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娟很忙。她是一位独立心理咨询师。所谓“独立”，是指不依附于任何机构，一个人做咨询。因为业务量不算大，她没有单独租用场地，有人来访，就约在某个固定地点会面，她出一些场地费。她还在几个大学兼职，为在校生做心理咨询，有时也会受邀带领工作坊或者做团体治疗。就这样忙忙碌碌，作为北漂的她，渐渐在北京的咨询师圈子站稳了脚跟。

她每天的生活分成几大块：咨询、读书、督导、会友休闲。咨询是本职，读书是为了自我提升，督导是接受更高级别心理咨询师的指导。心理咨询师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需要专业能力，需要社会阅历，需要能读懂人心，因此师友的督导和交流是必修课。她每天大约7点多起床，和合居的小姐妹们说说笑笑，吃点早饭，然后就看书、写文章；如果出门，她会安排得很满，一跑一天。晚上回来，很累，但还得抓紧时间补上一天的咨询记录，或者整理督导笔记。就这样忙完，已是深夜，赶紧洗漱休息；等一睁眼，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闲暇时刻，她也会和朋友喝茶聊天，一起聊聊关于生命成长的话题。

不过，辛苦归辛苦，她还是认为，现在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时刻——80后的她，从小罹患神经症，在成长中饱受病痛折磨；又如浮萍，在人海中浮沉漂泊，无所依归。直到这一年，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身心才逐渐安顿下来。

我和她认识快两年了。她是“渡过”公号最早一批读者，很快从读者变成了作者。在给我的信中，她开诚布公地承认：“我从14岁陷入抑郁、焦虑、强迫的泥沼，到最近几年渐渐走出，并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这漫长的疗愈过程有太多的感受和体会。”

尤其打动我的是这几句：“曾因病耻感不能述说，长久以来成长得很孤独，一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努力，现在想来也是也一份对自己成长经历的不接纳。通过书写，希望得到一份梳理和沉淀，同时将治愈的信念传递给还在痛苦中挣扎的伙伴们。”

我很意外。我当然知道病耻感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但从一位咨询师口中听到这样的话，仍让我震撼。

再后来，我和她日渐熟悉，时常切磋；考虑本书时，我顺理成章地把她列为采访对象。我觉得，她兼具患者和咨询师两重身份，对疾病的体验细腻深刻，对心理学理论有足够了解，对个人治疗方案的选择也切实可行。我希望通过她的故事，能从专业上给读者以启发。

因为同在北京，见面不难，我对她的采访很随意。某日，得知她要出门咨询，我说想跟着看看。于是，我们约在护城河畔一个地铁站见面，步行过去。

北京的冬日冷冽而清爽，天地之间显得简洁。风呼呼刮着，黑色的树枝映衬着蓝天，像青瓷上的冰纹。我们沿着护城河畔缓缓而行，她第一次完整地对我讲述了十几年的往事。

我的家庭和成长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家庭很孤立也蛮封闭。妈妈的父母早亡，她一个人嫁到另外一个城市，与家人很少来往；爸爸的妈妈在他两岁时去世了，爷爷再娶，后母又生了4个孩子。他小时候没少挨打受骂，性格是胆小怯懦的。

爸爸内心细腻。小时候，是爸爸陪我一起玩，宠着我惯着我。爸爸善良本分，一辈子老老实实做工人，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把我供到研究生毕业。我对爸爸眷念很深。

但爸爸对我又很严厉，比如责打辱骂、否定不信任、回避我的情感需要等等。我后来这样分析爸爸：因为从小和后母生活在一起，他是被忽视的，情感难以得到满足，成长中有许多创伤，所以内心种下了一个信念：他是不被爱的，他是无能的。这样的信念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我。

这似乎和前面说爸爸宠我爱我有矛盾。后来我明白，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爸爸被爱、被需要的心理需求；同时，他的爱中包含太多的焦虑、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控制。这份爱的品质需要优化；但是，他尽力了。

我的妈妈有着神经质素质，安全感不足，固执敏感，容易为小事担忧，遇到不顺心的事爱抱怨指责。小时候感觉她总不快乐，下班回来脸色总不好。

那时候她上三班倒，上中班时上午在睡觉，上夜班时白天也在睡觉。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她总躺在床上。我后来抑郁时想到，难道妈妈那个时候也抑郁？后来问她，她说不是，只是因为上班辛苦，要补觉。

小时候，我和妈妈关系紧张。她心情不好，对我自然没有好脸色。长大后学了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其中说，如果妈妈是坏妈妈，是坏的客体，那么必然有一个坏自体，即自我感觉也一定不好，觉得自己很差劲才不被妈妈爱。我想这是我这么多年自卑如影随形的肇因。

近两年，我对妈妈的看法有很多改变。妈妈从小为我洗衣做饭，任劳任怨，已经付出很多。在婚姻中，她也有很多委屈羞辱，无人诉说，不懂得处理自己的情绪。曾经我以为她不爱我，后来渐渐发现母爱是本能，即便常常被她自己的恐惧焦虑所障，在一些重要时刻仍然会表达出来。

比如我上高三时，鼻塞两年，父亲总推脱说是感冒。母亲看我痛苦，果断带我去医院检查，做了一个小手术就好了。后来我在北京，有一次脚崴骨裂，妈妈不计前嫌来照顾我两个月，每日为我做饭洗衣，晚上给我揉脚。她以行动一点点消融着我们彼此的隔阂。

上大学后，我离开家，每年只回去一两次，父母的生活已经离我越来越远。在不断的疗愈成长中我改变了很多，而母亲也有改变成长，只是过去我从来没有好好了解她。

毕竟是母女，有些品质是相通的，比如坚强、韧性。现在我越来越能够接纳母亲，我认为这是疗愈的重要标志之一。你不可能一方面说自己好了，一方面又在怨恨父母，认为“父母皆祸害”。父母始终是自己的一部分，没有和他们达成和解，也就没有和自己和解，势必还在分裂和痛苦中。

小时候，父母吵架、打架是常事。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早期成长是很不利的。年幼的孩子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供他们安心确立自我，探索外界。父母情绪稳定，自我满足，孩子不用担心父母哪天心情不好把怒火转嫁到自己头上，也不用害怕父母吵架家庭会分崩离析。有爱的家庭孩子可以完好地发展自己。

我天资不错，从小就很聪慧。因为成绩好，老师让我做学习委员，可我不满足，还要求当班长。我敢于管理，用精神分析的话说就是“超我”很强，这源于我从小内化了父母教给我的很多“应该、必须”。刚开始也在同学中树立起威信，我心里觉得很得意。

可是到了初二初三，我那套做班长的方式已经不能起作用。我习得了父母对我的管束，对同学大喊大叫。这时大家都已经进入青春期，逆反心理很强，对我当然不买账。我感到很挫败，觉得自己当不好班长，是自己不好；立刻走向反面，变得封闭退缩，由超级自信转向全面否定自我。可以说，我之前各个阶段，婴幼儿期、儿童期心理发育的潜在问题，在青春期这个动荡不安的阶段全面爆发了。

在学校苦闷，在家里情况也很糟。我和父母的冲突日益增多，不能忍受他们的批评、挑剔、否定、指责。初中三年级，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和父亲分歧严重，他非常生气，掐住我的脖子。我感觉他像是要把我掐死一样，非常恐惧。

从那天起，我发病了，变得爱哭，不爱说话，早上不想起床，不想做事。我发现自己的脑子乱了，一下子涌入很多无法控制的想法。

那时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很痛苦，但在学校表现不出来，只是不爱说话，形单影只。在家里，我大哭大闹，说很难受，爸妈问究竟哪难受？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后来我也绝望了，只能默默忍受，坚持上学。中考时，居然还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高中。这份荣耀带给我一点宽慰，可是又把我进一步推向心理问题的深渊。

我是全市第一啊！面对全班、全年级，甚至全校的期待，我承受着超乎寻常的压力。很多新症状出现，头闷变成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头脑迟钝。尽管如此，我只能变本加厉地逼迫自己学习。我担心成绩下滑、落后，整个人变成一口充满压力、焦虑、恐惧的高压锅。

压力之下，我只有靠吃东西来缓解。最夸张时一顿吃4个馒头，高中毕业时我体重160斤。就这样苦捱着，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

上大学后我才开始正视自己的疾病的。后来我无数次总结为什么我得病，大概用了七八年，才渐渐明白自己是什么问题。

当时的我，几乎什么症状都有：焦虑、抑郁、强迫、社交恐惧、躯体症状；还出现过惊恐发作、短时的现实解体。从专业诊断分类上讲，我得的是神经症。在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2001)中，神经症被定义为一组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强迫、疑病症状或神经衰弱症状的精神障碍，包括以下几种类型：恐怖症、焦虑症、强迫症、躯体形式障碍、神经衰弱和其他神经症。

神经症的一大的特点是，没有神经病理形态学改变，即患者没有器质上的病变，只是功能上的异常。比如我因为头疼去做过脑部ct，并无问题；我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胸闷等生理症状，也主要是焦虑情绪所致。

我为什么会陷入焦虑首先说一说我的焦虑。

我天生性格敏感，情感细腻，喜欢安静思考，从小对学者很崇敬。神经纤细敏感如我，如果在一个温暖平静的家庭长大，也许会一路读书，成为一个大学老师，过着单纯安静的生活。

然而幼年家庭环境动荡，我这样的神经特质，一定感受到太多的不安和恐惧，进而发展出很多神经质的防御应对方法。小时候，我喜欢咬指甲，指甲盖都是秃秃的，后来血肉模糊。即便如此，还是接着咬，因为疼痛可以缓解焦虑恐惧等内心痛苦。现在有些家长动辄怀疑孩子是不是有多动症、感统失调，其实可以问问自己：夫妻关系和谐吗？家庭氛围温暖吗？孩子有安全感吗？而不是急于给孩子贴各种标签。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焦虑可以追溯到儿童早期的不良教养方式，这是神经质人格的基础。回忆我小时候，父母嗓门都大，控制欲强，用呵斥的方式让我听话，现在想起来我还会身体紧张。做错事爸爸会指责数落我半天。不允许犯错造成我完美主义、容易自责的心理，害怕做错事被批评。

父母也有他们的创伤。对人不信任，害怕被骗，认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善意。我从小耳濡目染，也觉得外面是危险的。

我为什么会陷入强迫

强迫是焦虑障碍的一种，以强烈的焦虑体验为表现。患者因为内心的不安全感，发展出种种匪夷所思的症状，有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之分。强迫患者内心是苦不堪言的，首先强迫本身就是种种担心害怕；其次，强迫症是强迫与反强迫并存，是对种种强迫的不接纳、不允许，这又增加了新的焦虑。

我陷入强迫不难找到原因：父母的教养方式、天性敏感、完美主义；到了青春期，自我意识增强，觉得自己不可爱，追逐理想的我，对现实的我抑制打压；遭遇巨大创伤，加剧了自己的不安全感；为了找到虚幻的安全感和控制感，就形成“执着”的特质，而“执着”是我所接触的所有强迫患者的典型特质。

强迫之痛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常常和焦虑混在一起，不易发现。我用了大概9年，直到被强迫折磨得不行了，才发现自己有强迫的问题。

当我意识到它们，“敌人”从幕后走向前台，我对未知的恐惧才会减少；同时学习与之共处，尽量减少它对我生活的影响，我才慢慢好起来。

我为什么会陷入抑郁

焦虑、强迫、社交恐惧、惊恐发作我都经历过，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些痛苦的体验让我产生悲观消极的想法，觉得自己没救了，一辈子都这样了，未来一片黑暗。死亡焦虑扑面而来，将我打入抑郁的深渊。

再往前追溯，童年成长缺失真正的爱，我只能通过学习成绩得到弥补。我考到全年级第一名，得到老师的称赞、同学的羡慕，这种感觉很棒。有了这样的体验，我害怕失去，如果考不到第一名，我就会恐慌焦虑。

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寂寞空虚的孩子，她在哭泣，渴望有人能够看到她、理解她，尊重她，接纳她，而不仅仅因为她听话或者考得好才肯定她。

依靠成绩获得唯一价值感是危险的。当有一天成绩失去优势，自我就会坍塌，相伴而来的便是抑郁。即便成绩一直很好，也会因为没有活出自己，感到空虚无意义而陷入抑郁。

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我的好成绩维持到大一，之后的专业心理治疗帮我探索自我，重新认识自己。我发现了内心真正的渴望，据此作出未来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而现在我就在这条路上前行。

我觉得父母对我最大的伤害是会说一些非常贬低人存在感的话，比如“这么个娃娃，养了做什么”，“我命苦，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娃娃”。他们只是随口一说，但这样的话是最有杀伤力的，因为它抹杀了整个人的存在，让你觉得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从14岁陷入抑郁焦虑，难受时在家里大哭大闹，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办，家庭氛围很沉闷。母亲会皱着眉头无奈又带着指责说，“都是因为你，我一整晚都没有睡好觉”；父亲会说：“你怎么变成这样，我看了就想躲。”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插在我心上。连父母都想躲着我，我一定是个不好的人吧？我内疚、羞耻，渐渐不再向父母发泄，把痛苦深埋内心。

说到羞耻感，它在很多心理问题中都存在，甚至是引发和维持这些心理问题的核心情感，比如抑郁、焦虑、社交恐惧、强迫、暴食等。在这些心理问题背后，病人都有一个核心信念，即“我不够好”。用精神分析的话说，就是把攻击转向自己，自责自罪。这是羞耻感使然。羞耻感让人觉得“都是我不好”；内疚感是觉得“都是我的错”。后者是“我做错了，我的行为有问题”；而前者是“我不好，我这个人很糟糕”。

美国心理治疗大师约翰布雷萧写过一本书《家庭会伤人》，他出身于一个酗酒家庭，受心理问题困扰多年，最终疗愈并成长为一位心理治疗师。他称“羞耻感”为灵魂之病，当感受到羞耻时，内心会有一种很尖锐的痛苦，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暴怒。因为愤怒看起来有力量，更容易被自己接受。

现在我分析，父亲就有很深的羞耻感。我14岁那年，他在愤怒之下掐我的脖子，也许就是羞耻感使然。这不难理解，心理问题常常代代相传，父亲有痛苦的经历，他对我的贬低、否定、指责，同时也是他对自己的态度。

羞耻感往往形成于生命的早期。一般来说，父母不会在孩子小的时候温和、有爱，等孩子大了突然变得苛责暴虐。不过若真的如此，孩子倒是幸运的，因为他在生命早期获得的滋养能一定程度抵御长大后遇到的风雨。

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叫做“面无表情”实验：妈妈抱着婴儿，一开始妈妈对孩子的表情作反馈，孩子笑的时候她也笑，孩子手舞足蹈的时候她也附和，这个时候孩子的表情是生动的、热情的。之后妈妈开始面无表情，无论孩子怎样笑啊动啊，甚至尖叫，举起双手在妈妈眼前晃，妈妈都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孩子变得手足无措，大哭起来，情绪彻底崩溃了。

这个孩子内心发生了什么？这里需要引入一个心理学概念——“镜映”。人类通过照镜子知道自己的肉体存在，那么怎样知道自己心理的存在呢？婴儿并不知道自己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只是跟随本能表现，这个时候需要外界有一个人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他内心发生的事情。婴儿笑她也笑，婴儿朦胧地感觉到：哦，我高兴了；婴儿饿了，哇哇叫，妈妈就把乳头送上来，孩子就会感受到刚才是饿了——这样一次次镜映，婴儿一点点地丰富着自我意识。在每一次回应中，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反之，孩子会因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而渐渐丧失生命力。

如果妈妈不太能很好地镜映和回应小婴儿；不仅如此，当小婴儿哭闹不安静时，她流露出烦躁、厌恶的表情，小婴儿会隐隐感觉到自己是不被喜欢的，不被接受的。这种体验多了，等再长大一点，当小婴儿想哭想闹的时候，就会升起一种羞耻感，觉得自己不应该哭，那样是不好的。

父母或者其他抚养者，都是回应小婴儿的那面镜子，能够帮助小婴儿形成强有力的自我，感受到最初的信任，从而建立起内在的根基，这是其安身立命的心理之锚。如果因为外在的原因，孩子开心时无法得到母亲充分的“镜映”；不开心时无法得到充分的接纳，这个孩子会觉得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他对于自己是谁不那么确定，对展示自己有所迟疑；他可能表现得很听话，但在他内心深处，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

用客体关系心理学来说，重要他人会在孩子心里形成客体表征。如果父母严厉，惯于指责、否定，孩子内在的客体表征就是严厉的。与人交往，他会表现出敌意或者回避、退缩，而对方感受到他的敌意，真的用不那么友好的方式对待他，就验证了他的预设：看吧，别人就是这么严苛的，就是会挑剔否定我的。相反的，回避退缩可能发展为社交焦虑。

大学时代的疗愈

我的焦虑、强迫、抑郁形成于中学，直到上了大学，才开始摸索着走上疗愈之路。

现在想来，还是很遗憾：如果我一开始有足够的精神健康知识，及时治疗，就不会让症状发展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不会耗到成年后，用十五六年的时间才走出来。

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心理治疗是在大二。老师采用心理动力学的方法，主要方式是倾听、共情陪伴，促进反思洞察。从小到大我压抑了太多的情绪，第一次有人能够耐心倾听，无条件地接纳我，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

一年的心理治疗后，我开始形成精神分析的内省能力，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想法，洞察可能有问题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

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康复仍然长路漫漫。这位知性睿智的心理治疗老师给我做女性榜样示范，让我穿裙子，打扮自己，慢慢变得像个女生。这是大学心理治疗的收获。

当然，反思大学里接受的心理动力学治疗，也觉得有局限。首先，没有发现我有强迫的问题。长期以来，我被一种无名的焦虑所控，脑中有纷扰的恐惧念头，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起初我只以为是抑郁，如果咨询老师能够明确告诉我这是强迫，我内心会确定很多，而少很多恐惧。后来看一篇文章说，强迫比较难发现，尤其是强迫观念。我释然了。到了研究生阶段我才发现。强迫很严重时，整个人被恐惧控制了，无法做事。正常人想到什么马上去做，我是想了很久也没有行动，这已经发展成一个习惯。

发现自己有强迫之后，我找大量的资料来看，研究生论文都研究强迫。对强迫越了解，内心就越有确定感、掌控感。

当然，光了解强迫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行动。强迫症是因为内心的不安全感幻化出种种焦虑、恐惧念头，要蜕变这种不安全感，就要在生活中不断实践和体验。我真正走出强迫是在研究生毕业后，不得不走出象牙塔谋生。治疗强迫的办法，就是一手接纳，一手行动，对此我深有体会。

其次，心理动力学治疗强调来访者领悟，不布置家庭作业；治疗师不会要求来访者行动，这对于当时的我不太适合，也许对大多数神经症患者都不适合。原因是：焦虑、强迫患者往往被内心的情绪所控，担心忧虑很多事情，无法迈出行动的步伐，这就不能在实践中获得体验领悟，也不能从做事中获得信心。

大学时，因为身心痛苦，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一直到研究生毕业，我都没有实习过，也不敢去找兼职。找过一份大学生家教工作，做了两次就没有再做了。可想而知，毕业找工作时我是多么没有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里我克服了社交恐惧的障碍，运用的是暴露法。

当时我很自卑，与人交往总是自惭形秽，脑中还有很多恐惧观念。我对别人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怪。抑郁时，社交恐惧严重，不敢去食堂，不敢去上课，坐在教室里浑身不舒服。

我知道，我不能这样不出门，不能永远不和人交往，于是报名参加学生会。每次去开会前，都会经历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不想去，又逼自己去。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只要能去参加就值得肯定。我不求去开会发言多么精彩，只要能坐在那里就是胜利。

渐渐的，我的焦虑降低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是用行动挑战着自己的认知。例如，担心别人会讨厌我，不想和我交往，但在行动中发现别人没有讨厌我，没有不想和我说话，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就会降低一些恐惧和焦虑。慢慢地，我能从人际交往中获得乐趣，开始愿意与人交往。总之，概括起来说，大学里的心理治疗对我是有一定帮助的。多年累积的情绪开始流动，我的愤怒、委屈、悲伤、无力、无助、恐惧，终于能够表达，能够被理解和接纳。一直以来充满戒备、对人不信任的我，终于感受到来自咨询师的关爱和温暖，犹如快要干枯的小树得到一抹阳光雨露。

上大学以来，我开始运动。高中毕业时我有160斤，作为一个女孩很自卑。上大学后，我通过运动来减肥。高中时跑800米都受不了，就从400米开始一点点增加，一圈、两圈、三圈，最后能跑10圈，大一800米考试我一次轻松过关。每次焦虑抑郁时，我会逼自己去跑步，出一身汗后心情可以平静一些。

这段时间，我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完成了自我同一性的探索，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热爱什么。正是在那时，我萌生了想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愿望。

于是，报考研究生时，我把心理咨询确定为未来的专业方向。

一路上，瑞娟对我讲述她的经历，在讲到大学毕业时戛然而止，因为她做咨询的地方到了。我们上楼，她开始咨询，我在旁边的休息室等她。

这是北京常见的设在居民楼中的一个咨询场所，房间是暖色的，虽不大，但整洁、有序。冬日的阳光从天窗洒进来，映照得房间一片辉煌。我坐在那里，回味着她的故事。

我知道，很多抑郁症患者在与疾病抗争中，对精神医学、心理学产生浓厚兴趣，其中一部分持续学习，最终成为咨询师，这对于自身康复有没有好处？我知道有的医生并不支持患者懂得太多；而由患者成长起来的咨询师，对求助者来说，好还是不好？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在瑞娟结束咨询后，我们就这个问题继续交谈。

考上研究生，攻读心理学

萌发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念头是在大学三年级。那时候我在做心理治疗，治疗师是一位知性睿智的女性，我也想和她一样优雅而有智慧，认同发生了。

选择专业方向时，我考虑了很久。我发现自己对人、对思想性的东西更感兴趣，比如社会学、教育学。最后选择心理学，还是和自身经历有关。把成为心理咨询师确立为未来目标后，我有了意义感、方向感，如奥地利精神病学家、“意义疗法”的创始人弗兰克说，“痛苦在发现意义的时候，就不成为痛苦了”；哲学家尼采也说，“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考上研究生，来到北京，我有幸遇到了几位温暖有爱的舍友。那时候我还是很抑郁，焦虑、强迫的症状都有，但大家对我很包容。我的导师耐心且有智慧，引领我接触到正念疗法。目前这种疗法应用很广泛，对抑郁、焦虑、强迫等都有疗效。在他的导引下，我将正念和自身困扰结合起来，对强迫有了更多的了解。

读研没有我想像中那么轻松。学业繁重，同学都很努力，我的好强性格也让我不甘落后，可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焦虑等症状让我很难赶超。内心压力大，一度抑郁加重，自杀想法强烈。还好有同学和导师的陪伴，我也没有放弃，度过了那个艰难的阶段，最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学习心理学并非总是愉快的，也曾带给我痛苦体验。那时我的症状很多，看到书上写的东西就往自己身上套，越看越恐惧、绝望，但又控制不住要去看，其实这都是心境使然。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接纳自己的过程，我发现越接纳自己，就越不容易被书上写的东西所影响。

总的来说，学习心理学可以加速疗愈的过程，为自己发病找到理论解释，让自己心安。不过学习任何东西，知行合一都是关键。我的问题是，想得多做得少，这也是神经症患者的一大特点。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才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

出走他乡的历炼

研究生毕业后，我知道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着急和绝望。已经痛苦了10年，得走向社会了，如果还是这样，怎么生存？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当时在北京感觉压力很大，不知道能做什么。迷茫之下，想先换一个压力小的城市。正好遇到外地一位老师，感觉他可以帮助我，于是我一个人离开了北京。

事后总结，这次求助经历并不成功。除了对那位老师的专业性不够了解，我急于求成的依赖心态也是阻碍。成长无捷径，必须靠自己一步步踏实努力，不能指望有什么灵丹妙药。

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好在这是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城市，我呆了下去，算是开启了职业生涯。我做过eap（员工心理援助）培训专员，在教育机构当过青少年心理老师，参加了各种理论学习、培训，渐渐有机会做个案。

工作之余，我还参加了一个户外徒步小组，目的是接触更多的人。抑郁的一个表现是自我封闭，难以从他人那里得到支持滋养。参加徒步小组，用运动提升能量，获得他人的接纳支持，是我走出抑郁的重要一步。

在徒步小组，我收获了几个朋友，从他们那里感受到接纳和支持。坚持徒步一年后，我感觉阴郁的内心终于照进一抹亮光，黑暗中透进一线光明。

我还参加了人际关系心理成长小组。这种治疗方式是美国心理学大师欧文亚龙创立并发展的，以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为基础，8至10人为一组，一位带领者和组员一起，营造出安全而受保护的空间，让组员们真实地表达自我，获得他人的接纳、支持；相互为镜，照出自己的不良行为模式，重新学习和演练。

我曾经担心别人无法接纳我，从未和咨询师之外的人讲述过我的经历。由于团体是安全保密的，我可以讲我的故事；当我讲出来，发现并没有受到别人的排斥羞辱，反而得到怜爱心疼，这晃动了我的认知。我对人的信任增加了，喜欢上了小组的形式。

多年来对自己的反思和切身体验，让我对他人内心痛苦很敏感，对问题的来龙去脉也有一定把握。在人际成长团体中，我能给予他人恰当的支持和理解，帮助他人觉察自我，释放情绪及促进成长。也因为此，我在团体中获得了信心和他人的喜爱。这对一个抑郁的人是多么重要！

在小学和中学，支持我价值感的只是学习成绩，除了这些外在的东西，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吗？被别人接受的吗？在成长小组，我感受到了他人无条件的接纳，我发现自己是有价值的。

除了抑郁有所好转，我也渐渐从强迫的泥潭爬了出来。我看过一句话：治疗强迫就是和生活拔河。你是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工作、娱乐、交际上，还是用在强迫上？

过去，因为完美主义，再加上缺乏信心，我做事之前会很焦虑，但还是强迫自己去做，靠意志力投入生活。生活多一点，强迫就少一点。现在，我基本可以做到想做就去做。我发现做家务和做饭能让自己心情平静，就尽量自己做饭吃。做完一顿可口的饭菜，会感到内心的充实与满足，这也是对自己的滋养。

我之前当过青少年心理老师，会陪孩子做一些手工，比如剪纸、做南瓜灯等等。这些活动不难，但需要踏实去干。从准备材料到自己练习，再到教孩子去做，都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至少可以让我头脑里的纠结少打转一会。

回到北京，走向成熟

在苏州呆了四年半后，我回到了曾经读书的北京。这里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更广阔的视野。

回京后，我感觉路走得越来越顺。我想这缘于过去几年的积累成长，无论能力还是心态。用一句流行的话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回京第一年，我在一家心理服务公司做全职咨询师。在这里，我遇到宽容的领导和友善的同事，他们为我提供了进一步疗愈和成长的环境。一年后，这家公司不再继续经营，我被迫重新考虑出路。

我天性热爱自由，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职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自由职业者收入不稳定，当时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但结果表明，人有时候就是要逼自己一把。到现在，我做独立咨询师快一年了，发现自己是可以胜任的。我对自己的信心大大增强，对未来的焦虑大幅度降低。

回北京后，我还加快了羞耻感的疗愈。简单说就是接触的人更多了，变得更加开放了。过去若干年，我小心翼翼地选择我信任的一两个人开放，每段路都走得艰难而缓慢。回到北京，我刚才提及的公司领导很尊重善待下属，我内心的安全感有所提升。我向他表达了一些以前不敢表达的东西，发现他并没有不好的反应，于是胆量就更大了一点。

我负责管理公司的一个群。多年来我一直封闭自己，不习惯在群里主动说话，也不期待别人给予什么回应。每次发表自己的观点，内心的羞愧感会冒出来，担心自己说的话被别人嘲笑。但这是工作，必须要做，结果发现我是被支持的，我发表的一些言论反响也不错，这就让我自信心提升了。

结识“渡过”群体，在“渡过”公号上投稿，是我走向开放的重要一步。此前我曾写过个人成长经历的文章，但不敢拿出来。其实多年来承受了这么多痛苦，内心很渴望被人看到了解。文章发表后，很多读者表示受到启发，还有的读者说感动的哭了，这给了我勇气，把文章拿去给一些朋友看。哪怕获得一点点理解，对我也有疗愈作用。

一次次尝试，我慢慢走向开放；然后发现大多数人是善良的，愿意帮助自己的，就感受到更多的力量。之前被羞耻困住的生活太孤独艰难，是我自己把关怀与温暖挡在了外面。

到了这一步，内心的羞耻感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在我还在接触佛学和灵性方面的课程，我有一种直觉，最后的疗愈要借助于此。通过静修可以培养定力，当情绪来临时通过观照修复那些坑洞。

具体来说，当羞耻感袭来时，身心会有不舒服的感受。这时可以静坐下来，体会这种感觉。只是觉察观照，而非评判。那些不适的身体感受也是时刻变化的，如果我们遇到不舒服就想逃避，内心那股受伤的能量就不能流动和释放。通过观照，不去干涉，它自有生灭变化。

情绪其实是由不舒服的生理感受以及背后的信念组成的。渐渐地，限制性的信念浮现在脑海中，伴随这些信念的各种感受也一一浮现。悲伤、愤怒、恐惧，表达这些感受，同时限制性的信念得以转化，就完成了心理的修通和转变。

走向开放的旅程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能强求自己一定要马上开放。如果打开自己，却不能恰当地处理问题，反而遭到不好的对待，就会二次受伤。跟随自己内心的感觉，有的时候也可以冒一点险。

十几年的疗愈历程，我和父母的关系也经历了很大变化。目前市面上有些心理学书籍大谈原生家庭给人造成的伤害，我想以自己的实际经历和感受来说明，意识到原生家庭的伤害只是疗愈的一个阶段；如果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就无法真正从痛苦中走出。

从去年年末开始，我明显感觉到和父母的关系融洽了。虽然父母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式变化不大，但我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对父母说的话就不那么较真，承受力更强，也会用一些方法化解自己的不愉快情绪。

当然，理性方面的理解是一个方面，真正的疗愈还是在情感层面。我在咨询中常常听来访者说，“我能够理解我的父母，理解他们也不容易，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住要发脾气”，我一听就知道，这离疗愈还有一段距离呢。

恨表达了，爱才能生发。我们是需要在内心先承认过去受过伤。很多人压抑过深，也不觉得自己的成长中有什么缺陷；但是在现实层面，家庭、亲子、夫妻关系又有种种矛盾，追根溯源还是原生家庭问题。你必须看到你的伤痛所在之处，才能疗愈它。

看到是指体验到，重新经历、释放，哀悼过去，还诸天地。就我自己来说，我的伤痛不仅仅来自小时候和父母的互动，也包括多年的孤独隐忍，与人相处的种种委屈、压抑甚至屈辱，还有底层的羞耻、悲伤。这些情绪都需要一一被感受和释放，否则它们还是会卡在你的身体里。

我知道我的父母对我也很好，甚至某些方面还是溺爱，但是很久以来我无法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因为我还有怨恨、愤怒。我这十几年受的苦需要一个出口，也许无人可以怪责。理性上我明白，父母也有父母的伤痛，但我总可以为我的伤痛一哭，也希望有人来见证我的心路历程。

心理咨询师就充当了见证人这一角色。当这些情绪伤痛走完它该走的历程，就可以渐渐淡化；自然而然地，我的内心生发出对父母的爱与感恩；而因为有共同的经历，还多了一份悲悯。

从小，我们没有学会如何爱自己、肯定自己；长大以后，必须自我负责，重新学习，找回属于成年人的力量。这让我更加相信人本主义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的意愿，这也是我成为一位优秀咨询师的必由之路。

早期我还陷于心理困扰中时，对成为心理咨询师是没有信心的，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帮到别人。我知道心理学史上很多心理学家，都是从自身的心理问题出发，开创出相应的心理治疗门派。比如精神分析祖师爷弗洛伊德就有神经症，还有后来的精神分析大师阿德勒、荣格、埃里克森、科胡特等等。荣格曾提出“受伤的治愈者”这一概念；森田疗法的创始人森田正马也是从神经症康复后，才总结摸索出了森田疗法。

但康复者成为心理咨询师，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觉得自己的经验可以包打天下。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心态。事实上，一个来访者即使和你再相似，也还是不一样。不能被自己的经验所障，阻碍你真正看到眼前这个独特的人。

心理咨询界流行一句话：心理咨询师能走多远，才能带领来访者走多远。最终影响咨询效果的是心理咨询师的人格。能否发自内心地无条件接纳、理解、尊重眼前这个人，需要治疗师在人性层面不断耕耘，并能从内心真正升起慈悲之心。这是一生的修炼。

瑞娟讲完了。她的讲述系统而完整，让我对她的病因和疗愈努力有了深入的理解。

这实在是一个不让人乐观的事实——疗愈是一条没有捷径的漫长道路。因为任何心理疾病的形成，都肇因于生命长河中一系列事件；而要从根本上改变不良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是多么难！大脑中形成的易焦虑的兴奋型神经反射要消退下去，也需要时间。信心与耐心，是疗愈心理疾病不可或缺的两大保证。

“这么多年，在疗愈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生命的绝望之处往往是灵性开启之初，冥冥之中有更大的力量一直在保护着我。只要我不放弃，它就会适时出现，给我恰如其分的支持。”

“我完成了自我同一性的探索，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能做什么。电影《心灵捕手》我看过很多遍，其中的心理咨询师让我着迷。我想成为那样的人，帮助来访者获得心灵成长，同时自己的心智也不断成熟，这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价值所在。”

“苦难与创伤让我成为今日之我；我所经历的一切，让我相信今生的使命就是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说到这里，天色渐晚，最后一缕斜阳照进房间，笼罩着她。

阳光打在她的身上，自信写在她的脸上。

（本文自述部分为樊瑞娟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