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教育思想的演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华文明大背景的深远影响和浙江地域文化所产生的独特的影响力。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无疑是千百年来对义乌教育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想。儒学的教育观注重传统文化的力量，注重社会人事，不崇拜神灵，不宣扬宗教，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崇尚仁义，强调文治。儒家的教育观对后世义乌学人的求学和从政都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秦汉是浙江文化学术发展的启蒙阶段，而东汉时期中原儒家文化和浙江本土越文化的交融，孕育出了浙江文化教育的一位标志性人物——王充。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在《论衡》这部著作中。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神化倾向严重。在这种大环境下，王充的《论衡》站在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上开始了对当时现状的一种抨击和批判，提出了全新的哲学观，并在他的教育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王充的教育观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出发，对儒学教育中虚妄、繁琐、僵化的弊端进行了批判，提出了颇有现实价值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价值观对教育的个体价值、社会价值、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原则等都有充分体现。他认为，就个体而言，自然可变，人性亦可变；人性可塑，社会人事亦可易；环境改变人性。他以孔子弟子子路举例，子路本来是“戴鸡佩豚，勇猛无礼”之徒，但经过教育之后，“猛气消损，交节屈折”，成为孔门十贤之一。他认为人的成长“在化而不在性”，用竹木经过雕琢刻削可以成为器用，来说明教育对人的可塑性。他用了“孟母三迁”的故事来说明运用良好的环境可以改造人。人性改变是环境与教育合力影响的结果。

王充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教育改变人性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社会，因此，他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为国为事”的贤人君子。同时，他还认为教育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学为世用”上，即治学的目的在于经世济民，著书立说也是为了改造社会。他还认识到，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表现的是一种隐性价值，是那些产生直接效应的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王充从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出发，认为由于人的“秉气不同”，环境不一，造成才能也有差别，因而培养目标也应有不同，这就类似于今天“因材施教”的思想。他对教育、教学以及学习的原则和规律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表现出超乎时代的远见卓识。他提出了“以心原物”的认识论，也就是说，认识事物不能仅凭生理感觉获得的直接经验，还须有演绎推理的理性思维过程。他提出了循序渐进的过程论，认为知识、经验的获得须有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因此，要想获得一定的成就，必须不断磨砺，锲而不舍。他提出了“问难”与“距师”的师道观，认为在求学的道路上，“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是不行的，但一味地信守师法，独求一家之学也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倡求真务实的求学态度，凡事只求真理，不避权贵。他还提出了“博达疏通”与“学为世用”的学术观和“知即力”的知识观。他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是造就“鸿儒”，是能融会贯通、兼容众家的大才，而大才的作用就是要服务于社会。他提出的“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的论断比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早了约1500年。王充的教育观对义乌后世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学为世用”实用主义教育观。即使在当代，他的教育思想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另一个教育思想繁荣，学术流派纷呈，并对义乌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是南宋乾淳时期（1165—1189年）。这一时期，在浙江大地上出现了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康学派的陈亮和永嘉学派的叶适。

吕祖谦（1137—1181年），是婺学的创始人，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为“东南三贤”。他吸收了事功学派的若干思想，其学术思想和教育观均具有注重经世致用的倾向。他的人性论综合了二程、陆九渊及朱熹的思想，体现了博采众长的特点。最重要的突破是把人性的本质上升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他认为性就是理，不论圣人还是普通人都是一样，没有分别的，体现的都是善。之所以有不善的存在，是因为气有清浊之分，但是可以通过教育，可以循理修道，使人至善。

吕祖谦教育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强调“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在他看来，要驱逐异族入侵，拯救衰世，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重要位置，同时又指出教育的责任在于培养实用人才，“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他的学习观讲求“经史并重”，经学以修身，史学以致用。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和学习方法，主要体现为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立志为先和质疑创新。

以陈亮（1143—1194年）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1150—1223年）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主张务实、求功利为衡量价值取舍的标准。学界将二者合称为“事功学派”。永康学派“专言事功”，在师承关系上是“无所承接”，独树一帜。永嘉学派“以经制言事功”，其源头则“源于二程”。应该说，“事功”的理念，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的义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亮和叶适提出了“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他们曾就教育的目的与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家进行过激烈的交锋，反对“教人作儒”的提法，主张首先要注重道德修养，没有良好的道德品性，就不会成其为“人”；其次要有实际本领，使道德修养得以在实践中体现。就教育的内容而言，陈亮和叶适提出了“广闻博识”的学习观，他们认为，经书只是提供了治国之道，读经就是为了把这种治国之道用于实际行动，使之在治国安邦中产生作用。他们对经学以外的学问都加以提倡，坚信做学问必须达到广闻博识，才能寻求到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陈亮对兵法、山川形势、水利、度量权衡、官民商农等也多有论述。作为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和叶适的教育方法也颇具特色。他们强调内外交相成的学习过程，勤勉自主的学习态度，质疑创新的学习方法，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由于地理上的优势，陈亮和叶适的教育观对义乌教育的辐射影响尤为明显。在此期间，有一大批义乌学人追随陈亮和叶适的事功学派，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喻良能、何恪、喻良弼和陈炳四人，被陈亮称为“乌伤四君子”。

进入明代，浙江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守仁（1472—1529年）。王守仁的学说继承了孟子和性善论，认为“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他提出了“致良知”的教育目的，提出教育的作用就是“学以去其昏蔽”。同时，针对当时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教师所教，学生所学，已经完全失去了“明人伦”的立学本意，而以追逐功名为唯一目标，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基本原则，强调道德修养过程中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他提出了与他的道德修养论相一致学习观，倡导“有学必有行”，学行合一。他将《中庸》概括的学、问、思、辨、行的学习过程的内涵作了具体解释，认为“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他还提出了“顺应自然”的儿童教育观，认为应当顺应儿童性情，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使他们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

源自王守仁的阳明学派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改造和书院教育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他之后的百余年间，分化出许多门派。这些派别既有王守仁嫡传弟子、再传弟子的派系，也有受到王学间接影响而形成的派别。其中浙中王门是浙江地区的阳明学传人，著名的学者有徐爱、钱德洪、王畿等。这一学派对义乌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在阳明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影响下，明中后期义乌的书院教育进入了又一个繁荣期，并涌现出王汶、虞守随和虞守愚堂兄弟及虞怀忠等一批义乌学人。

其后，刘宗周（1578—1645年）的“蕺山学派”不仅继承和发扬了阳明学派的“心”学理论，而且综合众家之长，提出了“心性合一”的人性论、“慎独”为宗的修养说、“为学、为道”的学习论，并倡导学做“庸人”，以平常心做人。刘宗周试图以综合的方式扭转王学末流之弊，对明末清初义乌的实学教育思潮的产生起了重要的牵引作用。

明末清初之际，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在浙江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具有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思想的学人，代表人物有朱之瑜、陈确、黄宗羲等，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务实、重人、重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结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在阐述哲学、历史、社会政治观点的同时，提出了别开生面的教育思想。他们的教育主张虽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但都体现出“崇实黜虚”的共同特点，故称之为实学教育思潮。

朱之瑜（1600—1682年）亲身经历了明亡的过程，因而对明末日趋腐败的社会制度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明朝覆灭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腐败和经济崩溃，在于封建士大夫的腐化堕落，而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人们竞相将八股时文作为标榜，“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进取，竞标新艳，何取渊源……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他认为，人之真才实学需要通过学校教育的培养，“庠序学校诚为天下国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废”。他还认为，儒学经过千百年的蜕变，已经失去其本意，而要恢复圣人之学，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学校教育。他提出学校教育要多培养文武双全之才，“文武之道，无所分也”。他认为学校教育在培养贤才的同时，还可以起到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气的作用。

陈确（1604—1677年）奉行慎独之学，讲求践履之功，并成为蕺山学派的重要一员。他提出了“继善成性”的教育作用论，认为人性不仅是善的，而且这种善是天生平等的，圣人与人同类。人在后天所“习”不同，于是逐渐形成了善与不善的差别。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在权衡读书与道德修养的关系时更强调后者，认为“仁义修，虽聋瞽不失为君子；不修，虽破万卷不失为小人”。他提出了“崇实弃虚”的为学目的论，认为宋儒将现实的事物道理每每说向极微极妙处，并称之为“天理”，结果导致圣人之道绝于世。他提出了“素位之学”的概念，也就是务实之学、治国安民之学。他还提出了“学无止境”的终身学习论。他在批判被儒家奉为圣典的《大学》时提出了终身学习思想，即学习应贯串于人的一生，而不是限制于或停滞于某一阶段。

黄宗羲（1610—1695年）治学极广，著述博杂，成就宏富。他所著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所著《明夷待访录》提出了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起到启蒙作用。他认为，学校的职能除了传递学术、培养人才，还应该承担十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要“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他提出了“宽于取士，严于用士”的人才观，强调人才选拔的核心是经世致用。他提出了“经史并用，贵在适用”学习观，还提出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尊师重教观。

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城市宁波、温州相继开埠，浙江不仅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基地，也是中西文化交会的前沿。外国传教士在各地纷纷建立教会，开办学校和书馆，除了传播教义外，也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新式教育。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顽固势力，浙江的有识之士秉承实学教育的传统，倡导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并结合了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的实践。

龚自珍（1792—1841年）作为改革封建教育的先驱，积极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他的著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反映了他的开放的教育思想和盼望人才的急迫心情。

甲午战争以后，僻居浙南的孙诒让冲破旧学藩篱，在家乡创建学计馆、方言馆、蚕学馆和化学馆等新式学堂。几乎在同时，杭州知府林启也开始兴学活动，于1897年创办了求是书院，随后又办起了蚕学馆和养正书塾。

在这一大背景下，义乌虽然地处浙中内地，交通、信息相对闭塞，但在一批义乌学人的努力下新学之风也在渐渐兴盛。朱一新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张之洞曾邀他出任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院，教授经、史、理、文等“有用之学”。其院规为“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他的学术思想作风在当时影响很大。楼虎臣在清末民初时期，先后任义乌县劝学所所长七年，热心兴学，常下乡视察劝导，对推进义乌的乡村新式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榥在留日时即从事著述，曾编撰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大专学校教材，现存世的仍有其编著的大学教材《心理易解》等。当时，他还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参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的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科举、兴学堂。义乌籍教育家吴源却早在光绪廿六年（1900年）就出资创办了民义学堂并自任教师。这是义乌第一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式学校。何菁于民国12年（1923年）任义乌教育局局长，期间劝导社会募捐，开辟税源，建公共体育场，在城乡五区设立通俗图书馆。他还创办了《义乌教育月刊》，公布各级政府教育法规，推广和介绍先进教育伦理和教学方法，通报教育情况。他任教育局长期间，义乌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些义乌学人用行动极好地融合了新式西学和传统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