹏心里更是被他们的决心和热情所打动，于是当即便笑呵呵地做了表态：“东莞确实需要这个项目，东莞发展那么快，市场上需要，东莞又有钱，也有这个能力，并且能搞出口，地区也那么大，可以搞的嘛。”
李鹏的一席话，恰似一颗定心丸，使在场的每一位都如释重负，大家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灿烂的笑容。郑锦滔的鼻子却是一阵发酸，泪水禁不住涌了上来，4年了！
李样林当场将李鹏的话做了记录。
“一轮明月”的转机伴随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终于出现了。
事不宜迟，李鹏前脚刚离开东莞，郑锦滔后脚就赶到了北京。这回，郑锦滔和李祥林找到国家计委机械电子局唐局长，直接把李鹏总理的讲话记录亮了出来。总理的讲话明白无误，唐局长哪敢为难！于是，国家计委机电局这一关很顺利地就过了。1988年初，东莞项目在机电部正式立项了。事情总算有了眉目。
难题很快又来了，这回难题卡在一个叫孙绳恺的人身上。孙绳恺是国家计委工综二司副司长，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他认为，东莞这么一个小城并不具备做这个大项目的能力，他的态度是：暂停缓建！郑锦滔等人去过他办公室，也去过他家，多次交涉，一直没能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一句话，就是：“你们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这天，郑锦滔和东莞市副市长王国润又一次来到孙绳恺办公室磨嘴皮子。这次，孙绳恺反过来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老郑啊，这个项目真的很大啊，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光凭着你们的雄心壮志就能做起来的。一定得要实事求是地做事。这个项目连东北三个省都搞不起来，你们一个小小的东莞就能做起来？”郑锦滔拍着胸脯保证：“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东莞是绝对有这个信心的。”孙绳恺接着实话实说，问：“老郑，咱们不谈虚的、不讲大话，好不好？就说点具体的吧。你要知道，这个项目的科技含量是相当高的。我先问你，假如我批给你，你的人才在哪儿？”
孙绳恺的这句话一下子把郑锦滔给问住了，旁边的王国润当时便觉呼吸有些急促，没料到这个孙绳恺会突然问出这么一个一针见血的问题来，这不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只见郑锦滔丝毫不慌张，依旧笑嘻嘻的，却又是颇为正经地回答：“孙司长，你刚才所说的人才问题，我觉得确实很有道理，科技含量这么高的项目哪能没有人才呢？人才是关键啊！要是没有人才我们怎么敢申报这个项目呢？您就放心吧。孙司长，你就批给我吧，我们肯定能搞起来。”
“你有人才？哪儿呢？”孙绳恺不相信。
面对孙绳恺的追问，郑锦滔转头问王国润：“老王，咱们人才的名单你带来了吗？快拿出来给孙司长看看。”
王国润愣了一秒，立即反应过来，一脸抱歉地说：“哎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孙司长要看我们的人才名单，忘了带了。我们有人才，至于名册，我们会抓紧时间送来。”
走出国家计委的大门，王国润还心有余悸，笑着捅了一拳郑锦滔，说，老郑真有你的！
俩人赶紧来到北京街头的一个小饭馆里，坐定后来不及点菜先研究对策。说实在的，关于人才问题他们之前还真没细想，总感觉那是后面的事。现在孙绳恺这么一提醒，俩人突然悟到，这么大的项目，一个技术人才还没落实下来，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忽略了。
午饭下肚前，他们终于搞定了关键环节，联系上了关键环节中的关键人物王念琴。
王念琴何许人？此人在业界系重量级人物，乃陕西咸阳4400厂厂长，手下拥有一大批精通显像管技术的专业人才队伍。广东省电子局副局长刘忠山跟他很熟，曾多次跟郑锦滔他们提及过此人。
吃完饭，俩人直奔机场。赶到王念琴家时，正逢华灯初上。在他家吃罢晚饭后，郑锦滔、王国润便在王念琴那简陋的家参观起来，一边参观，一边叹道：“唉，王厂长啊，没想到您这么一个大专家，还住在这么简陋的房子里啊！”“陕西原来还这么穷……”
王念琴听着，笑笑，没言语，只是附和着“嗯”“嗯”几声。他预感东莞人今天突然赶来他家，肯定有着非常重要的事情，十有八九跟动员他去东莞有关。
王念琴的预感没错，果然，当他们唱完“双簧”重又坐定后，郑锦滔终于和盘托出请他去东莞当厂长的想法。
王念琴当即摇头拒绝，说郑市长您可真会开玩笑。
“王厂长，您先别急着表态，您先听我介绍一下情况嘛。”于是郑锦滔便施展开他那卓越的口舌之功，从东莞为什么要上这个项目、怎么上这个项目、有什么条件上这个项目等等开始说起，一直讲到东莞建了这么大的项目后前景将会如何的一片光明等等，这么好的一个创业机会恐怕一生难求呀，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
王念琴不为所动，反问说：“我在这里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东莞呀？”
一边的王国润也跟着劝说：请你到东莞去当厂长，待遇肯定要比在这里好得多……
郑锦滔和王国润对王念琴进行轮番游说。三四个小时之后，王念琴终于开始犹豫。活了半辈子，王念琴如今完全称得上是事业有成、生活安康。虽说在这里穷了些，比不上东莞，可让他举家南迁，而且还要让手下的精兵强将跟着一起举家落户到东莞这个陌生的地方，这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事，绝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活到这把岁数，谁都知道，一动不如一静，可眼下这两位东莞领导声情并茂描绘出的新境界也让王念琴感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他不由得坪然心动：“让我再考虑一下。”
郑锦滔善于察言观色，王念琴的这句话让他心中已有七成的把握。好，一定要趁热打铁，他继续充满感情地动员，越说越动情……
两位东莞领导如饥似渴的招贤之情态，让王念琴终于点了头：“好。我答应你们！”
郑锦滔一听心花怒放，立马请他理出一份技术人员的名单来，再三叮嘱每道工序都需要配一个工程师，而且一定要技术最好的工程师。王念琴是厂长，对一个大项目的人才队伍的组建情况了如指掌，重要的工序得需要高级工程师……很快，一份28个工程师的名单出炉了。
手头上有了28个工程师的名单，郑锦滔心里有了底，夜里这几个小时的觉也睡得分外踏实和香甜。
次日一大早，郑锦滔和王国润匆忙赶回北京，下了飞机，直奔孙绳恺的办公室。这回郑锦滔是满面春风，见到孙绳恺依然抑制不住笑容。
孙绳恺问：“老郑啊，什么喜事把你高兴的？”
王国润接茬道：“司长啊，其实人才的名单我也带来了，昨天忘在招待所了。这不，现在特意给您拿来了。”说着，王国润从包里拿出一份名单递给孙绳恺。
孙绳恺接过名单一看，又是点头，又是摇头，半晌没有说话。孙绳恺此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对东莞的项目，他之所以反对，并不是跟他们较真，他也是真心替他们着想，这个项目着实太大，不容半点疏忽，不少地方仅凭雄心和热情拿下大项目，大动干戈，却因缺少人才等诸多因素导致失败，这样的前车之鉴太多了……可眼前这份名单上的人员他几乎都知晓一二，这可都是陕西咸阳4400彩管厂的骨干人才啊！咸阳4400彩管厂是我国第一家综合性彩管厂，建立于1978年，1982年工程顺利投产，其发展速度曾被世界同行视为奇迹，厂长王念琴可是赫赫有名的功臣，业界有多少家彩管厂想要“挖”走王念琴呀。这个郑锦滔究竟使了什么招数把这些“宝”给挖走了呀？光凭这点，孙绳恺内心不得不服，东莞人身上真有股劲，就凭着这股锲而不舍的劲儿他们肯定能够成事！孙绳恺终于抬起了头，他盯着郑锦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老郑，你可不简单啊。我真佩服你！”
郑锦滔满脸堆笑，乐呵呵地应和着：“岂敢岂敢！”
“好吧，那你们就回去好好准备写可行性报告吧。”孙绳恺说。
1988年4月15日，东莞的彩管项目正式获得国家计委的批复立项。批文号为：计工委（1988）0587号。
揽月之旅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然而，此时的郑锦滔并不像身边的人一样兴奋激动，喝酒庆贺，因为他深知，立项通过的同时也意味着更艰难的开始。
首先是钱的问题。这可是一个大问题！
尽管之前郑锦滔在请求各位领导批准项目时，一直做财大气粗样，一直吹嘘着东莞有多少多少外企，东莞口袋如何如何有钱，有用不完的外汇。可事实是，用外汇得有指标，而且得有人民币，没有人民币你就无法动用外汇。说白了，郑锦滔所吹嘘的那些白花花的银两跟这个项目没有一点关系。再说了．对于这个项目，郑锦滔手头上也就单纯只有这一纸立项批复而已。
原来郑锦滔是在空手揽月！
而专家们的预算报告却清清楚楚显示着：这个项目必须要1.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购买设备的资金就得1.15亿美元。
郑锦滔知道，如果没有这1.2亿美元，这轮明月就如水中之月。他只好又撒开长腿往外跑，带着东莞的几个银行行长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跑了三四天，他们把香港所有的中资、外资的几个银行都跑遍了，无果。最后一天，他们来到了香港的中银管理处。中国银行在香港有十几家，中银管理处统管这十几家在香港的中国银行。中银管理处的副主任姓林，名广兆，福建人，主管业务，为港商到内地投资做过不少贡献，此前和郑锦滔因东莞的招商引资之事曾有过来往，算得上是熟人。
林广兆先是带他们参观了中银管理处的大楼，接着请他们在68楼吃饭。
饭桌上，郑锦滔没提借钱一事，一直激情洋溢地神侃东莞的彩管项目将如何如何有发展前景，倒是林广兆忍不住了，直截了当地问他：“郑市长，你就别兜圈子了。你们这次来是来要钱的吧？”京剧（红灯记》中有句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那阵子香港人把来香港的大陆干部统称为“表叔”，林广兆心里清楚这位“表叔”找他不会光为喝顿酒。
郑锦滔见林广兆直问，立马端起酒杯站起来，他不敢提呀，生怕像前几次刚一开口就直接被人家给回绝了，其实刚才神侃时他也一直琢磨着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没料到林广兆倒是先开了口，帮他解了这个难。郑锦滔说：“林主任，还是您理解我啊，我们东莞的这个项目就只有靠您林主任帮忙了。我敬您！”说完，将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林广兆笑了，问：“直说，你们要多少？”
郑锦滔一听，心里稍稍松了口气，他不敢开大口，轻声说：“5000万美元。”
“可以。5000万美元没问题。为了支持你们上这个项目，这不算多。”林广兆爽快地回答。
吃完饭，从68层往下坐电梯时，郑锦滔还有点云里雾里，还不相信这一大笔的贷款就这么轻易搞定了，500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好几个亿啊！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搞定了第一笔贷款之后，郑锦滔又找了中国银行的谷行长，从他那里又贷出了5000万美元，接着又到香港嘉华银行贷来了巧00万美元。
三笔贷款加起来1.15亿美元了。买设备的钱凑齐了。
回东莞后，郑锦滔又立马召集东莞的几家银行开会，请他们筹集4.5亿元人民币贷款出来。
有了钱，意味着东莞有资本出去考察了。此时，广东省计委也已将东莞的彩管项目正式立项，这也意味着东莞有了出去谈判的资格。
1988年11月份，由郑锦滔带队的由国家计委、电子工业部、广东省计委、省电子局、东莞市政府等领导组成的11人考察团出发了。
事实证明，郑锦滔挖来王念琴这个人才实在是个英明之举。在购买设备一事上，王念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大项目，其购进设备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企业将来的存亡。他们在法国看设备时，王念琴提出法国的设备不行，不可取。在这里，笔者稍稍提及一个小插曲，佛山的项目后来也立了项，当他们听说东莞要去法国看设备时，抢在他们前面也赶去了法国，后来匆匆把那些设备买了回来，结果导致项目失败。东莞考察团一行在法国考察未果后，听说美国也有旧设备，又急忙赶到美国，呆了3天，王念琴和其他几个专家商量后，也否决了该家。这家的旧设备不久被香港一家公司花3000万美元购回，结果生产不出产品，成了一堆废品。
在法国和美国的考察不成功后，王念琴提议找日本的日立公司谈合作，联系后对方立即答应。当时日立公司在新加坡也有厂，日立公司的人立即派出人马赶往新加坡等候他们，同时东莞考察团也立即从法国飞到新加坡。 日立公司的设备让大家眼前一亮，货真价实，的确是个好设备，于是很快便跟日立总部通了电话，说定半个月后到日本谈判。
半个月后，郑锦滔和王念琴、刘忠山等11个人组成的考察团到了日本。
这次谈判很顺利，双方感觉不错，一拍即合。当即，东莞跟日本常务董事竹本签订协议，购买日立的设备。定下两条生产线，一条25英寸，一条21英寸。
从日本回来后，郑锦滔等人连夜赶写可行性报告，得赶紧往上报，分秒必争啊！
可行性报告写好了，报上北京去了，没想到麻烦又来了。
从上面传过来的消息是，可行性报告有问题！
问题出在25英寸的显像管身上。当时市场上的彩电大多是16英寸和18英寸，21英寸已是相当高级，应系主流产品，而东莞的彩管要搞成25英寸，那可是大屏幕呀，电子工业部认为这种生产方向是极其错误的。这回，连一向支持他们的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张学东也态度坚决：超前消费绝对不行！
郑锦滔吓得立即跑到北京，他直奔张学东家里，跟他磨破嘴皮，说大屏幕的好处，求他务必同意，因为产品大部分出口，在国外25英寸可不是超前消费呀。
软磨硬泡，死说活说，好不容易把张学东这头说通了，可行性报告在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进行的专家评估小组那块又出了问题，两个字：不行。
眼见着这场持久战又变得遥遥无期了。
在《西游记》中，唐僧一行在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才到达西天。可眼下，千难万险的摘月之旅已经过去整整5年时间，怎么还是困难重重，何时才能见到这轮明月呀？
郑锦滔愁得又是一夜没睡着，他的压力太大了。表面看，这位市长整天笑容满面风风火火，可内心的酸楚只有他自己清楚。这些年来他承受了怎样的压力呀，别的不说，就东莞市委这个领导班子，大家虽说一开始曾有过激情，时间久了，都觉得这不是东莞力所能及的事，难度太大了，虽然大家看在市长面子上，不敢把话说得难听，但有些领导有意见，郑锦滔也是一清二楚。他理解他们，明白大家也是出于好心，也是慎重起见，再说，这个项目大得有风险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近20个亿的投人用的还是“全额贷款”，这的确不是件小事，这个项目要是弄砸了，他将面临怎样可怕的后果他心里不是不清楚。郑锦滔事后回忆说：“别人怎么说我，我也不吭声。后来的困难一个接一个，原来支持我的一些人也开始有些动摇，包括我的副手也有些怕。搞那么大的项目行不行啊，能不能搞起来啊？当时真是面临着很多困难。”
眼下二””
郑锦滔知道，他不能再等了，他也等不起：东莞这头，彩管厂的土建工程已经开始了，王念琴和他带来的28个人也都举家调了过来……
想来想去，郑锦滔决定立马去北京找曾培炎。
曾培炎当时任机械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听了郑锦滔讲述完东莞彩管项目的来龙去脉后，表示支持他们搞大屏幕。郑锦滔回忆这段波折时流露出对曾培炎深深的感激之情：“如果不是他支持我们的话，当时这事真有可能搞不成了。后来国家计委电子局的英华春处长亲自去找评估师，做他们的工作，终于说服了他们。”
大屏幕的这个难题解决了，可这个项目最终还得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签字。只有邹家华签字这个项目才算正式完成报批工作。
几番波折之后，已经到了1989年6月初。
众所周知，当时的北京正发生着一场政治风波。郑锦滔这班人马还在北京焦急地等着邹家华的批复。他们六七个人在机械电子部的留学生招待所已经住了四五天，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惶然，这场政治风波的出现，东莞的彩管项目还能不能顺利过关？
6月2日上午，郑锦滔终于等来了电话。是邹家华打来的！
邹家华在电话里说：“老郑啊，你也知道，北京现在很紧张。本来想听听你的汇报再批给你的，现在不用听了，没有时间了，我就直接批给你了。你快来吧！”
郑锦滔一听，热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们赶紧开车前往邹家华的办公室。邹家华果真是忙得没有一点多余时间听报告，见面没两分钟，便当着郑锦滔的面在可行性报告上签了字。
邹家华的字也签了，章也盖了，大事终于落实了，郑锦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当天他们就往回赶。“记得我们往回赶时，北京的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心里更是紧张，不知道东莞那头怎么样了，生怕买不上机票，当时我跟刘忠山副局长，还有我们广东电子局研究所的所长陈炳章一起坐车往首都机场赶，走到半路被一个大学生拦住了，不让我们走。陈炳章问他是什么人。那个人说他是大学生。陈炳章说：‘你一个大学生算老几啊，我还是高级工程师、研究所的所长呢，走开！’那个大学生一听就走了……”郑锦滔回忆说。
从1984年4月份开始确定想法一直到1989年6月2日完成报批并得到邹家华的批复，其揽月之旅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
然而，这种酸甜苦辣却远远没到达终点……
13．激情燃烧的如歌岁月
1989年6月，东莞对该项目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中心，东莞市副市长李汉松担任总指挥。
1989年7月8日至29日，广东彩管项目评估会在北京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召开，会议对项目建设资金是否落实、主要配套设备是否落实、核定厂区建筑面积、核定职工人数等进行反复论证。李汉松副市长为领队的答辩团，回答了评估组专家学者提出的无数问题。
会议结束后，彩管项目可行性报告的上报审批手续转人上报各部、委、司、局审阅的漫长岁月。
笔者在东莞采访时，偶然的一次机会认识了在彩管厂工作多年的员工郑燕娟，她是当年分在彩管厂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之一。听说笔者要采写关于彩管厂的文章后，特地给我找了一份名单，是1988年彩管厂筹备小组的人员名单。
一、1988年1月从东莞各单位抽调到彩管搞筹建工作的人员（共8位）
王创权：原市交通局交管总站副主任（已走）
邓裕宗：原市生益数铜版公司副总（已走）
尹嫂辉：原市科委计算中心副主任（已走）
张惠兰：原市无线电厂车间主任（留）
黄国楠：原市经委高工（已走）
苗根才：原市经委高工（已走）
芦娜才：原沙田拆船厂副厂长（已走）
苏志洪：原沙田拆船厂司机（已走）
二、1988年6月从咸阳4400厂调进东莞支援彩管项目的人员（王念琴厂长带来8人）
夏春奎（升副总）、张伟（升副总）、王念琴（亡）、徐风鸣（亡）、张光远（伤）、陈康祥（伤）、谢绍忠（走）、徐宝华（走）、王玉章（退）
笔者注意到这份人员名单的后面特地注明了是在1998年1月份统计的。这也正值彩管厂成立10周年。
郑燕娟特向笔者推荐了张惠兰，说她是这16个人中唯一留下没走的。郑燕娟介绍说：邹家华批复后，彩管厂的主要手续的主要公关人就是张惠兰。从1989年6月到12月，她常驻北京，虽说是邹家华已经签了字，可许多手续还得办。
2008年初，我们在东莞见到了风采依旧的张惠兰。一脸阳光灿烂的她，从五官和神态中，完全可以看出当年的美丽。一见面，她就爽朗地笑了起来。
坐定后，笔者问她：“你一个北京人，怎么就跑到东莞来了？”
笔者的问题引起了张惠兰对那个年代的追忆。这天东莞下着雨，屋里略显寒冷，窗外的雨点轻轻敲打着玻璃，低喃浅吟。
张惠兰，北京人，今年60岁。她的经历和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有相似之处，1967年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毛主席“支援边远山区”的号召，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在贵州一呆就是16个春秋。说起当年来东莞后的经历时，性情爽朗的张惠兰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1983年，我调到东莞时，这里还是很穷很落后的。我出去买东西跟他们讲普通话，他们都听不懂。记得我来东莞的第二天去粮店买米，我跟他们说我要买30斤米，人家听不懂，对我直摇头，没办法，我就只好用笔在纸上写“买30斤米”，这样才买上了米。 当时我先分到东莞的无线电厂，那是东莞当时最好的一个厂。我在这个厂干了5年，当车间主任。1988年1月份，东莞市政府因为要建彩管厂，就从东莞的几家单位抽调8个人成立了筹备小组，因为我懂无线电技术，所以也抽中了我。我们最早的这批人到1998年10月的时候基本上都走了，就刹下我一个人还在坚持。
我来的时候，彩管厂的项目还在申请的过程中，当时的彩管厂还完全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后来厂址定在南城的郊区，在东莞市区5公里之外的笠村，好像是郑市长亲自选中的那块地。那时候那里还有一大片坟地呢。我在东莞无线电厂工作时，我们车间一百多人全都是广东人，我是工程师，当时我们生产收音机，有些技术上的事，比如接那几条红线黑线绿线，接在什么地方怎么接你得给他们讲清楚，不讲清楚就很容易接错。我跟他们讲普通话，他们听不懂。没办法，我只好开始学广东话，半年时间我就把广东话给拿下了。调到彩管厂之后，彩管厂来的那些人大多是外地调来的，听不懂广东话，他们看我会说广东话又会讲普通话，所以有什么事情都来请我帮忙，比如请我给他们上户口、孩子入学之类的事。后来我们领导说，你搞后勒比你在车间强，车间里那么多技术人员也不缺你一个，而像你这样又会广东话又会普通话的没几个，何况你见多识广，活动能力又很强。于是我就开始跟着领导一起跑手续。邹家华总理批了后，后面的手续都是我们在跑。从1989年6月份到12月份，我长期驻北京，整天跑国家计委、机电部、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单位。 当时压力也挺大的，天天去催，郑市长也经常打电话过来，他说：“张惠兰，这个项目一定要跑下来，就是路破铁鞋，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给拿下来，要不然你别回来！”
当时有人议论郑市长好高鹜远想要弄个功绩出来，但我们跟郑市长接触下来，觉得他是完全坚定了东莞一定得有自己的工业的信念，他当时这个信念特别强。事实上，彩管厂的成立的确也成了东莞工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时候还有很多说法，尤其觉得这是全额货款，风险很大，万一这个项目搞难了怎么办？拿什么去还近20个亿的货款？甚至连我们自己私下议论起来也觉得风险挺大的，但看到市长下了这么大决心，我们也就不想那么多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替市长把这个项目跑下来。
当时我尽管北京也有家，有亲人，但都住在招待所，一步也不敢离开。每天不停地打电话去问，人家说你们就等电话吧，所以我们就只能死守着电话机，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也不知道电话什么时候能来，因为你到哪里报批，就要等哪里打电话给你，我们就特怕错过一个电话，怕是因为我们没接到电话的缘故没批成。再就是不停地上门去催，记得我那时经常去人家办公室见悠着。文件批到哪个司，我就到哪个司盯着，经常池在那儿，就跟在那儿上班一样。有时，人家看见我也烦，说你们回家等消息吧，我说不能回家等，你们批了我们就不来了。他们不理我，我也就在那儿坐着。有时自己都觉得脸皮挺厚的，但当时顾不上了，没办法呀，我们必须抓紧把这个项目拿下呀。 当时审批这些手续时，麻烦事一个接一个。因为在审批时各个部委不是光盖个章就完事了的，他们还不断地提出修改意见，比如人员和厂房面积、建设资金等，然后我们又按要求修改，重新补充各种材料再往上送……
1989年12月初，李汉松、张惠兰，以及广东省电子局局长刘忠山等人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批文。7日上午，张惠兰突然接到电话，是郑锦滔市长的秘书王建周打来的，说李汉松的母亲突然去世了，让他赶紧回来一下。
接完电话的张惠兰赶紧把刘忠山拉到一旁，低声告诉他这个情况，问该怎么办。刘忠山想了一会儿，说，李汉松是个孝子，你先别吭声，先瞒着。接着，刘忠山找到李汉松，说：“老李啊，刚才市里打电话，说那头好像有个什么签字让你赶紧回去一趟。”李汉松一听，有点纳闷，说：“不应该有什么事呀，我刚来才两天呢，除了沙角电厂可能要我签字，但也不应该这么快。”说完他又转头问张惠兰知不知道是什么事。张惠兰说她也搞不清楚，领导叫你回去你回去叹。
当即张惠兰就去买票，是当晚8点多的飞机。一路上，陪同一起回东莞的张惠兰不时劝李汉松多吃饭多喝水多睡觉。因为她担心他回去后吃不下饭又睡不着觉。
也许张惠兰那天的举动显得反常，李汉松也觉得奇怪，问她怎么了。张惠兰笑笑，说，没事，我是怕你累着嘛。
到了东莞，去接机的是王建周。见了他们，王建周趁李汉松不注意，悄悄问张惠兰李汉松知道此事没有。张惠兰说没有。他说好，先别说。一路上，李汉松更是如坠迷雾，悄声问张惠兰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不是他的司机和秘书接，而是郑市长的秘书和司机。张惠兰摇头说她也不知道呀。
车子一直开到李汉松家那个胡同口时，张惠兰这才跟李汉松说了实话：“李市长，对不起，在路上我一直没跟你讲，这是刘局长交代的。你母亲去世了。”
李汉松“啊”了一下愣住了，半晌，他才说：“怎么回事？我出来时她不是好好的吗？我去北京时，她把我一直送到胡同口，问我怎么去北京，我骗她说我坐火车去，她平时总是不放心我坐飞机，总叮嘱我别坐飞机，一定要坐火车，没想到
张惠兰继续跟他道歉：“对不起，李市长，没有跟你说实话，我们怕你太伤心了，怕你回来不吃饭了影响健康……”
3天后，李汉松和张惠兰又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这次他们是坐火车走的。因为李汉松觉得自己上次来北京时对母亲说了谎，没想到北京才两天，母亲就突然去世了，他对不起母亲，所以这次去北京无论如何要坐火车。
4天后的12月14日，李汉松等人终于拿到了正式批文。讲到这里，张惠兰动起情来：“当时有我、李汉松副市长，还有省电子局的副局长张书兴。批文拿到手之后，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李汉松还提出到我家看看，他说张惠兰你这段时间辛苦了，太感谢你了。当时我爱人也在北京，他到我家看了看，还跟我婆婆合了影。我婆婆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还是个双枪老太婆。现在回想这一段，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我们大家都是凭着这股不屈不挠的精神才一直往前走下去的，而且，这种精神在我们后来的建厂创业过程中也一直贯穿着。”
张惠兰说到这，一旁的郑燕娟接过话茬：“我记得批文拿到东莞后不久，我们彩管厂的所有人员被通知开会。那时我们还没有会议室，会议是在一个破旧的空房子里召开的，没有座位，我们都站着，当时彩管厂已经有100人左右。记得郑市长在台上给我们大家念批文时，很多人都哭了。念到最后时，大家一边鼓掌一边抹眼泪。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那时也是哭得厉害，泪水哗哗地流。我们是1989年夏天分过来的，几十个大学生，当时还没有办公室，每天也没有班上，我们这批人就只好天天在招待所呆着。有的人打牌，有的人聊天吹牛，开始时觉得这么过日子挺自在的，有工资拿，有饭吃，有地方住，不上班正好乐得个自在。那时我们要跟日本合作，所以领导就让我们大家学日语。这么混了几个月下来，大家觉得天天不上班的日子过得也挺无聊。这时，除了我们这批大学生之外，又调进来不少人。”
“那你们那时候待遇怎么样？”笔者问。
郑燕娟说：“我们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加上补贴能有两三百元钱，而分配到内地的同学工资只有几十元钱。也因此，当时东莞当地人对我们议论挺多，说的话很难听，什么政府搞这么一个项目，纯粹就是想要表功。圈这么大一块地方，搞来这么一大批外地人养着，天天没事干，骗吃骗喝的，不就是想要打肿脸充胖子吗？其实那时我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轻松，但大家心里也都没底，因为批文的事一直还及有落实下来，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个项目能不能批下来。那段等待的时间里，也有人看不到前景，又想法调走了。所以当那次会议召开，领导在台上念批文时，我们大家都激动得很，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踏踏实实地有工作干了……”
张惠兰打开她随身带来的牛皮纸袋，里面有一大操文件，好些是发了黄的。她一边给我翻看着，一边介绍说：“这些资料都是很珍贵的，你看这几份还是手写的都是我去广东取过来的，我就说比情书还重要呢。你看，这份是叶选平写的刁档时是广东省省长，写给当时的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甘子玉和副主任郝建秀的；大份是张高丽写的，他当时是广东省的副省长……”
单者翻着这些发了黄的旧文件，心里也不是滋味。在此摘录两位领导的亲笔信——国家计名叶青、陈光健副主任：
广东东莞）彩管项目，业经国家评枯，已报国家计委，并经工业二司和外资司审核，理已送到投资司。该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资金落实，建设规模省里已作几安排。盼国家计委早日最终批准这个项目，以便早日动工，为发展我国电子工业作出贡献。现介绍东莞市政府负责同志向您作详细汇报。
七致
敬礼
广东省人民政府 张高丽
1989年11月12日
子玉、建秀同志
你们好。
东莞市彩管相的论证评价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并已报到国家计委。北京平基以后，国内外各方面对此项目仍持原来支持态度，没有受影响。 因此，特由东莞市同志前来汇报，希望能得到对此项目的最终批准，请能尽力再予支持。谢谢，祝好！
叶选平
1989年12月
张惠兰继续感慨着：“20年了，我一直把它们像宝贝一样留着。有时翻if来看看，也想扔了，可总还是没舍得，毕竟其中有自己一份心血。尽管我对彩于厂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那时这个项目曾经是我的全部啊。那时灵我儿子在读高中，我作为一个母亲，根本就没辅导过他，结果我的两个孩子者役考上大学。那时我哪有时间照顾孩子？ 自从调到这里后，我一天都没闲过，奎天在外面跑，忙碌了三五年，几乎没怎么着过家。我那两个儿子没考上大学我么挺内疚的，等于我没管过他们。也许我把自己的事业看得太重了，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没尽到母亲的责任。后来我儿子当兵了，当兵回来安排工作有困庄，我去找郑锦滔市长帮忙。郑市长也知道我的情况，他二话没说就帮忙给安丰了。他跟别人说过：‘这几年的时间，张惠兰都不管家里面，可是随叫随到呀’我们单位最早装电话时，厂里只给两个人装了电话，一个是王念琴厂长，另一，就是我，当时很多人有意见，说凭什么给张惠兰装电话？后来王厂长讲，给女峡电话，是因为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她去跑，你们谁去跑……”
那天，张惠兰说了很多很多，看得出来，她很久没有这样倾诉了。
1990年10月8日，在东莞宾馆，广东彩色显像管厂跟日本日j公司正式签订合同，东莞从日本引进了我国首套大屏幕彩管生产设备与技术。接下来建厂、安装设备，1993年正式投产。1997年5月，改名为“广东福地彩td像管股份有限公司”，6月17日，该公司普通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7，股票简称“广东福地”，顺利融资9.3亿元，当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F3利二7亿元。2003年，以6.68亿元的高价将设备卖给了国际巨头汤姆逊。
至此，东莞的“明月工程”圆满画上句号！
2007年底，我们在东莞市政协的会议室里采访神采依旧的郑锦滔时，笔者注意到他记忆力非常好，讲起话来思路清浙，言语中始终流淌着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笔者问他：“当时你们用的是全额贷款，其中的风险应该是最大的。幸好你们后来成功了，假如说，万一你们也像其他那些厂失败了怎么办？你当时就没有压力吗？难道你就不怕吗？”
“不怕！”郑锦滔的回答非常决绝，“没有压力，我们不怕失败。我们认为是不会失败的。为什么呢？说起来9个字，就是这9个字成为推动我前进的动力：理想、信念、意志、前进心。所谓理想就是我一定要摘下这轮‘明月’，信念呢，就是我有信心这个项目肯定会成功的。面对困难一定要下决心，一定要有执著的意志，只要你有决心了，就一定能成功的。做成这个项目后，东莞的形象就大不一样了，既有星斗，又有月亮。”
听着老市长的这番肺腑之言，我们不由感慨万千。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上改革的舞台，然而在这个貌似风光的舞台上，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不是荣誉，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只有像老市长这样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老市长接下来又总结这个项目的成功有几个幸运：一是设备，我们买的日本的技术、设备全都是新的，而且非常好，不像其他厂，为了省钱买了旧设备，最终导致失败；二是时机，东莞因等待审批项目迟迟没有上马，这样的等待实际上成全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更合适的时机，而佛山的项目因为提前上马，结果很快陷人困境；三是产品，我们这个项目上马后非常顺利，一次性投产，没有废品，实在是幸运，效益非常好，第一年纯利1000万，第二年、第三年都达到了两亿多元，最多一年高达4.7亿元；四是改造，我们后来的技术改造工程也搞得漂亮，将原来的设计能力年产量150万支提高到200万支，这主要是副老总张伟负责的，这步棋走得非常好，后来我们投资4000万人民币，又提高了100万支，而人家搞100万支管得要10个亿，整个改造过程花了一年多时间，把日本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五是我们在一个最好的时机将彩管厂卖给了汤姆逊公司。前后共赚了十多个亿，更重要的是，那里的土地、厂房还是我们的。我们一年还可以收一千多万元的租金，那就是给东莞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效益，一百亩地，那可是地主啊……
看着脸上泛着红光的郑锦滔，笔者想起苏轼的名言：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东莞有今天的辉煌不正是因为东莞人身上这股坚忍不拔之志吗？
东莞人正是以水滴石穿的坚强意志，奏响了气势恢弘的命运交响曲。
说起东莞政府将彩管厂卖给汤姆逊公司，这里有个背景应该提一下，那就是东莞市政府全面退出经营领域的独特思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莞市委市政府就开始考虑：政府应该从经营领域里退出来，把发展主体交给社会，交给私人，对于经济发展，政府更多是起一种引导、推动和服务的作用。一位东莞的干部告诉笔者说：“促使我们有这样的思考和转变是因为我们在摸索中发现一个问题，政府办企业是在背包袱。比如1988年全国搞治理整顿时，当时我们的一些镇政府办的水泥厂就不行了，而水泥厂又是高息集资建的，水泥一滞销，镇政府就受不了！这些教训促使我们思考：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办企业？后来我们也发现政府管理企业真是很麻烦，也很难管好。于是东莞就提出了政府逐步退出经营领域的思路。现在东莞市政府基本上和企业都剥离开了，对水厂、公路等关乎经济命脉的企业，我们现在也在探索一种更符合市场化的现代管理模式。”可以说，东莞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反观内地城市，即使在今天，很多县委书记一谈起工作，还都是把如何办企业放在第一位。没想到东莞早就通过摸索提出了如此理念，这在全国来说，可又是一个超前！到底是东莞。
因为这个背景，笔者也不禁感慨东莞的好运气。东莞市政府将彩管厂卖给汤姆逊时，正值全国彩管业疲软，前景不妙，可以说，这轮明月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再不嫁就有可能变成“包袱”。所以，这个“女儿”嫁得正是时候。算起来，东莞市政府在这个项目上前前后后也赚得钵盈罐满，“包袱”甩掉后，土地厂房升值的实惠照拿不误，不得不感叹，东莞人就是厉害！
也许，东莞这块大地，就如同被岁月浸泡着的酒，起初是苦涩的、酸咸的，可泡着泡着．竟会泡出一种异样的甜蜜来，愈久愈浓，愈浓愈香。笔者在品味这杯醉人的美酒时，恍惚中，似乎看见神灵飘浮在这片土地上，保佑着她……东莞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先行一步，我们知道，对于先行者，成功和风险并存，然而东莞的每一步，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即使遇到风险也能在冥冥之中化险为夷，正如笔者写前面章节所感悟的那样，在这块土地上，悲剧能转成喜剧，贫穷也能化为财富。这样的幸运，不是神灵的力量又是什么？
有位哲人说过，属于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属于人的本质。
思维独特的李近维曾经对东莞“满天星星没有明月”的议论有一种另类解答：“我们东莞的确是满天星星还没有明月，但能看到星星，这是什么景象呢？说明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连那么小的星星都看得见。那为什么看不到月亮呢？因为十五还没有到，十五到了月亮自然就会有了嘛。就是说，投资环境那么好，小企业在这里都可以生存，可以发展，大企业怎么会不来呢？关键在于投资环境。我完全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小企业会变成大企业，大企业也会跟着来！”
时隔几年之后，当东莞人再回忆起当初李近维的这番解答，颇能回味出几分预言的意味来。因为此时的东莞，不但“一轮明月”出现了，而且，小星星们慢慢在变大，有的也变成了月亮，而外来月亮也一个个飞到了东莞的天空。
1988年，首家世界100强企业瑞士雀巢投资东莞，东莞也成为我国最大的咖啡生产基地。说到当年的引进过程，郑锦滔回忆说：“‘雀巢’当初想在中国办厂，很多地方都想拿下这个项目，当时扬州市开出的条件很优厚，无条件给土地。我们都是用热情和诚意感动他们。当时正是荔枝成熟的时候，我们把雀巢的人请到东莞来，请他们吃荔枝，那个亚太总裁是个瑞士人，他太太也被我们感动，建议他们把公司定在东莞，以后每年开董事会把她带来吃荔枝就行。这只是个玩笑话，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我们给他们100亩地，每平方米只收30块钱，很便宜。当时别人批评我，说郑锦滔你不讲原则，这么搞怎么行呢，这么便宜给他们，这不是送东西给资本主义吗？我说你们不懂。按照当时的土地价格，我当时是少收了390万，但这个项目建成后，第一年税收1100万，第二年税收3100多万，第三年5000多万。现在每年税收两亿多。另外，他们只打算在东莞投年产7000吨的规模。谈判时，雀巢董事局主席先是从瑞士飞到北京，从北京飞到广州时，已是下午一点钟。我们租了直升机接他到工厂，陪着他看那个工厂，边看边介绍，他很高兴，吃了饭，我们再用车送他到香港启德机场，送他去印度。他体验了这个过程后感叹说我们的办事效率不得了，他在全世界跑了很多地方，还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办事效率。于是他决定扩大经营规模，扩大到1.4万吨，同时从一个项目增加到四个项目。”
难怪中国有句古话，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
“大项目都跑，你不跑不行的，跑少一点也不行，那个时候很艰难，而且竞争也很激烈。当时我和副市长王德恩、袁李松等人到处打听有什么好项目。有一次我们通过电子部了解到美国杜邦集团想在中国投资，最早想在安徽投，但发现那里条件不好，我们听说后，赶紧主动联系他们。我们谈得很成功。开始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批评杜邦亚太负责人，为什么不在上海投资，去一个叫什么东莞的地方？后来那位亚太负责人来我们东莞考察过之后，非常高兴，坚定了在东莞投资的信心……”
坚强的意志，能使平凡的人干出惊人的事业。截至2005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已有70家落户东莞，其中投资超千万美元的项目就有12个。像美国杜邦、德国赫特司、瑞士雀巢、法国汤姆逊、日本住友金属、韩国三星等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公司已经有10多家在东莞投资。
马克思说：人将围绕着自己的太阳旋转。
这个太阳，就是人的自身价值。人一旦拥有自己的事业，就会像太阳一样，使生命升华、辉煌，喷射出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