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旗班”知名度的越来越高，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优秀群体受到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瞩目。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腾飞，国际地位更加日益提高。

一天，一个上海的工程师来天安门看完升旗仪式后，当场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认为，以我们国家现有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应该把代表国家形象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搞得再隆重一些。他还认为，与建国初期相比，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修建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相比之下，原有的旗杆和国旗基座也就与周边环境不成比例，应该修建新的旗杆和基座。这个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工程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进设想。

其实，这位上海工程师的想法，也正是武警部队各级领导和“国旗班”战士的共同心愿。

早在1987年，大家就提出改建广场旗杆和基座的建议。但由于天安门广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1988年，“国旗班”副班长孙会军又对升旗仪式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他建议三人升旗小组中擎旗手两侧的护旗手由腰间佩戴手枪改为怀抱冲锋枪。1990年，已经升任为副大队长的原“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董立敢也提出了要扩大国旗升降仪式的设想。

真正促使这件事情发生质变的起因是因为一封信。这是一封由江苏省的一位叫李玉坤的人大代表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李玉坤在这封信里阐述了国旗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详尽地描述了他对该进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一些设想，同时也对广场上旗杆及基座急需改建的客观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李玉坤之所以对国旗的事情这么关注，其间还隐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当年的各大报纸都曾经刊登过这则故事：

1985年6月，李玉坤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时的老师，美籍华人罗斯·卡尔女士身患癌症。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带着三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子女回祖国观光。他们在古城江苏如皋住了一周。临回美国之前，罗斯·卡尔女士一心想找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子女做永久纪念。这位身居异国的炎黄子孙为子女选中的礼物是代表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旗——五星红旗。

但遗憾的是罗斯·卡尔跑了十多家商店，却没有找到一个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后来在李玉坤的陪同下，他们终于在一家小商店里找到了三面小国旗。如愿以偿的罗斯·卡尔手捧国旗，热泪盈眶，吻了又吻，然后郑重地将红旗交给三个子女。她再三嘱咐三个子女：“这是妈妈送给你们最珍贵的礼物。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你们永远是炎黄子孙，这国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见此情景，李玉坤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

后来，担任如皋市丝毯总厂总工艺师的他到美国考察。考察期间，他看到美国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插着美国的星条国旗。

李玉坤在信中写道：“与之产生强烈对比的是，那年国庆节，我带着孩子跑遍了整个如皋城，也没看到一面悬挂着的五星红旗，这实在是令我感到不安。”

于是，李玉坤提笔疾书，就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及全国范围内悬挂国旗等问题写出一份议案。

李玉坤的信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不久，他就收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信函，信里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中央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

回信充分肯定了李玉坤议案的重要性。

信中写着：“据我们调查，世界各国对象征国家的国旗、国徽、国歌，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因此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会同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

1990年6月28日。全国人民久已盼望的《国旗法》正式颁布。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李玉坤的名字从此就与《国旗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国旗法》颁布之后，自然加快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改革的步伐。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武警北京总队的共同努力下，有关部门批准1991年2月23日开始改建国旗旗杆和基座。

在国旗旗杆和基座的改建问题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天安门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杨登彦。整个改建过程中，杨登彦起到了有力的协调作用。

社会各界人士也对改建国旗旗杆和基座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首都钢铁厂踊跃请缨，主动包揽了旗杆及基座的修建任务。从原材料到施工，一切都是无偿的。一流的材质，一流的工艺。所有这些，体现出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旗乃至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无限敬仰和热爱。

新落成的旗杆和基座庄重大方，设备齐全。旗杆高达30米。改建后的国旗基座颇有讲究，共分为三层：内层四周是高80厘米的汉白玉栏杆，东西两边各有2米宽的出入通道；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2米多宽的赭色花岗岩带，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宽的绿化带，四季常青，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国旗基座四周是用56个黄色铜墩连成的护栏，象征着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

就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旗杆和基座改建的同时，“国旗班”内部也在悄悄地发生着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化。

1991年3月13日，原来只有十余人的“国旗班”奉命改编为数十人的“国旗护卫队”。

北京武警总队全体官兵全力以赴的在为这件大喜事忙碌着。总队首长指示，要从总队范围内数万名官兵中挑选出政治素质过硬、身体素质优良、军事业务精湛，个头在1米75以上的优秀士兵，补充到原来的“国旗班”，组建成近40人的“国旗护卫队”。

新的升旗仪式中方队人数为36人。其中擎旗手一名，护旗手两名，带队警官一名，护卫队员32名。

不久，“国旗护卫队”就投入到高强度、高标准的严格训练当中。

原“国旗班”最后一任升旗班长赵新风说：“加班加点，严格训练，虽然是又苦又累，可每当抬头看到升起的国旗，我浑身上下就充满了力量，我们期盼着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的那一天。”

无论是对“国旗班”还是对北京总队的各级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来说，那都是一段忙碌而兴奋的日子。

现武警北京指挥学院勤务教研室教授，原武警北京总队作勤处参谋汤光宁回忆说：“总队有关业务单位各负其职，相关人员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的去完成好属于自己的那一块任务。大家琢磨的都是一件事，那就是怎么样才能让新的升旗仪式尽快、尽好的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汤光宁所在的作勤处，当时负责的是方队行进中各动作的起始地点和中止地点以及时间分配。他和时任作勤处副处长的胡广才天天跑现场，在多次实地考察和无数次听取一线官兵意见的基础上终于寻找出了一套最佳方案。

具体分管方队动作要领的训练处就更是没日没黑的泡在东朝房门口的训练场上，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精打细磨。

1991年4月，一份凝聚着武警北京总队各级官兵共同智慧的题为《关于改进天安门国旗升降仪式》的报告呈送到北京市政府。经市政府批准后又转而飞速呈送到了时任国务院李*总理的案头。李*总理在百忙中，审阅了这份既包含着北京武警总队官兵心血又满载着全国人民殷切热望的报告，批准5月1日开始启用新的升旗仪。

消息传开，整个北京总队欢欣鼓舞。

1991年4月的最后一天，与祖国相伴了41个春秋的老国旗旗杆光荣“退役”，时任升旗班班长的赵新风与两位战友一起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

退役的老旗杆和基座被放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成为一段与国旗有关的永远记忆。

“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天安门广场启用新的国旗旗杆，赵新风又亲手按下电钮为它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同年“十一”国庆节，中央电视台首次将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通过卫星向全国及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现场直播。国旗护卫队员护卫着五星红旗走出天安门城楼的画面，再次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片头。

新的升旗仪式分为节日和平日两套升旗方案，节日升旗俗称大升旗。每逢重大节日以及每个月的1日、11日、21日为大升旗，升旗时配有60名军乐队员奏国歌。平日升旗为小升旗，播放国歌录音。2006年6月1日起改为重大节日及每月1日为大升旗，其余时间为小升旗。

《国旗法》规定：不得升挂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为确保国旗的圣洁和完整，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国旗每天都要更换一面。

1993年10月1日，经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武警总部批准，国旗护卫队官兵更换新式执勤服装。这次换装配发了武警校官大沿帽，帽檐上镶嵌着灰色金属橄榄枝花纹。新式上衣服装外沿领口镶嵌红色牙线。上衣与裤子的装饰线以及武装带分别加宽。统一着马靴马裤。

另外，这次换装的同时，还给国旗护卫队带队警官配发了指挥战刀。32名护卫队员则统一改成使用特制的镀鉻礼宾枪。

国旗卫士以全新的形象再次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