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出夔门
一九一三年的六月，在“第二革命”的风云酝酿着的时候，天津的陆军军医学校在各省招生，四川招考了六名，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揭晓是在七月中旬，六个人限于八月初十在重庆取齐，我便由成都回到峨眉山下的故乡，向我的父母亲族告别。在七月下旬由嘉定买船东下，直诣重庆。我的五哥翊新有公干要往泸州，他便和我同船，更兼带着照管，要把我送到重庆之后再折回泸州。
在夏天的洪水期，船走得很快。由嘉定解缆，途中只宿了两夜，在第三天的清早便到了宜宾。在这儿我领略一次有生以来的大惊愕。
在未到宜宾之前，江水是带着青色的。江面的宽度和一切的风物与故乡所见的并没有怎样的悬殊。然而一到宜宾，情形便大不同了。宜宾是金沙江和岷江合流的地方。船过宜宾城的时候，远远望见金沙江的红浪由城的东南涌来，在东北角上和比较青色的岷江江水刀截斧断般地平分了江面。江面增宽了一倍，青色的水逐渐吞蚀着红水的面积，不一会终竟使红水从江面上消灭了。
青水虽然得着全面的胜利，然而你在船上可以感觉着它的掩藏得煞是费力的恐慌，就象怀着绞肠的痛苦的人，勉强在外面呈示着一个若无其事的面孔的一样。船愈朝前进，突然在横断着江面的一直线上，品排着涌出三两朵血样的红花。奋迅地一面喷涌，一面展开，而随即消灭。愈朝前走，花开得愈多，愈大，愈迅速，愈高声地唱着花啦——花啦——花啦的凯歌。江水逐渐地淡黄了，橙黄了，红黄了，俄顷之间化为了全面的血水。
花已经不再喷涌了，然而在花的位置上却起着巨大骇人的漩涡。横径怕有四五尺，深怕有三四尺。不断地，无秩序地，令人眩晕地，在江面上漩着，漩着，漩着。……但深幸水漩的回旋和前一段的血花和喷涌所取的是反逆的进程。愈朝前走便愈见减少，愈见缩小，愈见徐缓，终于是浩荡的红水获得了它的压倒的平衡。
就这样两种水势的冲激在宜宾城下形成着一个惊人的奇迹。这在我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不怕就隔了二十多年，还和昨天所见的一样新鲜。宜宾北岸骈列着一些红砂崖的浅山，山上多无草木被复，那崖肤的红色就好象剥了皮的肉色。那也好象是大自然故意地造了出来，作为那个奇迹的背景，以增加效果。
更似乎有意要凑趣的一样，是我们所乘的那只木船。那是一只中等大的半头船，载着“油枯”，载子有些不平。尽管我们搭船的两弟兄总是坐在右边，但船身总是略略向左侧倾斜。在未到宜宾之前，因水势平稳，倒还没感觉着什么，但一浮到了金沙江合流后的流域，船便和怕上阵的驽马一样，在水面上罗唣起来。跟着金沙江一道飞来的南风又有意地调侃我们的驽马，当着它拦腰一拍，跛着的左足便落进漩涡里，咕噜噜地打一个风车。刚好出了游，不让你把提着的一口气放下，接连着又打一个，又打一个，又打一个……。全船的水手都惊惶失色，掌舵的艄工连一动也不敢动。五哥，他紧紧地盯着我，一只手指着右侧船舷上的樯桅。我了解了他的意思。那是叫我万一落水时，快把那樯桅抱着。
惊异早被打倒，是恐怖抬起头来支配了一切。
我实在是没有想出，我们可以安全地渡过那难关。这儿的契机不能不说是偶然。我们偶然搭着了那载子不平的船，使我们受了那样的惊险，也偶然赖那载子还没有跛到使船漩翻的程度，或者是船家偶然得着了我们兄弟两人的乘客减少了他的载子的不平。假使那载子的左边在上载时偶然地多放了几片“油枯”，那满载的人不是早被那跛脚的马驮进了另一个世界里去吗？
难关是幸而过了。在年青的旅行者心中才第一次感觉着自己真真是离开了故乡，真真是窜入了红尘，真真是踱进了另外的一个世界。
过了险难之后，那因循苟且的船夫们把载子整理了一次，以后算平稳地到了重庆，在途中记得是只宿了一夜。
到重庆的那一天是八月初三，在指定的旅馆里向一位护送员的少将报了到。他同时却向我传达了一个消息，说成都有电来叫我们不要出发。他把电报也给我看了，电报的大意是说：天津来电，言第二次革命爆发，各省学生缓送，俟有后电再策进行。
这个意外的消息，其实有一半已经是意料中事。第二次革命在七月中旬已经爆发了，就在四川境内闹得也有点风声鹤唳，在熊克武[1]支配下的重庆，在打箭炉怀着失位之痛的尹昌衡，都有响应的形势。而我们在那样的形势之中到达了重庆那座山城那就是行将爆发的活火山。
护送员在把消息传达了之后，叫我们各取自由行动，赶快离开重庆，他说重庆的形势十分危险。因此就在到了重庆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五哥同时起身，他往泸州，我和一位同考上军医的姓胡的人由东大路同返成都。当时的东大路是要经过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等地的。交通工具是原始的鸡公车、肩舆和溜溜马。回到成都要费十天工夫。我们在到了荣昌的时候，便在报上看到重庆独立的消息。原来重庆就在我们离开它的那天晚上便宣布独立了。城内省方派去的官吏多遭拘捕或枪杀，被拘捕者中连护送我们的那位少将也在内。愈朝前走，途上兵马的输送愈见倥偬。永川、荣昌、安岳、遂宁一带不久便成为了战场。
我在考上军医之前是已经进了成都的高等学校的，是临着南校场的王闿运掌教过的旧尊经书院[2]。那儿藏的古书颇多。回到成都以后，学校已经放了暑假，但仍然可以寄宿，便搬进学校里去住着。一天没事便跑向图书室里去翻阅古书。那时是喜欢骈四丽六的文体的，爱读南北朝人的著作，尤其是庾子山[3]的《哀江南赋》——那在《离骚》以后的第一首可以感动人的长诗。我觉得他那“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的几句，真真是切中目前的时弊，每天总要讴它几遍。讴起来总不免要一唱三叹地感慨系之。然而一位讴《哀江南赋》的青年也不见得是怎样高华的志士。讴书之余他要和同学们在寝室里打麻将。有一次打输了想捞钞，愈捞愈输，打了三天三夜，把所领得的旅费输得一个精光。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文庙前街的大哥的留守公馆里去和嫂侄们同居。
天津有电来，第二次又由成都出发，已经是九月中旬了。省内的军事刚好告了结束，同县人的王芳舟[4]因镇压革命有功，做了重庆镇守使。他的大哥做着川东省视学的王祚堂，是我在高小时的先生，乘着机会要去看他的弟弟。我的五哥是王芳舟在武备学堂和留东时的同学，当时适好回了成都，他也想去看他。因此我便和两位长者同行。因为军事初停，东大路的匪风甚炽，便选了小川北路，由简阳经过乐至、遂宁、合川等地，乘船由涪江南下以入重庆，也同样费了十天。
在镇守使衙门里住了有五六天的光景，同路的人取齐了，便乘着当时川河里所有的唯一的一只轮船“蜀通号”东下。这次我们几位没有专置的护送员，只由一位护送着一批娇小的清华学生进京的吴老先生，兼带着照拂的责任。就这样，我们，至少是我自己，自有生以来才第一次搭上了火轮之船，而且是在这火轮上当着游神。
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承继着“十日都督”的蒲殿俊之后而为四川都督的是尹昌衡。这位好色的英雄尹大将军在成都的皇城里做了半年的“上皇帝”，政绩却不大芬芳。在民国元年的春夏间，受着重庆的压迫，为缓冲而兼卖名起见，便出兵征讨西藏，把都督的位子让给胡景伊将军署理。胡将军的本领却不弱，乘着“土皇帝”把御位移到了打箭炉的期间，他却和北京的袁世凯拉拢了，不久便被实授为四川都督，使“土皇帝”只落得一个川边经略使的虚衔。这把我们的皇帝气得暴跳，从打箭炉率领着大兵回来，在武侯祠的庙门前演过一次《空城计》中的司马懿。那时是在秋冬之间，成都城内并没有兵，我们住在城里的人都在替胡将军危险，以为他如不准备巷战，便只好逃跑。但谁知这位胡将军的本领还在诸葛孔明以上，他不等尹昌衡的兵入城，便轻骑简从地先跑出南门去迎接皇帝。不知道他是用了怎样的按摩术，竟把皇帝肚子里一鼓所作的气，化成了从后门阴消下去的瓦斯。可爱的皇帝下出了御旨，命自己的三军离城十里安营扎寨，自己也轻骑简从地同胡将军并辔进城。据第二天的报纸和官方的告示，原来尹大将军是回来省母的。住了十天，大将军又率领着三军回打箭炉去了。
然而都督的位置之失掉，毕竟是事实，而攻打西藏也本来是枪花，于是乎陷在打箭炉的将军便弄得来进无所往，退无所归。将军之烦闷，将军之愤懑，是谁也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在第二次革命的酝酿、爆发、余波的期间，打箭炉和重庆将同时响应的消息或空气，早就四处传播着。然而省外的革命运动逐次镇定了，重庆的独立也遭了失败，尹将军却始终没有响应。他在革命平定之后，却打了一个电报进京，要面陈方略，袁世凯一个回电也就欢迎他进京。尹大将军于是乎便有北上之行。在将军还未到重庆之前，他有两班人的卫队做开路先锋，已经先到了重庆，而且真是千载一时地竟和我们同船。可怜那“蜀通”轮船安置在中央的汽罐室两旁的廊道上的统舱铺位是有限的，一半的铺位被那两班人占领了。我们的一批和清华学生的一批，便不能不成为了轮船上的游神——游神者四川话之流氓也。
但当了游神却不能说不是走了神运。因为我们没有铺位，便可以不陷在那又窄又热的统舱里，并可以自由地登上官舱的甲板上去游览，三峡里的风光便是在那官舱的甲板上享受了的。假如我们是被关在那统舱里，我相信所看见的光景，怕只有从那圆窗眼中所窥出的一圆崖壁罢。
中国的地方我走过的可不算少，象三峡那样的风光我实在没有遇见过第二次。那真是自然界一幅伟大的杰作。它的风韵奇而秀，它的气魄雄而长，它的态度矫矫不群而落落大方。印象已经很模棱了，只记得进了瞿塘峡时是清早，我是站在官舱外的最前的甲板上的，在下着微微的雨。有名的滟滪堆是一个单独的岩石，在峡口处离北岸不远，并没有怎样的可惊奇，可惊奇的还是那峡的本身。峡的两岸都是陡峭的岩壁，完全和人工削成的一样。峡道在峭壁中蜿蜒着。轮船一入峡后，你只见到四面都是岩壁，江水好象一个无底的礁湖，你后面看不见来程，前面看不见去路。你仰头上望时，可以看到那两岸的山顶都有白云叆叇，而你头上的帽子可以从后头梭落。天只有一小片。但等船一转弯，又是别外的一洞天地。山气是森严缥缈的，烟雨在迷蒙着，轮船所吐出的白色的烟雾随着蜿蜒的峡道，在山半摇曳，宛如一条游龙。这些，自然只是片段的峡道，在某一个情形之下所有的光景，但在隔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所剩下的记忆却是以这些为代表。片段化为了整体，一瞬化为了永恒。
在轮船上当游神的人，夜间自然没有地方睡。然而睡得却很特别。川河里的轮船，因为水险不开夜班（近年不知是否如此）。记得离开重庆以后，在未进峡前宿过一夜，在出峡后宿过一夜。在未进峡以前是宿在民船上的，轮船的买办在停轮后替我们雇好了民船，让我们下去过夜，第二天清早又回到轮船。在出峡后是在岸上的一个农村里过夜的，下榻处是一家酒店。听说那儿已经是湖北的秭归县境了。
就那样在神韵缥缈中，不知不觉地便出了夔门。
二 幻灭的北征
轮船过了秭归以后，没两点钟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轮的终点了。
在宜昌江面上看见了有好些外国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仿佛而全身涂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触角挺出着的，不用说是在照片和图画中所认识的军舰，更不用说都是外国人的军舰，那儿插的旗帜有些是画一个太阳，有些是象一个“米”字。初从山里出来的人仿佛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这儿可不就是尼罗河、恒河吗？……中国的干城们，一遇着国内有异己者出现，立刻便要提刀上马的，对于这些有触角的水栖物，他们是没有看见的吗？……中国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内好撑船”，好撑外国人的兵船。……）
这些所谓“幼稚”的感慨在胸里萦回着的时候，却到日本邮船会社去买了当天午后要开赴汉口的xy丸的统舱票。当天下午，十几个小川耗子就跟虾蟹一样，一个二个被那从黄海以外凫来的庞大的水栖物吞进腹里去了。
由宜昌至汉口的三天，的确是成了虾蟹。在船后的统舱里，虽然选着了靠着北侧的上层铺位，时而从那圆窗眼中去窥觑船外的风光，然而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记得船过了鹦鹉洲之后，有意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战役时赫赫有名的龟山和蛇山，曾经特别跑到船尾上的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眺望，但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却没有看见可以称为“山”的甚么存在。这也是难怪的，因为在初出夔门的人，他的观念中的山是海拔几千丈的峨眉、雪岭、邛崃、青城；象在汉阳江边踞立着、在武昌城里匍匐着的那些营养不良的爬虫，夸张一点说，实在是要用显微镜来才可以看得见的。它们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们的环境生得太好了的原故。
船过了汉阳，横陈在汉水和长江合流处的东北角上，革命战役时冯国璋[5]所留下的德政——并无必要地所烧毁了的汉口市上的几千家民房的遗址——在脑中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叠接着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码头时客栈的接客先生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先生们之勇猛，真是足以惊人。在船离岸还有三二尺远时，他们便争先恐后地跳上了船来，手里各各拿着一面小旗子，口里不断地叫着。他们和争着要涌下船去的乘客，在狭凑的舱口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涡。那俨然是两队排球选手的龙骧虎斗，而你自己手下的行李也就成为了被人争夺着的皮球。
汉口的江心是陈列着有好几艘外国军舰的，但“幼稚”的感慨却没有怎样的发作了。只记得同路的一位比较老成的人说过一句也算“幽默”的话：
——“外国人真是热诚，要远远地来替我们举行观舰式。”
在汉口的客栈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门车站，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北上。和火车见面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论理应该有些新奇的记忆，但无论怎样的搜索，所能记忆的却只是过磅时的麻烦，车站上的杂沓，车厢中的污秽。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车行中所接触到的窗外的自然。
车入河南境内以后，车道两侧所能望见的大抵是衰黄的枯草。间或有些毫无草木的砂丘。听人说那些砂丘是北风由蒙古的沙漠地里卷来的，可于一夜之间积成，也可于一夜之间被风吹去。得着那些见闻，在当时竟感伤得涔过一些眼泪。
——（这儿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摇篮吗？怎么竟这样地萧条，这样地凄凉，这样地行将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时令的交冬诚然是助长了这些令人幻灭的景象，然而中国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倾向，却也是一片的真实。封建制度下的农业文明早经超过了它的极致点，原始的旧式的耕种法在长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几无余剩了，即使没有带着沙粒来的蒙古风，土壤本身是已经在向着沙漠进军的。
北地的建筑在初出夔门的人看来也不免要唤起坟墓的联想。夔门以内因为多山多木，建筑大抵是用木造，只有一般的坟墓是用砖土。因此，北地的多用砖土造成的农家或村落，便只好象是坟墓或坟墓的集团了。
——（沙漠化的进行曲，坟墓的进行曲，颓唐了的大地的葬歌。——呜，呜，呜呜……火车驮着满载的骷髅在铁轨上痛哭。）
路过黄河桥的时候是在夜间，窗外缤纷地已经在下着初雪。曾把车窗略略向上推起，借着铁桥上的电灯光，俯瞰过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经激减了的黄河。时间遇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见了那滔滔荡荡的浊浪，或许也可以鼓动一下少年人的雄心。然而桥下的旷莽的河床，却只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湿润的黄土。有些水脉东鳞西爪地象蚯蚓一样在那里蜿蜒着。
我们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车，和往北京的清华学生的一批分了手。在保定的客栈里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无印象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着专往天津的火车出发。这一趟的车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慢车，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时候比动的时候多，动起来也好象是沙漠中的骆驼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车，坐到了午后四点钟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车站上接受了由吴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栈的招单，六个人把行李票交给了那接客先生。他要替我们雇东洋车教我们先往客栈里去。六个人不约而同地觉得这好象是一场骗局，谁都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说：要等行李一道是还要等好一会儿的。但我们总不理会他，总说要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们没可奈何。
客栈所接着的客不仅我们六个人，等了怕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骡马大车上所堆积的行李，几乎有车站的屋檐一样的高。行李积齐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们雇东洋车，但我们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议的结果是大家来坐在那大车上的行李堆上，我们要死守我们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总不能抵敌过我们六个人啦。攀着大车的轮子，更脱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头，六个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顶。
接客先生和御者并坐在御者台上，骡马走动起来了。
嗗吒，嗗吒，嗗吒，六个活的行李在骡车顶上颠簸着，成为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斗。
落宿在天津市一条很长的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栈。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个字）和客栈的名字我都记不起了，只记得是在楼上开了邻接着的大小的两室，我和一位比较意气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只有这一个人我记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间。当晚两个人把夜饭吃了之后，便跑到一家戏园里去听了一晚的京戏。去的时候坐的东洋车是客栈替我们讲好了价钱的，回来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戏园门便跨上车，叫拉回客栈。原来天津的东洋车是要先讲好价钱的，回到客栈照着去时的车价给钱时，车夫们哗噪起来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杠，要去了三倍以上的车钱。
第二天到军医学校去报到，一位只有三十来往岁的年青的校长，穿的是军服，在会客室中接见了我们。校长的态度是和易近人的，听说他是段祺瑞[6]的女婿。我只记得他姓李。他对我们说，各省的人在三二天之内便要到齐，到齐后要复试一次，便正式开学。所说的话不外就是这些。事实上在四五天后学校也果然复试了一次，但我在未经复试之前，早就发生了离开天津的念头了。
我自己本来没有学医的意志，我不曾想过要借医业来医人，也不曾想过要借医业来糊口。那样踏实的想头，在当时的我，是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夔门以内时只因为对于现状不满，天天在想着离开四川。在那时最理想的目标是游学欧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京、津、上海。但要离开四川却难得有那样的机会。要自费出门，家庭的经济状态是不许可的，年纪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远离，因此在中学校的五年和高等学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烦闷的时代。已经进了高等而犹决意投考了同等学校的军医，只是视为一种方便。那是因为医学校是官费，连旅费也不让你自己出一个钱，好借此以离开四川而已。但一出了四川，外面的情形却不见得比四川进步得怎样。而在种种的观感上，反在不识不知之间引起了对于故乡的孺慕。故乡是要更美丽一点，故乡更少外来的刺激，故乡似乎更可以有为。而在根本上使我动播了的，尤其是对于学校本身的不满。
在未开始复试之前，对于学校的情形也略略调查了一下。据见闻所得，知道在革命以前学校里的教习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后大多是用的本校的毕业生和少数的东西洋留学生了。但那些先生们在当时的中国的医学界上却大多是没有名望的。青年人最重虚荣，我，品评一个学校的高下是以外国教习的有无多寡为标准。连中学校的物理化学都须得聘请外国教习，至少也得用外国教本。一座堂皇的军医学校竟没有一名外国教习，竟没有一位大有名声的中国教员，这还成什么学校呢？幼稚得可怜的我，就因为这样一点无聊的虚荣便看轻了那座学校。
我想离开天津，是想往北京去。因为我的大哥橙坞那时住在北京，在替川边经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这样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觉得一到北京总会有更好的出路了。
——（我何必一定要学医，更何必一定要学军医？军医的前途顶高不只是中少将级的军医总监吗？学医，又何必一定要在这儿？……）
存着走的心事但也还在游移的时候，学校举行复试了。百无准备地也跟着大家去应试。人材不可谓不济济，二十几省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学方面的题目已经忘了，但最最奇特、使我终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国文题，叫做
——“拓都与么匿”。
这五个字实在令我摩不着头脑。我自己不记得糊里糊涂地写了些什么东西去缴了卷。在出场后谁都在叫苦，说莫名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孙山，被送回故乡去没有面目见人。
——“拓都与么匿”！
这样神妙的几个字，我想就是现在的读者，能够懂得的怕也不会有好几个罢？但在我们四川的六个人中有一个人却是懂到了。他对我们说：
——“这是total and unit的对译，是严几道的译语。”
这个人的姓名我忘记了，他是在四川六个人中考第一名的人。他曾经读过严几道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他说：“拓都大约是指社会，么匿是指个人。”我的妈！这样伟大的一个难题，实在足以把人难倒。这同时也逼得我这个“么匿”没有胆量等待揭晓，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号——便乘着火车要赶往北京去了。
在天津车站上为我送行的只有熊大中一个人，他是凄凄凉凉地怕要被送回四川。
——“你有令兄在北京，真好，我们是很难堪啦。”
——“万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来罢。在北京总会有方法想啦。”
——“假使都没落第，你又怎样呢？”
——“我是决不想再回来的。”
——“我们还有毕业文凭啦，万一学校不肯退还，又怎样呢？”
这的确是一件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中学毕业文凭是由四川省政府直接邮送到了学校的，假使文凭被学校扣留了，要想考别的学校却是一件难事。
——“请你临机应变地替我帮一下忙，我们随后时常通信啦。”
就这样拜托了熊君，把天津那个“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后去了。
在北京的正阳门车站下车，有从四川跟着大哥一道进京的跟人来迎接着我。我才知道大哥并不在北京。他是在夏天往日本、朝鲜等地漫游去了，一直还没有回来。同时那跟人又给了我一个注意，说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时，定要叫我就在车站上更换一下。那时我是照着我们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蓝色的华丝葛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鸡血红的银绸夹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质的大襟马褂。他对我说：北京人穿衣，穿棉袍就敞穿棉袍，穿夹衫就敞穿夹衫，夹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伧”。听了他的话向周围看时，的确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说的那样，自己顿时便感觉着了所谓“寒伧”的意义了。照着他的劝说，在车站上真个把穿法改换了一番，然而“寒伧”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约是因为冷的原故罢，衣袖之长几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马褂又都是对襟，我的大襟马褂，短袖长袍，是怎么也没法改换过来的。忽尔间才觉悟到在天津看戏时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剧之所以失败的来由。
我被引到的是住在吹帚胡同的一位同乡京官的寓所。京官是同县的举人，也是在日本留过几个月学的，在做着高等审判厅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就寄寓在他那儿，是在正院外的一座南屋子里面。一列三间，正中是客堂，左边是内客厅，由花格门与一道折腰红布帘，和客堂隔着。右侧是书房，京官的一位在法政学堂里念书的兄弟住在那里。进了内客厅看见在靠墙的一张木炕上陈着大哥所留下的寝具。那儿暂时便成为我的下榻处了。
在吃中饭的时候，京官回来了，京官的兄弟也回来了。京官还不上四十岁，身体颇高长，面目甚清秀，撇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却与他哥哥成一个对照，年纪只有十八九岁的光景，身材削小，带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尖削而枯黄的脸上冒着一脸的烧疮，有显明的雪花膏的痕迹。
京官在司法官所必具的冷静态度中也含着淡淡的一丝暖意欢迎着我。他听我说不愿意进军医学校，他是极端赞成的。他说年青人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学军医是没有什么“发变”的。他听到“拓都与么匿”的国文题，尤其认为胡闹。
我得到了京官的赞许，自然更把决心坚定下来了，决计住在北京等待着大哥的回来。虽然在不两天之后，熊大中由天津来信，说复试已经揭晓，各省的人没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几位还很高列；又说学校限我三天之内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挂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学毕业文凭，并追还旅费。但我已经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记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难容区区之么匿。”
三 北京城头的月
在京官寓里住着，不知不觉便过了三四个礼拜，大哥依然没有消息。自己的孤寂感和北地的积雪一样一天一天地浓厚了起来。
京官一早便要去审判厅，在中饭时回来一次，午后要到晚上才能回来。他的饭食是在内院里用的。在法政学堂的预科的京官兄弟也是一早要出去上学，虽然中饭和晚饭是陪着我在外院里用，但在午后放学回来之后，他大抵是出外访友或玩耍去了，在家里的机会很少。
礼拜日，京官是要叙他的天伦的，京官的兄弟却爱去照顾所喜欢的落子。我时时要求他把我引去看看万牲园、颐和园，或者圆明园的废迹，又或者如天坛、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他总说：“天气冷，没甚意思，最好是到明年开春去。”因此我虽然到过一次北京，而且滞留得也相当久，除开由吹帚胡同走出正阳门、由正阳门走回吹帚胡同之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栅栏附近的茶园里去饮茶，落子也跟着去听过一两次，但在去过一两次之后，觉得百无聊赖，因此就在礼拜日也多是一个人留在寓里了。
京官把他的兄弟管束得也并不松懈。正在春情发动期中的他的兄弟，脸上多有烧疮，因此便爱用雪花膏来掩饰。一天洗三四次脸，总要涂抹三四次雪花膏。又因为爱吸纸烟，他左手的中食两指总是染得焦黄的。京官因此便看不惯他，不论什么时候，见着了他总是要骂：
——“一个脸就象个奸臣，一双手爪就象屎橛头，老三，你要这样干下去，我要把你送回家去！”
但是这样的骂却什么效果也没有，京官愈骂，老三却似乎愈有意识地和他反抗。脸上的雪花膏愈见厚，手上的烟垢愈见浓。老三是有老三的哲学的。他时常对我辩解。
——“各人有各人的生性，勉强不得。我自己是火性。北方的气候干燥，不涂雪花膏脸皮要皴，不吸香烟不能够润肺。”
他似乎是把香烟的烟子当成着水蒸气的。
老三在背地里也爱骂他的哥哥，他要骂他官派十足，并不高明地总要撇一口京腔。——其实到京才两年的他也是撇着京腔的，大约是自信比他的哥哥更加高明。他骂他一妻一妾，时常不和睦，连妻妾都管理不了，满有本领来骂自己的兄弟。这些话，他几乎也每天都要向我说一两次，我是不好作左右袒的。有一次我略略表示我对于京官的敬意，我说他为人严正而有操持，别人都在花天酒地八大胡同[7]里醉生梦死，而他没有那样的恶习。但就是这样的话，老三都要采取否定的态度。
——“哼，严正！一个有小老婆的人会严正？他是因为有我和大嫂的监管，所以才不敢放肆啦。就因为不能够放肆，所以他总是在我头上出气。”
京官对于他的严格被解释成为了性欲不能满足的报复。这样的精神分析怕有点冤枉罢。
老三是最重视英文的，他的预科科目中有好几点钟的英文，他说只有这门功课有趣，而且有用，将来无论做官不做官，要和外国人办交涉都是要用英文的。他读的课本有一种是嘉本图的《欧洲游记》（carpenter《europe》），在他没有那门功课的一天，我在家里替他查字典，把生字用铅笔来注在书的旁边。这层是使他对我生出友谊和敬意的地方。他有一次问过我：
——“你们在中学堂里学外国文自然好，但要学什么几何、代数，声、光、电、化，那有什么用处？一位木匠师傅并不懂几何，一位糟房老板并不懂化学，而你们懂得的也只有那么一回事，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委实是把我问穷了，我们在中学堂里学习的初步的课程，其实只是科学的一点“人之初”，那里就会懂得它的应用上来？然而在低级的生产与高级的技术联接不上来的社会里，就到现在也还有好些从外国学回来了的专门学者，在苦于“所学非所用”与“所用非所学”。二十几年前的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那里窥察得透学与用之间的关系呢？
京官也是尊敬英文的，其尊敬的程度似乎并不亚于他的兄弟老三。他在晚间每到书房里来，看见我们在查英文字典，他总爱说：“你们的时代比我们好，我们要学洋文，年纪已经太大了。”他在高兴时也偶尔要谈谈他做法官的经验。据他自己说来，他所经手过的离奇案件，如果写出来，是可以抵得过一部《福尔摩斯》[8]的。他所讲过的案情有些的确离奇，但我通同忘了。我只记得一件不甚离奇的小小悲剧。
他说，还是他在地方审判厅任事的时候，有一次审理过一件盗案。被告是一位五十以上的人，偷了别人东西。法庭判决了他三个月的有期徒刑。那时候是在十月，犯人听了宣判，把手指屈起来数了一下，说：“青天大老爷，请你开恩，监我五个月罢。正月一早放我出去，外边又冷，我又找不到饭吃。”京官没有读过安那托尔·法朗士[9]的作品，这段故事不用说完全是出于他的经验。他把它看得也很严重。他说“：在一个社会中的自由生活还不如在监狱里受刑，国家设刑的意思究竟在那儿呢？”京官只是叹息，但也没有说出究竟该怎样的所以然来。
在京官寓里不知不觉地便住了三四个礼拜，京官给与我的印象虽然仍是一尊有点呼息的石膏像，但他对于我似乎暗暗地有几分器重的意思。他向着我不仅时常爱批评他的兄弟，而且有时还要批评我的大哥。他说我的大哥是过于“大气磅礴”了。一抵京，向总统府报了到，便跑出去游历，一直没消息回来。总统府来召见过两次，都只好回说不在，他真真是坐失机宜。他有时又劝我读他书房里所有的一部陆宣公的奏议集[10]，他说将来有用。但那位大宰相的四六奏议实在令我发生不出趣味来，我也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将来还有使用“奏议”的必要。
是在第五个礼拜日的晚上，在暗淡的一盏洋灯光下，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读着在琉璃厂花了一块钱买来的《胡刊文选》[11]，读着我所嗜好的魏晋人的诗。因为我不高兴煤臭，在京官的兄弟未回来之前，炉中我没有让人生火。房中的空气是冷清清的，四壁都寂静无声，突然在窗外的阶沿上发出了一下清脆的象玉簪跌碎的声音。那是屋檐口的冰柱积长了坠落了下来。百无缘故地眼泪在眼中涔涔了。把书掩着，立起身来步出书房门去，迎头一片月光照在中堂的砖面上。中堂外的积雪放着皎洁的银辉，天空中的一钩上弦月报告着是旧历的十一月初旬。忽然有诗样的兴趣悠然来了，折回书房去，顺手拉了一张信笺来，写出了几句即兴诗：
天寒苦晷短，读书未肯辍。
檐冰滴有声，中心转凄绝。
开门见新月，照耀庭前雪。
把诗写好，返复地念了几遍，刚好把来叠在书里的时候，忽然有人把门帘打开，是京官走进书房来了。
——“你一个人在家吗？老三那家伙，怕又窜进那儿的落子馆里去了？那家伙天资又钝，又不肯用功，真没办法！你怎么没叫人生火啦？”
——“我因为不高兴那煤气，弄得头痛。”
——“好的，好的，我今晚是来约你去看电影的。我平常很忙，今晚才得了一点儿空。”
我当然是只有唯命是听的。
跟着京官由吹帚胡同走出大街，经了些转折，穿进了中华门[12]内的宫墙。一片澄澈的蔚蓝色的天宇高深得不可思议。皎洁的新月和几点明朗的疏星，就象是镶嵌在那儿的一样。毫无吝惜的光波湛在那宏大石板面就的广漠而寂寞的宫廷上面，好象是太古以来人迹所不曾到过的一片大湖。我在中华门前留连了一下，觉得自己的脑子，自己的一切，都象是澄澈了的一样。
走出了正阳门，进了一家在大栅栏附近的电影馆。馆子是旧式的戏园，一张白布张在正面的舞台上，舞台前面很杂乱地坐满了无数的观客。京官把我引到了一条在楼口下的凳子上坐着。不一会卖戏单的人走来了，周围的人都争着在买，京官没有动。卖戏单的竟抽了一张来递给他。
——“戏单，买么？两个铜子儿。”
——“咱们用不着啦，咱们这位朋友，”京官指着我说，“是懂英文的啦。”
嗳呀！这样一句话弄得我顿时不安起来，原来京官的好意是把我带去做翻译的。真是要命，一个才从四川那样偏僻的省份出来的中学毕业生，读嘉本图的《欧洲游记》那样浅显的书都须得死抱着字典，那里会有本领充当英文的通译呢？诗的感兴、月光的陶醉、看电影的愉乐，不用说都通同被骇跑了。我就好象毫无准备地坐在讲堂上要受试验的一样。或者说得要更贴切一点，就好象一个罪人坐在法官面前听候宣判。
戏园里灭了灯了。毫不容情的电影机劈头在银幕上便放出一些外国字，而那外国字比起英文所用的字母来更多生了一些角，不仅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一个个的字母都象是初次会面。
——“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啦？”京官质问起来了。
我真是急得想哭，但又不好说认不得，只说收得太快，没看清楚。委实也是收得太快。
倒是京官是内行，他说前几面的字幕都是戏名和演员的名字，是不关紧要的，要紧的是戏中插的字幕，那是帮着戏情的说明。开首的几张字幕过后，戏影来了，好象是那一国的皇帝出殡的光景，银幕上现着送葬的行列，有无数的花圈。不容情的字幕又来了，而且很长，依然是一些生着角的字母，待你连字母都还没看清楚的时候，一晃地又收了。
——“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又是京官的发问。
正在着急着不知道该怎样的回答，银幕上现出的又是一些轻气球队，接连着两三片好象是在举行阅兵式。一晃，又是很长的字幕。
——“这回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妈，实在连字母都认不准确。在中学堂里学了四五年的英文，妈的，怎这样不济事呢？）硬着喉咙回答的，仍然是：
——“幕收得太快，看不清楚。”
银幕又变成了非洲的热带地方，许多黑人赤裸着在作跳舞，有些女人的嘴，比鸭嘴还要奇怪，上下嘴唇是挺出着的两个大圆盘。
有角的字母之示威行列又出现了。
——“这回可看清楚了吗？”京官的问话中淡淡地含蓄有一些失望的讥嘲。
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迁延，回避，已经是没中用了“偶尔该有一两幕可以认得的罢”——那样的机会主义也达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时候了。但自己又有几分不甘心，只好没有十分把握地游移着说了一句：
——“那好象……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京官很诧异地说，他以后便没有再问了。
照现在推想起来，那些片子大约是德国的或者俄国的所谓“消息片”，是报道着当时的重要的世界新闻的，所以各张片子毫无连络，而字幕的说明也不是英文。但连你自己都没有把握，你怎么能够使京官相信呢？在当时，京官苦了我，我也苦了京官，我是使他失望了。他怀着满腔的希望，以为我将来会成为陆宣公，或者至少可以成为曾纪泽[13]，然而谁知道第一次来试验我的英文程度，就这样落了第？京官可能相信着那字幕上的文字是英文，学过四五年英文的人，即使不能全懂，也当认得一半或者几成。然而却和他一样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不认识便坦白地说不认识，或者京官也能原谅，但我始终是游移，推诿，最后是并无把握地回答说“不是英文”。——“这孩子真是虚矫得有点程度啦！”京官的心里不会在这样的作想吗？
——“咱们回去罢，”银幕上的消息片接着还放了几则，但还没有放完的时候，京官突然地这样说，“今天演的片子，毫没味儿。”
我受着了无言的判决，跟着我们的法官回到了吹帚胡同，石膏像把一星的呼息都失掉了。
我实在想哭。这一次的试验比天津的“拓都与么匿”还要来得绝望。天津失败了有逃到北京来的出路，这一次的失败简直是无路可逃。大哥如不回京，连从京官的寓里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没有钱。
——（我为什么要跑到北京来呢？不要那样地高傲，降心相从地住在天津的学校里岂不甚好？弄到现在来毫无出路可走。）
然而出路终竟是有的。
京官白天要出去登厅，见面的机会很少，只有在晚间总免不得要见面，能够把这晚间避过便是绝妙的出路。因此我一到晚间来便借口头痛，受了煤气的毒，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我一出去，地点便是中华门前后的宫廷。夜夜都是皎洁的晴空，澄澈的蔚蓝色的天宇照常是不可思议的高深。镶嵌在那儿的新月一宵圆过一宵，星点逐渐地疏减了。广漠的宫廷依然是太古以来人迹所不曾到的大湖。伫立在那儿，假使没有那透彻全身的冰感，没有那啼笑皆非的稚气，尽可以比成为尼罗河畔的斯芬克司[14]。
四 世间最难得者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刚好把饭吃完，我又准备着要向中华门附近去逃难的时候，大哥披着一件黑毡高领的大斗篷突然回来了。
出乎意外地吃了一惊的，与其是我，宁是我的大哥。大哥离开了北京半年，一直不知道我曾经考上天津军医并逃到了北京来。他穿的依然还是和服，待他在寝室里把行装解了，我才详细地把近况报告了他；他却不以我的丢掉军医学校为然，这才使我出乎意外地大失所望了。
大哥要长我十四岁，在我未有记忆时已经进了学，榜名叫开文，最初取“五色成文”之意号叫成五。但他这号却经过了两次的奥伏赫变[15]。第一次是在科举停止的一年。在最后一次的秋闱不第，大哥考上了当时在成都新成立的东文学堂，学满一年便要由省费送往日本留学。当时的国是，是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于是大哥的号便由成五变而为崇武。近年大约是因为年龄的关系罢，不知几时崇武又变而为橙坞了。他由东文毕业之后在日本住了五六年，但学的并不是军事而是法制经济。盛清逊国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中了一个法科举人，在司法部做过一向小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回川之后在省城的官班法政和绅班法政的两个学堂里担任过教授。革命以后做过几个月的四川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后来交通改局，他便进了打箭炉。不久便以川边经略使代表的名义驻扎北京。但他可以说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游历去了。
大哥在回四川的时候，我还是中学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学毕业后进法政学堂，将来可以作为他的帮手。但我违反了他的意旨。我说我厌恶学习法政，而且厌恶学习法政的人，在中学毕业后便进了成都的高等学堂。在当时维新变法的过渡期间，大家秉着“学优则仕”的古信条，学习法政，是成为了风尚的。辛亥革命以后因宦海中起了新陈代谢的宏波，于是法政风更成为了狂风。在民国元二年间，单以四川的成都一个省城而论，私立法政学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其中父子同学乃至祖孙同学的佳话都时有所闻，在当时大有“法政不死，大乱不止”的神气。
大哥是宽宏大量的人，我比他虽然要小十四岁，但他从不曾严厉地责备过我一次。我在前虽然违抗了他的意旨拒绝学习法政，而且毫无忌惮地说厌恶学习法政的人，他也毫不介意。这次我由四川出来，中途把天津的军医学校抛弃了，在我的私心以为大哥是一定赞成我的，他一定会和我们的居停主人同乡京官一样，即使不说出口来，也要暗暗地赞许我的志趣远大。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满不以为然。
——“学军医，既兼实用，又是官费，真是很难得的，你怎么把它抛弃了呢？”
他的声音并不严厉，态度也依然是和缓，但仅此已经是对于我的一个棒喝，我到这时候才知道我实在是太孟浪了。我毫无把握地干出了这样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来。但大哥在说了那几句之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他看见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铺去，花了五十几块钱替我买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当然是三倍四倍地感觉着温暖的。当天他在外面访问了好些旧友，晚上很迟地才回了寓，看他的态度是很不得意。
当然是没有得意的可能。
大哥所代表的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后要进京面陈方略，他的开路先锋的两排卫队在九十月间已和我们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头，经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个公电给四川的同乡京官，把他的“土皇帝”的身份发挥得真是十足。那电文是“昌衡此次晋京，欲学秦庭七日之哭[16]，所有同乡亲友，一概免见。”这样一个电，把同乡中的大小京官弄得众口哗然，没有一个不骂声“昌衡这小子猖狂”。同乡京官中有施某和顾某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人，而为尹昌衡所杀的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又是袁世凯的“商山四皓”[17]之一，于是乎土皇帝一晋京便被京皇帝软禁了起来。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哥的处境不用说是很困难的。
寝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炕之外，北窗下安着有一架杨妃椅，自从大哥回京以后，我的寝具便移在杨妃椅上去了。椅和炕之间相隔不过三尺，靠着东手的壁次有一个茶几，上面点着一盏洋油灯。
有一天晚上，大哥坐在炕上很沉闷，我坐在杨妃椅上也找不出话来说。大哥在沉默了好一会之后，他突然对我说：
——“我今天替你把学校的情形打听了一下，年假中各处都不招生。听说只有法政学校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你又不愿学。你的意思究竟怎样呢？”
这些消息我本来早就打听到了的。在我自己的意思，觉得除学法政而外，没有什么专长，早已打定主意要考法政。但在大哥面前却不好说出口来。
大哥看我没有回话，他又接着说：
——“学法政也真是没有着落，天下大乱实在是病在于学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学军医，怎样呢？学校方面没法挽回吗？”
——“假使早得两个礼拜或者还有办法，听说已经挂了我的斥退牌。”我这样说本是照着事实回答的，但好象把责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真的，我该早回来几个礼拜。……照着目前的形势看来，恐怕我们兄弟两人在这儿的生活都很难维持。”
我真是想哭出来了。我一直凭着自己的稚气在那儿冲动，全不曾顾念到“生活”这个严重的问题。经大哥这样一说，就好象从梦里醒来了的一样，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停了一会我决绝地说：“大哥，我决定回四川去。”
——“回四川去又做什么呢？”
——“我想改行经商，留在家里代替父亲管理家务。”
大哥没有置可否，停了一会只说了一句：“等到明年开春，看看情形再说罢。”
我没有再说什么了，只是深自怨艾，把什么梦想，什么野心，什么自负的念头，都消掉了。有生以来象那时的那样的失望是没有经验过的。
自从大哥回京之后，京官寓里的客日渐加多了，尤其在礼拜日，每每有唱双台的时候。因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客多半是国会议员。自从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实行“苦推打”[18]，把国会解散了以后，那些国会议员无事可做，似乎是把访问这件事作为了消磨时间的专业。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选出的议员来访问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谈了一番国政之后，听说京官的兄弟老三住着法政学堂，便难兄难弟地称赞起来。接着又说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着清华学校的中学部，将来是要留学美国的，真真是他们一县的“空前绝后”的人材。大哥隔着布帘听见，悯笑了一下，低声地说：“空前有之，绝后则未也。”但我却愈见地难过，觉得我这个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长争气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这个日期我是没世不能忘的——大哥的一位朋友张次瑜，来访问他来了。适逢京官有客，我们便退在寝室里谈话。
次瑜也是国会议员，他是大哥的东文同学，后来同留学东京，同在成都任教职，革命后曾任四川军政府的财政部次长。他在成都时就是认得我的，一看见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大哥替我把我的情形告诉了他，最后是说到没有出路，不知道该怎样的好。
——“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学呢？能够的时候我可以帮忙送去啦。”
国会被解散以后，所有旧国会议员每人是照原薪支给三个月，发遣回籍的。张领到了这三个月薪金，便决心往日本去游历，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观望一下中国政局的推移。他在二十八号便要动身，特别走来向大哥辞行。
——“我也想到这层，”我的大哥回答他，“但你知道我目前是没有收入的人。”
——“日本留学不还有官费吗？考上了官费不是就不要你供给了吗？”
——“官费是诚然有的，但只剩下四校，是东京的一高、高师、高工，和千叶的医专，但都很难考的。而且高师和高工是每年三月招考，一高和千叶是六月，连最小限度的一年半的学费我现在的力量都供给不起。”
——“有得半年工夫怕可够了罢？”张说，“我从前到日本是把我兄弟一道带去的，起初是我自己一名官费由弟兄两人合用。我们是九月去的，到第二年三月他考上了京都的医专，便也补上了官费，仅仅费了七个月的工夫。年青人比我们的脑力强，有得半年工夫怕可以够了罢？”
大哥听了这一番话，好象深深地受了感动，他回头来问我：“怎么样呢，到日本？你假如有本领，能够费半年工夫考上官费学校，半年的学费我是可以维持的。怎么样呢？有把握没有呢？”
大哥问着我，但我实在回答不出来。日本我没有去过，究竟半年工夫能不能考上官费学校，我自己实在不能保险。如果据我五哥的先例看来，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五哥由武备学堂毕业后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到日本后因不喜军事要改学科学，但住了两年终竟没有考上官费学校便回国来了。五哥费了两年没有成功，要限我半年，我怎么能够说得出一句有把握的话呢？
——“怎么样呢？有把握吗？”大哥接着又问我，但他看见我迟疑着不能回答，最后是他放下了决心：“我看，你去罢，先去住半年来再看。半年之内能够考上官费自然好，如不能够，或许到那时我已经有了职务了。我就决定你去，没有游移。”
就这样我的大哥便决定了让我到日本去留学。今晚说好，明晚就得动身。当时大哥手里没有现钱，他只有几只由打箭炉带出来的金条子。他当晚同张次瑜讲好，要把一只金条给我，让我拿到日本去换成钱。因为日本的金价要比中国贵些。沿途的车费和到日本后的短期间的费用，希望由张暂时垫借，到日本把金条换成钱之后，由我偿还。次瑜不用说是完全答应了。我自己就好象突然由一十八层的地狱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顿时勃勃了起来。
次瑜的路线是决定由京奉铁路经过朝鲜的，二十八号的晚上照着约定了的时间到北京东站去聚齐。我有大哥和京官弟兄送行。到了车站，停不一会次瑜也到了。东站是很宏敞的，因为买票和种种手续还要费些时间，和我十分惜别的京官兄弟老三，便把我拉着在宏大的站厂里处处巡走。
——“你真好，”他很羡慕地说，“你有那样好的一个大哥。我自己的大哥总是时常苛刻我，没有把我当成兄弟看待。”
——“其实你的大哥也很关心你，不过性情稍微严格得一些。”我这样安慰他。
——“那里，他是恨我监视着他，不能够自由罢了。”他依然是颇有偏见地作这样的揣测。“你想去万牲园，可惜我也没有把你引去。那儿看门的两位长人，恐怕你没有看到的机会了。”
——“真的，弄得不好，我怕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两个人说着些无足轻重的话，在站厂上穿来穿去地走，穿走了一会，正打算回到待车室去的时候，我的大哥和京官两人带着很着急的神气，迎头跑来。
——“呵，你们跑到啥地方去来？车快开了，赶快！”大哥喘着气说。
——“一定是你老三作的怪！”京官在走着回头路时，又责骂起他的兄弟来，“你真是不识世务！险些儿误了别人的大事。”
其实时间并没有那样地迫促，上了车后，隔了十分钟光景又才开动了起来。
临别时大哥没有说什么话，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尽从车窗口上伸出头去，看见他和京官弟兄的影子在昏暗的月台上隐没了去。我在自己的心里暗暗地发着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
五 乐园外的苹果
有一位旧时代的犹太人说过：“有钱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19]
我现在却可以说：“象我这样的一个无产者，要想进‘王道乐土’，是难于一个锈了的针要想穿进钢板。”
然而我真是可以自豪，在二十几年前初来日本时，竟偶尔取了陆上路线，得到了一个机会在火车上穿过了一次“王道”以前的“乐土”。
晚车离开了北京之后，在第二天清早便到了有名的山海关。那儿的形势的确是很险要的，一边临海，一边负山，高峻的城墙在万山磅礴中蜿蜒着，想到明末的那些名经略，熊廷弼、袁崇焕[20]诸公何以一遇着索虏来攻便要退守此关的战略，真真是良有以也的。然而在短兵徒搏的古代相当有过效用来的这个关口，在“王道”面前老早是没中用了，无边的“乐土”正浩浩荡荡地在渺渺茫茫。
出了山海关以后，在京奉铁路沿线上的印象却什么也没有。大约是在未成“乐土”以前的关外自周秦以来早就是受了汉化的，和关内并没有什么区分，因而便不能得到新的印象罢。只是记得沿线的地面都复着冰雪，没有看见过一条河，当时颇为诧异。靠着同伴的张次瑜告诉我，北地的河川都是冻结了的。他还指着一位赶骡车的人正横过着一处洼下的地面，对我说：“那儿便是河。”我才忽然悟到从前读过的地理书上连黄河在结了冰后都可以通车。
但车一到了奉天之后，便完全换了一个世界。
到奉天时是在晚间，次瑜真是好奇，他把中国客栈的接客先生们通同拒绝了，接了一张日本客栈的招帖。乘着有轨马车到南满车站的日本租界去。那车站前租界街道的宏阔——
次瑜对我说：“这些地方正足以表现日本人的雄心，东京的最宽的街道怕也不过这儿的五分之一罢。”
旅馆是三层楼的洋房，我们被领到的是三楼上的两间房间，是面着日本式的草席的。晚餐是日本式的菜，第一次才吃到日本人所喜欢吃的生鱼片，觉得也还可口，连次瑜的一份都替他吃了。——生鱼片这东西，中国留学生都不大高兴吃，其实是传到日本的中国习惯，广东潮州一带喜吃“鱼生”，就是浙江的西湖里面也有一种菜叫“醋鱼带柄”，是以鱼肉片生吃，以鱼皮骨为羹的一举两得之菜。
吃了晚餐之后，次瑜叫馆里的一位日本孩子把我们引出去看看市面，在冷飕飕的广漠的街道上走了一会，不知道是那孩子的故意还是出于次瑜的请求，他一引便把我们引进了一家朝鲜堂子里去。一进门去，看那堂子是呈着l字形，对面和向左侧弯转进去的粉壁下是一沿土炕，炕下是生着火的，许多朝鲜姑娘打着赤足在那儿斜横着。进门的左手角上是一间应接室，邻接着和墙炕相对的是一带的小房间，那些房间的用途是可以推想得出的。当我们一进去，炕上的姑娘们同时发出一片娇声，大举地向我们蜂拥而来。我骇了一跳便只好朝门外退。不一会次瑜和那孩子也退了出来，背后只听得一片严厉的娇噪声。大约是那些姑娘们生了气，在发骂。
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铁路的日本火车，一上车尤其使我吃了一惊。
我们的车票是二等联络票，由北京一直坐到东京。由北京出发时所坐的京奉线的二等车，和京汉线的三等是毫无差别的。车厢既旧，又污秽，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车，就象真的进了乐园。座位是蓝色的天鹅绒绷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异常洁净，而一车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车坐错了，坐上了头等，上了车后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车上写的字，依然是在腰间的一条蓝带上写着白色的“二等”两个字。
安奉铁路最初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人所修的军用轻便铁路。战后日人采取自由行动改修，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清廷被迫才签订了一项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由中国赎还的条约。照约当于民国十二年满期。但这些条约不用说是已经老早拉进茅坑里去了。我经过那儿时，铁路竣工后仅仅四五年，因此一切的设备都还是新的，和旧了的京奉铁路比较起来，觉得中国实在是颓废得不堪。铁路沿线的地面也是租借了给日本人，整理得秩序井然，用不着等到“九一八”，早已经不是中国的土地了。
由奉天出发后整整费了一天工夫到达安东，在那儿因为是“国境”，所有一切的行李都要经过税关检验。在安东换了车，车上大都是回国去过年的日本人，带着家眷的很不少。车上的座位和安奉路的左右两侧横列相对者不同，是一侧横列相对，另一侧仅有一条座位沿列在窗下。我们把横列相对的座位占领了两个。有一位三十来往的日本人带领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很年青的夫人，在靠近我们的对侧找到了一个单边的位子。男的用我所不懂的日本话在和同车的日本人打招呼。次瑜愤恨地附耳对我说：
——“这家伙可恶，他在骂我们，说有讨厌的支那人同车，请别的日本人照应他的老婆。”
原来那日本男子是来送行的，回国的只是他那年青的夫人。
但我听见次瑜的翻译却没有愤恨到他所愤恨的那样程度。因为我那天整天都没有吃饭，肚子真是饿得没法。
次瑜本是做过大官的人，在火车上的餐事是要上食堂车的，上食堂车时是一个人去，留我看守行李。在京奉路沿线时，因为我身上还带有几个中国钱，我可以胡乱地在车站上买点杂食来吃。但一转乘安奉路，车站上卖小食的便都是日本人而且要用日本钱了。次瑜照例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上食堂。吃了之后他也叫我去吃，但他似乎忘记了我不懂日本话，而且也没有日本钱。我看他没有把日本钱给我的动作，又有些胆怯不敢一个人去上食堂，因此我只好推说不饿。其实饿了一天，委实是有点难于忍耐的。
那位日本人把夫人寄托了之后，等车快开时各自下车去了。我把他的夫人看了一下，委实有点姿首。一个瓜子脸，睫毛很长，眼仁很黑，只嫌粉涂得太厚了。穿著和同车的家庭妇人们也大有不同，大约是当时日本的摩登姑娘罢。车一开后，她的存在便成为了全车日本人的目标。男的以一种难于形容的眼光看她，时时彼此耳语，女的眼光大抵出于嫉妒。那女人用的东西，样样都比较精致。她的丈夫所拜托过的那位男子是坐在我们的邻席，满嘴的络腮胡，人很壮，有点象老熊。他对于她的态度，最令人刺目。因为他是背着她坐着的，他一掉过头来看她时便无从掩饰。他的掉头是很频繁的。他又爱借故去温存她，或者送些报纸去，或者送些苹果去。但那瓜子脸却不大理会，颇有点鄙屑他的神气。
瓜子脸的座位是在我的左侧，和我最相近，我每一侧目不免要和她打个照面。起初她的眼光还有点回避，我一掉头过去，她要把视线埋下去，让她的深深的睫毛在黑黑的眼仁前垂帘。但不三两次之后，她那一对紫苑花不再掩闭了。她每爱把手箧打开，取出镜面来照，又爱拍拍粉扑。一切的举动都有点故意矜示。
夜境渐渐深了，大家都在座位上面打横了起来。有些带着家小的日本人更把皮箧之类的行李来砌在两个对向着的座位之间，便敷成为一个临时的寝床。一家大小都在上面睡下。瓜子脸取出了一个气枕来，吹胀后也在座位上打横起来了。她的脸朝着我的一边，在脸上蒙了一张大的白绢手巾，不时地揭开来看看。
朦朦胧胧地不知睡了多少时候，天已经发亮了。火车一大清早便到了朝鲜的旧京汉城。令人惊异的是汉城的人家有一大半是茅屋。原来朝鲜的旧制要有官职的人才能盖瓦屋，不然便尽管富裕都只得用茅屋。这不用说是后来才得到了的知识。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了，食堂车的仆欧拿着菜单来散，车里的日本人便都络续走进食堂车去了。瓜子脸的丈夫所拜托过的一位日本人走去邀瓜子脸同去，但她没有同他们一道。同伴的次瑜照例又是叫我看守行李，自己去上食堂车。于是一个车厢里面便仅仅剩着我和瓜子脸两人。我看她几次很有意思要向我说话，但看我不肯先发（她当然不知道我是不懂日本话的），便忍耐着了。她等大家都走了好一会之后，又才向食堂车走去，走到快出车门时特别回顾了一下，意思大约是邀我也去罢，她当然也不知道我的身上是一个日本钱也没有。次瑜吃了转来，他叫我去，但他依然没有把钱给我，我也就照旧推说“不饿”。他说：“你真怪，一天一夜不吃饭都不饿。”我的天，我何尝怪起来呢！日本人吃了饭的都转来了，瓜子脸转来的特别迟，转来时给我的一瞥中似乎也在说：“你真怪。”
车中是有暖汽的，因为天晴，便感觉着有充分的暖意。在将近中午时分，我便率性把狐皮袍子脱了，仅穿着一件湖色的单绸衫。两朵紫苑花向我开得愈见鲜明了。但那有意识的花是全车中人的目标，花的意识是容易被人踪迹的，惹得把视线的一半，分到了我身上来。视线的丝网在全车中织就了不整的六边形。她自己似乎也觉察到了，率性在座位上打横起去，但和晚间所睡的位置掉换了，头睡在脚的旧位上，面孔向着壁，那样便和我隔离了。但奇异的是取了一面镜子来凭在面前的天鹅绒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对着镜子赏识自己的可爱的面庞，还是取着那样的体势，好毫无顾忌地偷看别的什么呢？想起了罗美沃与朱丽叶的故事来，但可惜，罗美沃的肚子正饿得发慌。
大约她也觉察到我是不懂日本话的（因为凡是茶房来办交涉都是次瑜和他打话），又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了，早饭时的一幕又重演了。大家都进了食堂车，车中又只剩下她和我。她整饬了一下妆饰，也要进食堂去了，却从枕边取了一个苹果来，含着微笑地递给我。那苹果，我知道她是在早餐时，由食堂里拿来的。我只好接着，用英文说了一声：“thank you！”[21]她笑着，放快脚步地走了。这次却没有回过头来。
苹果，红得放着光辉，香得激涌着我的涎泉。我趁着没有人，便把这自亚当以来所被人爱好着的爱的赠品送到最前线上，和我身内猖獗了一天有半的饥饿作战。啊，奇怪！苹果是那样的清甜而脆爽！本来我们四川也是有苹果的，但只可供看，不可供吃，吃时就和嚼木屑一样，毫无风味。有一种可吃的，而且是孩子们所爱吃的，叫林檎，又叫“花红”，但那比普通的苹果要小七八成。苹果而有花红之味的，我自有生以来才尝到第一次。真真是名实相符的“智慧之果”了。
次瑜吃了饭转来了，他又叫我去吃，我依然是说不饿。但我把苹果的一件事告诉了他，他含着微笑向我说：
——“你们在那儿眉来眼去，我早就晓得了。但你替我们报了仇，昨晚她的丈夫临走时说了我们的坏话，今天她老婆却把你当着潘安[22]。”
——“我并没有潘安那样的美貌。”
——“其实也不弱的，潘安究竟是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啦。”
次瑜和我开起玩笑来，但我的心里却隐隐地在恨他：你既有这样的俏皮之才，为甚揣想不出我肚皮的饥饿，不肯先把几个钱给我呢？
在午后又有些日本客上车，把车位占满了。茶房来整理座位，把我的座位空出来给了一位日本人，把我引到在门次堆满着许多行李的座位上的一隅。原来日本的头二等车，每个车厢都有茶房的，有经验的乘客，一上车便要把三五块钱的外水给他们，他们便招呼得很周到。我不用说是没有经验的，而且又是中国人，自然就不免要小小地受他们的欺负。但苦了的不是我，似乎是那位瓜子脸。因为我被移徙动后的座位和化妆室相近，她一个下午便向化妆室往返了三四次。
肚子实在是饿得没法，我很想到晚餐时破一个脸，向次瑜要钱。但谁知等到天黑却没人去用晚餐。后来才知道，到了釜山后在联络船上是有餐事的，船上的餐事照例不另取钱，故而车上没有设备。
到了釜山，天已经黑了。瓜子脸先下了车，在擦身过时她那两朵紫苑花分外明媚地看了我一下。我看取了那儿的无言的寒暄，是说：“我们在船上再见。”然而，惆怅！她那里知道我们是要在釜山逗留一时的呢？
釜山的中国领事柯荣阶是我们四川人，也是大哥和次瑜的东文同学。我们是要落在他那儿过年的。那晚刚好是新历的除夕。
苹果的滋味虽然还是很鲜，但“乐园”是已经失掉了。
〔本卷注释者：谭洛非〕
[1]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四川省同盟会主盟人，曾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第五师师长，二次革命时任川东讨袁军总司令。
[2]一八七五年创建，王闿运、宋育仁等先后任主讲或院长；一九○四年改为四川高等学堂。
[3]庾子山（513—581），名信，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北周文学家。有《庾子山集》。
[4]王芳舟（1886—1967），名陵基，四川乐山人四川军阀。
[5]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武昌起义爆发后，任清军第一军总统，镇压革命军，攻陷汉口、汉阳，威胁武昌革命政府。
[6]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一九一三年代理国务总理。
[7]作者原注：当时北京妓院集聚的地方。（八大胡同地处北京前门外珠市口西大街一带。——注释者）
[8]即《福尔摩斯探案集》，英国柯南道尔（a.conan doyle，1859—1930）著。
[9]安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波纳尔之罪》、《当代史话》、《克兰比尔》等。
[10]陆宣公，即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唐德宗时翰林学士，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卒谥宣。有《翰苑集》，或称《陆宣公奏议》。
[11]清嘉庆年间胡克家重刻南宋本《文选》，世称《胡刊文选》。
[12]原位于正阳门、天安门之间，现已拆除。
[13]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清末外交官。有《曾惠敏公全集》。
[14]斯芬克司（sphinx），即狮身人面像，古埃及的一种石雕像。
[15]奥伏赫变，德语aufheben的音译，扬弃的意思。
[16]秦庭七日之哭，典出《史记·伍子胥列传》。
[17]“商山四皓”，典出《史记·留侯世家》。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二十日发表申令，尊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作者戏称之为袁世凯的“商山四皓”。
[18]法语coup d’etat的音译，一译苦迭打，意为政变。
[19]语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20]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明末将领。任辽东经略，屡抗后金（清），后被魏忠贤冤杀。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末将领。曾任辽东巡抚、兵部尚书等职。屡败后金（清），获“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因崇祯中反间计，被冤杀。怕有北京正阳门大街的四倍——才尽量地睁开了我惊异的眼睛。
[21]作者原注：“多谢你！”
[22]潘安（247—300），名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西晋文学家。少时多才美貌，每外出，妇女遇之，常投以果。有《潘黄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