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完资料。董立敢又一鼓作气，整理出了一份几千字的国旗讲稿。后来，又经过指导员和有关领导的把关和充实，终于形成了一份比较完善的国旗讲稿。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天津市一个学校的三百多名学生来广场搞爱国主义教育。董立敢第一次在学生面前成功地演讲了那份他精心准备的国旗讲稿。
从此之后，天安门广场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班里的每个战士都成了具有专业水准的讲解员。而宣讲国旗知识、激发爱国热情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一代代国旗战士的一项基本素质。
1983年的那个初春，在整理国旗讲稿的时候，董立敢忽然联想到一个问题。
他们部队接管升旗任务之前，升旗任务由北京卫戍区一师负责，听中队长说一师是从1976年才开始接管升旗任务的。那么，在建国之后到1976年这漫长的27年中，是谁负责着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呢？
董立敢当时正在考虑着变更升旗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只是一个闪念就过去了。后来真正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的是1989年入伍的国旗班最后一任班长赵新风。
赵新风是三人升旗方式国旗班的最后一任班长，也是1991年成立的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第一任升旗班班长。后来，离开国旗护卫队之后，赵新风想写一本关于国旗班的书，于是就去寻访一些与天安门广场升旗有关的人和事。
就这样，一个叫胡其俊的人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从此，一段鲜为人知的升旗故事也渐渐被国人所熟知。
开国大典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专业的升旗手。
考虑到升旗需要按电钮，而旗杆下基座附近的电机又归北京市供电局负责养护，于是组织上就顺理成章地把升旗工作一道也交给了供电局。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广场附近北京供电局的电工陈鸿年承担了这个工作。一年多后，领导调整工作分工，又把升旗的任务交给了胡其俊。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旗并不是每天都升。生旗日一般是一些重大节日或是有重要活动的时候。
1951年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供电局电工胡其俊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由他负责广场上的升旗。
当时，胡其俊还是个22岁的年轻小伙子。他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那天晚上正赶上他值夜班，怕耽误了升旗，下班后干脆就没有回家。
旗是从天安门管理委员会领来的。静静的夜里，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胡其俊心潮起伏。整个晚上，他的脑子里一遍遍地想象着升旗的程序。
当时，胡其俊没有表，上头也没有告诉他具体的升旗时间。他完全是凭着感觉认为国旗应该与太阳一起升旗和降落。
胡其俊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从床上爬起来，扛着国旗来到了广场上。
那时候，旗杆底座四周是被护栏封闭起来的一个正方形，没有给升旗手预留出入口。胡其俊必须先跳进护栏内，然后再踩着旁边电机的箱子爬到两米多高的国旗基座上去。上去之后又发现，除去旗杆占去的位置，基座上的空间很小，脚只能踩在基座的边沿上。
胡其俊用铁丝把国旗绑在旗杆上，之后从台子上跳下来。这时，天才蒙蒙亮，太阳还躲在东方的地平线下。
胡其俊见时间还早，就在基座下面等了一会儿。一直等到东方泛出微红，他才按下按钮。
没有人观看，也没有国歌伴奏，偌大的广场上只有他一个人。
看着五星红旗缓缓地升到了广场上空，胡其俊内心有一种异样的感动。
担心升旗不标准，胡其俊就快步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看是否升到顶了。看过之后仍不放心，又跑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仔细端详。
就这样，青年电工胡其俊第一次完成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
走出老远，他再一次回头看着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内心依然充盈着异样的兴奋和感动。
每到升旗的日子，他都要一大早就踩着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从右安门的家里出发，一路经过闹事赶到天安门广场，来完成他一个人的庄严升旗。
升旗只是胡其俊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他的本职工作还是个电工。但胡其俊却几十年如一日，满怀敬仰之心的来对待每一次升旗。
两米多高的国旗基座，年轻的时候爬上爬下的不觉得什么，四十多岁之后，他渐渐感到身体不想以前那么利落了，但他依旧认真的来对待每一次升旗。夏天的炎热自不必说，要是赶上冬天一下雪，旗墩上风大地滑很难站上去，而且旗大兜风，有时能像帆一样把人卷起来。
赵新风后来听胡其俊回忆说，斯大林去世那年，胡其俊接到降半旗致哀通知。这之前胡其俊没有降过半旗。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一种感觉，他先按电钮把国旗升到顶部。然后，再按动电钮把国旗往下降。大概到旗杆的三分之一处，再次按电钮，于是国旗就停住了。降半旗任务顺利完成。
想不到的是，胡其俊的这次降半旗操作，后来竟然被写进了《国旗法》，成为我国降半旗的官方正式标准。
胡其俊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6年。
直到1976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才奉命从他手中接管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
2007年10月1日凌晨，78岁的胡其俊因病去世。临去世之前，胡老已经被病痛折磨的忘记了时日。醒来时，他问身边的儿子胡克军：“今天几号啊？”
当儿子告诉他是“国庆节”时，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说：“该升旗了。”
说完，这位迄今为止在天安门广场上升旗时间最长的旗手便安然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