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北京政府的实际当家人，段祺瑞又非让中国参战不可。对他而言，参战不仅可以获得现实的好处，而且是国家翻身的机会。而且，已经获得日本支持，这个支持，是指向他个人的，机会难得。所以，此事非同小可，绝对不能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段祺瑞也就只好运动督军了。软的一手不行，就乞灵于硬的，文的不成，来武的。1917年4月25日，段内阁以陆军部的名义，召集各省督军进京开“军事会议”。会议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张罗的，原本打算在中南海西花厅开会，但由于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的反对，改在别院统计局大厅。到会者有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绥远都统蒋雁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安徽省长倪嗣冲等，其他省份的督军则派来了代表。[3]当时安徽督军其实是张勋，但地盘却被倪嗣冲占着，张勋的地盘是江苏徐州。所以，身为安徽督军的张勋，赖在徐州，只有一部分部队放在安徽北部吃粮。而安徽实际上由省长倪嗣冲干着督军的活儿。当年在北京，也多次跟这些督军打过交道的美国公使芮恩施，对这些督军印象很差。在回忆录中引述了“粗暴的大块头”山东督军张怀芝在省议会的讲话：“‘先生们，’这位督军非常直率地说：‘你们象一群聚在大笼子里的鸟。如果你们规规矩矩，并且唱一些悦耳的歌儿的话，那么我们就喂养你们，否则，你们就什么都没得吃。’”[4]张怀芝虽然是个大兵出身的粗人，但在省议会是不是真的这样说，还不好说，但这样的话，肯定是他的心声，也是众多督军的心声。在那时，督军们几乎没有喜欢议会的。段祺瑞把这些人召进北京，就是要利用他们跟各省议员的地缘关系做工作，同时，让这些武人，直接对黎元洪施压。

但是，当时各省的督军，多数都反对参战。张勋和倪嗣冲，还在报纸上发表了通电。因此，比较憨直的张勋，根本就没来开会，仅仅派了个代表应付。应该说，参会的督军们，对参战问题，实际上是跟黎元洪意见相近的。可是，在人脉上，他们又是段祺瑞的人。在会上，段祺瑞和傅良佐他们将绝交、参战的始末讲清楚，尤其是讲清楚了参战之后，可以从协约国和日本得到的种种好处。即便此前有种种顾虑，作为实际的政务操作者，在眼前的一堆利益面前，焉能不动心？呼啦啦，督军们的态度转变了。当初拼命叫喊不能绝交、不能参战的倪嗣冲，一连声地反过来叫了，声音照样地大，弄得就是有人有疑问，都不好意思张口了。会议当天，结论就出来了。第二天，曹汝霖电告驻日公使章宗祥，说“督军团会议，督军到者11人，代表列席14人。对德宣战，赞成政府方针者17人，余从多数，全场一致通过。此次会议，以倪嗣冲最为尽力云”[5]。但此前张勋的反对声音和没参与督军团会议的表现，却给黎元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接受张勋进京调停，埋下了伏笔。

随后，督军们涌进了国务会议，坐催。等国务会议通过了参战案，他们又去面见总统黎元洪，死缠烂打，逼黎元洪同意将议案提交议会表决。接下来，他们又举行宴会，招待两院议员，以各省督军的名义，极力劝说议员们在参战案表决的时候，投下赞成票。一时间，北京到处都是督军和随从的身影，八大胡同，每日高朋满座，莺莺燕燕之间，指挥刀和大礼帽相映成趣。

但凡有议会的国家，都有院外活动，由军人们出面的院外活动，虽然听起来有点别扭，但还不至于为议员们接受不了。如果督军团的活动，仅限于请大客喝花酒，限于八大胡同，人们还能接受。但是，段祺瑞的走卒们，玩过了。这年的5月10日，当众议院审议参战案的时候，众议院的门口，忽然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公民团”。跟当年袁世凯时代的公民团一样，组成人员有些是军警，换了便衣，就成了公民了。其中有一些，连装都没来得及换，穿着军装就来了，只不过打的小旗上面写着“海陆军人请愿团”。这些人是公民团的主力，更多的，则是临时雇来的，什么人都有。据记者调查，从天桥打零工的苦力，到街头的乞丐都有，由于层层发包的缘故，参加者，干一天，才能拿到十到十五个铜板。[6]打的旗号，诸如“商界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五花八门，比当初洪宪帝制的时候少一些，没有什么女性，但战斗力绝对很强，领头的还冲进去见议长，强烈要求议案在当天通过。[7]当初袁世凯时代，议会选举大总统时，公民团的口号，是不选出公民满意的总统，不许出议院半步。现在则是不通过参战案，不许出议院半步，出去“则打死无赦”[8]。好些议员，也就真的挨了打。老国民党人邹鲁回忆说，那天他坐了马车去议院，“车子一到议院门口，所谓请愿团等等就涌来殴打，马车上窗门等物均被打坏。接着有许多议员，也遭到同样的强暴。”气得他等段祺瑞来议院的时候，冲上讲台，要还以颜色。[9]《新青年》对此事的观察，相当细致：“公民请愿团俱有代表统率。昨日先后投刺于议院者，如刘世钧，曾任九江镇守使，癸丑后向袁政府自首，现为陆军部差遣；张尧卿前年与刘艺舟等同时自首者，现为陆军部谘议；白亮为众议院速记，新由院中开除者；赵鹏图为前北京《日日新闻》主笔；此外又有吴光宪、刘坚、周勋锡、史俊民、徐功金诸人。而公民团总代表，则中华大学校长、宪政促进会会员之孙熙泽也。其余分子，除二三等首领外，皆由雇募。传闻有由各杠房中召集而来者，而人力车夫亦颇不少。象坊桥空地，为发给小旗处，不知其属于何团。公民中，有外衣长衫而里裈破碎不堪者，有某校之茶役，是日长袍马褂，杂于广众之中，而自溷于政界代表之列。若就各团而论，军界尚整齐，惟北京市民请愿团，衣衫褴褛者十居八九。平时骡马市大街中国银行兑现处，鹄立其门者甚多，是日独少，闻均为请愿团雇用。人类不齐，可以概见。至于给予代价，闻亦有等差，有半元者，有铜元二十枚者，甚有十五枚、七八枚者，不一其数。”[10]公民团的把戏，当时就被记者把底给挖掉，不知是段祺瑞的人玩得拙劣，还是记者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