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至1976年间，是整片中华大地陷入动荡的年代。96年，正是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人民和党造成严重影响的错误浪潮席卷了全国。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急速倒退，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延缓了十多年。

这十年间，官不是官，商不是商，所有人似乎都化身成了红色的妖魔。

引起这中错误的第一拨红色浪潮，就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打着消灭资本主义，防资本主义的复辟的旗号，到处揪斗学校的教师和领导，一些党政机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很快，这股热浪狂风暴雨般席卷社会，整个国家陷入了一股巨大的恐慌当中。

一瞬间，整个国家都被红色浪潮淹没，到处都是抓人批斗的红卫兵，还有无故被扣上资本主义的‘资本家’。一些‘资本家’在接受批斗的同时，忍受不住无休止的殴打，含恨而死。另有一些‘资本家’被下放到村寨，当起了苦力，一辈子背朝黄土，无依无靠。

说起来，我的爷爷当年也是人们深恶痛绝的‘资本家’之一，只是爷爷命好，并没有被关在大牢中审讯，而是下放到一个叫黄土村的地方。黄土村位于成都大邑县的一个小村庄，被下放到这里后，爷爷也是在这里结识了我的奶奶。说起来，奶奶当时还是批判爷爷的红卫兵之一，不知道爷爷耍了什么手段，将奶奶拐到了怀里。

后来，动荡过后，爷爷奶奶也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而当时要处理村中的红卫兵，奶奶也是借着爷爷才躲过了一劫。从此老两口也就在村中落了户，扎根到村中。

本来二人在村中也没地，生活也得不到保障，身边还有几个儿女。虽然奶奶是本村的人，但是受到红卫兵的影响，不但没有地，还把她的房子也推倒了。那个时候，动荡刚过，是非黑白，恩恩怨怨，再又受了红卫兵十年的恐吓，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恶气，撒出来还好。要是不发泄，也许又是一个祸事。

所以，对于推倒奶奶的房子这件事，人们都没多大异议，就连村子的领导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一时间，二老连带着还是年幼的孩子没有落脚处，在村东头的破庙对付了几月。直到有次爷爷的外出归来才让原本凄苦的生活好了起来。

那次外出，没有人知道爷爷去了何处。只知道他这次回来，不光有了足够的钱财去盖一件瓦房，还从省城买了几头牛。

对此，人们都是十分惊异，不知道爷爷从哪多出了这些钱财，而且还多了两头老黄牛。

那时候，牛对于村民来说就像是如今的百万，那可是一座金银财宝。

不光这些，爷爷还跟村中的领导说通，分了十几亩地种了起来。就这样，新盖的瓦房，十几亩良田，还有两条老黄牛，也算得上是村中富裕的人家了。

自那以后，经过爷爷和奶奶的不断努力，虽说算不上村里的首富，但也八九不离十了。而且，村民也对奶奶当年所行之事慢慢淡忘了。

本来奶奶当红卫兵那段时间也不怎么去履行红卫兵的‘职权’，村民对她也不算记恨。在上次推倒了奶奶的房子后，也就将心中的怨气消散了大半，还有一些也随着时间慢慢磨掉了。

在奶奶还是红卫兵的时候，我大叔出世，没过一年，我老爹也是诞生人世。家中添了两个大胖小子，在往后几年，又添了三姑、四叔。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一家有个三四个孩子的也不算多。我那两个叔叔、一个姑姑、加上我老爹也就四人，在这人口暴涨的年代也就是沧海一粟。

我呢，出身在八十年代，长在九十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国家越来越好，老爹拖着关系把我送到县里的一个场子当了技术员。这场子，是老爹的一个好朋友开的，我进到里面工作，在那个年代看来，理所应当、水到渠成。因为有着关系，所以分配到我手的活计不算多，工薪却是与其他人一样。

虽然刚开始大家还不待见我这关系户，但随着时间变迁，我又凭借着三寸不烂舌，终是把这一大厂子的人哄得不错。各个相处只见倒也落得个‘其乐融融’。

在这期间，我也结实了一帮关系不错的工友。其中一个王扒皮-王胖子当属关系最好。王胖子本名王当想，按照那胖子的话说，这名字反过来就是‘想当王’，霸气又不失文雅。每每说到这，场子里的人总是以看白痴的目光打量王胖子，总觉得这小子哪根筋不对劲。

至于为什么又叫王扒皮？那是因为这小子十分吝啬。他的吝啬程度都快赶上葛朗台一样，铁公鸡一毛不拔。吃饭要吃到一点不剩，走路都驮着背、瞅着地面，天天想着捡钱。本来还有个‘王驼子’的雅号，但是人们取笑了几次后，这小子均是跟对方直接干仗，闹到最后，人们也就不这么叫了。

说起来，王胖子以前当过兵，表象看起来胖，但那都是一块块肌肉撑起来的，看着就像是一头熊瞎子。当了几年兵，王胖子因为那闲不住的性子退伍回家，在家呆了没几天，就被他叔叔叫到厂里帮忙，也算是厂子的一员。要是细说起来，这小子才是真真正正的关系户。

这样比较之下，我那点关系根本就不值一提。

而胖子，恰恰就是我来到厂子认识的第一个人，也是关系最好的一个。两人都是关系户，刚开始被厂里人隔离，自然而然的就混到了一起。也许算得上是臭味相投吧，越相处越发现，这小子总有那么一两个跟我一样的癖好。虽然在铁公鸡这方面我没法儿跟他比，但就论性格来讲，这小子却是极合我的口味。

“猴子，晚上喝点去？”‘猴子’，是胖子给我起的外号，虽然我反抗了很久，但这小子还是孜孜不倦的叫着。按他的话讲，我这种身板，就算是树上吊着的猴子，所以这诨名也就随之而来了。

我想了想，今儿晚上又是我俩值班。漫漫长夜，对于年轻气盛的我和王胖子，实在是难熬的很，还不如在天黑之前一顿好喝，在回厂里一觉天明。既解决了温饱，又能睡个安稳。

“行，老地方！”我应了胖子一句。

胖子听了我的话，给我一个猥琐的眼神，搞的我有些心绪不宁。“靠，你这胖子少来恶心我！”我一个冷颤，胖子那眼神就像是看赤条条的花姑娘一样。猥琐到了他这个境界也算是惊天泣鬼神了。

下午六点多，太阳只露出半个脑袋。我和胖子一人骑着一个老旧的‘凤凰牌’自行车，向着省城走去。

身下的凤凰牌自行车发出吱吱的响声，搅的路边的虫鸟一个劲的扑腾。“嗨，我说猴子，咱俩也他娘的算是乡官之类的待遇了，瞧瞧这！”说完，腾出右脚蹬了蹬被他那肥胖的身子压得有些够呛的凤凰自行车。

“一边去，就骑个破自行车也敢当那占山的猴王？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斤两！”我有些啼笑皆非。虽然身下的凤凰牌自行车在六七十年代算得上是‘三大件’之一，可这胖子也不看看这都什么年头了，还把自己身下的自行车当宝。

常记得我爷爷说，在他那个年代，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算是衡量人民生活的三大件。有这三件的人家那可都是地主级别的，在那个年代没少被批斗。这都九十年代了，胖子还以为自己那个破旧的自行车是宝贝。

改革开放这几年，国家可是比以前富有了，就连省城都有不少人开上了小车。我们这破自行车在人家眼里，估计就连一颗车轱辘都算不上。

“这可是我叔的，厂长的坐骑你以为是一般人能有的？”胖子自得了起来，那眼神恨不得飘到天上去。

得，他还真把这两自行车当宝贝了，我有些哭笑不得。

“行行行，你厉害。您胖子是谁啊，那可是厂长的亲侄子，地位之高，哪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可比的。”我故意这么说着。

胖子听我那调就不爽，瞪了我一眼，骂了句：“死猴子，看我今天不喝死你！”

我笑了笑，继续跟这小子有一句没一句，东拉西扯。

我所在的厂子，是一家酒厂，厂子离省城有个二十多里地。因为交通不便，又隔着一座山头，所以，自从改革开放后，有人就盘算着修条公路。可末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光说话，不见他们有什么动作。所以，我和胖子每次想要改善生活，总得骑着胖子他二叔的凤凰自行车绕过那座山头。

到了山的背阴面，就能看见省城了，在骑个几里地，也就算进入了省城。

每到这，有段下坡路，我和胖子也都能省下些力气，顺着坡道不过片刻就到达省城。

来到省城，我和胖子熟练的来到一家‘胖老婆餐馆’。把车子放到一边的电线杆子旁边，解开上面的锁链，把车子锁在上面。

“哟，小熊瞎子和小皮猴怎么有空来？”等到我和胖子走到餐馆里面后，一个系着围裙胖胖的女人走了出来，手上还拿着一把菜刀，看起来杀气腾腾。

胖子看了眼这个胖女人，道：“梅姨，您悠着点，那东西别走火！”说着，走到胖女人梅姨身边，想要夺走菜刀。

胖女人笑了笑：“死开，说吧，今儿个吃什么，梅姨给你们做去！”这胖女人不吃胖子那一套，一脚把胖子踹开。

“老四样儿！”我笑着跟梅姨说了句。

“还是皮猴这小子安分，我就不明白你们俩这性格怎么能成了好兄弟！”说完，怪异的打量着我和胖子。

“别介，梅姨，其实这小子肚里的坏水儿多了去了，这都是装的！”胖子解释一番。

梅姨笑了笑，也没把胖子的话当回事儿：“我去做饭了，你俩老实呆着！”

梅姨说了这话，便走向了厨房，留下我和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