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爸爸：“外国人为什么害怕十三这个数？”
爸爸解释说：“西欧、北美，也许还包括澳大利亚一类的地方，也就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较多的地方，是有那么一种风俗，忌讳十三，甚至害怕十三，剧院里不设第十三排，没有第十三号，旅馆房间十二号过去就是十四号……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心理，以为十三这个数不吉利，其实没有什么道理。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个心理，有好多种解释……”
我正听得起劲，妈妈用筷子敲着碗边说：“行啦行啦，吃饭的时候还说那么多的话！”
爸爸就不再说了。
我可不甘心。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宣布说：“我先不吃了。爸，你给我说清楚，外国人究竟为什么害怕十三？”
妈妈生气了，她先冲着我说：“你一个小孩子，琢磨这些事干什么？”又冲着爸爸唠叨起来：“你也是，他才多大，你就跟他胡扯这些个没用的题目……”
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又把这个题目提出来了：“爸，你倒是告诉我呀——外国人为什么害怕十三这个数？”
妈妈一听，瞪了我一眼，随后便瞪着爸爸。
爸爸心不在焉地说：“其实他们也没有统一的解释。反正就是那么一种迷信心理。”
我心里结了个疙瘩。
自从我上了初一以后，心里头结了无数个疙瘩。我提出的问题，老师、家长以及我所碰上的大人，不是不给我正面回答，就是说他们也弄不清，这倒还罢了，他们竟常常责怪我不该提出那样的问题来，这就在我心里结上了一个又一个的疙瘩。
哼，他们不回答我，我自己来解答！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把一个又一个的疙瘩全解开！
电视上正播出一部电视剧，嘿，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别提多假了——那个女英雄身中数弹，可偏不死，她抿着个嘴、瞪着双眼，扔出一个手榴弹去，“轰”的一声，不消说，五六个坏蛋反倒一下子全报销了！他们骗谁呢？那些个什么编剧呀、导演呀——骗小学生还差不离，我可是上了初一的中学生了，谁还信他们那一套！我立刻指着荧光屏说：“那几个坏蛋真是傻帽儿！就算开头没把那女的打死，见着她举起手榴弹了，也得赶紧补几枪呀，怎么能挤成一团就等着挨炸呢？”
妈妈一听就烦了，她谴责我说：“你怎么能向着坏蛋呢？你这样下去还得了吗？是非不分，爱憎不明……”
可是电视剧往下的场面更滑稽：另一个女英雄，搞地下工作的，打扮得妖里妖气；坏人发现她了，来逮她，人家把手枪举起来了，她呢，把手里的扇子甩过去——那扇子上原来装着尖刀，刀尖一下子扎进了坏蛋的手背，坏蛋手里的枪掉在了地下……
甭等我发话，爸爸先忍不住哈哈地笑出声来，他连连摇头说：“瞎编！唉，瞎编……”
我立刻跟上去说：“什么破节目呀，给他们一个‘大哄子’！”
妈妈这回冲着爸爸去了：“你瞧你给孩子都是些什么影响？跟你实说吧，小凯身上最近出现的毛病，十有八九都跟你这种影响有关！”
爸爸望着我说：“小凯呀，你对大人的议论不要照搬照套……比如这个电视剧吧，毛病确实很多，可他们的立意还是好的；再说，搞一部电视剧也很不容易……”
我可不服。许他说人家“瞎编”，就不许我给人家一个“大哄”吗？
我觉得大人们——从老师到家长，从邻居到偶然遇上的人——对我们实在是太不平等。不知怎么搞的，最近我心里头总有那么一种反叛的情绪，大人不许我问的问题，我偏要问；大人不让我知道的事，我偏要知道；大人不准我干的事，我偏要干。
有一天我问妈妈：“妈，你究竟是打哪儿把我生出来的？是真的打肚脐眼里生出来的吗？”
妈妈吓得差点把手里的盘子掉到地上，她一张脸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我仅仅是因为可怜她，才放弃了继续追问。
事后，妈妈严肃地教训我说：“小凯，你可不许胡思乱想！你可不能学坏啊！”说着，她双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我莫名其妙。我怎么可能学坏呢？我可不是不知好歹。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不过，我毕竟不愿意让妈妈伤心。我心里头其实很爱她，尽管她总叨唠我，把我当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看待。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再没问过那个问题。我任心头结着那么个疙瘩。那并不是个了不起的疙瘩。在我急着想解开的疙瘩里，还数不上它。
还有一天，我家来了客人——爸爸上中学时候的老同学，我得叫他马叔叔。马叔叔刚从法国回来，他好像是去法国参加了一个什么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爸爸和马叔叔聊得很欢，我坐在一边听得也很带劲——尽管他们有的话我听不大懂。谁知当我正听得出神时，妈妈忽然严厉地把我叫到隔壁屋去，我很不高兴地问妈妈：“叫我干吗呀？”
妈妈说：“做功课！”
我宣布说：“我功课早就做完啦！”
妈妈说：“你上小学的时候，做功课多细心呀！就说作文吧，每个字都工工整整，摆在格子当中；现在呢，可好，那一行行的字真叫‘龙飞凤舞’！我刚查了你的作文，内容嘛，还可以，可字迹潦草得不行，你重抄一遍！”
我可不是上小学时候的我了，我皱皱鼻子说：“您甭跟我使计——我知道您干吗把我叫过来，才不是为作文的事呢，您是不愿意我坐那儿听爸爸和马叔叔聊天！”
妈妈承认这一点：“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他们俩越聊越随便，你听了理解不了，没好处！”
怎么没好处？起码我知道了好些原来不知道的事。再说，我怎么就一定理解不了呢？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得意扬扬地对妈妈说：“法国以前有个戴高乐将军，对吧？***都说他了不起，对吧？***还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呢，他也可愿意来啦，可是真令人遗憾——他没来成，就逝世了……他个头特别特别高，咱们国宾馆里，所有的床他都睡不下，他要来呀，得给他特制一张大床，您听说过吗？那得是一张特别特别长的床，床单、被子也得单给他做……不过，妈妈，戴高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得算好人吧？可马叔叔干吗又说他是‘右翼’呢？”
“你瞧，”妈妈烦恼地摇着头说，“你灌进一耳朵这些玩意儿有什么好处？把你的思想全部搞乱了！这些问题，只有到你大了以后，才能够弄清楚！以后再有马叔叔这样的客人来，大人说大人话的时候，你就别往里掺和了，你要自觉地到这间屋来，功课做完了，你看看课外书也好嘛！”
我觉得很委屈：“干吗呀？以前你们倒不轰我，现在我长大了，反倒受限制，我不干！”
妈妈只是焦虑地望着我。妈妈不叨唠的时候比叨唠的时候更具有说服力。我从她的眼光里看出来，她实实在在是为了我好。倒也是——我上小学那阵，当爸爸跟客人高谈阔论的时候，我就是在他们腿跟前摆弄玩具，耳朵里也留不住他们一句话，可如今就算我待在了这边屋里，他们那边偶尔飘过来的一句话，也总引得我心痒难熬……
还有一天，一个什么单位给爸爸寄来了两张戏票，爸爸、妈妈开头挺高兴，可一看日期，就傻眼了——那晚上我们全家要去看大姨，是早就定好的，因为那天是大姨和大姨父的“银婚纪念日”，就是说，他们结婚整三十年，所以要隆重地纪念一下，我们全家都要去大姨那里吃晚饭，不用说，一定会有好多好吃的菜，最后一定还有一只大蛋糕，说不定还是在有名的春明食品店专门定做的——倘若爸爸、妈妈那晚上不去大姨家而去看戏，大姨非气疯了不行。
当妈妈把那装有戏票的信封往我家墙上的蜡染布信袋里一插时，我问：“什么戏呀？”
妈妈随口应答道：“不适合你们小孩子看的戏。对你来说，倒没什么遗憾的。”
哼，我都上中学了，她还总是左一声“小孩子”，右一声“小孩子”，谁说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谁说我分不清是非？谁说我不想学好净想学坏？
我暂时没吱声。可临到该去大姨家的那个晚上，爸爸、妈妈正穿衣服准备动身，并且妈妈还扬着嗓子喊我也快穿衣服的时候，我忽然皱着眉头，揉着肚子，哼哼唧唧地向他们宣布：“哎呀，我肚子有点疼，我不想去……你们去吧，反正我是个小孩子，去不去大姨家也无所谓……”
妈妈大惊小怪地赶紧用手掌来捂我的脑门，还一叠声地问我：“究竟哪儿疼？是胃，还是肠子？左边，还是右边？……”
爸爸扬起一只眉毛，怀疑地望着我。
我装得恰到好处，而且理由也越来越堂皇正大：“没什么，不要紧——可能是中午吃炸带鱼吃多了……不要紧的，你们放心去吧……再说，我还有三道代数题没做出来呢……你们回来给我带块蛋糕就成……我还想把英文复习一下，明天有测验……”
妈妈逼我吞了两片什么药，又埋怨了一顿爸爸不会买东西——“那种炸带鱼多半都不新鲜，以后别再买了！你呀，要么从来不给家里买东西，要么一买就瞎买……”——这才跟爸爸走了。
爸爸临出门对我眨了眨眼说：“小凯，你可得让我们放心啊！”
其实我有什么让他们不放心的地方！
我才不会胡来呢！我最瞧不起那些流氓小偷和不好好学功课的坏学生了，大人怕我跟他们学坏，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像我这样的瞧着“各色”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其实跟那号家伙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儿！
等爸爸妈妈走了一刻来钟，估计他们已经乘上公共汽车了，我这才行动起来——换下拖鞋，穿上外套，出得屋去，锁上屋门，然后一溜烟地跑下楼梯……
我兜里揣着那两张戏票。我不过是要去看那出所谓不适合我看的戏而已。
我就不信我看不懂那出戏。大不了是出外国戏。要么就是出古装戏。什么了不起的！我可知道英国好几百年前就有个大戏剧家叫莎士比亚，我也知道“卧薪尝胆”是怎么一回事儿……再说我兜里有好几毛零钱，除了坐车、吃糖葫芦，足够买上一份说明书，那种只能让大人牵着手进剧场、不懂说明书有什么用处的时代，对我来说算是彻底结束了。
我来到了剧场门口。门口贴着大广告。一看广告我却“二乎”了。
原来当晚上演的是无场次话剧《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
最后我当然没看。不是我不适合看那出戏。是那出戏不合我的口味。你当我还是小孩子，凡戏都能耐着性子看么？我得挑那些我乐意看的看。
我长大了。我觉得周围的一切不再那么神圣。同时又觉得周围的一切格外神秘。
上小学的时候，我对老师——不管是哪一位老师——全都有一种畏惧感。
上了中学，我可开窍了。现在我知道，老师跟老师可不一样。不光是性格、年龄、长相什么的不一样。他们学历不同，挣的工资也大有差别。
比如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要搁在小学，我可不敢小看她。可现在我对她的“老底”一清二楚：她是师范专科的毕业生，比人家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差两年的学历，工资才挣四十多块，你说她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班也真倒霉，人家初一（三）班的王老师是三级教师，一个月挣一百好几呢；初一（四）班的齐老师不光大学本科毕业，还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们班的呢？“你们班主任是谁呀？”一有人这么问我就发烦，我敢把眼一白，撇撇嘴说：“你管是谁呢！”
开学不久，杨老师布置大扫除，她一本正经地宣布：“要爱护学校里的一切公物……”
我立即举手，她很吃惊，让我站起来：“罗世凯，你有什么问题？”
“您说，学校里的一切公物都得爱护吗？”
她望着我，微张着嘴，莫名其妙。
我扬扬得意地继续问：“学校后门那儿垃圾箱里的垃圾，我们也得爱护吗？”
她和全班同学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妙问镇住了，一时全场哑然。
我幸灾乐祸地望着杨老师，看她怎么回答。
她的脸开始涨得发红，生气地对我说：“罗世凯，你不要无理取闹！谁让你去爱护垃圾了？”
我不慌不忙地反驳说：“咦，不是您说的要爱护学校里的一切公物吗？那些垃圾难道不是学校的，而是我们哪个私人的吗？”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杨老师气得腮帮上的肉直抖。她用黑板擦敲敲讲台，让同学们安静下来。
我等待着她当众发火，但是她竟把冲到喉咙的火气压下去了。她静默了几秒钟，然后用强硬的语气对全班同学说：“我们说爱护公物，指的是爱护公共财物，‘财物’的意思就是指有价值的物品；垃圾是废物，不是财物，没有价值，所以当然不能去爱护它，而应当把它清除掉！”
我想大多数同学一定立即被她征服了。我一时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涵养和口才。
杨老师对全班同学讲完，又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严厉地问我：“罗世凯，你听懂了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反抗到底不可。忽然我灵机一动，梗着脖子继续争辩：“垃圾可以用来压成建筑材料，电视上演过那样的节目，有一种机器，能产生很大、很大的压力，把垃圾压成一块、一块的建筑材料……所以垃圾也有价值，也是财物……”
同学们被我引得又活跃起来，教室里立刻充满小声地议论……
杨老师这下可真气坏了，她的脸色比猪肝还要难看。她挥手让我坐下，宣布说：“好，开始扫除吧！扫除完毕，请罗世凯同学到校长室去一趟！”
什么？到校长室去？不是到年级教师办公室去，而是到校长室去？哼，她以为这就能把我吓倒吗？我才不在乎呢！
在大扫除的时候，我干得比谁都欢。我要让杨老师知道，我提出那样的问题，绝不是因为我反对大扫除，更不是我故意捣乱。瞧吧，我才不是坏学生呢，我能既不怕累，也不怕脏！
临到参加清除学校后门的垃圾时，我更表现得积极，一边用铁锹往车上铲垃圾，一边吆喝着，一会儿嚷：“我可不能爱护你呀！”一会儿叫：“你可不是没价值呀！”逗得班上的男生全都不住地哄笑。
扫除完了，我去校长室。要搁在上小学的时候，一听“校长室”这三个字，我没准就得吓个半死，可现在我一点也不怵，校长又怎么着？校长这官可没多大，上头还有教育局管着他呢，再说就是教育局局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是还有教育部吗？部长上头也还有人管他，你看，都有人管。他们谁也不敢错待我，要是错待我呀，我就往上告他们！
我敲了门，喊了声“报告”，得到允许，这才进去。别以为我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
我们校长姓吴，瘦高个儿，戴副眼镜，看样子比我爸爸大不了多少。
他请我坐，我便大摇大摆地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他给我倒了杯开水，我说了声“谢谢”，也便大模大样地端起来喝了几口。
我等着他开训。他却仿佛完全忘记了杨老师所告的状，而是跟我闲扯开了。他问我来学校报到那天，对校园的总印象怎么样。我说印象不错。他缓缓地摇头说：“不见得吧。你不觉得失望吗？——咱们学校的楼太旧了！”我点头承认。是有点失望。我问他：“不是说咱们学校要盖新楼吗？”他点头说：“的确。过两个月就开工。”我见他说这话的时候愁眉苦脸，不禁奇怪，忍不住问：“盖新楼不是大喜事吗？您干吗好像不高兴似的？”
他叹口气，好像跟我商量似的说：“要盖新楼，就得先把东边的旧楼拆了呀。这样，初二和高一两个年级，恐怕就得按二部制上课了。对他们来说，这可是学生时代的损失呀！可不安排他们上二部制，又怎么办呢？”不知怎么的，多半是吴校长那推心置腹的神态语气，感动了我，我拍拍胸脯说：“干吗让初二上二部制呢？让我们初一的上二部制吧，我们也都不小了嘛，是不放心吗？怕我们没有自觉性？不上课的那半天满世界跑，胡闹？”吴校长沉思地说：“其实二部制对哪个年级都不利，都会有个别的学生因为这原因变坏……可是综合各种因素权衡起来，还是不能让初一的学生上二部制，因为你们这个年龄，还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最容易……”我截断他的话说：“您以为我们最容易变坏？因为我们还小？”吴校长望望我，和蔼地笑着说：“那倒也不是。说实在的，我还是倾向于想另外的办法，比如说，租一批活动房屋，不过，那样操场又没有了……也许，我们可以把体育课拉到护城河边去上？”
我一听就嚷了起来：“嘿！您想得倒美！人家会罚您的款的！——现在园林局把那些地方全管起来啦，您当随便在哪儿都能跑百米哇？”
吴校长点着头笑了起来，笑得直咳嗽，他赞许地说：“你真是一针见血！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可不能让他们罚款，是吧？”
我们俩聊得挺欢，吴校长还拿出新楼的图样来给我看，忽然杨老师来了。显然，吴校长跟我交谈的情景让她大为吃惊。
杨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使我尴尬起来。
吴校长却若无其事，他招呼杨老师“快坐”，又对她说：“罗世凯同学也主张我们租活动房。至于体育课怎么上，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我没想到，杨老师一开口，反倒是向校长表扬我：“刚才同学们一致反映，大扫除当中罗世凯表现得特别好，尤其是不怕脏，积极地清除垃圾……”
我真想跟她说：“我那么提怪问题，跟您抬杠，不对……”可就是说不出口。干吗非得让我认错呢？我只是低着头，假装正在研究新楼立面图中的一个细节。
这时候我耳边响起了吴校长的话语：“罗世凯，你是班上有影响的人物，特别在男生里头，你是有代表性的一员，希望你一定从各方面支持杨老师的工作，就像从各方面支持我这个校长的工作一样。从小学到中学，是人生从童年时代过渡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它的意义，不比中学毕业以后，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过渡的那个阶段意义小呢！”
啊，敢情人生有好多个阶段：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
吴校长的话，让我动了心。可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改不了跟大人抬杠的劲头。你说东，我偏要说西。你让我往南，我偏要往北——最要命的是，我明明知道大人让我往南是有道理的，我也偏要先往北拱一段，然后再悄悄地朝南拐。
我忽然变得爱照镜子了。上小学的时候，镜子对我毫无意义——除非公园里花钱才让照的哈哈镜——我那时候甚至记不清家里究竟有几面镜子，可是现在我不仅充分地利用着洗手池前的小镜子、爸爸妈妈屋里大立柜上的穿衣镜和妈妈梳妆匣上的椭圆形镜子，而且，我那磁铁开关的塑料铅笔盒中，也有一面专供我使用的小镜子。现在不用妈妈督促，我就能主动把脸洗干净，而且绝不让耳朵背后留存污垢；我一个月里至少在洗澡堂里洗两回澡，过去总是爸爸带着我去，现在，对不起，他叫我的时候，我总是“没工夫”，而我去的时候根本也不约他。在澡堂淋浴的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仿佛我身体里窜进去、流动着一种原来不属于我的东西……
正当我跟杨老师处得不错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吴校长来班上宣布：“你们的杨老师病了。她需要住院治疗。也许还要动手术。以后由彭老师来代她的课并担任你们的班主任。”
这位彭老师一开始很让我们兴奋——他有四十来岁了，听说挣七十块钱的工资，不消说学历、教龄都比杨老师强；而且他讲话比杨老师风趣，头一堂课就把我们逗得不断发笑。可是几堂课上过去，我就发现他备课没有杨老师认真，他那些逗趣的话其实全不是什么知识，正经该传授的知识他却讲得含含糊糊，而且有时候还把知识讲错。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故意凑到讲台跟前向他提问，在他回答我的时候，我根本没听他的，只是注意观察他那摊开的备课本——跟鸡爪子扒过的一样！这几秒钟的印象，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刺激——敢情不一定挣工资多的，课就一定讲得比挣工资少的好！
当晚在家里看电视，新闻里有一段开一个什么科技方面的会议的报道，当画面上出现一个满脸褶子的老专家时，我故意大声地发表议论说：“嗬，呆头呆脑，甭看资格老，其实不一定有什么真学问！”
妈妈一听就急了，训斥我说：“你怎么张口就这么反动？你跟谁学的？”
我理直气壮：“谁反动？我有我的看法，许不许？”
妈妈决定立即压下我的气焰，她宣布说：“不许！你还不到对这类事有你的看法的时候！你应当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许胡思乱想，更不许胡说八道！”
我扬起下巴，冷笑着。恰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先生的像，我便故意又大声地议论说：“其实***特别喜欢***。北伐战争的时候，***是北伐军总司令呢！”
妈妈简直是打算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她用两个拳头捶着她的膝盖说：“你还要犯浑是不是？你不当上小反革命不甘心是不是？你就这么浑下去吧，早晚有一天你会给咱们家惹祸的！”
爸爸一面劝她一面劝我：“你也用不着上这么高的纲，别急成这模样——小凯呀，你不要故意惹你妈着急、生气。过去，老师跟我们教给你，让你知道***是大坏蛋，这个结论是推不翻的。这是就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总作用下的结论。当然啦，你现在大一点了，知道的也就多一点了。你知道***先生信任过他，他当过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当过北伐军总司令……也就是说，在他背叛革命之前，他也曾经有好的一面，那么，你应当怎么想呢？你不应当觉得原来大人告诉你的结论不对，只应当懂得：一个人的好坏不是一成不变的……”
“行啦行啦，”妈妈打断爸爸的话说，“你越讲那些个越助长他说反话的习惯！他这种乱说乱道的习惯说到底都是你纵容出来的！你就这么纵容下去吧！”
眼看他们就要对吵起来，我只好跺跺脚说：“好啦好啦，我不说不问了还不行？快看电影吧！”
电视里播出的那部电影本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结果大家情绪都受了影响，兴趣大减。
第二天上彭老师的课，我比往常更注意挑他的错。他在讲解“阴森”这个词语的过程中，为了增添同学们的兴趣，举例说：“法国巴黎，有个巴士底狱，嗬，那里头呀，又黑暗又潮湿，可疹人啦！你们看过电视连续剧《双城记》里头有的镜头，就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
听到这儿，我立即把右手高高地举起。
彭老师把我叫起来：“你有什么问题？”
“我没问题。可你讲错了，”我郑重其事地宣布，“巴黎的巴士底狱早在二百来年前就让人民给拆了，拆得一块砖头都不剩……”
彭老师耸耸肩膀说：“是呀，那又怎么样呢？”
“你讲错了！”我怀着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大声地宣布说，“你说《双城记》有的镜头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这根本不可能。巴士底狱早就没有了，现在那地方是个广场，叫巴士底广场，广场当中有个高高的纪念碑，上头有个自由神的塑像，背上有一对翅膀……”
彭老师很狼狈。可他绷着脸瞪着我，不愿意当着全班同学认错。他想了想，敷衍地说：“巴士底狱拆没拆跟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是‘阴森’这个词的含义，而巴士底狱的景象确实最适合用‘阴森’这个词来形容……”
他挥手让我坐下。我没坐下，而是环视着全班同学说：“他讲得不对。巴士底狱肯定早就拆了。我爸爸的老同学马叔叔前些日子刚从巴黎回来，我当面听他讲过巴士底广场的来历。”
我的这种态度，以及班上大多数同学——包括一部分女生——对我的露骨钦佩，强烈地激怒了彭老师。他气得把讲台猛地一拍，冲着我怒吼起来：“罗世凯！你要干什么？究竟是你讲课，还是我讲课？”
嗬，给我来硬的，我才不怕呢！我从容不迫地对他说：“反正谁讲也不兴瞎讲，讲就要讲正确……”
彭老师气得眼珠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了，他气急败坏地伸直胳膊指指我，又指指门，命令说：“你不愿意听我的课，就请你出去！出去！”
要在小学，我非给这招吓哭不成。可现在我才不怕呢。出去？出去就出去！怎么着？
我冷笑着，毫不犹豫地离开座位，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晃着肩膀走出了教室，并且在一股我自己也弄不清的力量支使下，又一直走出了学校，当我稍微冷静一点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热闹的街头。
风吹着我的脸。我这才觉得自己的脸有点发烫。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挺着胸脯顺着人行道往前迈步。多数行人并不注意我，只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大小伙子用一种古怪的眼光望了我一阵，还有一个显然是农村来的背着一摞丝绵的半老头儿，斜着一对老鼠眼瞥了我好几眼……我心里只是暗笑。我理也不理他们，径自朝前走。我想那些编破电视剧的人物这下可有得瞎编了——我，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因为被老师轰出了课堂，流落街头，结果轻而易举地被教唆犯俘虏，从此堕落下去……自然，最后我经历一番坎坷，总算“浪子回头”，结尾是我又重新回到班上，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鼓掌欢迎，于是这时候唱起一首插曲，大概少不了还是请李谷一阿姨来唱，她用一种娇滴滴的气声演唱着：“回来吧，孩子！回来吧，孩子！你这迷路的孩子，快回到集体的怀抱……”于是镜头上是我的大特写，演我的演员因为哭不出来，导演拍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往他眼眶里点甘油……
“咳，什么呀——瞎编！真该给他们一个‘大哄子’！”我不禁笑出了声来，“我？我能因为让彭老师轰出来就变成小偷流氓吗？笑话！”
于是我刹住脚步。我决定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非常有意义的事。哼，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不会堕落，反而会出乎他们意料地充分表现出我的优秀品质。
我应当做一件什么事呢？忽然，我想到了杨老师。杨老师正在住院，我应当去看望她！我不能空着手去，我要给她带去一样她特别高兴的东西！
想到这里，我便对身上的口袋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搜索，结果一共找到了八毛六分钱，这都是我从妈妈给我的零花钱里节省出来的。
手里攥着八毛六分钱，我沿着大街往前走，望着每一家路过的商店。我该给杨老师买样什么东西呢？吃的？用的？……啊，花木商店！对呀，买吃的，买用的，都不如给杨老师买一盆花儿！
我便到花木商店里，给杨老师用八毛钱买了一盆翠绿的文竹。
捧着那盆文竹，我来到杨老师住的那个医院。我跟班上的同学前些时候来医院看过她一次，那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这回她看到我捧着一盆文竹来看她，一定更加高兴。不过，她会不会问我：“你怎么这时候来？这时候不是该上课吗？”我怎么办呢？撒个小谎，还是干脆实说？……
可是到了医院住院部，人家根本不让我进去。原来那天全天都不让探视病人。有什么法子呢，我只能把文竹留给了他们，让他们转交给杨老师。人家问我：“你是他家什么人？”又跟我说可以随花盆送进个条子去，我只是说：“你们就把文竹先送给她吧。”我条子也没写，就离开医院了。
离开医院以后，我忽然无聊得要命。我有点后悔我花掉的那八毛钱，因为我来到了电影院门前，刚好有一场《疯狂的贵族》，爸爸往家里拿过这电影招待场的票，那时候我根本不想看，可现在我要能看上一场该多好呀——票房里的那个阿姨托着腮帮子发愣，有的是卖不出去的票，但我手里的包里只有六分钱了。唉，没法子，我只好在电影广告底下转悠了一圈，用五分钱买了一根巧克力冰棍，小口、小口地吮着，懒洋洋地继续朝前盲目地走去。
我真希望能遇上点什么奇迹，比如说，有个大流氓正欺侮一个小女孩，那么我一定立刻冲上去打抱不平；再比如说，忽然前面树根底下出现一个钱包，鼓鼓囊囊的，里头至少有一百块钱，还有工作证什么的，我立刻捡起来，并且奔跑着去交给警察叔叔……末后失主找来了，他感动得要命，抽出一张十元的钞票要酬劳我，我便高傲地说：“你要这么看待我，我就把你的钱包还扔回那树根底下去！”……可我又干吗非得扮演正面角色呢？我干吗不拣起一块石头，朝那药房的大玻璃窗扔过去？也许那样就会把我抓起来，关进拘留所，我都这么大了，尝尝拘留所的滋味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那信托商店的收购部，挂着好大的一块牌子：“谢绝参观”。凭什么“谢绝参观”？我干吗不勇敢地闯进去？人家轰我也不走，我就是要参观嘛！……喏，前头是一家储蓄所，究竟存钱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要给存钱的人利息呢？这不是鼓励不劳而获吗？我身上正好还有一分钱，一分钱给不给存？一个月给多少利息？……
可是到头来我既没遇上什么奇迹，也没真的胡来，我走进一座百货商场，很快便找到一件既能消耗我那多余时间和多余精力，又很有意义的事来做——我帮助清扫场地的那位师傅推着地刷来来去去，那地刷跟地面的接触宽度足有一米半还多，蘸了汽油，推着锯末往前那么一走，地面就变得干净极了，推把上还安装着一个铃铛，遇到有顾客挡路时，我们就按铃提醒他们。
那师傅有我帮忙，省劲多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许多。当然，他问了我：“小同学，你们今天怎么不上课呀？”我就撒谎说：“昨天我们学校开运动会了，所以今天休息。”他表扬我说：“你昨天也有竞赛项目吧？瞧，累了一天，你也不歇着，还来义务劳动！”我随口说：“没事儿！我爱推铅球，帮您这么扫地，我胳膊不就长劲了吗？”
说实在的，我干得蛮快活。不知不觉就到了商店关门的时候了。我还要帮那师傅做最后的清扫，他无论如何不让了，说我该回家了，不然家里大人会着急的。临告别时，他一再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我挺不情愿地告诉了他。出了商店以后，我为这一点后悔了半天。
我溜溜达达地往家里去，心里很轻松。我觉得天边的晚霞像一团团粉红色的草莓冰激凌，而那些从电线杆上伸向马路当中的新型路灯，活像一把把可以用来吃那些冰激凌的大勺子。我把跟彭老师闹纠纷的事撇在了脑后，就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直到上了楼，来到我家住的单元门口时，我才感觉出今天毕竟有些异样。我家的门没有掩实。推门进去，耳边立即传来两个重叠的声音：一个是妈妈抽泣的声音，一个是吴校长劝慰的声音：“要知道，十三岁的确是个可怕的年龄。孩子在这一岁里生理上、心理上都发生着某种剧烈的震荡，我们一定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他们和对待他们，尤其要避免从政治上、品德上去给他们生硬地下结论，而应当学习一点少年心理学，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时引导他们逐渐地认识自己和约束自己，像关心他们的生理卫生一样，帮助他们搞好心理卫生……”
我站在过厅里，屏住气息听了听，说实在的，没有听懂，可我忽然非常感动。光吴校长讲话时那种声调就让我感动。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比我以往听到过的任何话语都更神秘……十三岁是可怕的！十三岁为什么是可怕的呢？还有，什么叫心理卫生啊？
爸爸最早听出了我的动静，他突然从里屋走出来，望着我，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他回来了。”爸爸向里屋的人们宣布说。
我随爸爸进了屋。
坐在沙发上的妈妈一看见我，竟然用手绢捂着鼻子，索性哭出声来，就因为我正好十三岁，她就怕成了那样吗？
屋里还坐着彭老师。他见了我。脖子上的喉骨直滑动，仿佛在这以前他一直有口气咽不下吐不出，这下才开始松快起来。我注意到我的书包已经搁在桌子上了，显然，是彭老师给我带来的。我忽然可怜起他来。巴士底狱真不该拆得精光，哪怕拆得只剩一间牢房也行，那样我跟他就全都正确了……
只有吴校长表情很平静。他见了我点点头说：“正在说你呢。其实我知道，就是你说着反话的时候，跟老师和家长抬杠的时候，你的心眼也并不那么坏。你现在是不是挺喜欢照镜子的？”
我点点头：“喜欢。您怎么知道的？”
吴校长说：“因为我也有过十三岁。可是我跟好多好多的大人一样，平平安安地过来了。还有一个十六岁。这是两个生理上、心理上震荡得最厉害的关口。要学会像照镜子检查自己的容貌一样，经常地约束住自己的心理冲动。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我站在他们当中，对吴校长，也对爸爸妈妈和彭老师说：“我不大懂。不过，我可不怕十三岁！你们相信我吧，起码我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弄得你们一群大人都为我着急！”
妈妈发出一阵形容不出的声音，又像哭，又像笑……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