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创市兴业篇 第六章 江浩书记有首歌——小城兴市

有五千余年历史的常熟，最出名的并非是它如今走在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前列的商市，而是它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位——至少常熟人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吴下琴川古有名，

放舟落日偶经行。

七溪流水皆通海，

十里青山半入城。

这是明代诗人沈以潜当年为常熟美景倾倒而作的一首即兴诗。常熟古时又名琴川，是因为城内有七条江流穿城而过，从空中俯视，这七条江流加之因虞仲而得名的虞山，整个常熟城犹如一把嵌在风景如画的江南大地上的古琴。这“古琴”两边既有半入城的江南名岳虞山和如两面明镜一般、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尚、昆两湖，江绕城、城抱山、山枕湖，构成了常熟这个江南名城的千古风韵。然而在这水色天地、峰峦回环、曲径通幽的天堂般自然景色之中，更叫人肃然起敬的是像勾吴始人的虞仲墓、“南方夫子”的言子宅、春秋时的齐女窿、齐梁古刹兴福寺、梁昭明太子的读书台、元末吴王张士诚的点将台、太平军的石营址等等历史遗迹，还有像元代大家黄公望、与唐伯虎齐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徐祯卿、“江南诗圣”钱谦益和“巾帼烈女”柳如是妇夫、清代大师钱泳和吴历、晚清文豪曾朴（《孽海花》作者）等这些英名流芳的常熟邑人。现今年轻的常熟人还喜欢把共和国的大学者钱昌照、电信与外贸事业的开拓者李强、水利大师张光斗、原子弹氢弹的首席设计王淦昌，以及那个满口常熟土话的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一串串人们熟悉的名字告诉你。

无论你爱听还是不爱听，常熟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就是有那么多厚实的东西必须让你接受。

旧时，它有“状元进士甲天下”之称。今天，有人将中国历代杰出学者按中科院院士划分的十大科为“经”，以中国历史朝代为“纬”，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作为遴选的主要依据，列出杰出专家学者城市分布的前二十名，小小的常熟市竟名列第十四位，而在它名次之前的都是像北京、上海这样比它大几倍十几倍的大城市。

在本书完稿之际，恰逢1997年高考结束，常熟的同志告诉我，今年苏州市文理科的“状元”又都是他们常熟子弟。分别以618分和661分获取文理“状元”的蔡芝兰、王沁均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据说常熟“省中”近几年的高考水平和大学录取率比北京名牌中学“四中”还高些。走近“状元城”常熟，你无处不感到这儿的学风之盛。一个种地的农民，却能在家里藏书1500（）余册。小镇何市的“村娃艺术团”的农家娃娃们演的节目能进中南海。该镇的“蒲英公儿童文化园”被树为全国儿童文化工作典型。七、八岁，十来岁的农家“小因”，在全国教学智力竞赛和自然科学知识竞赛中双获一等奖，难怪高占祥同志参观后欣然提笔写下“艺苑花似锦，常熟四季春，重才结硕果，崇文便是金”的佳句。

我渐渐明白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常熟这个小城里从古到今都是藏龙卧虎之地。记住，凡是踩进去的人千万小心点！因为你必须至少具备这样的实力，一种是文化的，一种是能力的……

江浩当初进常熟市时是作为一名首脑人物“踩”进去的。在步入常熟这块藏龙卧虎地盘前，他是张家港市人。

在我采访期间所听到和见到的印象中，常熟人对张家港市是十分敏感的。这敏感你回避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尽管我的主人常熟同志多次希望我在写他们常熟的这部书时，不要把张家港掺进去，我也曾经答应过，可后来发现这事很难做到，原因是常熟跟张家港有太多的因缘。首先，常熟与张家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缘与历史的关系。张家港在成立市之前叫沙洲县产后来1990年成立市时把常熟的其中一些乡划了进去，所以从现在两市的地界到过去的历史看，你怎么说也分不开它们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其次是张家港是个靠江小市，凡到它那儿去的路，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你必须经过常熟地盘。仅从以上两个方面讲，常熟与张家港市，他们之间的“血缘”和互相照映的地域关系无法轻易割断。其实常熟与张家港一直是对好哥们。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常熟干部把张家港这个后来居上的兄弟当作自己改革开放的学习榜样，而张家港的“秦大胆”秦振华可以不接待远道而来的省市乃至中央部委领导，但只要是常熟同志来了，他必定亲自出面，以最高礼节接待。这一点，常熟同志的感觉是一样的，在秦振华那儿，常熟人受到的是像当年中国人对待“苏联老大哥”那种感觉。我采访时，正好新上任的常熟市委副书记王伟民刚率虞山镇一百多名干部去张家港学习取经回来，他在饭桌上谈起秦振华以“国宾”的待遇接待他和全体常熟同志时，那种“同志加兄弟”的喜色可谓溢于言表。诚然，由于历史的、客观的和一些人为的诸多因素，常熟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实力强大、工作卓越的“老大哥”后面，张家港人以其独有的步伐赶了上来，而且名声显赫。这多少也会使常熟人在现实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活思想”。

身为“张家港人”的江浩，现在他要做一名常熟首脑，于他自己、于常熟人对他，都是一道并不好做的难题。江浩比别人踩进常熟多了一个必须的条件，那就是他还得适度平衡自己的所处位置。在我采访时，江浩自己从没给我谈起这些事，但是我从常熟人的角度，对他当时从张家港跑到常熟来出任首脑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所必须面临的上述心态，作了这样一点分析。

江浩书记只告诉我，他来常熟之前是张家港市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他在张家港的这个职务岗位上干了五年。之前，他还因为1964年高中毕业后由于身体原因放弃了上大学，‘．后来种了两年田，身体也养好了，可“文革”也来了，大学的门给这位品学兼优的秀才一下封死了。后来他到棉花收购站打工，．直到在供销社“吃公粮”，一干就是12年。1977年调商业局当秘书，79年又调县委当秘书，82年当轻纺工业局局长，83年又到一个大棉纺厂当党委书记，84年进入县委常委。之后一直是张家港市主抓工业经济的负责人，1990年调离张家港出任常熟市市长时，秦振华这时也从一个乡里调到张家港市委工作。由此可见，江浩无疑是当年创造“张家港精神”的元勋人物之一。我希望江浩书记在审阅此句话时不要删去它，因为这与他后来在常熟工作以及常熟的今天是有些关联因素的。就像他在介绍他自己经历时最后说的“其实我也是常熟人——我家南丰乡在张家港市成立前也是常熟地盘”一样重要。

1990年，常熟来了一个“张家港人”当市长；1992年，江浩这个不是常熟人的“常熟人”，又当上了统率一百多万人口的第一把手——市委书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使中国改革走向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新进程；而常熟人今天也普遍认为，从1992年开始以来的这些年中，他们进入了一个由“历史文化名城”向现代化经济与文化并轨发展的大市场迈进的新长征。

常熟的变化在这一阶段是史无前例的。

这史无前例的变化，首先必须来自决策的正确。

常熟正是靠这种正确的决策，全面掀起了市场经济的革命浪潮。

市场经济革命是什么？就是从“一个必然王国走向一个自由王国”的过程；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革命是什么？就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两种或多种经济体制交叉并进的发展，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

对常熟而言，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意味着遵循了几千年虞仲圣祖的那种“以耕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必须打破，而努力去鼓动民众在“自耕自足”之后应当全面走向经济市场；或者也可以说意味着言子式的“足不出家门，学知先礼义”的旧行为规范意识，将被破门拆墙、参与竞争的新时尚所替代。

“常种常熟、不种也能熟”的常熟人，开始面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所涉到的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地域习惯、道德遗风、行为规范和思想意识等诸多间题，一句话，如果不破中庸，不努力奋发，不锐意改革，就什么时候冷不防又在家门口出现像张家港市那种“小弟弟逼老大哥走”的局面。

那个时候，尽管你常熟人爱讲脸面，但时代发展却不会给你留什么情。

这回常熟人超前意识到了，而且从创办“中国服装城”与振兴纺织市场开始，他们就比别人更先一步地攀向了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高点。在这一着棋上，以书记江浩、市长唐伟管为首的常熟市委、市政府完全走对了。

——那就是“以业兴市、以市促业”的战略。

所以我在常熟时间起书记江浩的“专业水平”如何时，常熟同志告诉我，江书记的字写得特别漂亮（后来我发现真的特别漂亮，不敢说大师级，但绝对够“专家级”的）。可是从我跟他的接触中，我肯定他的“卡拉OK'’水平很高，因为我从常熟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江浩书记作为全市工作的“领衔指挥”，我觉得他有一首歌唱得特别的好，而这首“歌”名叫“小城兴市”。

常熟人可能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对外地人最有吸引力和最能激起冲动的，并非是那些多少披有尘埃的“历史文化与历史名城”了（虽然这些历史文化与名城风采仍发着光芒），而是热浪滚滚的商业浪潮与每一寸土地都在欲欲跃试的、全市所有农民们干部们职工们都在参与的市场经济革命。其实，我的这一提醒可能是多余的，或许常熟人早已明白，高质量的经济包含着高质量的文化，而高质量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里又必定体现于高质量的经济之中。

在世界的强国行列中，日本的经济发展最为引人注目。一个面积小小的、没有什么资源、在大战中受重创的小国，竟在短短几十年间，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巨人而为全球所惊恐。专家们在探究日本经济发展奥秘时其中有一条是共识的，那就是日本特别地重视知识，这是这个大和民族得以崛起的主要动力所在。

知识是无形的资本，无形的资本可以创造有形的财富。然而从无形的资本转变到有形的财富这一个过程，中间必须具备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就是知识的本质即应是“实学”，而非“空学”。“实学”可以转化为财富，“空学”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中国流传的一句名言，也是无数萃萃学子苦读寒窗，终成正果而总结出来的经验。可是历朝历代这“书中自有黄金屋”却与“学而优则仕”联在了一块，求知成了仅为跻身权贵的敲门砖。对此，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在他的（劝学篇》中早有警世之言：文明开化以开启民智为要。具有几千年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常熟人，在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后期的一二十年间，他们有意无意地同样举起了“开启民智为要”的旗帜，这就是他们今天能够出现热浪灼人的市场经济繁荣景象的前提条件——乡镇企业经济和民营工业经济的并轨蓬勃发展。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方向时曾经这样指出过，没有民众参加的革命将是不彻底和不可能成功的革命。用领袖的这句话理解，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革命，如果没有广大民众参加同样也不可能取得现代建设的成功。常熟的经济建设之所以今天形成了全民性和全社会的态势，这与他们长期“开启民智”，让众多百姓参与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今夭在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倡导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功绩中，恐怕有两件事最值得人们对这位总设计师怀有敬意护那就是他倡导的“深圳特区”和“苏南模式”。前者是以吸引外资来加速我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犷后者则是以州黔发展乡镇企业为龙头来全面促进地区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正确澎路。一个“特区”，一个“模式”，像两匹走在不同快跑道上的胶’马，高昂地呼啸着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强劲咫风。常熟作为产苏南模式”的核心——乡镇企业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七十年代末，当连我们内地的许多高级干部都不知“乡镇企业”倒底为何物时，常熟此时的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几了！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内地省份的一些县市尚在为所在地区的第一个乡滇企业举行剪彩仪式时，常熟此时的乡镇企业年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6.64％!

有一位常熟村办企业的“老总”，给我讲了他1985年那次到兰州出差的笑话：那次他是为一批毛料，带着两位助手急飞目的地，为图快他们三人全都买了头等舱票。结果这天正逢一批当地的省委官员赴京开会返程。不想有限的头等舱被常熟的三位客人占据后，那几位省里干部只好坐普通座位。这下可急坏了几位“头头”的秘书，他们走到头等舱想仔细看一下，到底今天是哪位更高的高级干部把位子给占了。秘书过去一看是三位听口音为南方人的小年青，不由拉长了脸间道：你们是哪级干部，为什么把首长的位子给抢了？三位常熟人乐了，说我们是买票上机的，没抢谁的位子。秘书说，买票也不行，这头等舱只有省部级领导才够格，你们够哪一级？三位常熟人更乐了，其中当“老总”的一位说道：照先生您所说的，我们三个人可就都够级别了。秘书疑惑地瞪大了“四只眼”。“老总”进而说，他们一位是“供销部部长”，一位是“财务部部长”，都是“部级”。我是他们的头，照您先生说的“级别”，我们可都是“首长”级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座头等舱呀？机舱内顿时哄堂大笑起来。那位秘书先生最后被一位省委领导拉回去训斥道：你就别出洋相了，人家苏南地区的一个乡办企业老板的口袋里比我这个当省长的还硬”他们当然比我们更有资格坐头等舱哄！

这是生活中的一则笑话，不过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东西部地区在经济方面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上的巨大差异。

常熟的乡镇企业最早起步是在1958年。这一年是极左思潮下的大炼钢铁年，在近似毁灭性的灾难中，聪明的常熟人从“大跃进”的反面教训中悟出了一个后来改变了他们整个地区命运的深刻道理，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公社也要办工业”，搞农业的不能光“吃”农业，光“吃”农业就会吊死在一棵树上。当时他们提出了“农机带头，大抓机械”的口号，一批公社先后办起了农机、棉花加工、纺织服装等小型企业，作为县级政府，常熟还率先在全国最早成立了“县人民公社企业局”机构。到1960年底，他熟全县的乡办企业已达222个，工业产值按当年度的不变值达到1319万元。尝到甜头的常熟人，从此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驾驶乡镇企业这艘航船，无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还是极左思潮猖撅的“文革”中，他们那儿的农村工业始终“合理不合法”地顽强存活着。到1984年中央4号文件正式为乡镇企业正名时，常熟的乡镇企业年产值已达20多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号称“半壁江山”。当时胡耀邦同志曾风趣地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一个无锡，一个常熟，一个江阴，连起来就是“无常江”，“无常江”就是‘无长江”（常、长谐音——笔者注），连“长江”也不放在眼里，可见苏南人气魄之大！这“无常江”的美誉，一直流传至今。之后的十几年，这“半壁江山”就成了垒筑常熟经济的“铜墙铁壁”。1995年，常熟全市的乡镇企业年度产值达200多亿元，这个数字如果拿到西部省份，恐怕是他们整个省的同行业总产值也未必够得上。从1958年算起至1995年的38年间，常熟乡镇企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5％。一种产业在持续如此长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这在人类进步史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常熟人潇潇洒洒地做到了。

在今天，常熟乡镇企业的发展，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在当地工业生产领域中“半壁江山”这个简单的概念，而事实上它已经构成对整个地区的社会事业与发展起着不可动摇和无法取代的作用。若进一步从理论上概括，一个毫不夸张的结论便是：苏南乡镇工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典范。我们且不说它怎么断然冲垮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出一条国家与集体一起投资、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新路子；也不论它有效解决了我国多年来未能解决好的农业怎么发展、农民怎么富裕、农村怎么繁荣这个“三农”间题；单就它如何率先突破势如坚冰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打开发展商品经济的“制动阀”，成为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先驱者这一点，其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就非同寻常。纵观常熟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走的基本是一条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它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利用本地丰沃的自然资源和与上海、苏州、无锡等接壤的地理条件，完美地实行了“设备型”、“资金型”、“人才型”、“商品型”、“工贸型”、“集团型”、“科技型”、“亲友型”等城乡之间的横向联合。这种联合的结果是左右逢源，无往不胜。而常熟乡镇企业的主体纺织服装行业，从一开始的经营之道核心便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这三个“就地”所带出的效益是产品（或商品）价格的绝对优势。

横向联合十价格优势，是常熟形成市场、并将市场越办越红火的基本所在。

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在考察常熟时曾经说道：如果说中国的古代人发明火药是为人类进步点燃了文明之光，那么中国的现代人所创立的乡镇企业经验，则是那些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的里程碑。

是的，尽管今天曾被称之为“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出现了一些不景气，可是乡镇企业这一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其功绩之大，谁也无法否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亿农民的发展中的农业国家。看一看常熟二十余年乡镇企业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历史性贡献，就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如今一年创下近三四百亿工业产值的乡镇企业王国，当年起步时也就仅靠了“一万台横机、一万台缝纫机和一万台织机”起家的。可就是这三个万台的横机、缝纫机、织机，不仅使富沃的农业市常熟成为强大的经济市常熟。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乡镇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常熟有史以来的一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往几十万人祖祖辈辈只能一种活法，那就是种地。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仅会种地，更会操作各种机械化、电气化设备，甚至信息高速公路，还会从事从简单到复杂、从国内到国际的商品贸易……在这方面，常熟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过去全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达57万人，现今仅为12万人专司农业生产。就是说有45万左右的农民早已离开土地，成为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其它行业的大军。如此一支庞大的力量在参与经济建设，在开拓商业市场，那是一番什么样激动人心的景观？你可以尽情去想象。他们能工能农也能商，他们能进能退也能守，他们能劳能奋也能耐……这就是常熟人可以取胜的基本要素和立于不败的原因。值得重重书一笔的是，在约45万农业大军直接转向市场后，那滞留在土地上的十几万“农民军”也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种好种熟田地之上，他们也已用科学技术加商品意识的数学几何形式，把土地与作物串起来连结到了市场，使小常熟成了“全民皆商”的大市场。

这就是我说的江浩书记与常熟市委同事们一起唱响了的那首“小城兴市”之歌。

我现在还不敢夸口这个“不是常熟人”的常熟人江浩，与他同事们一起唱的这首“小城兴市”歌，倒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和震憾力。但可以在此下结论的是，它对常熟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已经被人们广泛公认和接受。

看一看常熟这几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你就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振奋——

自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起，常熟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他们经济生产速度的第一个翻番用了5年，第二个翻番用了2年，第三个翻番用了3年，到1990年他们整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4番的目标。按照我国制定的相关指标，这个时候的常熟，无论是整体实力还是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已够上了中国自己的“小康”。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108亿，国内生产总值36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526元。算上1979年，常熟的这12年间平均发展速度超过20％以上。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在低水平起点上其发展保持高速并不足为奇。那么，当进入“小康水平”之后常熟的发展速度，总可以说明些问题了吧！

这就是“小康”之后的常熟发展速度：至1996年底，全市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达170亿，为1990年的4番多，六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35％； 19％年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是500多亿，同为1990年的4番多，年增长率为37％； 19％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万元，为1990年的3.5倍，年增长率为34％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惊人速度？！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十五六年间，常熟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在年增长为25％左右！

1988年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中第一次出现了“NIES”的新名词，它的意思即“新兴工业经济体”o “NIES”的出现，对一向自认为唯天下独尊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就像有人在他们的家门口敲响了丧门钟。这就是常被人们称其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经济的崛起，给西方世界所带去的冲击力。

暂不与我们自己的香港、台湾比。可据我查阅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史，令人惊异的是像这两个公认的“小龙”的发展史上，也没有找到可以同“苏南小龙”的常熟相比在如此长时间内连续保持着如此高的速度！韩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从1960年起步的，它的最大特征是由于美国人所发挥的“战略影响”而崛起的，而即便是这样，韩国经济复兴30多年间，其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0％左右。新加坡除了人口多于常熟三倍外，除去各自的江域海面实际面积和一个是内陆地区、一个是海域国家外，这两个“亚洲小龙”、“苏南小龙”的基本情况比较接近，是可以作一定的参照系的。

新加坡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一个叫塞斯尔的美国人，写过这样一段话来描述的：“新加坡几乎没有贫穷，没有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乞丐，罪案很少，失业率现象几乎完全不存在，空气是清洁的……“

这样的话用来描述常熟市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常熟也没有贫穷，也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也没有乞丐，罪案同样少，常熟的本地人就业率是100％，而且还招用了30万外地工，空气也是清洁的。区别是，新加坡有总理部长，有参加联合国、参加国际经贸活动和对外关系中的国家主权。常熟没有这些，有的是几十年来一直高额地向上面和那些穷兄弟们上交自己创造的财富。但即便这样，常熟这十五六年间的发展增长速度，也是令世人惊叹的。

这就是我们的常熟，我们今天的常熟。

其实我知道，上面我列出的像19％年有关这个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等方面的数据，仅是常熟向上面和对外报的“官方数字”。据我所知，就拿国民生产总值一项来说，19％年他们的实际数字已经超过了200亿，那“埋伏”的几十亿是聪明的常熟人所打的“小算盘”。（需要解释的是：打这个“小算盘”并非常熟干部为自己的口袋，而是为了104万百姓的利益——我完全理解这种行为，并认为它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不是。如果常熟干部为了自己头上的那颗珠子更亮更耀眼，完全可以堂堂正正亮出实底。不是时下还有那么不少的某些领导干部为了自己官升一级，把一分成绩说成三分功劳的么。）

对名利的淡泊，是常熟干部一贯的作风，这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再大的学问者也终将比不上圣祖言子，再有改天换地的功劳也比不上创始开业的天子虞仲。你没流一滴血就想摆资格？没门。虞山下随便走出一个“野郎中”，不是当年钻芦苇塘的新四军也至少是“战上海”里的老连长。瞧你还有啥说的？没有。常熟与众太不同，这儿的干部能在台上站得住脚的唯有看你到底是否让老百姓们得到了实惠，大家的生活是否既好又安宁？然而这几年里，无论那些当年从芦苇塘走出的“新四军”，还战上海”里的老连长，他们对常熟的工作是满意的。常熟在本纪末的这些年里干得漂亮！干的精彩！它即为当代人公认，也为长辈们称道，更叫下一代拍手。而在这些所以的漂亮和精彩中，兴魄民是最叫人兴奋和折服的。

江浩书记在本市党的九次全会和九次一中全会上，在总结九十年代以来的工作时，对全市的经济发展、城乡面貌、贡献国家和人民生活等四大方面，与当地历史的自我情况作比较，用了“最快”、“最大”、“最多”·“最高”这4个“最”字。对从不张扬、不易激劝、惯于“打埋伏”的常熟干部来说，能从他们嘴里听到如此“顶见过他偶的话，实在难见。这也确实证明他们的工作和这些年来常書的发展，是真正值得夸耀的！

——先不说这几年全市用于常熟城区和33个“碧溪式”的现代化的向警方韩国集镇基础建设所投下50多个亿，改造和构筑出来的数条甲级国道、立体交叉的宽阔街道、宏伟壮丽的商厦与大桥、风光秀丽的绿水与青山和四通八达、井井有条、快速敏捷的邮电、通信、电气和供水等等现代都市必备的设施“硬件”，单看一看1990至1996这六年间常熟城区从11.8平方公里到23.8平方公里整整扩大了一倍面积，加上平均每个约2至3平方公里面积的33个镇级集市，共计100多平方公里“市区”面积的具有各种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常熟，你道这到底该是个小城还是大市？

——先不说这几年全市已经形成的像年成交额在100多亿、营业区域面积达4平方公里的“中国服装城”为龙头的138个专业市场到底有多大，单看一看一个已经发挥仓储、运输、港口、电力、造纸、外贸、机器制造、石油化工和加工保税等综合作用的面积为12平方公里的“常熟沿江工业开发区”；一个集科研、“三资企业”、高新技术和社区中心为一体的、面积为18平方公里的“常熟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一个集游览观光、度假休闲、健身娱乐、美食购物于，体的面积为40平方公里的“常熟虞山——尚湖风景区”，另加上像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沙家洪训练康乐中心”这些或建在乡村、或以湖划圈的繁星般的“租界地”，这几乎又是一个1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纯粹由游人、商人、企业人组成的“市区”，你道常熟到底该是个小城还是大市？

“市”这个字，在今天我们的传统概念中，它仅仅似乎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其实我们的祖先最早对“市”的解释并非如此，（易·系辞下》上曰：‘旧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此最准确的“市”的概念，乃是“集中交易”之地。随着历史的变迁，“市”越来越被理解为一个行政区域化概念，这是一种至少并不十分准确的演变。行政区域上的“市”，事实仅为个“城”而已。城市城市，只有有城有市后才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名称的应用上，习惯用方块汉字的中国人，总比用阿拉伯式文字的西洋人更聪明准确些，并且恰如其分地用上了。早在三四千前，古代中国就有了“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的“市井”。秦汉时还列了一系列“市籍”、“市规”，那些有“市籍者”除必须向国家交纳税金外，还要在国家需要时从事重大劳役和远征。汉高祖更明确规定，凡有“市籍者”（经商人）不得坐车、穿丝绸衣服以及携带武器，后来又规定商贾子女不得做官。瞧，我们祖上的明君们都如此聪慧地意识到从商与从政、从商与做官之间，应当有清规戒律，而现今我们的现实中，有些当官者掌手中之权却在暗底里从商做买卖，说起来也算是连祖上的清规戒律都犯了，难怪百姓有意见。别扯远了，还是继续说我们对“市”的概念理解吧。古人把“市”定为人与物聚集和交易的地方，这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市场经济”的内涵都是极为有意义的。至少它从这样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一个极为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单一在那些用砖墙固定起来的工厂、城市，而应当在所有可以形成物品交易的地方建立起相应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有十亿人口组成的中国广大农村，也应当而且必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行市场经济革命的丫部分，且是最巨大最重要的一部分。

常熟人在对“市”的理解和对丰富“市”的概念上，比别人又多了一层，也先迈出了一步。尤其是在应用和建立“市一’的新概念上表现出的种种特征，你听后不能不感到是那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奇——

爱玩和爱体育的人，应该知道有个名叫‘怪达菲”的休闲服装吧。自然，你可能知道这是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名牌服装产品； 自然，你可能也知道它是中国第一件休闲服的诞生地。但是你肯定在我这篇文章之前并不知道“圣达菲”就在常熟，你肯定更不知道它的厂址是需要从常熟城坐上约40分钟车，到那个远靠在长江边的小镇东张再搭15分钟车，然后需要摆过一个渡口，再一脚余一脚滑地走上那么几百米，才能到的那个一点儿也不怎么起眼的地方——我就是这样到达“圣达菲”厂采访的。别说外界人会惊诧，就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常熟人，倘若第一次到“圣达菲”来，也会与我发出同样的深深感叹：如今的事，真不可想象也！

“圣达菲”厂位于常熟市最偏远的东张镇上那个最偏远的北新小村，接待我的是那个与我同龄的郭道辉老板。他说这厂最早是他家郭氏四兄弟与北新村联办的，现在除了每年向村里上交60万元外，全部股份都是他家四兄弟的了。我问为什么在这百分之百土的地方建起的一个土农民干活的土厂，却起了个洋名儿？郭说这是因为他的弟弟原来在阿根廷那儿办了一个公司，阿根廷首都有条很出名的服装街叫圣达菲。他们郭氏四兄弟后来发誓也要搞出一个中国的名牌服装到国际上为中华民族响响名气，所以在回国内办服装厂时就用了阿根廷首都的这条街名。“我们做生意的就是搞市场经济，既然搞市场，就应该一切围绕市场这个中心。我们兄弟四个从一开始就说好的，要干就干最好的。你别看我这儿什么都不像样，经理像个打工的，老板办公室像个看门大爷的休息间，全厂工人清一色的本地人，可我们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件休闲服是我这儿出来的，且是我本人的手艺。我们兄弟四个的办事准则就是争第一。现在我们是全国市场占有量第一的休闲装厂家，我们在当地是上交利税第一的企业——我曾经对市里、镇里的领导讲，类似这样为国家作贡，献的事我们圣达菲若不是第一，你让我去开会领奖什么的，我都感到脸上无光。我要争的就是第一。如果是第二了，那我就是失败者……”郭先生如是说。

这就是“圣达菲”人。

这就是常熟人创造的一种“圣达菲”式的市场概念：从一个偏远中的偏远地方，有几个不起眼中的不起眼人，把一个产品的爆发核点冲击和辐射到各地，然后占据全国乃至世界。

在常熟“圣达菲”式的市场概念中，还有像“白雪冰柜”、“阪神冷柜”、“双猫床上用品”、“通润千斤顶”、“大象陶瓷”、“五洋皮件”……等等可以说上几十种。在这样的每一个品牌的前面与四周，都连着一个又一个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大市场。

下面的这种场面，在常熟广大农村地区似乎随处可见：

有人盖着几上几下的洋房别墅不住，却搬到田间路头拾个简易棚，不分日出日落地劳作着，就是在月光下的夜间也可看到他（她）们忙碌的身影。不是这些人不想或不会休息，而是常常在他（她）们的身后有成堆成堆的人赶着要他（她）们的货而无法休息。杨园村的林杏英就是这样一个时刻被人赶着的大忙人。小林今年不到30岁，可她却是闻名上海滩的人物了。她不是靠像“圣达菲”人那样做出精美的衣服而出名的，她不是长得被哪个电视台看中当影视明星出名的，她靠自己的那双勤劳的手和可以在土地上种出草的本领。你万不要笑话，你也万不要以为自己再笨也同样可以让地上长出草来。林杏英种的草不是一般的草，她种的草植在了上海滩，植在了高架桥，植在了宾馆大厦的露天凉台……那不是一种普通的草，那是一种美丽，一种自然，一种地毯、大理石和黄金都无法比拟的东西。然而它又确确实实是一种极普通的草，它就生长在普通的土地上，培育它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

林杏英只有初中文化，前几年她与丈夫一起在家做服装，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对颇有“雄心壮志”的她来说，总觉不够。1993年，她与丈夫商量后，跨村承包了124亩农田。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她把爱长草的马路边的24亩地干脆种成那些可以卖钱的草皮。这一种可就一发而不可止了。草也能赚钱！——乡里乡外的农民兄弟姐妹们像瞅新媳妇似的来到田头瞅林杏英。小林只管干自己的，她起早贪黑，在丈夫到厂子里工作后独自担起了100多亩稻田和这24亩草皮地的种植工作。看小林那神情儿，老乡们不再笑了：种草还这么认真哪？地不能有半点儿不平，齐刷刷地像刀切一样； 叨卜泊头发丝样的杂草一根儿都不能留，近看远看都似清澈的碧波在荡漾……更有奇的是，林杏英的草地刚长得像个样儿，那些上海来的、南京来的、杭州来的大爷们，就风涌而来地抢购，顿时间，草皮变成了黄金……

林杏英的名字读音在常熟土话中很好听也很吉利，叫作“灵啊灵，。“林杏英种草皮，一年收成灵啊灵。”于是乎，杨园的百姓开女气千家万户地种起了草；于是乎，杨园成了爱美、爱自然、档次高雅的城里人争相前往的市场。

这就是常熟人创造的林杏英式的“灵啊灵”市场。在常熟人的林杏英式的“灵啊灵”市场概念中，有家庭独立式的，有几户联合体式的，有规模巨大的农场式的，有技术水准全现代化的中外合资式的。而其经营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应有尽有。有湖边塘前的养蟹养鱼者，有池内河中的甲鱼、珍珠养殖者，有圈内棚头的养猪养牛者，有宅前宅后的花木果子种植者，有……有你许多猜也猜不出的种类与花样。

我还可以给你讲一个比林杏英更神奇地形成了大市场的常熟人的故事：

这个人现在的北京办事处就与我家的街道相对着——我是从《北京晚报）上接一连二的广告上看到的。这个常熟人什么都不是，他仅是个“捕蛇者”。人们都不会认识他本人是何等尊容——凡是蛇都怕他！但我们却可能都知道他所创造的那个教你明白“健康的皮肤从哪里来”（广告语）的营养食品——蛇粉“隆力奇”。

“隆力奇”的主人叫徐之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那篇充满传奇色彩的“捕蛇者说”吧——

徐之伟的家在常熟与苏州之间的“常熟南大门”辛庄镇界善村。这位被人冠名“中国蛇王”的捕蛇者，现在拥有资产达6000万元、年产1.58亿、年利税2000多万元的“中华东方蛇园”，可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个连蛇都不易见到的一片水乡沃土。“蛇王”开始并不与蛇打交道，因为是“富农”的子女，．他读小学成绩年年全班第一却没能跨进中学大门。13岁他就跟大人一起翻地、挑担；16岁开始就已经干起农活中最繁重的M河泥、摇船、拉纤等活。也许为了改变一下命运，18岁时他干起了吃百家饭的木匠。三年出师后，因手艺高超，一连带了8个徒弟。这之后，师徒9人走南闯北，生意越做越红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这位昔日只有干活份、不能抬头看的“小富农”，恢复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当时界善村因附近有个乐器厂需要大量蛇皮，结果不少农民就在农闲时当起了“捕蛇者”。徐之伟也就在这时候加入了“捕蛇者”的行列。

干就得干出个样子。徐之伟兄弟4人在1981年一开春，穿着荷花布鞋，两脚绑着布条，身背竹箩，手提钩棒，从江苏到浙江，又辗转到江西和湖南洞庭湖。他们披星带月，时而穿草丛，时而钻芦苇，常常为逮一条蛇要蹲在湿地里数小时……那是一种真正的艰辛，真正的困苦，真正的危险，但徐之伟感到苦中有乐，这种乐是当他在与恶劣环境和毒蛇猛兽的较量中成为胜利者时才有。

后来他不再当小“捕蛇者”了，他开设了铺店，成为专门经销和收购蛇类并主业蛇皮、蛇肉、蛇胆等蛇生意的大“捕蛇者”。他因此也开始扬眉吐气地穿上西服革履，又用了没几年时间，成了一个名声显赫的“蛇王”。

穿西服革履的“蛇王”，依然长着一双当年头戴草帽、肩背竹箩的“捕蛇者”的敏捷眼光。他细细读着《本草纲目·蛇篇》上说的：蛇，能内走脏腑，外切皮肤，清热于肌之内，克毒于皮肤之外。然蝮蛇以治身痒癣风见长；‘乌梢蛇以祛风湿、舒筋血见长，水鱿以散疮毒、治恶疮见长也……。“有了！我要生产独一无二的蛇淞保健品，以治国人之多种顽疾！”；“蛇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原沈阳药科大学生化教研室主任、蛇药专家陈建智。陈教授连连称其好，并提出将蝮蛇、乌梢蛇、水蛇这三种优良蛇种合为一体，制出一种全新的蛇粉保健品。于是，1992年在常熟蛇业公司、苏州苏华实业公司和香港星辰公司等共同努力下，“蛇王”徐之伟的“东方蛇园”宣告成立。随之他推出的“隆力奇”系列蛇粉保健食品、蛇粉珍珠粉、蛇皮制品、蛇药……迅速占据市场，成为全国同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名牌产品和百姓信得过保健食品与药物。1993年“隆力奇”荣获印度尼西亚“中国医药卫生科技成就展览会”大奖，1994年又获国家林业部名待优新产品银奖，1995年被上海评为“上海市场放心产品”。与此同时，“蛇王”的蛇皮制业产品更是大打出手，光远销美国和西欧市场的年出口量就达500（）多万元。

1986年8月28日这一天，我们的“蛇王”异常兴奋，这一天正是他的“江苏隆力奇集团”成立十周年之日。听一听这回“蛇王”又是怎么说的——

“过去十年，我们‘隆力奇’从一个乡镇企业发展成在全国同行业中市场占有量和产品质量都为第一的企业。在第二个十年起步之时，我们‘隆力奇’已经确定了战略方向，那就是——总部设上海、驻足在香港、左右东南亚、影响全世界……！”

听听，这就是来自常熟的声音、常熟的威力。

这就是有无数男女老少参与的那种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广泛根植于民众之中的常熟大市场。

在为共和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的家乡常熟支塘镇，我耳闻目睹了一个几乎是在瞬间形成的华东第一大副食品市场——其实目前还没听说其它地方也有类似副食品批发和交易的市场，所以这个在并不为人所知的小镇边迅速崛起的副食品市场，也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和唯一的呢！

支塘是个乡级小镇，只是因它紧挨着204国道和支塘镇边有个闻名全国的“阿里山”瓜子厂，所以造就了这个小镇汽车站前那么一块可以做些小买卖的黄金地。这个市场的形成过程跟常熟“中国服装城”很相似，由开始的马路地摊小贩，到后来的万户商贾云集。但它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却与服装城不尽相同。常熟服装市场从初期到现今的成熟阶段用了十年时间，而且仿佛是人们一觉醒来就形成了现在这么规模宏大的集市场。这主要得优势于常熟本身就是个“纺织之乡”和具有成千上万的国有、集体、私营服装厂以及几十万农民服装加工者的直接参与。支塘副食品市场则不同，从速度而言，它的今天可以说就是常熟“中国服装城”的昨天，从发展前途看，常熟“中国服装城”的今天可能就是支塘副食品市场的明天。但支塘形成的这个新市场，其经销的形式与内容除了最初的一些“炒品业”与本地优势有些联系外，如今这儿市场上销售交易的物品几乎与当地产品无任何相联关系。譬如香烟、酒类，譬如饮料、糖果，譬如保健食品、旅游方便餐这些东西，都不是本地货。但在这儿应有尽有，你在京城或上海、广州见得到的“可口可乐”、“健力宝”、“维维豆奶”、“康师傅方便面”、“上海大白兔糖”、“红塔山”……等等这样的名牌，在支塘这儿都会有。而且这个市场上你见不到这些名牌产品的假货，因为所有这些厂家都在这儿有直接的代理商或办事处。这里的货品还有个特点：一律都是出厂价。那些千里之外的名牌厂家不惜远途将货品运达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上，与客户进行出厂价交易本身，就说明支塘市场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支塘副食品市场目前年营业额已达15亿元，而且每年正以40％的速度在递增。它靠的是什么？一不靠自我优势，二不靠天势地利，靠则靠常熟这块土地上独有的人和与商旺！是的，探究福地常熟大地今天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无处不商、无处不市的一派繁荣景象的原因，归结一点：就是这儿的人们遵循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合本地实际，富有创造性地营造出了一个人和与商旺的新天地。

然而“人和商旺”的繁荣景象，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和谁都能创造得了的。也许我们看一看常熟的干部们、企业家们和广大从事经营的农民们那种务实、求实、干实的精神后，更会得出准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