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六岁参军，大小仗打过二十多场，这场仗是记忆中最深刻，也是最惨痛的一次。

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任命胡宗南为总指挥，调集了二十多万兵力、一百多架飞机，对延安发动了疯狂进攻。由于敌众我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党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和敌人打游击战。

我当时是一名副营长。撤离延安的前一天，我被叫到团部，团长盯着我，脸色铁青。“交给你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带领一个加强连，引开正面的敌人，掩护中央首长和主力部队撤离。”他用一根长棍在地图上指出了我的行军路线。“三天，拖住敌人三天，你们就算完成了任务。”

我没有多少文化，但一点也不傻，知道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我和我的连队将成为一个饵，而饵的存活率通常都是很低的。可是怎么办，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除了保证完成任务，我嘴里吐不出别的字眼。

我在全营挑选了一百二十名能跑能打的战士。为了迷惑敌人，团里又给我们配备了一部电台，几挺重机枪，还有两枚迫击炮。在我带过的连队中，这是装备最好的一次。

按照计划，我们主动和敌人的先头部队遭遇，动用了全部火力，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然后迅速撤离，同时让电台断断续续地工作，以中央首长的名义发布各种指令。

敌人果然上当，一个正规师对我们穷追不舍。我们打打跑跑，按照预定路线，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沟里转了两天两夜。我的想法是尽量和敌人保持一定距离，三天后再寻找机会摆脱敌人。

可是我低估了这支敌军的作战能力，他们对地形的熟悉情况和行军速度都超出了我的预料。在靖康县陈家砭乡那个地方，我们终于被敌人咬住。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往山上跑。好在山高林密，又赶在黄昏时分，敌人还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进攻，便将山围了起来，用炮火狂轰乱炸。

这座山给我们帮了大忙，山势险要，除了我们上山的路，其他地方根本上不去。我将部队带到一面峭壁下。那里的山形有点奇特，像是有一柄大斧头把一座山劈作两半，对面同样是峭壁，相距有两丈多远，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那个地形对我们很有利，炮弹根本打不到，又方便观察敌情。

我们获得了暂时的安全，但身为指挥员，我一点也不敢放松。我检查了一下人数和装备情况，心情更加沉重。算上我在内，总人数只剩下七十九人，其中还有三个重伤，九个轻伤。弹药都已经损耗过半，更严重的，是战士们的粮袋子，都已经干瘪瘪的。按说配备的是三天的口粮，这还不到两天时间都已经吃光了。但我不怪他们，我知道这两天时间是怎么过来的，不分昼夜地打打跑跑，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为了补充体力，谁还能顾得那么多。我摸了摸我的粮袋子，里面也只剩下一把炒面。

天色更暗了一些，我的心比天色还要暗，饿着肚子，这仗还怎么打？我是绝对不会带着他们下山去投降的，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七十多条年轻的生命被困死、饿死在这里。我完全没了主意，顾不上休息，盲目地走来走去。

一排长看出了我的心事，主动提出来带几个战士从侧面摸下去，搞一点给养回来。

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什么好办法。一个师的敌人围在山下，那还不如同铜箍铁铸一般。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碰碰运气，险中求胜。我思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了十个体力好一点的战士给他，然后惶惶不安地等待消息。

一排长离开不久，下面就响起了枪声。我知道事情不好，过了一会，果然见一排长气急败坏地跑了回来，带去的十个人只带回来七个，还有一个负了轻伤。

我心痛得直哆嗦，任务没完成，还白白搭上三条生命。我很想骂一排长几句，话到口边却咽了回去，把失利的责任推给下属，不是一个好的指战员应该干的事情。

枪声响过的山林更静，静得让人心慌，让人绝望。

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陕北味很重的声音。“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疾步走到近前。“你有什么办法？”

“再往里走不远，峡谷更窄一些，这边的山壁上有一根藤，可以荡到那边。对面山上十几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陈家贬，村里有二十多户人家，也许能搞到点粮食。”

我想到了刚刚牺牲的几个战士，话语里带了火气。“有办法为什么不早说？”

“我不知道到底行不行。那根藤吊一个人可以，再加上一袋粮食，不知道会不会断。”

“笨蛋，给藤上绑一根绳子，先把粮食拽过来不就行了。”

“我怎么没想到，还是营长有办法。”

他的夸奖并没有让我感到高兴，我脑子快速思索着这件事情的可行性。这是绝望中的一点希望，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紧紧把它抓住。我又选了四个士兵，集中了所有的干粮，让他们五个人吃了，目送他们离去，让二排长带了人在峡谷这边接应。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队伍在陕北深得人心，偏僻的陈家砭也不例外。知道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在对面的山上挨饿，陈家砭的乡亲们倾其所有，并将生的赶制成熟的，分装在五个袋子里让他们带了回来。我的办法也挺管用，那边绑好一袋，二排长这边就拉过来一袋。但最后还是出了点纰漏，第四个士兵荡回时，脚下没站稳，踩落了一块石头。深夜里石头的滚落声很大很响亮，敌人的照明弹立刻发射到空中，将峡谷照得亮如白昼，枪声也跟着响了起来，子弹带着发红的光线，在夜空中织出一片火网。那个打过猎的战士真傻，他是最后一个过来，在那种情况下，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荡过来，在空中被敌人当成活靶子打。藤被打断了，他掉了下去，二排长说他掉下去之前喊了一句什么，但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听清楚，其他战士也没有听清楚。他只留下了他的名字：赵拴娃，一个猎户的儿子，家在更远的一座山上。

第二天一大早，敌人便开始疯狂进攻。填饱了肚子，战士有的是劲，利用有利地形，将敌人一次次赶了下去。敌人看强攻不行，又开始用炮轰。敌人的炮弹真够多的，爆炸声震得山直摇晃。轰过之后，又开始进攻，我们也毫不客气，展开再一次反击。这种惨烈的交锋一直持续到黄昏，敌人大概也打累了，枪声逐渐停歇了下来。我清点了一下人数，活着的已经不到五十个人。奇怪的是，那时候我并不觉得很难过。短兵相接，哪有不死人的道理？另外我也清楚地知道，敌人的伤亡数应该是我们的好几倍。这一场攻坚战，可以说打得很过瘾。

激烈交火过的夜晚，有一种很不寻常的安静。灼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呛味，那是最接近死亡的气息。

仗打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是该为这些活着的生命考虑了。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其实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也无法再为他们的生命负责。那根藤如果没断，也许还能跑出去几个。那根藤一断，等于断送了我们最后一条生路。突围，那是送死，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绝不能有第二次。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坚守，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决定坚守，弹药就成了大问题，有的人只剩下十几发，有的人只剩下几发，迫击炮的炮弹已经打光，手榴弹拢到一起，只有几十枚。靠这些弹药肯定支撑不了一天，能打退一两次就不错了。我心里做着最坏的准备，实在不行，就拼刺刀，用石块砸，大不了和敌人同归于尽。在战斗中，这样的场面并不多见，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画一个句号，也算是生而无憾。我想我当时脸上应该有一种冰冷的笑容，甚至期盼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有等到敌人的进攻，却等到了持续的宁静。敌人这是在干什么？是想迷惑我们，布好口袋让我们钻？

又等了两个时辰，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我终于忍耐不住，派了几个人下去打探，回来报告说山下已经看不到敌人。后来我才知道，完成战略转移的主力部队包围了敌人一个旅。胡宗南已经发现上当，急令包围我们的敌军赶去增援，我们才有了转危为安、死里逃生的机会。

我们在山谷下找到了赵栓娃同志的尸体，他的身体里留存着十一颗子弹。

几天后，我听闻到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成了我一生的痛。

那天敌人在对我们发动疯狂进攻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帮助我们的陈家砭村民。一个当过马匪的连长带着他的人包围了村子，将村子八十多号人赶到村外的一块空地上。周围全是黑洞洞的枪口，两个机枪手趴在地上。村里人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挤作一团。马匪连长从人堆里薅出一个年龄大一点的男人，问共匪带走了多少粮食？男人不敢不说实话，回答说五袋。马匪连长问为什么要给共匪提供粮食？男人不敢说实话，说他们手里也有枪，我们不敢不给。马匪连长狞笑，笑得很恐怖，说不是你们主动拿出来的，鬼才会信！黑灯瞎火的，他们能搜到那么多粮食？马匪连长一松手，男人立刻弹回到人堆里。马匪连长绕着人堆转了两圈，像一只凶恶的野兽打量着它的猎物。说这样吧，我这个人比较讲理，一袋粮食一条命怎么样？愿意的人就站出来。死亡的威胁让人们更紧地挤在一起。马匪连长嘿嘿笑了两声，说看来没有人愿意死，那咱们玩个游戏怎么样？他叫来一个士兵，用毛巾蒙住眼睛。说现在你就是阎王，抓到谁谁死。又转身对着村民，颇有几分得意。怎么样，这种做法很公平吧。我宣布一下规则：可以跑，可以躲，但不能出圈，出一个，杀一个，还不能算作五个人的数。

这是一场最荒唐、最残忍的游戏，村民的哭喊声、尖叫声和士兵的叫好声与淫笑声搅和在一起，成为一场血腥杀戮的前奏。蒙着眼睛的士兵很兴奋，由于兴奋所以更敏捷，在不大的场地上抓几个人对他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只一会工夫便将四个“猎物”送到马匪连长身边。四个人中，有两个年龄大一点的男人，一个妇女，还有一个腿有残疾的青年。他跌倒在地上，绊倒了蒙面士兵，蒙面士兵很生气，恶狠狠地把他提了起来。

村民们又被赶拢到一块，有人低声地啜泣，那应该是被抓到的人的家属的无法抑制的伤悲。人到了必死的时候反倒没有了死亡的恐惧，被抓到的几个人反而很平静，面无表情。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幕出现了，蒙面士兵的手里，抓着一个不到六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在蒙面士兵的手里挣扎着，哭叫着。孩子的母亲跪下了，村民们跪下了，被抓到的四个人也跪下了。

孩子母亲哭求道：“求求你放了孩子，让我替他去死。”马匪连长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那怎么行？这是咱们定下的规矩，规矩怎么能变？”

母亲仍然不想放弃。“你放了孩子，让我做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行？”马匪连长踱到孩子母亲身旁，用枪管托起孩子母亲的脸。“长这么丑能做什么？你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衣服脱了？”

孩子母亲慢慢地站了起来，一点一点解开自己的上衣。那时候是七月，天并不冷，可是她的身子却在抖动，不知道那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羞耻。她流着泪，将自己的上身裸露于旷野，裸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她的身体很瘦，乳房紧贴着胸脯，几乎看不见。可是这样的胴体还是让那些士兵们狂热起来，有人大声叫喊：“脱！继续脱！”

马匪连长有点失望地摇了摇头，转向自己的士兵。“喊什么喊？我们现在是正规军，怎么能干那些下三滥的事情。一个母亲能为自己的孩子做出这种事，真让我感动。可是规矩又不能破，这样吧，我再给你孩子一次活命的机会，让他跑，我数十下，如果打不到他，算他命大。好，开始。”

被松开的孩子听不懂怎么回事，还愣愣怔怔地站在那儿。孩子母亲声嘶力竭地喊道：“南南，快跑！”

叫南南的孩子很听母亲的话，撒开脚丫子向村外跑。他不知道后面会有一颗子弹在追他，顺着道路直直地向前跑去。马匪连长慢慢抬起胳膊，枪声响起，孩子应声倒地，孩子母亲也昏倒在地上。

凶狠的马匪连长转过身，又亲自对抓出的四个人进行点杀。他的枪法很准，枪枪命中心脏。看着在一片哭声中骚动的人群，他又对空放了一枪，大声喊道：告诉你们，这就是通匪的下场！这一次便宜了你们，下一次如果再让共军从你们这里拿走一粒粮食，女的不论老幼全部强奸，男的不分大小统统杀死！

这个罪大恶极的马匪连长，一次就欠下了五条人命的血债！我发下重誓，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可是这个誓愿最终未能完成，我没能找到他，有人说他早已被我军击毙，也有人说他跟着胡宗南跑到了台湾。

因为那次任务，我立了一等功。可那枚军功章我一次也没戴过。我忘不了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五十多名战士，也忘不了受连累而死的几个乡亲和那个孩子。这个地方为什么被定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浸染了太多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