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北大的日子，印象中是被《诗经》和《楚辞》淹没的日子。

说起来，我们中文系文学专业77届的一帮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相当一部分人是十年浩劫中挣扎过来的“业余作者”，或多或少发过一点作品，在地方上小有名气，报考北大中文系是奔着文学家的桂冠来的。入学第一天晚上，系里的一个头头找我们开班会，斩钉截铁地宣布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学者。于是全体大梦初醒，然后一头扎进了《诗经》、《楚辞》之中。

背书成了班上的头等大事。吃饭也背，睡觉也背，走路也背。你背给我听，我背给他听，全班背成了一锅粥，有记性好的，居然能把一本《楚辞》从头至尾背得朗朗上口。我是自愧弗如，《诗经》背熟了不到一半，《楚辞》则只背开头一段。就连那曾经背熟的半本《诗经》，如今也忘得差不多了。

即便这样，我仍然要感谢当初那一段背书的日子。其中的字句或许可以忘掉，但是优秀古典文学的那种意境，那种味道，却是从此铭刻在心。毕业之后我写小说，当作家，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教我们《诗经》的老师姓吕，是一位极诚挚极认真的人。中等身材，精瘦，戴一副白边眼镜，眼睛从镜片后面温和而固执地看人，即便生气，眼睛看上去也不严厉。冬天穿对襟的中式棉袄，春夏秋穿白衬衫和灰中山装，衣服皆宽大肥硕。有时从远处看着他衣摆飘拂、胸背笔挺地走过来，心里不免就想：他应该穿一身灰绸的长袍才合适，那会使他更显得儒雅飘逸。有一次偶然听人说他曾在部队干过，当过营长什么的，我大吃一惊，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和一个横枪跃马、叱咤风云的形象联系起来，并且莫名其妙地在心里感到懊丧。后来我几次想向他问个明白，又终于没有问。是怕这消息被他亲口证实还是别的？当时的心理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至今我书橱里还保存有两本“作业簿”，是那种小学生或者中学生用的横条子的练习本，上面是我用现代文翻译的《左传》，且每一页都有吕老师用红笔批出来的谬误。我曾下决心把一本《左传》全部翻译出来，并且把这意思告诉了吕老师，他竟大加赞赏，答应我可以随时去找他批改。当时他在图书馆的四楼占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便常常喘息着从楼梯爬上去敲门找他，每一次迎接我的都是一片温和诚挚的笑容，那是他发自心底的，对一个肯用功读书的学生的喜爱。此后在北大的四年之中，我再没有碰到过比他更有耐心、更舍得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的老师了。

校徽刚发到手的时候，那真是视若眼珠一般宝贵，一时一刻再不肯从胸前取下。进城办事，汽车上、路上，故意把胸口挺得高高，让校徽的白光晃来晃去，映入眼中的便是路人的一片尊敬和羡慕。头一年春节回故乡探亲，校徽也照旧别着，心里的那份自豪，那份淋漓尽致的胜利的快意，实在是无法言说。偶尔在街上碰到过去羞辱过我、鄙视过我，甚至伤害过我的人，心里忽然就涌上来对这些人的怜悯，对命运、机遇和轮回的感慨。走到他们身边时便故意带着淡淡的、不屑的微笑，一如俄罗斯画家克拉姆斯柯依的名画《陌生的女人》中女贵族的神气。

很快地，骄傲和自豪的日子过去了，初入北大的那份稚气的兴奋随着岁月流逝，变成一团苍白的回忆。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拉开书桌抽屉，忽然想起久放在角落里的校徽，漫不经心地扒开杂物寻找，却怎么也找不见那一小片熟悉的白色，于是才知道不知何时已经把校徽丢了。花五毛钱到系里补领了一个，仍然是丢进抽屉，为的不过是万一检查起来不至于手足无措。后来抽屉里的杂物竟把校徽弄得白漆剥落，斑斑驳驳，看见了，也不过淡淡一笑，搞点画黑板报用的白色颜料，马马虎虎将掉漆处填补起来了事。

又有一次打开抽屉，校徽就躺在手边，无言地、幽怨地望着我，苦着一张被我动过手术的丑陋的脸。心里忽然一阵愧疚，觉得这么长久不让它见见天日委实太冷酷，便用两根手指拈起它来，别在胸口。下午去教室，去图书馆，去大饭厅，莫名其妙觉得浑身瘙痒，觉得背上毛刺刺的。当下知道是校徽作怪，遂又取下，重新关进抽屉。

一直到毕业。系里出了通知，所有毕业生必须把校徽交上去。那个晚上，把抽屉拉开一条缝，把校徽放在这缝缝里，就这么无言地，久久地望着它，恍惚中校徽忽然变成整整一个北大，庞然地立在眼前。我痛苦地想，今后是再没有别这校徽的权利了，然而在我有这个权利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尽情地别它一个够？

我的宿舍，先是在三十二楼，男女合住，男生一、二、三楼，女生四楼。到夏天，高年级女生便在四楼的楼梯口贴上一张纸条，上书：“晚上十点以后男生禁止上楼”。男生果然规矩得很，绝没有人冒险闯入禁地。有非办不可的事，也只能在楼下声嘶力竭地把女生喊下去。

“×××——！×××——！”夏夜中那喊声颇有几分西班牙小夜曲的韵味。

二年级的时候男女生分开了，女生全部搬进了三十一楼。规定八个人一间房，然而那几年我们班总不断有人到留学生楼去陪住，因此我们的宿舍也总没有超过四个人。四个人，三张上下铺的床，两张桌子，四个方凳，一个书架。空出来的两个铺位，便放衣箱，放书，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四个人全部回宿舍的时候，小屋里实在拥挤不堪，走路都得侧身而过。于是常想，若是住八个人，该怎么个住法？

白天整个一座楼里寂静无声。姑娘们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儿，若一间小房里脸对脸坐上那么三四个人，那就谁也别想看得进书。于是不上课的时候大家干脆躲到图书馆去，在宿舍里，那就是玩，就是闹，就是聊天嗑瓜子看电影画报。瓜子也不是花钱买的，是拿面票、杂粮票到黄庄农贸市场换的。愿意跟我们换瓜子的小贩多得是。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闲下来有点瓜子嗑嗑已经是小小的挥霍。每月跟家里要个十块二十块钱，脸红得像关公。

集体伙食很单调，女生们又格外省俭，于是变着法儿做吃的。有一段时间女生宿舍风行热水瓶煮面条：将水瓶倒空，灌进一小把挂面，拿到开水房里冲满开水，几分钟后拔开瓶塞，将水和面条一同倒出。面条捞起来，拌上猪油、酱油、味精，便吃得有滋有味，仿佛味道好极了。偶尔也有懊丧的时候，那便是碰上开水房的水不开，温吞水，灌进瓶去面条就闷成一坨烂糊，倒又倒不出来，捅又捅不出来，真正是急死人也。

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小弟考上了清华。清华和北大很近，他买了一辆旧车，星期天就嘎吱嘎吱骑了过来。我们改善伙食的内容照例是下面条，有时候还打两只鸡蛋进去。不过那时的炊事用具已经由热水瓶发展到电炉。烧电炉是北大明令禁止的行为，我们明知故犯，因此作案时不免心中惶惶，一边守着面锅一边侧耳留神走廊上的动静。现在想起来，在这件事上我是很对不起北大的。

从外面看三十一楼，门窗都是那种很旧的绿色，于是觉得屋顶和墙壁都有点绿莹莹的意思。我的宿舍在二楼，朝南。窗下是几棵绿色的核桃树，只是从不见有核桃从树上落下。雨天在房间里，就听见雨打树叶的沙沙声，很寂寥，很幽静。站在我们窗口往外看，前面是三十二楼，三十四楼。楼与楼之间是浇了柏油的校园小路，每天照例有人打扫得干干净净。上午七八点钟和下午一两点钟，上教室的、上图书馆的，走路的、骑车的，颇有点熙熙攘攘的阵势。三年级，我初恋的时候，每天在上下午的这段时间里痴痴地站在窗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过路的每一个男生，盼望从中找出我的恋人。那份执著，那份痴迷，那份搅得人心疼手疼眼睛疼的忧伤和甜蜜，如今是再也找寻不到了，一切早已经离我远去，留下来的只有铭心刻骨的怀念。

前年的一个春天，我到北京开会，顺便到阔别多年的北大转了一圈。我没有去找当年的老师同学，一个也没有，说不上来这是什么心理。弟弟陪我走到三十一楼，那正是中午，楼里楼外静悄悄的。一眼望去，楼似乎小了许多也旧了许多，灰蒙蒙无精打采的模样，仿佛一个破落的贵族。我悄悄上了二楼，沿着熟悉的走廊走到214室。门虚掩着，飘出来淡淡的香水味和不知哪位歌星的歌声。在狭狭的门缝里望了一眼，似乎满屋挂着衣服，弄得光线很暗。没看见有人，或许是被衣服什么的遮住了。弟弟轻声问我：“要不要进去看看？”我摇摇头。屋在人非，当年214室的主人们如今天各一方，我怕我进去之后会失态，惊吓了那些小姑娘们。

未名湖是情人湖。

记得月光下如银的湖水吗？记得晚风中飘拂的柳枝吗？记得湖边如烟如云的榆叶梅和火焰般的串串红吗？只要在北大读过书的人，恐怕没有不记得这一切的吧？

夏天是恋爱的季节。夏天的夜晚，如果你是单身，你就不要到湖边来。万一你糊里糊涂七撞八撞，撞到你的同班好友与恋人偎依而坐，是你难为情呢还是他难为情？

故而那个时候，害羞的未曾进入恋爱期的女同学们轻易不往湖边跑。

只有最后一年的中秋夜，我们去了，并且男生女生不约而同都拥到了湖边。是因为最后一年在北大过中秋了吗？是想借这个机会再一次仔细看看未名湖？那一次，记得好些北京同学都没有回家，湖岸上、山坡上密密地坐满了人，有的带了啤酒月饼什么的摊在地上，有的班拉琴唱歌搞联欢，还有的班干脆找块平坦地方开了录音机跳舞。满湖的笑语人声，不记得未名湖什么时候有这么热闹过。不过，沿着湖边巡视一周便又会发现：热闹的都是低年级学生，毕业班的人都沉默地、三五成群地坐着呢。即将告别未名湖的浓浓的离情别绪已经把他们压倒，对于尚在黑暗中的毕业去向又使他们忐忑不安，此刻他们只愿意无言地坐着，沉寂地坐着。

七点钟的时候，月亮从高高的水塔背后升起来了，好大好圆，那么清丽那么温柔。刹那间湖边所有的人都裸露在月光之中，彼此的眉眼看得清清晰晰。湖水静得如凝固的水银，映出同一轮美丽的月亮。柳树松树杉树肃穆不动。湖中的石舫白得有些碍眼。山坡背后隐隐望得见图书馆的巨大身影，每一个窗口亮着的灯光此刻竟如萤火虫一般微弱！

忽然就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清华的荷塘是娇小幽静的，而未名湖却是这般雍容阔大。倘若先生还活着，他该怎样写中秋夜的未名湖呢？

图书馆晚上总是在十点钟闭馆。寂静无声中，电铃骤然尖厉地鸣响，惊得人头皮发奓，心跳不已。慌慌地还了书或杂志，收拾书包跟随潮水般的人流下楼，出门，走出好远后再回头张望，觉得在那片空旷的地坪上，图书馆真像一艘夜航的巨轮，在星光灿烂的背景之下，它通体透明的身躯何等辉煌又何等高贵！

77届的学生算得上是幸运儿，进校的时候据说这图书馆新落成不久，门楣上是***同志的亲笔题字，朝东的大门口还立着老人家挥手指方向的全身大理石塑像。那时候，老师骄傲地向我们介绍说，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全国第二，而建筑的规模和座位又是全国第一。当时心中极自豪，星期天便忙着在馆前的花坪里拍照片，配上文字寄给亲友老师同学。

第一次踏着红地毯进图书馆，我在浩瀚的书海面前感到一种升华，是生命的升华。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渴望读书而不得，如今冷不丁有几百万册书在面前堆积如山，一瞬间如同身在梦中。

从小喜欢看小说，如今学的又是文学，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过足了看小说的瘾吧。那时候图书馆的中外文学名著只开放一小部分，其余的排列在一间小阅览室的几架书橱中，只有在星期三下午，凭文科学生阅览证才能进得门去。又因为阅览室小不足二十平米，每次放进去的人有限，于是星期一到星期三中午，阅览室门外就排起了长队，眼巴巴等一位剪短发、长得有几分俏丽冰冷的女老师来开门。

每次借一本，时间约莫是从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紧张得如同一场激烈战斗。要看的书这么多：《复活》、《约翰·克利斯朵夫》、《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都是从前听说过而不能看到的。时间却又是这么少：每星期才三个小时！于是就全神贯注，调动起全身的细胞，神经高度紧张，除了书页上黑色的铅字之外，眼睛绝不看其他地方一点点。每每时间一到去还书，就觉得腰酸背疼，头晕眼花，深一脚浅一脚喝醉酒般地不会走路。在那段时间我锻炼出了看书一目十行的本领。我甚至在一小时内看完过四百页的小说。当然，其中有很多书，后来是重读了第二遍第三遍的。

星期天或假期里最喜欢去四楼报刊阅览室看杂志。从《外国文学》一直到《世界电影》、《大众电影》。那样的日子里阅览室人总是很少，稀稀拉拉一个人占据了一张长长的桌子。偶尔抬头往窗外看，可以看到未名湖山坡上郁郁葱葱的树。若是夏天，湖水的反光便很刺眼，白亮白亮像是快要燃烧起来。报刊借阅处的老师是一个瘦瘦的、和气的小老太太，一年四季总是穿着极朴素、极暗淡的衣服。你去借杂志，即便这本杂志已经借出了，她也是笑眯眯地、轻言慢语地告诉你，绝不似大书库的小青年们那样恶言恶语回一声：没有！有时候借的是解放前的旧杂志旧报纸，她便捏着借书条进里面书库去，好半天再拖了沉甸甸的、黄得发黑的一摞东西来。那些杂志报纸都是按年代装订在一起的，你想看其中哪怕只是一小段文字，她给拖来的也是厚厚一大摞。有时候看见她瘦小的身子完全遮没在巨大的旧报纸堆后面，就觉得不是她拖了报纸走，却是报纸背了她在走。

自然也有躲在图书馆里写小说的时候。那时候为着人多座位少的关系，一般说来是不允许在阅览室做作业什么的。于是一进阅览室，用书包占好一个座位，就去借书台随便借上一本什么书，摊开来放在稿纸上，掩人耳目。别人看起来总以为是在摘抄书上的某些资料。

最快乐的时光是大学二年级时疯狂的“戏剧热”。

起初似乎是为了应付全校组织的各系文艺会演。中文系历来有所谓“才子系”之称，搞这类活动自然要突出中文系特点，要搞得非凡和别致。那时我是系里的文艺委员，检阅全系的阵容，竟没有一个拿得出去的声乐、器乐、舞蹈、曲艺之类节目。急中生智，就到各班征集话剧剧本，心想剧作家总该出在本系，别的系再不会有写剧本的天才吧！

经过反复商量和讨论，最后选定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我们班李春写的独幕喜剧，再一个是新闻班某同学的三幕（抑或四幕？）正剧（该正剧最后被我们演成了闹剧，这是导演和演员的罪过）。两个剧的名字分别叫什么，可惜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当年每次演出都是我来报幕，竟记不起报过多次的剧名，可见我如今脑子多么糊涂。

李春的独幕剧，人物有四个：独裁蛮横的父亲，老实无用的母亲，唯唯诺诺的女儿，即将上门求婚的毛脚女婿。内容大约是讽刺当时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其中的父亲母亲女儿，由我们班的同学扮演，可见我们班曾经是个极活跃极有艺术气氛的班级。那位毛脚女婿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试了几个人都不行，正急得团团转时，76届文学专业的一位同学、当时的校学生会文化部长小夏自告奋勇扮演此角色。试了几句台词，众人皆大喜，以为再胜任不过。后来该剧在校内一炮打响，观者甚众，剧场内笑声不断，效果极好。小夏的毛脚女婿演得尤其出色，那副傻里傻气、战战兢兢的受气包模样，真能叫大家笑痛肚皮。

另外的那个多幕剧，现在想起来该叫做惊险剧或侦探剧才合适。记得大致是说一个类似女特务的人装扮成某大干部的女儿潜入渔村，试图从海上出逃，终被识破抓获。我在该剧中扮演了那位女特务的角色。扮演警察的是新闻班的一位同学，高大魁梧。用来演戏的小礼堂的舞台却又格外小巧。剧中的情节规定我要一枪将他打伤在地。每每他巨大的身躯颓然倒卧在舞台上时，就像台上突然冒出一条山脊，横七竖八把别人弄得无处下脚。有一回演到这里时我忽然生出恶作剧的念头，从他倒卧的躯体上跳过去时，趁势在他腿上狠狠踢了一脚。他躺着，眼睁睁望着我的顽皮面容，奈何不得。后来大幕落了以后他跳起来奔到后台找我，威胁说下次也在舞台上让我吃个苦头。我提心吊胆了好几天，他终于没有动手。记得他是个比我大好几岁的有兄长风度的人。

“戏剧热”在中文系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其中真是高潮迭起。我们班尤其有一群热心的参与者，每逢演出，四处奔走着借服装，借道具，画布景，画海报，装扩音设备，装碘钨灯等，是世界上最负责、最勤快的后台人员。为招徕更多的观众，造成更大的声势，他们诡计百出，在校园中心醒目的大海报下展开“笔战”：先写一行钢笔字批评某某演员演技如何拙劣，剧情又是如何荒谬；接下来再写一段反驳前者的文字，把演员和剧本捧成可与北京人艺或莎士比亚齐肩的高度。然后又是红笔的批注，对以上文字进行批评的批评。海报上顿时红笔蓝笔黑笔写得密密麻麻，问号惊叹号迭出，言辞夸张，幽默辛辣加上肉麻，吸引得海报栏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一群人边看边读边开心大笑，回到宿舍再加油添酱描绘一番。于是当晚图书馆冷落异常，好奇的大学生们全都拥进礼堂里去。这是只有中文系学生才干得出来的事情。中文系的人有的是时间和才气。

作为这场“戏剧热”收尾的，也是最轰动最优秀的，是我们班陈建功写的独幕剧《良心》。它从道德良心的角度写了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这样一个主题，写得严肃、冷峻、伤感，而且绝对是一个正正规规的戏。该剧的编、导、演直至美工灯光音响化装等，全是我们班的同学担任。我在剧中演善良正直柔弱的姐姐。记得还请来了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来看了排练，那导演说我们演得颇有“人艺的味儿”。该剧演出的时候，曾有过台上台下一起落泪的镜头。后来它代表北大参加了首都大学生“一二·九”文艺会演，还得过一个什么奖。我们本来曾指望靠它打到全国去，起码要在上海的高校里震它一震，后来，说不上是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不再演出了。全班同学也就像闹钟发条上得过足，到这里嘣一声断开，从此再没有了演戏的心气。

北大的跳舞风也是从我们这一届兴起来的。算起来，似乎应该是一九七九年秋天的事。

团中央那年开了个什么会，是不是代表大会我记不清了。记得闭幕那天叫我们去参加，会址在白石桥体育馆，说是会后要跳集体舞。怀着兴奋又有点好奇的心理，我们高高兴兴去了。再早以前也听说准许跳集体舞，但是集体舞是个什么样，学生中没有人知道，神秘得很。那次大会结束时代表们果然下池跳了一场。一色的蓝灰服装，直溜溜的短发，举手投足纯粹是完成任务式的生硬，实在不大好看。想来排练这一幕的时候必定费了一番功夫。兴奋的是坐在看台上的我们，从团中央这个出乎意外的动作中嗅到了一股新鲜的令人振奋的气息，觉得时代确实是要大变了。当时我一边看，一边就在心里默记动作要领：踮步、转身、交换位置……后来回到宿舍，几个女同学居然就在走廊上演习起来，你回忆一个动作，她回忆一个动作，倒也凑得差不离。

那时候我在校学生会文化部当干事，有一天部长小夏通知我们晚上去北京医学院参加篝火晚会，晚会的内容是跳集体舞。记得当时心里颇有几分懊丧，觉得这样时髦的事情怎么北大没有先搞，倒让不起眼的医学院占了先！想不去参加，免得丢面子，无奈全北大又确实没有一个人会跳标准的集体舞，为学舞，几个人坐了车子讪讪地去了。后来我们几个人就成了北大的火种，先是在各系选了人来办辅导班，由我们当老师；后来又定中文系为点，全面推广，并且组织全校观摩中文系的集体舞会。中文系于是又出了一次风头。

几场集体舞一跳，便觉索然无味了。太规范太简单也太不自由！一大帮人手拉手围在一起有什么意思？一点趣味没有，一点创造性没有。于是一些人躲到角落里去，无师自通地跳起交谊舞来了，跳是跳得起来，只是不会变花样，用的是集体舞的曲子，意思也不大。还是亏了小夏，当机立断到社会上请了一男一女来当老师。那是两个领导时代新潮流的年轻人，穿着打扮均叫我们新奇不已，舞姿轻盈优美，花样迭出，并且带来一盘节奏强烈、我们从未听过的舞曲磁带。我们大开眼界，知道北大人实在算得上迂腐。那两个年轻人无偿地教了我们好几个晚上，最后连磁带也留给我们了。

于是，三步、四步、探戈、水兵舞、桑巴、伦巴，便在北大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先是逢节日在大饭厅跳，学生会文化部发舞票，录音机对着高音喇叭，门外站着治保人员。后来是逢周末跳，由各系组织。再后来不逢什么也跳，借上一间教室，拎来一台录音机，桌子板凳归置归置，便陶陶然美如神仙。我们班就搞过好几次这样的小型舞会。似乎男生比女生笨拙一点，却也勤奋一点努力一点，据说他们下了晚自习后常常躲在厕所里苦练基本功，那份执著认真很让人敬佩。尤其一些急于寻找女友的男生，更是苦练不殆。也有一些“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始终拒绝迈进舞池半步，对他们，团支部曾一再说服动员，终是无效。

迷上了音乐也是在那时候。那时我二十三四岁，正是青春好年华。

一个初夏的星期天的黄昏，对面宿舍的赵小鸣从家里回校时，带来一台日本产盒式收录机和一盘转录来的磁带。那是捷克作曲家斯美塔纳的交响诗“沃尔塔瓦河”。说不出那是一个多么宁静、曼妙、摄魂夺魄的黄昏。三四个同学头靠头挤在一起，屏心静息聆听从那只奇妙的小黑盒里放出来的略带沙哑的声音。楼道里很静，整个世界整个灵魂充塞了沃尔塔瓦河潺潺的流水，先是清凌凌的，活泼泼的，而后慢慢地壮大，慢慢地汹涌，铺天盖地把我们裹缠起来，淹没起来。从窗口看得见天空紫色的云霞。蝙蝠掠过时无声无息。暮霭在一点一点地、温和地弥漫，渗透进了沃尔塔瓦河的流水，像时光从此凝聚在这里。

那个神奇的黄昏从此令我难忘。

于是我迷上了音乐。

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我们围在一起听肖邦，听贝多芬，听德彪西。有时候喜欢《命运》，有时候喜欢《悲怆》，有时候又被《弥赛亚》弄得神魂不宁。世界真大，纷繁世俗的声音之外，竟有这么多仿佛来自天国的圣洁的咏唱！

生平第一次用积攒起来的稿费买了属于我最大的财产——一台双喇叭收录机。然后便省俭着一切费用来购磁带，转录喜欢的音乐。记不清有过多少次的选择，也记不清有过多少次的淘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终于攒积了几十盘精品磁带。交响乐、管弦乐、钢琴曲、提琴曲、合唱曲，每一盘都足以称得上百听不厌。记得为录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特地坐公共汽车几十里路赶到北京城里，买了一盘九十分钟的带子，再赶几十里路回校。那时的心情没有厌倦，有的只是欣喜。

如今这些磁带仍然还在手边，我把它们视做生命一般宝贵，因为它们是我青春的证明。

大学的第四年是最暗淡无聊的一年。爱情悲剧、友谊破裂、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统统都在这一年里暴露无遗。出国的出国，读研究生的读研究生，发论文的发论文，剩下来的就苦熬日子，等待分配。

一九八二年一月底，宣布了分配名单：我被分在江苏省外事办公室。

说不出当时的酸甜苦辣。临走前一天，读清华的弟弟来帮我捆扎行李，我独自一人在北大的角角落落转了一圈。所有的景物在冬日里都显得灰暗惆怅，一如当时我的心境。未名湖再见了，图书馆再见了，夏日里蓬蓬勃勃生长的花草再见了。我想我大约要过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再来。也许这一辈子就不再回来。

我要把北大的美好时光埋藏在心底。第二天上火车，班上的好些同学拥到站台送我。我坐在车上，同学们站在车下，隔了一层打开的车窗。于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着车上那么多乘客的面失声痛哭。在我今后几年的岁月里，我不记得再有过那样当众失态的时刻。

一切都因为北大。因为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