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3日，我开始寻访之旅。第一站去贵州，采访墨清。

之所以先选择墨清，有几点考虑。第一，墨清自小患病，病情迁延，九死一生。他的病，还不是简单的抑郁，医学名“分裂性情感障碍”，复杂难治。就在不久前，他还经历了一次带有幻觉和妄想的复发。

他告诉我，学期末，连续监考好几场后，身体十分疲累，但思维却很活跃。感觉楼道的安全通道指示灯都在和他说话，暗示他快走，这里危险。理智上，他明白“指示灯就是一个普通的灯”，但又觉得“最好离开”。他痛苦地犹豫不决，僵持了二十分钟，终于走了。

路上，他感觉周围的世界都变成了黄昏般的慢镜头。每一个人都在走近或者远离他，脸上僵硬着，毫无表情。惊慌失措下，打了一个电话给女友，一回身看到三个人剑一般的目光；路过宿舍楼，听到一阵阵欢笑声、泼水声和说话声。他更加紧张，飞快逃离。

过了几天，为了验证当时的感受，他专门在相同的时间到宿舍楼下去了一次，发现根本无法听到那么清晰的声音。他明白，那是幻听，确凿无疑。

记得墨清通过微信告诉我这一幕的时候，正是黄昏。我沉浸在黑暗中，想像着他。这是第一位我的熟人，在清醒的状态下，对我叙述他的妄想和幻觉。

找墨清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对药理有专业的理解，也延伸到精神疾病研究。他所在的贵州，医疗资源薄弱，到后来，他干脆自己给自己治疗，自我觉知，自我调整，一直稳定了下来。

第三个原因，墨清爱读书、写作，也爱艺术与自然科学。他对我讲过很多地域的历史，他的家族的故事。按他的说法，精神疾病和个人的历史相关，尤其和心灵史相关；而原生家庭、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可摆脱。

他的这个观点，正和我对精神疾病的理解相通。采访墨清，对我来说，其实也是疾病成因追溯之旅。

病痛

因为误点，飞机降落遵义时，已是4月14日子夜时分。

一见面，墨清告诉我，他已在机场等了6个小时；再晚一点，就不能等我了。问他为什么来这么早？他说天黑了就找不到机场了；而过了夜里11点，他必须吃药；吃了药就迷糊，就不能开车，只能回家。

我意识到，在我面前生龙活虎的他，其实还是一个病人啊。

市区在机场40公里开外，墨清就近把我拉到新蒲住宿。新蒲是遵义的新区，还在建设中。以前这里是一片农田，现在成了楼群。但光有高楼没有人，尤其到了夜里，更是冷冷清清，墨清说“连鬼都抓不到一个”。

我们转了很久，找不到预订的宾馆，只好给前台打电话。值班的人出来，带我们七拐八拐，到一个楼盘住下。后来知道，这家宾馆是利用在建楼房改建的。穿行在黑睽睽的半成品高楼间，感觉就像是这次采访的隐喻。

时间太晚了，我留墨清住下，顺便多谈谈。问起他刚刚经历的这次复发，他轻描淡写地打发了。是啊，和疾病缠斗了这么多年，这一次短暂的复发，对他远不如对我有震撼。

我说：反正睡不着，干脆给我讲讲你的过去吧。他答应了。他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当告一段落，已近黎明。窗外“唧唧喳喳”鸟声一片，天还黑着。

他颇有诙谐意味地总结了一句：“伴随着病痛，伴随着丧失，看淡了人生和死亡，生活硬把我逼成了一个哲人。”

这是西南早春的夜，但是已有鸟鸣。

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曾经有个“30岁计划”，从未对外人说起。那是我的自杀计划。

我想在30岁生日那天结束生命。十年来，这个计划一直都是我最后的安慰。既然决定不了自己的生，就去决定死。

我在高中的时候，便有了发病的征兆。太过遥远的往事，已经记不真切了。只记得那时未谙世事，就有莫名的痛苦。为了考出好的成绩，我强迫自己在寒风中奔跑，在手臂上划下一道一道。我惊异地发现身体的疼痛能缓解内心的痛苦，于是自伤成了我后来难以摆脱的应对模式。

进了大学之后，我读了药学专业。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原来人类的健康是建立在大量动物被处死的基础上的。所有的实验动物都要处死，哪怕它们是完全没有用药的对照组。当我手握锥形针捣毁蟾蜍的大脑时，当我把它们的皮肤剥下来只剩肌肉时，我内心充满了太多无法对人言述的痛苦。

我是那么热爱自然与生命，我无法理解自己必须要做的一切。许多次听着《colors of the wind》流泪，我认定了别人再不会明白这种情感。

我捱过了那漫长的一年，坚持到了能够选择一个只和植物打交道的硕士专业。但我再也阻止不了疾病的全面发作，除了每天早醒，我甚至不能坚持听完哪怕一节课。

疾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症状展览，它是病人主观克服的结果。在入院之前，我接受过老师的认知行为治疗，翻遍了图书馆关于抑郁症的书，我觉得自己肯定有某些问题，但一定不是精神疾病。

我已经很难控制反复出现的自杀冲动，夜夜站在五楼的平台上想要跳下去。老师万不得已通知了我的父母，父母连夜乘机赶到南京。然而我只看了他们一眼，便转身回了学校。那时的我痛苦到已经很难与他人共同待着，哪怕只有一秒。

我最终在脑科医院住了院。医院的饮食很难下咽，我不得不顿顿叫外卖。我很怕多花钱，母亲却坚定地说存钱就是为了急用的。为了不休学，我果断放弃了医生建议的电击治疗。

然而第一次用药就出现了严重过敏，可是毫无经验。直到母亲发现小便颜色不对，医生才叫到药店去买保肝的药。母亲又是着急、又是心痛，一路问去，问了好几家方才买到，回到医院时，她的腿已肿到不能再走了。

我成了医院里最为特殊的病人。每天清晨我离开封闭病房，到学校去上学，傍晚再从学校回来，让医生放心。

就这么坚持了三年。靠着那么一口气的挣扎劲儿，我最后按期毕业了，但远远没有康复。我只是装作康复了。

母亲烧掉了我的病历，她以为我从此以后就好了。

我回到故乡，第一份工作是药检。工作压力并不大，可是不久我却再一次体会到了严重的抑郁。我常常想在阳光下死去，一个人躲在实验室里不想出来，更不想与人交流。

我开始出现现实解体，觉得身上的腿不是自己的。这时我意识到这病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么简单，竟然会没有现实刺激而发作。我开始在工作之余自学，进入cnki查阅与疾病相关文献。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我出院后毫不过问性价比就买了一台8000元的电脑，一个学期打破了二十几个暖水壶，叫做“躁狂”。

我明白了，我不是脑科医院所诊断的抑郁症。理性逼迫我重新接受药物治疗，从四药联用到单药维持，期间是数不清的求医与尝试。几年之后，我才被诊断为分裂性情感障碍——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精神疾病，幻觉、妄想、躁狂、抑郁等症状同时存在或交替发生，又常会反复发作——只是，这个正确的诊断来得实在太迟。

2014年底时，我换到机关工作。因为症状的复杂难治，医生给我用了大量的奥氮平。抗精神病药物压制了我表达与思考的能力，人显得迟钝又木讷，于是我决定减药。当我发现减药后竟能看懂原先不懂的公式时，我毫不犹豫地继续减下去。

那时我正在接受心理咨询。咨询师问我，如果冒着复发的风险，你还要减药吗？我很肯定的回答：减。我不是在简单地加减，而是想要用最少的药物，最小的剂量，换取最大的稳定。

咨询师不幸言中，那些多年来早就熟悉的症状重又回来。我开始觉得路人在议论我，街上的汽车都在朝我鸣笛，嫌我挡了他们的道；其他人也能够从家中的摄像头看到我，即使电脑并未开启。

医生告诉我，奥氮平失效了，他给我大幅度换了药。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全部换掉，换成喹硫平和安非他酮，搭配碳酸锂。

最开始，我对安非他酮心存顾忌，担心它会像之前用过的米氮平一样加剧循环。于是我只用喹硫平和碳酸锂，用了一段时间，毫无起色。最后我抑郁得实在无法忍受了，哪怕是毒药我也要吃上一把。

我加了安非他酮。加的时候，我对它极度不信任。我既不相信吃了它能治疗抑郁，也不相信吃了它不会导致躁狂。我只是为了表示我还没有放弃而加上了它。

然而，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加安非他酮，只用一片，完全改善了我的情况。三个月之后，在医生指导之下，我将其停掉。最后用喹硫平单药维持至今。

我所患的疾病，由于其高复发率，并非两三年就能完成治疗。它是一生的战役。也许，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停药。然而这一生，你都要重视自己的情绪，重视自己处理情绪的方式，重视如何对待自己，给自己的心一个温暖而宽松的环境。

疾病的痊愈，也是一个人学习如何爱自己的过程。正是因为疾病，我才察觉到，之前自己对自己是多么缺乏了解，多么缺乏合理的尊重与爱护。当我开始尝试重新认识自己的时候，这种对自我的理解与懂得，会比从前深沉许多。

我学会了轻诊断，重治疗。精神疾病并非只是一个个独立的病种，它更是一个连续的谱系。很显然，我处在双相障碍到精神分裂症之间，有时伴随着明显的精神症状，有时却只有单纯的躁郁转换。

我接受了我属于不能停药的那类病人，连续用药已有十年，我把药物视为维生素一样的东西，就当是自己天生缺乏。也有人问我，不吃药会怎样？我说饭也是每天要吃，何必与自己过不去？

从最初的完全否认，到现在几天便能意识到自己状态有异，这十年的人间炼狱，终究是炼出来了。

后来，我曾经给别人写了这样一段话：“每一个服药的人，一开始，都很难接受一个事实——我必须要依靠药物才能保持正常。每一个服药的人，都很想尝试，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行走于世间。当我们感到自己内心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要尝试停药，去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已经长大。所以，停药，有时候，我并不觉得是一种需要被谴责的行为。它其实也是一个人在寻找他自己，在成为他自己。”

亲子

墨清的讲述一直持续到黎明，然后我们沉沉睡去。上午醒来，我提出去他家看看。他告诉我，他不住在家里，住在单位的办公室。

“为什么？”我问。

他回答，一是路远，上班来去麻烦；二是，他不想住在家里，不想感受到自己不被接纳。

我有些奇怪。墨清是独子，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接纳他？

墨清回答，爸妈虽然很关心他，但不能接受一个失去了社会功能的儿子。他们只重生活技能，仿佛只要有了技能，人不需要情感也能生活；就算有病，也只能在办公室病着。

“我母亲的逻辑是，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给她添麻烦，因为她马上就要老了。这让我觉得，我本人的存在对她是个麻烦。”

一番话痛彻心肺，我没什么可安慰的，只能和他默默走着。到了单位办公室，他指给我看他的“床”——那是一张可以拉开的沙发。

当天下午，墨清开车带我回他的故乡，贵州南部的桐梓县——我想到他长大的地方，更切近地观察他的生活。

路上，他对我阐述了一个观点：抑郁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心冲突的结果；内心冲突往往来自生存焦虑；而生存焦虑是代际传递的，它对应的是死亡焦虑。

“你认为，你的疾病，和你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不是有关系，就是一回事。”墨清说。

途中翻越娄山关。山高路险，山色迷蒙。墨清兴致很高，对我回叙了他的心灵的历程。最后感慨道：

“这十几年，我活得这么费劲，可是讲起来，一会儿也就讲完了。”

我患上疾病，有多重原因。归根结底，是那些成长中不能避免的遭遇，不断刺激着我天生的敏感。

在我成年后的很长时间里，内心都不能建立起清晰的母亲的形象。我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待在保育箱里，见不到妈妈。我不知道她在那段日子里是否强烈地思念着我。

随后我父亲外出进修学习，母亲忙不过来，请了一个十三四岁的保姆帮着带我。保姆自己还是个小孩，妈妈说她很不上心，有一天把我摔到地上后，就辞退了她。

后来又请姑婆来帮忙。姑婆教我学会了人生的第一句话，“赶场去！”“场”就是集市，大概那个时候她经常去赶集吧？但她毕竟年老了，不到一岁半，我又进了托儿所。

那段时间，社会上通货膨胀，家里境况很不好，做饭时母亲连最老的菜叶也舍不得扔掉，全都得拿来煮着吃。父母积攒了好久的钱，买回一台冰箱，两个人宝贝得不得了。没想到才用几年，就坏了。父亲找来车夫拉去修，一个人跟着板车走了几十公里路，又走回来，因为当地冰箱厂修不了。第二天，他又将冰箱运到火车站，准备送到上海去修，车站的人刁难不给托运。父亲说了无数好话，求了无数的人，才最终运走去修。等冰箱又能用时，已过去了整整半年。

大人们总是一言不发地拧着日子的汁儿，才能拧出那么一点点家用来。生活的难题却是一个接着一个。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着了一场大火，起因是另一家人乱扔烟头。父母把我和所有物件都抢救出来时，漫天的红光卷尽了木头平房的最后一间。我站在石阶上，看着周围的人哭喊一片。

那一夜我无比沮丧。我清楚地记得，小小的、惊惶的我，脑子里已经产生了一个清晰的念头：“大人是靠不住的。”

后来，我家搬进了学校为我们腾出的一间办公室。父亲开始越来越多早出晚归。为了弥补损失，他每晚都上门给学生补习数学。他用蜡纸刻钢板，刻上好几个小时，一张才挣一块钱，抽空便教我认字。他拿着粉笔，在地上画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教我念——“人”。

母亲也开始频繁外出，去夜校补文凭，为将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父母不在的日子里，我只能和自己仅有的玩具娃娃说话。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一切的变化是因为什么，而我似乎也没有想起去问。多少年后我已记不清这些往事，我只记得有一次，风吹关了门，没有钥匙的我，一遍遍在黑暗里重复说：“不用怕，妈妈很快就会回来。”

焦灼是一种无声的惊慌，它蔓延在我动荡的童年里。当安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时，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就不得不退居末位，沉寂下来，变得不再那么清楚。在我成年之后，内心常常涌起流离失所的怅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感从何而来。

火灾过后，父母决定送我上学。入学时我只有五岁，力量比同学弱了许多。我做得好的手工常常被同桌抢走，他交给老师时会说成是他做的。我心爱的文具盒被同学抢了，他们扔过去扔过来，就是不给我。我一着急，就哭，一哭就被哄笑。我羡慕别的同学有透明好闻的香豆，而母亲对生活的清醒决定了我永远得不到那些。当我硬着头皮告诉她“橡皮弄丢了”的时候，其实是我想要钱买香豆了，然而我终究是没有得到过。免不了被训斥也免不了挨打，夹杂着对知识的新鲜好奇、受同学捉弄的耻辱与对友爱的渴望，我就这么一天天长大。

我曾有过一个朋友，父母嫌他没有端正的学习态度，怕我不跟他学好，硬生生把我们拆散了。就这样我孤独地读完了小学。到了初中，我有了一位真正的老师。她灵活的教育理念使我们全班都成了“减负”的受益者，我由此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当我在她组织的班级活动里朗朗背出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时，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无比的自豪。在她动情朗读课文时，我早已秘密地将她当做了我的母亲。直到多年后，我又在校园里重新遇见她，她依然问着我“现在还有没有写文章”，我只能躲闪着难掩内心的痛苦——那时的我正吃着极大剂量的药物，已经写不出任何东西了。

药物治疗之后，我决定接受长程精神分析治疗。每当我万分难过、控制不住要伤害自己时，咨询师都会对我说；“做自己的好妈妈。”

她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父母”，它是对童年时养育关系的内化，在我们成年后替代现实的父母照顾着我们。在我还没有太多自我意识的时候，养育关系的极不稳定让童年的我对陌生而异己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不安，与此同时，我也内化了一个严厉无情的、苛刻要求自己的父母形象，一个认为自己不应被好好对待的互动模式。但更为重要的是，我需要对已经内化的影像做出修改，因为我对待自己的严苛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生活所必需。

从那以后，我越来越理解父母。尽管我很少回家，和母亲也不能很亲热，但我心里接受了她。她还是我的妈妈。是那个把菜油滴在桔子上，烧给我治咳嗽的妈妈；是那个在蛋壳上打洞，把蛋液倒出来又把肉塞进去蒸给我吃的妈妈。

家世

翻越娄山关，我们抵达桐梓，贵州北部的一个小县城。

在墨清看来，他的成长中，父系和母系家族文化对他有很深影响，由此甚至可以追溯到疾病的源头。时至今日，他已经不再孤立地从生物学、症状学，而扩展到从家族、社会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精神疾病。桐梓正是他的起点。

墨清最后总结说：他的患病，固然有生物学因素，内心冲突也是重要原因。他不能超越从小的环境，却越来越不认同自己被家族要求扮演的角色，不能认同自己落后又无所事事的民族与故乡；反过来说，他也不被认同。

“无处可退，无所依归。”他说。

大学毕业后，墨清在桐梓工作过几年。期间，他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他把这套房称为“我自己的家”。房子装修好后，不用于出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隔两个星期就回来一趟。问他回来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是回来看看，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卫生。

“呆在属于自己的家里，心里的满足感和踏实的感觉是以前没有过的。”他说。

墨清显然对桐梓有很深的感情。他曾经在“渡过”公号上发表一篇文章，回顾了他的童年记忆。他写道：“在我的记忆中，小小的县城，清晨总是白色的。那淡淡的薄雾里，回响着黄包车清脆的铃铛声。铃声由远及近，就这样来到我的面前。”

说实话，我行前就计划来桐梓，一方面想感受一下墨清成长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是被墨清的这段描写所吸引。可是，今天的桐梓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桐梓县城正在大兴土木，空气中弥漫着建筑灰尘呛人的味道，哪有淡淡的晨雾和清脆的铃声？对此墨清也很不好意思。只能带着我在桐梓小城转悠，用语言来向我描述他小时候桐梓的模样。

来到一处工地，墨清指着废墟对我说：“这里曾经是大姨的家。”

1986年的秋天，我出生在一个双职工家庭。我是仡佬族人，随我父亲。他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有一张恢复民族身份的证明。

父亲出生的县城是如何把自己列入少数民族自治县的，似乎没有人讲得明白。县城的街上满是看傩戏与打大贰的人，空气中飘着油茶的米香。

大贰是一种赌博游戏，纸牌上画着本族人才认识的文字。我至今仍坚定地认为有了这么个东西，这个县城永远都脱不掉贫困的帽子。但小时候我心里还没有产生任何思想，只惦记着地里辛辣的水萝卜和绳子上新晒的红色米皮，还有刚炒好的花生瓜子与咩咩叫的羊。

年节下农闲，我惊奇地发现走到哪家都有饭吃。我还没有学会客气这种东西，享受着农村人独有的对小孩的偏爱。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我是城里的孩子，再问两句便知道了这是“老三家的毛”——毛是男孩，妹是女孩，我在巨大的语言隔阂里竟然轻松地吃到了各家的菜肴。文化、知识、礼节，还有外公外婆传下来的规规矩矩，全部都不抵不上火盆里一下烧起来的那股子热乎劲儿。

每天，天一亮，爷爷就去挑水。半山腰打好的井里有许多细小的贝壳，偶尔还会看到一只满不在乎的螃蟹横着过去，我一直思量着那些贝壳来自何方。爷爷的爸爸是什么样呢？爷爷的爷爷又是什么样呢？贫瘠的山石丧气地显示着他们不过是和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我大伯二伯四伯全是农民，只有我父亲显示着他在这个家族里独特的性质。

挑水种地，打柴放羊。城市人干不动、容不下的日子，在农民永远是平常。平常的活路有着响当当的理想。爷爷平生最得意的一句话便是“培养了好几个读书人”。

他在83岁时离世。家里最后一张照片站了35人，都是他一脉所出。在他的葬礼上，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吃流水席，好多人中午吃过下午又来。每半小时就要放一万响鞭炮，以显示家人是尽孝的榜样。

我怀着深深的不解询问父亲，他淡然地说着农村就是那么回事。我和父母无可奈何地躲到屋后的竹林里，零星赶来的他们的同事也都不出声地坐着。

葬礼决定只办七天，因为天热。幼时熟悉的堂屋里挂满了灵幡，新斩下的猪头和冰棺里的遗体使我感觉到愚鲁而讽刺。一心想着捞钱的道士竟能开口说要办14天，经跪到最后我早已没了感情。我斜看着大贰桌上的人们一遍遍点着输了赢了的钞票，每天都盼望着葬礼结束而又像永远不会结束。

最后的火化我没去。我在宾馆里服下了六颗喹硫平然后昏沉睡去，直到第二天下午寂然醒来。

爷爷如他所愿，葬在了高高的山岗上。

在我母系这一支，外公少年得志，到老依然是仪表堂堂。他有一副天生的好身板，黄埔军校毕业后主动加入了共产党，西进之后又在贵州剿匪。后来，外公在桐梓落户安家，娶了我祖上科举出身的外婆。

好运不长，1957年，外公被打成了右派。命运没有拖垮他的斗志，却弄坏了他的脾气。发起火来他一把将挂历拖到地上，全家老小都只能躲出门去。然而大家面面相觑，并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

外婆是云南人，两个哥哥均从西南联大毕业。外公外婆家世显要，但自己的家庭却满是遗憾。他们有五个儿女，都做了国家公职人员。我唯一的舅舅曾有过两个孩子，第一个早夭之后，隔了三年才又再生下女儿。连上我仅有四个孙辈，其中还有一个是抱养。全都拜托那独生子女的政策——我外婆的封建思想里这最大的不满总是滚来滚去。外公去世的冬日，悲凉的唢呐与四处炸飞的鞭炮一齐响起，他的墓碑上，把我和表弟连同表妹全部都刻成了“孙”。

虽然我病了，我却不是这家族里最不幸的。自始至终我都不信我只会是个病人，哪怕家族的遗传在我身上埋着必然的种子。

我不知道，小小县城的清晨是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了白色的浓雾。我也说不出是从哪一天开始，我就再没见过大姨。过年的聚会总是诡异地缺少着一个人，准确说缺着一家人。

大姨很漂亮。她长得像我外公。我总是想，如果她不是生在这里，而是生在更大的城市，是不是就不会遇到这一切。

大姨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她在镇里当知青，外公正好在同一个镇上任职，没事就教她写东西。她识字不多，每晚都对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学。我母亲后来说，“你大姨的那种苦劲儿，我一辈子都学不来。”

就这样，大姨的文字开始见报。从报纸上的方块，到《山花》的刊登。她也从农村回了城。

县里计生局的局长点名要她，她不去；报社要她，她还是不去。

她想留在那个没有多少事情的部门，一心写作。后来，她进了作协。有一次，作协开会，她去了异地。在那一次青年会议上，她有了最初的恋人。

她回来之后，给我母亲讲起那个人。“回家的路上都跳着舞”，我母亲说，她是真心的爱。

然而那人却没能调动工作来娶她。那时候，调工作，换城市，是何等的难，更没有辞职一说。两人终究是没有在一起。

大姨最后还是嫁人了。大姨爹个子很高，很能吃辣椒。他们婚后三年都没有孩子。大姨爹有了外遇，矛盾迅速成了裂痕。他们开始分居。在那样的年代，这些事情足以闹得满城风雨。

最后他们离婚了。大姨有了新的恋人，另一位文学青年。她怀孕了。外婆想要留下这个孩子，她说，我来养。不知道为什么，大姨却把孩子打掉了。

那之后，大姨再也没有生育过。她开始了混乱的伴侣关系。她想要有个归宿，但那小小的地方，又怎么可能给她一个家？

那之后，她就病了。

我一直都记得，大姨曾神秘地告诉我，她寄到台湾的著作将会出版，而她自己则会名利双收。那时我已上中学，我隐约地察觉到她有着某种问题，却不能将它命名。

多少次我向父母探问起大姨究竟怎么了，他们给我的都是匆匆掩饰后的顾左右而言他。他们说，她就是那样一个人，你少跟她来往，也别答应她任何事。

她不再到外婆家来，穿着颜色极其鲜艳的衣服走在街上；再后来，她跟了一个不务正业的混混男人。我外婆拒绝承认有这么个女婿。外婆说，如果大姨只是一个人，那逢年过节，再怎样都要把她叫回来。

她开始打电话给我外婆，给我舅舅，说有人要害我们全家。无数个夜晚，我一直想着，是怎样的恐惧，会让她如此不顾一切的打电话给那些完完全全抛弃了她的人。

日子又过去了好些，我去了南京求学。在大学里，我也病了。我衣衫不整地去了青岛，终日兴高采烈。最后，我的钱花完了。父亲的学生帮忙买了车票，把我送回来。

我才懂了。我懂了。大姨在那明晃晃的白色的午后，为何穿着如此艳丽的衣裳。

毕业后辗转，我到了桐梓工作。大姨听说我去了，径直走到我办公室，她要拿她腌制的鹅蛋给我。我如约站在路口，却没有等到她。她没有手机。我走回县城大院，看见她蹲在那里。

她拿了好多好多的鹅蛋。那之前，她让我帮她买古筝琴谱。我母亲说，别给她买，你帮了她一次，她以后就会一直缠着你。

我害怕了，我没有帮她买，我找了一个不是借口的借口。

大姨老了，老在我们所有人都看不见的地方；我调到学校后，就没有人见过她了。

又过了些年，外婆终于再也掩饰不住她的思念，一次次让三姨去看看大姨家里有没有亮灯。那盏灯，再没亮起。

音乐

叙述家史的时候，墨清不知不觉带着我把桐梓县城转了个遍。回到家，已是黄昏，窗外暮色四起。我们相对而坐，什么也没说。墨清大姨的故事让我很伤感。

“你的文学天分和你大姨是一脉相承的。”我打破了沉默。

对这句赞美的话，墨清并不认同。“我不觉得自己有文学天分。我写东西很耗神，每一个字都很用心，是用血泪在写。每写完一篇文章，都会有虚脱的感觉。音乐才是我的安慰，在乐曲中我能获得平静。”

“这么说，音乐对你起到了疗愈的作用。”我问。

墨清没回答，掏出了口琴。“我吹一曲谷村新司的《星》给你听，你就知道了。”

我走过去关上窗。立刻，布满烟尘和喧嚣的街头被切断似的关在窗外。一曲过后，墨清对我谈起了音乐。

在我七岁的时候，父母发现我在竹沙发上摆着音乐课本，把一条一条的篾片当琴键弹。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送我去学钢琴。家里借了6000块钱买回一台琴来，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人借钱。我继承了父亲与外公良好的乐感，在13岁那年考过了钢琴十级。

从学琴开始，单调的基础练习便成了日常。绝大部分的练习只有正确，永远也不可能好听。艺术最终是属于观众的，当一首曲子可以轻松弹奏示人时，艺术家本人早失去了许多快乐，只剩下成就感。然而艺术又是属于与艺术家的，他从此有了一把闪亮的钥匙，可以自由出入那他人都被挡在门外的世界。

对我来说，音乐有更多的意义。童年时的备受欺凌，不及成年便离家求学，许多年来抚慰我孤独的都是音乐。到现在我都不曾忘记在水池边一遍遍听钢琴曲的日子，那是最深的落寞、最沉重的思索和最绝望的不屈。

上高中的时候，我对音乐已经非常痴迷了。妈妈一天给我5元钱吃饭，我只用3元钱，半个月就能省下28元，能买两盘音乐磁带。有一次，我病了，是脑血管痉挛，父母觉得病因是耳机听多了，坚持要收走我的用来放音乐的复读机，我就抢，他们看我拼命的样子，最后让步了，但耳机坏了，再不能用。音乐对别人是可有可无，我却和它共生在了一起。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也不会再让任何人能够强行去除它。

钢琴实在太沉，我随身带着一把半音阶口琴。二十多年前，父亲把他的口琴送给我做玩具时，可能从未想到我会爱上它，更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在精神科的病房里吹起。

工作之后，我有了更多的自由。我将手机上的文件夹用最爱的四首曲子命名，它们是《梅花三弄》、《碧海潮生》（nakasendo）、《平湖秋月》、《寒雪牵魂》。当我在监考中站得无聊时，我会在脑子里编曲，这是我莫大的快乐。

我也曾误以为，康复中必要的一环是多与人接触。直到如今我已彻底抛弃了这样的观念，康复并不是具备和人交往的十足能力，它是具备自己使自己开心起来的本事，比起人来，音乐更能使我开心。

人生最难耐是枯燥，最难忍是重复，最怕是竭尽全力却迟迟没有等来根本改变的机会，最苦是他人就在身边却不能讲出自己的心声。傅雷说，辛酸的眼泪是培养心灵的酒浆。只有经历过尖锐的痛苦的人，才会有博大的同情心。

我似乎没有在疾病中折损，疾病却使我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不是我所以为的那种逼迫自己的改变，而是学习一种深沉的对自我的爱，一种坚定的自我捍卫与维护。

疾病最终促成了我人格更加完整，也使得我能够再爱他人。我学会了充分地利用没有犯病的时间，也相信疾病不是在白白地折磨自己。虽然我不能预言自己的未来，但我却不再为未发生的事情拧巴。死亡真的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我来到了我的三十岁。

墓地

和墨清相处了两天，彼此更加熟悉，明显感觉到墨清和我亲近了很多。要知道他和人交往还是有一些拘谨的。

后来墨清告诉我，正是因为亲近了，临别前他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是第二天下午，墨清犹犹豫豫地对我说：“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然后补充：“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就不去。”

哪有不愿意的道理？我很好奇，立刻答应，再问：“去哪里？”

他答：“我外公的墓地。”

我们驱车出城，一路攀高，抵达桐梓下属乡镇一个村庄。途中，墨清买了香、蜡烛和纸钱。他说：“以前我都和爸妈一起来祭祖，今天是第一次自己来。今后我会经常一个人来，我想我可以代表自己的家庭了。”

他告诉我，小时候，他特别害怕去墓地。前些年，外公去世，他参加了葬礼。“打那之后，我觉得死亡是一件可以直面的事情了。”

我不能完全判断墨清带我去他家族墓地的原因。但我相信，一定是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被触动了。

与同龄人相比，我拥有更多接近死亡的体验，这也使得我最终习惯且不再畏惧。

我身体一直很不好用，近视到了一千多度。父母带我挺难的，真难为他们。我四五岁时，患了淋巴结发炎，发烧、咳嗽、流鼻血，整整病了一个月。那时对抗生素的限制很少，医生给我用了太多，结果过敏了。这使我后来对许多药物都过敏，对热也过敏。你见过谁热过敏吗？十几岁的小孩谁不爱玩？可是我不能。跟人打完篮球，别人是一身汗水，我还加一身的红疹回来。

许多年里，我总是思考着两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活着？在那个现实薄弱到什么都没有的年龄，这样的思考不仅不会有任何结果，倒把自己绕进千古就从无答案的迷雾中。我以为人需要想清楚这些才能活着，这实实在在是错了。当我在办公室鼻血流得像水龙头拧开，医生三下五除二给我填了一鼻子棉纱时，我明白了死神原本就在隔壁；当我完整地参加了两场葬礼，送走外公与爷爷，那些迷障开始逐渐散去。原来生与死根本不是我想像中恐惧的那样，它带来的哀痛终会随着哀悼的完成而逝去。

疾病造就的命运，我不想要却不得不要。人无法计算究竟是得到抑或失去，但总要对得起他所承受的苦难。上天既然这么安排，我也就这么接受了。在那有限的生活里过出无限的意义来，如此便是人的一生。

送走爷爷之后，我终于想要自立门户了。去年年初时，我遇到了现在的女友。我们认识的时间不久，可是她很了解我。自杀计划悄无声息地终结，我想去过常人的生活。以前我很犹豫，我能否担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是否真的应该走入婚姻。现在我不再犹疑，我觉得我不仅可以，而且应当。

一个人行走了这么多年，我想回家了。

过年的时候，我和她炒了几道菜，在租来的房子里摆满了四方。空碗里夹上菜肴，空杯里满上酒，就是敬祖先了。把门开着，我们到楼下烧纸。

那一晚风很大，我们小心地照看着火苗，火没有灭。

不事死，焉知生。

说完这些，他蹲在地上，安放蜡烛，燃烧纸钱。然后跪下，拜了几拜。

一片静寂，空气凝固不动。我在他身后微鞠一躬，他站起来；我们后退几步，转身离去。

第二天，我告别桐梓。墨清回遵义上班，我则开始下一段行程。

（本文自述部分为墨清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