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便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发展历程，是人类特有的重要社会活动，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中华教育的大背景来看，西周时期是我国形成相对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最早时代。西周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以“学在官府”为主导的体制和以“六艺”为主体的内容。西周的教育和各项制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当然，在当时文化发展还相对滞后的浙江义乌，其教育受西周官学的影响较小，发端也更迟些，而更直接的影响则来源于具有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越文化以及秦汉以后逐渐融入越文化的儒学文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浙江设置郡县。秦嬴政25年（公元前222年）置乌伤县。两汉、三国时期，义乌的经济、文化就开始得到稳步发展，众多士族学子开始研习儒学经典，发展儒家文化，可谓文化昌盛，文人辈出，自古被称为“小邹鲁”。西汉末年，北方战乱频仍，大批士族、农民、手工业者避乱到江南，加快了中原文化与越文化的融合，也促进了义乌文化教育的发展。之后，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和移民而出现的文化南移现象较之西汉末年更为普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义乌的文化和教育事业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

因为时代久远，史料堙没，义乌教育的发展脉络已难细考，只有零星记载。据古《义乌县志》载，孙吴时期，乌伤人士骆统，字公绪，官任濡须督，曾经师从以儒学闻名的江东丹阳人唐固。“县古有学，肇自元魏”。北魏年间（386—534年），乌伤诞生了最初的官办县级教育机构——县学。南朝时期，齐国楼幼瑜，字季，长于《礼》学，著有《礼捃遗三十卷》与《文集六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注》，聚徒教授，不应征辟。自隋唐起，浙江的教育才真正兴盛起来，义乌的教育也随之得到发展。唐武德7年（624年）乌伤改称义乌，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

随着宋室南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大地成为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地区，太学、宗学、武学、医学、画学等中央官学陆续建立，各地所设的书院也多达190余所。这一变迁也为义乌文化和教育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得各种学派和教育思想蓬勃发展。义乌儒学的发展也从南宋时期开始兴盛，崇祯《义乌县志》之《儒林》、嘉庆《义乌县志》之《理学》，均始自于南宋时期。由于山川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儒家学说学习与传播，义乌自成系统，历代学人在儒学领域中默默耕耘也多有建树。

同时，在全国统一的制度保障下，义乌的教育制度也日趋规范。以讲授理学或学习制艺为主的书院也在义乌纷纷设立。历代有东岩书舍、滴珠书院、绣湖书院等近20所，尤以明代最盛。书院的设立对于丰富义乌的学术思想，推动当地的教育进步和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科举入仕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明代建立至清代结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成熟走向衰败，直至灭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前半段，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思想都达到了空前的成熟，在这样的大背景和中央集权的统领下，唐宋以来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制度得到了继承和巩固；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吸收前朝统治的经验教训，把封建专制更推进了一步，通过强化思想控制、发展官学和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等措施来实现教育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在这个过程的后半段，由于封建统治的衰退、思想界对传统封建思想的反思和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出现了“崇实黜虚”的实学教育思潮，并在全国逐渐产生了效仿西学的新式教育。

始兴于元代，普及于明清的社学以官民结合的地方学校形式，对推动义乌的教育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学以民间子弟为对象，“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明崇祯年间，义乌有著名的“龙门大社”。

义学、私塾（义塾、家塾、族塾、学馆等）等蒙学机构是发端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城乡分布最广泛，也是最基础的教育组织和办学形式。义学为“广励人才、俾贫而无资者皆得有所成就”而设。清时，义乌乡贤自编方言教材《谷米豆麦》供私塾蒙童和农民识字速成之用，咸丰年间已广为流传，堪称一绝。私塾这种最普及的办学形式直至民国30年（1941年），因现代教育的引入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义乌地处崇尚实学的浙江腹地，虽然经济并不够发达，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支持也相当有限，但由于有深厚的传统教育思想基础和众多热心于教育的社会贤达，又深受实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其明清时期的教育状态始终没有滞后于全国的发展，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方面还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鸦片战争以后，宁波、温州相继开埠，一方面，纷至沓来的传教士从沿海逐渐深入内地，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另一方面，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感受到了西方教育的科学和进步之处，开始把目光从古圣贤的经典转向域外教育模式，希望借此寻求中国富强的良方。在此双重力量作用下，以1900年吴源创办的“民义学堂”为标志的义乌新式学堂的诞生，拉开了义乌近代教育的序幕。之后的数年间，由私人创办或由地方官府资助的新式学堂在义乌遍地开花，这些学堂多利用原先的书院、学塾旧址及宗祠等改建而成，为义乌的现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荡涤，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不仅有了较为完善的教育管理体制，各级各类教育也初具规模。义乌在民国初期和中期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后期因连年战乱，教育事业举步维艰。民国2年（1913年），县政府连续创办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县立高等小学，使县立高等小学达到5所，还有大批私塾被改良为现代学校。民国16年（1927年），县政府通过向社会劝募、开征附捐等方式筹措经费，创办第一所初级中学——义乌县立初级中学，使义乌教育又迈上了一个台阶。至民国26年（1937年），义乌已有普通小学274所，改良私塾161所，一年制短期小学54所，教会小学1所，共计各类学校490所，小学生23911人，初步形成了新式教育的雏形。

从教育实体来看，初等教育占据了义乌近代教育的主要位置，为义乌的人才培养发挥了奠基作用。中等教育实现了普通中学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多元化，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中等技术人才和合格的师资。高等教育在近代的义乌还是个空白，而民众教育一直受到重视，成为义乌近代教育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同时，由于义乌地处经济相对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的浙江腹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旧教育体系处于混合过渡阶段，甚至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根本无教育体系可言，基本是地方政府和民间贤达依照各自对教育的理解来展开各种教育活动。直至中华民国成立十多年后，近代教育体系才逐步形成，新的教育体系包括新学制的逐步定型，教学内容在设置上的逐步完善，西式课堂教学方法的逐步引进和消化，对学生思想和行为规范教育的重视，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和教育监督机制的形成等。在义乌，一批热爱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也主动投身到教育体系的建设之中，使义乌近代的教育事业风声水起，硕果斐然。

抗日战争初期，义乌作为后方，虽然经常遭遇日机轰炸，但从敌占区返乡的义乌籍教育人士联手当地教育界人士，依然通过兴教开展抗日不止，相继创办了多所私立初级中学。民国31年（1942年）义乌沦陷，大批学校被迫停办，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但县立初级中学、中国中学等毅然迁址到邻县坚持办学。同时，百姓群策群力，许多乡村小学仍积极举办战时民众学校、民众补习班等，既宣传抗日又开展识字教育。解放战争期间，物价飞涨，国力空虚，民不聊生，义乌的教育事业也跌入低谷，但仍创办了一所初级中学——私立江南初级中学。

1949年5月，义乌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接管、改造旧有的学校，对旧教育进行整顿、调整和改造后，学校逐步恢复正常秩序。为了办好社会主义教育，党和政府提出了“教育向工农开门，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并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教育最大的改变就是向工农大众，特别是向贫雇农子弟彻底敞开了教育大门。

自1949年至1957年，这一时期义乌教育的最大成就是稳定基础教育，私立全面转为公办。1952年，农村土地改革完成，私立学校赖以生存的学田也不复存在，政府将全部私立学校改为公立，教师工资全部由政府财政支付，大大稳定了教育基础。原乡镇中心国民学校也改为乡镇中心学校。1953年后，义乌教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经过多年努力，义乌初步建立了一套社会主义教育制度。1953年秋，义乌中学开始招收高中新生，诞生了完全中学。在教育体系上则效仿前苏联模式，重视教学的计划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并在中学开设俄语课。1956年，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中，政府通过接管私立初中，增设“戴帽子”初中，使公立初级中学得到较大发展。同时，全县在校小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加，达到1949年的2.4倍。义乌县教育部门还通过举办农民业余初等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开展工农业余教育，实现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学历教育；通过冬学、识字组等形式组织农民扫盲；还利用树国中学旧址创办了义乌师范，开创了义乌师范教育的先河。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许多教师被错划为右派，给义乌的教育造成了重大损失。

1958年至1965年间，义乌的教育事业随着国家教育方针的摆动而曲折前行。1958年，国家制定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在贯彻国家与群众办学并举的“两条腿走路”、“两种教育制度”方针的过程中，教育事业转入全面、大规模的发展。在此期间，民办小学和社办初中在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之后，连续几年遭遇大面积自然灾害以及与苏联断交等困难，整个国家面临最严重的困难，义乌的教育事业也因此陷于困顿。1961—1962年，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义乌的许多公办小学转为民办，大量小学教师被辞退、下放。196—1965年，国家又号召兴办耕读小学，使小学教育得到更大的普及。至“文化大革命”前，义乌教育事业虽受到“整风反右”、“大跃进”和“教育革命”等“左”倾思潮和运动的影响，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阶段，但教育发展的步子并没有完全停顿，在全国教育形势的推动下稳步发展，特别是在初等普及教育方面，从义乌的实际出发，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开展多形式办学，使学校发展迅速，初步满足了社会对教育的基本需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1966年至197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各项工作的正常秩序都受到严重冲击，使整个国家陷入空前的动乱，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义乌的教育事业自然不能幸免，几乎所有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被卷入这场运动中。“文化大革命”初期，义乌各学校与全国一样，各级教育组织和学校瘫痪，停课闹革命，考试制度被废除；成立了“红卫兵”、“红小兵”组织，搞全国“大串联”；“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主持开展“斗批改”，大批干部和教师遭到残酷的批判和斗争；校舍、校产惨遭破坏，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后来，虽以“复课闹革命”的形式恢复了教学，但教学秩序仍不正常，《***语录》成为各校学生的基本教材，教学中强调劳动实践，开展大规模的学工、学农劳动。1968年，提出“社社办初中”，各小学延伸办初中班，而初中学校又办起“带帽子”高中，出现中学教育发展失控的局面。1971年，又在“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家门口”的口号下，初中更加超常规发展。1975年，又掀起民办高中热潮。至1977年，义乌全县初中学校数达到历史最高峰的177所（含附设初中）；办有民办高中的学校达95所。为了满足超常规的发展，大量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被大量引进，民办教师占了中小学教师总数的近一半。由于教师素质和办学条件的制约，这一时期的教育质量良莠不齐。

1977年，中共“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拨乱反正、调整改革成为教育事业的主要任务。义乌的教育事业也迅速回到正常轨道。1977年冬，国家恢复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当年全县有127名考生进入高校学习，263名考生进入中等专业学校学习。1978年，曾因国家经济困难而停办的义乌师范学校恢复招生。同年，全县开展“摘帽脱靴”，调整各类教育结构和学校网点，至1979年，全县所有高中班并入9所县属中学，并加快了小学普及工作，狠抓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1979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义乌工作站”成立，使义乌的成人教育与高等教育实现接轨。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为了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县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加强教学研究，充实教研员队伍，建立了县、区、社、校四级教研网络，注重高、中考研究，使义乌的高考文科成绩名列全省前茅。1982年起，教育局又将教研工作下移至初中和小学，为打好教育基础，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3年，义乌县委召开全县有千人参加的教育工作会议，共商振兴义乌教育大计。翌年春天，义乌县委下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加速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的决定》的文件，提出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好教育工作。自此，义乌的教育事业如春潮涌动，快速、优质地向前发展。政府加大了教育投入，教育结构和体制得以改革，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业余教育、幼儿教育全面发展。同时，还开征教育事业附加费，多渠道筹措经费，鼓励全社会集资办学，提出“五路进财”办教育，改善办学条件，着力解决中小学危房以及无围墙、无操场等问题。之后，县政府还提出要在1987年前普及两年幼儿教育、六年小学教育、三年初中教育，并提倡多种形式兴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因此迅速兴起，大大缓解了幼儿入园难的问题。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农民技术教育也异军突起，农民技术学校从无到有，全县掀起了一轮发展职业教育的高潮。1985年，全县对全日制学校实施“校校有操场，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凳，校校无危房”的“三有一无”工程，使各级各类学校硬件条件基本达标。至1985年底，全县少青壮年非盲率也达到了95.02%，被省人民政府授予“基本无盲县”称号。

自1986年起，义乌开始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以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中小学教育的重点，撤销了小学附设的初中，实行规范的小学、初中分设模式。同时，开始进行教师职称评定、校长负责制和教师聘用制的尝试，并建造教工宿舍，改善教师生活条件，以稳定师资力量，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1988年5月，义乌撤县建市。自此，义乌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此形势下，义乌市政府确立了“教育强市”战略方针，提出要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加科技教育投入，重视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文化水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全市实现繁荣富强。

在此过程中，义乌市全面贯彻国家和省教育部门关于教育事业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拓宽办学思路，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使教育较好地适应并服务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在具体实践中，义乌市改革基础教育管理和办学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了教育评价和督导制度，调整了教育结构，呈现出蓬勃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1990年，义乌开始实施第一轮学校布局调整，解决完小、村校过于分散的问题，通过撤并村校，试办寄宿制学校等措施，加快学校布局调整的步伐，以提高师资和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1993年，义乌创办了杭州大学义乌分部，开创了县级市创办大学的先河。在这一时期，义乌市加大了教育投入，把教育工作的方针放到普及义务教育与加快全方位教育同步发展上来，实现了普教、特教、职教、成教、幼教、高教“六教并举，共同发展”。

1995年是义乌市教育工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实施的“强基础、创特色、现代化”教育战略使义乌的教育事业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新时期。一方面，提出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指导思想，开始构建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三大板块的教学体系，引导组织开展各类兴趣活动，在强调打好学校“双基”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素质能力。同时，还加大了各校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建设。另一方面，开始全面推行校长负责制，实施中小学等级目标管理，对中小学办学水平进行综合量化评估，并实施《义乌市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管理办法（试行）》，接纳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在就学管理上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1995年，义乌市通过浙江省“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并被评为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县（市）。1997年，义乌市被省政府评为“两基”工作先进县（市）并经省教委评估，义乌教育综合水平居全省县（市）级第二。同年，义乌被确定为全省首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验县（市）。

1998年，义乌市委、市政府以创新的思维开展创建教育强市活动，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义乌市的教育事业，并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意见》和《义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制订了《义乌市教育事业发展和学校布局规划》。同年，还开通了全省首家县（市）级教科网——义乌教育网，接入互联网，实现了义乌教育与国际接轨。

1999年，义乌市通过省首批教育强县（市）评估验收。为适应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这一年开始实施第二轮的全市“三集聚”（高中向城区和卫星镇集聚，初中向较大镇集聚，小学向乡镇所在地集聚）学校布局调整。同时，一大批学校进入省示范性学校行列。全市顺利实现高标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义乌教育呈现出全方位均衡发展的全新态势。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和教育研究、教育行政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2002年，义乌被列为国家级新课程改革实验区。市政府提出普及15年教育，逐步推行12年义务教育的新目标，尝试并构建“分级管理、以市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推进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实施浙江省万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推进义乌市教育的第三轮布局调整。

2004年，义乌市又出台了《义乌市学校布局与建设规划（2005—2010年）》和《义乌市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2005—2020年）》，明确提出了义乌市教育事业的发展目标和具体实施步骤，指导义乌市教育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至2008年底，全市共有小学81所、在校学生71907人；初中24所、在校学生33906人；高中11所、在校学生13633人；高校1所、在校学生8800人。大学段毛入学率为50%。初中升高中段比例为99.2%。全市普通高中有省一级重点2所，二级重点2所，三级重点2所；有国家级重点职校3所；有省级示范性初中13所；省级示范性小学14所。民工子弟学校14所，在校生11481人（其中初中9所，在校学生988人）。

除全日制学校教育外，义乌还兴起商人学英语、学电脑、学外贸等国际商贸知识热潮。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行免费培训等技能教育。义乌教育已实现学校教育和社会化实用教育并存的历史性跨越。

义乌的教育，曾经历过千百年的恒久积淀，也曾饱经社会动荡而导致的毁灭性打击，但经过历代的努力，特别是经民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发展，借社会开明和经济发展之东风，义乌的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呈喷薄之势。用原教育部长周济的话说，“义乌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