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上海《现代小说》月刊第三卷第一、二期。

一

一九一二年，这便是中华民国的元年。

这一年在我有两重的纪念：第一，不消说就是我们的中国说是革了一次命；第二呢，是我自己结过一次婚。

我自己的那一场结婚的插话，现在要把它追述出来。这也是那过渡时期的一场社会悲剧，但这悲剧的主人公，严格地说时却不是我。[1]

我自己本来在十岁以前就订了婚。女家和我家并非亲眷，性质上完全是媒妁婚姻。但这场婚姻在未实现之前便已终结了，因为对方的女士在我十四岁还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她便死了。

由这女士的一死，我便成为了一位“寡人”。但我自己在心中却隐隐感到高兴。在当时我已经读过一些新旧小说，旧小说中的风流，新小说中的情爱，那是大有诱惑性的。那样的机会自然是水底月，镜中天，但在自己的心里不能否认总含有万一的希望。因此，我自从十四岁以后便不愿从速订婚。我的父母在这点上也很能体贴我。自小学而本府中学而晋省读书，在这期中每有婚事的提说，父母都征求过我的同意。我自己都以“不忙”二字推却了。起初的三两年，先后来提婚的有四五十处，就中当然也有门当户对的，也有的在我还是高攀的。同府同县的门当户对的人家，除掉了四五十家也就不会再有多少了。因而以后的三两年便不免“青鸾信渺”了。

一个人是经不得好几个三两年的，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我已经满了十九岁。那年的暑假我回家，母亲向我提起一件往事。

我们乡里有一家姓陈的，出身很有问题，因为煮酒和开药店，相当赚了钱，乡里人都把他当成暴发户。那家有两个儿子在高小时和我同过学，高小毕业之后又同过中学，暴发户渐渐变成书香人家了。当年的高小毕业生资格是“秀才”。一家出了两位“秀才”，那做父亲的当然很高兴，他自己便摆起了一副“老太爷”的架子，他并要求别人尊称他为“老太爷”。因此，乡里人便愈见恨他。

他有一位四姑娘。我们居处同街，在小时当然是见过的。不知道是有脑病还是前额骨患蓄脓症，平时在鼻下总爱挂两条碧龙。因此，我们小时候便叫她是“流碧姑”。

谁知那位姓陈的老乡竟看上了我，他要把他的“流碧姑”仙子来许配于我。

我们母亲对我说：“真是把娘气坏了，我的儿子就再没人要，就做一辈子的鳏夫子，也说不到他名下来；那姑娘你是晓得的呢。”母亲说着便把两个指头放在鼻下，我也禁不住发起笑来。“加以来说话的又是对门那位烂鼻子杨婆，——（那是杨三和尚的继母，梅毒到了第三期，鼻子已经没有了，母亲平时异常恨她。）——真把娘气得说不出话来。”

提婚已经是二三月间的事了，母亲说着都好象还有遗恨。

我说：“这正是英雄识英雄，惺惺识惺惺，鼻子识鼻子呢。”

说得母亲也苦笑起来了。

在母亲的遗恨化成苦笑以后，第三段变化便转成了轻微的感伤。

母亲说：“你太选严格了。你看这两三年已经全无消息，你不怕成为一个鳏夫子吗？”

“我怕甚么呢？”我说，“就当一辈子的鳏夫子也不要紧。”

我母亲说：“你父亲多病，娘也老了。你的兄弟妹子又渐渐要长大成人……”

我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子，弟弟和大的一个妹子都已经订了婚。母亲的意思我很明白，她是想把我们弟妹的婚事及早完结，以了却一段心事。但我这位“寡人”却阻挡了弟妹的佳期。因此我说：“早婚本来是不很好的，但弟妹的婚事也可以不消等我。”

这便是暑期中母亲和我的一段对话。

暑假过后回到成都，那时正是保路同志会正在风起云涌的时候。在铁路公司方面却在准备着办移交。我们那位在铁路公司做科员的三哥，就因为要制造种种表册，公务很忙，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那儿去帮助他一次。

是十月中旬的一个礼拜日，成都是在罢市期中，时候是在下午。天气是很阴晦的。我坐在三哥的办公室里，三哥拿了一封家信给我看。信上说，母亲已经给我订了婚。女家是苏溪场的张家，和远房的一位叔母是亲戚，是叔母亲自做媒。因为门当户对，叔母又亲自去看过人，说女子[2]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所以用不着再得到我的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这真是有点突然。母亲是那样爱惜我的，为甚么忍了四五年，在这一次却突然改变了方针？自己自然是出乎意外，但要说是绝望罢，却也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诚如母亲所说，远房的那位叔母是可以相信得过的人。她素来寡言笑，并不是专门做媒的那种人。叔母是知道我的，我的性趣，我们家里的习惯，她当然明了。女家又是她的亲眷，那姑娘是她的表妹，她为这场亲事还特地去看过人，那女子的性趣，女家的习惯，她当然也是明了的。据她说，她的表妹如到我家来，决不会弱于我家任何一位姑嫂，也决不会使我灰心。她是那样有信用的人，处事又那样周到，在母亲当然是可以不必再征求我的同意了。母亲怕我又和往常一样，一个不即不离的“不忙”便把这段天作之合的姻缘推掉。母亲自然也是出于爱惜我，她怕我便真的成为鳏夫子，永远得不到一位女人来做配偶。母亲的心，我能够体谅。

说到我自己呢？人是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动物。他总会有种种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在未订婚之前他有他的梦想。梦想的是几时当如米兰的王子在飓风中的荒岛上遇着一位绝世的王姬[3]；又当如撒喀逊劫后的英雄在决斗场中得着花王的眷爱[4]。这样高级的称心的姻缘就算得不到，或当出以偶然，如在山谷中遇着一株幽兰，原野中遇着一株百合，那也可以娱心适意。现在呢，婚事已经定了。怎么办呢？拒绝罢，[5]叔母是那样可以相信的人。她不是说过那苏溪场的姑娘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吗？你还要苛求甚么？她说不定就是深谷中的一朵幽兰，或者是旷原里的一枝百合。母亲的信中还说：叔母认为姑娘的人品和三嫂不相上下。三嫂是家中最美的人，禁不住想到了年幼时在竹林下想去捫触三嫂手掌的那桩心事。是的，她或许就是理想中的人物，他们可以共同缔造出一座未来的美好花园。

就这样要说是绝望说不上绝望，要说是称心也说不上称心。心机象突然取去了称盘座的天秤，两个称盘只是空空地动摇。动摇了一会之后自然又归于平静了。

二

年假回到乡里，回到峨眉山下大渡河畔的沙湾。沙湾有一种特殊的风气，便是家家的春联都要竞争编撰长句。街上将近有一二百户人家，而能够撰春联的却没几个人，所以结果这一二百户的春联，大概便由这几个人包办。在包办的工作中，我们家里的弟兄总是要占一两位的，在胞兄、堂兄们出了远门之后，我便继承他们的下手了。

这种工作在当时是很愉快的。别人把你请去编写春联，当成上宾一样看待，要留着你吃午饭，预享着乡里人过年用的腊味。

那一年是革了命的一年，在平常用惯了的“莺啼燕语”之外，又平添了无数的新的材料。我当年怕总共编了二三十副长联。我所最得意的有两副是：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语武陵人，于今可改秦衣服。

铁马金戈回地轴，吟诗锦城客，此后休嗟蜀道难。

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砚池溟渤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澳，把地球员幅竟入版图。

这就是我们当时一些少年人的心理。——我现在把这陈腐的两副对联写出，并不是想拿它们来寿世。要用旧式的有火候的眼光来说，它们当然也还没有寿世的资格。我把它们写在这儿，就只想借来作为表示那种心理的工具。那时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国家主义者，他们有极浓重的民族感情，极葱茏的富国强兵的祈愿，而又有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他们以为只要把头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换，把非汉族的清政府一推倒，中国便立地可以成为“醒狮”，便把英、美、德、法、意、奥、日、俄等当时的所谓“八大强”，当成几个汤团，一口吞下。

命是革了。各省是怎样的情形，我不甚知道，请单说四川。四川自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在成都不久便起了兵变。兵变不仅限于成都，在四川省内凡是有营防驻扎的地方，四处都响应了。嘉定城是有营防驻扎的，当然也免不了遭受一次大劫。在我回家经过嘉定城时，是十二月的尾上，兵变后已经半个月了。不怕已到旧历年关，市面都还没有复原。

兵变的结果是快枪流散在民间。在所谓良民方面买来作卫身用的自然也有，但大多流落在土匪手里。四川的土匪自经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已经由秘密的集团成为公开的队伍；在宣布独立以后，更由萑苻余孽一变而为丰沛功臣。领导者既无真正的革命人材，现在又得到了快枪到手，四川的安宁，从此便不可再问了。[6]

在嘉定兵变过后，快枪散到我们沙湾的也将近有一百来往枝，都是所谓五子后膛；有的是步枪，有的是马枪，听说都是从变兵手中买来的。买的时候起初是二三十元一枝，后来又卖到百元。以后大约枪也完了，人也没有再买了。在年假回家时，我们远房的一位么叔——就是那替我做媒的叔母的丈夫——他是讲江湖的人，是在执掌我们沙湾的码头。他向我说，想把场上的快枪通统集中起来组织一个保卫团，一方面可以保卫地方，一方面也可以预防地方上的青年拿着快枪更在别处去为非作歹。我便极力地怂恿他：不久这个计划也就实现了。

保卫团的团部设在我们福建人的会馆天后宫。团长是旧有的团正，一位姓黎的武秀才；军师是旧有的保正，一位姓詹的文秀才；么叔便做了参谋。我们一些在省城或府城里读书的人便都做了文牍。场上的青年，不问有枪无枪，愿意加入的都做了团员。每天提兵操练，出告示，出招兵买马的檄文。檄文是我做的手笔，是四六体，倒亨不亨，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保卫团一成立有好几十枝快枪，有一二百名团员，这在乡中当然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因此邻近各乡遇着有匪难的时候便都来投报我们，我们也每每带领大兵去捉拿土匪，甚至于每每就地正法了。

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自然惹起了反感，主要就是我们村中的一部分土著。那为首的杨家，凡事都要和我们客籍人为难。我们组织了一个保卫团，他们便组织了一个保安团。枪枝没有我们多，但也有几枝。为首的叫杨朗生。这人并不是土匪，平常总爱仗恃杨家的势力侮辱客籍，久为人所侧目。他组织了保安团。显然和我们对立。我们预想到早迟免不了会有冲突的。当时也有不少的流言，说他要暗杀我们团体里的人，特别是么叔。但保卫团的人多，他也不敢轻易下手。

有一天吃中饭时候，杨朗生提着他的队伍气势汹汹地由下场走往上场。不一会他的队伍由上场又零零碎碎地搬运了一些人家的家具下来，杨朗生在后面押着。在走过我家门口时，他朝天放了几枪。

他是往上场去抢了人回来。被抢的人也是他们姓杨的人，那是一位孤儿和寡母。因为那孤儿加入了保卫团，于是杨家便给予他一个严重的宗法上的制裁，叫他倾家破产。那寡母哭着到保卫团里来告，同时她的意思是叫她的儿子不要回家，怕有生命的危险。被抢时适逢其会她的儿子是在团里的。团里的人听着便再也不能忍耐了，顿时决议应战，便由么叔带领了二三十位团员向下场保安团的团部火神庙进攻。攻进火神庙时杨朗生已经走了，把被抢劫了的物品通同夺了转来，接着更进行第二段的应付。

杨朗生的家是在下场，离我们的家不远。有人说看见他偷走回去了。大家都认为一不做二不休，已经破了脸，这个祸根不除，将来有无穷的后患。于是当晚又去围攻他的住家。场上本有两尊大牛耳铁炮，是蓝大顺、李短□“造反”时铸的。那是捍卫过乡梓的古物，但从好些年辰以来早已成为装饰品了。大家又把它们拿来活用。

两尊大炮架在杨朗生家的大门口。开炮时，一炮打响了，一炮倒灌出来，把半肚子的火药喷在两位年青的炮手身上。时候是在夜半，可怜那两位炮手就象乘着火云的哪吒，浑身都燃烧起来。两人都没有经验。如果当时倒在地上打滚，就受伤或许也不至于丢命。但他们只拚命地叫着乱跑，愈跑，火便愈猛烈地燃烧。当时大家都在专心捉拿杨朗生，还有几位攻打前门的人看见两位团员受伤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同跳进一个“备而不用”的水缸里去，火算是熄灭了，然而人是要半熟了。

打进了杨朗生的家里，搜查的结果空无一人。大家愈见愤怒，牺牲了两位团员反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滑稽的结果。

杨朗生的父亲的老家是在场外的，在峨眉山的余势中，是一座四围有砖墙的孤独的大院子。那家的大门差不多和我们家塾的后门正对，相隔不上五分钟的路程。杨朗生既不住在他街上的家，那必然是藏在他这老家里了。

第二天规模更大地围攻他这座老家。一二百名团员总动员，远远向那院子包围。昨晚打响了的那尊古式大炮又抬去正对着大门安放了。这次有了经验，点大炮的人不直接站在炮旁，是用火绳来做引线的。布置就绪了，只等大炮一响便一齐进攻。

在这边大炮未响时，院子里先放出了几声快枪。大家愈见踊跃起来，知道是杨朗生藏在家里的证据。大炮的威力究竟不错。轰的一声，那院子的木门便是一个大窟窿。于是大家蜂拥而上，一阵的乱石便把大门打破了。打进了一排快枪之后，大家当心着涌进院子里去。

这是自有天地以来的一个奇景，在那峨眉山下、大渡河边，一个小小的乡村中会有后膛五子连珠和牛耳大炮的明火接仗！场上的人和乡里的人都忘记了当前的危险，簇拥起来观看热闹。还有乡里的农民平时受尽了杨家的剥削的，也都拿着梭标、牛角叉之类的武器前来助战了。

杨朗生躲藏着了。一个院子并没有多么大，从正午搜到午后两点钟光景，终竟在一处的地板下面把他搜索了出来。农民们欢天喜地，当场要求，提到大渡河边枪毙。由峨眉山麓押解到大渡河边，中间要横过街面，曲折着走去可有一里路以上。在这一里路长的途中，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

杨朗生的个子很高，在一般人中他真要高出一个头地。此时他已面无人色，剪了的头发乱蓬蓬地披着。左额上因为受了一刺刀伤，有血在流。他的头是埋着的。因为人高，大家都容易看见。谁也不觉得他可怜，不少的人还在指着骂他。

大渡河边上有一株槐树，在四面渺茫的沙原石碛中单独的有这一株槐树。杨朗生被绑在槐树上面，在噪杂的人声中，怒吼的水声中，对着他尖锐地响了七枪。

三

反正以后土匪日见猖獗，乡里有钱的人渐渐感觉到生活的不安了。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甚么叫“反正”，甚么叫“共和”。一省的总督变成都督，一国的皇帝要变成“大总统”，毕竟是破天荒的怪事。大家都以为天下决不会太平下去，至少总还要大乱四五年，要乱到有“真命天子”出现。

老人们既预感着有方来的大难，在未雨绸缪中所必须完结的一段心事，便是成年儿女的婚嫁。特别是有女的父母，他们的期待尤其急迫。怕的是大乱到来，就如象中国旧式小说所爱描写的那样，女子的贞操很难保全。

在我年假回家之后，苏溪的张家便有信来，希望在一两月内便行婚礼。这次我在家中，父母是征求了我的同意的。我的一生如果有应该要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我反正是订了婚的，我自己不曾挂过独身主义的招牌，早迟免不了的一关便是结婚。她不是人品很好，又在读书吗？她处的是乡僻地方，就说读书当然也只是一些旧学。但只要她真正聪明，旧学也有些根底，新的东西是很容易学习的。我可以向父母要求，把她带到成都去读书。我也可以把我所知道的教她，虽然说不上是有爱情的结合，我们的爱情不是可以慢慢发生的吗？——是的，这点便是我的机会主义。[7]成都人有句俗话：“隔着麻布口袋买猫子，交订要白的，拿回家去才是黑的。”万一是黑的你怎么样？难道把它杀掉不成？所以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便是随遇而安，得过且过。[8]

我赞成了结婚。结婚的日期我已经不记忆了，好象是阴历正月十五前后。那时的清廷还没有倒。虽然已经是民国元年，但我的结婚仪式一切都依照旧式。只有我自己的衣服很简单，一顶便帽和长袍马褂。

结婚的仪式别处是怎样我不清楚。我们四川人结婚一般是要费两天工夫的。头一天是男家打发花轿到女家去迎亲。这一天是女家忙，男家除在白天接接客，晚来有花宵要放烟花火炮之外，比较清闲。第二天是新娘到门，结婚的最高潮便在那夫妻的交拜。不消说这一天的男家是十分烦杂的，遇着客多时，还要闹你一个穿夜。

苏溪离嘉定城有二十里路，离我家有五六十里路。时在春初，新嫁娘第二天上午要赶到沙湾，在头一天晚上必须走点夜路。路途不清静，事实上的红叶——我们么叔，便特别从保卫团里派遣了二十个人，背着五子后膛护送花轿前去迎亲。原始时代有所谓掳掠结婚，我想那打花轿去接人大约就是那种婚姻的孑遗，而我这一次更有“武装同志”帮忙，我真好象是那一族的酋长了。

本来是杂乱时候的草率结婚，除掉自己的家族和街坊邻里之外，没有什么来客。头一天我很清闲。晚上闹花宵也没有甚么可以记述。花炮、蛇须箭，放了不少。烟火树也有两株。

晚上我在母亲的房里，父亲在外边照应。母亲在替我收拾一些换洗衣裳。我在前一直是睡在和母亲的房间相联的一座厢房里的，我的换洗衣裳都放在母亲房里的衣柜里面。

母亲说：“你这些衣裳明天就该拿过你自己的房里去了，我替你收拾好。”

“妈，你没收拾，我看我是不拿过去。”

“你不拿过去？那怎么行？娘已经管了你二十年，你现在已经有人服侍了。”

母亲的声音不知怎的，听来总觉得有几分伤感。是的，古人说过：“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9]更拿俗话来说：“结婚以前是娘的儿，结婚以后是婆娘的儿。”做母亲的人临到自己的儿子要结婚了，一方面自然觉得她尽了哺养的责任，乐得儿子已经抚养成人，但同时在事实上她的儿子就如羽毛丰满了的雏燕，是要离开她了。这却认真是无可挽回的一种悲剧。

我沉默着了，母亲也沉默着了。默坐了一会我打了几个呵欠，母亲叫我到厢房里去睡。母亲说：“你早些去睡罢，明天你还要劳顿一天，说不定晚上都不能睡觉。”

我迟疑了一会，母亲又催促了我几番，我也就起身进厢房里去了。

厢房里有两尊床，一尊是我兄弟睡的。南面有一堵方格纸窗，窗下有一张方桌，桌上堆着一些我们平时喜欢看的书。那时候我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10]。我特别喜欢《庄子》。我喜欢他的文章，觉得是古今无两。

窗子的西边一堵粉壁上挂着一张死了的五嫂的画像，那是五嫂死后五哥在成都找人用铅笔画的，在前本挂在他自己的房里。但不久五哥便续了弦，新五嫂怕看见死人，五哥便把她取来挂在这厢房里了。画像相当朦胧，总带着十分凄凉的情调。

我进厢房去，在昏黄的菜油灯光中，又望到那张画像。五嫂的样子依然十分凄凉，眉目颦蹙得更加厉害。

我把衣裳脱了，顺手从案上拿了一本《庄子》来，倒睡在床上。翻开《齐物论》来读。——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偶。

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儿者也。……

泛泛地读了一阵，心境不定，又把书抛开了。

突然想起了五嫂生前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两年半前的暑假，在一个月夜，就在这厢房的南窗外对我说的。“你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是不是呢？”

无端地有点凄凉，我是感觉到好象失掉了鼓舞的力量。

眼泪不知不觉地涔进了眼里。

四

第二天上午，结婚仪式渐渐在达到高潮。每来一次客，厅里的吹鼓手便呜迭哇呜迭哇地吹打一遍，雇用的一两名水烟师就象鹦哥一样，死命地高叫：“有客来了，装烟倒茶！”人愈来得多，那原始的音乐、原始的宣传便愈见频繁。四围的人声和呼吸凑成了“热闹”。

第二进的敞厅上是供着家神的。厅前一直到临街的几重门户把门扇门框都卸下了。在神龛面前平摆着两张方桌，系上一条长桌帷。上面放着一对高大的红烛。这桌面是预备来陈设礼品的。台桌前面在地上敷着红毡，下面掩着两个蒲团。十一点钟左右，有先行的跑回来飞报，说花轿只离家四五里路了。一切情形自然更形活动，我的表演也就开始起来。一位伯母，她引导着我在那红毡的沿边上，从左踏去一步一步地踏它一周。这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都不能理解。

左旋右转地敷衍了一会，在不很远的下场口轰撞统的三声铁铳。大家都齐号叫“到了！到了”，一家的男客女客都从四处迸射了出来，把礼堂、礼堂下边的天井、天井上边的两厢，和第一进的中堂，两边两岸都塞满了。邻近四街的人男女老幼也都簇拥了来，聚集在大门前，有的更涌进了第一进的中堂，达到天井沿边。

轰撞统——更凶猛的又是三声铁铳。两队吹鼓手，迎亲回来的和坐镇的，一齐都在呜迭哇东匡地吹打。鞭炮声、叫声，轰隆隆震天价响闹。

花轿临门了。在进门之前乡里人有一种习惯，要由一人（有时这人就是新郎）提着鞭炮在花轿周围环绕三遍。——这或许也是古时掳掠结婚时，把女子抢来后，男子的示威或自鸣得意罢。但在乡里人是说，为了避邪。因为新娘是别家人，怕有别家的邪神邪鬼附在她的身边。

花轿抬进了前堂，放在礼堂下的阶沿边上了。在这儿要行一次拜轿的手续，是要由男家的一个小辈，有时是新郎自己，向着轿门拜三拜。拜了之后，新娘才肯出轿来。在新娘方面对于拜轿是要预备拜轿钱的，在她出轿之前要先把拜轿钱抛出。——这一种习惯乡下人没有别的解释。我想，怕又是母权时代的孑遗，男子要向女子低头，女子要给男子以给养。

花轿是用重重的装饰帷幕围得水泄不通，拜轿之后，轿门才打开。轿里怕要闷得半死的新人被伴娘伴母几拖几扯，才扯起了身来。我看见了有一只脚先下轿门——“啊，糟糕！”我自己在心里叫了一声，因为那只下了轿门的尊脚才是一朵三寸金莲！

新娘的一身是通红的凤冠霞帔，脸上在几层盖头之上更罩上一层红的盖头。那新娘的眼睛不消说是完全被蒙着的，她的一切行动便要全靠着伴娘和傧相。新娘和新郎并立在神桌面前，由一对证婚人把桌上一对大红烛点燃。有人在赞礼。新郎和新娘转身过来先拜天地，回头又转身过去再拜祖宗，接着是两人相对作一夫妻交拜。这一交拜过后夫妇之道便算成立了。这自然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神前结婚的遗习。古时的所谓神就是生殖器，所谓神前结婚就是在神前交媾。交媾过后自然男的便成为女的的人，女的便成为男的的人。但其后人文进化，多费手续，由交媾变相而为交拜。于是乎枉矣冤哉，说那样一下两人便成了夫妇！

交拜过后是入洞房。这入洞房的一幕很有趣。分明是在白天，新郎一只手要掌着一盏烛，一只手是牵着新娘头上盖着的一张黑色的纱帕。不消说新郎是在前面走，蒙头盖脑的新娘是由伴娘和傧相及其他的人簇拥着跟在后面。这个情景令人怎样也不能不想到掳掠结婚时代的复活。那蒙头盖脑的新娘被新郎牵着的，不正是才由异族得来的女俘虏吗？结婚的寝室叫作“洞”房，进“洞”房时白天都要点烛，那不还表示着一个穴居野处的风习吗？

洞房的设备那又是一个时代。一切的大小器具都是女家运来的东西。这不消说又是母权时代的局部再现。

新郎和新妇进了洞口，并坐在一座牙床上，要吃“交杯酒”。——是由第三者端两杯酒来，让新娘和新郎各饮一杯，但只各饮一半，余下的又由第三者交换到两人手中，让两人各各饮下。这种仪式或者也怕就是接吻的转化罢？喝了交杯酒之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对面。对面的仪式是由新郎把新娘头上的脸帕揭开——事实上是已由伴娘揭下了好几层，只剩着一张黑色的纱帕了。我被人指导着去把纱帕揭开。——“活啦，糟糕！”我在心中又是一声喊叫。我没有看见甚么，只看见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

真是俗语说得好，“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才是黑的。”

以后的情形我不甚记忆了，只记得有一人把那新娘头上的黑巾揭下来揣在了我的怀中，我便走出洞房。——这或者怕就是刚才牵着走的那张黑巾，女奚奴归顺了，系囚用的绳索当然要由男子来收藏了。

象这样，全部旧式婚礼都是原始时代的孑遗。在一天半日之中，人类的子孙把他们的祖妣要经过几千年或者几万年的野合时代、母权时代、寇婚时代，交错地再演出来。这些古习并不是说因为它们原始，因为它们蒙昧，便可厚非，所可厚非的是再演出的这些古习仅存其残骸，遗却了它的精髓。野合时代的结婚、母权时代的结婚，是双方合意的。就是掳掠结婚，在女子自然是不公平，但当时的社会已成男性中心，至少也还有男性的片面的选择。能够占有俘虏中最美貌的女子的人，必然是战胜者中的孔武有力的男子。所以结果还是美人良士成为配偶。但到婚姻只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后，男女双方便都是“隔着口袋买猫儿”了。一错铸成，终身没改。男女双方的一切才能精力便囚系在命运的枷锁之下长此活埋。中国人的民族性日趋偷懒，日趋虚伪，日趋苟贱贪顽，日趋阴贼险狠，难道这种婚姻制度不正是一个主因吗？

我总之是结了婚了。以后还拜了父母宾客，磕了无数的三跪九叩，稽首顿首。我昏昏蒙蒙地也就到了晚间。我说我头痛，倒在我照常睡惯了的厢房里的床上睡着。别人要去闹房我也不管，我只是死闷地睡着。

聪明的母亲是明白的。尽管父亲在担心着，要来看看我的舌苔，审审我的热候，怕我又得了甚么急症；然而母亲是明白的，她三番两次地走来，坐在我的床边。母亲对我说：

“八儿，你这样使不得。你要晓得娘是费了一番苦心。你么婶的话，我是信以为真的。谁晓得她看错了人呢？”

母亲暗暗地也在埋怨么婶。她说么婶看错了人，这是忠厚的原情话，或许也怕是真实罢。

“脚是早迟可以放的，从明天起就可以叫她放脚。品貌虽然不如意一点，但你一个男子不能在这些上就要灰心。你看你的大嫂怎样？你的前五嫂和新五嫂怎样？不还是一些平常的面貌吗？你大哥、五哥也不见说闲话。诸葛武侯不是故意娶了一位丑陋的妻子吗？你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能够在这些上面灰心的。品貌就不如意一点，只要性情好，只要资质高，娘一面教她些礼节，你自己不也一面可以教她些诗书吗？”

我始终沉默着。

母亲最后又责备说我不孝。她说到父亲为我经营治婚的费用和一切的准备是怎样地操心，单这两三天的奔走应酬又是怎样忙碌。安排这样，又安排那样。事情妥当了，刚好松得一口气，我又来做过场，使他苦闷。我这不是做儿子的行为，也不是做人的行为。

是的，母亲的责备对我那时的麻木是顶门一针！我自己已经陷入了命运的网罗，我何苦要把这种无聊的苦楚，还要移加到已经劬劳了一世的二老身上？这不能怪别人，这悲剧也只是我一个人在演。于是我又挣持起来。母亲怕我明天不去回门，我也答应去。我母亲也才放了心，她大约以为我是有意效法诸葛孔明了。

五

别处的风气是怎样我不知道，在我们乡下结婚之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是要“回门”的。所谓“回门”就是新郎跟着新娘回到女家去，在那儿应酬一天。女家在那一天是特别热闹的，就如男家迎接到新娘的那一天一样。

很高兴大家的闹房。自己自暴自弃地喝得一个大醉，第二天清早头昏眼花地要陪新娘和昨天新娘家里来的人一同坐船到苏溪。苏溪不在大渡河边，船到水口场，在那儿登岸再西走，还要走十来里路。水口场、苏溪、嘉定城：恰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苏溪本是手工业有名的地方，嘉定的大绸出产在这儿。这儿又因为是苏东坡到过的地方，所以才有苏溪的名号。据乡土学者的诠索，苏溪是应该写成“苏稽”的。

我本来是有些晕船的人，又有宿醉，一上船被河风一吹，我便呕吐了起来。新娘在这时已经就在执行她的妇道了。她听说我在呕吐，便打发她的伴娘来问我，送了一些蔻仁来。好意我当然接受了。新娘是吃水烟的人，回头她又把她的水烟袋送到我的轿里来，这就不能不婉谢了。

船动身得太迟，到中午过后才赶到了苏溪。女家在场外，是张家一姓聚成了一个村落。在一处古老的松树林中我下了轿，由一个石阶上被人引进了一家院子。院外是一面的砖墙，进门去便是一个很大的四合天井。我被引到靠下墙的一间客厅。客厅当中一个圆桌，左右两排茶几坐椅，正中的壁上贴着一幅锺馗的画像。起初是把我插在这儿，不一会又来一位有一脸麻子、一脸烟屎的人，有五十上下的年纪——这后来我才晓得便是新娘的父亲，——又把我引进左手的耳房。这儿一进门也是一张大圆桌，靠侧壁也是一排茶几坐椅。是一间长条耳房，左手壁底有两尊卧床相对，中间夹着一道小小的窗眼，是嵌在院墙上的。窗下一个小台桌，上面放着几管旧式的前膛枪。铺上有四位人在对靠着抽大烟。右手靠天井的一面是三堵方格窗，都是向内推开着的。下部三分之一的地段有一带耳窗。窗下有一张长书案，案左靠壁一个书橱，也有一些书籍。

那位丈人把我引到靠壁的一只坐椅上坐下。他替我倒了一碗茶，回头便进内堂里去了。我便一人坐在那儿，在两尊床上抽大烟的也没有人起身来管我，我也没有打招呼。窗外有不少的人簇拥着偷看。

窗外天井中的吹鼓手在不断地吹奏，也同样地听着些水烟师在招呼客人。

闷坐了好一会，里面的准备好象已经停当了，便有人来招呼我进去。穿过天井走向对面的内堂。天井中的吹鼓手大吹大擂起来。内堂内外都拥挤满了男人女人的头，都带着一双如饥似渴的眼睛在等着看我。我自己觉得好象在唱猴戏。但我这匹猴子所见世面究竟太小，我被人看得有点惊惶，头也不敢抬，眼睛也不敢邪视。内堂里面的布置和家里差不多，拜客的仪式也相仿佛。究竟拜了多少久，磕了多少头，我弄不清楚。

好容易拜完了，又退回到对面的耳房。圆桌撤去了，摆着了两座方桌，桌上已陈设着酒席。接着有不少的男客进来，每来一个人和我招呼一下便走到桌上坐下了，想和我谈一两句话的人一个都没有。外观上象学生的也没有一个。我自己怀着一腔的闷气，但也正乐得没人来和我谈话。我所希望的是早点开饭，开饭过后或者能够优待我，引我到一个偏僻的房间。我并不是肚子饿，我是想倒在一个可以睡的地方去安放我这一个不容易支持的身子。等到上灯的时候饭才开了，那四位烟鬼起来和我同席，也彼此都没有打招呼。我胡乱地吃了一些，又去闷坐起来。别的人猜拳赌酒地闹了好一夜。

席散后又摆上圆桌，这次拥挤了不少的人进来在圆桌上开起“红宝”来了。——所谓“红宝”，在乡里人又称为“四门滩”，有甚么青龙、白虎一类的名目。铺上抽大烟的人又在腾云驾雾，桌上赌红宝的人真是如冈如陵。我一个人恰好象流落在一个沙漠里的乞儿一样。我闷坐得不耐烦，便大着胆子走出耳房，耳房外的客厅中也同样挤着一大堆人在赌红宝。——“啊啊！糟糕！”我自己心里禁不住又这样叹息了一声。

我依然折回耳房来。这次那书架上的一些书又钻进我眼里来了，我起了一个好奇心，想去检查一下那是些甚么书。除掉一些旧戏本、旧小说如《天雨花》[11]之类，以及八股时代的参考书之外，却寻着了一部古版的《文选》。这好象在千里之外遇着了故人。我禁不住把灰尘蒙紧了的书从架上取了下来。我想这家人大约也是所谓旧家，看那院子的结构很古，房屋很低，而在书架上又有这部《文选》。可怜的这部《文选》，却被博徒和烟鬼抛撇在尘垢中，有谁来过问呢？

我把江淹[12]的《恨赋》翻来读了几行，窗外又突然听出一片嗤嗤的女人的笑声。但昭明太子总算解救了我的苦境，他怎会料到，他的《文选》会在这样的情景之下陪我半夜呢？

主人家里没有钟，我自己也没有表。夜半过后怕已经有好一会了。那始终靠在床上抽大烟的人大约已经把瘾过足了，有两位起来伸了懒腰。有一位喊道：“喂，该没事情了？我们想赶回城里去啦。”

他们又抓着了一位赌钱的说：“你们那一位走进去请一位主人来，说我们要回城里去。”

回头我那位丈人公才走了出来。那四位烟鬼已经揩好了他们的前膛枪，准备要动身了。他们一看见丈人公出来，便一同打拱。

“哦，张大爷，今天打搅了，我们想不会再有甚么事情了。我们要赶回城里去。”

彼此谦套了几句，那烟鬼们也就走了。我很怀疑，那是几位县城里的“差班”，怎么会到这儿来当成上宾看待？丈人公送走了差班，又进来把赌博的人叫散了。他来招呼我，要我到一尊床上去靠。我倦得已经没法，管不得甚么干净不干净，便依着他的劝诱，走去靠在一边的烟盘子上。这回是他睡着抽吸起来了。他自然也和我客气了一番，也向我问了一些省里的情形，他连连地在叹息，说反正过后世道愈见乱了。

我这时候冒着胆子问了他一句：“刚才走了的四位是甚么客人？”

果不出我的所料之外，他说：“那是城里的差人呢。”

——“是亲眷吗？”我又问。

——“哦，”他惊愕着回答，“不是的。是我们请他们来的。”

——“请他们来的？为甚么呢？”

——“唉，”他一面开着烟，一面慢慢说，“前天多蒙姑爷家里费心（他称我是姑爷），派了二十只后膛枪的队伍来接我大女儿。我大女儿的福份真然不小。不过这近处的一些‘二五’[13]，一看见了眼便红起来，在外边放出谣言说要来抢枪。我想万一今天姑爷来，遭到了这样的事，那可不是小事。所以昨夜才连晚派人进城去请了四名差班来保护幸好今天姑爷来没有带队伍，今天看来，不会再出事情了。”

主人这样的关心，不消说我也感谢。我想那四位烟鬼一定使他破了不少的费。别的且不说，便单是大烟来说，恐怕也饱吃了一二十两罢！不过我也在想：万一真有“二五”要来抢枪，我倒不知道那四管枪，抵得着甚么事？

主人还和我谈了不少的话，好象谈过当年的收成，又好象谈到过大烟的涨价，更好象谈过一些真命人主的待望。……我起初还在勉强支持，后来我实在支持不住，各自睡熟了。他把瘾过足了是几时我不知道。他把我摇醒了，叫我起来把衣服脱了打横睡。我模糊地起来，看见对床的帐子下了，帐内有好几种鼾声在作战。圆桌上也摊睡着了好几个人。等主人走了，我刚好睡下之后，圆桌上睡着的人一连走来了三个，那是来宾或用人，我分别不清楚。他们一来，便一同倒在我睡着的床上。我以后便再也不能睡了。我索性又起来穿好衣裳，摊开昭明太子的《文选》，读到天亮。

六

我的结婚受难记在这儿便可以结束了。但在第二天回家，才知道乡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就在我去回门的那一天，城里也有一队差人到了沙湾。他们带来两件知府的公事：一件是命令把保卫团解散，另一件是传票，传保卫团团长黎武秀才、军师詹文秀才，还有我们么叔，进城去过堂。

原来是打死杨朗生那件事情发作了。杨朗生的父亲杨敬臣，在他是杀子之仇不能不报，他在城里告了状。府县的知事那时都还是旧人，知府姓李，是云南人，和城内一家姓李的豪绅认了同宗，而这豪绅李家恰好和杨家是有亲谊的。就由这样的因缘，那知府便准了状子，保卫团的人事实上便成了罪人。大家很愤慨，尤其是我们年青人。有人坚决主张，倒不如率性带着八九十只快枪上省去成军，八九十枝快枪包管可以成立一营的。么叔很有赞成的意思，但无奈那名目上的首领黎团长詹军师却一致反对，他们认为事情并不那样严重。城里我们也有熟人，而且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靠背，便是我们的大哥在成都当交通部长。所以他们说，文有文干，武有武干，这一次要进城去文干一下了。

文干是怎样的呢？一方面自然是托人疏通，另一方面也来讲究法律。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可以制造一个事实来遵照法律。于是乎我们因公愤和众怒打死了一个万恶地主，而在法律的要求之下，便不能不变形为杨朗生的保安团和我们的保卫团冲突，不免互有死伤，保安团方面死的是杨朗生，我们这边也死了两个（就是那点大炮误烧死了的两个）。这样一添改，就如象一首自然诗添改成了一首试帖诗一样，表面是很循规蹈矩的，然而诗却到那儿去了呢？

方略是决定文干了，大家依然怕有甚么差池，所有保卫团的重要分子都自愿随着三位首领下城。假使府官不讲理时，大家便要一齐请求连坐。

包了三只大船靠在大渡河边，就在我结婚后的第五天上，一同准备下城。其中有一只是我们家里自己包的，因为我们的大嫂也要上省，我和我的一位兄弟便担负着护送的责任。

母亲是不愿意我们这样快便离家的，但我的借口是一方面不能不跟着保卫团的朋友们进城，另一方面是省城的学校也快要开学了。由于我的坚持，所以大嫂们的动身也提前了一步。

母亲大约是看见我默默寡欢，她也很明白我急于要离家的心事。当我们清早上船时，母亲戴着一顶红风帽，携着我们一位小妹子为我们送行。走出场口之后河风很大。母亲拄着一根五哥由东洋带回来的手杖。河风阵阵吹来，每每使她不能不伫立，或微微后退几步。我便倒退着在母亲面前走，希望可以挡挡风头。母亲是把口掩闭着的，沿途都没有说话。由家离河岸大约有半里路的光景，走到河岸时各船都已经上好，早在等着我们去开船了。母亲已来不及上船，只立在河边上向大嫂吩咐了一些，回头船也就开了。母亲最后在岸上呼唤我：

——“八儿，你要听娘的话。娘已经老了，你不要又跑到外洋去罢！”

船上的大嫂听着哭了起来，我也禁不住眼泪潸潸的。我只是说：请母亲莫担心，请母亲回去。船开后，母亲立在岸上总是不动，一直等到船远远地转了一个湾，我们才看不见了。

大嫂在船上还哭了好一会。她也带着眼泪劝我说：“八弟，你当真不要到远方去好呢。”——一个男子在女性的眼中看来，好象是多生了一对翅膀，只要一想到远方，一翅顺风便可以飞去。其实在我心里反在为这件事情焦愁。我就想到远方，却怎么能去呢？不过母亲的悲伤我是始终受着感动的。那时我在船上做过几首诗，有一首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阿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

泪枯惟刮眼，滩转未回头。

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

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

下船之后在城里耽搁了两天，保卫团的事情果如詹大军师所料，用文干的方法来了结了。剩下的责任是护送大嫂上省。在那两天之中大嫂向城里的亲戚处都去辞了行，同时上省的走法也决定了。由嘉定上省陆路只要三天半，自然很快，但大家认为路上不清静，走陆路不好照料，恐怕会发生意外。于是便决计走水路。走水路是由府河溯航，要费十天半月，谁也不能预定。水小船多，有时遇着过滩，狭窄的水津只能容下一只船，那时便要轮班，几十百只船挨一挨二地轮班过去。象那样，过得一滩要费你一天半日，或三天两天都说不定。愈朝上去，这种滩口愈多。但好处是同在一只船上易于照料，而且每晚落宿处都有无数的邻舟，这于防范匪患上是要方便些。结果是走了水路。

女性的虚荣心，在我看来，似乎是要强些的。大嫂在城里做了一对灯笼，一边写着“四川军政府”，一边写着“交通部长郭”。白日夜晚她都要打在船头。我很反对她，说这样反遭人注目，但总不能把她说服。在她的意思，认为这是一种护符。每天在船上都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特别是在晚间，在那时以为是可以保险的邻舟却好象是一只一只的贼船，使你怎么也不能放心。上水船大概都是一些货船，搭载客人的很少，护送家眷的更是没有。那些船上的水手一个二个都好象是《水浒传》上的阮小二、阮小七。有一天晚上，船到了彭山，在夜空中突然听见了几声枪，大家都有点不寒而栗。隔不一会有两只县正堂的灯笼打到岸上，来人是几名差役。他们拿了一张县正堂的片子送上船来，我到船头去应话。他们问明了是护送家眷的船，便又各自走了。回头那几位差人又来传达那县正堂的话，他说地方不清静，官家的势力薄弱，希望我们不要点灯，怕的匪人以为是解送银杠的船，失了事他不能担戴。这回却把大嫂也骇着了，她不能不把她的灯笼顿时收拾了起来。

在路上足足担心了十三天，倒还好，船到了成都。在这时另一悲剧又发生了。

大哥回到成都已经一年了，起初的半年是住在皇城里的一处公家的地方，“反正”后因为皇城要改成军政府，他便搬进了青石桥街的一座大公馆里。我们在成都虽然同住了一年，除掉礼拜日去看他一次和他每礼拜到分设中学的甲班来讲课一次之外，他的私人生活我是不大清楚的。

大嫂的上省，他本来早就要求过，但家里的二老不允许。足足隔了一年，他做了部长了，在这一次又才达到了目的。

原来在那青石桥街的公馆里，我们大哥才已经有了一位新的爱人。那是很美貌的一位下江女子，一般人称为李五太太。听说是从前某一位道台的遗妾，那公馆本来是她赁居着的地方。

大嫂动身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去通知。她存心要使大哥于无意之间得到她的到来，可以加倍地使他感受着喜悦。她一来便落到青石桥街的公馆里，在大哥方面是不曾早作准备的。这自然就免不了的有一场遭遇战了。

开始便是上下房之争，大嫂要争住上房，而那位本来住着上房的李五太太却不轻容易屈服。这使我们的大哥自然为难不少了。但我们大哥到底是一位大政治家，在我们下一个礼拜日去看他的时候，老大嫂已经好好住在上房，而那位新大嫂移居在下边的耳房里去了。

那位新大嫂的李五太太，是很会拉弦子的。以后凡遇着礼拜日去时，每每听见大哥的音声在和着新大嫂的胡琴低吟浅唱。唱的多半是川戏的《唐明皇惊梦》，是那“贤妃子比从前花容稍减”的一节，或者便是《赵太祖斩红袍》，唱那“孤王酒醉在桃花宫”。我们路过耳房窗外时便要先叫一声“大哥”，接着他出来便跟我们同到上房去。那时大嫂总是在床上闷睡着的，大哥不怕我们在面前，也要去抱着她亲吻。

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大哥不知道几时公然吃起了鸦片烟来。这项，他也没有向我们回避的气色。一等大嫂起了床，他便把烟家具来摆在床上。我有一次也实在忍耐不住了，问过他一句：“为什么要抽大烟呢？”他答应我说：“你那里晓得！成都的官场抽大烟当于在吸‘三炮台’[14]！”

是的，中国说是反了正，我自己默默地也就无话可说了。

七

反正后，成都的学界也焕然改观。最可注意的是一座成都城有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三月速成，六月速成，愈快的班数，学生也愈见多。那时候真可以说是做官欲的洪水时代！中小学堂的学生都受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因而父子同学的佳话，甚至祖孙同学的美谈都有出现的。

分设中学是被裁撤了，剩下的两班人归并进成都府中学。

那时候所有稍微出色一点的旧教员大都去做官去了。留下的一些残渣剩滓，那真是犯不着要再费笔墨来形容。当时凡是诚实一点的学生学无可学，事无可做，大都迷失了方向。据我所知道的，比较好的学生有两条路，一个是进存古学堂，一个是入南门外的华西大学。因为前者还可以学些旧学，后者至少可以学几句英文。

说到我自己呢，我是经过了重重失望的人，我差不多是甚么希望也没有了。我有一个唯一的希望便是离开四川。然而连零用钱都不能不仰给于父兄的人，你怎么离开呢？在这时是我最危险的时候。我拚命地喝大曲酒、打麻将牌，连夜连晚地沉醉，连夜连晚地穷赌。那时的学校是不住堂的，上课也很自由。我有一次连打过三天三夜的麻将牌，打到后来几乎连坐都坐不稳了。不打牌不吃酒的时候便是看京戏（革命的结果把京戏输入了四川），学做成都的所谓“亸神”[15]，总是要坐在戏场中的第一排，对于自己所捧的旦角怪声叫好。比这些稍微正气一点的便是学做歪诗；不是用杜工部《秋兴八首》的原韵拟出一些感时愤俗的律诗，便是学学吾家景纯[16]做几首游仙或者拟古。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有点肉麻。然而在那时候的青少年，你要他的肉不麻，那就只好叫他自杀了。

那种自暴自弃的肉麻生活，我在成都足足过了一年半的光景。大哥也很不满意我，他有时间接向人说，我年纪青青的便沾染着一肚皮臭名士的怪脾胃。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也和我的批评他一样，彼此虽然晓得了彼此的坏处，而彼此都不曾推察到致坏的理由。

大哥做的是交通部长，所当管辖的自然要包含铁路上的事情。我们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四川的反正，乃至中国的反正，是起源于争路！那么一反正过后，照理第一步所当积极进行的，不就是修路的事吗？然而反正过后，四川的铁路学堂因为没钱经营已经停办，川路公司也无形解体了。我在当时还不曾弄清楚除开清政府和旧时封建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大怪物，使你中国的铁路乃至其他的产业都无法经营，使那经营铁路和其他产业的人都不能不腐化。我只以为这是我们大哥耽溺于腐化的生活而遗误了国家的大业。我们的脑筋实在单纯，竟不曾深入地想一想，就是大哥所吸的那鸦片烟，本来是从那儿来的？

二月尾上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各省军政府改部为司。不久又缩小范围，除民政、财政、司法、教育四司存留之外，交通司也被裁撤了。在这时有所谓征讨西藏的问题发生。

西藏在英人的觊觎之下，在清朝末年早就有脱离羁绊的危险。前有赵尔丰的武力坐镇，毕竟也并没有甚么根本的措施。反正的结果屠户的赵尔丰遭了屠杀，他留在川边的残部因而更勾结藏人作乱，时时有内侵的形势。

当时天下的豪杰差不多都以自请征讨西藏为荣，而终竟担负了这个荣誉的是四川的大都督尹昌衡将军。

尹昌衡大将军，那位自称为“好色的英雄”，就因为好色的结果，弄得来在成都的声名一败涂地。同时省内本是有两个军政府存在的，重庆的一个是民党在主持。这两个军政府，也就和我们的两位大嫂一样，时常争持不下。正在那西藏问题紧急的时候，重庆方面更有以武力来袭取成都的形势，成都的民党在准备内应。在这时，那进退维谷的尹昌衡才利用了征讨西藏的名目，作以退为进的应付。

这个策略在尹将军是收到了一时的大成功。他博得名震海内，俨然象是诸葛武侯复活——这自然是指“七月渡炉”[17]的一节。民党分子震于他的美名，便不好过分露出争权夺利的锋芒了。于是，尹昌衡便把都督的位置暂托胡景伊[18]代理，而成、渝的和平合并也就成立在胡景伊的手中。

尹昌衡出师西征的一天，那在四川恐怕是自开辟以来的第一个盛大节日。誓师的地方是南门外的武侯祠，满城的官绅商学各界都出城送行，特别是学生，听说是有好几万人（我自己实在罪过，当时并没有去送我们这一位爱国将军）。在武侯祠附近都站立着女学生，等尹将军一到，便一齐成了散花天女，满天满地都散着通草花。

这个光景大可以说是千秋盛事了。不过要晓得，那花有一半是尹将军自己命人办的！还有一半呢？还有一半是商会的义捐。成都的商会有那样的爱国至诚吗？你假如要这样去称赞他们，那商家一定会笑你。他们会告诉你说：“先生，你太年青了，我们玩不出那样的花样。你要晓得自反正以来，成都城里平空地添了几十万军人，而这些军人们都使用钞票，小店主们实在吃不消。如今尹都督要带领大兵去西征，这是何等的功德，所以要备点香花来送神。”

是的，成都实在就为军队和钞票苦得要命。那时的带兵官还没有甚么地盘观念，他们都想住在那锦绣的“小巴黎”，不想移到地方上去驻扎。怎样使兵队分驻也是当时大家所焦头烂额的问题。尹都督西征一举的确是附带着解决了一项困难。然而商家的打算也依然错了。他们没有想到兵是可以增加的，旧的去了，新的会源源不绝而来。四川在反正时有十四五万大兵的，后来不是增加到了四五十万吗？

在尹昌衡西征以后，不久大哥便失了业。他也就步了尹昌衡的后尘前往打箭炉。大哥这一去也解决了两位大嫂的一场纷争。象打箭炉那样偏僻的地方，加以又在军事期间，两位女将军不消说是不能同去的。旧大嫂很不弱，她决心坐镇成都，新大嫂的李五太太便被送回嘉定城去别营菟裘[19]。但随后这位新人不知道又跟着那一个先生走往那儿去了。

我要再来谈谈尹昌衡去后的后事。

尹昌衡所寄托的那位胡景伊，是四川最初派遣的日本留学生，是由日本的士官学校毕业。他这人以前有怎样的功德我不知道，但在他代理四川都督以后，他真可以称为四川的小袁世凯。他人矮胖和袁世凯相仿佛，就是行事的手腕也很有一种奸雄的本色。他接事以后便雷厉风行地施行高压政策，在短时期间把四川的军民财政等权几乎全都弄到了自己手里。他的高压政策，可以把杀死朱山一事作为一斑。

朱山自从保路同志会在铁路公司开成立会的那一天、他一拳打破了一个茶碗以来，由川东的争路游说员一变而为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幕僚。在端方死后，他不知几时又回到了成都。那时正是胡景伊压迫舆论最厉害的时候。他是写了一封给友人的信，发了几句牢骚。有“方今武夫专横，非我辈所能容啄”等语。这信不知怎的又落在了当局者的手里。当局者就以这样一点小小的事情把他枪毙了[20]。

朱山临刑时有别妻、别女、别友等几首诗，在当时很脍炙人口。我记得他那别友（大约是刘申叔[21]罢？）的一首是：

去年谈笑曾分手，地狱天堂两自由。

惟有人间留不得，一分颦笑见恩仇。[22]

在武夫专横之下，人的生命便寄系在一分颦笑之间。诗情的确是很哀婉的。

胡景伊一方面高压民众，一方面尽力效忠于袁世凯，于是乎袁世凯一道命令下来便实授他为四川都督，而把尹昌衡任命为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川边经略使。这在胡景伊自然是踌蹰满志，而在尹昌衡则会义愤填膺了。

尹昌衡的出征西藏本是一管花枪，那本是他卖名缓冲的政策。他的私心是等到相当的机会还是要“复辟”的，而胡景伊却巧妙地夺取了他的江山。冒失将军一得到这个消息，便带领着大兵又由川边回来，要和胡景伊争夺都督。

是秋凉的时候，住在成都的人谁都有点人人自危。胡景伊虽然没有多少兵马，但实权在他手里，大家以为他一定会背城借一，这一回的成都真又要遭一次浩劫了。然而等尹昌衡到达省城的时候，胡景伊才单人独马到武侯祠去迎接他。尹昌衡也就飜然改变了过来，命他的军士离城十里扎营，只他自己进城住了几天，又退回打箭炉去。

这一幕简直象在演戏。尹昌衡表演得那样出奇的单纯，胡景伊表演得那样出奇的老狯！幕后一定还有些什么经纬的，我不知道当时的内幕是怎样。但我知道他们两人后来都一样地失了脚。我们试问：他们在煊赫的时候，对于革命，对于民国，对于四川，对于四川的人，究竟有了甚么贡献？

[1]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黑猫》初版本此段文字为：“我自己的那场结婚的插话，现在要想起把它追述出来，那真是一场痛苦，一场耻辱，一场悔恨。我自己似乎犯不出要在这已经愈合了的伤痕上再来插进一刀。但这也是那种过渡时代的一场社会的悲剧，这悲剧的主人公，严格的说时，却不是我，我不过适逢其会成为了一位重要的演员，我现在以演员的资格来追述出那场悲剧的经过罢。”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改如今本。

[2]指张琼华（1891—1981）。

[3]事见英国兰姆姊弟著、林琴南译《吟边燕语》中的《飓引》（通译《暴风雨》）。

[4]事见英国司各特著、林琴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通译《艾凡赫》）。

[5]“现在呢，婚事已经定了。怎么办呢？拒绝罢，”初版本中作：“在年青人的心境一般的梦想大都是这样。因为他自己的性格都还是一个未成品，所以他不能幻想出要怎样怎样的女子才是他理想中的爱人，要怎样怎样的婚姻才是理想中的配合，那种抽象的悬拟他办不到，但他能置身在一些具体的传奇事体中，而把那传奇中的英雄来自行比拟。在年青人的心目中也尽可以说是没有理想的，他所期望的配偶，或者也尽可以把一个汛然无内容的美字来包括。要怎样怎样的美，他或许说不出来，但他总知道有这样一种对象，爱与不爱，他是所谓如水到口冷暖自知的。”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改如今本。

[6]初版本此后尚有一段文字：“但这些情形在当时都以为只会是一时的现象，特别是我们少年人，我们的兴趣决不是因为这样一点地方上的不安宁，过渡时代的不满意，便会把那醒狮怒吼的一场大梦容易幻灭了的。我自己在小时做文章，很得意的是爱学些子书的笔法，插用譬语。我记得在嘉定府中学堂时，先生出过一道国文题好象是‘选举不必如官吏’。这是黄公度的在视察了日本初年的议会制度时的一句感想，而他这句感想在当时中国要变法自强的时候却是很大的一种阻碍，黄公度所看见的日本当年的选举是初由封建时代向资本制度的学步，所以完全呈出一种凌乱的现象；当时是所谓壮士横行时代，动辄便用刀杀人，以武犯禁。在封建头脑的黄公度看来，他的批评自然是有因的，所谓‘选举不必如官吏’实即立宪制度的初期不如旧有的封建社会之有秩序与安宁。但我当时拚命的驳斥了他。我的文章里面有一个自以为巧妙譬语是，‘譬之有人居处于茅庐陋室之中，屋虽颓败然犹勉强可以躲避风雨，一朝思毁此茅庐陋室而别建高楼大厦，则必毁此旧有之颓屋而重新辇积土石，奠定地基，鸠工庀材以事建筑。于斯时也，乃有不安之时期出现，其工程愈大，则其不安之时期愈久，使彼茅庐陋室之主人乃浩然而叹曰呜呼建筑之不必如茅庐陋室也，是亦□矣。黄公度之言有类于是。’——当时文字的大意大抵是这样，我总之做的是翻案文章，对于黄公度是深加斥责的，很赢得了先生的一段好评语。这种在文章上可以发生的着想，在实际社会的批判上不消说也可以发生，所以革命过后尽管各处有兵变，尽管各处的土匪日渐猖獗，但我定要说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是毁坏了茅庐陋室，别建一高楼大厦时所必有的过渡时代的现象，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悲观，更不能够因此而诅咒革命。事实上我也不惟不悲观，不惟不诅咒，而且在那时候，我和我们乡里人还做过一些愉快的事体。”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7]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也怕是一般的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国民性，简单一句话，便是机会主义的结晶。但那机会主义的培成，我想这媒妁结婚便应该要负一半以上的责任。”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8]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两千年来中国人便困顿在这两重的软禁之下，不是把所有的民族的菁华，或者是人性的菁华都消磨殆尽了吗？”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9]语见《孟子·万章上》。

[10]严几道（1853—1921），名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天演论》译自英国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两章。《群学肄言》，即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的译本。

[11]一说清陶贞怀（女）著，一说浙江徐致和著。

[12]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南朝梁文学家。有《江文通集》。

[13]作者原注：大约是上匪的别名。

[14]作者原注：一种纸烟的牌名。

[15]作者原注：不良少年。

[16]即郭璞（276—324），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著有《尔雅注》、《山海经注》等。所作《游仙诗》今存十四首。

[17]尹昌衡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出师西征，驻军打箭炉，作者谑称为“七月渡炉”。

[18]胡景伊（1877—？），字文澜，四川巴县（今重庆）人。曾任四川陆军军团长，一九一三年七月任四川总督。

[19]语出《左传·隐十一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20]朱山被胡景伊斩首于成都至公堂外摩诃池畔。

[21]刘申叔（1884—1919），名师培，江苏仪征人。有《刘申叔先生遗书》。

[22]此系朱山临刑前的别妻诗，题为《别妻马兰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