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义乌古代教育主要的发展、稳定、成熟期。相较于宋元，这一时期的教育成就也更为全面和多元化。在明清的前期，由于其教育思想、制度和内容主要是在宋元基础上的传承和发展，因此，其成就也主要体现在科举取士的成果和杰出人士方面。在明清中后期，随着民间教育的逐步普及，义乌教育从本地实际出发，在学校建设、乡土教材等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些方面还在全国独树一帜。

在科举取士方面，明清统治者比宋元更加重视，制度上也更加完善和严谨，更加注重形式，规条更加繁琐，因而科举地位也更加提高，尤其是八股取士的创行，客观上引导地方教育机构和生员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应对科举考试上。义乌一直具有重视教育、重视取士的传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清时期科举取士成就延续了宋元的成果。据统计，明代义乌共取得进士26位，武进士2位；清代取得进士15位，武进士6位，其中不乏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或对义乌教育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如王汶、虞守愚及其家族、楼镇、吴百朋、金世俊、朱一新。还有一些杰出人物虽因种种原因未走科举取士之途，但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或对社会和义乌教育的贡献毫不逊色，有些甚至成为永载青史的人物，如楼虎臣、陈榥、吴源、何菁等。这一方面说明科举取士并不能简单地衡量明清时期义乌教育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证明，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底蕴的义乌教育并没有因为明清统治者过分强调科举取士而导致传统人文教育精神的丧失。特别是清末西学入浙的影响，使义乌的人才成长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在明清时期，除了纯官办的县学延续不断和以社会贤达为主创办的各种书院外，对普及教育具有更大实际价值的教育机构纷纷涌现，大大推动了义乌基础教育的发展，使普通百姓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在各类新办的学校中，有地方官府出资兴办的，更多的则是各种类型的民间办学。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义乌知县熊人霖创办的九大社学，总称为龙门大社；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吴源创办义乌第一所具有西方新学性质的学校——民义学堂，在义乌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仅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不到十年间，义乌就立案创办学堂40多所，这些学堂多半设在乡村，对普及农村贫寒子弟的教育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期间，义乌县府还新创办“县立初等小学堂”，创立了专门为成年农民扫盲服务的“简易识字学塾”，成立了县劝学所和县教育会，对推动义乌教育从旧学实现新学的转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在新式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义乌乡贤突破数百年来的教学传统，为适应农事和农村日常应用的实际需要，自行编写乡土方言教材《谷米豆麦》，供普及民众教育之用。这是义乌迄今发现最早的地方教材，在义乌教育史上具有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