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一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座讲堂，与同学们做一次交流。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果还有那么几块土地，能够生长我们的民族智慧之树和人文精神的话，那么我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的未名湖畔——北大校园，应该属于最肥沃的一块了。因此，来到这里和同学们交流，对我来讲是一种幸运。在这里，我可以闻到很多过往的文化大师的呼吸，看到他们的学术剪影，他们给了我很多温馨的人文回忆与怀念。今天，我在这里没有能力像大师们那样跟你们进行正宗的学术探讨，我只能浮光掠影地说一些我对楚文化的认识与思考。

我曾对朋友们讲过，我们的高考应该出这样一道题目，什么题目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叫“中华民族”？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中国”？这两个题目里面蕴涵着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地域流向。中华的最初定义指的是黄河的中部。山西和陕西交接的地方有两支山脉，一支是中条山，还有一支是陕西境内的华山，这两座山连在一起被称为中华。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最早发源地是在黄河。伟大的黄河，那是一条流淌着东方人文的河流。在我少年的时候，我曾坐在羊皮筏上渡过黄河。面对黄河壮丽的落日，我当时不知道这条河流有多么伟大。只是觉得它很年轻，很有气势，它的波涛像橘红色的早霞一样吸引我、亲近我。后来，当我知道我们“中华”就是在这里产生的时候，我对它表示了敬畏和亲近。

中国文化的发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但是向世界散发出迷人光彩的年代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之间，以及稍后的战国时期，一大批文化巨匠涌现在中国大地上，例如老子、孔子、庄子、墨子、荀子、孟子、韩非子等等，被我们统称为先秦诸子百家。“春秋”一词不仅仅指的是一个时代，亦是一个哲学的命题，这种哲学观念渗透在《易经》之中。“春”为阳之中，“秋”为阴之中。阴阳平衡的状态，就是“中”的状态。这个“中”，就是和谐，就是吉祥。我们的祖国以中命名，说明我们这一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热爱和平的，追求和谐的生活之美的。所以说，“中国”这个国家的名字蕴涵了很深的东方哲学。

中华文化虽然诞生于黄河流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开始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拓展。我们的先民，当他们逐水而居，慢慢由黄河向南方发展的时候，长江文化就成为继黄河之外的另外一个中华文化的源头。黄河与长江，都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两大地域文化，呈现了中华文化的雄奇瑰丽，它的美丽的姿态，就是龙凤呈祥。长江流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最早向我们的文明世界发出灿烂光芒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楚文化”。与它一起先后出现的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但相比之下，春秋时代的楚文化最为大气，最为华赡。

二

关于长江文化的特征，我曾说过，万里长江如果按区域划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个文化形态：第一个是巴蜀文化；第二个是荆楚文化；第三个是吴越文化。上游的巴蜀文化展现的是诡异和瑰丽，荆楚文化展现的是辽阔和大气，而吴越文化展现的则是秀美和精细。这三种文化风格不同，各有特色。将其对应于人才来表达，就是巴蜀出鬼才，荆楚出天才，吴越出人才。我这么说，并无意于对这三种人才的表现方式作优劣的比较，只是按照人才的类型和特征进行分类。中国地形的大致走向决定了我们区域文化的走向。中国所有的高山都在西部，它们一直向东绵延下来，或许中间有大山突起，但是总体的海拔趋势是渐趋平缓的。因此在四川有众多的奇山异水，有众多像九寨沟那样美丽的风光。地灵必定出人杰，所以它才滋养出了像李白、苏东坡、郭沫若那样一些想象奇异的伟大的文学家，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按我们现在来说，他们都是不按常规出牌的伟人，“得地气之先”嘛。《易经》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卦，所对应的方位是“西”，对应的五行是金色，对应的颜色是白。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雪山都在西部，它们都是白色的。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有“蜀山之王”之称的贡嘎雪山，海拔将近八千公尺，站在雪山之下，我感到耀眼的白色是一种去伪存真的礼赞。在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上，产出的人才大都充满了诡气。这叫“山水钟灵秀”。当长江流到三峡，切开夔门流入湖北的时候，这条大动脉便产生了变化。杜甫写过这样的诗句：“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当所有的水，千军万马一般咆哮着冲出窄小的夔门，突然感到天地是如此的宽阔，这片宽阔的土地就是莺飞草长的江汉平原，就是养育了灿烂文化的荆楚大地。

古时的楚国，从今天的地理来看，中心是在湖北。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当年楚国的疆域，就是今天中部地区。中部六省，除山西之外都是楚国的，包括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江苏徐州的一部分。楚国当时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定的环境，导致这一区域产出的人才都有一种非常硬朗强健的风格，所以说荆楚出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的，天才更是不按照游戏规则出牌的。像我写过的明代万历首辅张居正，像我们的开国领袖***，都是这一类人才。***年轻的时候，以诗明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真是同学少年，神采飞扬。若干年后，他又写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粪土当年万户侯”，这就是他的诗句，雄健的诗句，天才的诗句。他给自己定位：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共产党人的事业的确是前无古人的。这就是楚文化刚烈到极致的表现。

我们再说说吴越。当长江流过巴蜀与荆楚之后，那些刻在滟滪堆上、刻在荆江大堤上的噩梦般的记忆，一进入江苏之后，都化作了桨声灯影。中国南方的母亲河在她的下游如此柔顺，两岸的土地都变得那么温和，那么充满诗意。所以说吴越尽得东南地利，很少有过天灾。在历史上，它一直是中国的膏腴之地，真正的鱼米之乡。正由于这样，这片土地上的人很少为生计犯愁，财富蓄积得多，生活必然精致，人也会变得优雅。所以，吴越地区自唐宋之后，一直到今天，总是人才辈出，这里的人才大都是治世之才，精于理财、治国。天才和鬼才不可复制，但人才却是可以培养的。在吴越这种纸醉金迷之地，历史上也产生了不少温婉的故事，比如像“梁祝”这样凄婉的爱情。爱情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吴越这片土地上，爱情表现的形式就是像“梁祝”那样生死相依，在巴蜀表现的就是卓文君的大胆私奔。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有一方的表现形式。

以上这三种文化风雷激荡，交相辉映，一起构成了长江文化的灿烂。这种灿烂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作为长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楚文化，最早的发源地就是在荆江这一段。长江冲出了夔门流入武汉之前的这一段，俗称荆江。荆江的名字因为荆山而产生。荆山就是楚国的发祥地，春秋早期，楚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侯国，它封闭在荒山野岭之中，就是今天神农架下的鄂西北这一带，叫荆山山脉。楚国八百年的根基，就是从荆山开始，后人称它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时只有数千人的一个小小的部落，在荆山上生息繁衍。他们披着兽皮，穿着极为简陋的衣服，制作粗劣的陶器，谁会想到他们最后会创造如此灿烂的文化呢？我刚才在大厅里，看到安放着一只安阳市政府赠送的大鼎，是复制的春秋时代的早期作品，是周朝的，这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杰作。前不久，我在湖北随州还看到了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青铜器，远远超过黄河流域的制造技术。我不由得赞叹，伟大的楚国先民，经过几百年的奋斗，终于从一个落后卑微的部落发展壮大成为中原霸主，成为唯一能够与秦文化抗争的南方文化的代表。这是真正的“中部崛起”啊！它征服过吴越，击败过巴蜀，但杀伐并不是目的，楚人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把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保留下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当一个部落或民族知识层次比较低，而又有一种急于扩张和壮大自己的雄心时，那么这个部落、这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存在于“网罗天下之才尽为自己用”，这种宽广的胸襟，在楚人最早的文化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同学们有机会到荆州楚文化博物馆去参观，便可以看到两尊精美的青铜器，一个叫“鹿角立鹤”，一个叫“虎座鸟架鼓”，前者是一只修长的立鹤，却长着一双吉祥的鹿角，后者是卧虎上站着两只鸟，形成一只圆弧的鼓架。可以说，这两件青铜器是楚国艺术的代表作。楚人可以把山中之王——虎，和空中飞翔之灵——鸟，以优美的线条构图，愉悦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变形艺术，在今天看来好像很平常，可最早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屈原的《离骚》与《九歌》中，用了很多很多的比附，仅“香草”就说了几十种，可见当时整个南方丰富的植被给予诗人非常丰富的想象。楚文化在这样的发展与融合的过程中，变得非常的艺术和非常的贵族气，这种“贵族气”会把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优雅，非常精致。但是，在用战争来给历史定义的时代，优雅的贵族往往不堪一击。所以，楚人的鹿角立鹤无法抵挡秦国的金戈铁马，最终产生了灭国的悲剧。楚国因为发展文化而灿烂，也因为发展艺术而最终丧失了英雄的称号。所以说，当我们的生活用战争来定义的时候，成熟的楚文化没有显示出它的伟大；当我们的生活以和谐与发展来定义的时候，远古的楚文化的优势便会明显体现。因为它不是一个战争的文化，而是一个艺术的文化，是一个把生活的快乐发挥到极致，把艺术发挥到灵性高度的文化。

三

这种文化特点作用于“人”上，便构成了楚人的精神气象。在这里我要讲三个人，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的特点。第一个人是卞和。这位楚国早期的贤人，在荆山上发现一块玉，他自信这是天下最好的一块玉，因此决定把这块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不相信他，他因此被斩断了双脚。但是，不管经历多少坎坷多少难以想象的痛苦，不管经受多少坎坷和折磨，卞和决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手上有一块举世无双的玉。第二个人是春秋晚期的伍子胥。伍子胥的家族是楚国的贵族。一连三代，都是楚国身份显赫的大臣。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因为反对楚平王纳自己的儿媳为王后，都被楚平王杀掉，伍家被杀三百余口，惨遭灭门之祸。年仅二十三岁的伍子胥只身逃出昭关时，对暗中帮助他脱离险情的好朋友申包胥说：“我从此以后的志向，就是消灭楚王。”申包胥回答：“如果你灭了楚国，我将重新振兴楚国。”十七年以后，伍子胥带着吴国的大军，把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夷为平地，实现了他复仇的理想。两年以后，申包胥带着他苦苦求来的秦国救兵重新恢复了楚国。我们常常说一诺千金，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伍子胥和申包胥两人都做到了，他们都是君子，都是英雄，都是贵族。他们两个人的理想决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仍然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难得，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的特点。政治家们都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一旦说到就必须做到，这是何等健康的人生啊！第三个人是战国时的屈原，他对他的祖国充满了深切的感情。最后他看到楚国覆亡，便义愤地投江而死，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士大夫精神。以上这三个人基本上把楚人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强悍，刚毅，不屈不挠，决不拿自己的原则来做交易。他们既不像巴蜀的人那样悠闲、怡然自得，也没有吴越人那么谦谦君子。楚国的地理形势决定了楚人的文化品格。刚才我说了，整个中部地区从来都是逐鹿之地，所有的政权更迭都是在这片土地发生。中原逐鹿，已成了争夺天下的代名词。楚地长期饱受战争的蹂躏，这片土地的人便丧失了他们强盛时期的优雅，更多的以强悍来表现和定义自己的区域文化了。历朝历代，这片土地上英雄辈出，但它缺少一些温婉，缺少一些圆融。那一年我去鸡足山拜佛，在金顶上，一个和尚对我说：“夜观云气，中原大地的大乘气象很稀薄。”佛教分大乘和小乘，小乘讲究自修，大乘讲求普度众生。中国佛教属于大乘。我问老和尚，哪儿有大乘气象？他说：“西北，在西北的雪山上，有修行的与世隔绝的高人。”佛教讲的大乘气象，其精神表现就是一种圆融，一种谦和。而我们中部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刚烈。中国的西部，在很偏僻的深山里都可以看到很精致的寺庙。我到了巴蜀，见到那儿每一个寺庙的香火都很旺。这种情况在吴越地区也很普遍。今年5月，我去了浙江宁波的天童寺，感到那儿的晨钟暮鼓依旧像千年前一样敲响，尽管那里现代化的节奏非常之快，可是它依然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美好的东西，让自己与俗世保持一些距离，保留一份心灵的净土。中原地区以湖北为代表，就不可能那么优雅。你很难想象陆游，这位生在绍兴的浙江人，纵然身历战难，依然保持着诗人的童真。他在过四川剑门关的时候，写下“细雨骑驴过剑门”，这诗句多么飘逸啊！面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景象，他依然想到以一个诗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潇潇的春雨中，不是骑一匹战马，而是骑一只小驴子经过剑门关。可是诞生在中原的诗人，都没有这么从容不迫，这么潇洒飘逸。李白在湖北安陆住了十年，史称“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受到楚人的感染，发出的歌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大概李白是想，我既生活在湖北，就要像湖北人一样敢于藐视孔子。这位诗仙，一点都没有“细雨骑驴过剑门”的优雅了，有的是天风海雨似的呼啸。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楚文化鲜明的地域性，虽不具备排他性，但也很难为其他的文化所融合。

四

刚才我说的那三个古代的楚人，反映出楚文化发展到中期的特点，第一个是执著。那年，我同我的一个商人朋友讲，我现在准备写历史小说《张居正》。他问我：你准备花多长时间？我说：十年。他听了就跳起来说：十年？你生命中有几个十年？你自己也是经商的，你算算你的机会成本，算算成本有多高，你写小说成功与否是一个未知数，十年是一个已定的时间。你花十年去赌博，去做一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事，值得吗？我当时回答他说：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他说：谁没有故乡啊。我说：不，你没有故乡，你的生活之舟在汪洋大海上漂，漂到哪儿是哪儿。而我最终的“故乡”是在文学，虽然我一次又一次地离开它，但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中间不管我去了哪里，最终我都会回来。其实当时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一个湖北人，我身上有楚人鲜明的特点。伍子胥用十七年时间完成复仇，他成功了；卞和献玉，他不知道他的玉是否会被世人承认而因此变成了终身残废，最后他也成功了；屈原不愿接受灭国的现实而投江，他写过“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样的诗句。楚人的这一份执著，薪火传承，一代又一代。这种血液，这种生命的印记，是无法改变的。它流到我这一代楚人的身上，成为我的基因，我的动力。今天，我的书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但是当时我决定拿出十年时间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我看是执著，在别人看是冒险。我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功利的心理影响我。我非常敬仰屈原。他在投江自杀前有这样一段故事：一个渔夫劝他，你为什么一定要按你的生活方式生活呢？你应该迁就世俗，接受命运给你的安排。但是屈原不接受，他拒绝把自己的理想作为生命的交换，这就是活得有原则，活得有理想，这个理想和原则，就是来源于执著。

楚人的第二个特点，担当。担当天下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是楚人精神的另外一个特点。***曾经非常浪漫主义地说“遍地英雄下夕烟”，在他的眼睛中，他所见到的人都是英雄。这种心胸可了不得。我看了明人写的一部札记，记载这样一则故事，燕王朱棣住在北京的时候，一直很想从他的侄儿手上抢过皇位，可是他犹豫不决。这时候他请来一个相面大师袁珙。袁珙到了北京后，很惊讶怎么街上的贩夫走卒都有英雄气概，都有王侯之相。袁珙见到朱棣之后，围着燕王转了三圈说：殿下天生龙种，长髯过脐，日后必得天下。三年后，四十四岁的朱棣当了明代第三个皇帝。北京城里的贩夫走卒因为都跟随他参加“靖难之役”，从北京打到了南京，所以都成了功臣。论功行赏，有的当了诸侯，有的当了将军，果然应了袁珙的判断。那一年，我到红安县采风，这个县是有名的将军县，出了二百多名将军。离开时，县里领导一定要我写一点东西，仓促之下，我写了一首诗：“我爱红安五月花，杜鹃如血血如霞。如何二百屠龙将，尽出寻常百姓家。”为什么那么多农民出身的孩子，最终都成为共和国的将军呢？这就是楚人的担当精神的表现，一旦改朝换代，楚人的“担当”精神就会迸发，成为一股摧枯拉朽的伟大力量。但是这个“担当”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像我说的伍子胥，在那个时代实现理想还比较容易。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没出现那么多的权谋。所以我说春秋时代的政治是一种贵族政治的表现，伍子胥身上体现了英雄加贵族的气质。一千八百年之后，轮到张居正来挽救明代国运的时候，那是一个遍地小人的时代。当一个英雄要展开他富国强兵的愿望，想实现他书生的梦想，他就不得不面对那么多的小人和陷阱。所以，张居正在上任之初，说过一段话：“虽万箭攒体，不足畏也。”意思是我现在当了首辅，为了富国强兵的理想，哪怕前面都是陷阱，哪怕所有的乱箭射穿我的身体，也绝不后悔。李清照写了一首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非常奇怪，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怎么能写出这样荡气回肠的诗句呢？而真正做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就是伍子胥、屈原、张居正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

楚人精神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富有艺术性。小时候听人说“钟鸣鼎食之家”，我就感到很奇怪，“钟鸣鼎食”是什么意思？后来在随州出土了曾侯乙编钟才知道，钟鸣是古代最好的交响乐，是在家人吃饭时敲响的。把生活极度艺术化，这是楚国人割舍不下的一种享受。但这里面特别要澄清的一个事情是：让国家沉浸在艺术氛围中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政治家以艺术手法和方式来管理国事，那恐怕就是一种谬误，就会出问题。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很有艺术气质的皇帝，一个是南唐李后主，一个是宋徽宗，最后两个人都成了亡国之君。李后主所有的才情，换得的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这样的一种结局。所以，这里讲的，政治的艺术和艺术的政治是两回事。政治的艺术有一种特定的艺术思维，给政治注入想象力。这是楚人出身的政治家的一大特点。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比如说，***要搞“大跃进”，目的是三年赶超英美，这个举措是充满想象的，虽然后来失败了，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敢想敢作。还有张居正，当时在处理蒙古边境的问题时，他面对的现实情况是：自从明代开国以来二百多年，汉人和蒙古人的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问题在于，蒙古人需要汉人的茶，汉人需要蒙古人的马。可是双方都不给予对方交易的便利，每年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官方交易，就是“茶马交易”。在明朝方面，这个制度是祖宗定下来的，不可与异族通商。大家知道，在中国，凡事一涉及制度问题，就很难突破，哪怕明明这制度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也不能更易，这就是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张居正上任以后，制定了一个政策，就是在蒙古人聚集的地方，设立多个贸易点，最大的一个贸易点叫板升，就像小平同志设立深圳特区一样，张居正在汉蒙之间设立了一个板升城，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是突破祖制的壮举。当时也有很多大臣以“违背祖制”而极力反对，但张居正顶住压力，把这件事办成了。此举不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汉蒙两族之间的战争，而且让边境地区的居民从此安居乐业。这个特区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呼和浩特。因为政治家的一项决策，塞外的茫茫荒原上诞生了一座城市，这就叫政治的想象力。不以常规处置国政，不以教条治理国家，而是用一种变通，以崭新的思维来处理问题，这就是政治的艺术，这种艺术促进了国家的进步，人民的福祉。

五

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创造自己的事业时，不管是政治家、文学家，还是企业家，都面临着多种选择，但是有一个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那就是时代。你说我要当中国伟大的诗人，但我必须回到唐朝去，这可能吗？马克思说：我们不能选择历史，但是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不能选定时代来创造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可以给这个时代注入新的定义，重新演绎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动物像老虎这么凶猛，像飞鸟这么灵动，楚国人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想象。体现在艺术上就是变形，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变通。有人讲，如果我生活在唐代，我会和李白是好朋友，在宋代会和苏东坡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不给你这种假设。历史只给你今天，只能看你能否做今天的李白，今天的苏东坡。你不要去做历史的猜想者，你要积极而健康地处理你今天要做的每一件事情，要写的每一部作品。

自古以来，所有的政治家都把自己的国家当做一个作品来不停地修改，古今中外都一样。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把中国改来改去，到现在，我们的“中国”有多少个版本？汉代称“大汉雄风”，唐代称“盛唐气象”，明清的版本，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版本，你说哪一个版本是中国最好的版本呢？我们可以回头看过去，却很难定义要仿效哪一个版本来作为我们的选择。因此，今天的作家都有责任，把中国的不同版本生动展现给大家看，而政治家的任务尤其重大，就是要从历史中开掘精神资源，来领导人民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个过程是艺术的过程，是筛选的过程，是创新的过程，既有理性也有激情。我们楚文化，在历史上曾经绽放出灿烂的光芒。但是我刚刚说过，当用战争定义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文化，立刻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不堪一击。为什么我们的楚人那么强悍，而我们的文化又表现出它的脆弱性呢？我想这就是文化的两端。

在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再不是“遍地英雄下夕烟”了，社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变成了“遍地商人下夕烟”。去年，有一位领导问我：你认为我们的楚文化在新的时代下，对“中部崛起”是具有帮助作用还是起到制约的作用？我当时笑了笑，回答说：“摇钱树。”从来不可能长在急风暴雨的环境中，也不可能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如果我们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就要增加更多的包容性，而稍稍减一点我们的刚毅。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过一个口号，影响很大，是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提出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就是西方所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个口号作为培养天才而提出是可以的，但作为培养建设中的团队精神就有所欠缺。我们湖北有一种奇怪的动物——“九头鸟”，每个人都想当一个头，就是大家都想当领导，这样就缺乏一种和谐，缺乏团队精神。一鸟九头不好啊！在治世，就会政出多门，就会扯皮拉筋窝里斗。所以我说楚文化融入当今的时代，第一个要做到多一点包容，第二个是要减少一点个人主义色彩，就是说把天才的心态减一点。一片土地的风调雨顺，首先是每个人心理上的风调雨顺。到了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摇钱树”才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一个伟大的国家，绝不可能是经济上的巨人，文化上的侏儒。当和谐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现实时，我们的土地上还会产生老子和孔子，还会产生屈原这样一些文化巨匠和伟大的诗人。当前的中国，它提供的整个社会空间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财富聚集的时代，还是群雄聚集的时代，都要大得多，我们的文化视野也会变得阔大辽远。我坚信，当今之世，一流的政治家、一流的文学家都会出现，一流的企业家和商人也会应运而生。

最后一个问题，不断有人问我，“楚文化可以改造吗？”我的回答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改造不是像动手术那样的改造，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文化的改造无异于基因的改造，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不是一代人可以实现的。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当我们大家都变成谦谦君子的时候，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气候就会回来，在我们的这片文化土壤上就会生长繁茂的奇花异草，那么楚文化再一次兴盛将指日可待。当然我们的兴盛并非是对历史文化进行毫无选择的继承，而是重建我们的文化长城。“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马”不度“阴山”，除了“飞将”之外，还要有我们的“长城”，我们新一代的文化长城没有建立，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故乡”的区域有多大，就不知道我们祖国的文化有多么宽阔。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06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