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是不会记错的。
战前，这是个电影院。他被押来的时候，挨着铁丝网围墙有几只太平水桶，上边还写有“松竹”字样。电影院加了层楼板，用本色木柱支着。二层楼上并行四条大铺，上下两层，每层睡三十个人。楼下舞台拆了和后台连成一室，也放两排双层铺，也是每层三十人。观众座厅，改作食堂，长条木桌，总有几十张吧！售票处、休息室改作了事务室，是山崎有道这些舍长、舍监们用的。院子里盖了几间厨房，用小小的走廊和食堂连起来，房前房后，挖了有七八个防空洞。最外边的一圈，是一层竹篱笆和一周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入口处，白底黑字写的是：“兴亚寮华工宿舍”。
正常工作每班十二小时，活儿忙了，要干“彻夜”，今天早上六时上班，明早六时下班。休息十二小时，晚上六点接着干。
陆虎子（那时还叫小名，虎士是写诗以后改的雅号）是全体华工中年纪最小的了，周岁不到十六。他在碳酸镁车间的干燥炉干活。干燥炉是两条平行的大隧道，有四五米高，十几米宽，六七十米长，炉顶是双拱型，但炉门上边的六七米处，却砌成平台，可作为工人更衣室。
这天又干彻夜。到后半夜两点多钟，原料用完，机器停下。工人们各找合适的角落去睡觉。班长张巨吆呼一声“谁来？”把嘴朝炉顶努了努，有几个人就往上爬。虎子也要往上爬，张巨一扒拉他：“小孩，不带你玩！”
“我看看不行吗？”
“看行，可不许多嘴！多嘴包庄家！”
张巨用竹片做了一副天九牌。每逢夜班或进防空洞躲飞机，他就招人摊牌九，以各人的口粮作赌注。口粮很少，人饿急，若没有坚定的生活目标作支柱，就蜕化成动物，出于求生本能，要把别人活命的食物赢来填进自己肚子。另外，牛马一样的劳动、牛马一样挨打骂，总也要有“放青”、“打滚”一类的休息和欢乐。植物尚且有开有合，何况是人？尽管舍监等人发现了要打，这赌风却禁不住。
虎子爬上炉顶时，四个人已经凑齐，各按方位占好地形，张巨把牌哗啦一倒，一边洗一边问：“怎么玩法？”
买卖人出身的韩有福说：“一道半碗，顶多不过四碗。”
张巨问：“怎么给法？”
韩有福说：“每天晚饭还半碗。”
张巨说：“不行！我要赢你三十碗，照你这给法要两个月，我要不到两月就死了呢？一天一碗！”
“肚子太空了没法干活。”
“你给黄豆也行，我知道你有货！”
张巨当过东北军机枪班长，在平汉线弹尽粮绝随长官投了降。傻大黑粗，输打赢要，三句话不合就动拳头。日本人叫他当班长，韩有福有点怵他。可是这人自有他好的一面。他敢跟日本人顶，当面骂工长是王八蛋，他跟中国人闹吵子、动手打人，可决不上日本人那里告状。有一次几个华工夜班时摸黑把个日本工长打伤了，勤劳部找不出凶手，罚全体华工在神社广场上跪着，他挺身而出把这事揽到自己头上，挨了顿狠揍。事后，打人的主儿过意不去，偷偷找他道谢，他说：“一笔写不出两中国。你们不承认算对了，我比你们经得住打，要心疼哥哥呢，一人送我几碗饭，让我养养伤。”那几个人每人送他五碗饭，分半个月给齐。他毫不客气，全部吃掉。推牌九他也并不准赢，饭输多了他就报名去献血，献血后在一周内每天多给一碗饭吃，他拿这饭来还赌帐，过年的时候他竟然把工厂神社上供的年糕偷来吃了，而且往空盘里拉了一泡屎。那神社离朝鲜征用工住处近，日本人怀疑是朝鲜人干的，没找中国人麻烦，打了几个朝鲜嫌疑犯。有人说他：“这事你干的有点缺德了！”他说：“高丽棒子在中国不是当翻译就是卖白面，我想揍他们没腾出手来，让小鬼子替我代劳吧。”别人说：“朝鲜人也有好的！”他说：“好样的全参加游击队打日本去了！还能上这儿来？咱哥们在中国人里边也是下三烂。好汉子早跟他们拼了。”
商定好条约，张巨摆了个中间开门，请押注的翻了点。就“七对门、八到底……”分牌。牌到手他先摸了下，叫了声“天地跨虎，金屏大五！”把牌一拍，正要翻牌，一道亮光从楼梯口射了过来，直射到他脸上。几个人觉出不好，急忙放下牌，转身要跑，舍长山崎已经把上炉顶的梯口挡住了。电筒把每个人的脸都照了一会儿。
山崎在侵华队伍中，当过军曹，是个典型的法西斯匪徒。没什么文化，对于军国主义思想有绝对的信仰，从来没和和平平地说过话，从来不拿正眼看华工。他是华北劳工协会派出椿市的特派员，在兴亚寮中地位最高。
“把牌给我！”
张巨躬身把牌收拢起，用装碳酸镁的纸袋包好交给山崎。山崎把每个人又都看了一会儿，记在心里。下梯子就走了。这几个人互相埋怨起来，你说我喊声太大了，我说他摔牌太响了。韩有福声称他抓的一副牌是天杠，不然要一人赢他们一碗半饭。这回赢几个大脖溜吧！张巨把肚子一拍说：“屌！他会抓老子会做！明天再做一副好的！走，上海边砸海蛎子去，吃得饱一点好应付这场热闹官司！”
没有人应声，他骂了几声，一个人提着饭盒走了。天亮之前，他端着一饭盒海魟，一捧海白菜回来，放在干燥炉前的通风口上，用热风吹熟，大把地用手抓着吃。看别的几个人愁眉苦脸，他大不以为然：“我说，等一会回去，你们不就光是挨顿打吗？我还丢了一副牌呢！我都不败兴，你们败什么兴？”
这天下工后，他洗澡比往日都洗得仔细。带着全班列队往回走，故意摇着膀子，快到兴亚寮时，碰上给舍监们当下女、兼做伙房杂工的小姑娘渡边千代子。干代子鞠躬说：“早安！”
“你奶奶个熊！”张巨瞪了她一眼，喊道，“正步走！”
千代子不懂中国话，可从张巨那气汹汹样子判断出这决不是也向她问早安。她挺委屈。这姑娘今年也不过十五六岁，长着典型的日本式的瓜子脸，眼睛不大，可是光亮、秀气，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涡。营养不好和过度劳累，脸色很苍白，仍剪着学生式的刘海发，成天穿着打了补丁、洗得发白的学生装，一声不响地做这做那。日本人不论舍长、教官还是厨房的女工，谁都可以指使她。谁指使她都老老实实地干。谁都可以教训她，谁教训她都“嗨，嗨”地答应，答应归答应，她并不都听信。比如，舍长山崎先生告诫她，对这些中国征用工不要怜恤，因为他们是劣等民族，理应受大和民族的驱使。可她和中国人说话时还是笑嘻嘻地称呼“张君、李君”，称呼“您”不用“你”。管“中国”不叫“支那”，听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叫法。中国人对她很和气，比某些日本人和气得多。他们够苦的了，不能帮助他们也决不要害他们。所以看见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她从不告密。他哥哥在中国失踪了，人们对她家很歧视。母亲天天跪在神龛前祈祷，要佛爷保护儿子平安。她对千代子说：“我就是相信善行才能换来善报。我看到这些中国人挨打挨饿心里害怕，怕你哥哥在中国也过这种地狱生活，千代子，咱们不要在中国人身上作恶，上天有眼，在中国就会有好心人照顾他！”
千代子不论信不信妈妈的观念，她都不愿违背她。爸爸死了，哥哥失踪了，有人说是叛国了。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姐弟俩生活不容易。除去广岛有个舅舅偶尔接济一下，谁也不肯帮她们的忙。她不能叫妈妈不高兴。
快走到兴亚寮门口，她看到山崎先生从事务室门口出来，一脸的凶气，她赶紧低下了头，急步快走，直奔厨房。兴亚寮天天有华工挨打，她一碰上就低头躲开。她同情挨打的人，又替打人的人感到羞耻。
低下头可堵不上耳朵呢！
刚才冲她瞪眼的那个中国人报告了：“干燥炉车间七名，全部到齐，报数！”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声数字像个小公鸡叫出来的，是男孩变声期的声音。
这是华工中唯一和她年龄相仿、可以说上话的一个人。他真像个小老虎似的，大眼睛，轮廓清楚的嘴，笨里笨气的样子真好玩，他在她面前装成大人，一本正经，可是不小看小姑娘，见面总是先向她问好。
不好了，山崎先生开始打人了，先听见啪啪的，手打在脸上的声音，然后才问：“知道为什么挨打吗？”
“知道了。”
一个一个在打下去呢！也会轮到他吗？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千代子怕打到他那里，吓得心口咚咚响。低下头急忙加快步子，刚走到楼房拐角处，答话的声音变了，小公鸡声音叫出来了。
山崎问：“知道吗？”
那个尖细嗓子大声回答：“不知道！”
“叭叭”两个嘴吧。
“立正站好！回答我，知道吗？”
尖细的声音发着颤说：“不知道！”
“叭叭……”
千代子腿抬不动了。他还是个孩子——也许比自己还小吧，怎能禁得住这么打呢？他会有什么错呢？不是好多人都喜欢他，连有道先生对他也格外宽厚吗？每次上医院，办杂事，一个人上街的活儿不是总叫他干吗？现在怎么谁也不来讲讲情呢？
“知道”与“不知道”用敬语说起来，只在尾音上有很少一点差别。陆的发音不准，也许是被打昏了，他想回答：“知道”，说出来的却是“不知道”。怎么谁也不提醒他说一句，连一块儿的中国人也干看着他挨打呢？千代子给自己壮壮胆，扭转回身，走向事务室门口，想找机会提醒一下虎子。距离事务室还有十多步，山崎扬起脸盯着千代子瞪来一眼，嫌恶地问道：“你来干什么！”
“是，先生。”千代子站住脚，微微低下头说，“我想问问先生的早饭……”
“走你的，现在问什么早饭？”
幸好有道先生来上班了。有道不二男是“教官”，年纪也不过二十来岁。个子很矮，穿一身在中国做的国民服，打着绑腿。战斗帽的前角捏得指向天空，戴一副近视眼镜，看去像个中学生。他随父母在南京住过，会说几句江苏味的中国话，听起来比日语更难懂，人家一听不懂他就生气。他从不打人，除去开玩笑时也不大骂人，他教华工们必须的日语，也管日常生活琐事。他算山崎的下级，可是对山崎极反感。他在背后向华工们表示，会社方面为了叫华工干好活，不主张无缘无故地太折磨他们，让他们连恢复体力的休息也得不到。还埋怨华工口粮被劳工协会人员贪污太多了。华工吃的太少，干活使不出力量来。会社方面责备他，他很委屈。因为这些事山崎作主，他无权过问。
有道一看这阵势，就问出了什么事。张巨报告说：“我们在厂内赌博了……”
山崎指着陆虎子说：“我问他知道为什么挨打吗？他居然说不知道！有意反抗。”
陆虎子说：“报告，我并没有参加赌博。”
山崎问张巨：“他没参加吗？”
张巨说：“是的，没有参加！”
山崎喊道：“撒谎，我亲眼看到他在场。”
张巨说：“他坐在一边休息的，没有赌！”
“那就更该打！”山崎走近陆虎子，一口气打了六七个耳光说，“你看他们赌了吧！你向我报告了吗？为什么不报告！为什么不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