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叶橙在武汉上空飘荡着的香气，果真使这座城市躁动不安起来，通往宜昌的高速公路上没有一辆客车不是爆满，旅游船上人多得都成了股票交易所，大家都说去向三峡作最后的告别。

回武汉的第二天我就给肖姣回了信，说自己接受她的邀请，一定要亲眼目睹她笔下的那些不寻常的风情。

在动身前往新滩之前，我先回了一趟老家。我必须弄清楚父亲与三峡之间秘密存在的故事，最少也要找到几个头绪几条线索。

我将一直没舍得吃的桃叶橙包裹好，放进皮挂包，便上了805专线车，顺二桥穿过长江，到付家坡那儿拦截到黄州的中巴。路过长江二桥时，因为想俯看车窗外的江水，我无意中碰了一下面前那个女孩。女孩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吓了一跳，不是她的恶，而是她脸上刷的那层石灰一样的白粉和狗血一样的唇红。我真想告诉她，并领她去三峡见识一下肖姣的模样，但我担心那样会刺激她跳入峡江，出人命案我倒不怕，我只发愁这样的女孩会污染肖姣那诗歌和散文堆砌的峡江。

父亲在黄州城里可以望见长江的地点挑了一套陈旧平房，是在市委院内，后窗可以凭栏俯瞰那个曾让苏东坡进进出出的汉川门，稍将视线向前挪一点就可以像苏东坡当年眺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样眺望赤壁古迹。父亲曾问我可否写一篇像《赤壁怀古》或是前后赤壁赋那样青史有名的文章来。那时我正上高中，我说现在作家不吃香了。我实在没想到自己后来会选择这一行，幸好采访我的那些记者总说这样反而更有趣。自从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以后，便一天天地强烈感受到，自己的选择是中了父亲的圈套。父亲对我能不能考上大学从来漠不关心，但对我的作文要求极严，并且经常请黄州城内的报刊编辑喝酒，边喝边将我的作文复印件散发给他们。通常总是花两百块钱请人赴宴，过些日子我就收到两块钱的稿费。结果是我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进过校门。父亲也不急于为我安排工作，他只说如果闲得慌可以在家写文章。我就是这样与小说结缘的。父亲曾在一次酒后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当初挑选这所旧房子就是感到它可以承接东坡赤壁的文气。

如果我就此完全相信了父亲，也许就要愧为他的儿子。父亲一生中干过许多的事。除了他自己和组织部那一包叠一包的档案袋以外，连母亲都弄不清他在过去岁月中的详细行踪。我只记得父亲一生中几处关键经历：年轻时他曾苦苦地痴心寻找党组织，为此他遭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后来在县储运公司主管业务，天南地北他都去过；年纪大了以后父亲干过一阵计委主任，依然是满世界里为县里搞物资；县改市以后父亲做了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他一直认为这是自己干得最没意思的一件事，一辈子靠两条腿做事，当上如此领导却得靠屁股办事。

回忆父亲的这段历史，一种敏感浮上心际。父亲说他去过好多次重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都曾去过，那么峡江便无法回避地出现在他的航道上。我在鄂城到黄州的汽渡上隐约找到自家的房顶时，不能不想，父亲如果途经新滩会不会遇上有江水的地方就有她的美名的新滩滩姐。父亲有一张旧时的发黄照片，虽然已残损破缺，其风采还清晰可见。我记得那照片的模样：十几岁的父亲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站在一艘名为“民熙”号的客轮前。父亲曾说那次是他第一次送密信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西装领带都是借别人的。他是穿过西装皮鞋以后才转头当船工的。

家门口的菜地里，小白菜像油菜一样开满了黄得耀眼的繁星般的小花，蜜蜂只有不多的几只，嗡嗡之声是春日里父亲最爱听的音乐。母亲不止一次地在电话里对我提到这一点。父亲真的在那块菜地旁，他拄着一根拐杖站在地头，我在武汉跑了一整天，反复咨询比较后专门为他买的那辆轮椅，被弃在门口。我刚走近父亲，他的神情就警惕起来，鼻翼一翕一翕地在空气中寻找什么。

我从皮挂包里拿出那只桃叶橙，父亲眼睛里有盏小灯亮了起来，接着又迅速地暗淡下去。他将目光移开时，我清楚地看见那眼睛里隐藏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父亲在轮椅边站住。我走过去正要扶他坐下，父亲又顽强地迈开了两腿。父亲进了他的房间后就从里面将门锁上，我叫了好久也叫不开。

母亲示意让我别叫了，我们来到另外的房间。刚坐下母亲就叹口气。

母亲说：“你父亲这些日子越来越反常，医生再三嘱咐不要企望全部康复，可他一天到晚捶打着那条残腿，白天总也看不够长江，夜里明明睡得很熟，但江上汽笛一响，他就一蹬腿醒过来。”

我正要说话，母亲显然也闻到了桃叶橙的香气，鼻孔一下子张开了许多。我将桃叶橙递给她。

母亲用手掌拂了拂说：“这果子好多年前我就见过，那时你还很小，你父亲从三三〇工地带回了一只，整个屋子都香了，惹来许多蜜蜂在屋里飞来飞去，还将你的屁股蜇了一口。那针眼，我最后一次给你洗澡时还在。你自己可能看不见。”

我问：“他没有说那只桃叶橙是从哪里来的？”

母亲说：“当时他说是一个叫屈祥的人送的。但我一直没相信，我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水果，大小那么合适，圆扁那么匀称，就是当年苏联人刁难我们，逼中国还债的苹果也没有如此整齐。不是特别心细的女人，是下不了这个功夫的。”

母亲的这些话让我找回了一些记忆。我在六岁生日那天，曾向母亲提出要吃一只苹果。可街上没有卖的。母亲就说一定是苏联人又在逼债。父亲当时刚从门口进来，他冲着母亲说了声胡扯，转身出了门。父亲很晚才回，他回来时我早已睡着了。但父亲还是用力摇醒我，将一只大苹果放在枕旁，并说他下次出差回来一定要带比苹果还好吃的水果给我。父亲真的兑现了诺言，那年腊月二十九，他从外地回来，一伸手就递给我两只黄澄澄的果子，我张口就要啃，父亲拦住说要剥皮。尽管这首次留下记忆的果子非常香甜，但我还是认为苹果最好。现在想起来，那东西一定就是桃叶橙。当时，我和城市的孩子正疯狂地看着国产电影《奇袭》，我看了八场还不算是最多的。大家见了面，一开口就是：红苹果，金达莱。如今也许是我第二次吃到桃叶橙，很可惜，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第一次时的那份感觉。

母亲正是在那个饿死人的灾荒之年嫁给父亲的，作为他们的独生子，多年以后我才出生。谈起这事，母亲总是忍不住泪水涟涟。在那些最困难的年头，父亲干着连县长都眼红的事情：调运粮食。父亲自己也说过，那时谁要是有一把米，别人拿一把银子来也舍不得换。他为此特别自豪，因为那些粮食都是他亲自押运的，一船粮食便是几万条性命。整个黄州六七十万人，绝大多数能熬过来，完完全全得益于他从四川押回来的几船粮食。几年之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想斗谁就斗谁，没人敢出面干涉，惟独不能对我父亲为所欲为。曾有几个红卫兵将父亲架着飞机拖到胜利街上游街，他们刚走到行署招待所门口，就被闻讯赶来的爷奶父母一顿乱棍打得抱头鼠窜。那些人还当街在父亲面前跪下，请父亲不要计较他们教子无方之过。

父亲在那个年代的逍遥得益于粮食，他的不逍遥也来自粮食。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专案组，并非一群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乌合之众，他们担负的是从上至下“清理阶级队伍”的重大使命。像父亲这样跑了几十年江湖的人，自然难逃罗网。况且父亲确实有过难以掩盖的重大错误。

一九二三年出生的父亲，在大灾荒来临的那年整整三十七岁了。那一年冬天，刚刚十六岁的母亲自己拎着一只瘪瘪的包袱，从上巴河步行八十多里来到黄州城，她一路饿昏了无数次，本来只需大半天就能走完的路程，她整整用了一天一夜。在浓霜如雪的黎明，又饿又冷的母亲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门缝后面只穿着一件短裤的父亲说，城里的人我只认识你，你娶了我吧。不容父亲回答，母亲就倒向那道灯光昏暗的门缝。父亲用一点糖水将母亲灌醒后，吩咐母亲，屋里的东西她都可以吃。然后他就披上棉衣睡到仓库里去了。母亲用最快的速度吃光了屋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她不知道有一种水果叫桃叶橙，也不想知道，她将它看了几眼，知道是可以吃的后，便连皮带核几口吞了下去。吃饱了的母亲，一点也不知羞耻地将自己脱光，躺在床上等着父亲的到来。

父亲在母亲进门后的第七天晚上，终于没有再去仓库，他爬上那张被母亲占据多天的床，开始为我的出生而制造他们的欢乐。

母亲在做了父亲的妻子以后，才知道父亲的名字，这之前她只知道父亲是龙主任。她在上巴河边那个小码头上与父亲见过仅有的一面。当时她正在水里给大食堂淘米，大食堂的米像上巴河的白沙子一样多，一天到晚总也淘不尽，别的人都在大炼钢铁，什么时候累了就什么时候来吃，大家见了面都是乐呵呵的。她看见父亲站在一只正向岸边停靠的小汽轮上，身后是整袋整箱的糖果饼干香烟和食盐冰糖，岸上的人都叫他龙主任。她望着父亲笑了一下。父亲也望着她笑，然后从船里拿出两件脏衣服丢在水里，要她帮忙洗一下。母亲洗完衣服，父亲他们还在下货。母亲拿起湿衣服正要上船晾晒，被一个船工用竹篙拦住。父亲见了连忙从船帮那儿伸出手将她拽到船上，告诉她，船工不让女人踩他的船头，多少年了都是这规矩，水上行船太危险，船上过日子的人想讨个吉利。母亲在船尾晾衣服时，父亲又说，自己住在县储运公司，非常好找，进院子靠左边第一个门就是他的家。他要母亲什么时候进城去了，上他那儿去坐坐。

这件事在黄州几乎人人皆知，它同父亲运回的救命粮食一道成了大家的传说。

传说的另一部分是，母亲做了父亲的新娘后仅仅半年，我只是在墓碑上见过的外公外婆和小姨，全都被饿死了。我那仅存的舅舅从此发誓，既不认也不见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对舅舅一家犯下的最大罪恶是见死不救。

母亲跑上门将自己推销给父亲的主意还是舅舅出的，舅舅觉得父亲是个好人，不会拒绝他那美丽出众的妹妹的。但他同时也有个企图，希望这个妹夫从仓库里或运粮船上偷偷拿出十斤粮食救救他们全家。父亲也证实过这一点，舅舅只开口要十斤粮食，最后甚至减少到只要半斤八两就足够。然而，父亲拒绝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家里，父亲让母亲将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给了舅舅。第三次，父亲只能将自己从食堂里打回来的一份粥，分做三份，母亲吃一份，舅舅吃两份，他自己只喝了一碗白开水。舅舅家里这时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再没有粮食全家人便只有等死。舅舅在他的妹妹和妹夫面前嚎啕大哭起来，母亲也哭。父亲低声吼着，他不会当蛀虫，永远不会。

在一片嚎啕之中，父亲看见县委机要员出现在门口。他什么话也没留下就随那个背着手枪的年轻人走了。母亲以后才知道，只要机要员一出现，那必定是与运粮有关。舅舅在绝望中走了以后，父亲让那个机要员送了三两粮票回来，母亲一直等到父亲归来后，方才弄清粮票是县委书记给的，让她送回家去。父亲这次出门用了三十多天，他一进门就将门反锁上，然后便解衣服纽扣。母亲以为他要做交欢之事，躲在墙角里用双手将自己抱得紧紧的。父亲脱光了上衣，从腋窝里取出一只小布袋，里面装着两斤被水浸泡得发胀的大米。母亲一听说这是从船上拿的，给舅舅家救命用，她大叫了一声苦哇，两腿一软，人便昏了过去。父亲如果早回来三天，外公外婆他们也许就不会死，特别是小姨，她是嚼着自己的长辫子死过去的，临死之前还羡慕姐姐，说自己为什么只有十岁，如果多几岁她也要到城里嫁个吃公家食堂的男人。

父亲想过尽早回家，可是他押运的船只出乎意料地在新滩江面上沉没了。

这船粮食让父亲承担了此生最大的一次处分，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党籍也被开除了。现在的党籍，是两年以后重新给他的。

因粮食而在父亲母亲之间爆发的冷战，将我的出生推迟了几年。

几年中，怨恨一直遮蔽着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他们夫妻生活的重新开始，其功劳完全归于那帮专案组的人。专案组极想为全黄州六十年代初的那场灾害做个结论，他们的明确目标是找一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本地区的代理人。父亲没有运回的那船粮食，的确加深了黄州人民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灾难。对这一点，父亲在他的书面检查中反复忏悔过。父亲的自责决不是想早日过关，那是发自内心的。在我出生后不断成长的岁月里，他无数次同我说起这件事，特别是当我乱扔食物时。他离休之前，一直想让市人大通过一项餐饮业的管理办法，父亲看重的只有一条：若有剩饭剩菜，将按所剩物品实际价格的十倍对进餐者处以罚款，有关餐饮业主必须当众将顾客无法消费完的物品吃光，否则将停业整顿。这项议案讨论时大家都说好，但表决时从未超过半数，甚至连三分之一的赞成票也没有达到。

父亲在检讨中交代了从沉船上带回的两斤大米。专案组给他定性为偷窃而不是贪污。母亲坐在批判会场中间，猛地听见偷窃二字时，冰冷了几年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接下来她又听见专案组的人批判父亲，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他放下正在吃苦的贫下中农的女孩不娶，而去娶一个富农的女儿，甚至还用自己的血到医院里换三两粮票，接济那个富农家庭。听到这里，母亲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父亲一眼，然后从座位上站起来，孤零零地同父亲遥遥相对。

三两粮票的真相使母亲在父亲归家的那天晚上，献上了自己几年中欠下的所有温柔。

接下来就有了我。

然而，父亲并不太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