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因为想写一部反映辛亥革命的电影，从春节开始，我就阅读大量的辛亥革命史料以及研究这一段历史的著作。此前，对辛亥革命我只有一些感性的认识，直到去年接触更多的史料，学习了一些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对这一段历史我才产生了一些理性的思考。

记得读完了金冲及与胡绳武两位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之后，感慨良多，写了一首七绝：

万里哀歌岂奈何，乱云深处哭铜驼。

以身酬国书生事，一掷头颅涕泪多。

以身酬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从黄花岗烈士冢中那些长眠的忠骨，到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引颈就义的徐锡麟、秋瑾等等，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存有的谭嗣同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凛然正气。当天下的书生都变成了慷慨赴死的英雄，这绝不是时代的进步，而是民族的灾难，国家的悲剧。

说到这里，我禁不住要问一句：究竟是谁把这些书生改造成英雄的呢？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当然难辞其咎。但是，更大的罪人，制造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的，应该还有一直觊觎中国的丰富资源并企图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

二

众所周知，从清朝中叶开始，诞生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进入它全盛的发展时期，为了掠夺资源与开拓海外的市场，以西班牙、葡萄牙与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纷纷来到了中国。

对于中国的侵略，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那时的中国，是明朝的正德皇帝统治的时期。正德皇帝是一个超级玩家，如果活到今年，他一定是娱乐界的宠儿，甚至可以去角逐奥斯卡的影帝。但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统治者，他显然是不合格的。在他统治的第十二年（即1517年），有八条带有武装的葡萄牙船进入珠江口，向岸上的清军要塞开炮示威。这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第一炮。但是，这一炮并没有引起正德皇帝的警惕。当西班牙的海盗在广东开炮的时候，正德皇帝正在山西大同，他以视察西北的军事为名到了那里，但他并没有认真地处理军事要务，而是命令手下到处搜刮民间的美女，带到他的行宫里寻欢作乐。

自从秦朝统一中国，特别是汉朝之后，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西北和东北。这乃是因为，这两处众多少数民族诸如匈奴、回纥、东胡、鲜卑、契丹、女真等等，凭借他们的铁骑，屡屡给中原的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唐宋两代的边塞诗，在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如唐诗“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宋词“西北望，射天狼”等等，都是描写朝廷官军在征服西北少数民族战争中的英雄情怀。

但是，十六世纪以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航海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凭借坚船利炮，他们可以通过浩瀚的海洋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此情之下，虽然马背上的民族仍然是一个威胁，但是，轮船上的海盗却显示出了更大的贪婪。中国当时的统治者们，并没有看到这一个形势的变化。他们所掌握的科技知识与狭隘的世界视野，使他们丧失了处理这一危机的最佳时间。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用专门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威·豪依特的话：“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历史，完全可以证明威·豪伊特的这个论断。

中国地大物博，既是资源的富集区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西方逐利的资本对这一片东方的大陆怎能不垂涎三尺。开始，他们也试图以贸易的武器来占领中国的市场。但是，这一招并没有奏效。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导致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此后，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列强发现了鸦片是足以保证他们赚取中国白银的最好的商品。诚如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吸毒成风，就会成为鸦片的广大市场。因此，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成为英国商人追求高额利润，并改变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

西方列强利用鸦片赚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导致中国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压榨与掠夺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中国铁路、矿山、纺织等工业几乎全部被他们控制。英国人赫德更是担任中国海关关长达五十年之久。《马关条约》、《天津条约》等一批丧权辱国的条约相继制订，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使清朝财政陷入崩溃。有着五千年文化，曾经长期雄踞东方，睥睨天下的东方帝国竟沦落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一悲剧，实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两千余年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与创痛。此情之下，辛亥革命的爆发绝不会让世人感到突兀。一百年后，我们重读陈天华的《猛回头》与《醒世钟》，仍能感受到当时革命志士的无以复加的愤怒。

三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用崇敬的心情来记述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先生说过的一段话。1897年，***在英国伦敦《双周论坛》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完全打倒日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的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是这种输入如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行的话），就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当我们引用过去这样腐败的具体事件作为例子，并根据我们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为了揭发这种骇人听闻的，几乎难以置信的事情的本质，用一些也许会引起人厌倦的详细情节来写出中国大众和官场的生活的时候，才会明白革新党的言论，对于这种情况是丝毫没有夸张。

***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让英国在他领导的革命组织与清朝政府之间，能够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道：

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灾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其实，中国所有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两段话，我们理解正在遭受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海外的***，急欲向英国政府及朝野间的有智之士表明他革命的理由与立场。一个长期让人民饱受苦难的政府，除了推翻它，难道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流亡海外那段时间，西方列强的大量资本注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兴办工厂。清朝政府已完全丧失了对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在***看来，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解决中国资本短缺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中国的政府必须是一个让人民放心的政府，是一个有作为、有理想的政府。否则，大量引进的资金必将为这个政府的贪污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作为民主革命的思想家，***虽然有一相情愿的地方，但他绝不会弱智，他心中清楚西方列强的资本进入中国，并不是出于博爱的基督精神来施以救济和援助，而是血淋淋的欺诈和侵略。在国外的演讲中，***不止一次地称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可见他知道，西方列强与清朝政府之所以互为依靠，其原因是：一个要靠对方坐稳江山，一个要靠对方牟取暴利。

但是，***在他的流亡生涯中，确实得到过一些西方国家的保护甚至资助。出现这种情况，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与人权保障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以英美及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则是把***作为一张牌，用来与清政府讨价还价。培养与保护一个国家的反对力量，是他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惯用的伎俩。

应该说，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前，***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但是，武昌首义之后，西方列强给***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关系课。

***在美国丹佛听到武昌首义的消息后非常振奋，同时也想到一旦成立共和国，必然会面临外交及财政上的困难。因此他决定在回国之前，先游说欧美各国支持新生的中国政权。他分析与中国有深厚利益关系的国家有六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他认为只要这六个国家表态支持中国的革命党人，则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将指日可待。但是，从1911年10月14日开始，到11月24日这40天里，***游走于美国和英国、法国，他渴望见到的政要大都避而不见；他拜访一个又一个财团希望获得贷款，以解决建国经费的燃眉之急，也一次次地遭到了拒绝。这些国家当初庇护了他，但现在抛弃了他。

1911年12月25日，***结束了十六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上海。当时各种国内外报刊盛传他带回了大笔款项甚至购买了军舰。面对记者的提问，***冷峻地回答：“我一文钱也没有，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

四

在论述中国古代政治生活时，我们常常以“政统”与“道统”来对统治者与知识分子加以区分。政统的代表是皇帝，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政要。“道统”的代表是知识分子。统治者注重的是政权的稳固，是国家与统治集团的利益。知识分子关注的是民族盛衰的规律与普世的价值。在一个成熟的国家里，政统是权力，是实力；道德是良心，是软实力。

我觉得，中国的政统与道统之分，显示了儒家的智慧。用这一公式套用于世界政治，也非常合用。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则明显看出了政统与道统的背离。他们虽然是宪政国家，尊重和保护自由、民主这些普世的价值，但他们更看重国家的利益与财富的掠夺。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能够得到他们的保护，但作为一个仿效他们建立新生政权的领袖却被他们拒绝的原因。

因为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因为满清王朝的昏聩腐朽，像前面提到的徐锡麟、秋瑾、陈天华、黄兴等众多的本属于道统的知识分子，纷纷团结在***的周围，成为了一股扭转乾坤推翻帝制的巨大力量，而他们本人也都变成了千古传颂的英雄。百年之后，反思这一段历史，除了对辛亥烈士们的缅怀与崇敬，我还想要说的一句话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方列强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永远不要忘记！

2011年3月9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