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夹杂任何主观因素，完全客观衡量，你现在和一年前相比，进步大吗？”

“大。”

“哪些方面？”

“首先我不再抱怨自己得了这个病。”

“继续。”

“其次，我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了新的解读。”

“继续。”

“再就是性格独立，遇事不慌，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比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还有我学会了爱自己，比如会选择好看的衣服，学着打扮自己，总是保持一种乐观自信。”

“这是精神层面，躯体呢？”

“躯体症状大部分消失，但有负性事件刺激和外界压力大时，躯体症状还会重新出现，有时候还会有点恶心干呕，喉咙有异物感”。

“不算严重。过去最严重时什么样的？”

“整个身心完全处在痛苦中，特别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感觉生不如死。最严重时不能工作，没法正常生活。”

“现在呢？”

“即使有一些症状，基本是一过性的，我会选择性忽略，整体来说对生活和工作影响不大”。

“你活过来了。”

“是的，活过来了。”

上述对话，发生于2017年12月11日，晨6时，我和金美讨论她的状况。正是这段对话，我确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复活》（请允许我借用托尔斯泰的名著）。

我大约是一年前和金美相识的。其时，金美第四次药物治疗成功，身心恢复了很多。她关注了“渡过”公众号，后来又组建“渡过”读者群，干得有声有色。和她接触，完全感觉不到她曾经是一个病人。

她从长达20多年的深重灾难中复活了。

变化是怎么发生的？2017年10月，和金美相识近一年后，我到莱阳采访了她。

金美在莱阳高铁站接我。一出站，见她盈盈笑意，一件纯白色上衣，一条红白相间阔腿裤，手跨黄色坤包。脚步轻捷，清爽干练。

莱阳城不大，我和金美步行去她家。她在莱阳一家综合医院当护士，住在医院分的家属楼。这是一座老式筒子楼，出了电梯，是一条长长、窄窄的走廊，仅容两个人并行。金美边开门边告诉我，这座楼建于2003年，是医院最后一座福利房。

家不大，陈设朴素，纤尘不染。连着卧室的阳台上，摆放着很多花盆，阳光随意地洒进来。窗外，莱阳城影影绰绰，房屋鳞次栉比。楼前一个休闲广场，几个上年纪的人在健身。

我看到电脑书桌上摞了一堆书，随手翻一下，有《伯恩斯新情绪疗法》、《抑郁症的森田疗法》《改善情绪的正念疗法》、《精神焦虑症的自救》、《人性的优点》等等。我问：“你看这些书，是为了自我治愈吗？”

“是的。药物治疗我交给医生，心理治疗我想靠自己。”

“效果怎么样？”

“刚刚起步，在学习觉察和接纳。这是毕生的功课。”

“觉察什么？接纳什么？”

“觉察疾病的来由，接纳真实的自己。”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金美对我讲了她成长的故事。

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父母一辈子务农。母亲19岁生下大姐，29岁生下我，中间有两个哥哥。父亲小时候很苦，平时寡言少语，偶然一次，他和我说起奶奶去世及他的过往，说得很细，我才知道父亲内心也藏着很多事。

那年父亲9岁，一天正在灶前烧火。大铁锅里的水开了，冒着热气，奶奶在灶前忙活.她将野菜和地瓜面揉在一起，摊在蒸帘上；然后将玉米面拌成厚厚的糊糊，捧起一小团，左右手互相倒着。等到变成了椭圆形，迅速贴到铁锅壁上。

父亲的肚子饿得咕咕叫，盼望着能早一点吃上饭。这时，“吧嗒”一声，一团玉米糊糊掉在了正埋头烧火的父亲面前。他吃了一惊，抬起头，奶奶已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父亲惊恐地大叫，使劲摇晃奶奶，惊慌失措下跑出去找大人。

36岁的奶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撇下4岁的叔叔、9岁的父亲和12岁的大伯。

那时正赶上解放战争，爷爷被征去抬担架。当他回来，奶奶已去世多时。悲伤过度，他一夜间瞎了一只眼睛。

爷爷后来又成了家。我和爷爷没有多少感情联络，他在我心中只是个模糊的轮廓.过年时我们孙辈去拜访他，只是寒暄问一句好。我有时会在他的客气声中抓一把糖果放在口袋里，就离开了。

父亲小时候很聪明，只要他能想出来的东西，就会去鼓捣一番。读小学二年级时，家里穷，买不起算盘，父亲把晒干的杏核一点一点磨成椭圆形，然后将铁丝烧红去钻眼。只剩最后一颗算珠了，父亲小心翼翼地拿起烧红的铁丝，不小心跑偏，铁丝直直戳进父亲的手心，通达手背。父亲一气之下不去读书了。

19岁时父亲离开家，到青岛一家工厂做工。后来不知是恋家还是其他原因，明明可以留城，他放弃了，回家务农。27岁当上生产队长，领着全队几十户人家在土里刨食吃。

听母亲说，我一两岁的时候，她上山干农活，没人看管我，把我放在箩筐里，挑到田间地头，任我跑来爬去。干完活回来，看到我身上滚满了青草、污泥，还有蚂蚁爬在身上。逢上下雨，我会被雨淋得湿透，母亲挑着我往家里狂奔。

再大一点，我更顽皮了，白天哥哥姐姐们都在读书，母亲实在忙不过来，把我送到姥姥姥爷家，可我还是会恋着母亲。一次，我在姥姥家玩耍着，一转头，母亲不见了。我慌起来，四处张望，没有母亲的半个影子。我一路小跑，顺着模糊的印象，从姥姥家跑上回家的路，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

时近傍晚，四周暗了下来，茂密的庄稼被风吹得呼啦啦响。四野荒芜一人，一条大黑狗从路边的庄稼地里钻出来，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后来姥姥姥爷、舅舅姨姨们找过来，喊着我的乳名，我大声哭喊着扑在姥姥怀里，声嘶力竭问他们：“姥姥，姥姥，妈妈呢，我找不到妈妈了……”在姥姥的安慰声中，我趴在姥爷肩头沉沉睡去。

那一次，我觉得几乎要失去母亲了。

记忆中的童年，是在暴躁的父亲和爱唠叨的母亲经常的争吵中度过的。

一次，父母亲吵起架来，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脸色铁青，狠狠打了母亲一巴掌。然后，吧嗒吧嗒，狠命地抽着旱烟袋，呛人的烟雾弥散在暗淡的屋里。母亲把墙上的贴画一张张撕扯下来，一边撕一边嚎啕大哭。我躲在一个角落里，不知所措。

小学时，为了给家里挣点工分，我跟大人一样到庄稼地里拔草。正是夏天，太阳像个火球，高高的玉米桔杆长得比我还高，玉米地里密不透风。我在里面穿梭，猫着腰，半闭着眼，生怕玉米叶子戳了我的眼睛。身上被玉米叶子割得一道一道的，火辣辣地疼。干完活，到地头小河里洗把脸，被割疼的皮肤越发疼起来，我暗暗落泪。

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能够穿新衣服，吃上白面馒头，还有猪肉炖粉条。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除尘，做饽饽，炸面鱼，熬猪皮冻。不管是富户还是穷的叮当响的，家家户户都在这天拉开过年的序幕。

除尘这天，父亲和哥哥们把家里所有东西都从老屋搬出来。有几个颜色暗红、掉了漆的旧柜子，又高又圆的大水缸，老式钟表，印着水仙花的大镜子。父亲拿着自制的长把笤帚，踩着椅子，垫着脚，眯着眼，去打扫屋顶角落里已经形成的蛛网。不时有灰尘落下来，迷了父亲的眼。

院子里，母亲用鸡毛掸子掸着破旧家具。积攒了一年的灰尘腾飞起来，在阳光下形成一层薄雾。那面镜子斜靠在墙上，大姐蹲在地上，用抹布轻轻擦着大镜子上的灰尘、油垢。我穿着母亲缝制的棉袄棉裤，从东间串到西间，偶尔也蹲下拿起抹布想去帮忙。

母亲呵斥我：“小美，好好呆着，别帮倒忙，不小心把镜子打碎了咋办？”我嘟着嘴，不情愿地离开。一会，忘记了母亲的嘱咐，又东跑西颠起来。

屋外，寒气逼人，屋脊上白雪厚厚积了一层。瓦楞下垂着的冰凌，有十几厘米长。冬日的阳光撒下来，积雪融化，不时的有串串水珠从冰棱尖上滑落。

屋内，母亲熬了厚厚的面糊糊，打炕边，更换木质窗子上糊的白纸，在白纸上贴上几对红纸镂空的窗花。墙上贴上几张旧挂历，炕上换了新席子。二哥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年春节都帮人免费写春联。我帮哥哥磨墨，按着纸的一头，哥哥每写完一张，就小心地放在地上。那时我不懂得欣赏，就是喜欢那些跳跃在红纸上的黑字。

地上的春联渐渐多起来，横着的，竖着的，映得满屋子红彤彤的。破旧暗淡的老屋似乎也跟着欢快起来。

跳出农门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能跳出农门，拥有一个城镇户口是很多农村孩子的奋斗目标。考取一所中专，也算是很好的出路了。

初中毕业那年，我落榜了，黯然神伤地回到家里。父亲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袋。母亲站在一旁说：“小美，你也知道咱家的情况，没钱再供你念书了。”

那时，复读一年需要五百块钱，大姐嫁到外村；大哥刚结婚没几年，盖了新房子；二哥刚刚考上大学。我很清楚家里的经济情况，也许这辈子只能在庄稼地里混了。

跟着父母上山干活，我不情愿地用手拔着地里的荒草，无精打采。看着烈日下弓身弯腰劳作的父母亲，内心挣扎。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我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

后来我也曾想去工作做工，几次都没成。一天，看我灰心丧气的样子，二哥悄悄对我说：“小美，咱去求求大姐吧，看看大姐有没有办法。”我走了五里山路到大姐家，看着满头大汗的我，大姐二话没说，到大队上把自家盖房子交的押金要了回来交给我。

复读的学校在半山坡，夏天的饮用水都供应不上，全校好几百人围在一个水龙等着喝水；冬天宿舍冷得像冰窖，外面飘着大雪，屋内飘着雪丝。我蜷缩在被窝里，手脚有时一宿也暖和不过来。

学校规定，在学校订饭吃，就得买饭票和菜票。家里掏不起这个钱，每周六下午回家，母亲做上一篮子馒头，用鸡蛋炒些咸菜，装在罐头瓶里，我周日下午徒步二十里带到学校。

每天，值日生抬着一大筐用各式手绢包着的馒头，在食堂蒸热乎了抬回来，大家一拥而上争抢。到后来学习冲刺阶段，值日生也不到伙房热饭了，我们就啃着冷馒头就着咸菜，喝一杯热水了事。

终于熬到考试，我最终被一所护校录取了。这在学经济的二哥看来，没什么出息，不过父亲依然高兴地合不拢嘴，母亲破天荒做了一桌子菜，全家人庆贺了一番。

出现躯体症状

护校第三年，结束了在医院的实习，回学校准备毕业考试。那年碰上了全省统考，为了考个好成绩，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教室里背书。就在那时，我出现头痛症状，时常感到腹部血管“砰砰”跳，心里惶惶的，但睡眠、吃饭、情绪还好。

毕业后，我来到一所地区医院工作，被分到急诊科。起初干劲十足，但很快领略到了护士职业的艰难辛苦。急诊科病人起病急、病情重，随时会有病人需要抢救。不管白班夜班，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每天下班后，两条腿像灌了铅。

累是其次，最可怕的是危险随时存在。被家属和病人骂几句是家常便饭，如果碰上极端的病人和家属，还会有人身危险。记得一个夜晚，与同事刘姐上小夜班。来了一位车祸病人，值班的外科医生闻声来问诊。陪同的家属很是焦躁，大声催促值班医生手脚麻利点，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一些脏话。

我安抚着家属：“你别急，医生总得问好诊，开单子才能去做检查啊！”

“小丫头片子，我问你话了？你插什么嘴？”家属猛地将头转向我，一股呛人的酒味钻进鼻孔。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了。护士长曾经叮嘱过，遇到喝酒的人千万躲远点，不能和他理论。

已经晚了，高个子男子快速从怀里掏出一把刀子，寒光一闪，扎在桌子上。刘姐见状，急忙将我推进里面的治疗室，用手势比划着不让我说话。

我惊愕地瞪着眼，用手捂着嘴，心里像揣了几只兔子，跳个不停。屋外的男子用刀朝我比划，嘴里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渐渐地大脑一片空白，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跑回宿舍的。

后来的几天，我一直做噩梦。

四姨得了血液病，住在我所在的医院。她发病凶险，血小板为零，各个脏器随时都有出血的危险。一天深夜，姨夫急促地敲门找我，赶到病房时，医生正将一团团棉球塞到四姨的鼻腔压迫止血，鲜血还是不停地流出来。姨夫央求我陪他在病房里，无奈之下，我答应了。躺在病床上，平时睡觉很香的我怎么也睡不着。耳朵里听到血管在跳，这是我对失眠的最初印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点打怵上夜班。一到那天，白天就心情不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

我开始失眠。夜深了，同宿舍的人鼾声起伏，闹钟的滴答声格外清晰。我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夜黑漆漆的，时间仿佛凝固了。有时熬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会迷迷糊糊地睡一觉，醒来也像是在做梦。

连续几天，后脑勺有一种钝痛的感觉，木木的，太阳穴及双眼也在胀痛。上完夜班后恶心、干呕，胃几乎有被吐出来的感觉，五脏六腑都在翻腾。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我会赶紧擦干眼泪，装作没事人一样。

以前休班回老家，能吃能睡；现在回去，晚上和母亲睡在一铺炕上，听着她的呼噜声，我会忍不住推醒她，“打什么呼噜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母亲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无奈的看着我，很是心疼：“闺女，你睡不着啊，那我先不睡了，你先睡。”

母亲的话丝毫安慰不了我。我不理会，掀开蚊帐跳下炕，把滴答作响的挂钟弄停了，一个人跑到院子里，找到一块小石子狠命往地下砸；捡起来，再砸，直到手酸软。

科里同事问我，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说，我睡不着觉啊。她们“啧啧”叹息，小声嘀咕：小姑娘丫丫的，怎么会睡不着觉呢？

照照镜子，脸色蜡黄，黑眼圈，两眼凹陷无光；枯槁的头发，面容憔悴。我试图挤出一点笑容，脸上的肌肉好像僵了似的。

该不是病了？肝炎？胃癌？去查肝功，做彩超，一切正常；又跑到胃镜室，强忍着恶心做完胃镜，只查出一点轻微的浅表性胃炎。胃镜室的人嘲笑我，年纪轻轻，哪那么容易得胃癌！我不理会，往来穿梭于各个检查室，都查不出异常。

起初，我以为只要治好了失眠，一切就会好起来。我开始留意各种治失眠、头痛的方子，抓了很多中草药吃；母亲用自家养的老母鸡和天麻一起炖给我吃，也没有效果。

一天晚上，头痛的厉害，听到宿舍里的人有说有笑，我猛的拉开床的围帘：“说什么说啊，都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一刹那，四周里一片安静。

第二天，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对我说话也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开始刻意回避朋友，别人和我说话，我总是爱搭不理。我能感觉到她们在渐渐疏远我，强烈的孤独感袭上心头。

一次，心乱不已，我跑到院里小商店找到电话机，给家人打电话；我大声哭诉着，根本没有注意自己的哭声有多么大。路人驻足观看，小声议论着，指指点点。商店小卖部的阿劝我，“小姑娘，别哭了，有什么事用得着这样，让人家笑话，快别哭了。”平静下来后，我才懊悔：我这是怎么了？

每次这样的情绪爆发后，都感觉胃部火烧火燎的疼，整个小腹鼓胀，头痛、失眠加重，体重减轻，身子轻飘飘的，有种无力感。

我开始害怕夜晚的到来，总是回忆能吃能睡的日子。我讨厌别人的笑声，为什么她们这么快乐？我怨恨命运的不公，为什么痛苦遭罪的是我？

我不知道，此时有个魔鬼，已经悄悄蛰伏在我的身体里，一点一点侵蚀着我的神经。

听着金美的诉说，我唏嘘不已。问及她病中工作状况时，我产生一个想法：去她上班的地方看看。

我怕她为难，毕竟病耻感是普遍存在的。没想到她当即说：“好啊，我经常和科里的同事提起你，你愿意去科里看看再好不过！”

说去就去。金美立刻打电话通知了同事们；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她所在的科室。这是医院一个僻静的角落，门前有四棵树，看上去年头很久，得几人才能合抱过来。树叶婆娑，在地上投下了一大片阴影。

“张老师来了。”金美一进门就喊起来，立刻“呼啦啦”迎上几个蓝衣蓝帽的年轻女性，为首的一位高个子、短头发，金美介绍她是护士长。她请我坐下，把切好的哈密瓜递给我吃；一转眼，身边围上一群人，略带拘谨和好奇地围观我。

“金美很早就说您要来采访她。”护士长说。

“你们知道我？”我问。

“当然，金美整天经常提起‘渡过’群。说实话，一开始我不太同意她干这些事。”

“为什么？”护士长如此坦率出乎我的意料。

“前些年她的状况不好，睡不着觉，心情烦躁，工作也吃力。最近几年开始吃药，身体慢慢恢复了。今年她说要当群主，我开始很反对。每天接收那么多负面信息，我们担心对她影响不好。”

“那你们觉得她现在怎么样？”

“和以前判若两人，精神头、心情、气色都非常好。”

“你们以前知道她得到是什么病吗？”

“不太清楚，她一般不在我们面前提她怎么了，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就总是爱哭，头痛啊，颈椎、腰背不舒服，反正就是这疼那疼的。”

旁边一位同事接过话茬，“我们以前都对她的病不太了解，就看到她天天愁眉苦脸，还总爱发脾气。自她开始治疗后，就好多了。过去都是我们安慰她，现在是她天天嘻嘻哈哈的，我们也都被感染了。”

大家的谈话让我收获很大。此前我想象像不出金美重病时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她和同事们关系这么好。心理疾病患者若能融入一个友善的集体，对全面康复太重要了。

坐谈了一会，大家散去；在另一个小房间，金美的同事拿来两个盒饭，我们边吃边聊。金美谈了她发病前后和治疗的过程。

煎熬

1998年，结婚仅仅两个月，我没做好任何思想准备就怀孕了。作为女人，生了孩子，延续生命，人生才是完整的。但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允许我当一个母亲，不清楚孩子的到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我还想到这对于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是否公平。

怀孕后六个月，我仍旧工作在临床一线，照样值夜班。这是我的职业所在，谁也不能例外。

一次值大夜班，正准备给手术前的病人测量血压，突然间眼前一黑，金星乱冒，幸亏家属及时扶住我才没有倒地。瞬间冷汗湿透衣衫，有一种濒死的感觉。等到意识恢复了，我咬着牙，拼尽全身力气，从床上抬起身子，然而又一次晕倒了，感觉身体内的所有力量被掏空。

五分钟后，我再次清醒过来。值班医生给我测量了血压，已经为“零”。

有个声音似乎在我耳边说：“你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不该让孩子还没出世，就跟着你受苦、受罪，你没有资格做一个母亲。”这种念头一直盘桓在脑海，挥之不去。低头看着微微隆起的腹部，内疚、自责像蛇一样啃噬着我。

十月怀胎，历经十二个小时撕心裂肺的产痛，儿子呱呱坠地。我暂时忘却了病痛，瞅着刚出生的儿子一夜无眠。

出院后我住在婆婆家，是在郊区，离工作单位有六七里地。公公婆婆在村西头开了个小商店，休产假的这五个月，婆婆能回来大半天帮我照看孩子；晚上，婆婆要回小商店，家里就剩我和丈夫。丈夫白天要上班，在另一间房睡觉，晚上孩子吃喝拉撒睡就我一个人。冬天的夜晚很冷，儿子一晚上要哭闹七八次，我披着一件棉袄起来哺乳、更换尿布。

因为不能像其他产后妈妈那样规律作息，身体的难受加上孩子的哭闹，我心生抱怨，怨丈夫不能像别人家老公那样关心我，晚上不能帮我照看孩子。

那天，给孩子洗澡，我笨手笨脚忙活着，不小心把孩子弄哭了。丈夫闻声赶过来埋怨我。我正心疼儿子，再加上身体很不舒服，抱怨了他几句。他顺手推了我一把，我端起澡盆里的水泼向他。丈夫脸色铁青，拳头攥得“嘎巴”响，扬在半空中，最终还是放了下来。

一天，无意中听婆婆说起附近一个寄宿幼儿园的不幸事件：一位两三岁的幼儿被老师惩罚，关到地下室，老师出差忘记了，结果幼儿惨死在地下室。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哭不止。之后的几天，一想起这个可怜的孩子总是流眼泪。我会把那个孩子想像成我的儿子，我知道这不是真实的，但控制不住这种想法。

我对儿子莫名担忧起来，担心他吃不饱饭，睡不好觉；担心他经常，是不是得大病了；我害怕听到他的哭闹声，为了能让他白天好好吃饭，晚上好好睡觉，我使出浑身解数，经常急得全身冒冷汗。

那段时间，我不得不让婆婆半夜回来帮我照看孩子。我一个人会有莫名的恐惧感，觉得自己照顾不了孩子怀疑能否把他喂养大；我担心起孩子的未来，怕他会和我一样承受这么多痛苦。这些想法不断涌入我的脑海，似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掐住我的脖子，让我喘不上气来。

我伸出双手，想抓住能拯救我的东西，哪怕是一根稻草，然而什么都没有。也许我不该让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没有资格拥有婚姻、老公和孩子。让我自生自灭吧，想死的念头紧紧抓住了我。

尚存的一点理智告诉我：你不能去死，你还有年幼的儿子，你还有父母家人。强烈的内心纠结让我痛苦万分。有时脑子里甚至会蹦出这样的念头：地球赶紧毁灭吧，我就永远不会再有痛苦了。

一天，在家里洗儿子的衣服，突然感觉心慌，浑身冒汗，嘴巴发干，前胸后背像被什么勒紧，喘不上气来。我有些慌张，数了一下自己的脉搏，只是比平时多了几下，跳的有点沉重，可就是觉得心脏跳的厉害，甚至能感觉到腹部的血管也在跳。头痛加剧，全身无力，身体就像被掏空了一样。心想也许是累的，我赶紧躺下来。

片刻后，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家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电话，没法跟外界取得任何联系。我惊跳起来，穿着拖鞋，披散着头发，衣衫不整地往婆婆家商店狂奔。半路上，被抱着儿子的婆婆看到，她拦住我，大声问我怎么了？

我已经难受地说不上话来，跑到商店，拨通电话，求救我的一位同事。她不明情况，让我赶紧到医院做个心电图。可是商店在郊区，一时很难打到出租车。我瘫坐在椅子上，大口喘气，强压住心中的恐惧，告诉自己：我还有儿子，我不会有事的，我会好的。

大约五分钟后，症状逐渐减轻，只是胸口还堵得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这是我唯一一次惊恐发作，后来知道这叫做“濒死体验”。

没有就医，没有吃药，就这么熬着。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我活下去，也许是对命运的不服和抗争吧。

休完产假后调到一个新的科室。要适应新工作，每天还要回到六七里地外的婆家给孩子哺乳，这么多事，怎么应付啊？我焦虑感爆棚，胃火烧火燎，心慌、胸闷、气短的感觉一直缠绕着我。每天只要一踏上医院大楼的台阶，这些难受的症状就会条件反射般加剧。

头像被铁箍勒着，越箍越紧，有时疼得让我抓狂。早晨起来，我不能低头，从颈椎到腰背部，完全是铁板一块，肌肉绷紧，疼痛难忍。两条腿像灌了铅，酸、胀，疼，能摸到一根根条索样的东西，皮下有许多硬结。受凉、情绪不好或劳累后，这些症状就会加重。

大约儿子两岁的一天，突然接到二哥的电话，说姥姥不行了。我一边哭，一边赶往长途汽车站。脑子里不时闪现出姥姥慈祥、和善的面容，回忆像闸门一样打开。

姥姥的家在一个山沟沟里，门前一条小河，有时能在河里捞到鸭蛋。院子里种着一棵柿子树，柿子成熟的时候，她会摘下来剥皮给我吃。她熟悉这树上的每一个柿子的位置。记得一次，柿子还是青蛋子的，我嘴馋，垫着脚，偷偷摘下最矮枝头的那个，跑到门外，使劲咬了一口，苦涩的味道让我半天张不开嘴。我把柿子扔到门口的松树丛里，偷偷溜回姥姥家。后来听到姥姥跟姥爷说，树上咋少了个柿子，还没熟，哪个馋嘴的偷了吃？

夏天我不想睡午觉，就缠着小舅带着我去粘知了。村里林木茂密，整个村子充斥着知了的恬躁声。粘知了的工具是由竹子缠接而成，我提着一只小水桶，仰头看传来知了叫声的地方，小舅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将竹竿伸向树枝深处。听到知了吱呀乱叫、扑腾翅膀的声音，我知道大功告成。一中午半桶知了被姥姥下了油锅，现在想起来，嘴里似乎还有那股香香的味道。

可亲的姥姥就这样与我阴阳相隔，我不愿相信。当我赶到姥姥家时，屋前围满了人，我拨开人群，来到正屋里，跪在地上，掀开担架上蒙着的白布。姥姥安详地合着眼，我轻轻抚摸着姥姥花白的头发，泪如雨下。

听舅舅说，姥姥在早晨收拾家务的时候一头栽倒在地上，脑溢血，之前一直照顾瘫痪在床半年的姥爷。12天后，姥爷也去世了。

心情悲伤的那几天，躯体症状又加重了。为了缓解痛苦，我开始服用保健品，到美容院拔罐、针灸、按摩。凡是说能改善头疼、睡眠、全身疼的法子，我就不顾一切去尝试。

开始药物治疗

2003年，无意中看到一则谈抑郁症的文章，有很多症状和我符合。我得了抑郁症？

记得刚从护校毕业不久，我去找在康复医院上班的护校同学玩。她领着我，穿过两道大铁门，进了一个全封闭式病房。一间病房里，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坐在病床上，披散着头发，稚嫩清秀的脸庞，如果不是看到她空洞的眼神，不会想到她是个精神病人。看到我，她一愣神，用手指着我，嘴里说：你，穿红衣服的，到我床上来坐坐。随后，叽叽咕咕念起了一长串英语单词。同学告诉我，小女孩是因为学习压力大得了精神病。

难道我也沦落到这一步？犹犹豫豫地，我踏进了心理康复医院的大门。我没敢挂号买病历本，让同学走后门找了一位医生。她简单地问了我的情况，确认我是抑郁症，给我开了药。

服药几个月后，睡眠、焦虑症状没有改善。每天半夜醒来，衣衫湿透，两眼凹陷，面色晦暗。人不人，鬼不鬼，真是绝望极了。没跟医生沟通，我私自停了药。

后来我想过这次药物治疗失败的原因。一是医生第一次问诊很粗略，只给我用了抗抑郁药，没有用抗焦虑的药；二是我不相信西药，心理上排斥抗拒；三是我服药有严重副作用，没有及时地跟医生沟通。

之后，我开始搜寻能够治疗失眠焦虑的方法。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种对症的中成药，价格很贵，毫不犹豫地买了。这期间睡眠有很大改善，但服用一年后引起了闭经、泌乳。院里的医生建议我做核磁共振，怀疑脑垂体长了东西。可是各种检查并没有发现异常。

睡眠既有所改善，我决定停服这种药。几天后月经倒是来了，失眠又像魔鬼一样袭来，连续四天四夜睡不着。我这才明白自己服用了假药。名义上是中药，其实里面掺杂了镇静剂，不然我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戒断反应。

无奈之下又一次走进医院，更换了主治医生。这两年，我每个月都要跑一趟医院；每次报销药费，都怕别人看出我吃的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总不能一辈子都吃药吧？会不会成瘾？会不会把身体吃坏？还是不吃了吧？自己调理一下，说不定就好了——就这样思虑着，我一次次擅自停药。

几年后，我离开临床一线，到二线科室工作。不用上夜班，工作压力减轻，身体情况稍微得到改善，但躯体症状依然很严重。从腰部一直到脚踝很怕冷，夏天科里开空调，我要穿着棉袜、棉拖、秋裤。下肢冷、胀、酸、痛，即使夏天也要用电热宝。这期间因为外界压力大，引起焦虑发作，服药一天后，胃疼得厉害，月经量异常增多。经查，胃粘膜有多处出血点。第三次药物治疗以不能耐受副作用而告终。

2013年4月，医院搞三级医院评审，工作压力超负荷，我焦虑爆发，躯体症状再一次光临。有时我会忍不住大声喊叫，用拳头猛击自己的脑袋，体重下降到八十几斤。

一年后医院通过评审，我再也支撑不住，被迫休班，十几天后，焦虑没有半点改善。审慎思考后，我向科领导坦诚说了病情，第四次选择了药物治疗。度过了难熬的服药初始阶段，药物渐渐起效，大部分躯体症状消失。

所谓久病成医，前几次药物治疗失败，我给自己制定了几条规则：

一、相信科学，相信自己；

二、要有耐心和信心。对自己负责，坚持到底，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

三、绝对遵从医嘱，足量足疗程用药，增强治疗依从性；

四、治疗期间及时跟主治医生沟通，让医生在充分了解病情的情况下调药；

五、不迷信大医院，疾病不复杂时，尽量在当地找医生。也许这一辈子都要和医生、药物打交道，要考虑到方便、快捷、省钱。

现在看来，因为对精神疾病缺乏基本了解，不认同药物治疗，又讳疾忌医，我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如果早诊断、早治疗，也许就不会遭这么多罪。

这两年，我逐渐意识到，我的病很可能不是典型的抑郁或焦虑，而属于焦虑性抑郁，并伴有严重躯体化，在医学上称为“躯体化疼痛障碍”。

我曾结合自己的病况，向多位专家请教。他们告诉我，躯体化疼痛障碍又称心因性疼痛，临床上又称为慢性疼痛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各部位的持久性疼痛，使患者感到痛苦，或影响其社会功能，但医学检查不能发现疼痛部位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因此，不能用生理过程或躯体障碍予以合理解释。对比之下，我觉得自己属于这种情况。

在威克斯的《精神焦虑症的自救》一书中，描写了焦虑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对抗焦虑：

“人体的神经系统由两大部分组成：自主神经系统和非自主神经系统。前者指挥我们的四肢、头和躯干的活动，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控制它。后者控制内脏，包括我们的心脏、血管、肺、肠等活动，甚至控制唾液和汗的流动。除非受过特殊训练，否则意识无法控制它。

焦虑有两种类型，一种焦虑主要源自某些特定的情况，可能是悲伤、内疚，病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最初引发了他的焦虑，并试图与其抗争；另一种是病人曾经受过暂时的压力，事情过后就不那么重要了。病人在意的已不是最初的问题，而是害怕当前所处的状态。当人处于压力之下，他的情绪最初可能只是简单地以一种正常的强度表达出来，然而随着压力的增加，情绪表露可能会变得过分强烈。这是一种非常痛苦地的程，意味着一般的害怕会演变成严重恐慌。”

上述说法，解释了我的症状：胃肠翻腾，吞咽困难，呼吸无力，心悸，胸闷憋气。因为不懂得是怎么回事，我以为身体出了大毛病，于是、、又进一步增加了压力，陷入怪圈当中不能自拔。

记得威克斯医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症状消失不叫治愈，症状变得不再重要才叫治愈。”要怀着完全接纳的态度来面对这些恐惧，了解这些症状的来龙去脉，乐于接受并暂时与之共处。面对，而不是逃避；接受，而不是抗争；飘然而过，而不是过分关注。

寻求心理疗愈

第一天采访结束。第二天一早，我很早起床。我习惯于早锻炼，每到一个城市，一定要顺便拍些当地的市井照片。金美知道我这个爱好，约好第二天一早同去。

六点的莱阳城已经醒来，出了宾馆，金美已等在那里。一身休闲装，精神抖擞。

穿越城区的喧嚣，不知不觉来到莱阳城边。眼前一个带状公园，沿着河流延展；河堤两岸，是密密的小树林。

我们边走边谈，话题集中到致病原因及心理治疗方面。对前者，金美已有所思考。她认为，她的病不是家族遗传，而与她天性敏感，童年期没有获得足够安全感，以及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单纯的药物治疗能让我摆脱疾病痛苦，但若遇到一些负性事件刺激和外界压力，我的情绪还是有波动，躯体症状也会重新出现或加重。

怎么改变这一切？我意识到需要寻求心理帮助。有朋友邀请我去心理康复医院听讲座。一位同事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师，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他宽宽的额头，脸上带着笑，目光温和。和他交流中，我意识到自己负面情绪疏泄和人际关系处理存在问题，明白了自己心理失衡的原因是对父母的抱怨，以及消极的生活态度。我需要剖析自己，及时觉察、内省，去改变并尽量完善自己，尽管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走过这么多年弯路，如同走进一条黑暗隧道，痛苦而又孤单。我渴望光明和温暖，渴望理解和接纳。我想，如果有共同经历的人，结成一个团体，交流互助、彼此温暖该有多好。我向往着这样一个“精神交流”的家园。

恰在此后不久，我关注了“渡过”公众号。感受到“渡过”公号的影响力，就想组建“渡过”读者群。这个想法一下子得到呼应，读者踊跃，第一个读者群建立后，规模迅速扩大，二群、三群、四群、写作群、摄影群、读书群、家长群，都相继有群主牵头建立。到今天，“渡过”社群逐渐成了一个大家庭。

记得有一天，接到一位群友的私信，说有位小姑娘状态不好，很可能要自杀。我吃了一惊，与她沟通，没有回复。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家住哪里。我一遍遍在她的微信里寻找蛛丝马迹，正一筹莫展时，一条微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搜索到一个信息，联系上她的一位好友，告知她的情况。好友连夜赶到她家，小女孩已处在崩溃边缘。我随即联系上她的家人，女孩被送往医院救治。

还有一位农村患友，有一天突然发来语音信息，打开后，听到悲伤的哭泣声。因为家人的不理解，再加上经济窘迫，她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感觉生不如死，恐惧到不敢出家门。本来她丈夫可以出外打工，挣点钱养活一大家子人，可她这种情况，丈夫根本不敢走，她也无法去地里干活。

我连续跟她沟通，鼓励她即使不能出家门，也不要躺在床上不动弹。要逼迫自己起来，哪怕收拾一下家务，给上学的孩子做顿饭都行。有一晚上，我劝说让她的丈夫接电话，和她丈夫谈到晚上九点，让丈夫理解了她的病情。

几天后一个晚上，她又发来语音，告诉我，她居然鼓起勇气去山里干活了。我很惊讶，问她原因。她说，“那天晚上你一直跟我们聊到九点也没吃饭，我很感动，觉得自己应该振作起来。”

随后几天，她又陆陆续续发来语音，说丈夫理解了她，决定带她到大医院看病，她会坚持吃药。

听金美讲这些，我很惊讶，也感到欣慰：这么多有同样经历的人，团结在“渡过”公号周围，抱团取暖，彼此抚慰，大概就是“自渡渡人”吧。

“这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治疗。有能力帮到别人，是一种更高程度的价值实现，无形中疗愈了自己。”我问金美，为社群奔忙，影响工作和生活吗？周围人能理解吗？

她承认，确实会有影响，一部分人也不太理解，但她觉得值得。“我从25岁起陷入抑郁、焦虑，二十多年，一生中最美的时光，饱尝痛苦绝望的滋味。现在我从痛苦中挣脱出来，世界不再是黑暗扭曲的，光明重新来临了；我被爱包围，也学会了爱人。”

她回忆：“最痛苦的时候，我半夜打电话给二哥，他连夜来看我；姐姐在地里干活，想到我会突然停下来；大哥看到我难受会掉泪；姐夫和两个嫂子对我都很亲热。每次我回老家，兄弟姐妹聚齐，母亲会做上一大桌子好菜。小时候对于家人的怨恨都消散了，唯有感恩。”

我问：“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家人总该放心了吧？”

金美点头：“二哥曾对我说，小美，哥都佩服你，你遭过那么大的罪，就像一根藤条，多少次被硬生生压弯，眼看要折断了，一有机会，又反弹回来，活过来了。”

风微凉，清晨空气清新。微风轻拂过林梢，沙沙作响，能听到柔软草地上我们的脚步声。

说话间，穿越了小树林。眼前一块空地，豁然开朗，阳光瞬间罩住了我们。

金美仰着脸，向着太阳，伸开双臂。她闭上了眼睛。她说眼前是一片温暖的红色。

（本文自述部分为金美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