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中的讲演

非常有幸接到中央国家机关的读书活动的邀请。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张居正与万历新政》。我能不能用两个小时把古代一位改革家、政治家的非凡而又丰富的人生介绍给大家，让你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对于我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困难。张居正和我是乡党，湖北荆州人，但他一辈子的事业就在大家脚下的这片土地——北京，他从二十三岁进北京，到五十八岁躺在棺材里离开北京，在这片我们熟悉的京城土地上生活了三十五年，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政的理想，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

张居正的从政经历，如果让他填一份履历表，一定不会很好看，因为他的经历太简单。进入内阁担任辅臣之前，他只做过两样工作：一是当研究员；二是当老师。所以我说他是知识分子从政的典型。他很小的时候就是家乡有名的神童。他生下来最初也不叫张居正，叫白圭，实际上就是乌龟的龟。他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爷爷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们家厨房的大水缸里面有一个白色的乌龟从缸底下升起来，这个老汉一醒过来就跑厨房去看，水缸里面没有白乌龟，但是有一个月亮像乌龟。早晨起来这个孩子出生了，他的爷爷于是就给他取名叫白圭。圭与龟同音，但写出来好看些。他十三岁考中秀才，也就是今天的大学本科，当时是全省最小的秀才。那时考中一个秀才要受到知府的接见，荆州知府叫李元阳，是一个学者型领导，他接见张居正，一看是个孩子，就说你怎么叫白圭呢？张居正讲了名字的来历，李元阳说这个名字不雅，我给你改一个名字，你叫居正好了，你要做君子，居正位，做大事。这是一种勉励。

张白圭从此改名叫张居正，十六岁他参加举人的考试，也就是今天的研究生。他从江陵和父亲一起出发，同时到武昌考举人，他父亲张文明二十一岁中了秀才，他是十三岁，父亲到了三十七岁，他十六岁。如今父子俩在一个起跑线上，都去考举人。考试完毕，有份试卷引起了三位主考官的注意，都夸是一篇锦绣文章。他们说一定要把这个考生列为乡魁，就是举人的第一名，叫解元。进士的第一名叫状元。

他们把这份卷子拿去给巡抚看。巡抚是省里的一把手，叫顾燐，南京人，有名的学者。他看了这份卷子，也赞不绝口，问这份卷子谁写的。把卷子考号拿来一对，是张居正，湖北湖南那时是一个省，才子众多，乡试有数千人参加。顾燐说我先见见张居正。那时还不知道张居正年纪有多大，不像今天有数据库，一看什么都知道。当十六岁的张居正到来时，顾燐大为惊讶。一番谈话之后，顾燐勉励了张居正一番，并把自己的犀牛角腰带取下来送给了张居正。顾燐说我知道你将来不会系我这种腰带，但是我还是要送给你作为勉励。古代官员的品级是通过服装看出来的，不像今天处长和国家主席从服装上看不出来，古代官场的服装一品二品三品四品都很分明。只有正省级的干部才能系犀牛角的腰带，如果是宰相级的就系玉腰带，一个正省级的领导，省里的一把手把他的腰带送给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而且直接告诉他你将来不会系这个腰带，你是腰玉之人，你将来可以当宰相。今天这一级的领导谁也不敢讲这个话了，孩子们也不敢听这个话了。但明代不一样，奖掖后进是一种美德。接见完后，第二天发榜，大家都以为新的乡魁就是神童张居正，可是榜上没有他的名字，张居正连举人都没考上。为什么呢？把张居正一送走，顾燐对主考官说：这孩子聪明，但是要给他一点挫折，不要让他一切都那么顺利。就这样，父子二人一起落考，非常沮丧地回到了荆州。三年以后，十九岁的张居正二次赶赴乡试才考中举人。当初为什么要阻挡他呢？顾燐先生说了一番话，他说年轻人聪明，但是，没有人生的历练，最终他的聪明会演变成恃才傲物，不切实际。如果这样一味地纵容他，将来只不过在中国的土地上多了一个唐伯虎，而少了一个经邦济世的国家栋梁，在顾燐眼睛中唐伯虎这些人都不是人才，只有经邦济世为国家前途作出自己的判断并有领导才能的人物是人才。

日后张居正当了首辅以后，对李元阳和顾燐两位先生终生感激。张居正二十三岁顺利考中进士。古代的进士相当于我们的博士，三年一考，每一次取二百六十名左右。再在二百六十名里面选二十名成绩最好的，最有培养前途的人，进入翰林院深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博士后。这二十个人有三个人是不用测试直接进来的，就是状元、榜眼、探花，除了这三个人还有十七个名额，这一年就有张居正。这二十个人我们今天称为博士后，明代叫庶吉士。从朱洪武的后期一直到明朝灭亡，首辅全部出自于庶吉士，能够选上庶吉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驶入了选拔领导干部的快车道。

庶吉士毕业以后，有三种前途：第一是词臣，就是给皇帝起草文件、起草圣旨的，叫待诏；第二种叫讲臣，就是给皇帝当老师的，叫侍讲；第三种，给国家编制各种制度及研究历史得失、研究国家政治走向的，叫编修。待诏、侍讲、编修全是做案头工作的读书人，而且都是这二十个人中产生的。

张居正两年庶吉士毕业就二十五岁了。这个时候朝廷的政权握在一个大奸臣严嵩的手上，国事一塌糊涂，张居正毕业以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编修，他刚参加工作就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陈述国家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改革的必要。其中有一条是批评官员的党同伐异、贪污渎职等行为。这是一封很厉害的奏疏，弄不好就会大祸临头。但是很奇怪，从张居正自己的专集当中，明史所有的记录里面没有就这篇文章的后果给予交代和说明。嘉靖皇帝有没有批示，严嵩看过以后有过愤怒没有，都不得而知。而这份呼吁改革的奏疏有些地方是影射了严嵩的，当时反严嵩的人很多都被处死或被流放。我猜想是当时的翰林院主管徐阶保护了张居正。这个人是张居正的政治导师，他是上海松江人。在明代，上海是一个小镇子，松江是大地方。徐阶这个松江才子是一个老谋深算胸有韬略的政治家。江南的政治家的特点是隐忍，他们知道做事的节奏。徐阶心中觉得严嵩是一个奸臣，但是现在碰他就会自取灭亡。

张居正上《陈五事疏》时，徐阶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很喜欢张居正，但他知道，现在去和严嵩斗是飞蛾扑火。政治上承认道德，但政治更承认成功者。你首先得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再图进取。所以，我估计是徐阶采取了保护措施，没让张居正把奏疏送出去。

张居正从二十五岁担任编修开始，到他四十二岁当内阁次辅，这十七年的时间国家掌控在嘉靖皇帝手里。明代由盛转衰是从武宗开始的，就是世宗皇帝的前任。武宗皇帝朱厚照当了十八年皇帝，世宗当了四十五年皇帝，两个人实际掌控了国家六十二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年是六十年。六十年一个甲子，国家要做多少的事儿啊！我们国家从1978年国家拨乱反正，***开始倡导改革，到现在成为世界的强国，仅仅才三十年。可是明朝这两个皇帝六十二年，江山社稷被他们折腾得奄奄一息了。

武宗皇帝好玩儿，十五岁继承皇位，三十三岁死，整整玩了十八年。武宗当皇帝第二年大婚。我们老百姓结婚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结婚，皇帝是一个男的跟一群女的结婚。由太后主持，一个专班在全国选美选出的一群女人，但武宗一个都不爱。他是典型的家花不如野花香。在太监的怂恿下，武宗到处玩女人，他首先喜欢波斯人，就是今天的伊朗、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这一带的女人，当时中国的北京是一个移民城市，侨民比今天要多很多，中东、南亚的人很多在北京定居。波斯人玩腻了，然后就是印度的，那时叫色目人，都是很胖的美女。武宗不但猎艳，更是猎奇。他利用国家的资源，为自己的享乐服务。每天他就成了嘉年华的总导演。怎么玩得轰轰烈烈，怎么玩得荡气回肠就怎么玩儿。

有一天有人跟他讲，大同出美女。大同女的好。中国的美女分成四大派：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杭州船娘、扬州瘦马。大同婆姨摆在第一。武宗一听，动心了，立刻就想去大同。按明朝规定，皇帝是不能离开紫禁城的，皇帝离开紫禁城必须征得文官系统的同意。武宗不管这些，他把首辅找来，说我要到大同去。首辅说你不能去，天子的办公室就在文华殿，乾清宫的上书房，这是你处理国事的地方。武宗说我要去看看边疆怎么样了？首辅说你可以任命各个方面的大臣，军事的、行政的、漕运的、管理百姓的、管理牧马的，方方面面的责任都由大臣来承担，皇上的职责是管理这些大臣。

武宗一听，第二天又把吏部尚书找来了，指示他起草，说朕现在要任命一个大将军去视察大同到榆林等西北边境。吏部尚书问他这个大将军是谁，武宗说这个人叫朱寿。吏部尚书不知道朱寿是谁，想问又不敢问，只得照办。任职通知书以圣旨的形式办妥。那一天，宣旨朱寿接旨，武宗自己跪下来了，他说我就是朱寿。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并下了圣旨。然后就跟首辅讲，我现在已经得到圣旨让我去视察大同，我现在得走了。这个故事听来像是笑话，但却是真实的历史。

大臣于是在白天把整个紫禁城的几个门堵住，怕武宗离开，结果晚上武宗吊着绳子从护城河跑了。第二天大臣得信后出城去追赶，到了沧州赶上了。武宗说你们谁再敢追赶我，就撤你们的职。就这样，他跑到了大同，在那儿住了半年不肯回来。关于武宗胡闹的故事很多，这里不多说了。

再说接他位子的世宗皇帝，武宗皇帝一辈子胡闹，不要说生儿子，连个公主都没生下来。那谁继承皇位呢？主持这件事情的首辅叫杨廷和，他从武宗皇帝的近支里面找到了住在湖北钟祥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熜，他是朱厚照的堂弟，他们的爷爷是同一个人。杨廷和征得武宗母亲的同意，请朱厚熜进京。告诉他可以继承皇位，但有三个先决条件：

第一，兄终弟及，父死子承，这是明代传位的规矩。因此，朱厚熜必须履行手续，过继给武宗的父亲，这种做法叫承祧，符合兄终弟及的传位要求。

第二，年年的国家大祭，清明节你去烧香磕头，只能给武宗皇帝父亲磕头。作为在位皇帝，应给上代皇帝磕头，这是公祭。但不能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磕头。因为办理了过继手续，从名义上说，兴献王不再是朱厚熜的父亲，而是变成了叔父。

第三，武宗遗诏中所宣布的给他当政期间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继任皇帝要认这个账。武宗死时并没有遗诏，而是杨廷和替他起草并颁布了遗诏。诛除了武宗身边的佞臣，并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因此大得民心。杨廷和之所以提出这一条，也是怕朱厚熜登位后不认账。

朱厚熜当时十九岁。他听了这三条全都答应。因为他知道，若不答应就当不了皇帝。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所以全都答应。但等到他接过了传国玉玺之后，立刻就变了脸。有一天他把大臣找来谈话，他说我就闹不明白，怎么我的父亲成了叔父，我的叔父成了父亲呢，这个不妥。杨廷和说，这个不可更改，这是国家传位的形式，而且你也是同意了的。就这样，皇帝开始和首辅两人闹起了矛盾。但是，十九岁的世宗毕竟是一个说一口湖北话的毛头小伙子，尽管是皇帝，满朝的文武大臣却是听杨廷和的。这个时候有一个考中进士还没有分配官职的人名叫张熜，已经四十六岁。他想，我四十六岁才考中进士，当三年县长，不出差错才可以升到一个同知，相当于副地级，再过三年，干好了当一个地市级一把手。再往上走到副省级可就难了。而且年龄不饶人，离六十岁只差十四年。把年龄账一算，张熜决定走快捷方式。于是，他就写一篇奏章给皇上，大意是皇上一定要把自己的父亲立为兴献皇帝。他说，哪有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而父亲不是皇帝的？朱元璋就把自己的父亲立了皇帝，皇上不能认别人的父亲做皇帝，你自己有父亲。嘉靖皇帝很高兴，一打听，写奏章的是一个新科老进士，眼下连科级干部都不是，他说这个人我要见见。但他见不上，杨廷和听说这件事很不高兴，指示吏部把张熜弄走。于是，吏部把张熜分配到南京刑部当一个小官。嘉靖皇帝也不是省油的灯，熬了两年，等杨廷和因为丁忧回四川老家守制。文官系统走了一个铁腕人物，再不是铁板一块了。于是，嘉靖皇帝就以选拔人才充实内阁的名义，提了一个名单，共有八个人，其中就有张熜。但是摆在第一的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他是武宗正德十六年的状元。嘉靖这么做，也是一种调和政策。

杨慎当时已经是个司局级干部，他得知这个名单后，立刻回了一封信给嘉靖皇帝，大意是皇上如果觉得我杨慎是人才，就提拔我。如果你觉得张熜这样的人是人才，你就提拔他。我耻于和他为伍，你一定要用他，就把我的名字去掉。杨慎也算是“太子党”了，但有骨气。看到这封信，嘉靖皇帝气得七窍生烟，最后皇帝大打出手，将反对他的人尽数严惩，这就是有名的“大礼案”。

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政治上乏善可陈。概括起来，有三件荒唐事值得说一说：第一件便是已经介绍的“大礼案”。

第二件，给自己的父亲修一座皇帝陵。兴献王封地在湖北钟祥，明朝那块地方叫安陆府，为了让家乡成为“龙兴之地”，他决定把钟祥这么一个小县升为国家的直辖市。在他执政期间，国家有三个直辖市。北京叫顺天府，南京叫应天府，他把家乡搞成奉天府，并在那里修了一个假皇陵，今天也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皇帝要抽筋，谁也没办法，挡都挡不住，因为最高的权力在他手上。

第三件事情，是崇尚道术，炼丹吃药。为什么要崇尚这个东西呢？一个目的，要长生不老。明代最长寿的皇帝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就活了六十五岁，燕王活六十二岁，仁宗皇帝活四十八岁，宣德皇帝活三十六岁，三十多岁死的皇帝在明代屡见不鲜。武宗死时只有三十三岁，如果他再多活十年，皇位就可能轮不到朱厚熜了。今天的人，想长寿都去找医生，而嘉靖皇帝却找道士，给他炼各种各样的丹。每天就吃那些丹。由于这一嗜好，他判别一个官员的好坏，首要的一个标准是看他对炼丹的态度。

过去说天子无私事，宰相无小事。我的理解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任何一个小的细节里面都有玄机。没处理好就会酿成政治灾难或者杀身之祸。很多人因为反对嘉靖皇帝炼丹而丢了乌纱帽。当然，也有人因此而荣华富贵。张居正三十岁时，因看不惯严嵩，以养病为由，回到老家读了三年书，可是人在江湖心想朝廷，三十三岁又回到了京城，依旧在编修的位置上干了两年。徐阶这个时候进入内阁当了次辅。他利用权力安排张居正当了时为储君、日后成为隆庆皇帝的朱载垕的老师，同时还让他兼任了个职务，就是国子监司业。国子监是国家最高的一所大学，不像今天那么多大学，那时就一所，有点像***和北京大学联合的功能。大学也没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就两个，一个是校长，一个教务长。张居正当司业时只有三十六岁，就因为徐阶看中他，认为他日后可当重任，故破格提拔他。

嘉靖皇帝去世，徐阶已经是内阁首辅，内阁还有三位次辅，徐阶全都抛到一边，而找来四十岁的张居正起草遗诏。这是巨大的政治任务，而且也是非常强烈的信号，就像今天起草党的十七大报告一样的道理，那能让一般人起草吗？张居正的级别达不到，就是一个教务长。为了张居正能尽快进入内阁，徐阶一年时间内给他升了四级，先是当礼部右侍郎，礼部就是今天的教育部、外交部、民委、宗教局等七八个职能部门的综合，礼部的右侍郎是三把手。明代的部长，叫尚书，一个常务副部长，叫左侍郎，二至三个右侍郎，这几个人叫堂官，就是部级领导。底下各司的叫员外郎，在各司的副司长叫主事。礼部右侍郎没当三个月，张居正又当上了吏部左侍郎，吏部就是我们今天的中组部，吏部的左侍郎，是二把手。又过了半年，张居正进入内阁，主管兵部与工部。这一年，张居正四十二岁。

我常说，张居正是知识分子从政报效国家的典范，看他的资历，他连县长都没当过一天，更别说市长，省长，他几乎没有从事过任何实际的行政领导工作，参加工作后除了做研究工作，然后就是教书，然后一下子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事实证明，他干得非常好。明代的首辅很少从封疆大吏中去选拔。明代的内阁辅臣一定是大学士出身，首先应该是学者。所以说，张居正不是一个个案。从封疆大吏里面起来的人，就是治理各省、各个地方有经验的人，他们最终的出路是中央的六部三司当一把手。但是，首辅这个职位不能从封疆大吏中产生，这个位置是职业政治家的位置。包括次辅，就是进入内阁的成员，没有封疆大吏。

在隆庆皇帝登位的六年内，内阁换了四任首辅，辅臣们斗得驴嘶马喘，隆庆皇帝一概不管。一心想改革的张居正，只得隐忍着寻找时机。

隆庆二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给隆庆皇帝写了第二封改革的建议书，叫《陈六事疏》。就是国家要从六个方面进行改革。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来呢？是因为两大政治强人徐阶、高拱这时候都离开了内阁，而皇上又是一个很忠厚的人，自己又是皇帝的老师。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因此把改革的思路提出来。但皇上这次又只批示了七个字：“知道了，具见忠忱。”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了，你对我很忠诚，再没有任何下文。张居正放了一个政治的气球，没有什么效果，就继续等待。六年之后，隆庆皇帝死去，他的儿子朱翊钧继位，是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只有十岁，选中张居正当了首辅，到这时，改革的机缘才得以成熟。

任何一场改革，实际上是将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调整，让社会资源的分配模式更加合理。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的改革都是走的这个路子。张居正的改革是从整顿干部队伍开始的。

万历皇帝是一个十岁的孩子，身边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生母李太后，二是大太监冯保。张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这两个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推行。张居正看清这一点，一直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改革的第一步，整顿干部队伍，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展开的。张居正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京察。所谓京察，就是考察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明代的中央政府有两套，一套在北京，南京也保留了一套。南京的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儿很少，主要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两套中央班子，京察从他们做起。两万六千多名干部，我指的是处级干部以上的，到内阁大臣这一级，全部都要写述职报告。凡是四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司局级以上的，直接给皇帝写述职报告，副局级到正科级，即五品到九品，给吏部写报告，内容是在隆庆皇帝的六年期间，你做了些什么？你做了哪些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有哪些你应该做的没有做。统统写出来然后决定其去留、升降、罢免。张居正提出京察三个月完成。雷厉风行，说到做到。

张居正的整顿标准是，贪官不能用，渎职官员不能用，这些人都是肯定要罢免的。他又加一条，庸官也不能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是坏官。因为朝廷的官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多一个庸官就挤掉了一个干事儿的人进来。他就按这样一个标准整顿，三个月后裁了三千多名官员。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演讲，有听众质问说张居正是一个大奸臣，你今天怎么歌颂他？我就很奇怪，会后我和他交谈，我明白了，他的祖上就是那一次被免职的工部的一个右侍郎，回到老家以后，给他的子孙留了一个家训就是世世代代记住张居正是奸臣。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改革家是要付出成本的。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团体为改革要付出成本，一个主持改革的政治家更要付出成本。这个成本不仅是此时此地，更是千秋万代。所以，改革之初，张居正就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这样的话。京察完成后，腾了一些位置出来了。第二步是要举荐干部，把一些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才选拔到重要岗位上。万历皇帝下旨让每一个省级干部向朝廷推荐三个人才。后来吏部汇总起来，被推荐的人得票最高的是海瑞。吏部尚书就跑来问张居正：“海瑞这个人你看怎么用他？”张居正回答说：“我说这个人不能用。”

对海瑞这个人，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有名的清官，但历史中的他与文学作品中的他，还是有一些出入。嘉靖四十四年，他上万言书指责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正是张居正为徐阶出主意平反冤假错案，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然后还给他升官，放到南直隶当巡抚。南直隶府建在苏州，管辖的地方是国家粮赋重地。明朝财政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这个地方。结果海瑞在那里当了三年的一把手，地方的财政收入少了一半，国库的税银收不起来。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简单的杀富济贫，他不抓生产。国民经济，gdp的增长，都跟他没关系。他就是抓廉政。这样一来把国家的财税重地搞得一团糟。他一个班子的人都纷纷要求调动，不愿意跟他共事。海瑞搞得很孤立、很被动，便很愤怒地给皇上写一封信，要求辞职。当时的首辅是高拱，他尽管和徐阶有矛盾，也觉得海先生做事儿有点胡闹，就同意让他退休，回海南老家养老。海瑞收到诏令以后，又咒骂满朝廷全是女人，没有一个君子。这些都证明海瑞这个人好走极端。

张居正对海瑞这个人当然很清楚，他对吏部尚书说：“海刚峰先生是一个好人，个人清廉，而且有气节，这都是好的，但是我现在要选用能臣为朝廷做事儿，是要选好官而不是选好人。好人就是大节不亏，不贪不懒，做事有规矩。好官不一样，上要让皇帝放心，下要让老百姓得实惠，上下通气才叫好官。如果你搞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降低，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能提高，两头都不踏实，这就不是好官。如其这样，倒不如让海瑞在家做好人。我们要为朝廷选好官，好官就是两个标准，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老百姓欢呼。如果只是让老百姓欢呼，朝廷不放心，也不是好官。只一味让朝廷放心，老百姓不喜欢，执政基础没有了，皇帝的恩泽到不了这片土地，也不是好官。”张居正这席话很有见地，可见这个职业政治家看问题的方式有他的独到之处。

张居正最终没有起用海瑞，他的标准就是重用循吏，慎用亲流。循吏是什么意思呢？用小平同志的话解释再恰当不过了，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由此，我想到清代的龚自珍面对满清末年的危局很感慨地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文人论政的思维方式在这首诗可以看出来。政治家不这么看问题。张居正在人才问题上讲过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做非常之事。”第二句话是：“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他的意思是人才不假外求，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人才。用好了这个时代的人才，就能够创造这个时代的辉煌。龚自珍希望让老天爷重新降天才下来，这是文人的人才观。像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他所做的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你能把人才用起来，而且不拘一格，这就了不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人才并不一定全是君子，有的时候人才也是小人。君子是心中慷慨无私，天下为公；小人是为国家做事时，也要考虑自己的利益。真正会用人的人是君子要重用，小人也要用。我们今天老是看电视剧说这个人是一个奴才，我说奴才是最好的人才，“奴”是忠诚，“才”指能力。对国家不忠诚，有能力更坏事。对领导，对国家很忠诚，没有才华，你根本担不起重任。所以品学兼优才是奴才。

仅以道德取人会妨碍执政者的用人思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孔孟之道里说的立德，立功，立言。把立德放在第一。立德者为圣人，立功者为君子，立言者为贤人。

如果国家的重要部门全是想立德的人，要那么多圣人，国家就乱套了。国家要的是大量的立功的人。想立功的人就是循吏，想立言的人多半是清流。张居正懂得这一点，所以抓住了用人的牛鼻子。牛鼻子抓住了，一盘棋都活了。改革的团队建立了，改革的推进速度就快。京察之后，张居正开始向所有的贵族利益集团开刀，改革的原因就是对社会利益集团的重新定位，打破旧的平衡点寻找新的平衡点。既要考虑到各个集团的心理承受力，也考虑到国家不至于付出更多的改革成本。

这个问题上，张居正也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孟子说了一句话：“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实际是告诉当官的，当官要当得好，把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全部照顾好，政权就长治久安。但是人的基本的性格是趋利的，最后强势越来越强，弱势越来越弱。政治家管理国家就是让强势这部分得到遏制，让弱势这一部分增加社会福利与权益。政治家平衡各种利益集团，不能像孟子那样谦谦君子不得罪于巨室，而是必定要得罪于巨室。

当时朝廷的开支很大，大臣们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上任，一路上住的都是国家的宾馆，使用的是国家的交通工具，仅此一项，一年的开支上百万两银子，非常之大。官员们出行由国家买单，也还说得过去。但到后来，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享受这种待遇，国家的接待费用就呈几何数级增加了。

还有就是，削减皇室开支。这是最得罪人的，这也是张居正悲剧的一个很大的起因。古代的皇帝们，国与家是不分的。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就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张居正改革就是要把国和家分开，分灶吃饭。所有的赋税收入进入国库，而所有矿山收入和榷场收入由皇帝开支。过去是混在一起，皇帝想用钱就到国库支取。张居正硬是要分灶吃饭，国就是国，家就是家。皇帝赏赐身边的宫女，给太监发工资是根据皇室的收益来决定。国家的收入用于行政的开支，军费的开支，河防水利的开支，赈灾的开支，这个分灶吃饭，遏制了皇室的膨胀。

张居正铁面无私，对皇帝也一样。他在回家葬父的路上，皇帝要调二十万两国库银给后妃做衣服首饰。内阁留守大臣不敢做主。把皇帝的批示八百里加急送到他南行的路上，他照样阻止了。他真正铁面无私。对皇帝他都这样，对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对待孔圣人，历代封的衍圣公都是孔圣人后代，明代为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读书人，允许衍圣公每年到北京见一次皇帝，皇帝请他吃一次国宴。就这么一个活动，却变成了衍圣公敛财的一种方式。他每年带着他山东的土特产一二百辆车子，浩浩荡荡往北京出发了。一路上他有皇上的圣旨，一切费用由政府买单，而他卖的东西全归自己。到北京住下来，又把北京的好产品买一大堆一路往回卖，他的朝觐活动成了一个流动的超级的商场，老百姓非常抱怨。

张居正针对衍圣公的行为，也来个约法三章。第一，规定随从不能超过二十人；第二，三年一次，不用每年来，也不准买卖。治好了衍圣公，又治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同衍圣公一样，张天师也是世代袭封。首先，张居正将张天师的封号由二品降为六品，收回玉印，并且增加很多约束。他对每一个领域里面的势豪大户、王公贵族，都铁腕治理。

改革六年之后，国家财政实现了根本好转。张居正决定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实施的前提是清丈土地。当时富人侵占的土地很多，不缴税费，因为土地没有登记。张居正利用三年的时间清出来的土地增加了五百多万公顷，仅这查出的新增土地的赋税收入，就够全年军费的开支，他就因为收了这个钱所以修起了明长城。

一条鞭的实施，让老百姓在这场改革中得到了实惠。过去交税钱，交粮，交差，交钱是分开交，老百姓交一担粮食最低也要一担三斗，那三斗叫损耗。层层盘剥。一条鞭改成交钱，中央财政拿钱收你的粮食，老百姓就没有受到盘剥了。还有就是将差役、杂役统统按田亩折成银钱交付。这样不但便利了老百姓，也让社会得到了发展，大量的流民有了新的工作。像修河堤的，专门搞运输的，各种劳动组织出现了。再就是流通市场得到迅猛发展。山西的钱庄出现了，当时，全世界流通的白银大约七千万两，差不多五分之二在中国流通。中国的金融业在他执政期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最后就是开放边贸，跟蒙古的战争从明代初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张居正在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上体现他的政治智慧。明代通倭、通虏，都是死罪。他最终通过蒙古王的孙子巴噶奈济的投降事件，抓住契机正确处理，与蒙古签订了友好合约，并开通双边贸易，建了一个经济特区，就是呼和浩特。小平同志的经济特区深圳在最南边，张居正的经济特区就是呼和浩特，当时叫板升，在最北边，是中蒙最大贸易点。

张居正1572年当上了首辅开始推行改革，即万历新政。到1582年他死在任上，前后十年时间。大家想一想，短短十年的时间，万历新政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这难道不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吗？这个成就的取得，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干部队伍靠得住；第二是措施得当。站在今天改革的角度上来看待明代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我觉得六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探讨：

第一，万历新政是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明代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是洪武皇帝，第二代领导人是永乐皇帝。张居正说洪武永乐创立的国家制度、治国主张不必改变，只从经济入手。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做充满了智慧。虽然有时候他也打左灯向右转，但从不在政治上做伤筋动骨的事。用现在的话说，叫一门心思搞经济。

第二，始终如一推行富国强兵的策略。国家财政不能空虚，中央政府的权威要树立。中国这个国家尤其不能让地方拥有太大的权力，因为地方利益错综复杂，多民族，多地区，多种文化的原因，必须要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全国统一部署富国强兵，这是国家的方向，各种地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方向展开。

第三，解决财富的分配模式。从他接任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官员的工资实际上增加了五倍，而老百姓的生活也实实在在得到提高，整个社会的财富都在迅速增加。

第四，让农民安居乐业。在万历新政期间，整个的社会组织在发育，各种新的职业、新的工作岗位的出现也对社会的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农民安居了，然后城市就开始发展了。很多新的商业，交通组织，导致城市规模的扩大，这为流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使城市化的进程空前的发展。

第五，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和约束力。他考核官员那一套真是绝得很，叫做“考成法”。过去皇帝下一道圣旨，执行情况没有检查。张居正于是设计了三个本子。一个本子掌握在内阁，一个本子掌握在吏部，还有一个本子在当事人手上。比如说湖北荆江的河堤现在要修，经过了工部的论证，皇帝的批示给了你十万两银子。这个圣旨出来到通政司，再由通政司转到湖北当事人手上，层层领旨，都要写明准确的时间。每一道圣旨的落实都是倒计时。三年考察，每个官员把自己的本子拿出来看看，你是不是按时按质完成了上司交代的任务。凡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而且做得好的就升官；延长时间完成的，留任但要警示；没有完成的降职；完全搞砸的免职，承担责任。由于这个考成法的实施，朝廷的行政系统办事效率显著提高，每个官员都必须努力工作，整个大明帝国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

第六，肃贪。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既严厉，又很有人情。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比如说我过六十岁生日，我很多同学，很多学生，他们也是官员但都来给我送礼。张居正说这不是贪的内容，不能把人情也算贪。贪是国家的经费到你这来，从中切一块儿装入腰包，商人给你送钱，你帮他办事儿。下级给你送礼，你为他升官，这都是贪。但人情上的钱不能叫贪。他把政策划得很清楚。

可以说，张居正是累死在首辅的岗位上，作为万历新政的总设计师与总工程师，张居正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死后一年多，万历皇帝开始对他进行清算，长期受到压抑的皇权突然感觉到能够自由地发挥了。受到严厉的制约的一些官员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由于对张居正的清算，万历新政的大部分改革成就都已经丧失。但是，在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不少朝廷官员顶住压力，站出来为张居正讲话。

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叫邹元标。这个人在万历五年“夺情”事件中，冒着杀头的危险给万历皇帝上奏章，骂张居正是衣冠禽兽。他被打断腿送到贵州。张居正死了以后，他回到朝廷。回来以后，看到张居正之后的官场，又开始盛行贪污，官员又开始享乐。党同伐异，世风日下，邹元标很痛心。他终于醒悟张居正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国家。于是，他一再呼吁要给张居正平反。到了熹宗一朝，作为三朝元老的邹元标已成为朝廷最有影响力的大臣，崇祯皇帝听从他的建议给张居正彻底平反。但此时大明气数已尽，邹元标拄着拐棍在紫禁城里长叹：“可惜啊，世上已无张居正！”他认为，只有张居正能够拯救大明王朝，但是这个人没有了。一个当年为反对张居正被打成残废的人，最后如此怀念并推崇张居正，这给我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启示啊！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耽误大家很多时间，谢谢大家这么认真聆听我的演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