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
一年以来从未接到过未知的朋友来信了，重要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天上的太阳失掉了它照耀我的自由。不过今天却是意外地接到了一封：
近来直译式的文章太多了，你的《童年》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作品。在我，不知道你以为怎样，我总觉得这种现身说法的文字是必要的。第一，作者写的时候当然更会贴切一些；第二，读者读的时候，他可以单刀直入的便认定了一个社会，而知道这不是“小说”。有的人过于偏僻，好象以为文笔一叙到自己身边上来，便不是我们阵营里的文字，其实这是错误。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主要的是要以我们的观点来作一切的批判！关于这一层我觉得你是多少做到了。我接受了你这部新作，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
你的目的是在记述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转换，但这个转换在你的童年时代其实并未完成。这个转换在反正前后才得到它的划时期的表现，在欧战前后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进展，余波一直到现在。然而，它的转换终久没有完成，而且注定地是永远不能完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想完成它本身的革命，而他的同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肯允许。这是资本主义本身中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的大好地盘是不能让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起来占领的。所以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便只能做帝国主义者的买办，而中国便永远肩荷着一个半殖民地的命运。这个命运果真是永远的吗？不！解决这个永远的诅咒的威力无须乎细说中国总是在飞跃，总是不能不飞跃。自五卅以来，年年的事变，不已经铁石一样地证明了这件事？所以我认为，你想继续写下去的反正前后或欧战前后，乃至你最近的革命春秋，无非也就是想叙述这些铁石的事实。同志，你假如是这样，我希望你迅速地写下去罢！听说你的《反正前后》将由某书局出版，我想这一定是《童年》的续篇，我正伸长着颈子在等。我还希望你把《反正前后》以后的东西越快越好地发表出来。
这样一封很简单的信，这里面包含有多么鼓舞的力量呀！我的这部自叙传的工作自从去年四五月间把幼年时代写完之后便把它丢下了，丢了已经一年。我自己实在有点怀疑，我这样的文章对于社会究竟有无效用。个人的吃饭当然是要解决的问题，而在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动都应该以社会的效用为前提，换句话说，便是对于理想社会实现上的政治价值要占一切价值的首位。假使白费地写作一些无意识的文字，这写作本身就是一项罪恶。这是使我踌躇的一个重大原因。然我何幸，在今天却意外地接到了未知同志的这封来信！
“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在写者自身可能是苦心思索得来的结果，然而在认识明了的人，这个真理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于他的言语之间，没有半点矜持，没有半句“直译式”的文句。我也读了不少直译式的文章，但没有得到过这样一句话的力量。好的，未知的朋友，我感谢你的鼓舞，我就接受你的劝告。我现在又提起我全部的勇气来继续这项工作了。总之，我要尽我的力量写。当然我同时也不能不照顾到：
“葡萄酒，你不要太浓，也不要成为一杯苋菜水！”
这样是我现在所受的条件，也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言论所受的条件。我们的一句话要透过一道迷宫，然后才可以发出声来。我们的一个字要加上一层方解石，然后才能反射出光线。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多么可以讴歌的自由时代哟！
我现在不知道寄信人住址，但我也无须乎知道寄信人的住址。我就把这部书来做为我的回信。
好了，不再多说闲话了，下面便转入《反正前后》的正文。
第一篇
一
从前的人说：吴牛喘月，蜀犬吠日。这是说江南的平地多山少，因而太阳的光威没有遮拦，所以江南的牛见着月光都要喘气。四川的平地少山太多，因而见太阳的时候少，所以四川的狗看见太阳也要少见多怪地狂吠起来。其实这两句话不过是文人的夸张罢了。
江南诚然少山。在春夏之交，你假如在沪宁路或沪杭路上，你从火车窗中望出，那眼前展放着的一片青翠的田亩，就如象在海舟中瞻望大海一样，一直展开到远远的地平线而隐没下去。在这时，太阳光是和暖的，明朗的，眼前的大好平原真真是一片锦绣。在这时，你会暂时忘机，觉得中国的前途有无穷的希望葱翠着。田畴中工作着的农人、圆草亭中拖着水龙的悠然拓大的水牛，真象是世界的主人。
四川的中央部其实也和这样的光景差不离。
四川是一个高原的盆地。北部西部我虽然不曾去过，但从地图上看来，从各道的水脉看来，四川是四面都是山，在中央包含着一个坦平的地面。这个平原究竟有多么宽广，在不曾去过四川的人，是谁也想象不到的。
我自己生长在峨眉山下，是在四川的南部。从我的家乡走到嘉定城有一日的路程，已经是比较平坦的，并不是怎么崎岖。嘉定城内外虽然有些丘陵，但离山岳的气味便已经很远了。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们的背后渐渐低远下去，渐渐浅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县治，便全部消灭在天空里去了。由此以后的两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围四际远望，无论在那一方面，你都看不出有一些儿山影！我们在这儿可以想象一下罢。请以成都为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离为半径，向周围画出一个圆形来。四川的盆地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广阔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从古以来四川号称为“天府雄区”。事实上中国的富源——专以农业来说——除江浙以外，便要数到四川。自从黄色大龙旗改变成五条颜色以来已经十七八年[1]，四川拥抱着一二十个大小军阀，人人都有百几十万大兵，年年都要闹一两次内乱，然而四川的七千万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公然还能勉勉强强地活下去。那四川的富厚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于四川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时候，用阳历来说自然是一九一○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能够到成都去，是要多谢嘉定府中学堂的斥退。在嘉定读书的时候，由于学校的腐败、教职员的腐败，自己的知识欲没有方法可以满足，有时是自暴自弃地朝堕落的路径上走，有时又只好耽读一些古代文学和小说传奇一类的东西。但我想走的心事是怎样迫切哟！嘉定那样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羁留的。能够的时候是跑欧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沪，更其次——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跑成都了。这些地方发散着强有力的磁性，把我全身血液里面的铁质都吸引了去。这只是一种不可遏抑的无名的憧憬。到这些地方去应该学甚么，究竟有甚么好学，在当时不用说毫无明确的意识。
景仰欧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沪，景仰成都，就跟五牛崩尸一样，少年的心受着四方的牵引，他是没有一刻宁静过的。然而我的父母却坚决不允许我走。我受着那样的磔刑，荏荏苒苒地在嘉定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这是多么可以欢迎的事！这回，我家里人无论怎样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到成都去了！
学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一九○九）十月。
嘉定中学学生和营防军闹事，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镇压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一次就开除了八名学生，记了几十名大过。我和张伯安都在被斥退之列。
事情象那样凑巧的，我相信是不会有的。上半天差不多快要吃中饭的时候，学校挂了我们的斥退牌。我们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学堂门，有一乘四轿抬进了中学堂的辕门。前面一个跟班捧着一个很长很大的朱红纸的名片。我们起初以为怕是甚么省视学或者委员来了。但看那四轿后面挂着一对灯笼，用红色的匾体字，一边写着“四川提学使委任”，一边写着“嘉定中学监督严”。
——“这才奇怪啦！嘉定中学会跑出两个监督来！”
然而事情也并不奇怪，委实是一位新任的监督前来上任。这对于学校的办事人们当然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对于我们学生子又是一阵霹雳后的一片晴光了。
新监督是洪雅县的老举人。他怎样受了提学使的委任，那提学使又怎样突头突脑地撤换了旧监督，这些情由我到现在也全不知道。新监督是一位胡须斑白、非人不暖的老先生。你看到他那种走马上任的神气，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败。但这对于旧的办事人是严重打击，就好象替学生报了仇，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老先生是非常欢迎的。当天下午，学生就派了代表去见严监督，请他立刻进堂主持，要他撤换一切压制学生的旧的教职员，要他把斥退了的八个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几十名的大过。严先生都一一答应了。——不消说他是乐得做人情的，中国旧式的交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严先生已经来了不少的新教职员。但是严老先生说：他要到第三天才能接事，因为秦监督还没有准备，要到第三天才能办交代。
这几天中的学生，当然就跟新的女蜂王出现，蜂子闹分窝时一样地闹杂了。学校成了无政府状态。以前的教职员都不敢出头，都知道自己要遭替换，已纷纷向旧监督辞职。就在我们被斥退的那天晚上，有好些人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学校的后门搬出去。那位旧监督秦先生，因为是责有所在，不能不留在堂里办移交，那真够他煎熬了。他一进一出要受学生们的冷嘲热骂，然而也不能不忍耐着装聋卖哑。
由旧式考棚改成的学校，礼堂就是从前的大堂。大堂前面一条很长很宽的空坝已改做操场，两侧有扶手的栏杆。
第三天上移交办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礼堂后面送出。随后秦先生孤影悄然地也从礼堂后面走了出来，严老先生在后面送他。
两边的栏杆上都站着学生，看见两位先生走下了礼堂，便一阵的鼓掌声，一阵的万岁声。但这鼓掌声和万岁声决不是对于甚么人表示欢迎和欢送的喝采。可怜那秦先生把他古铜色的面皮青一阵紫一阵的头也不敢抬起来，眼也不敢侧视。我想，古人所谓绞肠的痛苦，怕他这时候正在经验着罢？他的心脏最初一定兴奋过一时，使他觉得全身发烧；但一回头又紧缩得好象要断气，使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当然要痛恨那位严老举人。但在这时，他不一定痛恨他夺了自己的饭碗，倒一定是痛恨他走路的官派过于委迟。然而，他也一定要感谢的，在他踏完了那长操场的最后一步时，他要感谢那操场幸好没有再长。
不过秦先生的报复，他也早就预备好了。
秦先生前脚走了之后，学生便簇拥着严老举人要他立即取消我们的斥退牌。他这次当然也无可推诿了。他立地叫人检查案卷，才发现了一个绝望的事实。原来前任的监督早知道他自己一走，学生们一定要要求继任者取消我们的斥退，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斥退了我们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新任监督突然来接事的那天的下午，把我们斥退了的八个人禀报上去，通饬全省了！这对于学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我们被斥退者尤其是一个绝望的打击。在当时斥退了学生，挂了斥退牌还要下通饬，这简直是一条绝路。学生从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从此便不能在本省读书了。秦先生这个报复手段真是毒辣。他不仅断送了好几位学生的前途，而且还断送一位同学的性命。
那位带了重伤的同学，是洪雅县的人，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平常很用功，很守本分。他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自修课程，便是每天要读英文字典，至少要读二十个字来暗记。象他这样用死工的人我实在是少见的。那天他真冤枉，学生们在和粮子闹事的时候，他无辜的受了重伤，打得当场便在吐血。那昧尽天良的办事人，就以这为他在场闹事的证据把他斥退了。天生的拘谨人遭了斥退，已经使他伤上加伤。但幸好和他同县的新监督来了，以为有法挽回，他也就暂时得到安慰了。谁料斥退他的人，还把他禀上去了呢？这个消息一传到他的耳里，可怜他的内伤大裂，竟至开仓大吐起来。他始终爱说一句英文：“you see，i am killed！you see，i am killed！”[2]除此以外并没有二句话。不消说他已经失掉了他的本性。
这位同学就在开仓大吐后的第二天，死在了他回洪雅县去的肩舆里面。
当时办学的人对待学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好象是在管理死囚。这个往事，回想起来真不免令人痛心。
不过我自己是应该感谢的。斥退了我固然好，就要下我的通饬，那也更好。因为我不仅可以到成都，或者说不定还可以出省。这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呢！
二
我往成都去是和五哥同路。我们先到嘉定城落在王畏岩先生的家里。王先生在我进了中学之后，他曾经在省城的分设中学做过两年的国文教员，他是才卸了任回来。他便为我写了几封介绍信给分设中学的他的旧同事。
在王先生家里耽搁了一天，第二天就动身。我们雇的是长途轿子。在当时轿夫的脚价一个人一天只要一吊钱光景，每天平均要走八十里路。第一天宿青神。第二天中午时分便到达眉山。眉山是苏氏父子的故乡了。地名虽然号称“眉山”，其实隔峨眉山已经有两三天的路程，峨眉山只剩下一些儿若隐若现的影子了。城里有一座三苏祠，但是关于三苏，特别是苏东坡的遗迹，却甚少。嘉定倒还比较多些。大抵眉山就在嘉定和成都的中途，从这儿以上，风气便渐渐感觉着不同了。最显着地令人感到变异的是自眉山以上有一种很原始的交通工具名叫“鸡公车”。这是一种独轮车，车夫在后面推送，和上海一带的小车子“一轮明月”有些相象，但更小，更矮，只能坐一个人。车枙上缚着一张小小的竹椅，人就坐在上面，正对着前面。这种鸡公车非常多，有时候一来一往在路上连成着一条很长的直线。叽呀叽呀的声音非常聒耳。这种鸡公车在眉山以南是没有踪影的，在眉山以北便一直使用到成都。这种简单的交通工具的使用，正足以证明成都附近就和江南地方一样，是一望平原了。
鸡公车虽然很简单，但它是破坏道路的健将。自眉山以上的南大路，便被这些原始的车轮纵横地拖出辙迹。下雨时满路泞泥；天晴时崎岖不平。在这种道路上，有时遇着一个小小的石子，鸡公便立地跳起来，把它身上坐着的乘客抖落在地上。然而坐在这种小车上，公然也还有能够睡觉的人。你可以看见有些颤巍巍地挺在空气中的上半身，就跟风中的竹尾一样，东倒西歪，或者前颠后簸。
第二天的站口是彭山，第三天的站口是双流，这些都是县治。它们有甚么特色的地方，我现在可记不清楚了。
第四天，假如你清早一早动身，走不上半天你便可以到达成都。进成都自然是由南门进城，但你在离城还有三四里路的地方，便可以望见道旁一丛很葱郁的树林。那就是有名的“锦官城外柏森森”[3]的武侯祠了。武侯祠的庙门坐东向西，门内庭园中参天的古柏，虽不必就是汉时之物，但有的总怕是有五六百岁的年龄。
初到成都的时候就在这庙门口息了一次肩，我们进里面去瞻望了一下。里面有荷池，有水榭，有亭台，有花圃，有无数名人或不名人的题咏。顶多要算是对联。但是说来说去，总不外是三分六出、三顾两表[4]之类的文字。丞相的祠殿之外有昭烈帝[5]的坟在祠的南苑。坟的附近更有三义祠[6]。全体的建筑是相当巍峨的，碑铭也特别多。这儿对于专治考古学的人想来会是一项很现成的资料，特别是那昭烈帝的坟。那假使发掘出来，总可以得到一些古物，足以解决历史上的问题的罢。我想中国现在所有的遍地的古墓，就是孔二先生的墓，都应该发掘，使那内藏的宝物重见天日。假使以为古迹须保存，问题却非常简单。发掘了之后依然给它一个墓堆，自然是无损于旧观的。然而出土物对于文化史的研究是会有重要贡献的呀！不过，主要的是出土物的研究要集中，要善于保存，要立在唯物史观的观点上去整理，去清算我们中国的古代以来的社会的进展。这事的实现，当然不是一天一日可以说到的。
到了成都，我们住在一家嘉定人惯住的旅店里面，张伯安已经比我们先到了两天。这时候是正月尾间，各学堂都络续在开课了。
我们进甚么学校好呢？有没有希望得进省城的学校呢？
小学时代的杜绍裳先生，这时候在做提学使衙门的科长，不消说他便是我们唯一的军师。他替我们考查了案件，知道我们是被禀告上去了。然而没有下我们的通饬。这就很有希望再进别的学校。他劝我们考中等工业。他说我们只要把名字一改，便甚么都不成问题。他之所以这样劝告自然不外是“实业救国”的意思。不过关于这层，我们五哥和其他的同乡们都不甚赞成，以为这样是旁道。这旁道的意思是对正道而言。所谓正道，要象从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一样，是要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我们——我和张伯安——也觉得自己心不甘。因为中等工业的招考资格是小学毕业程度，而我们是有中学两年半的学历的。我们都不大喜欢：杜先生也就不好勉强。结局我们还是先去找中学堂插班。假如这一条路绝了望，我们又再来投考中等工业。
我们便得到好几封介绍信，大都是杜先生亲自给我们或是他替我们斡旋的。照他的意见，我们须得先说明自己是被斥退了，才到省来插班的。这层或许是他要卸掉他作为教育行政者明知故犯的责任。我们也觉得这样爽快些，免得后来进了学校之后发生甚么问题。
我们第一次所找的便是在成都久负盛名的分设中学了。
这分设中学在南校场高等学堂的旁边，本来是高等学堂的附属中学。因为前任的校长刘士志[7]先生不甘受“附属”的名义，才改为了“分设”，成为了一种半独立性的学校。由于是高等学堂的附属学校，经费充足，设备完全（得以利用高等学堂的设备），又加以刘士志的声望，所以学校也就很有声望。
我们到省的时候，刘士志已经被逼到北京去了。他之被逼到北京也就跟我们被逼到省城一样，是由于和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8]发生了冲突。事情的详细我不十分知道，好象是在年底省城开运动会的时候，在会场上抵触了那位总督部堂。这样能和总督部堂冲突的办事人，是很可以博得人们赞奖的。刘士志待学生也很严烈，却是很能得到学生的敬爱。但可惜他去北京之后不久便在都门病死了。
我们去投考分设中学的时候，新任的监督姓都，名叫静阶。他的姓很奇怪，他在社会上赢得一个绰号（并不是学生取的）叫作“都喇嘛”。他的面孔也有点异乎寻常。八字胡须，棕黄色的面皮，额部很突出。戴着一顶平顶的便帽，珊瑚的小红结子。一切的动作都有几分机械式。
我们拿着一些介绍信去见喇嘛先生。我们填写的谒见单，由传事房递上去之后，他立刻就传见我们。还有一位国文教员郑先生，是王畏岩先生的同事，我们听说他还留在学堂里，便把王先生的介绍信也交给传事房传进去了。
都先生接见了我们，他只把介绍信看了一遍，便问：
——“你们带笔墨来没有？”
这一问真是来得突然。我们答应道：“没有。”
他说：“唔？你们怎搅的？怎么来考插班都不带笔墨？”
这愈见使我们诧异了。我们以为我们是斥退生，虽然有人写介绍信来，但信的内容我们是看过的，只是说“有无相当的班次准予插班”，怎么这样的容易，才拿起信来就要叫我们受试验呢？
——“我们没有想出先生今天就准许我们受试验。”
——“唔，今天不受试验，要等到几时啦？同学们都在上课了，你们没有看见吗？你们的光阴好拿来晃荡？”
正当他在这样教训我们的时候，郑先生也出来了。他向我问了些王畏岩先生的近状。回头他把王先生写给他的介绍信转递给都监督。都监督接到手去也看了。
——“好的，郑先生，你来得恰好。我就请你出一道国文题来试验他们。”
——“今天就试验吗？”
——“是的，今天就试验。”
——“在甚么地方好呢？讲堂没有空的呢。”
——“就在这儿好了。咹，不要用甚么讲堂。”
——“好的，我去向曾先生（学堂的监学）说，请他们备两份卷子，我同时把题附在里面好了。”
郑先生说了便告辞着退进去了。
回头都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带笔墨来，同学里面有朋友好借用的没有？”
我们说：“我们初来，没有朋友。”
——“好，那我就借给你们用。不过你们不要辜负了我上好的笔墨啦。”
就这样，第一天我们就受了入学试验，试验只是一道国文，题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9]，限二小时完卷。
我和伯安两人就在会客厅里面的茶几上做起试卷来。他坐在左边的一排，我坐在右边的一排，也没有甚么人来监考。都先生的书房是就在会客厅的右手，只有他时而出来看看我们。学堂内部每次课堂上堂下堂的摇铃声可以听见。在有一次大约是下堂铃罢，有几个比我们更小的学生在休息时间走到会客厅的帘外来，用着好奇的眼光，隔着帘子偷看我们。起初是一两个，但他们就象蚂蚁一样，进去报了信，又来了十好几个。他们有的笑着指着自己的眼睛，有的又扯着自己的毛辫。这是在奚落我们的。因为伯安是独眼，我是因为患了那场重症伤寒，头毛脱完了，还没有长齐。但等到上堂的铃子一响，他们又一哄而散了。
文章大概也做了两个钟头的样子。彼此都做好了。都先生走出来接到了我们的卷子，他自己就阅起卷来。他约略看了一遍，还看了我们几眼。
——“唔，咹，你们还好，还好，你们可以进来。你们明天就可以进来。”
——“我们来插那一班呢，先生？”
——“哦，老实，这个我倒还不十分清楚。你们等一等，我去请曾先生来问一问。”
说着他把竹帘揭开，隔着天井便向着传事房喊出：
——“传房！你进去，请曾监学曾老爷来。”
不一会曾先生出来了。都监督问他学校里有怎样的班次。曾先生说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级，乙班是四年级，丙班是三年级，丁班是二年级。
——“我看就插甲班好了，咹，文字做得都还通顺。”这是都先生说的。
曾监学很有几分迟疑的神气。
——“他们原来是有几年的学历的？”
——“哦，老实，你们是只有两年半的，是吗？”
——“是的，我们两年半还没有住完。”
曾先生说：“那吗要插甲班，年次太差远了。”
——“插入乙班怎样呢？”
曾先生依然有点迟疑：“我看丙班不最相当吗？”
——“唔，好。不过……唉，好，就插丙班罢。咹，你们今天下午就来缴学费，把一切手续办妥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学堂来。咹，不要在外边久晃了！”
就这样，我们便插入了分设中学的丙班。这是多么出人意外的容易，自始至终就好象在一场梦里。才由乡僻地方进省城来的学生，考的是省城数一数二的中学，而且自己是有内咎的斥退生。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悬心吊胆地怕不会被收容，怕自己不及格，对不住写介绍信的师长们。然而，这是多么出乎意外的容易！这是都先生办学外行，还是真的看中了我们的文章，还是几封条子的力量呢？但不管怎样，我们是欢天喜地的，转学的问题很轻易地就解决了。
在我们进了学堂之后，立地知道这儿竟有两位旧同学。一位是嘉定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因为吃了监学先生的一碟辣椒酱油便遭了斥退的宿君，他本是和我们同年级的，然而已早来插入了乙班。还有一位是在小学校里低我们三级的罗君，他在这儿住的是丁班。我们时常在这样想：假使我们事先也托了甚么人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那位曾监学，我们的中学课程，或许会提早两年毕业的？
三
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学校，终竟如愿相偿了。然而结果是怎样呢？
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鲁卫之政”[10]！——这是我进学校不上两个礼拜便得了的一个幻灭的结论。一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骗文凭的学生。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11]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12]；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这是国学一方面的东西，严格说起来，连我们嘉定中学的有些先生都还赶不上。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化、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不过他对于学生很宽大，一切的问题他是不要学生演的，他自己不消说也乐得节省些精力。然而这样的教员公然还是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教课的红教习。这样的红色到真是有点令人恐怖了。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员是浙江人，大约是上海那一座教会学堂出身，他一身的穿著真是时髦，甚么海虎绒、铁丝缎，有好些是我们乡下人自出世以来才第一次看见的东西。金丝眼镜，一把抓的尖帽子[13]，嘴里也含有好几个金牙。他是不住在学校里的，一来一往都是坐的四人抬的弓杆大轿：因为他当时在做提学使衙门的英文科的科长。然而这位科长大人的英文程度究竟怎么样呢？说来恐怕有些人不大肯信，以为我是过甚其辞。然而始终是事实，连虚构也不容易构出的事实。我们读的是chamberlain的《二十世纪读本》，我记得是卷二，那开始的一课是《一条newfoundland的狗》。我们那位英文科长，他竟不知道这“newfoundland”[14]是一个海岛的名字，他竟拿出我们中国人的望文生义的本事出来，把它直译成为“新大陆”。只消这样一点便够了，我看可以不必再举例证了。
你想，在一个省会地方，充当着最高学政机关的英文科长，他的英文程度才仅仅是这么样！在当时我们是非常悲愤的。我们当时没有明确的意识，基本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甚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甚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
我们当然不知道为甚么会发生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只是在个人的良心或者是社会的道德上去寻求。所以不是归之于社会的腐败，便是归之于个人的昧良。更进一步，便是说整个精神文明的堕落。要挽救它，当然就只有革心的一条方法了。其实这些都是鬼话。我们现在是知道了，很明白地知道了。中国僵定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支配阶级中发生了一个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学是为作官他们要支配封建社会中的单纯的农民，那是用不着多么大的学识的，只消熬些资格便够了。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学，结果就是资格，所谓求学，结果就是熬资格。海禁大开，资本主义一侵入到中国的内地以来，它整个地把中国化成了一个乡村，化成了一个供给原料的乡村。中国的支配阶级看见自己的支配权日渐动摇，所以也想到采取一些资本制度下的利器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在永远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乡村中，资本制度的所谓科学文明，始终没有基地来培殖。外国人到中国来所施行的教育只是在教育奴才。我们从外国请来的一些导师都是些他本国不要、只能到这半殖民地的海外来投机的妖怪。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够希望有甚么好的教育，有甚么好的人才出现呢？中国闹洋学已经闹了好几十年，一直到现在就连“科学”的“科”字都还说不上半边。中国是只有飞跃的，有产阶级的文明虽然无法产生，而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素质却已经具备着了。
在成都振振有声的中学校都是这样的情形，其他的中学自然是不言可喻。说到成都学界的空气，那更是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下。成都除分设中学、成都府中学、华阳县中学等官立的中学之外，有不少的私立的中学校。官立中学已经是人情的世界，私立中学更用不着说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因而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在地方上连小学都只住得一两年的人，只要把中学五年的学费缴足，或者再缴纳些甚么手续费，便可以立地得到一张中学学业文凭。这样的文凭，它的效用却是非常的宏大。一个中学毕业生在当时是等于一名举人，有这样一张文凭，可以拿回家去贴报条，诓惑乡民，增长新地主的候补资格。而在省城也更可以飞扬。有这样一张中学文凭，可以投考本省的高等学堂、政法学堂、高等师范，京沪各地的官、公立学校，更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法官考试，乃至东西洋留学生的考送。
在这种私立中学之外还有不少的私立法政，要算把中国人的投机心理，做官热，表示得更为尽致。周围只有二十二里路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前我们初到的时候，已经包含有了好几座私立法政学校，在反正以后的头一二年间，有一时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当时的学界制造法政人材真是比花匠造纸花还要脚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学、祖孙同学的佳话便处处都有传闻。就那样，中国说是变了法，也就在“自强”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学校的陶冶之下。你怎么能够不失望、焦躁、愤懑、烦恼？最坏的是分设中学就在高等学堂的旁边。高等学堂在成都是最高学府，而那最高学府的最高学员，就有不少人是买得私立中学文凭而考入的。他的年纪和你相若，学问不管怎样，他总是你的“上级”。这对于年青人的自负心是怎样大的一种打击哟！
失望、焦躁、愤懑、烦恼，这几条支流所汇合而成的自然是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在嘉定时是这样，在成都时也还是这样！我到成都不久，又和酒常打交道了。成都有名的大曲酒那真不知道醉坏了我脑子里面的多少细胞！啊，那大曲酒，那可怕的大曲酒！那怕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酒精。我记得有一次我把一杯大曲酒泼在桌上，用火柴把它点燃时，它燃到没有痕迹，几乎把桌面都烧了。大曲酒本是高粱煮的，香味非常浓烈，但是喝起来，实在非常辣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酒并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并不是喜欢吃它，而是赌气吃它。一肚皮的不高兴，一肚皮的不满足，想借酒来淘泻。酒真可淘泻这些忧郁、愤懑吗？李太白说得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消愁愁更愁。”[15]这倒是很有经验之谈。酒是只有增长愁人的愤懑。平常，人的忧郁是受着中枢神经的制止，不准它过度表现的。神经中枢愈高级，对于麻醉剂的抵抗力愈薄弱。所以先被麻醉的是制止机关，人在这时便尽情地把自己的愤懑、忧郁都发泄出来，有的暴躁，有的悲哭，那正是神经麻痹的表现。人被酒力把一切意识完全消灭了之后，他也可以得到暂时的一段忘我的死静，然而那酒醒后的报仇是怎样苛烈哟！酒醒后真有说不出来的苦楚。脑痛，口苦，人无力，全身的筋肉都在不断地抽搐。惨淡的心境就好象烈火过后的一座火烧场。这到底有甚么乐趣呢？这种情景在酒前早是自觉着的，然而依然要麻醉，依然要求自寻苦恼。我可以说，饮酒的人是想把精神上的苦痛替换成肉体上的苦痛，更换一句话说，他是在慢性自杀而已。[16]
吃酒时自然要朋友，而我们是新入生，旧学生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张伯安可以陪我，但他比我沉着得多。他有他所喜欢的数学，他能够在那一方面求得满足。但是我呢？我对于数学不知道从几时起便有点畏难。那时候一般的口号是“实业救国”，所以凡是有志救国的人总不得不倾向于实业。要倾向于实业便不能不注重数学或理科，而对于所谓文学便要加以轻视。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这样的自怨自艾，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不知道苦了自己多少。
和我们同时考插班的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都是都监督的同乡。一位姓罗，和我们同时考入了丙班。他的学历很有些曲折。他是到过日本的人，在日本成城学校住过几天，因为闹取缔风潮他便跟着一批中国的志士们回到中国。他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住了两年，是在最近才回到四川的。他比我长一两岁。因为到过东洋，头发是剪短了的。他是到过我所景仰的日本和上海的人，然而他的不懂科学却比我还要厉害。他有一部英文的《迈尔通史》[17]，这怕就是表示他出过洋或者到过上海的唯一的物证。这书，他很爱惜，放在他的书匣里从来没有翻读过。他有这部书，我们又同自修室，我有时向他借阅。当然要翻字典。翻出的生字我用铅笔替他注在书上，他责备了我，很郑重地用橡胶来擦了。不过我对于这位姓罗的同学是隐隐佩服的。他到过东洋和上海，却公然还有雄心再进本省的中学！当年出洋留学或者在上海留学的人，不是学得几句“瓦塔苦西”、“阿那打”，或者是“那么温”、“阿尔来”[18]的几句洋泾浜的“不落肯”[19]，就可以回到家乡称孤道寡的吗？不忙说到十几年前的当时，更不忙说到那乡僻的边陲省份，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上海、北京，不是尽有跑到美国去鬼混了两三年，一回国来便是甚么“博士”、“硕士”，巍然泰然地便做起了甚么机关的委员，甚么大学的教授，甚么印书馆的编辑吗？
总之，这位姓罗的是我在成都新交的朋友。
还有一位姓李，他的态度真是彻底！他是由于家庭悲剧使他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境地。他很小失掉母亲，晚母对待他不好，他认为迟早是会被她毒死的。他插的是丁班，虽然和我们不同班，但我们同是插班生，便同在一个自修室，也同在一个寝室。他虽然也是彭县人，家却住在成都，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位很好的向导。他懒得真有程度。清早是死不起床的，点名时监学向床上去拉他，也拉他不动。监学把他也没可奈何。
他是监督的同乡，好象还有甚么亲谊，因而监学先生们对于他须得有一番格外的关照。他似乎是死了心的人。他丝毫没有向学的念头，而且还希望被学校斥退。他经常爱说：“读书有什么用？就把书读好也会被晚母毒死。”[20]
李同学的这种特殊的性格和他的境遇，引起了我们的同情。他不久便成为了我们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四
这几位同学们就是我的酒友，此外也还有些住在别的学校的嘉定同乡。我们只要逢着星期便是喝酒。落雨的时候是在城里，天晴的时候大概是到城外各处的名胜地方。
成都城外很有不少的名胜足以供我们游玩。东门外的望江楼是很有名的，那在濯锦江的对岸，临着江边。那儿有不少的幽曲的建筑招揽游人，最负盛名的是有一眼薛涛井。薛涛[21]
是唐朝韦皋[22]镇蜀时一位有名的校书，她能诗能文，手造了因她而名的“薛涛笺”。传说她制薛涛笺便用的那薛涛井的水。水是很清冽的，井畔有茶店，汲取井水来煮茶以供享游客。旧式的雅人自然是时常到这井边来喝茶的。井的附近有嵌壁的题咏，可是我连一个字也不记得了。望江楼好象是一座寺院的附属物，寺名好象是雷音寺，薛涛好象是在这儿落发做了女冠子的。
以往的记忆很模糊了，但是有一个记忆，特别是与望江楼有关的，却很鲜明地留存着。
那是成都办花会的时候。每年三月成都城外的青羊宫和草堂寺是要办花会的。这种措施并不甚古，是在“变法自强”以后所产生出来的花样。那是一种博览会的性质，会期大概有两个月的光景。
草堂寺是以杜工部草堂而得名的地方，在成都城外的西南角上。由南门出城与由西门出城，大概是恰好在相等的距离。由南门出城，约略是沿着浣花溪的北岸西走，途中要经过浣花潭、青羊宫，和其他私人的别墅。最后是到达很清幽深邃的草堂寺。这条路径，平常除乡里的农人、寺院的僧侣，或极少数偶尔要去寻幽访胜的墨客骚人之外，很少人往来。但到了花会的时候，便出现着肩摩踵接的人的洪流。最好你从南校场的城墙上去俯瞰——先附带着说一句，成都的城墙是很宏大的，坦平的城墙上可以品排着跑三两部汽车。你看那城下的马路上一来一往地都是新式的马车。
浣花溪里面平常是不见有舟楫的，不知几时从浙江的西湖里面搬去了好几十只的白布篷的平底湖船，在那儿很匆忙地迎送，使浣花溪自己也睁着了惊异的眼睛。
溪的此岸是人行道，溪的彼岸是马道。你看那人行道上的行人，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由城里去的、由乡下来的，喝醉了的、唱歌的、嬉笑的。过了一群女学生，跟着就有一群男学生。平常两只脚除三合土以外从不沾地皮的人，现在也都和地上青草接近了。
彼岸的马道沿着一些浅山，那儿虽只是一些很可怜的、被人虐待到不成形状的“溜溜马”在疲于奔命，然而都好象才从外国来的高头健步的洋马。真正的洋马，时而也可以看见。那是凤凰山的新军骑来游玩的。那样的马会看不出是马，而是长颈鹿了。
学校的规矩，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时是可以走出南校场去游玩的。我们便爱走在城墙上去看热闹。但一到礼拜日，我们便要成为那人道上的人或者马道上的人了。马车，在那时我们是没有资格坐的，因为没有那样多的钱。
就在有一次的礼拜日，上半天在花会场上游玩了半天，下半天我们再决议骑马去游望江楼。我们——罗、李两位同学，伯安和我，此外还有些同县人——骑了将近十匹马，由南门进城，向着东门穿城而过。
马是溜溜马。这种可怜的马可以说是已经把马的性格完全磨灭掉了的。马已经是很老很瘦。它对于人类的虐待也有不少消极的方法来抵抗。走路是异常迂缓的，你打它几鞭，它跑快几步，接着又迂缓下来。假使在它前面有一匹马，它就紧紧贴着它的屁股，“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地任你怎样打它，它都不肯抢先。这是溜溜马的差不多共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大概可以称为马的sabotage[23]。但假如你是不会骑马的人，那它也很有揶揄你的手腕。它会突然跑得很快，把你扔下背来，便一溜烟地溜了。再不然你骑在它的身上，它横着便要把身子倒下去在地面上打滚。这时候不消说你的腿是很危险的。最俏皮的是它向一条狭窄的田埂走去，站着不动，两边都是水田，让你下了它的鞍背，也还要弄得你两脚的烂泥。
我们骑着马由南门穿过东门。我骑的是一匹黑马，这位先生比较还壮健，它零落成为溜溜马大约还不很久。我骑着它便打头阵。它也不肯十分走快，在城里不走快也正合乎我们的要求。因为城里人太多，走快了不能控制，反而不是好玩的事。荏荏苒苒地出了东门，我们很想一出了城门便要驰骋它们一下了。出城之后是还有一段很长的附廓街道，不幸就在出城之后走不几步，便遇着两位兵伕牵着两条军马在街上溜达。我的马照着它们的规则，走上去接着军马的屁股，便同盟怠工起来，死也不再抢先，死也不再走快。这真是有点难乎为情。前面是两匹散步的闲马，我们骑在马上便跟着它们在街上散步，两边两街的人是万目瞻仰着的。
恼羞成怒的我，施行起恐怖手段来了。我拚命把我手中从南门外折来的柳条鞭子在马屁股上乱打，我的背后的伯安也帮助打我坐下的马屁股。柳条鞭子打脱了皮，打断成了几节，然而马先生的怠工依然没法解决。
“这该死的亡八！这是非用最后的手段不可了！”
我把我的小刀子搜了出来。我仅仅把刀柄的头子用劲的凿了一下，啊，这可不得了！马公暴动起来了！它四脚四腿地跳跃起来，我死命地抓着了它的鬃毛。它大约怀恨着没有把我扔得下背来，便更加暴怒地在街上狂奔起来，一直往前面冲，全街的人都惊惶了，只是往两边让。我自己又是初学骑马的人，仅死守着一句成语“马儿跑得凶，一把抓着鬃”。我的死守倒不仅“一把”，而是两把。缰绳也拉不住了。我也不知道马儿跑凶了的时候，制马的缰绳是怎样拉法。我只是死死地两手抓着马的鬃毛，两膝不消说是挟不牢的。屁股，就跟打连耞的一样，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在木的马鞍上乱打。自己一心怕滚下马去，一心又怕那样的奔马踏伤了街上的行人，真真是弄得来魂不附体了。把繁盛的一段街面跑过，跑到了人行稀少的街尾，终竟把街道跑穿了。算好，没有踏伤了什么，但它还一直在奔跑，好象一直要把我带进地狱里去。
马自然知道我是不会骑马的。它的目的——报仇的目的——就是想把我扔下背来。然而它不知道在怎样痛恨它自己的项上多生了那一项的鬃毛！我死死地拉着鬃毛不放，任随屁股在马鞍上打铁，可总也绊不下地来。我的屁股打得很痛，但是马背怕也是不十分舒服的。马的计策突然改变了，它自从暴动以来一直是笔直地往前奔，跑穿了街道，跑到田野里来了。跑到一处，在路的右手边有一座小神祠，祠的封火砖墙与路向成为直角。墙畔有一条小径，与大路的路向也成为一个正整的直角。吓，那马先生真是出乎意外的聪明。它一直风驰电掣地跑了来，跑到这儿却真如电火一般，突然正直角地向小路上转了方向。方向一转它便和石马一样死死立着了。这样一来依着惯性的法则，我无论怎样是应该被抛下马来的。然而终赖它项上的鬃毛没有被我扯脱，我便吊在它的鬃毛上。
这一场恶斗把我这位骑马的阶级真是制服得魂飞魄散了。亚非利加有一种黑色白条纹花的斑马，名叫zebra。撒哈拉沙漠中的狮子在狩取这种斑马的时候，它是一步跳在那斑马背上，一口咬定了它的项脊。斑马自然是死命地奔跑，跑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倒在地上终竟成为狮子的食物。我坐下的那匹黑马，在它拚命狂奔的时候，我想来怕只有zebra奔命时的迅速才可以比拟罢。然而可怜我这匹狮子，虽然始终没有被扔下，但在马静立着时，我只好倒在地上睡了好一会。心脏象要爆裂，周身的骨节好象解了体，屁股特别是痛得不能忍耐。
我们是要往望江楼的，然而我这一匹单人独马，却沿着濯锦江边在河的这一面奔跑，离隔河的江楼已经很远了。同路的人，当我的马把街道跑穿之后，在河对岸看明白了，便有两位掉转头来迎接我。在他们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依然睡在神祠右侧的田圃上不能动弹。马大约也很疲倦了，它也没有再朝远处走，只在近处吃草。
两个人把我扶着，我才勉强站了起来。施行恐怖者的下落真是到了寸步难移的程度。朋友们没法，只好去雇了一乘小轿，把我送到望江楼。他们两个人牵着三匹马跟在我的轿子背后。
在望江楼休息了好一会，自己的精神才渐渐恢复了。
大家在望江楼上吃酒。吃酒之间自然又是满口的国家大事，一肚皮的牢骚不平。大家在痛骂学校的腐败、办事人的腐败、学界的腐败。在我们没有出过省的人自然又要说到自己对于京、沪、欧、美的憧憬。姓罗的同学痛快淋漓地演说起来了：
——“嗳哟，四处的老鸦一般黑，你任随走到甚么地方去都是一样。欧美我没有去过，但是听说到那边去的人学到一点正经学问的并没有多少。博士文凭各国都是可以用钱买的。象美国更有这种滑头的办法，只要你肯出钱，他可以给你一张甚么大学的博士或者硕士的文凭。然而这座甚么大学结果只是一种幽灵大学，它根本是没有的。中国人便拿着这种文凭回到中国来骗钱，骗官做。
——“日本我是到过的。日本鬼很穷，他只要你的钱，管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学都照例贩卖文凭。中国留学生在那边只是吊吊下宿屋[24]的下女的膀子，学几句下贱的下女话。本来是全无科学常识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外国去，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便跑回来。你想，单是要把外国话学好都还说不上，怎么会有好大的学问？然而他们反正是留学生，反正是博士、硕士，你能怎样？
——“哼，京沪的学校！几座奴才教育的教会学堂不用说了，甚么国立或者公立的大中小学那一种不是骗鬼的地方？你想，教员只是那样的资料，学校那里会有甚么出色的？学生是一些青年人，虚荣心很重，真正有志趣向学的人，一百人中找不出几个。最可笑的是上海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的理想是教科书一切都要用原本。桌子上摆着一两本原文的教科书，便好象把清朝皇帝的江山都夺到了手的一样。你想，连《nationalreader》[25]卷二的甚么‘dear me，dear me！i am a littlebee’[26]的儿歌都读不懂的人，那里就会懂得甚么《迈尔通史》，又是甚么麦铿季的物理呢？一般的学生都象中了魔的一样，要夸读甚么原书。这样一来倒也好，学生乐得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教员也乐得遮丑。甚么，他给你一用原文来解释，天老爷明白，你晓得他讲的是那一个星球上的话？所以照我看来，还是象在本省本本分分地使用本国翻译的或著述的教科书，倒还多少有点好处。”
结论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清政府没有认真改革的诚意，所以满天下的办事人都不肯认真；更进一步便是要把中国弄好，那就非把清廷推倒不可了。还有一种是李同学的虚无主义：
——“管他妈的，学校就认真也好，不认真也好，中国就灭亡也好，不灭亡也好，纵横老子是看不见的。我几时被人用砒霜毒死，谁个能保障？”
一面是兴奋，一面又是消沉，而结果呢，同样是年青人的悲歌慷慨。不过我始终忘不了是那匹溜溜马的暴动。它使我坐凳都很艰难，回城的时候依然是用轿子。
五
然而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旧时代的势力与新时代的影响都集中在这儿。
旧的政治势力有总督部堂、藩台、臬台、镇台、满将军。在这些旧式的官职之外表示着新时代的影响的，要算是提学使司、巡警道、盐茶道之类了。北门外的凤凰山已经创办了两师新军，总督衙门的旁边有西式建筑的督练公所，这些都是很鲜明的时代表现。
当时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怀[27]，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干员，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旧官场中委实是巍然地露出了一头角。他起初本是一位落魄的名士，在我们嘉定还卖过字的，后来不知怎样便做到了巡警道，大约在这些地方也正足以表示他的大有才干了。他的德政，四川人给了他五个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场厂唱察”。
娼是官娼，他把成都的娼妓划成了两个区域，一处是刘玄德即位为汉中王的武担山，一处是好象在东门附近的甚么石子院（院名记不清楚）。使娼妓成为了一种公开的营业，政府从而抽取花捐的这种近代办法，在四川大约是由他创始的。
场是“劝业场”。他在成都城的中央修了一条半西式的二层楼的洋街。目的原想提倡新式的工商业，然而开办的结果是一场都是洋货。刻薄的成都人当然又有他刻薄的品评，便是“周孝怀劝洋业，发洋财”。大约这种品评向周孝怀的耳朵里也是传达到了的，他自己手书的赵尧笙[28]体的“劝业场”的“劝”字后来竟不能不改成“商”字以作敷衍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笑话，但这儿正明显地表示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醉心于新式的工商业而提倡有心，而结果只能成为一种买办式的营业。
厂是“制革厂”。这怕是他最成功了的一项事业罢。这是用牛皮来制造各种西式皮箧的犯人的工厂。所出的革制品在四川自然成为最新式的流行商品。据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我们大哥的来信说，好象比日本的成品还要价廉物美，因为日本的革制品都是纸做的。
唱是戏园。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戏园，名叫“悦来茶园”，是采取官商合办的有限公司的体制。那儿在初是唱的川戏，所谓“改良川戏”，自行招集了一批孩子来教练，很有些象日本的“帝国剧场”。当时“改良川戏”的名目颇流行于一时，如象老名士赵尧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红梅阁”之类的剧本出现，沿用着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词子改得异常文雅。这要算是戏剧的资本制度化，本身虽不是生产的，而在剥削者一方面却很是生产的。
察便是“警察”。这不消说完全采用的新式办法。这办警察的费用，多半就由前面的“娼场厂唱”得来，经费充足，因而在表现上也很有成绩。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针，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例如学生和警察的冲突，新军和警察的冲突，便是这种情趣的表现了。因而周孝怀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个个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说起“周秃子”（四川人给他的诨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寝其皮。他后来由巡警道调充了劝业道，大约也就是对于这种众怒的缓冲政策了。
平心而论，这位周先生在当时——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当时——倒不愧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虽然他自己容或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他所归属的当时的官场又是以拿办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势力的集团，但他所举办的事业可以说全都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破坏，对于封建社会的革命。他比他当时的职业的革命家，所谓“乱党”，在使中国产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阶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实际工作的。自然这些都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德，而同时他的事业仅能限于极消极的一部分的消费部门，且如象“劝业场”之不能不改为“商业场”一样，多半是招来了一个滑稽的后果。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换一句话说，是“成也是你萧何，败也是你萧何”，而这位“萧何”是谁呢？是近代的资本帝国主义。近代的资本主义把几千年来殭定了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剿翻了，它尽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为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它不能不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围来以维系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国永远控制在原料供给者与精制品消费者的乡村状态之下，也就是半殖民地的状态之下。中国的觉醒了的新兴资产阶级，任你怎样地努力，怎样地挣扎，总不外是一个沐猴而冠，总打不破这样一条宿命的金箍咒。所以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假使不彻底地和帝国主义者斗争，那你便只好成为一个不生不死的长久的乡村。这个长久当然也并不是无穷永劫的永久，资本主义早迟有一天是要达到它的总崩溃的时候的。然而，我们能够坐着等待吗？
在当年的四川，除掉周孝怀的这些局部的事业之外，还有一件最普遍、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化的表现，那便是川汉铁路公司的建立。
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干线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化以来的新兴阶级的一个理想。京汉虽是借的外债算已经落成，粤汉也继续在动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来经营川汉铁路了。在经营上，采取了有限公司的制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却是带有政治势力的强制性质。我记得好象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丰饶的，铁路的股本搜集到两千几百万两。有这样的资本，虽不算十分雄厚，但总可以做出一项事业来了。于是在成都设了一座总公司，在宜昌和上海设了分行，由公司的经费更在成都建设了一座铁道学堂。这个脚步好象很可以使那偏僻的四川一跃而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一样。
川汉铁路虽名说是川汉，而在当时四川人所计划建筑的只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但这一段也就是很长大的工程，而且中间还要打通一条巫山山脉。在测量的当时，工程是分成了三个段落的：第一是由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庆至万县的渝万，又其次是由万县至宜昌的宜万。在未动工的时候，股东间，否，乃是股东的代表间，起了很大的争论：便是先修成渝后修宜万，还是先修宜万后修成渝。两者各有它的利益，两者也各有它的困难。
譬如先修成渝罢，因为地面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进行。铁路一容易成功就会使省内的交通增加无限的便宜，使省内的股东们得到铁路的观感，于将来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效力。但是要先修这段路有它的困难处，那便是材料运输上有困难。建筑上所必需的材料既不能不仰给于外来，而这外来材料便不能不专赖那峻险的川河来输运。这个困难本来在主张这一说的人是有它的解决办法的，便是铁路公司同时兼营川河的航业，购买些小轮船来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机关化。然而这项提议终竟招了失败，终竟是提倡先修宜万的人占了胜利。
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运输的困难，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项利益便不能不全盘牺牲了。而且这一段路要通过巫山，正是最难修的一段道路。这在主张先修的人反转成为了一种理由，以为唯其难修，所以便应该先修。先修成了宜万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艰险，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难。大约在这儿，就象这样，是含有几分挑战性的英雄色彩。——甚么？图大事、成大业者不可畏难苟安！于是，一种土豪式的英雄主义便决定了川汉铁路的命运，两三千万两的股本，一部分归了耗费，一部分归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军人的私斗军费，于是川汉铁路终于烟消云散了。
主张后一说的人多半是川东、川北一部分的人，特别是当时在四川知识界中振振有声的蒲殿俊、罗纶[29]一流人物。据反对他们的人说，他们主张先修宜万是带有乡梓观念，因为宜万先修通，川东、川北的人便先得到利益。这或者也怕是一种理由罢。总之，事实证明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是失败了。仅仅在宜昌城外修了十几英里的铁路，在十几年来的抛弃之中，已经随着所有一切的铁材、木材成为了废物。而川河的蒸汽化，一小部分是由四川本省人，一大部分是由帝国主义者，不仅逐步地早已实现到了重庆，而且实现到了嘉定了。
事实是最公平的法官。尽管你是怎样煊赫一时的大英雄、大豪杰，转瞬之间便已证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在当时反对先修宜万、主张先修成渝最力的是一位工程师名叫胡朝栋[30]。他并不是四川人，但他是那一省的人我却忘记了。他以他专家的资格，以他工程师的职责，做了一本为先修成渝铁路告四川父老意见书，这书我是读过的，是报纸十二开的书型，大概有一两百页的光景。他以去就力争，结果是他失败了。同时他就辞去了他的位置。象这样有人格、有主见的胡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在中国的土木工程界里便再没有看见过他的名字。他是早死了呢？还是有人格、有点骨鲠之气的人，在中国的社会里终竟被埋没了呢？
六
二十年前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的声名差不多就象列宁[31]之于革命的苏俄一样，四川人恐怕是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他们的。他们是癸卯年最后一科的举人，特别是蒲殿俊，他是那一科的解元。这位先生在四川省外也比较有名，在民国十年代他是研究系的一位重要人物，做过一任北京反动政府的教育次长，也创办过戏剧学校，在《晨报》副刊[32]上还做过些白话文字。他要算是一位比较有才艺的时代儿，然而他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的时代。
他们生在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一个时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新兴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四川，他们是当时新兴势力的领袖。他们的思想始终是不赞成剧烈的流血革命而想实现出欧美的立宪制度的所谓稳健派。他们和当时主张民族革命的一派“乱党”是成为对立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这一派便是新兴资产阶级阵营内的右翼。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一方面得到新兴势力的拥护，而同时也得到旧有的封建势力的宽容，所以他们便得到了荣达的机会。
清朝末年，在宣统那位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资政院。虽然是一种过渡时代的形式，总算是成了一个半立宪的国家。四川咨议局的正议长便是蒲殿俊，副议长便是罗纶。他们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记忆的有邓孝可，有朱山[33]。他们的言论机关便是月刊杂志的《蜀报》[34]。文字是当时风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闱墨式文章，于六朝风味的美词丽句之中，爱嵌以沉痛绝叫的状语；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呜呼”，总是一结便是“噫嘻”的。这种体裁在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有着它的木乃伊，那就是一二年前“醒狮派”的文字了。这种文字在当时自然也不失为是带有革命性的一种。这就跟放了足的中年妇人一样，虽然不是天脚，总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体尽管怎样带有挑发性，而它们的内容却总不外是一种君主立宪。更换一句话说，便是一方面承认着清廷的支配权，甚或认这种支配权的存在为神圣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面要求庶民的参政，要求国会的早开。这种言论是很不能使我们满足的。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宪和孙、黄[35]的排满兴汉的对立，在四川虽然只是片面的前一派人占有势力，而在我们青年人的心目中却是鄙屑他们的。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张这种思想的人，凡是这种思想的实行家，都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对象。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邹容[36]，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37]，我们崇拜温生材[38]④，我们崇拜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39]。一切生存着的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不用说，就是不甚轰烈的马君武[40]，有一时传说要到成都来主办工业学校，那可是怎样地激起了我们的一种不可言状的憧憬！
我们并不是甚么同盟会的会员，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会员也好象并没有好几个，特别在我们四川。我们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我们在那些出过外洋或者到过京沪的教员先生里面找，但始终没有一个象。同年辈的同学们，连因为我们是插班生，都好象在把我们当成异民族在看待，不消说更说不上了。我们读过一些俄国的烧炭党人的小说，以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艰苦的。他们以殉教的精神在从事于救济国家，救济人类的事业，或者他们是为避免权力者的注意，为便于宣传民众起见，他们是间杂于卑贱的厮役之间。然而我们在我们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依然跟我们的教员和同学相差不多。
分设中学的一些同学，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刘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来的。就是后来在四川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元祖的杨庶堪[41]，也在那儿当过英文教员。在我们入学的头一年年底，他才和刘士志一道辞了职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学却连丝毫的革命性也没有，妙的是二十年后的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那为首的圣人曾琦[42]，便是在我们丙班住过的人物。他比我们早一年来插班，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废了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先后同班的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象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43]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纪其实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气之横秋也，实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44]，自比克来曼梭，自比吾家国藩[45]，或许还是他的客气罢？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46]诸人都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好象是生在我们的邻县峨眉县。他的父亲在峨眉县做过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后来听说他在法国是研究生物学。
旧的一些同学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别是我们丙班。他们的不肯好事，有些是出于他们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于聪明。大凡在学校里爱管事的学生，到头终竟是没有好结果的。能够获得这一点经验的聪明，大抵的学生都会有。我自在嘉定中学遭了斥退，我这个愚蠢人也学得了一些聪明，进了分设中学以后，自己是有意识地遵守本分了。但谁料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我进学堂不久，学堂要对于刘士志先生开追悼会，刘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追悼会也并不是甚么危险的集会，我们丙班的同学公然举了我做筹备员，这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而且从此以后，丙班代表的资格，对我说来，差不多成了终身大总统一样。平常对于你尽管冷落，一遇有事时，总把你推选出来。这点厚意我是能够领会的。然而一被举出，我总还是要去担任，或许也怕是我生来便赋有一种愚而好自用的宿命罢。
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因而学生在闹事的时候，它的性质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乐山小学遭了斥退，是因为要求礼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学又遭了斥退，是因为在会馆里看戏学生和营防斗殴。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事，说起来真是很可惭愧。然而成都学生界闹事的性质，就我所曾经参加过的看来，毕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天津闹过一次国会请愿，有三四千的群众向直隶总督请求代奏。还有温世霖诸人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计划着以全国学校总罢课作为要求的后盾。请愿结果失败了，清廷把温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为相隔太远，大凡外界的风潮总要相隔一月之后，然后才能波及。外边的请愿运动已经镇压下去，而它的反响却在四川发生了出来。
时候已经在停课准备学年试验的期中，风潮的发源地是四川最高学府的高等学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学校举出代表来在教育总会开会。丙班的代表不消说又是我。
教育总会是在高等学堂的右手，在午前十点钟开会的一个长方形的议事厅，早被各学校的代表塞满了，为数怕有两百人光景。但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开会的程序都没有把握。演坛上簇拥着许多人，议论纷纷的开始便讨论怎样开会。坛上的人、坛下的人都争着说话。你插说几句，我插说几句，一直绵延到午后一点钟了，都还没有正式地宣布开会。因而走来凑趣的人不免也就啧有烦言了。
——“喂，今天到底开会不开会哟？”
——“我们饿着肚子还没有吃中饭呢！”
——“到底是请愿国会呢，还是看你们争风？”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本来是没有秩序的一个会场更加纷乱起来。在这时学生间惯用的催命符，便是在地板上擦脚。
——“好，开会了，开会了！”
发起的人几个争着叫，不知道那一个是会长，不知道那一个是主席，结局依然把会场整顿不起来，连宣布开会都宣布了好几次。
这种滑稽的现象，我想在初次从事运动的团体，大约随处都是有的。在当时不要说是学生会，就是堂堂的资政院或者咨议局都是时常要演一套全武行的。
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人登坛。这人的面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岁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马褂，戴一副铁丝近视眼镜。他的穿著虽很朴素，但看他的风度却不象一位学生。
他在坛上几次想发言，也终不能如意。演坛上有两三个学生便同时大叫起来：
——“这是刘子通先生，我们请听刘先生说话！”
刘先生的名气我老早就听见过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见他。他是湖北人，在铁道学堂当教习。他在成都学生间很有声望。就是他这声望把一些无经验、无训练的学生征服了，会场便立刻地镇静了下来。
但这刘先生是教习，为什么那天他来参加了学生的集会，我不甚明白。是他有意来指导，或者是有人特地去请他来的，我都不甚明白。总之，有他的一登坛，会场镇静着了。
大家都在静待着听刘先生说话。
——“同学诸君！”刘先生这样先叫了一声。“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要请愿早开国会，但不幸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场便没有请愿早开国会的资格！”
他一起便是这样的一句翻案文章，这样的演说在群众中本来很带危险性的：因为群众立地便可以哄动起来。但大约一方面是刘先生的声望服人，一方面也是会场的情景着实令人难堪，所以大家都甘受了他的批判。还有，他这样的一句严烈的批判，很可注意的是实际上并不带有严烈性。我现在过细地研究它的原由，怕他所用的人称是“我们”而不是“你们”罢？他开口一声便是“我们”，这样他自己便忘记了他的教习的资格，他是和学生群众合成了一体。学生群众的错误他也把来加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在这样一字间的差别，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而且也可以判别一句话的力量。
刘先生的演说，结局是并没有甚么崇论宏议，他下了一句批判之后，只是说：“今天的会不是这样开的，应该先推举出一个临时主席，再来讨论本会的进行，产生出本会的决议。在我看来，今天我们的话已经说了不少了，凡是到会的人对于今天的宗旨没有不赞成，没有多作讨论的必要。我们最好是赶快产生决议来从事进行。我们应该进行的步骤，我看是第一步应该组织一个常务机关，第二步是举代表去见咨议局长，请咨议局把这次的运动扩大起来，第三步是请四川总督代奏。此外如象通电京沪学界表示声援，通函省内各学校各界共同起来参加，都是今天本会应该急于解决的事。大会把大纲决定了，就移交给常务机关执行，一刻也不能容缓。”
这样简单的几句话，真好象是拨云雾而见青天，赞成的声浪在全场中沸腾了起来，有的竟高声叫着：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主席！”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代表！”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起草委员！”
大家在这时候也把刘先生的身份忘记了，忘记了他是铁道学堂的教习。
刘先生的这一番指导在我们目前已经充分受过政治训练的学生界看来，本来只是家常茶饭，但在当时的学生界，而且在当时的四川，它的评价却不能把今日来做标准。那样简单的一种实地训练给予了学生以多大的经验，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
会的后段便很顺畅地进行起来了。由几个高级的学校的代表组织了一个常务机关，分头去进行各种事务。大抵的决议是：
1.要求在明年便开设国会；
2.要求四川总督代奏；
3.一律罢课，不达到目的，誓不复课。
七
当时四川的总督是赵尔巽，他在清朝末年要算是一位有数的重臣。他是汉军旗，便是他的祖先本是汉人而投降了满人的。这种“奴才”对于他的“主子”——当时的大官或一般的满人都称清室为“主子”，称自己为“奴才”——自然是要表示两倍的忠诚了。
学生在第三天上又开第二次的代表大会。目的是报告常务委员会成立后的经过，及今后进行的方针。
开会仍在午前十点钟，但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早就有不少的武装警察和营防军，在步枪上上着刺刀，在教育总会的门前巡逻着了。
这对于学生是很大的威吓，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明哲保身的人预感到今天会发生甚么危险，在报到簿上偷偷地签了名，偷偷地溜走了；然而到会的人依然踊跃，到开会的时候，小小的一个议事厅又塞得象一匣火柴了。
受过了一次训练的群众毕竟不同。一切开会的景象都很井井有条，和前一次的开会判然是两个时代。
开会了。劈头的一个临时动议是质问当局为甚派兵来弹压。当时的封疆天子虽不必身在九重，但那容你几个毛桃子的学生便轻易见面，轻易质问？唯一的拐杖当然又只好去找咨议局的正副议长。
据代表回来报告，他们去会着了蒲议长。蒲议长顿时打电话（当时已有电话，但只限于行政机关）去问警察厅，说是奉了赵制军[47]的命令，怕有乱党借端生事，特地派来保护的。说是蒲议长昨天已经去谒见了赵制军，赵制军已经允许了为我们代奏。照赵的意思以为学生关心国事是出于爱国的至诚，固然可以嘉许；但不可越俎代庖，甚至罢课要挟。
我们的代表质问过议长，问赵答应代奏，究竟有何诚意的表示？他口头答应，而实际不执行，有什么方法保障？我们请开国会即是求言论集会的自由，然在我们今天开会的会场上却派军警来弹压，岂不是完全表示了并无代奏的诚意？
蒲议长自然不能代答，他允许再去见赵制军，一切的回话等得到结果之后再亲自到会场上来报告。在他未来之前，大家应该严守秩序，决不可轻举妄动。
一省最高的言论代表者的议论大家自然是只有遵守的。在代表们报告完毕了之后，已经是午后一点钟的光景，便宣告中休，大家吃用会上准备好了的馒头。馒头，这真是再得机宜也没有的，象前回为饿饭诉苦的代表当然也就没有了。
在学生们休会用馒头的时候，到场的军警差不多全部都把枪架在教育总会门口，在附近的吃食店里，各自去解决他们自己的切身问题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支配阶级的爪牙，真是有点超然物外的神味。假使当时学生要暴动，那不已经是送来了很完备的武器吗？一切都是进展着的，便是支配阶级杀人的手腕也是一样。
有一位比较老一点的警察，大概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他还在门外站岗没有去吃饭。我看他人很和气，看见我们在吃馒头，好象很有点垂涎的样子。
我问他：“老总，你肚子不饿吗？为什么不去吃饭？”
——“不饿？你说我不饿？哼哼，小先生，吃饭要钱呢。”
——“你们平时站岗不吃中饭的吗？”
——“平时是要换班的，今天是专差，署长叫我们没有命令不准动。我们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大清早派到这儿来，又不派人来替代。”
——“我好不好送两个馒头给你？”
——“哼哼，”他只是笑。
这儿真是立地表现出了一个天国。究竟是饥饿的力量、馒头的力量大，它立地可以使狮子和婴儿同游，老虎和羔羊携手。
——“小先生，今天你们到底为甚么开会？”
——“你们还不晓得吗？我们是请愿早开国会。”
——“国会国会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管国家的大事，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说话。”
——“哦吓！”他很惊骇了的一个神情，“怪不得我们的署长老爷说你们要造反啦！”
这个泛泛的插话，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有趣味。我们在请愿早开国会，而当时的支配阶级说我们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认我们在造反。我在当时不消说还替他解释了一下，怎样怎样，如此这般的并不是造反，然而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不真正是在造反吗？造反就是革命，现在想起来那对于封建社会的支配阶级要求立宪，不就是革命的行动吗？当时的所谓“革命”是“灭满兴汉”，乃至是投炸弹、拉手枪，甚至于有时指斥要求立宪的行动是保皇党的行动；但由现在看来，两者在促进社会的变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吗？当时的革命党人以为清廷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当然也就是立宪的唯一的障碍，但这个见解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并没有摩着实际。中国在清朝灭后已经二十年，不是一直都还不能立宪吗？中国在帝国主义者的宰制之下，自己的这个资本制的革命，始终不能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来完成。它无论怎样是会要飞跃的，就是两步要当成一步走。中国在不能脱掉帝国主义宰制的期间，它始终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级上闹轩轾戏。
会场在继续开会的时候，大概已经两点钟过了。这时又来了一批新的巡警，他们走来便把刘子通先生提去了，说是提学使司要请他说话。
刘先生在会中指使，当然有内探已经向当局报告了。大家阻挡着，劝他不要去，但他终竟去了。他以为不会有甚么意外，就有也用不着畏怯。
刘先生去了，但从此以后便渺如黄鹤，不仅那天他没有再回会场，就在四川的学界也永久没有他的形迹了。有人说他是被递解回到了湖北，但是以后在中国的活动上也就再没有看见“刘子通”这个人了。我想，他或许在四川遭了暗算，或许是在武汉起义的时候，他已经阵亡了。
刘先生去后，群众事实上是失掉了它的领袖。他们等蒲议长的到来，而蒲议长却终不容易到来。时间迟缓得就和癞病患者的脚步一样，只带来着许多的焦躁、愤懑、恐怖、不安。直等到蒲议长的到来，已经是快要上灯的时候了。
我第一次得瞻仰蒲议长的风采的便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貌不惊人，我现在也想不出他有甚么殊异的特征。不过他来的声势真是浩大，大家一听说他来，便都狂涛一样拍起掌来了。拍掌的声音差不多一直等到他登了台开口说话。
议长的声音很尖锐，不过他的说话却还井井有条。我很感谢他的是他把当时要求立宪运动的历史，叙述了一个梗概。
中国立宪运动的具体的表现大约是发轫于戊戌政变，但最可注意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就是民国前六年，在上海静安寺路成立的“豫备立宪公会”。这个公会的发起，江苏的新兴资本家张謇[48]，是主要人物。运动的起源是由英国资本家手里争回沪杭甬铁路，在这争路的工作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便一转而为立宪运动。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由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的一个最规范的事实。将来假使有想编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是中国资本家政治运动发展史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占最重要的一篇。
就因为有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提倡，所以一时才四方响应起来。在宣统元年（民国前三年）才有九年立宪的诏书，到宣统二年更由这些人斗争的结果又才有六年立宪的缩短。当时一般新兴阶级的要求是在宣统三年就要立宪，我们学生界的运动，自然就是承继着他们的意识。
蒲议长不消说也是当时斗争中的健将，他是才从北京请愿了回来。温世霖的被捕，外边运动的风潮已经镇摄，他是知道的。四川学生界的运动，只是圈外的余波，当然他也不会有甚么不明白。所以他始终劝学生不要操切，他以为只要省当局答应了代奏，尽他口头也好，实际也好，只好暂时认为满足，静待时机。而且他说，当局是有意拿人，假使运动尚要继续，那就非出于流血不可了。
议长的舌锋便突入革命与立宪的问题上来。他说两者的对立便在这儿。一种是以非法的手段争夺政权，一种是以合法的主张要求立法。只有法是必由之路，只有依法才能生法造法。譬如要走入议事厅必然要由门径，不能打破玻璃窗乱跳。
议长的话很有他的条理，学生方面终觉驳不倒他，然而总感觉不到充分的满足。自然，在老人们看来，总会说这是学生幼稚，学生的客气未除。但仅仅这样的批评终竟是难以使人心服的。譬如入门不跳窗眼的譬语，那只是片面的事实。万一有甚么意外的灾难，突然逼来，你就要不跳也不容许你不跳。这就是所谓突变的理论。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明白地认识到的，然而真理的影子总暗默地反映在人的脑中。
夜分已经深了。
蒲议长辩论了一番，劝解了一番，但没有得到一个决议的形式，他便走了。不过他的辩论、他的劝解也好象收了很大的效果。在一部分的代表辩论正热烈的时候，多数的人已经在络续地退场。刚才拥挤得象一匣火柴一样的会场，真个又象一匣使用着的火柴一样，一根二根的抽出，抽到后来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光景了。
人一少，会场的热度自然也就减退了下来。还有是大家奔波了一天，疲劳和黑夜女神随身带来的睡药，帮助把问题暂时告了一个结束。大家最后的决议是：一律再继续停课，拒绝试验，侦查刘子通先生的下落。
就这样，在一个不得要领的观望的形势之中，也就只好宣告散会了。
在我们退出会场的时候人已很少，早来的军警依然还在那儿站岗，有的在纷纷吐出怨言：
——“妈的，今天不晓得见了甚么鬼！”
八
在学生无法下马的时候，当局者绊马的方法已经准备周到了。
就在宣布继续罢课的那一天下午，提学使司有一道很严厉的通令下来。禁止学生借故生事，罢课要挟；假使有不听命的，还要惩办各学校的办事人。
这对于学生运动不消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在起初开始运动的时候，因为运动的目标纯全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所以各学校的办事人，无论是怎样顽固，或内心是怎样的惴惴焉恐惧、怕犯所辖官长的逆鳞，然而在表面上总不能不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这回提学使司的命令下了，而且还要惩办他们，这比甚么早开国会自然是要更切己得几百倍；他们的态度也就靠着有这样一个借口，由放任一变而为高压了。
事实上是学生自己也临到了不能继续罢课的关头。平常学生罢课，除极少数是热心运动之外，大多数是趁趁热闹，乐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动机与其说是热诚，宁肯说是偷懒。在这一次运动的开始宣告罢课的时候，是处在一个很有便宜的时期，便是各学校都已经在准备试验的停课期中。有的应该毕业的班次也因毕业试验提前开始的结果，大都已经试验完毕，只在等待文凭的分发了。
但不幸的是已经罢课三天，试验已逼在眼前。在试验未开始的期中，尽管名目是在罢课，其实大家是在按着课本拚命死读的。别的学校、别的班次是怎样我不十分知道，至少在我们丙班，从这儿后来出了不少的国家主义者的丙班，他们之所以举我为代表的心事，我是十分明白的。就是说：让你这猪头三去为我们撑门面，你没有时间温课，也好让我们来高列。在当时科举才废止不久，试验的观念在学生们的眼目中比自己的生命怕还要重要。好象自己来当学生，便是专门为来受试验的一样。这逼到临头的试验，对于运动的进行，比起五百道提学使司的命令来，是更加顽强的阻碍了。
在这儿，教职员与学生大众的利害完全一致，少数学生代表便在虚空中倒悬起来，成为了两种群众的公敌！
分设中学试验的开始就在罢课后的第四天。丙班的第一堂试验是英文，从一大清早起，自修室里都在“but cut”地乱念。大家都把钢笔、墨水准备得上好，自然是待机行事了。
八点钟了，已经摇了课堂铃，英文教习的h先生已经上了课堂，坐在黑板面前等着了。但是人的羞耻心毕竟还有它最后的一番控制，想受试验的心事，想升班的心事，尽管怎样迫切，而出卖团结的一种工贼式的行为，谁也不愿意来做一个魁首。在自修室里面你观望我、我观望你地只是不动。监学走来劝告了。就跟从豢牢里赶羊子上屠宰场一样，一个二个从自修室里拉出房门，但等他前脚走进第二室里，第一室的人们又一个二个地退回自修室去了。所谓“扶得东来西又倒”，甲乙丙丁四班人，弄得两位监学疲于奔命。
监学的劝诱不行，最后是监督走来了。
监督的都喇嘛先生照例是象长颈鹿一样，把颈子向前面伸长着，一手理着他的八字胡须，一手垂在长统的袖子里面，一拐一拐地摆着他的官派的脚步走来了。
——“唔唔？你们为何不上课堂？唔唔？你们为何不上课堂？”
从甲班说到乙班，从乙班说到丙班，但仅仅是这样一种催促要把群众的羞耻心克服是不够劲的。
喇嘛先生毕竟是老手，他看到集体的劝说不行，他便用分散的办法，向软弱的各部分来个别击破。他第一步是去诱导乙班的那十几个满人。成都是有满人驻防的，所以乙班里面便有十几个满人学生。这十几位同学平常和我们汉人都不大接近，他们自己另外形成一个部落。自修室和寝室都是聚在一处，我们平时也就称他们的自修室或寝室为“满城”。他走进满城去劝那些满人学生。
——“喑？你们真蠢！你们也要罢甚么课？你们要和你们的主子作对？”
他公然用民族的感情来歆动，那些满人学生首先就被他歆动了，于是乎他们便先上讲堂。
喇嘛先生得到了这一着的成功，他便加添了一倍的力量。他放下了甲乙两班比较年纪大的学生，又来专攻丙丁两班。
——“你看，你们为何还不上课堂？乙班都已经上课堂了。”
大家仍然不动。他又检着丙丁两班的比较更年青的小孩子来拖。
——“喑，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们为何也要跟着他们大孩子闹？你们也要去参政吗？吓？你看，乙班都上课堂了。喑，你们真蠢！你们跟着他们大孩子闹，你们是受了骗。喑，你们不知道吗？象高等学堂、师范学堂，那些承头的学生都受了毕业试验的。他们受了试验，让你们来罢课。你看，你们蠢不蠢，喑？”
小的被他拉出来一个。但等他去拉第二个的时候，前一个又跑进自修室里去了，依然就跟拾取地上的板栗投进没有底子的提篮里一样。
——“都先生，我们不是满人呢！”
——“都先生，我们不好做汉奸呢！”
——“管他是满人也好，汉人也好，你们小孩子要参甚么政？不怕人家笑脱牙齿吗？喑？”
然而结果还没有效。
都先生又想出了一条妙计来了。他见一个二个的拉夫式的办法不行，他便叫两位监学把丙丁两班的学生全体整列在自修室门外。自修室是一排北向的六间房舍，和丙丁两班的讲堂相隔仅一个天井。
他也并不是要来演说，从前的旧人对于演说这一套本事是不大拿手的。他依然还是那种劝说的调门。
——“好，我看，喑，你们是害羞，你们怕先走了，别人笑你们。好的，我来给你们叫口令，你们一齐走过这道天井。喑？喑？你们——用意——！”
大家都笑起来了。喇嘛先生得到这一笑，以为他的幽默收到了成功，他更提起了他那种半象京腔不象京腔的声音，又来了一声——“用意！”
——“好不？我叫一二三，你们便一齐开步——走！好，来啊！一……二……三！一齐开步——走！”
尽管象在跳猴戏的一样，表示得异常滑稽，然而走还是没人走。
象这样低首下心的滑稽过后仍然发生不出效力，于是乎恼羞成怒了。喇嘛先生把一个古铜色的面孔气胀成了一个鸡血铜的面盆，八字胡随着他嘴唇的痉挛，就象去了戥的天秤，在一上一下地摆动。
——“喑？喑？喑？你们……你们……你们要和我作对！你们这些糊涂虫！”
这样暴怒着的喇嘛先生，在他的心里依然在运用着策略的。他知道我是丙班的代表，他大约以为我真是一班之王，他便用下了擒贼擒王的手段。
——“郭生！”他唤我，“你可以叫他们上课堂啦！”
——“连监督都叫不动的，我怎么有那样大的魄力呢？”
——“那吗，你就先上课堂做一个榜样！”
他这一道命令真是咄咄逼人。
——“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
他棱着眼睛看了几眼，胡子翘了几翘，他愤愤地走上阶沿，走向他的居室里去了。但他刚好走进房里又退了出来。
——“张生！郭生！”他站在阶沿上气愤愤地在招呼着张伯安和我。
——“你们上来！”
我和张伯安服从了他的命令，沿着自修室前的北阶走上他站立着的东廊上。那儿的地基比自修室的地基高可两尺，临着天井的廊边是有一带回栏可以凭坐的。
我们走到了他的面前，他当着两位监学和两班的学生便痛责我们。
——“啊，你两个！你们真对不住我！你们在本地中学肇事遭了斥退，是我把你们收容了进来。啊，你们，啊，你们！我以为你们可以改过自新，啊，你们又再来和我作对。你们又在这儿来肇事，把一切很好的同学都带坏了！你们到底上课堂不上课堂？不上课堂我要斥退你们！”
“都先生，”伯安也很愤气地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要斥退就请斥退。”
伯安我真不知道他走的是甚么命运。从前嘉定中学堂的斥退是因为我连累了他，这回又是我把他连累了。喇嘛先生说要斥退我倒还有理可说，因为我当了代表，但是伯安并没有甚么罪过，他之不上课堂也就跟全班的人不上课堂一样，不是甚么罪魁，也不是甚么祸首。
好的，我们又算遭了一次斥退。要说是宿命，怕也只好说是宿命罢。我们当时便退到自修室里收拾书籍。两位监学在自修室外面对着丙、丁两班的学生威胁起来了。
——“好，你们看！为首的两个人都斥退了，你们自己还想怎样？你们假如也遭了斥退，看你们回去怎样见你们的父兄？”
是的，对于羞耻心的压迫得到了一个缓颊的口实了：为首的都已斥退，我们还想怎样呢？
就这样连拉带劝地把一群半推半就的学生便劝上了讲堂。
姓罗的一位同学，他和我们是同自修室的，他还算走得顶迟，在他和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和我们一拉了手，问明了我们住的旅馆，他说他今晚上要来看我们。
那位懒得最彻底的姓李的同学（我真是对不住，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自始至终是陪伴着我们的，他看见一个二个人都上了课堂，他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来。
——“妈的一个×！”他很大地叫了一声，“办你妈的一个鬼学！老子也不愿意读书了！”
他在书桌上打了几拳，愤愤地也就把他的书籍收拾了起来，跟着我们走进寝室。
在我们把一切行李从寝室里搬出来，从东廊上走过的时候，大家都在讲堂上埋头受着试验，真是寒蝉仗马，悄然无声，比起刚才四五十分钟前的光景，就好象隔了四五个世纪的一样。
走过都监督的居室的时候，听见他在室内明声朗气地诵读很高古的《虢季子白盘》[49]的铭文：
……丕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维四方……博伐□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
声音继续到我们走出了的学堂门外。
第二篇
一
照阳历来说，在我们闹国会请愿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一一年了。一九一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华老大帝国的商标——黄色大龙旗就要改变，这有甚么人曾经梦想得到呢？
清廷在他的末年由于外来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一个旧有的封建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然自鸦片之战而中东之战而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旧有的封建势力被外来资本主义打得一败涂地，从此便不能不折首请降，一转而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爪牙了。
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传染病。它到东方来，把东方固定了几千年金瓯无缺的封建社会弄得七零八碎，而它同时在中国内部也播下了它的种子。这种子刚好就象过了节季的花草一样，一播下去便蓬然地发生了出来；于是中国的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便改换了形式，从前是与国外的资本主义斗争，现在是与国内的资本主义斗争了。在这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便成为旧有封建势力与外来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在这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是利用旧有的封建势力，而旧有的封建势力要维系着它的支配权也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自从庚子以来一直到现在，这差不多是成为了固定的方式。
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它起初战取它的位置的时候，它不能不遇着两重敌人：一方面要和国外的帝国主义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和国内的封建势力巷战。大资本家张謇辈关于沪杭甬铁路的抗争一转而举出国会请愿、立宪要求的烽火，不正明白地表示着这个路径吗？更明白的就是这个方式的复写而更加扩大了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这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在现在看来，并不是有多么大的光耀的。自民国成立以来，革命的果实为一小部分人所垄断。革命纪念日定为武汉起义的十月十日，由资本主义所酝酿成的中华民国就好象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祇所创造的一样。其实这完全是想以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真正的历史家，他用公平的眼光看来，他会知道辛亥革命只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延长。中华民国的双十节怕至少应该改成双九节罢？
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势力达到了它最后的专制阶段。由于要和国内新起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便尽力主张中央集权，把素来就和封建诸侯一样的各个省份，各个省份的督抚的军民财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中央。在这儿更加上了一种民族感情，便是满人对于汉人的排满，也就极端的排汉。宣统小儿皇帝一即位，把一时炙手可热的袁世凯[50]谪贬，大大地起用满人亲贵，使汉人不得入掌军机。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对于立宪运动的牵延敷衍，对于请愿国会的重要人物的拿捕，变相的科举制的复活[51]，这些都是封建势力的独裁专擅、倒行逆施的表现。而在实质上也就是封建势力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个斗争最赤裸的表现在盛宣怀[52]的入掌邮传部，而施行他的铁路国有政策。
国有政策，在这政策的本身宁是可以奖励的。它的最高尚的动机不消说是想加速度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进展。因为中国商办的资产事业都收到不良的效果：例如粤汉铁路以四五千万两资金仅仅修了两百里路长不生不死的路轨，川汉铁路的三千万两资金在未动工之前差不多也就有快要烟消云散之势。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人所触目到的便是办事人的中饱。一方面中饱的恶习差不多是中国社会的胃癌，而中国的资本的来源又敌不过这个无限量的中饱。所以象盛宣怀那样比较有点产业上的智识的人，他自然会提出这种国有政策，而以外来的雄厚资本，来代替民间的类似刮骨抽筋而来的一点薄弱的资本了。
盛宣怀所找的财东便是当时由英、美、德、法四国所成立的银行团。他所要收回国有的对象便是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
这在形式与实质上结局只是国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商办诚然是腐败。他们知道腐败的原因一大部分是在中饱，而他们不知道中饱的原因又是甚么。商办公司的一些董事、理事，结果不外是一些腐败官僚，即是旧有的封建势力。由这种腐败官僚的手里又接收到腐败官僚的手里，这样便可以免掉他们的中饱，免掉事业的腐败吗？
中饱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便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中国人自己要修铁路，而一切的材料和工具都不能不仰给于外国人，在这中间还要经过几道的转折。你想，你中国有多大的资本来供这种层层的剥削呢？所以结果是资本耗费了，而事业却没有眉目。近视眼的人们只看见事业的没有眉目，便率性把自己的经营权取消了，而移交给资本帝国主义。[53]
产业国有本是很高尚的政策，借外债来举办产业也未可以无条件的反对。然而，重要的是要你不受债权者的控制，要你把自己的私有欲望克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能够办到吗？在中国的当时更能够办到吗？[54]
铁路国有的上谕是那年五月二十二日（阳历）下的[55]，反响便是民间的反抗。起初是湖南、广东的人士起来斗争。当时外面斗争的情形我们不甚明了，大约粤汉铁路的股本没有川汉铁路的来得那样“括夺”[56]，在那外面的反抗运动渐渐阴消下去的时候，四川人的猛烈的反抗热，却如象死火山复活的一样，突然爆发起来了。
四川的运动照例是要比外边迟一两个月的。运动的开始是在六月间，有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全省大中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者可以说七千万人都全部参加了。结果是九月七日赵尔丰[57]的屠杀，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暴动，攻打各地的府县城池，围攻成都，有一个时期把成都围得来几乎水泄不通。九月十日清廷任命的督办铁路大臣端方[58]，把鄂军先后带领了几旅人要去剿灭四川。到这时候武汉才乘着这个机会于十月十日起义。于是各省便先后响应，到翌年的二月十二日，小儿皇帝退位，清廷终竟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权双手捧交出来了。
所以公平而且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该由四川人担负，更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担负的。虽然他们并没有革命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事实是这样，这并不是我们目前想有意阿谀，或有意翻案。这场革命是中国社会史上最典型的一个插话。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也是由经济斗争转化而为政治斗争的。因此，我认为它是沪杭甬争路事件的复写和扩大。在叙述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特别是在叙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是反帝国主义斗争史的人，这个插话，便是川汉铁路的发生、经营，一直到保路同志会的转化而为暴动而为革命的详细史迹，有值得我们十分留意的必要。我想凡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人，特别是四川境内的朋友，应该在目前赶紧把那行将散佚、或者已经散佚的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合理的整顿。那真是一个很有价值而且很有效用的事业。因为这件史事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上，它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它还明白地指出了中国将来的去向。中国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当前的敌人封建势力的斗争要算是得到了意外的胜利。封建社会的中心势力的清廷倒溃了，铁路国有政策没有实现，而且由立宪运动一跃而办到共和政体。五条颜色的商标已登录了将近二十年，然而斗争中心的产业问题是怎么样？川汉铁路不是早已阴消了吗？粤汉铁路不是依然还是一个发育不良的侏儒吗？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岂不是在形式上虽然打倒了当前的一个敌人——不消说在实质上这个敌人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倒，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它却只在它的掌上翻筋斗吗？
这个更大的敌人是谁？
就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紧紧地控制着了，使你中国成为一个永远的乡村，使你中国人的产业永远没有方法发展。
因而保路同志会的运动，乃至结晶为辛亥革命的整个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结果是失败了。它的失败却告诉了我们一条路：中国革命自始至终应该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而这种革命不能由中国资本家的手来完成。
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是过了节季的播种。它在不适当的温度与各种条件之下，始终得不到它应有的成长，而它在畸形的状态之内很快地就达到了它的衰老时——下行阶段的反动时了。
二
说来差不多好象是一种奇迹。
都喇嘛先生那样严烈地说要斥退我们，我们自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吃学生饭了。然而，他终竟没有挂我们的斥退牌。在现在想来，事实上他也没有挂斥退牌的必要。他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仇恨，他又何尝不知道我们也并不是可以左右全校的人，他不过使用了小小的权术，杀鸡给猴子看。他是把我们弱者拿来做个榜样，在一般学生面前显示一番威风，好教别人震恐。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他当着众人骂了我们一番，全堂学生便都俯首帖耳的上了课堂，去受试验。我们当时就搬出了学堂，他又何必要费一番挂牌的手续？
凑巧的是就在我们搬出学堂的那一天，大哥回省来了。他和我们同落在东大街上那家嘉定人常住的旅馆。
大哥自从乙巳年（一九○五）出省，他在日本学了几年的法政。后来回到上海，在盛宣怀的商埠督办衙门里做过工作。宣统二年（一九一○）在北京考上了法科举人，得到了七品小京官的头衔，分发在法部衙门里行走。他这次回省来了。他回省的消息早就有的，但没有想出他回得这样快。
我们是六年不见了。这六年不见的兄弟的重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绪。他听说我们遭了斥退，也没有十分责备我们。他反而安慰我们说：
——“斥退了也不要紧，明年好进官班法政学校。”
接受了他这个安慰时，委实说，我不免感受了一番惊异。他在去国之前不是再三叮咛过我，要学实业、要学实业的吗？他不是常常说实业救国、实业救国，要振兴实业才可以富国强兵的吗？曾几何时，他自己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儿回来，而他又劝我去学法政了。
他回成都，是受了官班法政学堂的聘请。成都的官立法政学堂有两个，一个是官班，一个是绅班。官班收容一些候补官员或宦家子弟；绅班便是一些绅士或其子弟了。法政本来是我们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的是那官班。那真腐败得有点程度。那儿的学生都是一些封建余孽，上学下学都坐轿子，有的还要带着跟班。这样的学校，他要去就聘，我已经有点诧异；而他还劝我去当学生，那更是出自意外了。不过我们那时候对于他还有点原谅，因为他是才回省的人，他不大明了学界的情势。
他回省便有很多的交际，一时不能回家。因此，他也留着我们，要我们和他同路。
来访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分设中学的甲班已经是五年级了，每周有两点钟的法制经济，要请大哥兼任。没想出这两点钟的法制经济便成了我和张伯安两个人复学的交换条件。他对我们大哥说：这两个学生平时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不该乘着一时的感情为别人所利用了。他要我们再进学堂去读书，到下学期开始时补受试验。
就这样我们在一九一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读书，仍然住的是分设中学。
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甚么收获、甚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了。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究竟是在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经不能确定。我所能记忆的只是快要受暑期试验的时候，而且开会一天的确是礼拜。所以推算起来，在阴历总是五六月之交，在阳历总在六月后半[59]。运动的发生离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谕相差了这么久的原因，也因为要召集股东会议，不免需费一些时日。
这次的运动，主持者就是咨议局的一批新人，在开股东会议之前他们有一部分人已经在鼓动着反对的空气，因而学生的工作倒反没有甚么了。
在开股东会的那个礼拜日的上午，我们有几个学生在一位泸州人的英文教员家里闲谈，那时候来了一位当时的青年名士朱山。这位朱山先生好象也是泸州人，他和罗纶、蒲殿俊是一党。不消说他也是《蜀报》的一位编辑，他会做旧体诗，在当时很觉得清新隽逸。他还相当年青，在当时怕还不上三十岁。
——“朱山先生，今天下午的会你去参加不去？”英文教习问他。
——“我去参加的。”
——“你看这一次可以闹得出一个名堂么？”
——“嗯唔，”朱山冷笑了一下，“趁趁热闹罢了。”
我们和他本不相识，看他来了，便让座。听他说了这几句话，我们也就起身告辞了。
我的堂兄，三哥，他在铁路公司做科员。每逢礼拜，照例是要到他那儿去一次。在股东会开会的时候，因此我们也得以在那儿参观。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锺琪[60]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61]——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象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62]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他们当时真是有点本领，把那满场的股东群众，好象抟成了一团粘土一样。
游说，在现在说来，就是宣传。这是很重要的。那一股的干事好象是罗纶兼任。游说股中要分派出四位游说员向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道去宣传。这也是当场由各人自己来担任的。我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那位朱山先生。那位朱先生，上午在英文教员家里的时候，不是说过这次运动只是“趁趁热闹”吗？然而这时候他登坛了。当罗纶在坛上大声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那一位同志担任？”
朱先生两脚跨到方桌面前，激昂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我朱山担任！”
他也一拳向桌上打下去。桌上差不多满面都是春茶碗。他那一拳不幸便打中在一个茶碗上，把茶盖打翻了，茶碗打破了，茶水打得四处飞溅，手也打出了血来。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外。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投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63]那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保路运动的指导者们，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在同志会的部署大体就绪之后，又是一个临时动议，便是全会场的人一同到藩台衙门去请愿。这不消说是没有人不赞成的。大家从铁路公司走出，沿途步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都簇拥着跟来，走到藩台衙门的时候，把那辕门里面的一个大敞地完全站满了。
这时候赵尔巽已经调京，继任的他的兄弟赵尔丰，还在西藏。在这过渡期间是藩台王人文[64]在署理。他在当时确是比较进步的分子，四川保路同志会能够收到那样的成功，一多半应该说是他的功劳。
群众拥挤在藩台衙门的大堂面前，为首的罗纶先进衙门里去了。不一会朝衣朝冠的王藩台走了出来。群众狂欢地鼓掌。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
一位师爷提了一把太师椅来，王藩台立在太师椅上和群众说话。他真是再温和也没有，满脸都堆着笑容，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传达了，他始终表示同情。他自己虽是云南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实际上是他的乡梓之邦。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更何况是有关桑梓的利益！所以这次的问题，他要向朝廷力争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决不负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
这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奇事，以一个官僚而能和民众接近，而且对于民众加以煽动。素来是怕官怕惯了的老百姓，得到了官府的这一道护符，他们还有甚么顾忌呢？于是乎保路同志会的气势便真好象在火上加油了。
三
保路同志会在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庶政公诸舆论”[65]，一个是“铁路准归商办”[66]。这本来是从光绪皇帝的一道上谕上摘下来的。这两个口号把当时的那个社会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当完备。前一个是参预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保卫产权的争斗。两个一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了一片。
罗、蒲是接近康、梁一派的人，因而他们对于光绪皇帝特别崇拜。上面的两个口号采自光绪的上谕可不用说，由保路同志会发出来的命令，要四川人在争路期中一律都供光绪皇上的牌位。理由之一是以戊戌政变的一个插话，表示这位满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时川汉铁路准归商办又是他所允许的。供奉光绪皇这个策略，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杰作。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做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象小册子、日报，都络续发行，还发行了无数光绪皇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长条黄纸印的，正中写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在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滑稽。然而，它在当时的效果，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
这给大家的效果是怎样呢？
这使运动带着了一种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时代的迷信，无形之间把群众在一个目标之下统一了起来，团结了起来。
在封建社会的教条之下束缚久了的人，最怕的是“犯上作乱，不忠不义”的罪名。假使你硬直莽撞地要教他起来造反，要教他起来革命，那怕你就要杀他的头，剿他的家，他也不敢担负这个罪名。在当时从正面来运动革命的人，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反而由群众误会为“乱党”或“会匪”，其原因也就在这儿。好了，现在大家都供的是光绪皇，大家的行动是对于皇帝的忠义。这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造反。有了这样一个保障，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造起反来了。
铁路公司的股东是由各县派来的代表。在成都所拟定的宣传方针、运动步骤，便照样地传到各乡各县。于是，俄顷之间运动便遍及于全省。
在成都除每家人家或商店都要供光绪皇的牌位之外，每条街道都要扎札“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旧式的街道本来是不十分宽敞的，在街心再搭上过街台，街道两旁差不多是不留遗地的。台又并不高，有的人从那下面通过时都要低头或弯腰。
这些过街台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时的市民非常虔诚，对于圣位台的扎札煞费苦心。有的装饰得很辉煌，结彩张灯，每日每晚都要大香大烛的三跪九叩。
最有趣味的是对于当时官场所发生的影响。市民在顶礼皇帝，无论是怎样反动的官僚也不能够哼出“不是”。当时的四川官界，乃至各校教职员之类的准官界，有一种很流行的恶习，便是坐弓杆轿子。这弓杆轿子就如那名目所表示的一样，两枝轿杆朝天穹窿出去，好象两张弯弓一样。但同时在横的平面上也是取的弓形，结果是形成一个橄榄形，两头是尖削着的。两头的轿夫，把轿子跨在肩上，刚好挟着一个颈子。在轿子前后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是用两肘紧挟着胸廓，两手紧擎着轿杆的。轿夫自始至终都是跑步，跑的时候一前一后的轿夫只是硬着颈子向前窜，两手摇摆得很高，口里不断嚷着“边让，边让”。象这样跑当然容易疲倦，所以每乘轿子的后边总有三四个跟着跑的空手，预备着在街上随时换班。
这样的轿子跑起来很快，轿身又高，坐轿的人真好象是坐在云端的一样，显得很有威风。这不知道是那一位发明家的发明，我自出省以来，还不曾看见过。我想，这大约是在上海或者海外生活过的人发明出来的罢。因为他们习惯了电车或者汽车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发明出一种调子比较轻快的工具。那橄榄形的弓杆或许也就是从电车下面的发条装置所脱化出来的罢？然而，那全体的结构，看来实在是很不安稳。重心离地太高，如果偶一不慎，岂不会横倒在街心？
我们可以想见了。你想，成都城内每条街都有圣位台，而每座台子至多只有一人来往高。那吗，怎么通过官长老爷们的轿子？而且是那种作威作福、横冲直撞的弓杆轿子呢？于是乎鲁酒薄而邯郸围[67]，圣位台低而弓杆轿废。成都的市面真是比下上谕禁止还要神速，立地便断绝了肩舆和别种交通工具的往来。我们再可以想见了，你想，一切的官僚，就是督抚司道，在他们有事要进出衙门的时候，都不能不自行走路了！这在当年是多么珍妙的一个现象！
有一个笑话。
成都是有满城的，就在城内的西南隅。只有在这满城里面没有搭圣位台。有一次，在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满将军要拜会总督。他坐着轿子从一道城门出来，走不多远便遇着一座圣位台。他问明原故，知道供的是光绪皇帝，他在轿里说：
——“这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回轿去从另外一道门出城，又遇着同样的圣位台，他又叫道：
——“又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就这样，他走了三道城门终竟走不出来，他在事变中就一直没有出满城一步。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呢！在当时成都的人差不多人人都引以为快。官府的虎皮被剥掉了，官府在民众的战术之前投降了。
在成都方面的情形是这样，在地方上的各府州县的情形大约也是这样。几千年来的官威一时倒塌下来，这倒不能不说是类似天变地异。
赵尔丰是有名的杀人狂，四川人叫他是“屠户”。他曾经做过四川的永宁道尹。永宁一带山高路险，与贵州连界。往年民不聊生时，多流为土匪。赵尔丰串通永宁劣绅傅华封[68]，竟洗杀了不少村镇。他因而升了官，做到住藏大臣，当然是利用他杀人的本领去镇压西藏的兄弟民族。就因为他是“屠户”，他有杀人的本领，又因为赵氏一门是清室的忠顺奴才，所以清廷把他提拔起来，承继他的哥哥赵尔巽，做了四川总督。
四川人都有点怕他，听说他要从西藏回来，大家都有点悬心吊胆。所以一方面对于他表示回避，一方面对于王人文便尽力地挽留。但是在他尚未到任之前，王人文却被始终主张剿灭四川的端方参了一本，说他收揽民心，养痈贻患，结果王人文是革职调京，而屠户也公然到了成都！
赵屠户到成都的日期是当年闰六月初一，阳历七月下旬。他到成都以后，大家以为他定会有一番举动的。但是他到了一两个月，竟也一筹没展。
那样有名的屠户上任的当初为甚么不立即放出三把火来，这正表明当时的运动已经深入于民间，所以他不敢造次。同时他自己的官阶也已经达到了应该持盈保泰的时候了。假使清廷不操之过切，铁路督办端方不火迫他，让他一方面软化那些知识阶级的首领，对地方上逐渐地用严烈的手腕进行取缔，四川的乱子不一定就会闹到不可收拾。但是清廷一再的逼迫他，逼得他在九月七日终竟把罗纶、蒲殿俊和其他几个领袖通同拘禁了起来。
在这次的运动中，蒲殿俊自始至终没有出过水面。这在他们的计划中便是预先准备着一个退路，预备到高压临头的时候，蒲殿俊好出来转圜，做一个和事老。毕竟是“屠户”的赵尔丰，他竟连这点机微都没有看到，他把罗、蒲一并拘禁起来了。
罗纶、蒲殿俊被捕！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全城的人都震动了，到第二天九月八号的上午[69]，成都全体市民赴总督衙门请愿释放罗、蒲。每家的人都把自己家门口贴着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揭下来，有的捧在手里，有的顶在头上，各人手里拿着一炷香向总督衙门里涌去。
赵尔丰是早有准备的。他在总督署的门口和附近的要隘处已经派兵把守着了，手无寸铁的市民冲进督署的西辕门，又冲到了大堂檐下，赵尔丰下令开枪。于是为头的便打死了好几个。群众如潮水一样崩溃下来。枪声只响了几次便停止了。一街都是光绪的牌位，一街都是线香，一街都是踩脱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伤了的人究竟有多少，没有人作过详细的调查。我现在连大概的数目都忘记了。[70]我所能记忆的，只是那死者里面有十二三岁的小儿，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妈。街上的圣位台同时也被军警拆毁了。
这样一来简直是赵尔丰造反了。成都早就罢了市的，从此谁也不肯开门。各地的同志会便都暴动化了。
“水电报”，这是一个新名词，是四川人在当时创造出来的通信方法。方法是在一个木板上写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会起义，火速救援。木板上面桐以桐油。四川的河是四通八达的，把这种木板投在川河中，它便被传达到各处下流的地方。这个方法最初是学生会发明的，一应用起来便一个传十，十个传百。一处的人接到了一通水电报，同时又仿造出无数水电报流向下河。在这时尽管当局者在怎样戒严，检查邮电，检查出版物，但这四通八达的水电报却是无法扣留的。
暴动的中心是在新津，这儿是先发难的地方。这儿的同志会把城池攻陷了，杀了县官，占领了县城，各地的武装势力便都络续地投到这儿来。赵尔丰先派凤凰山的新军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军不仅毫无战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军。旧式的营防军更全无战斗的能力。
新津一县既不能弹压下来，各县的同志军又闻风兴起，赵尔丰弄到无兵可派，无兵可战的地步。他不能不屡电清廷请援，甚至于请撤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以缓和民意了。
四川一局部的乱机已经使中国的全局骚动。各省的咨议局都起来力争，有的省份（象是浙江）更请朝廷速斩赵尔丰以谢天下。
于是乎清廷也弄得来仓皇失措了。它一再起用些旧人来专门应付川事。起初是起用岑春煊[71]为四川宣抚使，这当然是想利用四川人对于岑春煊的去思，期望他来软化四川。继后又命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兼管四省军事，把鄂军带领了两旅人进川，叫他剿办。象这样一硬一软的双刀并用，所谓“怀之以德惠，震之以刑威”，这在当时的清廷想来也一定煞费了一番苦心的。然而，它是铸就了一个大错，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政权终竟送掉了。
四
岑春煊在四川是很有声望的，他在赵尔巽之前做过一任四川总督。由四川又转到两广，在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大约他和摄政王有甚么不睦，便把位置失掉了。
他在四川的德政其实也并没有甚么，据有识者说来，他倒很兴了不少的苛捐杂税。然而一般的四川人爱戴他，真好象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之所以得到这样好的声望，是因为他的官纪很严。他很爱惩办一些贪官污吏。清室二百七十余年间的统治，在官场中已经凝集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贪婪恶习。一般的官府均以贪赃枉法为能，在上的鬻爵收贿，在下的刮骨抽筋。“官官相卫”，让你受苦的民间硬是呼天无路，吁地无门。人民的怕官府真比怕阎罗王老子还要厉害。然而，在这样的官场中，岑春煊的治绩却放出了一个异彩。他好象是专门生来惩治那些贪赃枉法的酷吏的。官吏有贪枉的行为，他准许民间控告。被控告了的官吏十个有九个都是革职。因此使官场中的人，人人自危，而民间的老百姓也就人人称快。
四川人为了争路的问题，正弄得来骑虎不能下辔的时候，听说“岑制军”要来了，一般的人士是怎样地欢欣鼓舞哟。岑春煊在他未入川之前，他有一封告四川父老子弟的文电[72]，是九月下旬到达成都的。那措辞的娓婉动人而且得体，真是极尽了他的宣抚的能事。这个文电一到，在四川一百四十几州县都传遍了，成都城竟有一两天自动解围，各州县的同志军也准备收兵了。
电文并不甚长，只有五六百字的光景，四川人把它当成“福音书”一样诵读。在日前我和几位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还有人能够把它全盘背诵出来。我现在把那开首的几句写出罢：
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而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下胜其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
就这样他很娓娓婉婉地开腔一声春煊，闭腔一声吾蜀父老子弟，他以家人父子的感情来动人，而又不失掉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他的目的是在平定四川的扰乱，而他这样寥寥的几百言实在可以当几百万大兵。四川人险些儿就被他这样的一篇文字软化。我时常在想，清廷假使专门倚赖岑春煊，让他一个人单人独马的进四川，那川事一定会立地平息。因此，鄂军不会调空，武汉不会起义，而清廷也不会那样迅速地便遭了灭亡。然而，它终竟选择了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它才命岑春煊去宣抚，立地又命端午桥去剿办。一方面表示出信人不专，另一方面也使宣抚的力量被冲淡。因此岑春煊走到汉口便逗留着了，而端方则威风凛凛地执掌了兵马大权，浩浩荡荡入川。
端方在入四川之前也有一通文电，那和岑春煊的告蜀父老子弟的书，真可以说是绝好的对照。端电是告示体裁，文字之长将近万言，而在内容上更有天渊之别。
那么一通长电，到现在我相信谁也不能记忆了。我只记得他开口一声“本大臣”，闭口一声“尔川人”，把四川人看得来好象还是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时的蛮子。他又拚命地夸张他屠杀革命党的手腕，说他从前在山西怎样怎样地惩治乱党，在江苏又怎样怎样地剪灭会匪。他现在带领大兵前来，假使川人还是冥顽不灵，敢于上抗王命，他要剿灭四川。
这样一来，简直把四川人逼得来绝体绝命了。纵横已经成了乱党，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唯一的几稀的生路便只有反抗到底了。
端方在他的收集骨董、讲究一些中国式的考古学上，倒比较是一个聪明的人。说到政治上的处理来，我不知道他怎么这样的愚蠢。自然，这样的电文不一定是他自己的手稿，在他幕府里总还有不少的名下士，那样庄严的一篇文章说不定还会是我们年青名士朱山先生的杰作呢！他们习惯于猛于虎的官威，以为老百姓只要一加威吓，便自会俯首贴耳。殊不知道老百姓的忍耐早已经超过了它的界限了。用旧式的眼光来批判，要说清朝的灭亡是由于端方的这通电报也不能说是过论。因为有他的一来使四川的祸乱愈见蔓延，而在不久之间武汉便起了响应。
武汉的起义谁也知道是在那年的十月十日。但这个消息，一直在十一月二十五号成都独立以后，我们才确切地知道了的。在成都独立以前，官界把外来消息完全封锁了。后来我们看上海的报纸——好象是《神州日报》[73]——画有一方漫画嘲笑岑春煊，题为《岑三少割须弃袍》。岑春煊自受命为宣抚使以后，因为权限的不分明，他自己逗留在汉口不进，终于遭遇了武汉革命军的爆发，弄到他演了一场曹孟德的旧戏，逃回了上海。
岑春煊并没有入夔门一步，而入了夔门的端午桥就没有出夔门一步了。
端午桥带领着大兵，浩浩荡荡地要来“剿灭”四川。在他刚走到重庆，他的后路便已经断了。重庆是四川革命势力的策源地，他羁留在这儿，部下的军心已经动摇。他如果有岑春煊那样的聪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个人改装逃走，或许他到现在都还活着，他的《陶斋吉金录》或许有再续三续出现了。但他到底没有这样的幽默。他逃命也带着兵队同走。他愈朝西进，到了资州，重庆和成都都先后独立了。他这个釜底游魂终竟为他所带来的鄂军所杀。
他死时的照片我是看见过的，一个大洋磁盘里盛着被斫下来了的头首，由一个兵捧着。他自己不肯唱《割须弃袍》的旧戏，却让着这位兵士来唱了一场《沙乐美》[74]的新戏。
剩下的还有一位孤城落日的赵尔丰。他把外界的消息封锁了，但这是对于我们的封锁，对他自己乃至当时的官场当然是开放着的。
上海的报纸，特别是现在已经若存若亡的《神州日报》，和已经消灭了的《民立报》[75]，那真是做了一项很伟大的工作。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本事在革命运动上倒真是发挥了它的伟大的潜能。清廷，事实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在辛亥年的十一二月便已经崩溃了。四川，事实上是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宣布独立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省城是老早被保路同志军占领了。这在初期，在官场方面自然会知道是在制造谣言。因为清廷就在武汉起义之后，经由山西、陕西对于赵尔丰都还有几次电报来斥责。然到十月尾和十一月初，环绕着四川的省份差不多全部都独立了。湖南是十月二十二独立的，陕西是二十五，云南是三十。十一月七日的贵州[76]、广西，八日的广东。从此以后四川的官场便成了一个孤岛，完全和清廷隔离了。在这以后的上海的谣言，你要不信，你怎能不信？不然，象赵尔丰那样倔强的人，他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清廷并未灭亡之前，终竟把政权和平地移交了出来，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赵尔丰自从九月七日把罗纶、蒲殿俊辈拘禁了之后，省城的对外宣传是说罗、蒲遇害。其实他对于他们是相当优待的。他只是不许他们出来活动罢了，一切都礼如上宾。我们听说他们在督署里面，时而打麻将，时而唱京戏，并且时而还饮酒赋诗。——这些名士假如有诗集传世，那时的诗一定有不少的慷慨淋漓的杰作。所以他们在那儿倒是得了一两个月的休养了。
外面的形势日非，四川在中国成了一个孤岛，成都在四川又算成了一个孤岛。在那快要独立的前几天，同志军已经有攻城的消息，四乡进城的蔬菜以及米粮的来路都断绝了。在这时，假使四川的新军里面真正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儿主持，四川老早是已经独立了的。可惜妥协性成的四川人，就跟全中国人把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掠去了的一样，把成都独立的首功却让给赵尔丰去了。
成都独立的首功，说来有点奇异，是应该写在赵尔丰名下的。他在要独立的前几天终竟把罗、蒲诸人释放了。他在免使省民涂炭的口实之下（其实是想把政权交给温和的一派，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他们定下了几条条约。一条是宣布四川独立，由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做正都督，在正都督之下设副都督一人，由赵尔丰的私人陆军标统朱靖澜[77]担任，兵权仍操在朱靖澜手里。还有一条便是赵尔丰自己的退位，他把印信封存藩库，他自己退回打箭炉[78]去继续经营西藏，一切的旅费、政费仍由四川支给。重要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于是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成都的独立也就跟中华民国的成立一样，在新旧双方的合意之下，乃至是在类似任命的形式之下，也就实现了。就这样，中国便说是革了命，四川也就说是革了命。
赵尔丰在后来虽然遭了杀戮，但从革命的立场上来说，成都的反正总应该推他为首功。而从旧式的观点来说，他算是已经做了贰臣。清朝灭亡之际，贰臣之多实在今古无两。这里自然是有种族的观念存在，但也是封建思想已经失掉了势力的证明。平心而论，象赵尔丰之于清廷，实在可以说是相当地鞠了一下躬，尽了一下瘁的。请拿当时各省起事的先后和独立的先后来看罢。四川的起事占最先，而独立却差不多占最后。无论怎样，赵尔丰在四川和真正革命的民众总还打过几次仗，支持了两三个月。弄到后来实在是山尽水穷，才把政权交卸了出来。他对于清廷总算是可以对得住罢？然而清廷对于他怎样？清廷昧于局势的已经变迁，一味地对于民众加以压迫，一味地对于他个人加以责让，端方奏参了他，就让端方来查办，把他只看成一个罪人。他矢尽了忠诚，乐得一个“屠户”的美名，到这时恐怕也不免有知己寥落之感罢？在反正的当时，听说他自己本想做第一任都督，终因为怕不能餍服人心，他也就自行退让了。所以从清室立场看来，他比云南的李经羲[79]、广东的张鸣岐[80]、广西的沈秉堃[81]，乃至王莽[82]再世的袁世凯，虽然已经是“贰”，总还算“贰”得不甚厉害的。
立在反动的立场上对于赵尔丰可以容恕的地方多，立在革命的立场上对于四川当年新兴势力的指导者们实在是断难容恕。罗、蒲诸人本来是不赞成革命的妥协派，他们在长时期内也失掉了他们的自由，那是有可以借口的。但当时自命为革命党的，在独立以后虽然涌出了不少的人材出来，在独立以前他们到底在做甚么酣梦呢？特别是四川的新军界。统观各省的独立，差不多全部都是新军掉头，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的表现。然而四川的新军，虽然有一小部分投到了保路同志军的阵营里，而大部分却只保持着一个消极的不动主义，竟使赵屠户那样的一个独夫在成都也支持了两三个月。坐使政权在暗默中从反动派又移到保守派的手里，从这儿便种下了二十年来政权争夺的丑恶种子。天下从此多事，四川也就从此多事了。
五
辛亥革命的结果，中国的支配权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里的。形式上虽然号称革命，而在实质上则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封建的顽强势力始终没有被打破。但在革命成功了的当时，我们一般的人是怎样地欢欣鼓舞哟！特别是我们四川。因为它斗争的时间长，所以得到胜利也就分外地狂喜。
先从我们一些小孩子来说起罢。我们最大的喜兴是等不到独立的宣布，在头一天晚上便把辫子剪了。在这时，我们拿着剪子去强迫一些怕事的学生和首鼠两端的老教员们，我们赶得他们鸡飞狗跳。特别是那位都喇嘛先生，我们拿着四五把剪子把他包围着，弄得他无处可逃，终竟在谈笑之间把他的辫子的支配权和平授受了下来。
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只消大家把头上的毛辫子一剪，从此以后，中国就可以一跃而为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强国了。
这样欢狂的态度，在那些得到政权的新支配者，比我们还要荒唐。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成都的皇城正式成立了四川都督府。在一切的政权都还没有稳固的时候，他们下出了一道奇怪通天的命令，便是大赏三军，准许新旧的军士自由十天，不受军律的拘束！这真不知道是那一位军师想出的妙计。本来就是带着兽性、容易放纵的丘八，还要准许他们自由十天，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当中真正成为了百鬼昼行的世界。
新军驻扎在城外的凤凰山，多少有点新式的纪律，都还看不出他们怎样的骄纵。可怕的是那营防军了。
营防军穿的是旧式的号勇褂子，头上用黑色的纱布象印度人一样打一个很大的包头。在这时，他们的包头愈见大起来了，在额上加上一个英雄结子，有的还要加上一顶“英雄草帽”（就跟京戏《小放牛》唱花旦的戴的花草帽一样）。两边的鬓上各各倒插一朵通草花。号勇褂子上更披上一件斗篷（所谓“一口钟”），把明晃晃的马刀敞插在腰边。短裤下用黑色的纱罗打着裹腿，裹腿上也一边插着一枝匕首。脚上是线耳子草鞋。草鞋头上扎着一朵很大的绒绦花。
就是这样的装束，他们把两个肩头耸着，把两只肘拐敞开，两三个人品着在街上走，一两丈宽的街面便都被他们霸占了。
我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形容，但我恐怕读者还是得不到那种可恐怖的光景。因为没有身当其境的人会以为这是一种假装行列，他们在扮演着戏台上所常见的武生。是的，是的，有那样的一个观念就好了。他们实在是就象舞台上的英雄们，不下装就走下了舞台的一样；但他们却比任何的名优还要演扮得逼真。他们在街上满凶横地摇摆着，开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闭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83]
四川的独立本来是重庆在前，成都在后的。公平地说，蒲殿俊假使真是非凡的人才，假使真是以国家为前提的人，他不应该作政权的迷恋者。在赵尔丰把政权交出之后，便应该和重庆的一部分势力合并起来，最好是自己退让。因为他本来不是革命党人，不应该来享受革命的果实。然而他却连做梦也没有这样想到。否，他宁是一出马便和革命派对立的。在他得到了政权之后，丝毫也没有显示出一点经纶，而只是企图垄断革命。他对于政权的分配是怎样呢？依然是让川北一派人包办。于是在这分赃不平上又树立了新的敌人。第一是和他们对立的当时的革命派，第二是掌有实力的新军派，第三是川北以外的失意派，这些在无形之中便组织成了一个反川北系的大同盟。
革命派的示威是在独立后的第三天。就在宣告独立的那一天的下午有一张布告出来，是说在二十七号的上午要在南校场召集省民大会，希望各界同胞参加。布告上的署名是：
同盟会会长 孙 文
四川支部长 董脩武[84]（代）
末尾的年月用的是黄帝纪元，数目好象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孙文！这在当年是使我们怎样憧憬的一个对象哟！他的名字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四川怕以这为第一次。有他的名字列着的布告，就好象他在亲自对我们说话的一样，使我们少年人的心血起了高度的沸腾。
开会时很热闹。会场就在我们学校前面的南校场，在我们当然是就地风光。校场正中搭了一座临时的舞台，舞台上簇拥着不少的革命党。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党人真是不少！平常我们时常看见的官班法政的教习，绅班法政的教习，乃至有许多穿军服、带指挥刀的，原来都是革命党人。
董脩武是四川人后来称他为“董太师”的，东文学堂出身的留学生，是我们大哥的同学。他学的也是经济，在绅班法政教书。平常我们也时常看见过他，但我们的嗅觉真钝，连革命党的革字的气味都不曾嗅到。今天是他的主席，登台的人大都是一篇悲歌慷慨的议论。会场上有军乐队助兴，因此也招来了不少的听众。但这些听众是全无组织的，就跟乡里人来看神会的一样，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我自己非常抱歉：当时的那一些悲歌慷慨的演说竟没有一句留在我的记忆里。
总之，这是一个对立。明显的是平时风头很旺的蒲殿俊、邓孝可诸人，今天却谁也没有到场。
但在革命党人中，在当时也有对立，便是洋货和土货的对立。董脩武所代表的是留学生一派的洋货，还有是杨莘友[85]们所代表的川省道地的土货。
我们有一位从堂的姊夫，原来他也是革命党人。有一天他把我拉着，到杨莘友们的办事室里去，我到这儿倒真正感受了一些革命的风味了。
杨莘友、王述怀[86]，还有其他的一共六个人[87]，是反正以后才从牢里放出来的。他们是在己酉年（一九○九）[88]的年底图谋革命，在未举事时被赵尔巽破获了，丢在了牢里的，算来已经坐了将近两年的牢。他们才从牢里出来，有的因为忙于奔走，竟连剃头的时候都没有。一头蓬茸的乱发，一嘴蓬茸的乱须，一个苍白色的面孔，一双放着异光的鹞子眼睛，一身不相称的借来的衣裳，这样的革命党人让你一眼看见了，令你怎么也要肃然生敬。我看见他们的握手了。他们的握手和平常不同，宁可说是扣手。他们是把几个指头并着弯起来，就跟太极图一样彼此扣上。
六人之中有一位身子特别高，背有点穹，鼻子是一种罗马式的高鼻子。他和我谈过几句话，说他们不赞成罗、蒲的办法。那是向赵尔丰投降了，是赵氏的家奴。这个人我看是六人中的领袖，他也特别忙，和我说不上几句话，又有别的同志来会他。他回头又带着手枪出去了。这个人我现在把他的姓名忘记了。他就在那一天遭了别人的暗杀。下手的是甚么人，他的身后是怎样，我完全不知道。
从那办事处退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位姊夫他悄悄地对我说，说他们要暗杀蒲殿俊。
在革命期中，一个人上台很快，下台也很容易。蒲殿俊一做了都督之后，他的政治手腕已经落第，更加以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合作，他的末路早已迫在眼前。然而，使他没落的直接动力，却是他自己所酿成的兵变。
蒲殿俊在四川被称为“十日都督”，因为他的都督梦刚好做了十天。
十天，这是新旧各军的自由假期期满的日子。蒲都督在东校场检阅营防军，自此以后要叫他们重守军律了。真是可怜的幼稚的政治家！已经放出笼牢的老虎，他要凭三寸不烂之舌叫它重入笼牢。兵士们也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要求发三月份的全饷。财政权大约在当时也还不曾被蒲掌握着，即使已被掌握，然在已经经过两三个月变乱后的四川，更那有那样的余裕？这个要求不能干脆地答复，兵士们当场便哗变起来。当场便有兵士开枪。蒲都督几曾见过这样的局面，几曾听过这样的枪声？枪声一响，他被马弁们拖着逃跑了。
兵士的开枪大约是在午后两点钟左右。就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一城都是枪声。一个锦绣的成都城，就好象楚霸王火烧阿房宫，奈罗帝火烧罗马城一样，四处都在起火。
我们的学堂老早就把门关了。叛兵几时闯进学堂来，是不能保的。都先生把我们约束得很严，不准谁出门一步。在学堂里守着听了一夜的枪声，看了一夜的大火。夜间枪声很密的时候，城里的居民差不多家家都出门逃难。学堂门外就是南校场，簇拥到这儿来的有不少的人。时而也有人在学堂门外打门，但不知道是难民，还是叛兵。
这真是恐怖的一夜，特别是那些难民，他们忧财产之丧失，悲骨肉的分散，愁自己生命的难保，真不知道是怎样地惴栗了。
枪声和火光在天将亮的时候才渐渐停息了。
六
第二天清早，我因为关心着住在东门的一位堂姐，一等学堂门打开，我便跑出去了。
街上是很惨淡的。避难的人已经络续在回到自己的家里。
原来变兵都是向天放的枪，因此，并没有甚么死伤的人。夜间所看见的东一处西一处的火光，真好象全成都城都成了火狱的一样，其实所烧的都是当铺。也有人说是当铺主人自己放的火。因为当铺遭了抢，火烧后便免得偿还。
藩库是烧了，兵械库也的确抢了。在我走到南门大街的时候，还可以看见一些零星的变兵。他们那全身的披挂，可惜我没有照相机，没有拍下一张照片来。他们晓得银钱很贵重，抢了不少的大洋和银锭子。他们晓得枪弹是很好的武器，同时便也抢了一身的枪弹。每人平均差不多要拿四只枪。手里一边拿一只，肩上也一边挂一只。弹囊更加是不计其数，横也是，顺也是，腰上也是，肩上也是，叠叠重重、重重叠叠地挂着。但是，你想，你一个人哪有那样大的力气呢？一夜没有睡觉，身上有不少的金银，还要加上这样多的一些枪弹！
丘八老爷到了这时，不能不起质变了。他们由用枪弹的老虎一变而为驮枪弹的驴马了。
各街已经有自卫团出现，是由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的。他们在这时候把平常很少见的马刀、关刀、牛角叉，通同摆出来了。这些人在晚间抢劫的时候，其实就是有力的队伍。晚间丘八老爷打冲锋，他们便接上二阵。所有各街的抢劫，一多半以上是他们干的。然而摇身一变，他们现在要保卫街坊了。还是该丘八老爷背时，已经变成了驴子，不要说别人还有关刀、马刀，就是赤手空拳把你身上的枪扭一只下来，也就把你解决了。结果是走慢了的一些变兵便都丢了性命。
最繁华的东大街、商业场，被抢劫得最厉害。一街都是包洋货的纸头、货匣、商标，打破了的香水瓶、牙粉瓶、粉瓶，有些地方满街都是粉。在这时候锦绣的成都城倒真真成为十里香街了。
由于自卫团搜逻得很厉害，没有出城的变兵都躲藏了起来。有的也赶快改变了自己的装束，好在改装也很方便，他们是有抢来的现成衣服。在东大街遇着这一件滑稽的悲剧。
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的人在街上走着。有几位自卫团抢上前去扭着他，其中一个拦腰便给他一“梭标”[89]把他凿倒了。
原来这位化了装的老爷是露了马脚的。他抢的时候忘了抢裤子，在他的狐皮袍子之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记的军裤。这位老爷当街便被几位自卫团结果了。但更有趣的是他们把他的灰鼠马褂、狐皮袍子剥开，里面又现出了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
赵尔丰这时候还住在他的总督衙门里面。他和各街的自卫团一样，都还有点机敏的手腕。各处的街头巷口都贴出了他的“总督部堂”的安民告示，然而没有印信。因为藩库烧了，存在藩库里的四川省总督的印信怕也被烧了。
走到堂姐的寓所门前，门是紧闭着的，门上贴了一张红纸的招租帖子。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姐丈写的字，情不自禁地发起笑来。有了这样一张避邪的符箓，想来他们一定是安全无恙的。门也不容易叫开，我又折到青石桥街去看我的大哥。那时候他住在青石桥街一家大公馆里。因为他的官气太大，我平常少去看他。待我走到他的公馆门前，又同样是一张符箓。毕竟是出过洋的人要不同一点，不比一些旧式的公馆人家，一闻枪声，一见火光，便全家全眷都出门逃难，剩下一座空公馆让自己的用人及邻近的无业者便把“启发”打了。——这“打启发”三个字就是那次兵变之后传出来的话柄。据说那天晚上的新军的口令是“启发”。起初哗变的大抵是营防军，当局者似乎也曾去调凤凰山的新军来弹压。然而新军一进城也跟着变了。一到晚来，彼此成群结队的抢劫，彼此也在互问口令。于是东也是一声“启发”，西也是一声“启发”。从此以后“打启发”便成了成都的新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说“揩油”的地方，成都人便叫着“打启发”。
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各街的江湖派，恢复了《水浒传》上的梁山泊的风光。他们在各街都组织公堂，牛角叉、枪矛、青龙偃月刀、大红灯笼，摆设得十分威武。丘八老爷的一幕掩闭了之后，现在又是陈涉、吴广草莽英雄的一幕登场了。在城内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英雄，更加以各县的保路同志军进城来成军，那真是开出了古今未有之奇局了。
蒲殿俊辈登台之后，因为纵容兵士的结果弄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同时新军又不在他们手里，他们便提出了一个政策，招各路的保路同志军进省成军。这一方面算是了结一场公案，而同时也想借来作为弹压旧军、抵制新军的工具。因为这样，各路的同志军也就络续抵省。但在他们抵省的时候，已经是兵变后的第二天。蒲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凡为瞻仰过同志军军容的人，读到贾长沙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90]，绝不会认为只是文学家的夸张。保路同志军军容有的真是滑稽得使你要夸张也夸张不到。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锏、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而有的更异想天开，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雄赳赳气昂昂地拿着。我还亲眼看见一位拿“吊刀子”的。——这“吊刀子”我恐怕是四川话，外边不知道叫甚么名字。这东西现在很少见了，在从前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出门便要带“吊刀子”，就是一双牙骨筷、一柄西餐用的小刀，同插在一个鞘子里面。这样的东西本是用来吃饭菜的，然而那位同志军，他把小刀抽出鞘来拿在手里，象牙筷和鞘子便吊在腰间，大有仗着宝剑的钟馗的身手。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脩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保路同志会之起，直接虽是和封建社会作斗争，而间接却是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直接的一步没有走完，间接的一步却完全忘掉了。问题依然要归结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中国的革命如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它毕竟只能出于向帝国主义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缩到旧有的封建社会的窠臼里。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91]
在营防军猖獗的时候，谁都兢兢业业地预感到一定会出甚么乱子，乱子终于出现了。现在又来了第二个兢兢业业的预感。你想，那样多的草莽英雄又闯进了成都城，这不正好是“前门去虎后门进狼”？[92]
“然而本是在土匪的领导之下的些暴民事实上也不过是一些土匪。他们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只是如象山泉暴涨了之后的洪水一样，㳽山遍野的直撞横冲，发挥他们的无意识的盲目的破坏。”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在城外草堂寺旁边，自从我初上省的那一年起，便计划着要设立公园，由官、绅、商、学出资合办。费了几万块钱和将近两年的工夫，公园刚好修成，便遇到革命。同志军一抵省，他们说那公园是赵尔丰、周孝怀辈的私产，便把它捣毁得片瓦无存了。
四川在初办新军的时候，原来豫计的是两师人。在凤凰山驻扎一师，在新津驻扎一师。新津是进入西藏的通道，驻扎一师人在那儿是为了要控制西藏。自从我上省的那一年，新津城外也就在建筑西式营房，前后也差不多费了两年工夫，经费更不知道费了多少万。快要落成了，同志军也说是赵家的私产，把它捣毁成一片砖块。
这样的盲目的破坏不能不使当时的有产者震惊。有产者便想靠着有新式武器的军队来防御这行将临头的第二次的祸灾。一些军政上的人自然便乘机而起，扶植自己的势力。这个要求在我们学生的心中也生出了反映。就在兵变后的第二天，成都的学生界发起了一个组织学生志愿军的运动。以武备学堂为中心，凡是志愿者都到那儿去成军，略受训练便要到街上维持秩序。我也自告奋勇去参加了，那是兵变后的第三天。我把我的行李也搬进了武备学堂。武备学堂在那时已经改成陆军小学，是西式的建筑。因为它在北门城外，和南门区域相隔太远，直到去当志愿兵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和它见面。我把行李搬进了武备学堂去了，在寝室里看到那陆军学生所睡的床，窄窄的刚好可以容下一个人的身子。
“这怎么能够睡呢？”在去当志愿兵的志士的心中，劈头便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可和志士的招牌抗衡起来了。要当志士便要受这样的苦！这怎么吃得消？于是志士的招牌立地折下来了，行李刚好搬进寝室，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和我同去又同出的很不少。这样滑稽的一幕，我并不想把它当成忏悔的资料。这只表明着当时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我自己即使忍耐着去吃一点苦，做到一个忠实的维持秩序的好兵，结果又怎样呢？只添了一个新军阀的爪牙，新富豪的鹰犬罢了。说得光大一点，我顶多可当成了四川境内的如蛆如猬的一个军阀。因而当时的落伍虽然不甚么光荣，然而也不是怎样的耻辱。
保路同志军虽然是四川独立的元勋，但他们依然是封建社会里面的骨董！他们不过是被有产者利用来做为争路的工具罢了。他们根本没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没有人期待他们来收拾四川。演傀儡剧的人，在把戏钱骗到手之后，傀儡又要被收拾进破箱子里面去了。
七
舞台大转换，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93]、董脩武、杨莘友诸人。
尹昌衡是武备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又进过日本的士官学校，在那儿和蔡锷[94]好象是同学，他们后来同回国，也同在广西的讲武堂干过事情。他是由赵尔巽手里调回四川来办督练公所的。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里面也比较还有点天分，他能够熬几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选非选的古诗。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自从清朝末年早就高呼着的“富国强兵”的口号总算是发生了效力：因为凡有国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强。这在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算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甚么主义都是骗人的话，只要你手里有兵。你手里一有兵，不怕你昨天还是万恶的军阀，今天便可以成为忠实的信徒。你昨天还是跑交易所的流氓，今天便可以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尹昌衡在四川算首先开创了这个例子。
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在赵尔丰交出政权时早就有很多的谣言，说尹昌衡要带领陆军小学的学生和凤凰山的新军攻打总督府。我们对于他也朝夕在期待着。然而，谣言毕竟只是谣言。
自蒲殿俊登基以后，各派势力在暗中斗争了十天，结果也就酿成了一场兵变。
蒲倒了，给与董、杨辈革命党人获得政权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与他们一个良好的教训：没有兵力不能固定自己的政权。在这儿，革命党人便乐得和实力派苟合了。兵变后的第四天，我们奉天承运的尹大皇帝又在我们四川省七千万子民的拥戴之下诞登大宝了。
尹昌衡担任都督。董脩武担任财政部长，实际上也就是内阁总理大臣或者宰相。杨莘友担任军事巡警总监。在这儿我们的大哥也有一份，他担任交通部长。其他还有多少部我不甚记忆，部长是些甚么人也不甚记忆了。总之，代表人物是尹、董、杨，其他也不过和我们的大哥一样，伴食大臣而已。
我们的大哥，他和尹昌衡一样，不是立宪派，不是革命党人，但也不是实力派。他的资格是东文学堂出身，是留学过东洋回来的，这第二批的新政府东洋帮最占优势，特别是东文帮。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差不多又被他们包办了。大哥在东文帮里面算是水面上的人物，所以部长的椅子也就有了他的一份。
新人一上台，委实又有一番新气象。都督是名实相符的军事家，四川立地便成立了四师新军（这在目前连四十师都有的四川当然不算多，然在当时的确是有点象孙悟空吹毫毛，在变戏法）。董太师的最高妙的财政政策便是多发纸币，多铸铜元。纸币不限于一元以上的银元，就是十枚、二十枚、五十枚至一百枚的铜元代用券也应有尽有了。有的是皮筋纸，你怕有甚么不能解决的财政上的困难？铜元也多样化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乃至五百文的都有。那当五百的大铜元，与其说是铜元，宁可说是“铜镜”。但这种铜镜，在后来又有分用的办法。一个铜镜把它剖成四色，每色又当一百使用。——四川的一部币政史，假如有人肯把它纂集起来，一定抵当得过极幽默的滑稽小说。
董脩武的德政，当然不是他一上台就造成了的，这儿所叙述的是综合着后来好几年的历史。不过这位太师他总还算是“行己有耻”的人，他后来（仿佛是民国三年的初间）终因为财政问题下了狱，而且在狱中服毒自尽了。
董脩武先生，认真说，要算是时代的牺牲者。中国人在梦里寐里时常所想念着的便是要富国强兵，结果是国虽然没有富而兵倒强了起来。兵数一天一天地增加，在有限的收入里横添出无数的军费，你教人怎能不滥发纸币？发纸币本来也并不是甚么恶劣的政策，只要你有相当的信用，相当的基金。但是在中国的国度里你那里去找那种基金？中国的纸币大都是没有相应基金的，也就跟整个中国不能富的原因是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作怪。董先生要算是死在这个吃人不流血的怪物的虎口里了。
这些都是后事。就靠着这一批新上台的脚色，多少总还有了一番作为。特别是那位担任军事巡警的杨总监，他真有点雷厉风行的手腕。他的军事巡警是要背马枪的，这比从前拿着一根哭丧棍的警丁大有威风了。然而那马枪对于当时的江湖派却是无上的诱惑。政府尽管成立了，而他们摆的公堂依然存在。他们从那变兵身上抢枪的滋味是一时不会容易忘记的。这军事巡警不消说就成了他们的对头，于是乎他们也就从巡警的身上来抢马枪。弄到后来巡警站岗是两个人或三个人背靠背地站着，手里端着上了弹的马枪。就这样，终竟也把那一时的无政府状态弹压下来了。
这从有产者的立场上说来，总要算是他们的功德。他们弹压民众的手段虽然比赵尔丰、周孝怀还要厉害，而声望却是日隆。他们在成都人的眼中就好象刘、关、张再世一样。
那位二十世纪的刘玄德的确也有点刘玄德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的老婆很多。他在未和自己的聘妻结婚以前，便先讨了六七位小老婆，而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当了都督之后收集起来的。他人很年青，在当时怕仅仅三十岁来往，人又魁梧，面孔也还漂亮，地位又是一省的都督。他偶尔从都督府里出来巡街，在他出府的时候大都督真是威风。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黑马，前呼后拥地总有十几匹马队跟着。马队在街上总是放小跑。在这时，街上的人不消说都要边让，两街坊的人家，特别是平常不大出门的女眷，便都争到街口上来瞻仰这位八面威风的大将军了。
女眷们心悬目眩地在瞻仰将军，将军在电掣风驰中其实也就在物色他的妃嫔。他的一些爱妾就是在这样的机会中挑选出来了。
成都人有一句意义转变的说话，便是“愿尽义务”。这“愿尽义务”四个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随意说出口的。原因是这样。有一次都督出府，经过都督府所在的皇城附近一家成衣店门口。那成衣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在都督从她店铺门口跑过的时候，她饱看了一场。谁知都督也把她饱看进心里了。都督回府之后，就在那天晚上，派了副官去和成衣店的老板交涉：都督看中了那老板娘，要请她进宫。你说，那老板是怎样的答复？他很鞠躬尽瘁地回答道：
“既是都督有心，小民愿尽义务。”
就这样这“愿尽义务”便成为了成都人的话柄。这位尹将军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寡人好色”的表现还不仅这一点。
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脚名叫杨素兰，他的确是一位天才。我在成都看见他唱戏的时候，怕已经六十多岁了，然而他还是在唱闺门旦（花衫）。三二十年前，在他年青的时候，他是炙手可热的。有过一位总督很喜欢他，他时常出入公门。在那时的司道府县的大小候补官员没有一个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
尹都督也看上了这位老天才。他真异想天开，公然叫他扮成女眷进他的都督府。
有一天晚上是天才的不幸，在他进都督府门的时候，却闯着了那位号称张三爷的杨总监，把他破获了。这件事情便闹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们的尹大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己诏，把杨总监褒奖了一场，似乎是称他为“铁面御史”。
中国的旧社会实在是一种怪异。象尹昌衡这些行为，真是够荒唐了，而在一般人看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三妻二妾是几千年来的“礼法”，愈见是大人大物，他的妻妾便可以愈见多。当事者自以为荣，而旁观者不胜歆羡。就象尹昌衡这一个例子，他自己就丝毫没有甚么内咎的。不，不仅没有内咎，他反而在自己夸奖自己。有一次我听见过他在成都青年会演说，他的题目是“英雄与好色”。他的演说我没有听完，只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三段论法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里。他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大前提）
昌衡好色（小前提）
所以昌衡是英雄（判断）
我不是来讲逻辑的，他这个三段论法究竟犯了逻辑上的那一条错误，我现在不管。总之你可以看出他是在怎样地自我陶醉！他既自封为英雄，所以我在这儿把他的佳话记述一些出来，我不是在揭发别人的阴私，我是在描写一位“英雄”呢。
尹大都督他到底不愧是一位英雄，在他的治下，那位以杀人成名而绰号“屠户”的赵尔丰终竟被人屠杀了。
快到阴历年底了，赵尔丰依然住在总督署里面。
外边对于他造了不少的谣言，说总督署里面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几架机关枪陈列在大堂上，想乘机攻打出来。新政府屡次想要解决他，终不敢轻易动手。
快要到阴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许也怕是想立出一项功业来挽回他的名誉罢？他终竟派了三营人把旧总督府包围了起来。里面并没有甚么动静，他们也就攻打进去。衙门里面那里有甚么兵？大堂上面那里有甚么机关枪呢？比诸葛亮的“空城计”还要空得厉害的，是老卒残兵的影子都不见一个。
一直走进里面去搜查的是一位哨官[95]，名叫陶泽锟。他最后终竟搜到了赵尔丰的寝室，他闯进门去，里面打了一发手枪出来。
赵尔丰病了，是睡在床上的，只留着一位“蛮丫头”（四川人是这样称呼的，是否“蛮子”我不知道）在服侍他的汤药。那打手枪的就是这位蛮丫头了。
一位病夫，一位女子，当然只好束手就擒。蛮丫头好象当场便被枪决了，赵尔丰便从病床上拖了起来，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脑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样被指挥刀斫了下来。
赵尔丰假使不病，或许他早已设法逃跑了？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他在经营西藏上，大约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纪才五十上下，头发都已经白了。特别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蛮丫头，四川人差不多没有人不称道她的。这位少数民族的女性为中国封建势力的末路，却点缀了一段优美的光辉。古代的所谓“忠义”，结晶在这位女性身上了。
赵尔丰死后还有小小的一场波折。
陶泽锟杀了赵尔丰后，尹大都督立地升他为标统[96]。大都督自己把赵的首级提在手里打马出都督府，游街示众。
待他跑到东大街，从一家店铺的楼上“搭”的一声打了一枪下来，打中了他背后的一位马弁。大都督回马便跑，提着人头又跑回都督府里去了。
放枪的人，有人说就是帮助赵尔丰成名为“屠户”的那位傅华封。[97]他跟随赵尔丰一同进藏，赵在屠杀少数民族上，他也帮了不少忙。
当成都围城时，傅华封忠于他的主子，曾率领边军救赵。但到了雅州，四川已经独立，他的部下因而溃散了。他被擒获后，尹昌衡要奖励“忠臣”，没有杀他，并把他聘为顾问。后来尹昌衡进藏，不用说傅又成为了尹的羽翼。他著过一部《西康建省计划书》，主张把四川西部和邻接地区划为“西康省”，就是要为新的主子拓土开疆了。
[1]清末以黄底蓝龙旗为国旗：辛亥革命后至一九二七年，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条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2]作者原注：“你看，我被人杀了！你看，我被人杀了！”
[3]见杜甫诗《蜀相》。
[4]三国时诸葛亮故事，即三分天下、六出祁山，三顾茅庐、前后两出师表。
[5]即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三国蜀汉主谥昭烈皇帝。
[6]祀三国蜀汉刘备、关羽、张飞的祠堂。
[7]刘士志（1867—1910），名行道，四川达县人。清末举人。
[8]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清汉军正蓝旗人。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尚书等职。一九○八年任四川总督。
[9]语出《新唐书·裴行俭传》：“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
[10]语见《论语·子路》。
[11]清马骕撰。
[12]即《唐宋八大家文钞》，明茅坤选编。
[13]作者原注：四川人当时叫作京帽。
[14]即纽芬兰岛，今属加拿大纽芬兰省。
[15]见李白诗《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16]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贫穷人吃酒的我想来也不外是这种心理，自然有的因为天寒无衣要借酒来抵御的，这虽是别样的要求，然而是同样的悲剧。”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17]原名《myers’general history》，美国迈尔（p.v.n.myers）著。
[18]作者原注：英文“number one”（第一号）、“all right”（是）的不够准确的读音。
[19]作者原注：英文“broken”（不完全的、不连贯的）的读音。
[20]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唉，他并不仅是不怕，而且还由衷的欢迎。他的章法是：‘你要斥退就请斥退罢，正合孤家之愿也！’象这样死了心的人，你无论怎样的严刑峻法你都是把他没有办法。不怕你就锯下他的头，你就挖出他的心，你就把他用硫酸来烧死，你就把他身上的肉用刺刀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凌迟碎剜，任你就用尽了你所能想到的新式的革命的刑罚，你都是把他没有办法。革命家的死了心，也就有这样的神情。死是他所欢迎的，所以你不能够把死的威胁来屈服他。不过革命家的信念自然和李同学的信念大有不同。革命家的信念是‘非革命不足以救济社会’，而李同学的是‘就把书读好也会被晚母毒死’。无论怎样的信念只怕你死了心，在死心踏地的面前，一切支配者的权威都失掉了他的生命。”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21]薛涛（770—832），字洪度，长安（今属陕西）人。唐代女诗人。幼时随父流落蜀中，遂入乐籍。有《洪度集》。
[22]韦皋（745—805），字城武，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贞元元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二十一年。
[23]作者原注：怠工。
[24]日本的普通客栈。
[25]作者原注：《国民读本》。
[26]作者原注：“啊，啊！我是个小蜜蜂。”
[27]周孝怀（1876—1958），名善培，浙江诸暨人。著有《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等。
[28]赵尧笙（1867—1948），名熙，号香宋，四川荣县人。清末翰林，近代学者，书法家。有《赵香宋诗钞》等。
[29]蒲殿俊（1875—1935），字伯英，四川广安人。一九○九年任四川谘议局议长，次年创办《蜀报》，后被选为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旋即去职。罗纶（1878—1930），字梓青，四川西充人。曾任四川谘议局副议长，后被选为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一九一年十二月任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
[30]应为胡栋朝（1884—？），字振庭，广东番禺人。曾留学美国。一九○六年任川汉铁路工程师，后任川粤铁路工程主任，铁道部技正、岭南大学工学院长等职。
[31]初版本此处为：“lenin，trotzky”，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改为“列宁”。
[32]《晨报》，研究系机关报，初名《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主办其副刊原为《晨报》第七版，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改出单张，名《晨报副镌》，一九二八年停刊。
[33]邓孝可（1874—1950），字慕鲁，四川奉节人。近代实业家。时任《蜀报》主笔。朱山（1886—1912），字云石，四川江安人。同盟会会员。时任《蜀报》主编。
[34]半月刊，一九一○年七月创刊于成都，一九一一年六月停刊，共出十二期，蒲殿俊任社长。
[35]孙即***（1866—1925），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创始人。有《***全集》。黄即黄兴（1874—1916），字***，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辛亥革命领袖之一。有《黄兴集》。
[36]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四川巴县（今属重庆）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著有《革命军》。
[37]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一九○七年在安庆刺杀清巡抚恩铭时被俘牺牲。秋瑾（1875—1907），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一九○七年与徐锡麟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失败后在绍兴就义有《秋瑾集》。
[38]温生材（1870—1911），字练生，广东嘉应（今梅县）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因刺杀清广州将军孚琦，被捕就义。
[39]黄花岗原称红花岗，在广州白云山下。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八十六人（一说一百余人）牺牲，后收得死难尸体七十二具，合葬于此地，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40]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同盟会员。民国成立后，任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有《马君武诗稿》。
[41]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四川巴县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参加组织起义军光复重庆，任蜀军政府顾问。
[42]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慕韩，四川隆昌人。一九一八年参加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三年与李璜等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次年创办《醒狮》周报，任总编辑。
[43]克来曼梭（g.clemenceau，1841—1929），通译克雷孟梭，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历任内政部长、总理、议长等职。麦索里尼（b.mussolini，1883—1945），通译墨索里尼，意大利政治家。早年参加社会党，提倡国家主义，后组建法西斯党，任首相，建立独裁政权。
[44]语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咸五，下登三”。
[45]即曾国藩（1811—1872），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清大臣，湘军首领。曾镇压太平军。有《曾文正公全集》。
[46]王光祈（1892—1936），字润玙，四川温江人。社会活动家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之一。著有《少年中国运动》、《东西乐制之研究》等。魏嗣銮，字时珍，一八九五年生，四川蓬安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著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等。李劼人（1891—1962），四川华阳（今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著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周太玄（1895—1968），名无，四川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著有动物心理学》等。
[47]指赵尔巽。制军是清代对总督的一种称呼。
[48]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清光绪状元，近代实业家。从一九○一年起，从事立宪运动。一九○六年与江、浙、闽立宪派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为立宪派领袖之一。有《张季子九录》等。
[49]西周晚期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县虢川司出上，盘有铭文一百十一字。
[50]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河南项城。北洋军阀首领。
[51]作者原注：宣统二年曾恢复过一次留学生的科考。
[5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近代买办官僚。一九一一年一月清廷补授邮传部尚书，五月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
[53]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这岂不是就给自己园里的花木被邻人们偷去种植在他们的园里去了，园主人只看见本园的凋落，邻园的繁荣，便羡慕邻人的经营的手腕，走去请他们来替自己经营自己园子吗？”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54]初版本此后尚有一段文字：“所以结果国家的诚意不能敷信于人，而实际上激成了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流血的斗争。”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55]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农历四月十一日），清政府取消粤汉、川汉铁路民办的成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五月二十日（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清政府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铁路国有”的名义，将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
[56]作者原注：四川方言，有残刻的意思。
[57]赵尔丰（1845—1911），字季和，清汉军正蓝旗人。曾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等职。一九一一年四月继其兄赵尔巽四川总督。有《赵尔丰川边奏牍》。
[58]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清满洲正白旗人。曾任湖广两江、直隶总督，一九一一年五月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有《匋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
[59]作者原注：经查明，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成都罢市是八月二十四日（阴历七月初一日），赵尔丰捕人是九月七日（阴历七月十五日）。
[60]岳锺琪（1686—1754），字东美，号薑园，四川成都人。清大将军。康熙末，任四川提督；乾隆间，奉命平大金川莎罗奔之乱，官至兵部尚书，封威信公。著有《薑园集》等。
[61]作者原注：当天开会做主席的是颜楷，一位年青翰林。公司总理是曾培，此处记忆有误。
[62]初版本以下文字为：“——当时四川的邓孝可就好象苏俄的鲁那查尔斯基一样。不消说他的报告并不是纯粹的报告，他是带有批评带有反抗意味的报告。会场在他报告的经过中已经就很有几分紧张的气味了，在他报告完了之后继着是罗纶登坛。”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改如今本。
[63]指端方。
[64]王人文（1854—1939），字采臣，号豹君，祖籍南京，生于云南太和（今大理县）。白族。光绪进士。宣统元年（一九○九年）任四川布政使（即藩台），宣统三年三月（一九一一年四月）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在署理总督赵尔丰到任前为护理总督。因支持保路运动，被清政府革职。
[65]见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一九○六年九月一日）谕旨。
[66]一九○七年川汉铁路改归商办。
[67]语见《庄子·胠箧》。
[68]即傅华峰（约1870—1929），名嵩炑，四川叙永人。赵尔丰离川边后，护理川滇边务大臣；保路军起事时，率边军赴成都救赵，至雅安被俘，后归乡里。著有《西康建省记》。
[69]应为九月七日当天。
[70]据《辛亥四川事纪略》，九月七日“成都血案”确知姓名的死难者计三十二人。
[71]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曾任清末四川、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等职。
[72]电文题为《岑宫保专电告全蜀父老子弟文》。
[73]一九○七年四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停刊。于右任、杨守仁等创办。
[74]英国作家王尔德根据圣经中故事改编的独幕剧。剧中人物沙乐美为了吻到先知约翰，唆使希律王处死约翰。卫士把约翰的头盛在银盾牌里，捧给沙乐美。
[75]日报，一九一○年十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一三年九月停刊。于右任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等先后任主笔。
[76]贵州新军于十一月四日起义，次日成立贵州军政府。
[77]即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任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第十七镇统制；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副都督。
[78]今四川康定。
[79]李经羲（1860—1923），字仲仙，安徽合肥人。清末任云贵总督，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任为政治会议议长。曾参与张勋复辟。
[80]张鸣岐（1875—1945），字坚白，山东无棣人清末任两广总督，镇压黄花岗起义；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任为广西民政长，曾参与张勋复辟。
[81]沈秉堃（？—1912），字幼岚，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任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时抢先独立，被推为广西都督。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浦口商务督办。
[82]王莽（前15—后23），字巨君，东平陵（今属山东）人。汉元帝皇后侄。汉平帝时为大司马，独揽朝政后弑平帝，自称摄皇帝；不久篡位，改国号新。
[83]初版本此后尚有一段文字：“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狂喜着的一些年青学生也都预感到这新兴的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国家总怕要遭一次厄运。”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84]董脩武（1879—1915），四川巴中人。曾任同盟会总部评议员、同盟会四川支部长。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总政务处总理兼财政部长。
[85]杨莘友（1887—1928），名维，四川叙永人。同盟会员。一九○七年在成都筹划起义、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军事巡警总监、全川警备司令等职。
[86]王述怀（1880—1960？），名树槐四川乐山人。同盟会员。一九○七年在成都筹划起义，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四川都督府参谋、蜀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87]即杨莘友、王述怀、黄方、黎庆余（靖瀛）、张治祥、江永成，史称“丁未成都六君子”。
[88]应为丁未（一九○七）年。
[89]作者原注：矛。
[90]贾长沙，即贾谊（前201—前169），汉雒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有《贾太傅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语见《过秦论·上》。
[91]初版本此后尚有一段文字：“这些感想，当然不是辛亥革命的当年的任何人所有的我们在当年个个都幻画出了一个幼稚的梦，以为把满清推倒便可立地富强，但可怜这个梦在满清尚未推倒便早已幻灭了。”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92]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这时候大家已经忘记保路同志军是推倒了赵尔丰的元勋，大家仍然把它当成平时的土匪看待了。
[93]尹昌衡（1884—1953），字太昭，四川彭县人。同盟会员。清末任四川陆军小学总办（校长）；辛亥革命后任大汉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四川军政府都督。
[94]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清末任广西、云南新军协统；辛亥革命时发动云南新军起义，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有《蔡松坡先生遗集》。
[95]作者原注：相当于排长。
[96]作者原注：相当于团长。
[97]放枪的人是赵尔丰的镖客张得奎。后尹昌衡将其释放，用作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