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面子的段祺瑞，只能走路，作为中国人和中国官僚，他不可能还赖着不走。但他很愤怒，也破天荒地发表通电，表示免职令没经过他的副署，违法。[19]不给段祺瑞面子，也就是不给北洋系面子。黎元洪的断然之举，一下子惹恼了整个北洋系，一瓢冷水，浇到了滚开的热油里，炸了。

首先发声抗议的，是那个没进京参加督军团的张勋，在免段的命令下达第二天，张勋就发表通电，斥责免段令为非法。扬言，中央首先破坏法律，那么“各省惟有自由行动”。[20]这个张勋，其实未必对段祺瑞有多少感情，更未必是在意法律，但是他反感国会，早就对国会种种作为不耐烦了，此前，一直在骂街，找国会中前国民党议员的麻烦。一个莫须有的张耀曾贩毒案，被他翻来覆去骂个没完。但此时，张勋还只是抗议，而督军团最活跃的团员倪嗣冲，径直采取行动，宣布独立于中央政府，并派兵扣留津浦线上大量车皮，扬言要运兵北上，“准备与奉鲁豫三省共同进兵北京”。[21]接下来，参加督军团的团员们，纷纷宣布独立。连有国民党前科的山西督军阎锡山，都打电报给倪嗣冲，信誓旦旦，要秣马厉兵，筹备进兵，“追随公后”。[22]如果真的都独立的话，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就没了。自打讨袁以来，各省宣布独立，成为地方反抗中央政府的一种撒手锏。所谓的独立，不是真的脱离中国，自立国家，而是脱离中央政府管辖，自行其是。一般这种独立，对中央政府的威胁都不太大。但是，此番的独立，却非同一般，不仅火药味更浓，而且真的对中央政府具有颠覆性的威胁。独立的各省在6月2日居然在天津成立了军务总参谋处，宣称要另立临时政府。[23]而此时的中央政府，代表者是黎元洪，而黎元洪大总统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空头总统。

当倪嗣冲宣布独立的时候，某些外国人认为，如果黎元洪马上下令将倪氏免职，并下令惩办他，“并指定一个地位低于他的军官代其职务，则其余的军阀都会跟倪氏疏远，总统就可以各别地对付他们”。但是，他（黎元洪）被人说服，反而给了倪氏一封安抚的信。[24]当然，这更助长了倪氏的气焰。然而，罢免一个督军（倪嗣冲等于是督军），这连袁世凯都做不到，黎元洪怎么可能做到？

更令黎元洪焦心的是，不仅督军团没有怕了他，而且原来属意的接替段祺瑞的人选，一个也不肯出任总理。本来，他以为得罪了段祺瑞，不得罪北洋系就好，再请出一个北洋元老，也就行了。没想到，继任的总理，徐世昌不肯做，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也不肯做。无可奈何，只有一个说起来跟北洋系有点关系的前清半遗老李经羲肯出头，也就只好让他出头了。这个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辛亥革命的时候，做到云贵总督，是个精致的公子哥儿。新军云南起义，他做了俘虏，蔡锷放了他一条生路，去了香港。此人贵公子出身，自负倒是很自负，可是本钱有限。进入民国，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肯痛快出山，也不能断然隐居，做伯夷叔齐。袁世凯尊他为嵩山四友，无非是把他当尊菩萨供起来。黎元洪选他，一来是没有办法，二来觉得北洋系是从淮军脱胎而来，而他是淮军祖师爷的侄子，多少有点关系，没准儿能行。而李经羲也有这样的自我感觉：“北洋出自淮军，余乃淮军前辈。”[25]其实，说北洋出自淮军，已经相当牵强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的确有不少人是从先前的淮军中来的，但新建陆军，却是另起炉灶的产物。当时李鸿章还在，袁世凯已经对李不大尊敬了，后来的北洋系，谁会买这个无权无势的半遗老的账呢？

不过，李经羲出来，也有一个作用，就是促使黎元洪下决心，请出张勋。因为李经羲出山的条件之一，就是让张勋来调停。在李经羲看来，巡防营底子的张勋，跟淮军的关系更密切。就这样，复辟的大戏正式开锣，张勋登场了。

黎元洪请张勋来做调停人，固然觉得张勋本意也反对参战，屁股没准儿会坐在他一边，但本质上，却是对督军团的一种妥协。张勋是徐州会议的盟主，而徐州会议的参加者，就是督军团。黎元洪扫了督军团一个老大的面子，想通过给另一个老大更大的面子来挽回形势。刚上台的时候，黎元洪曾经声色俱厉地斥责过军人干政，然而没多久，就屈身下节，央求张勋前来“干政”。让秘书长催，自己催，而且联电催促，生怕人家不来。这不只是黎元洪个人的尴尬，而且是共和制度的尴尬。军人不干政的原则，在现实面前，只能算作一个不值钱的头花，一旦政治需要，就可以当用过的抹布，丢进垃圾堆。

注释

[1]北京兵变还找不到袁世凯授意的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是有的，而且，兵变的结果，恰好可以灭掉革命党要他南下就职的安排。

[2]《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1页。

[3]《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1日。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7页。

[4]（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2页。

[5]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第127页。

[6]《中华新报》，1917年5月14日。

[7]《中华新报》，1917年5月24日。

[8]《晨钟报》，1917年5月11、12日。

[9]邹鲁：《回顾录》，第7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10]《宣战案与政潮》，《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11]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6页。

[12]这是陶菊隐的话，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第20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1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35页。

[1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2页。

[15]许田《对德奥参战》，载《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二期。

[16][18]（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5页。

[17]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0页。

[19]《中华新报》，1917年5月27日。

[20]《申报》，1917年5月27日。

[21]李良玉等：《倪嗣冲年谱》，第157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

[22]《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卷，第48页。台北，“中华民国国史馆”，2003。

[23]《申报》，1917年6月6日。

[24]（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6页。

[25]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