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我住在少年时代住过的简易平房中，乡村教室那样的平房，长长的一排，有带檐的走廊，墙和地面的色调灰暗沉闷。梦中无风无雨，却莫名地有一种阴冷的瑟缩。我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要我把她的存折找出来，送去给她。实际上，在现实当中，我母亲只要出门，存折之类都是放在我这儿的，我家里有一只小小的保险箱，比较可靠。在那个奇怪的梦境当中却不是这样，我的存折、我母亲的存折、我所有重要的文件都莫名其妙地藏在平房走廊下的麦地里，在那些茂密生长的麦苗下面，和庄稼的根须缠连在一起，成为土地的一个内容。我接到电话之后，就找了一把铁锹，到麦地里挖存折。天色灰蒙，四野无人，世界无声。我走到埋藏我母亲存折的地点，翻开麦苗，没有发现我要找的东西。继续深挖，还是没有。我愣住了，怀疑是不是我的记忆有误。于是我试着寻找出我自己的存折，我的那些银行卡、国库券、股票交易卡、房产证、学位证书、职称资格证书……我把教室面积那么大的麦地翻了个遍，绿茵茵的麦苗被我捣腾得枝残叶碎，但是所有要找的东西都不见踪影。它们像渗入泥土的空气，像麦地追施的肥水，像土壤中的化学元素，就那么在我的脚底下倏忽而去。

我站着，在一片残败的麦苗当中。我心跳如鼓，汗流如水，又口干舌燥。我试图喊叫，用喊声把我的惊恐传递出去，却是用尽力气也喊不出声音。我清楚地体验到一种濒死感，灭顶之灾降临时候的绝望。

我把我的宝物丢失了。

我把宝物丢失在故乡，我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

我不光丢失了我的宝物，我还丢失了我母亲的。我如何向我的母亲交代？

在那个奇怪的梦境发生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的上午，我在阳台上整理报纸，忽然听到楼下小区花园里有老太太们聚会聊天的声音。

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带着她们的孙儿孙女在花园里嬉耍，顺便聊起了家长里短。老人们应该是从各自的家乡来到大城市，投奔她们的儿女，普通话说得很不习惯，浓重的乡音夹在其中，腔调变得古怪，滑稽，听上去叫人忍不住发笑。

秋天的银杏树是最漂亮的。它的落叶不是梧桐那样的褐黄，而是地地道道的金黄色，柔软的，灿烂的。那么多柔软和小巧精致的叶片静静地躺在地面上，仿佛铺开了一片金灿灿的梦，一片女性的、温馨的世界。我至今喜欢秋天，喜欢金黄色调子的风景画，大概就是从故乡的银杏树开始的吧。

忽然我听见了我很熟悉的家乡话。我有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所有跟我说话的家乡人，包括我父母和弟弟妹妹，从来都使用普通话。就好像从我出生到进城读大学期间是一个长长的空白，我们之间不经意地就跳过了二十年的岁月，她们愿意看着我一味地朝前走，而不肯再把我拉回到过去。

操我家乡口音的老太太，声调尖细，高亢，语速急促，吐词又过于连贯，还带着抑扬顿挫的音韵，听上去就不太像聊天，倒有点像吵架，或是一种没有具体对象、不那么当真的骂街。

我心里就怦怦地跳起来。我发现老太太的声音很像一个人，从前我们那条小街上烧开水炉的麻脸女人。那时候我每天去她的炉子上打水，从最早的一次拎一瓶开水，到后来一只手拎两瓶。有时候也拿木桶去打，滚烫的一桶开水盖上盖子拎回家，洗澡或者洗头发用。

我开了阳台的窗户，探身往花园里看。老太太们站在树丛的背后，枝叶中隐隐约约显出她们或灰或艳的衣裳，头脸面目是看不清楚的。

说不上为什么，我有了一种特别的冲动，就想下去看上一眼，看看到底是不是她，那个记忆中能干泼辣的麻脸街坊。

我下楼之后，才明白以我的年龄和装扮要走近她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根本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毫无疑问会让她们起戒心的人。所以我只能远远地站着，借树丛的掩护，偷偷听她们的谈话，辨认她们的面容，期待着能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当我的眼睛全神贯注投往那片树丛的时候，我没有留意脚下的地形。我在后退当中一脚踩空，掉进了花园里的养鱼池中。幸好池中水浅，只勉强湿了我的鞋袜和一小段裤腿。但那一瞬间我是狼狈而尴尬的，我不用抬头就能感觉到落在我身上的老太太们惊讶的目光。惊讶中带着一些怜悯甚至同情。她们一定认为我是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女人，我苍白的面容和迷茫的神情都表明了我的怪诞。

小区保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了过来，伸手拉我出水。他知道我只是偶然失足，所以一迭声地安慰了我，并且坚持要送我回家。

我婉谢了他。

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我很好。是的。我只是有点走神了，因为我听见了一个人的声音，我以为熟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