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晚上，张锲来电话说愿坚托他带话给我，希望能见我一面，张锲还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愿坚情况不好，怕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知道愿坚病重，已有好久，总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这诀别的场面，又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到了这时刻，空泛的安慰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夜我通宵没合眼，第二天到医院去的路上，我心情还很沉重，但进了病房，见了愿坚，反倒冷静了些，轻松了些，他比我想像的状态好，很清醒，不沮丧，但很亢奋，一见我就伸出手来说：“友梅，你来了，好，我好像又挺过来了，我看见死亡像一团黑雾，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现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样能稳定一段时间，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说：“这就好，你少说话，别累着。”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说：“你住嘴，听我说好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他说：“四十五六年了……”我说：“是的，你好好养着，到50年时我们庆祝一下，把老战友们都找来。”他高兴地笑了，并提起几个熟人，没有一点悲戚样子，我心头的重压似乎轻了一点，我想他也许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场的家人，也许对自己装糊涂，不论哪种都比我看到过的一些诀别的情景好。
我不愿离去，我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了，但我不能总待在那里，我不走他会说个不停，其实我想叫他多说几句未必是坏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担心他太疲劳。我向他告别了，走出病房门，在门外站了好久，然后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阵，我没怎么悲哀，我对自己说，愿坚能这样充实地度过一生，把《党费》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间，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了，当然是走得早了点，可是这条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泪水还是顺着脸颊流下来了，心中怎么也排解不开一种说不出的空寂清冷。和愿坚初次相识，那年我15岁。
1945年冬或是1946年春，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队调到鲁南八师去，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军部文工团演出话剧《气壮山河》表示慰问。这是个写抗日战争的戏，我在里边演个通讯员，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来致谢，大人找大人们谈，孩子们自然也凑在一块东拉西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宣传员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说：“你演的真不错，我看得都掉泪了，你的国语说得挺好，怎么学的？”我说，“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过。”旁边另一个孩子就向我介绍，这是他们分队长，叫王愿坚，是诗人王希坚的弟弟，我那时正迷着写诗，对王希坚挺崇拜，能背好几首他的诗，听说眼前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视，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并为他对我的夸奖而高兴，近年有朋友把我这“演员出身”当作笑柄，我倒并不因此自惭形秽，回想起那段生活，还是很珍视的。
过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时期结束了。新四军军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前线去作火线文艺工作，到达鲁南前线后，陈毅军长要我们下到八师部队去，鲁南八师是山东的主力军，出过安保全、郭继胜、陈金合、张明等著名的战斗英雄，而且铁道游击队的许多人就编在这个师里，能到那里去，大家那股高兴劲绝不亚于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国签证，虽然那是走向火线，走向危险。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际，却又传来个坏消息，说是前线危险艰苦，年纪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我听了后那股沮丧劲也不亚于今天有些人被外国领馆拒绝签证，虽然这是出于爱护。为此我去找戏剧股长丁世贤，就是现在的电影界名人丁峤，我求他带我去，他说要去也可以，但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我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就带我到师部，到师部后丁峤就把我寄存在师部宣传队，我已作过保证，无价钱可讲，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下了团、营，自己到宣传队报到，宣传队把我分在一个分队里，分队长正是王愿坚。
和王愿坚相处后，我反倒对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过十七八岁，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却总是装作一副大人相，说话面带笑容，口气严肃正经，而且满嘴政治术语，他自己军风纪整齐，对别人也要求严格。那一阵没有战斗，每天只是出操、唱歌、排练节目，分队长轮流值日管集合、作息这些杂事，每逢他值日，好像总爱挑大家点毛病，集合时哪一分队慢了，谁的背包打得松了，队伍解散前他还要批评两句，我心里就叫他“假积极”，我是从军部来的，自认为是上级机关来的，应对我客气点，谁知他对我却一视同仁，军帽戴歪了，他会叫我扶正，绑腿散了，也要批评，虽然是尽量笑着说：“小邓同志，你这个绑腿怎么总像二大娘的腿带子似的。”我心里就不痛快。为了逃脱这类的管束，我提出来不参加他们的节目排练，我要写剧本，他们也同意了。这样除去出操、行军、开会我和大家一起行动外，其余时间我就蹲在屋内写剧本，愿坚偶而也进屋跟我聊几句，拿起稿子看两页说：“真不简单，你能写出这么多来，什么时候写完给大家读读，讨论一下？”我答应着，但始终也没读过，因为我始终也没写完。就这样，在这个宣传队里我还是过得别别扭扭，也交了两个朋友，但不是王愿坚。一个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明星，那时连郭允泰自己也不知道啥叫明星，他虽比我大两岁，并且喜欢人称他“老郭”，却并不真以大人自居，跟我既说笑话，也发牢骚，行军还一块掉队，掉了队我们俩就凑在一块胡扯，我觉得他以平等待我，于是引为同志。还有一个是小丁，是个小姑娘，出身名门，是丁肇中的本家，是唯一比我还小的队员，也是我唯一敢指挥又指挥得动的人。我那时还学画画，一有空就拿着纸笔找模特，可是谁也不肯叫我画，我就找小丁，我说：“坐在那儿别动，等我画完再起来”，尽管满肚子不愿意，她也不敢走开，所以我把她当作朋友。
现在想来，我在宣传队的别扭和对愿坚不喜欢，除去我个人毛病之外，还由于两个团体作风的不同。军部文工团有不少从上海、济南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大明星，比如与石挥搭档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郑重，洋戏可以演《前线》、《俄罗斯人》，大戏可演《雷雨》、《李闯王》，平日业务演习，基本功的训练都较重视，艺术空气较浓，作风上也多少有点文艺作者的浪漫劲头。有人还有点个人癖好，比如我们的画家彭彬，不论发了什么军装，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檐加长，领子放大。还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总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时用秫秸扎成架子，外边包上被单，作成一个空壳。当然碰到开会时，别人坐在背包上他只好蹲在地上，蹲久了就会假装上厕所出去休息一会儿。这些我们只觉得有趣，并不看成是什么缺点。这些人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无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师宣传队这就不行了，这里有严格的军事作风。我的有些习惯就成了自由散漫、军事观念不强的缺点，我觉得人家对我要求过苛，其实人家还是格外客气了的。我对愿坚的不满其实是误会。
没多久，这误会意外地解决了。
开始了“宿北战役”，头一天出发，当夜就行军120多华里，从鲁南一口气走到了苏北，走到80多里时我的腿简直就不像是长在我身上了。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脚一落地就痛得咬牙呻吟，王愿坚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导员那里说了几句什么，指导员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着我前进。我认为这是寒碜我，坚决予以拒绝，指导员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着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两只手伸进我的两肩，抓住了背包带，不由分说把我的背包抢了过去，驮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愿坚，我强充英雄地说：“不用，我可以……”他说：“我知道你可以，这是头一天，明天还要行军呢，你留点力气给明天吧，我比你大，吃得也比你多，这在我不算啥。”其实我早就背不动了，就顺坡下驴，把背包给了他，心里觉得以前对愿坚的反感有点过分了，我真怀疑，他要不给我背背包，这最后20里地我能不能坚持到底。
从这开始，我和愿坚也有话说了，并且发现他的长处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调，他不跑，到了驻地看房子，铺草他动作比我麻利。小组会上我把这些优点提出来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他却说：“你的优点更多，在业务上我要向你学的多了，这么小就能写剧本啦，我多久能学会？”终于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过了许多年后，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谈起那时的事来，他说：“那时你说你要写剧本，我们就都依你，你写的我看了，算个啥玩意呀，俺就装糊涂，不打击你的情绪就是了，就你自己认真当回子事。”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做宣传工作。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文化部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平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十七八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几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胀，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也有时是在双栅栏总政文化部的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是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是短袖薄衫，唯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再一次想起他是“文化大革命”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的话。
40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裉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云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