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几年的清朝，就像一个慢性病人，患病多年，病入膏肓，眼看就要咽气，忽然间得一良医，服药治病，看着渐有起色，但不知怎的，病人自己偏又不肯治了。不仅不治，而且一味胡闹，生冷不忌，冷不丁得一次感冒，搁在平日无事，现在却病来如山倒，稀里哗啦就完了。一个王朝完了，一般来说，怎么都有殉节的，有抵抗的。有力者抵抗，无力者殉节，两者加一起，算是这个王朝丧礼上的最后一阵哭号，或者说最后一点儿体面。
但是，清朝的覆灭有点特别。一来它是异族王朝，如果说，庚子以前，汉人还有点含糊的话，庚子之后，革命党人宣传攻势一阵紧过一阵，不管乐意不乐意革命，好多人都知道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怎么都不会开心。窗户纸，不捅便罢，捅了，人心也就透亮了。哦，原来你们是胡人，非我族类。同时，清朝灭，民国兴，怎么说都是先进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社会达尔文主义自打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之后，深入知识界的人心。日渐开化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变革，多少还是有些期待的。毕竟，晚清七十年，受西方的窝囊气太多，挣扎来挣扎去，似乎只有一条路——学西方。既然非走这条路不可，谁不想来个彻底翻身呢？眼看着一个最先进的制度落地了，怎么能没有指望？
所以，在这个王朝的弥留之际，哭号之声并不大。整个过程，能抵抗一阵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勋，一个是前陕甘总督升允。西安旗营的抵抗，仅仅是因为起义者尽是帮会中人，存心报复，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无奈挣扎了一下而已，很不像样子。至于北洋军冯国璋带兵打武汉，在他而言，也许是抵抗革命，但在他的主公袁世凯，只是打出一点儿讨价还价的本钱。众多名臣之后，王公大臣，事到临头，充其量就是走人，带上家小，去香港、青岛、大连，去上海租界，没有哪个肯为这个王朝殉节的，哪怕做做样子的都没有听说过。按道理说，如果这个王朝真的像这些人后来怀念的那样，深仁厚泽，怎么说，也得有几个肯抹脖子跳井的。
中国是一个士绅社会，士绅在政治上说话的份额，朝代不同，大小不一。同样是清朝，湘淮军兴起前后，也大不相同。清朝的中前期，对汉人士绅，一般说来是防范多于倚重。虽然地方官办事，还是得倚重士绅，但士绅公然干政，还是不被允许的。尽管嘉、道以来，朝廷统治机器锈蚀，有事就得让士绅发动群众，练乡团帮忙，但士绅们真正堂堂正正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在皇帝被长毛逼得走投无路之后。从此以后，士绅的崛起，就无法阻挡了。到清末新政，汉人士绅和绅商，已经成为足以左右朝政的最重要的力量。反过来，朝廷变法，也是沿着嘉、道以来的习惯，越来越多地依赖士绅，也就是放权给士绅。士绅通过地方自治、社会团体、民办报刊以及咨议局和资政院四种渠道，干预政事，发出自己的声音。
尽管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革命党越来越活跃，但他们的活动，仅仅策动了极少数激进分子。对于多数汉人士绅而言，革命党人的宣传，显然要比他们的起义更有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仅限于消解满人统治的合法性。革命，是革命党人唯一的选项，却并不是多数士绅和绅商的选项。但不容否认的是，革命排满的宣传，对满人“原罪”的揭发，的确消解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令士绅和绅商们对满人统治者缺乏了耐性，不大能容忍他们犯错，尤其是犯大错。
1908年年底，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虽然并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但却执意要把权力和资源都抓在自己手里，让朝政的轨道，重新回到清朝中前期满人当家、汉人做事的老路上去。这样的好事，连经验老到的西太后都做不到，载沣这样的黄口孺子，当年的80后，做起来就只能招人笑，也招人恨了。三年不到，载沣就从赶走袁世凯，走到皇族内阁，同时，还把各省原本民营的铁路，收归国有（中央）。这样的倒行逆施，即使思想保守的人，也未必会赞成。而在新政中一干声音很大的人，几乎都给惹翻了。提前预备立宪的请愿，实际上就是一种公然的抗议，可惜，载沣们收权收得上了瘾，根本没意识到这点，依旧按既定方针走下去。
所以，皇族内阁问世的时候，立宪派中靠近康梁的这部分人，已经非常愤怒，快要被逼反了。保守持重一点儿的，也感到不可思议。在江南一言九鼎的张謇、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很生气，也很失望。张謇的自编年谱上有这样一段话：“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这是他当年真实的感觉。为此，张謇甚至到上海，联络汤寿潜等人，上书切谏，要求摄政王改弦易辙，任用汉人有学问阅历者。[1]自打中进士点翰林辞官南下以来，十几年不进京城的张謇，破例来到了北京，面见摄政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当面劝阻。舌敝唇焦地苦谏半天，最后，不得要领，张謇这才明白：“自家拼命的自杀自亡，他人是救不来的！”[2]连张謇这样的人都感到绝望，这个王朝真要有人推的时候，就没人帮了。经历过辛亥革命的冯友兰老先生，说辛亥革命，至少有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3]，其实，不是绅打倒官，而是汉人士绅帮忙推倒王朝。一部分的官，像程德全这样的人，实际上也参与推了。
汉人中，真正帮忙扶保江山的，大概只有张勋这样的莽夫。其他的人，除了帮忙推的，都站在一旁作壁上观。这也是王朝更迭时的常态，众多大佬，让他们马上背弃旧主吧，多少有点不忍，也不适应，更不知道新朝会开什么价码，所以只好等。即使张勋，在清廷退位之际，也没有带兵进京勤王，还是接受了改朝换代的现实。他自己解嘲，是因为“诏改共和”，他只能遵行。[4]换个说法就是，由于接掌政权的是袁世凯，而袁恰是他的故主兼恩师，加上大势所趋，只能顺从。他在自述中说：“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5]只是，江山易主了，他却不肯剪辫子，也不让自己的部下剪。虽然自己也接受民国的政令，但只要进入他的领地，看起来就像清朝还没有走。摆了一个忠臣的姿态，算是宽慰自己。其实，张勋这样做，对于他的部下而言，未必不是一种福利。民国成立，剪辫令下，即使北洋军里，士兵们也多不乐意。冯玉祥回忆说，当年他事先做了动员，把嘉定屠城和扬州十日的故事，细细讲给士兵听，还发了赏钱，但剪的时候，还是哭成一片。“剪过后，有的把辫子郑重地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个三四天不止，总觉得不惯。”[6]到了1915年8月，洪宪帝制已经闹得铺天盖地之时，张勋也不能免俗，给袁世凯发了劝进电。电中特意强调了清室不能复辟，因为当年清室就是“我大总统”保全的，而只有我大总统高升一步，清室的优待条件才能得到保障。[7]也就是说，张勋在清亡之后，对于袁世凯，一直是认账的，即使胡闹到了帝制自为，也还是认账。这一点，跟其他的复辟狂，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基本上都深恨袁世凯，说他是曹操，是王莽。帝制自为之前恨，帝制之后更恨——既然中国要皇帝，为何不还给清室，非要自己做？所以，当时有人说，对于袁氏而言，张勋“既为功狗，又为顺臣”[8]。忠诚度，其实跟其他北洋将领比并不差，也就是脑后多了一根辫子。
辛亥鼎革，对于国人而言，没了辫子，还只是个审美的问题，没了君主，不仅不习惯，后面的麻烦也更大。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如果算上王制，则至少有三千年的传统），骤然之间没有了皇帝，可不是件小事。辛亥前，即使革命党人的宣传，也多数在讲排满，民主共和在革命党人中间，也不甚了了。民众，包括多数的士绅，已经习惯了皇权下的生活。君主立宪没有问题，但去掉皇帝，心里的天平，未免失衡。这个伦理型的国度，日常的伦理，无非三纲五常，无非忠孝仁义，山野农夫、贩夫走卒都知道。而君主恰是这个伦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旦这个关键的要素残缺了，整个伦理道德架构都在摇晃。所以，这场大变革，虽然革命的烈度不大，破坏也比预想的小，但革命后制度变革导致的动荡，却出人意料地大。
习惯了三纲五常的中国人，没有了皇帝，统治层很难建立效忠的结构，作为总统，不敢轻易处罚各部的总长。对于各省越来越不听招呼的督军，一时也找不到好的办法。废省设道的构想，在各省督军的反对下，成了一张废纸。每个省的督军，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可能被赶走。同样，师长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旅的旅长，也照样坐不稳。每一层对下级的控制手段，只有赤裸裸的武力威慑。再不就任人唯亲，让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做下属，练一支七姑八姨外加舅老爷的部队。底层社会的治安状况，比之刚刚过去的清末新政，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由于没有了“王法”，过去非法存在的第三社会，变得空前活跃。帮会、土匪、私盐贩子，纷纷公开活动。[9]一个小小的白狼团伙，居然让北洋军围追堵截了好几个月。不是北洋军战力下降得太快，而是普遍的秩序混乱，给追剿造成了格外的麻烦。
民国的乱象，让那些原本站着观望的遗老遗少，猛然间生起对前朝的无限怀念。有些人，是期待“新朝”的召唤，久候不至，心生怨望。有些人，则是看到纷纷扰扰的乱象，开始对这场大变革失望。走得远的，就开始期待甚至策动前朝回归了。
像蒙古贵族升允、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这样的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组织宗社党，希图恢复清朝，本不奇怪。说起来，满蒙贵族中，这样的人应该说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多数人，尽管进入民国之后，境遇不佳，却都默默认命。真正的复辟呼声，其实来自汉人，汉人的遗老遗少。这批人“包括以前曾任清朝中央政府的太傅、大学士、尚书、部臣、大学堂监督、翰林院编修、地方政府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提学使，乃至一般的幕僚、部属等等。他们大多数是进士出身，因此除官僚职务以外，还具有‘文人学士’的身份，他们受传统文化熏染最深，又是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和直接传播者，因此在社会上的影响较满蒙王公贵族为主的宗社党为大，活动范围也更广泛”[10]。由知情人撰写的《丁巳复辟记》上说：“辛亥国变以后，遗老旧臣，志图兴复者，有升公允（字吉甫）、刘公廷琛（字幼云）、沈公曾植（字子培）、王公乃澂（字病山）、胡君思敬（字漱唐）、陈君毅（字贻重）、温君肃（字毅夫）及伯兄曾寿（字仁先）等。六年以来，奔走筹画，未尝一日懈其志，而诸将中可与谋者，唯张勋一人。”[11]这里提到的升允、刘廷琛、沈曾植、王乃澂、胡思敬、陈毅、温肃和陈曾寿，除了升允，都是做过前朝高官的汉人遗老。其实，后世称道的大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在前清虽然没有官职，但按思想观念，也都算是遗老遗少，而且他们对复辟也有期待。不过，武人之中，可以言复辟者，却并非仅有张勋一人。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倪嗣冲，一个是冯国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