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爷爷笔记中记载过这个地方，据说西藏有个很神秘的洞穴叫沙姆巴拉，存在一股神秘的力量，可以改变时间和空间，能够打造不死军团，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宝贝。当年纳粹曾派出两拨探险队寻找沙姆巴拉，均不知所踪。日本人搞精神物化的时候，德国人就在寻找沙姆巴拉。”
席苗点点头：“不错，我的了解也是这样，可沙姆巴拉和零号基地有什么关系？日本人和德国人搞得不是一路研究，怎么会混到一起去？赵科长在皮带里记载这样一句话究竟什么意思？”
我摇摇头表示不可理解，这本就不是我能理解的，我只是一个走了太远的向导。
见没有其他收获，席苗让我埋好尸体，说完，她抱着赵科长那些衣服走了。
我摇摇头，只好一个人送九哥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正要挖土填埋，突然看见赵科长左肩头好像有块刺青，我感觉好奇，急忙蹲下身看个仔细，拨去身体上的浮土，终于看清那是个喜鹊的头，刺得很精细，虽然不大，但却可以一眼辨认出来。我是猎人，在森林里不知见到多少这种普通的鸟。
原来九哥还是个鸟类爱好者，我不禁哑然失笑。
埋好尸体，我提着工兵铲回到河边。
张连长已经站起来，席苗扶着他，摇摇晃晃的，我急忙过去，搀起张连长另一边身子，张连长终于能勉强走几步了。
我把地上的东西收拾收拾，带上干粮和黑背，和席苗半搀半背地扶着张连长顺着河流慢慢向下游走。
走一阵，席苗让张连长休息一会，给他喝了些水，吃了点抗炎药。
一路上的辛苦不必多提，走了差不多三天，就在弹尽粮绝的时候，终于在下游看到个靠河的屯子。
好心的村民救了我们，席苗告诉村民我们是迷路的军人，在山中受到野兽袭击，所以成了这样子。
屯子的支书安排专人照顾张连长，他的伤情已经开始恶化，伤口好像有感染的迹象。席苗急得不行，让支书派人用马车将我们送到吉林白城，在那里，席苗找到公用电话，发出了信息。
很快来了两辆军车，先把张连长运到部队医院养伤，然后谢过送我们来的老乡。
打发好一切，席苗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笑笑：“我还能怎么办，自然是回扎鲁特红星屯去。任务完成了，也该回去了。”
席苗笑了：“呵呵，想不想上工农兵大学？”
我也笑了：“我恐怕没那福气，还是做个猎人比较保险。”
席苗沉默了一会，最后说：“好吧，你先在这里玩几天，我让人带你在城里转转，也算犒赏你这次的辛苦。十天后，你再回去，等张连长伤好了，我们再去找你。”
那十天是在快乐中度过的，我带着黑背逛公园，看电影，住宾馆，洗大澡堂，出入都有人安排食宿，着实开了一番眼界。
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回到城市，猛然回来，还真有很多不适应。
不过，从此后我再也没看见席苗，她和张连长好像都消失了，陪我逛街的是个小战士，只说是上级安排陪我疗养休息，其他的事他一概不知道。我心中不禁有一丝遗憾和惆怅，但逛城市的新鲜很快就让我把那些烦心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十天后，我和黑背回到屯子，当然是席苗派车送回屯子的。
整个屯子都沸腾了，支书满面红光，乡亲们拉着我问长问短，好像我是战场上凯旋而回的英雄。
英子当然也在欢迎的人群中，三个星期不见，英子好像瘦了。她的眼睛充满了快乐，黑背从我怀里跳下来，冲她跑过去。英子一把搂过黑背，亲了又亲。
送我来的解放军小战士开车回去了，支书照例又是秧歌又是戏，借此大好机会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好形势，教育屯子的村民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自然又是一口号、欢呼和鼓掌，大队甚至还专门为我摆了一桌接风宴。
酒桌上，支书喝得醉眼朦胧，问我：“虎，虎子，这次张，张连长咋没来？”
我只好糊弄他；“张连长工作忙，暂时抽不开空，等有时间了，一定来屯子看望你。”
“真，真的，好，我等，等着他，来，干，干了这杯……”
酒宴深夜才散，我带着黑背回到那个熟悉的家，往炕上一躺，眼皮直打架，头脑也轰轰直响，却一直不能入睡。
一路上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想起惨死的从峰、大壮和小黄，还有那个戴着面具的教授，以及赵科长，一个个面孔在脑海中飞速掠过。
我又想起席苗，那个神秘而漂亮的女人，还有病重昏迷的张连长，这么多人轮番和我见面，交谈，我失眠了，一直到黎明鸡叫，才朦朦胧胧睡去。
直到上午十一点我才被英子喊醒，她是来叫我到她家吃饭的。我让她先走，下了炕，简单洗了把脸，然后直奔埋书的地方而去。
坛子放在屯子后面一个山坳里，这里地势高亢，十分僻静，平常很少有人来。
书还在，七本笔记完好无损躺在瓷坛里，我终于松口气，急忙恢复了原样，才装作若无其事往支书家赶。
英子一家正等着我，饭菜很丰盛，有我最喜欢吃的红烧野猪肉。
支书看起来兴致不错，他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给我倒酒，夹菜。我也敬了他几杯，问林场是否还是大为和柱子在那里值班，支书点点头。柱子是替我的班，我说我今儿个就去把柱子换下来。
支书摆摆手，说不用，他笑呵呵地说：“虎子啊，你马上就要成大学生了，今后这些粗苯活就不用你干了，你能出去，就是给咱红星屯争光露脸，这比干什么工作都强。”
怪不得这两天支书这么殷勤，感情他还惦记着张连长的许诺，以为我真要去上大学，我不由得苦笑了。
赵科长死了，张连长生死不明，现在找保人都找不到了，还上什么大学，哎。
支书却很认真：“解放军绝不会撒谎，人家既然说了只要你能带他们进山完成任务，就会推荐你上大学，现在任务完成了，肯定会让你上大学，我早就看你小子有出息，呵呵，来，喝喝。”
我苦笑：“支书，人家只是答应推荐，大学里收不收还不一定呢？”
“绝对没问题，大学是咱们贫下中农的，不收贫下中农的子弟难道收地主阶级分子？况且又是解放军连长亲自推荐，保证没问题。”
我无语，知道现在说什么支书也听不进去，他认准我这个大学生是迟早一天的事，甚至已经准备好党支部给我的优秀评语。
过了两天，一切都正常。我告诉支书，我先去林场，大学的事以后再说，人家要真心让我上大学，会来叫我的。
支书依然信心十足，拍着胸脯说保证没问题，相信不出十天半月，等张连长忙完了手中的活，一定会开车来屯子接我。我对支书的固执实在无可奈何，简单收拾一下，带着黑背去林场了。
换下柱子，我和大伟继续在林场值班。
大伟很兴奋，问我这二十多天都干什么去了，我淡淡地说，带一队人进山去了，刚回来。他还想再问具体点，我借口头疼，进屋睡觉了。
一连两个月过去，什么事也没发生，日子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
终于没人来接我，连支书也不再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了，他喃喃道：“怎么解放军也会信口胡勒勒？奇怪。”
大雪封山，转眼到了年下。过完春节，春风化雨，柳树发芽，又是一年好风景，
再没人来屯子找我，大学一说更是成了笑谈，连我自己也认为这回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昔日那些事就像一个遥远的梦，好像真的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