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

我现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阬底挖出土来。

我不是想学augustine[1]和rousseau[2]要表述甚么忏悔，

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3]要描写甚么天才。

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1928年12月12日

第一篇

一

大渡河流入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4]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名叫沙湾，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锺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5]，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叫韩王庙，这所祀的韩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韩信，还是宋时的韩世忠。那以前大约是客省人的会馆。

场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6]。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的安磐写的[7]。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场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象寺的山门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连姓林的人也都没有了。

尽管是没有甚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较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特别可以记述的是那清洁的茶溪。

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渐渐扩大了。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因为这样，堤内的溪水自然汇成一个深潭。水是十分清洁的，一切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复着。

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但随处差不多都有榕树，都有荔枝，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这真是奇异的现象。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没有看见过，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

在我们乡下，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黄角”。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因为发育的迅速，不两年便要闹到喧宾夺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因为这样，乡里人总很嫌厌它。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能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铁钉，隔着小小的红绿的三角布，拿去钉在树身上，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祓除的。象那容易膨胀的黄角，那当然不免要多受祓钉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祓钉的灾难。这虽然不免要给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儿纳凉垂钓，倒是再清凉也没有的。

大约就是因为山水比较清秀的原故罢，一般的人文风尚比起邻近的村镇也觉稍有不同。

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但那儿也有十来颗秀才的顶戴，后来在最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赐举人[8]。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凤毛麟角般的事体了。这位举人可以说是时代悲剧的表现者，我在这儿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

这位举人姓陈。他原来是一位贫寒的儒医，在乡上开了一爿小小的药店。他年纪已经老了，接连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虽然是恩举，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他穿起花衣补褂，四处拜客，大约得来的贺喜钱也是很不少的。

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顶戴，或者也可以说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贺喜钱，却才是害人的毒药。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贺喜钱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叹息，说：“假使他不中这一个举，不得这一笔贺喜钱，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于遭这样的惨难罢。”

人的寿命，在当时的人看来，好象比名和利还要贵重一点。但事实上也并不见得是那样。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糟房、茶店、烟馆，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便把生命都置诸度外的吗？他如越货行劫的勾当，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视为豪杰的行为。

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们沙湾，差不多没有不发生出这个联想的。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我们沙湾。我们沙湾的土匪头领如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有的我们在小时候还一同玩耍过的。

杨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边上放风筝，杨三和尚也走来了。他已经是不敢十分公开行动的人，他走到我们旁边来站了一会，但一翻身又滚在旁边的一个阬里去了。他说：“差人来了，请费心遮掩着。”我们朝远方望去，果然看见来了几位差人，是从城里县衙门派来的背着前膛枪的皂隶。他们是有捉拿土匪的任务的。我们立在那阬旁边，若无其事的一点也没有移动。那差人们走近拢来，不注意地又走过去了。

杨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搭救徐大汉子的时候。徐大汉子也是我们场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头领。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笼子里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杨三和尚领着他手下的弟兄赶去把他劫抢了回来，同时还杀死了一位陈把总。这件事真把乡里闹得天翻地复了。本来是人人视为畏途的铜河，更好象完全化为了地狱。铜河流域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样。

事情发生了以后开了好多粮子[9]到我们街上来，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都赶来了。我们真是看了不少的热闹。但在我们小人们以为热闹好玩的时候，老年人一个个都是悬心吊胆、食不下咽的。因为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一来，他们便要剿灭我们沙湾场，说沙湾场一场的人都是窝匪。父母大老爷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体了。

全街的绅粮们不知道告了多少饶（恐怕还送了不少的“程仪”），两位青天大老爷才准许专抄杨三和尚的家。杨三和尚的家是在场上，就在我们住家的斜对面。青天大老爷的天恩虽然已允许了专抄杨三和尚的家，但他们的头脑真是聪明，他们要叫差人点起火来，就来烧毁那杨家的房子。这和烧毁全场有什么区别呢？栉比着的街房中无论怎样有灵的天火，怎能只干脆地烧毁一家？为这事当然又苦了那十几个秀才的顶戴。他们朝衣朝冠的屡次求情，最后才办到把房廊拆毁之后运往大渡河前去焚烧。一般的人说，这是青天大老爷们的无量恩德，同时不用说也增进了那十几个亮铜顶子的光耀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周折，在府县到后的第三天上，杨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烧起来。那时候的光景真可说是壮观了。堂皇的一列三间一连三进的房子，连拆带烧整整费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边上，好象火烧连营八百里一样连烧了二十几大堆。我们小人们不消说很愉快，老人们到这时候自然也要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幸灾乐祸的残忍性，高谈他们的福善祸淫的老教条了。他们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门一步的女人们、四乡附近的农夫们，也都走到河边来看热闹。卖小食的、演戏法的、看相卖卜的，都羼集到火堆近旁来包揽生意。那简直就象五月间办王爷会的一样了。——我们乡里人说：五月里王爷菩萨生，每年都要办神会的。这位王爷菩萨大约就是二郎神，是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的儿子，他是职司水利的神祇。

乡里人这样的高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免去了自己的灾难，乐得来看肖神[10]，乐得来看青天大老爷们的天颜，并且也乐得暗暗地满足了自己报仇的欲望。

乡里人的地方观念是很严重的，别的省份是怎样我不甚知道，在我们四川真是在大的一个封建社会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小的封建社会。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11]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过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我们那小小的沙湾，客籍人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江流域以南的人好象各省都有，因此杨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镇里的厌弃了。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渐渐地在那儿发起迹来，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

在客籍中我们一姓比较发达，因而和杨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璤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但土著只杨姓一家略略有点门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户，因此人财两方都敌不过客籍，在竞争上自然总是居在劣败的地位。愈觉劣败，愈不心服。因此，便每每有倒行逆施的时候。杨姓人在乡里差不多成为了一般人的公敌了。

公敌的房廊被剿，这是怎样大快人心的事呢？大家都在河边上看热闹，只有杨三和尚的家里人在被拆毁了的废址上痛哭。杨三和尚的父亲也被青天大老爷们绑去了。

象这样，氏族间的对立，地方观念上的恶感，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是没有甚么作用的。我们小时候总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象《三国志》或者《水浒》里面的人物一样。自从经过那次迫害以后，他便完全成为了秘密社会的人。关于他，有不少的类似小说一样的传说。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甚么时候，死在甚么地方。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永远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十五六岁的灵敏的少年。

铜河的土匪尽管是怎样的多，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一般成为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产人家的子弟，在那时候他们是被骂为不务正业的青年，但没人知道当时的社会已无青年们可务的正业，不消说更没有人知道弄成这样的是甚么原因了。

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12]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曾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抢的人也大概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在我们家里出过一件事实的证明。

我的父亲[13]在年青时候采办过云土[14]来做生意。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

听说有一次我们家里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运回，在离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抢劫。挑脚逃散了，只剩着采办的人回来。父亲以为我们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

抢去了的东西又送回来了，还附上了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就这样无姓无名，不知是甚么人写的，也不知道是从甚么地方送来的。

二

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时候。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15]。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16]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17]。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产状就略略有点异常是可以无碍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两手那时还很守规矩。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我是八儿。八儿虽然说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匹驯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是一匹受难的羔羊。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18]，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璋[19]，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谢氏[20]，大约是云南人罢。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罢？（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21]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周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象是云南人[22]）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三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没有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了。[23]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沾染着甚么习气。她在十五岁的时候也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论起阀阅来，我们和杜家当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我们是两个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们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个秀才。这和州官大老爷的门第比较起来当然要算是高攀了。不过我母亲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儿也就可以下嫁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象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象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收租，租谷是由佃农们亲自背来的，背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有一顿白米饭吃。因为这样的原故，农人在上租的时候，便一家老小都来了。各人在背上多少背负一点，便可以大家吃一顿白米饭。

吃饭用白米，这在我们吃惯了白米饭的人，当然一点也不觉得稀奇。但是我们须要知道，在我们乡里，我想别地方的农民也怕是一样罢，农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换句话说，农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养的猪的食料一样。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现象，到现在当然是只有更坏的了。

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吃，乐得吃点别人的残余，自己都觉得是无上的恩惠。这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

我们家里由两个麻布几时变成了那样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听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24]的一代积累起来的，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同族上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25]，他在年青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当过“长年”[26]。他和我们的曾祖当然是从堂兄弟。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长年”，想来我们的家也不会是怎样光大的。

这位族曾祖他后来的财产比我们还要富裕了。他起家的历史很有趣味，我是听得来的。听说他在我们家里当“长年”的时候，有一次挽粪，挽粪档上有一个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样他便下了工，他那个食指后来便成了残疾。他下了工之后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并不是甚么好高尚的营业，只是做了一个卖瘟猪肉的小食物的贩子罢了。

我们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以玉蜀黍来酿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为猪的养料，所以养猪也就是糟房的附带营业。大凡一家糟房总是要养四五十条肥猪的。

猪一多，猪瘟流行的时候那可无法炮制了。乡里人那时候当然没有兽医的知识，在猪瘟流行时，唯一的应付手段便是把猪牵出来“晾”[27]，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这样简单的方法，应效的时候很有，但不见效的时候也不能说不多。在猪主人看见无法治好的时候，便趁着猪在未死之前赶快卖给瘟猪肉的贩子——死后当然也卖，但价钱要便宜得很多。因为乡里的习惯，凡是出过血的猪，虽然是瘟猪都还有人吃；假如是死猪，那就很少人吃了。

就在一次有剧烈的春瘟流行的时候，瘟猪贩子的族曾祖，他一手承揽了几百头的肥猪，载了几船想运到大渡河下游去贩卖。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投机事业，因为这也等于是买空卖空。他并没有一个钱的资本，瘟猪只是贯来，要变卖了之后再来还债。万一载到下河去，瘟猪通同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随着瘟猪葬进大渡河里面的鱼腹了。

但是，他的运气来了！病了的瘟猪从那秽气滔天的猪圈里解放了出来，在大渡河里面受着新鲜的河风吹荡，温暖的太阳光的浴沐，一条条病了的瘟猪，说奇怪一点也不奇怪，都不药而愈，依然是上好的大肥猪了！

就这样，那位族曾祖便发起迹来。这当然并不是甚么光荣的历史，但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我们自己的曾祖是不是也是这样发的迹，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想发迹的历史恐怕也不算甚么光荣罢。不然，我们的老人们一定要向我们夸讲的。

在曾祖一代才发迹的家，但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费了不少。曾祖是一位独儿，但他的儿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们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个长子便死了。我们的曾祖母姓丘，是续弦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有这样多的儿婚女嫁，一代积展起来的家业当然要受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家业分到我们祖父一代来的时候，又只是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这当然是很有限量的。

我们的祖父[28]行二，他在外边讲江湖，和他的兄弟，我们的四叔祖，两人执掌过沙湾的码头。听说他在世的当时，铜、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绰号叫“金脸大王”，因为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这样讲江湖的人是不顾家的，他不能不疏财仗义。所以在他的一代，家业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儿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这也是很费盘缠的一桩累赘。

在我们祖父一代，家里人好象才开始读书。我们的三叔祖、大伯父[29]，都是进了学的。但是行二的我们三伯父[30]，行三的我们父亲，因为家业凋零，便再没有读书的余裕了。我们的父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不能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桥的王家，父亲的外祖家里的盐井上当学徒。我们父亲学商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来当家管事了。

就这样，我们父亲在年青的时候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十三四岁的少年便要当家管事，我父亲的实际家的手腕我是很钦仰的。他虽然不是甚么奸商，但是商业的性质，根本上不外是一种榨取。这是无可如何的。他在年青的时候，好象甚么生意都做过，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粜纳五谷，好象甚么都来。甚么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铜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处当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的生意总是四处剩钱。但我们父亲到后来也偶尔对我们说过，说他很有说不出来的痛苦，便是剩来的钱一手交给祖父，而那仗义性成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给他的弟兄们去了。但我们祖父尽管是怎样的散财，不几年间在我们父亲手里公然又把家业恢复了起来，又能买田、买地、买房廊、买盐井了。我们父亲时常说，假使祖父不死，我们的家业还要发展到好几十倍。因为在我们父亲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祖父便过了世，弟兄之间便说起了不少的闲话来，使我们父亲灰了心，他有十几二十年把家业完全丢了，没有过问。

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母亲还背着小我三岁的弟弟[31]亲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说都是我们母亲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初来的时候，听说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是由妯娌三人（那时我们的九叔[32]还小）轮流担任。一手要盘缠，一手还要服务家庭，令人倍感着贫穷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隶。

三

我的父亲很有找钱的本领。我们这一房人也特别多。这是他在兄弟之间遭忌的重大原因。他们总以为我们有很大的私房的积蓄。但关于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很明确的记忆可以证明是冤屈。

这已经是我十岁时候的后话了。闹了好多年辰要分爨的家终竟分析了，但又并不是彻底的分析。我们有三四百石租的田地没有分，有可以进现钱的五六口盐井没有分，有好几家租出去的铺面和糟房没有分。盐井是由大伯父和九叔执掌，田地、房廊归三伯父掌管。我们就仅仅得了几十担现存的租谷和十二串现存的制钱。析议成定的那一天，我记得父亲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言的苦闷了半天。我们人口又多，那时我们的大哥、五哥，都在成都读书，用度又很不小。这当然是使我父亲苦闷的重大的原因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母亲和我和我的兄弟两人，把母亲床头的一个木柜打开，把我们兄弟姊妹历年来逢年过节所得的“封封”——便是大人们逢年过节赏给小人们的赏钱，多则百文，少则五文，都是用草纸包裹着，上面糊以一层红纸的——一封一封地取出来。有些红纸都已经翻黄了，我们把它一一地解开来，总共算凑积成了三十几串钱。这要说是我们的私房，我们的私房天公地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但就只这一点的积蓄也成了父亲的再起的资本。

父亲把家业抛荒了二十年，但逼到临头，为儿女的养育计，终竟不能不重整旗鼓了。他就把那四十几串现钱，另外又在我们那位顶有钱的瘟猪贩子出身的族曾祖那里借来了二百两马蹄银来做资本，重新又过起年青时候所过着的生活来。但是，实在也奇怪，不几年间我们又在买田、买地、买房廊了。父亲时常对我们说：这是上天有眼，祖宗有灵。但我恐怕应该说是：吗啡有眼，酒精有灵罢？因为我们父亲的营业，主要的是烟土、糟房。逼得中国全国的人无论有产无产都只好吸烟吃酒来麻醉自己的，更透辟地说一句：是应该感谢帝国主义者的恩德！

我这样说也不是有心要诽谤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处在那样的社会，处在那样的时代，他当然不能生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意识。但父亲在晚年他也知道烟土的流害，他早已把这行营业中断了。

父亲的天分好象是很卓绝的。他早年失学，关于学问上的问题当然说不上来。但他实际家的手腕、他的珠算、他的无师自通的中医，一方面得着别人的信仰，一方面他也好象很有坚决的自信。关于算术上的加减乘除，我们用笔算，他用珠算，我们总快不过他。后来因为我在外国学医，他来信笑过我，说是学医何苦要跑到千万里外的外国去。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很阴郁的，愁苦的。在我已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满脸的愁容。他因早年过劳和中年失意的关系，心身两方都好象受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他的神经系统我恐怕有时是有点反常罢？在小时候他对我说过两件往事。

是父亲年青的时候。有一次年关看看快要到了，他往府河的青神、眉山一带收了账回到嘉定城，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他在城里也了结了一些残务，大概是午后二三点钟的时候。想留在城里过夜，时间未免过早。但要动身回家，那是一定要走黑路的。走黑路是他年青时候所常有的事情，所以他踌蹰了一下也就决定动身回家。但走到离家十五里路远的酆都庙的地方，天色果然黑下来了。

酆都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那儿有四五十家人家。得名的原因是那儿有一座奉着酆都天子的酆都庙，香火是很隆盛的。小时每逢春秋二季上山扫墓，我们有走过酆都庙的时候。那庙宇很宏大，有十殿的塑像，有最可怕的鸡脚神无常。那个地方在我们小时候的感觉中真正就象是酆都[33]一样。

父亲走到了酆都庙了，天上虽然微微在下雨，但也朦胧地有点月光。纵横离家只有十五里路了，所以他依然放下决心走路。

他走到离家十里的鞋儿石了。这儿是一座颓废了的关口，地位是在一个颇崄峻的斜坡上，一边靠山，一边临河。河水在冬季枯涸的时候，关下是要露出一片很远的沙碛的。

父亲走上鞋儿石了。头上有微微的丝雨，朦胧的月光。他忽然听见在远远的沙地上有奇怪的叫声，据父亲说，那是鬼叫。

父亲说：“我听见那鬼叫的声音在那远远的河边上。我的毛根子撑了几撑。我自己冒着胆子向着自己说：这鬼朋友可怜我一个人走路太孤独了，公然来陪伴我来了。

“吓，真是稀奇！待我说口没落脚，那鬼的叫声突然到我脚边上来叫了！这真是使我全身的毛骨都耸然起来。我车身向它一看，看又看不见甚么，那声音又往远远的河边上去叫去了。你不看它，正向着前面走，它又跑到你脚根子上来叫。你看它呢，它又到河边去叫了。就这样每走三步，它总要叫唤一声，但也并不作怪。因此，我也就泰然起来，任随它跟着我叫。

“就这样，我走了五里路，走到了陈大溪（这儿离家只有五里路远），我自己不免着起急来。我想，它跟着我走倒不要紧，万一它跟着走回家，它在家里作起怪来怎样呢？我愈想便不免愈不安。但我回头又想：它既是那样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来，它也可以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去。我便照样办。我说：朋友，多谢你送了我一程。我现在快要到家，你也请回去安息罢。

“吓，奇怪，真是奇怪！”这依然是父亲自己的话，“我就这样说了两句，那鬼朋友突然大大叫唤了三声！——但是，从此以后便永远不叫了。”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这样说，而且不仅说过一次。那样严格的父亲，他当然不会向我们儿辈撒谎的。小时候我为这个问题很费解：我们当然不信有鬼，但是父亲却亲自听见鬼叫。

还有一件是在我们九叔母死了不久的时候。不知道是做头七还是二七[34]，那时候是要烧冥钱的。同时也要烧“车夫”，是在黄纸上印着的车夫，准备把冥钱运往阴间的苦力。

七的法事已经做过，冥钱已经烧了，我们小孩子们都已经睡了。父母的居室是与九叔的居室对称的，中间夹着中堂，中堂上停着九婶的棺材。

父亲也快要睡了。但他正待解衣的时候，他忽然听见九婶的居室门口有异样的叫声。那儿是放着烧了冥钱的铁锅的。父亲很诧异。他点起灯出来一照，但又甚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起初怕是甚么老鼠在叫了，”父亲说，“但我转身回到房里，刚好要脱衣裳的时候，那怪声气又叫起来了。我觉得真是奇怪。我又点亮出去一照，但那声音又没有了。就这样往返到第三次，那声音又叫起来，我只得去找慎封（九叔名）来问他。我问他听见甚么声音没有？他说他睡模糊了没有听见。我问他，烧冥钱的时候车夫忘没忘记烧？他也答应得不明确。后来我们便四处寻找，果然在外边的酒缸上有一卷车夫原封原样的放着。我说，啊哈，这真难怪得了！赶快把车夫来烧了。之后，那声音也就停止了。”

这也是父亲亲自对我说过的，而且也不仅说过一次。这更使儿童的脑筋得不出答案来了。在这儿不惟有鬼，而且还有阴间。做贿赂的冥钱既有效力，车夫也和现世的苦力一样。天地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而是父亲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亲口说出的。

但这些在现在是很容易解释的。很明显，是我们父亲有一时性的精神上的异状。两种都是幻觉，特别是幻听的一种。

前一件事情的解释是他的精神已经很疲劳了，夜间走到酆都庙那种富有超现实的暗示地方，又加以有微微的雨和朦胧的月，这在乡里人的迷信上认为是出鬼的时候。有这几种原因尽足以构成鬼叫的幻听了。父亲自信是正直可以通神的人，所以他更可以演出那种“呼之使来，唤之使去”的把戏，结果只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向外边的投射罢了。

第二件的解释也是同样。父亲当时的身心状态是怎样，我现在不十分明了。我想大概也是因为甚么事情疲劳了罢。那没有烧的车夫，他在无心之间一定是早已看见过的。只因为忙于他事，没有提到意识界上来。但到夜深人静时，潜意识的作用又投射到外界去，演出了那么一番的周折。

父亲是有这样一时性的幻觉的，照他那异常苦闷、异常严格的风貌看来，或许还有点轻度的epilepsie[35]罢？但是原因是怎样，我却不甚知道。

和父亲的风貌正成反照的是我们母亲。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开明的，乐观的：她有一个白皙的三角形面孔，前头部非常的发达，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和她的面孔很相近。她自己本身没有异状，但她异母的兄弟姊妹们里面却是很鲜明的有精神病的患者。

我所知道得最详细的是她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舅。他这人的确是患了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他年青时听说是很聪隽的，八股也做得很出色当行，挂过水牌[36]几次，但几次都没有进学。就因为他有一种怪脾气，总爱冒犯场规。譬如他把文章做好之后，自己太得意了，提起笔便圈点起来。这在当年的考场中是极端犯禁的。又譬如他默写“圣谕”或“四子书”[37]，一默写总是任性写一长篇，超过了所要求的限度之外。就这样，不怕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和主考者时有夤缘，但终把他超拔不起。他这毛病后来简直成为永住性的了。

在我小时，他一年总要到我们家里来一两次。他来的动机总是为了要点生活费。在他的意思，以为我们母亲把杜家的祖坟山上的风水一个人占尽了，所以只发我们这一家。因而我们家里的钱，他也可以来要求点余润。

他的面貌和我母亲差不多，只身材是极端的矮小。他一天到晚都在念《金刚咒》，走路是非常迂缓的，走不两步便把眼睛闭起，捧起佛来，口中念念有辞：

金刚金刚弥陀弥陀，

四轮四乘四大天王，

八轮八乘八大金刚，

勅勅如律令哑哑呸。

我们小时候觉得他非常滑稽，时而跟着他学，但他也不责备我们。我揣想，他的眼前怕时常有甚么鬼神的幻影出现罢？他相信那样简单莫名其妙的咒语有辟邪的魔力。

他很会谈鬼，小时候晚上放了课总爱去请他说鬼。他的资料多半是取于《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38]等笔记。他说起鬼来都很有条理，很有兴会的。我们听的人不消说也很有兴会，尽管是听得毛骨竦然，但总要无餍足地找他说鬼。

这种神经系统上的缺陷或者是由舅氏的母系传来的罢，因为在异母妹的我们母亲身上却没有这样的痕迹。我们的兄弟姊妹八人也没有甚么异常的状态。

母亲的资质很聪明，不怕她幼时就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有一首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39]

这是一首唐诗，我始终能够记忆的，但我总没有机会去考查这诗的作者和题名。——其实这并不是好稀罕的诗，是很容易考查的。

母亲手很巧，很会绣花。她总是自画自绣。乡里人很夸赞她。但她画的荷花上，荷叶是在荷花梗上生枝。我们后来笑她，她说：“我是全凭一个人想出来的，那比你们有甚么画谱、画帖呢。”

母亲的性格当然也是自负心很强的。

家庭中的长辈，除父母而外，影响到我生活上的人很少。我出世的时候，祖父母已经过了世。伯叔辈有他们的僻见，虽然同居，和我很少发生关系。家中还有一位很老的曾祖母，她是活上了一百岁才死了的。她和我相处的日子很浅。多少有点关系的要算她的百岁坊的建立罢。

她的百岁坊建立的时候是我八九岁的时候，坊表立在乡场的北端，刚刚成为了沙湾场的门户。那建筑工事的本身，有许多文字和雕塑的装饰，这或者在我后来的文艺的倾向上有点潜在的作用。

工事的开端是面基底，那真是再慎重、再周到也没有。最初是去浮土，挖出一个很大很深的坑。其次再一层一层的用大石、细石、木材、瓦粉等把那坑陷充实起来。再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由一片一片的砖砌成一座很高、很庄严的华表。

坊上用的砖是自己烧的。特别在远处请来了有名的匠人，砖上塑有不少的浮雕式的人物。这当然最能使我们小孩子喜悦了。烧砖的地方可惜是在离家三十里的千佛崖，我不曾去看过那塑像怎样构造，在做小孩子的当时真是很大的遗憾。我们家里的规矩是除跟着大人之外不许一个人走出离家一里路以外的。要往千佛崖去，那简直就和我们现在要往埃及去看金字塔一样的困难了。

千佛崖的本身本来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那如它名目所表示的是在临河的崖岸刻着有许多佛像，虽然并没有上千，但也有好几十个。小时候并没有考查过那是甚么时候凿就的，可供考证的资料除佛像的本身外甚么也没有，没有碑铭，也没有寺院。这些东西在古时应该有的，但在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内是连痕迹也没有了。佛像已经是很有年代的，露天地经过了很久的风化，有的面目已很模糊，有的更连影子都没有，只剩着一个空的石龛了。这或许是唐代的旧物，受了嘉定的大佛寺凿成大佛岩的影响，有甚么苦行的大师到那儿去驻锡[40]，才在壁上刻出来做纪念罢？这当然是我一人在这儿发出的空想，但要真正决定千佛崖的年代事实也并不困难，由佛像的样式可以考出，由地层的研究也可以考出。但这些事情怕只好等到理想社会实现以后的考古学者了。

千佛崖本身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在那儿又有许多匠人在砖上塑像。我小时是怎样的想去参观哟，但我们家里不许可。我们当时的家塾生活，不消说也是没有星期的。

四

父亲自己虽然失学，但他在我们儿辈的教育问题上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我们家里自己起了一个家塾，请了一位专馆先生。

先生姓沈名叫焕章，是一位廪生。他是犍为县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来我们家里主教，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二哥（三伯父的儿子）都先后进了学了。因为这样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们家里人尊敬他，乡里人也尊敬他。

我自己是四岁半发的蒙。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甚么那样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这儿是有几个原故。

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儿童的欲望并不甚奢。他要“骑马上学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骑起竹马，抱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哟！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象弹词，但又不十分象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罢。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如果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左右各放一张。

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简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得出来。乡下人的眼泪本来是很容易出来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声音拖得长些，多加得儿个悲哀的嗝顿。

在我未发蒙以前，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圣谕”先生的善书了。

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象不很坏。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那种就象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象蚊虫一样。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

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便允许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是用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的。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了。——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痼没儿童性灵，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些罢。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甚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但已经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样反抗也没有办法了。这回是我父亲用强制手段把我抱进学堂里去的。别人都笑我是“逃学狗，逃学狗”，我那个时候真是无可如何了。

所谓“扑作教刑”[41]，这是我们从古以来的教育方针，换句话说，要教育儿童就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读书是为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捱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约能打徒弟的先生在当年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教刑也很严。

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往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这打屁股的刑罚真是再野蛮也没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自己抬到“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地挽起衣裳，脱下裤裆，把两爿屁股露出来，让“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儿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样地在那刑具之下战栗哟！儿童的廉耻心、自尊心，是怎样地被人蹂躏到没有丝毫的存在了哟！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们家里的用人，我们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讨他的欢心。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刘老么他是很能体贴我们的。他为先生削竹片总是择选嫩的竹子，而且两头都是不当着节疤的。这样的竹片打起人来不大痛，又容易破。不过破了有一点不好处，就是打下去的时候，两个破片有时会挟着皮肉，特别疼痛。

还有不好处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时候，先生省得麻烦，便从学堂的篱栅上把细竹抽来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囫囵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节，断一节。打在皮肉上的总是节头。

我发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罚。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来，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实上这种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较起来还要好受些。因为受刑的人是有意识的，他的皮肉已经有接受竹片的准备。最难受的是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乱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不大适用，总是在夏天。这单薄的衣裳、单薄的便帽，怎么也抵不住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编篱栅的细竹。

我最忘记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疱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顶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这样又打得一头都是疱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象这样的刑罚我们叫做“笋子炒肉”，先生骂我们的时候就说是“牛皮子在痒”——其实何尝是痒和搔痒的那样轻快的事体呢！

除这“笋子炒肉”的刑罚之外，我们还要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罚站，罚跪土地。

跪土地是跪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的。我们家塾里的土地是三合土，那真是硬得难受。单跪土地还不要紧，先生不高兴的时候还要把一条板凳来顶在你的头上，家里的板凳多半是楠木的，而且还有牙齿，那真是又重又痛。但这还不够的时候，先生还叫你顶水。在板凳的两端一头放一碗满满的水，这是要使你伸直大腿、伸直腰、伸直颈子，长跪着动也不准一动的。动了一下，水如昃了一珠，那可不得了，那又要惨受“笋子炒肉”的非刑了。

从前的做官的人就是这样打出来的，所以他们一做起官来便在百姓的头上报仇。他们的严刑峻法不消说是“青出于蓝”的了。当然，象我们这样超过了三十的人大都是受过这样的教育的，所以这种教育的应用我们也用不着太说远了，就在上海的所谓文明都市，就在我们自己的目前，不是还有铁锯分尸、钉板抓背、硫酸灌头、电流刺脑，各种各样新发明的花样吗？……

在家塾里所受过的非刑中，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种更残酷的便是“诗的刑罚”。这东西真把我苦够了。我在发蒙两三年之后，先生便要教我作对子。起初是两个字，渐渐做到五个字，又渐渐做到七个字以上。这已经是够受的刑罚。因为连说话都怕还不能说条畅的小孩子，那里会能了解甚么虚实平仄，更那里能够了解甚么音律对仗呢？但是做不出也还是要叫你做，做到后来，公然要做试帖诗[42]了。甚么“赋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得‘楼’字”、或是“赋得‘漠漠水田飞白鹭’得‘飞’字”之类的诗题。你看，这是不是就和巫师画的神符一样呢？

假使是教育得法的时候，这样不自然的工作也未尝不可以叫小孩子做出。因为在温室的栽培里，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早期的开花。但我们所受的不仅不是温室教育，尽可以说是冰窖教育。就是应时也怕开不出花来，那里还能早期呢？那种痛苦，回想起来都还犹有余痛。每三天一回的诗课，早饭过后把应读的书读了，便对着课本子瞑坐。翻来复去地把前面改了的旧课拚命地观摩，想在油渣里面再榨点油出来。用陈了的老套头甚么“二月风光好”、“三月风光好”、“四月风光好”之类，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觉得难乎为情。起初是无聊的枯坐，后来渐渐变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来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来，那就只好逼得流眼泪了。

这就是所谓“诗刑”。这“诗刑”怕足足受了两三年的光景，这是怎样的一个有期徒刑呢？不过在为受这“诗刑”的准备上我也算得到过一点好处。

我们家塾的规矩，白日是读经，晚来是读诗。读诗不消说就是为的是做诗的准备了。我们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这些虽然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甚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等，总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只有这一点，可以说是一日的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还不能说是十分的安全。

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韩退之的诗我不喜欢，文我也不喜欢，说到他的思想我更觉得浅薄。这或许是后来的感情也说不定。

五

庚子之变，资本帝国主义的狂涛冲破了封建的老大帝国的万里长城。在一两年前还视变法为罪大恶极的清廷，也不能不企图依照资本社会的模型来改造自己的国度了。

废八股而为策论，这是在变革过程中的一个最显著的事实。这是必然发生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消说便直接地影响到我们家塾教育的方法上来了。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不消说我们是从试帖诗的刑具解放了下来。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感谢的，便是我还没有受过八股的刑具。甚么破题、起讲、搭题、承题等等怪物的毒爪，看看便要加在我头上来的，我在几希一发之间公然免掉了。我是怎样地应该向着甚么人道谢的呀！向着甚么人呢？——向着帝国主义者罢。

帝国主义的恶浪不消说是早冲到了我们那样偏僻的乡间。譬如洋烟的上瘾、洋缎的使用，其他沾着“洋”字的日常用品实在已不计其数。不过使我们明白地认识了那种变革，就是我们小孩子也意识到了的，是无过于读“洋书”了。

真正的“洋书”不消说我们当时还没有读的资格。我们除圣经贤传之外，开始读了一部《地球韵言》[43]，一部《史鉴节要》[44]。这两部在当时是绝好的启蒙书籍，是用四言的韵语写成，对于我们当时的儿童真是无上的天启。

一直到癸卯年实行废科举而建学校的时候，这个变革才一直到达了它应该到达的地方。在那年的秋闱过后，不久就有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45]在省城里产生了出来。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五哥进了武备。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象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

甚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46]等书报差不多是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这些书籍里面，《启蒙画报》一种对于我尤有莫大的影响。这书好象是上海出版的，是甚么人编辑的我已经忘记了。二十四开的书型，封面是红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文字异常浅显，每句之下空一字，绝对没有念不断句读的忧虑。每段记事都有插画，是一种简单的线画，我用纸摹着它画了许多下来，贴在我睡的床头墙壁上，有时候涂以各种颜色。

书中的记事最使我感着趣味的是拿破仑、毕士麦的简单的传记[47]。小时候崇拜他们两个人真是可以说到了极点。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仑的废后约塞芬[48]，她在死的时候还取出拿破仑的相片来表示爱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泪。毕士麦没有拿破仑那样动人，但是我很高兴他爱狗。我家里也有三条大狗，我一出一入就呼着它们相随，自己也就象成了东方毕士麦一样。

还有一篇《猪仔记》[49]。这是一篇小说体裁的文字，叙述外国人虐待中国工人。内容我现在不大记忆了，好象叙的是一位不学好的青年把家财荡尽了，被人骗去做了猪仔，卖到美国的甚么地方去开垦。沿途不消说受了无数的辛酸，卖作农奴之后，在外国人的监工者的皮鞭之下流着血汗做很艰苦的工作，所得的工钱有限，而且那有限的工钱大概依然是要被地主剥削去的。地主有种种恶毒的制度、圈套来束缚工人。譬如让他们赌钱吃烟，使他们永远是穷到一钱不名，做终身的奴隶。这位青年做了多年的苦工，受了无限的虐待，已经弄得来三分不象人，四分不象鬼了，自己深深的在痛悔前非。有一天农场里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来视察。这位留学生原来就是那猪仔的老同学，两人无心相遇。学生虽已不认识猪仔，猪仔却还认得学生。到这儿学生才把他赎回了中国。

内容大概是这样。这里虽然充分地包含着劝善惩恶、唤醒民族性的意思，但从那所叙述的是工人生活，对于榨取阶级的黑幕也有多少暴露的一点上看来，它可以说是中国无产文艺的鼻祖。

这文章从资料的性质上看大约是留美学生做的罢？处理材料的态度也很象受了一些美国作家jack london[50]的影响，但可惜我现在记不起作者的姓名，但那书中也好象是没有姓名的。同样性质的文章我在中国的近代的文学里很少看见。中国年年也有不少的留学生渡美，美国留学生中也有一些文学青年，中国工人的生活好象全不值他们一顾的样子。中国先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人也不少，但没有看见过有一篇描写工场生活的文章。

这部《启蒙画报》的编述，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念着它。近来中国也出了一些儿童杂志一类的刊物，但我总觉得太无趣味了，一点也引不起读者的精神。或者我现在已经不是儿童，在儿童们看来或许又有别样一种意见罢。以儿童为对象的刊物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办好，可惜中国人太不留意了。

除开这些书报之外，还有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脩身、国文等等，差不多现在中学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有一部《笔算数学》[51]，是甚么教会学堂出版的东西，我们沈先生他自己自修了一遍，便拿来教我们。我们从加减乘除一直也就学到开方了。那书所用的亚剌伯数字都是楷书，我们运算时也用那正工正楷的亚剌伯数字来运算，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好笑。

家塾的壁上挂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面《东亚舆地全图》，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真使我们的观感焕然一新。我们到这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的一样。

促成这样的变革的自然是时代的力量，世界的潮流，但我们那种偏僻的乡陬，在周围邻近乃至县府城中都还不十分注意的时候，我们独能开风气之先，很早的便改革了过来，这儿却不能不说是人力了。我们沈先生的锐意变法，这是他卓识过人的地方。象他那样忠于职守，能够离开我见，专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见绝少。当然他起初也打过我们，而且很严峻地打过我们，但那也并不是出于他的恶意。因为打就是当时的教育，不是他要打我们，是当时的社会要他打我们的。但他能以尖锐的角度转变过来，他以后便再没有用刑具来打过我们了。在当时我们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就读《东莱博议》[52]。两者的文章都比较好懂，而且也能互相发明。这真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我以后也好象又聪明了一些，先生隐隐地在把我当成得意门生看待。

助成了我们家塾革命的还有一个重大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大哥，郭橙坞。他是十三岁便进了学的人，天资当然是很不弱的。不过他几次秋闱都没有及第，在最后一科失败之后，他突然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急先锋。成都是一省的都会，接受外来的影响自然较早；他在成都所接受的影响直接传达到我们乡里来。放足会是他首先提倡的，我们家里人在乡中解放得最早，就是五十多岁的我们的母亲，那时候也把脚解放了。女子素来是不读书的，我们的妹子和侄女[53]也都跟着沈先生读起书来。这些不消说都是他的主张。乡里的蒙学堂也是由他提倡的，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

蒙学堂的先生姓刘，是嘉定人。他是成都新开办的师范养成所的第一批学生。他也是很热心，很能忠于职守的一个人。由他的一来，我们乡里人才知道有“洋操”了。我们的沈先生只有这一点他没有采办，但他叫我们去参加了刘先生的“洋操”。那时候的“洋操”真是有趣，在操“洋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集拢来参观。

那时候叫立正并不叫立正，是叫“奇奥次克”，叫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向左转是“西他里母克西他里”，走起脚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有趣，又觉得好笑。这些很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然觉得是真正的洋货了，但可不知道它们究竟是那一洋。这个秘密在现在的我当然是解决了的，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口令，所谓“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我们的“一二三一二三”而已。成都才办学的当时，请来的日本教习特别多（其中连日本的皮匠师傅都聘请来了），聘金特别的贵，就象这样骗小孩子的体操都用日本教习来教，连那样基本的口令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可见当时办学人的外行，也可见中国人的办事草率了。但尽管那样，我们倒是感觉着很浓厚的趣味的。

大哥那时候已经考上了东文学堂，在那儿学习一年便要送往东洋去留学，所以他只有在年暑假才能够回家。东文学堂的教习不消说重要的都是东洋人。在甲辰年的暑假，大哥跟着两位东洋教习去游峨眉山回来，他邀着那两位东洋人绕道到了我们家里。东洋人的名字一个叫服部操，我叫他是“佛菩萨”；一个叫河田喜八郎，我叫他是“河田稀耙烂”。他们说的话我不懂，我说的话他们当然也不懂。他们在我们家塾里住了三天，那时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为好奇心所驱遣，时常爱跑去找着那两位东洋人说话；我也学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朵”、“萨约那罗”[54]。

使我惊异的是这两位东洋人非常的吝啬。他们有一个宾铁罐子，大概装过饼干的，上面有些油画，我欢喜它。有一天我们同他们一同往韩王庙去钓鱼，我就想把那罐子拿去装鱼。大哥便教了我一句日本话，意思就是说：我想要拿这个罐子去装鱼，好不好？我把罐子拿去向那两位东洋人照样的说了那一句话。不知道是我学舌学得太不象，还是我大哥仅学了半年的日本话还没有升堂，那样的一句话完全没有打响。我简直莫名其妙又把罐子给他们放还原处去了。

但是要说他们完全没有听懂我所学说的那句话吧，好象也不见得。晚上回来了，在灯下吃了晚饭。我大哥在陪着他们谈话，我也坐在那儿旁听。他们有时候又说到了我身上来，我以我的直觉晓得他们说的是我刚才学舌的那回事。我看他们的一个，就是那“佛菩萨”，指着茶碗说“chawan”（查汪），指着椅子说“isu”（以死），除此以外，便加拉加拉的，我就弄不清楚了。后来大哥回到父亲房里的时候，他谈起这件事情。他说，那东洋人的意思是说他教我说那样长的一句话不大好，教小孩子学日本话最好取那发音相近的来教；就譬如茶碗和椅子之类云云。这样我自然可以懂了。但我们大哥说，他也佩服那两位东洋人，一个空的罐子就把给小孩子做玩具也并不破费的，但他们却吝啬着没有给我。他很失悔教我去说了那一句话。

东洋人吝啬不仅这一点。他们在我们家里住了好几天，我们也很有礼貌的款待了他们。他们回到成都以后，隔了好久给我们送了四本日俄战争的画报来。这使我们父亲也佩服着他们的慷慨了。

不过东洋人的一来也为我们乡下开通了不少的风气，最显著的是我们父亲从那时候起便开始吃生鸡蛋了。这在以前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放年假的时候，大哥也回来了。他那时候已经毕了业，在明年的正月里便要出洋留学了。由他的宣传号召，同县中跟他同去有十几个人。他的意思很想要我同去，但父母不肯。为这件事情也很争执了一回，但总没有成功。我自己后来时常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是跟着我大哥同出了东洋，我一生的路径当然又不同，或者已经是成了一位纯粹的科学家罢？未曾实现过的事体，当然是徒费想象，但至少我这以后的生活是应该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的。

就在那第二年的正月元旦，我那时和我的父母是同寝室的，我很早的便起来了。父亲和母亲都还在“挖窖”[55]。大哥也起的很早，他走进房来了，便坐在我的床沿上和我两个谈话。

——“八弟，”他问我，“你是喜欢留在家里，还是喜欢出东洋？”

我说：“我当然想跟着你去。”

——“你去想学甚么呢？”

我却答应不出来：因为我当时实在不知道应该学甚么，我也不知道究竟有甚么好学。他代我答应道：

——“还是学实业的好，学实业罢。实业学好了可以富国强兵。”

其实实业的概念是怎样，我当时是很模糊；就是我们大哥恐怕也是人云亦云罢。不过富国强兵这几个字是很响亮的，那时候讲富国强兵，就等于现在说打倒帝国主义一样。我当时记起了我们沙湾蒙学堂门口的门联也是“储材兴学、富国强兵”八个字。

话头无心之间又转到放脚问题来了。大哥又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喜欢小脚。

我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

他满高兴的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

——“混账东西！”

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

——“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骂成蛮子去了！”

这真是晴天里一声霹雳。大哥是出乎意外的，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

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父亲，但是时代终竟是两个时代。单是对于“野蛮”两个字的解释，轻重之间便有天渊的悬殊。

除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我在这儿还要费几行文字来叙述。大哥年青时分性格也很浪漫的。他喜欢做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画画。他有一部《海上名人画稿》和一部《芥子园画谱》[56]，这是我小时候当成儿童画报一样翻阅过的。

《名人画稿》是工笔画。那里面有一幅公孙大娘舞剑器图，这和我在唐诗上读过的《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相印证，使我非常爱好。又有一幅美人图，是在一簇芭蕉之中画着半堵圆窗，一位美人掩着半边立在那圆窗里面。[57]书是连史纸石印的，当然没有着色，但那题的诗句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这真真是富于暗示的题句了。这红的一点不消说我可以想得到是那美人嘴上的樱桃。

大哥写的是一手苏字，他有不少的苏字帖，这也是使我和书法接近了的机会。我们在家塾里写的是董其昌的《灵飞经》[58]，还有那俗不可耐的甚么王状元的文昌帝君阴隲文。《灵飞经》还可以忍耐，但总是一种正工正楷的书法，令人感觉着非常的拘束。但一和苏字接触起来，那种放漫的精神就和从工笔画移眼到南画[59]一样了。

苏字在当时是很流行的，有多少名人大师都是写的苏字。这个倾向好象一直到现在都还支配着。这本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但在这儿也表示着一个社会的变革。封建制度逐渐崩溃，一般人的生活已不能象古代那样的幽闲，生存竞争的巨浪也渐渐险恶起来了。所以一切的生活过程便必然地要趋向于简易化，敏捷化。苏字的不用中锋，连真带草，正合于这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它也就肩担了流行的命运。

大哥的诗、书、画，不客气地说一句话，好象没有一样可以成家。他后来到日本也学的不是实业，结果是为时流所动学了法政回来。去年我脱险回武汉的时候，他自重庆写信慰问我，言“安知非暗中有鬼神扶持？”我只好惊叹时代的进行真如电火一样迅速了！

六

在我十岁前后，和外界的社会起了剧烈的变化一样，我身体的内部也起了剧烈的变化。

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惊异：我不知道我为甚么会有那样早期的性的觉醒。

那最初的征候怕是在七八岁的时候罢？那时候我们的家塾还在三伯父家的屋后。三伯家和我们不同居[60]，他的家在街面上，和我们相隔有两三家门面，但在后边是由一院空地相联系着的，在这空地上我们另外新建着一座学堂还没有完工。

三伯父的后院里面有一个花园，四围是有几笼竹林。峨眉山的山脉横亘在墙外。

有一天上午，读书读厌了，我借口向先生说要去小解——这是我们当时的唯一的偷懒手段。在家塾里读书是没有休息时间的，笔直笼统地要坐到把书读完，不是先生的大小便和自己的大小便，是没有松一口气的机会的。所以大小便便是我们的解放者，我们自然要尽量地来麻烦它们了。先生骂我们有一句口头话，便是“懒牛懒马屎尿多”。但是骂尽管是骂，多也未见得真多，而懒总尽管是要懒的。只要松得一口气，那时候真是达观，便是“呼我为牛便为牛，呼我为马便为马”了。

先生允许了出去小解，但并不往厕所里去，却走到园子里来。

时候是暮春天气，天日是很晴明的。一走到园门口来，看见我们的一位堂嫂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下面。她在那儿了望。她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葱白竹布衫子。带着乳糜色的空中，轻松的竹尾不断地在那儿动摇。堂嫂的两只手掌带着粉棠花的颜色。我在这时突然起了一种美的念头，我很想去捫触那位嫂子的那粉红的柔嫩的手。但奇怪的是我这个念头也不敢走去实现。

这位堂嫂是和我们同居的，我们三哥（大伯父的长子）那时也在家塾里读书，三嫂当然也是感着春闺的寂寞，希望在这儿和三哥邂逅的罢？但她那知道我那时那样的一个孩子也起了一个怪异的念头。

我立在园门前踌躇了一下，我也没有惊动她，便又转回家塾里去了。

这个回忆我始终觉得是我的性觉醒的最初的征兆。

但到后来实际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是在我十一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移徙到新的家塾里了，家塾的教程也施行了新法。先生虽然没有教我们的体操，但是听随我们自己学习的。

家塾和峨眉山相对，仅隔着一道篱栅。在篱栅的左端有一道石门，石门外边便是一带的田畴了。

校园中在石门的旁近有一株很大的桑树，那虽然并不是庭园性质的树木，但因它很高很大，家里人爱惜着没有斫伐它。

我们就在那石门和桑树之间安上一根坚硬的竹木，这便成为我们的铁杠了。倚在桑树上又竖了一根竹木，以备我们学习猿升式的攀援。

就是那竖的一根竹木坏了事。

猿升式的运动是以两手和两脚夹着竹杆攀援上去，巧而有力的人便只用两手，我们最初学习当然是两手两脚的。竹木过粗，攀援的时候很费力气。攀上了顶了，总不免要用两脚把竹杆紧紧地夹着，以防坠落，以便在上面多休息一下。

有一次我就因为在那上面休息得过久，竟很怪异地感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快感过后，异常的感着疲倦，便和熟了的一个苹果一样滑落下来。

就这样发觉了这种怪味之后，我便要时常来贪享这种快乐了。把竹杆当成了自己的爱人。

但是竹杆过高过大，未免太吃力了；后来在三伯父的园中又发现了一株还未十分长成的枇杷树，在一人高的地方有两枝对称的横枝，刚好可以托手。枇杷树虽还稚嫩，但因木质坚实，也尽足以支持我一身的重量。于是乎这枇杷树又夺去了那竹杆的爱宠了。

就在这样的时候不凑巧的又发现了几种奇书。

自从大哥出了东洋，我在他的书橱里面发现了一部《西厢》，一部《西湖佳话》，还有一部《花月痕》。[61]

《西厢》是木板的小本，有些不甚鲜明的木板画。关于《西厢》的知识在各种机会看旧戏的时候，耳濡目染地一定得过了一些，但和真正的原书相接触的，这要算是第一次了。自己也晓得是小孩子不应该看的禁书，便白天托头痛把帐子放下了来偷看。那时候大约是暑天，因为先生已经回去了。

词调是不甚懂得的，但科白却容易看懂。因此，蛛丝马迹地也把前后线索可以看得明白。甚么“莺莺不语科，“红娘云小姐，去来，去来”，“莺莺行且止科”等等，很葱茏的暗示，真真是够受挑发了。到了那时候，指头儿自然又忙碌起来，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达到了它的第三段的进展。从此以后差不多就病入膏肓了。连《西湖佳话》那样的书也含着了挑发性，《花月痕》那样的书，也含着了挑发性了。断桥情迹的幻影，苏小小的幻影，秋痕的幻影，[62]弄得人似醉如痴了。

我偷看《西厢》，后来被我们大嫂发觉了，她去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把我责备了一场。但是责备有甚么裨益呢？已经开了闸的水总得要流泻到它的内外平静了的一天。这种生理上的变动实在是无可如何的，能够的时候最好是使它少受剌激性的东西。儿童的读物当然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回想起来，怕我们发蒙当时天天所读的甚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我的或和我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的早熟，怕要负很重大的责任罢？

淫书倒不必一定限于小说，就是从前发蒙用的《三字经》也可以说是一本淫书。譬如说：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儆。

象这样好象是含着勉励的教训话，其实正是促进儿童早意识到性的差别。又如那些天经地义的圣人的典礼，甚么“男女七岁不同席”，“叔嫂不通问，长幼不比肩”之类，这比红娘、莺莺的“去来，去来”，所含的暗示不还要厉害吗？近来听说还有些大人先生们在提倡读经，愚而可悯的礼教大人们哟！你们为你们自己的儿女打算一下罢！

第二篇

一

一九○五年科举废止了。嘉定府的首县乐山县开办高等小学。

小学是设在城北的草堂寺的，还在建筑中便开始招考，招考的时期好象是九十月罢。

科举初停，一切都还是旧时的习惯，我们乡里有十几个人去投考，差不多各人的父兄都亲自送子弟入城，就象遇着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一样。

我当时也是应考者的一个，我的父亲也亲自送我入城。我们一共包了三只船，一同驶下嘉定。

从大渡河下嘉定是一船下水，假使是在暑天水大的时候，只要三两个钟头的光景。是在小水天，那就要五六个钟头了。

我们从清早动身，坐到午后三点钟的时候，远远看见有座很高的塔隐隐约约地从水平线上耸立出来。塔影渐渐鲜明了，在那右边又可以看见一座。前一座是嘉定城内高标山附近的塔，后一座便是正对着大渡河口的凌云山上的塔了。嘉定城一带红墙的影子也渐渐地在大渡河的左岸现了出来。高耸着的飞甍跃瓴的城楼，黑瓮瓮的森严的城门洞口，这在自然中长成的乡下人是第一次看见的。

我们同船的长辈向着我们说：

——“凡是初进城的人，进城的时候要向城门洞口作三个揖。”

这句话我们分明晓得是在开玩笑，但在心境里面总挟着几分怀疑，好象进城的时候真正是非作揖不可的一样。同时在他们长辈的心中，也怕同样地怀着了一种对于悲壮美的屈服罢？不然他们何以会拿作揖的话来向儿童们开玩笑呢？人力的伟大！这把城墙偶像化了。无论任何大小县城都有城隍庙供奉城隍老爷，这不和小儿要向城墙作揖的心理是一样的吗？——城墙的壮美是四川普遍的现象，出省以来这种观感便缺少发动了。北京城的城墙究竟不愧是首都的关系，那的确是很雄壮的建筑。

我下府城其实也不开始在这一次。在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母亲到过一次杜家场——我母亲的娘家。那时候我还只有一个兄弟，他还在吃奶。我们去的时候不消说也怕是赶的下水船罢，但这个记忆我一点也没有了。我只记得我们走旱路的时候，母亲乘着肩舆，我们兄弟两人是一人坐一个箩兜被一人担着。在田土里面走过，看见青青的菜叶。那时候一定是秋天，我记得是摘过胡桃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太阳还有不小的力量，母亲把她的换洗衣裳来挂在扁挑的两端，一头笼着一件，就这样便刚好构成两个小小的圆锥形的天幕。我坐在这样的一个天幕里面觉得非常有趣，我时常从那衣缝的门口掉头去望母亲或者看别的事物。我总这样好动，挑的人只是诉苦。

那时候的我，怕至多也只有四岁罢。那时候的确是到过嘉定的。

我们的大舅住在城里，住在他的大女家中，我们叫她是张大姐。她的家在做木炭生意，同时也在卖煤球。我们有一位哑子的白痴的大表兄就是她家中捏煤球的工人。他的头非常庞大，那显然是一种水脑（hydrocephalus）。他的白痴的原因就是在这水脑的关系上面了。他虽然是白痴，但他非常地爱我们，他看见我们便带着一种很亲密的痴笑，口中只不住“啊啦，啊啦”。

母亲的异母的二姐嫁在珠市塘的张家，我们叫她是张二姨娘。二姨娘的家在城北的外城之内，已经带有几分乡村的风味。家的前面是一片草坪，听说那便是珠市塘了。草堂寺就在家后不远的地方，从那儿有一沟溪水向珠市塘流来。

右手是一片岩窟，在那时候住着一个年老的女丐，我觉得她好象那童话中的熊家婆一样，她好象是吃人的一个女魔。

张家门口悬着一道立匾，写的是“太仆寺卿第”的几个字。这太仆寺卿是怎样的官职，我到现在也莫名其妙。听说我们二姨爹的大哥是李鸿章[63]的好朋友。他的二哥或是三哥好象做过江苏的巡抚，他们的家本是煊赫过一时的。但在我小时去的时候已经是颓败得不堪了。颓败了的原因便是一时死了那两位撑天的台柱。

那两位有势力的兄长一死，全家就象冰山一样溶解下来。二姨爹自己在家里起了一座私塾，靠教读糊口。他还有一位兄弟张十爷，这是很有名的一位疯子。我小时看见过他在大暑天穿着皮袍，拿着一柄光框子的团扇，有时又戴着一副光框子的眼镜。他的病症的确是一种躁性狂（mania），但他狂的原因是怎样，我可不甚明白。他这狂病不消说也遗传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名叫张杰，仅仅小我一岁的光景，我们后来是在小学里同过学的。

——“张杰，张杰，你有胆量吃沙么？”

——“怎么不敢。”他说着便在操场上杓把沙来，接接连连地吞进肚里。

我们嘲笑他：“你这人真蠢！那好不卫生！”

他还扬扬得意地说：“昔时蚩尤，兄弟九人，铜头铁臂，以沙为食。夫蚩尤以沙为食，乃臂可铁而头可铜，何不卫生之有？”

他总是这样的调门。他有一回吃屎，别人笑他，他又要举出越王勾践尝粪的典故了。他的文字颇清通，也证明他的脑髓并未完全失掉作用，不过有时发作起来便莫名其妙。后来终竟退了学，更好象是跳岩死了的。

这位发狂的老表还算是我们二姨爹的子侄中的好的一个。还有几个我不认识，他们终年在外面浪荡，把钱用完了便偷家里的东西出去变卖，东西偷完了又下板壁，下屋顶上的瓦。到我们后来快要离开嘉定城的时候，二姨爹家里的中堂已经只剩下几根梁柱了。

那回我和母亲进城的时候，便住在这珠市塘的二姨娘的家里。这儿的确是比张大姐的家要舒展得多。

我记得那时候草堂寺正在唱戏。有一位张狗儿，他是在二姨爹家里走动的，大约是他们族上的人。他背起我去看过戏。戏场里的人很多，背在背上也看不见台上的戏文，他便把我跨在他的项上。

戏台上右边的台口上坐着一位戴野鸡翎子的女人，正在临镜梳妆。一位年青的公子在她的左手边偷看她，渐渐移到她的背后；那女子大吃一惊掉头回顾，那当然是因为镜子里面现出了一位男子的影子了。女子一掉头，男子又赶快躲藏了。就这样一隐一显地往复了好几次。台上的乐器也就时抑时扬地帮助这种动作的律吕。

这是川戏《游金河》的一个场面。——这不消说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戏的情节我现在也记不的确了，约略是一位贵家的公子在金河弄舟，舟复落水，被神人引到龙宫，与龙王公主配合成亲的故事。那场面便是与龙王公主初次见面时的光景了。奇妙的是这场光景在幼儿的脑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记忆。

我们住在二姨娘家里，那张大姐说起了闲话来，在第三天晚上母亲生了气，便临夜赶回杜家场去。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隔着了那条大渡河。从城北到东门乘船，势必要穿城而过。我们母子三人同坐在一乘轿子里。母亲在轿门外插了三炷香，一面走，一面唤我们的名字：

——“八儿，讶出回来哟！元儿，讶出回来哟！”……就这样返复地呼唤着我们，这是怕我们的魂魄在黑暗中被甚么鬼魔骇出了躯壳，所以不断地在替我们招魂。这是我们乡下人的一种迷信。这种迷信好象是有世界性的，我们假如读过德国诗人歌德的《魔王》（《erlkonig》）的时候，我们一定便要生出一个联想。一位骑在马上的父亲怀抱着一个幼儿在夜中走路，魔王来诱惑幼儿，幼儿看见了那魔王的尾巴，听见了那魔王说话。父亲几次替他排解。但等他走到自己的中庭，幼儿已经死在怀里了。

母亲一面叫着我们，我总觉得有点奇怪。不消说我是没有看见魔王的尾巴，也没有听见魔王说话，不过在那黑洞洞的轿中站着，时而又穿过两面都是封火砖墙的阴晦的窄巷，也觉有些阴气逼人。

象这些事体——《熊家婆》的女丐，《游金河》的场面，赶夜路时母亲的招魂，封火砖墙的阴森，——虽然很模糊，可确确实实是留在记忆里的。那凌云山上的塔，高标山上的塔，赭红色的城墙，黑魆魆的城门洞口，应该是在幼儿的眼里显现过的东西，但不知怎的关于这些易惹注意的物象却偏偏一点记忆也没有。

我就这样在一九○五年进城的时候，就象第一次才看见了这些事物的一样，起了一种很大的惊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时的惊异怕也不过如是吧。

——我现在想起《熊家婆》的故事来了，那大约是在二姨娘家里听得来的。那的确是德国的grimm[64]童话里面的《红帽子》（《rotkappchen》）的古语。红帽子姑娘的母亲叫红帽子姑娘送点心和葡萄酒到林子里的家婆家去，在路上遇见了一匹老熊[65]诱惑她去采花。老熊先跑到家婆家里去把家婆吃了，那老熊把家婆的衣裳穿起，装起家婆来，这便是所谓熊家婆了。等那红帽子姑娘跑到时，她又被熊家婆吃了。——我所隐约记得的熊家婆的故事好象就在这儿截止。但在德文原文上还有一段后文。狼把红帽子和家婆吞了之后，便在床上睡熟了，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夫走过，发现了它，用剪刀把狼的肚腹剪开，红帽子和家婆又活了转来。红帽子还赶快去运一个大石头来装在狼的肚腹里面。等狼醒来，要走也走不动，终被压死了。

《熊家婆》的故事我相信一定是从这《红帽子》转化过来的。二姨娘家里人早在江苏一带往来，这种外国的童话，或者由英文的翻译，或者由德国的原文，很有可能由他们输入到了我们嘉定。但可惜我的记忆并不甚强，终竟只记得一点模糊的影子。

二

考试的规矩差不多完全和旧时的科举一样。因为科举初停，而且小学毕业的资格在当时是秀才，所以有不少的年老的童生投考，年在三四十岁以上的都有。

考的地方就是从前的考棚——这在后来改成了嘉定中学校。差不多有一两千学生拥集在考棚的仪门前应考。点名。点了名进去是左右两列很长很大的敞廊，夹着一个很宽很大的草地。敞廊里面横设着一排一排的案桌和板凳。案桌是在两边的石板桩上放着一个长而厚的木板构成的，在最外面的一个石桩上编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66]的字号。

考题是一道国文题和几道数学，我老早就把卷缴了。抢食了场中的面包之后，和一些小学生们把考案移在一个石桩上，一人骑着一头，便一上一下地闹起轩轾戏[67]来。

头场揭晓了，在将近两百名的考取生中我考的是第二十七名。在同乡的几个人中，我最年少，我也最占上列。父亲真是欢喜异常，就好象小考的时候我已经挂了水牌，立刻便可以成为秀才一样。

复试的情景也约略同样，结果我在正取九十名中考上了第十一名。别人很夸奖我。我父亲替我谦虚，其实他自己也是暗暗得意的。很阴郁的父亲平时不大肯笑，但在我考上了小学之后，他时常带着笑容。在城里带着我走了好几处亲戚人家。

我们那位疯癫识倒的大舅说：杜家的一门风水传到五姨娘（这是指我们母亲）那里去了。

我们的张二姨爹说：八老表和大老表一样，年少成名。

我自己真是不免有点肉麻，我不知道怎么会受他们那样的夸奖。

在我考试期中我们时常去游城内的高标山。山在城的西部，那和它的名字所指示的一样，实在是高标在一切之上。从那儿可以俯瞰城市，从那儿可以眺望四方的远景，从那儿可以看见嘉定城就象一个楔子一样，楔在两条河的中间。

一条是从我们的故乡流下来的大渡河，那在城的东面流过。

一条是从成都流下来的岷江的支派——府河（大约就是平羌江），在城的东北角上与大渡河汇合。

大渡河的流水是比较湍急的，府河便十分平缓。两河合流的地方就好象府河是被大渡河冲断了的一样。就在这合流处的北岸有一带浅山，那便是凌云九峰了。这把大渡河的水势障着，使两河合流后的河水不能不折向东流。

正当着大渡河口的凌云山的崖壁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石佛。那是唐朝时候一位海通和尚修的，很深很阔地把山崖凹陷了进去。这在当年大约是为减杀水势的原故罢？但就在那样功利的目的之下，竟凿就了那么一座伟大的佛身，作为永远的装饰。唐代封建文明的进步的确是可以惊人的。

石佛坐北向南，正整地和峨眉山觌面。峨眉山的山脉远远地横亘着，成为天然的屏障。

两河合流后的一段江水大约就名叫青衣江罢？明朝时候有一位乡贤（他与王阳明[68]同时，是为谏刘瑾[69]受廷杖处死的，在高标山上有他的祠堂，好象姓彭，名字我不记忆了[70]），他有两首即景诗是：

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遥闻戒夜钟。

闲借竹床听梵放，月华初到第三峰。

这首怕就是在高标山上做的，在空气很清澄的时候，凌云山上大佛寺的暮鼓晨钟，不消说可以听见，就是木鱼的声音也隐隐地可以传来。

林竹斑斑日上迟，鸟啼花瞑暮春时。

青衣不是苍梧野，却有峨眉望九嶷。

这首大约又是在凌云山上做的了。在凌云山上有这首诗的一个石碑，是倚立在大佛寺的门前的。这在从前听说被农人们运去做成了石桥，被王渔洋[71]发现了，又才收复了转来。

这两首诗真可算道尽了嘉定城周围的那种氛围气。

嘉定城的确是有几分旧式的诗的趣味。王渔洋的《蜀道驿程记》上说：“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72]——这可不是四川的嘉定人对于他的故乡的阿好语了。

考试过后，我们同到蒙学堂的刘先生的家里去，他也是送我们入城考试的一人。他的家就在凌云山的背后我们便先上凌云山去游玩一回。

从迎春门出城走到府河边上，渡过河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叫篦子街。在街的东头就是登山的道口了。

临河的山道在岩壁的半腰作平缓的倾斜而上。山石是赭红色的，清洁的泉水在路畔的细涧中流泻。临河的一面有蓊郁的丛林，只能听见水声，看不见河面。依岩的一面都是岩壁。岩壁上有所谓“蛮洞”（其实是汉墓），有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壁，有一个周年不断的滴泉汇成一个小小的清池，池后向前倾斜的岩壁上面大书着一个“龙”字。——这或者就是苏东坡[73]的诗上所说的“龙滃”罢？

苏东坡有一首诗好象就是在这凌云山上做的，我只东鳞西爪地记得几节是：

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

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虚名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滃口。

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看月时登楼。[74]

苏东坡是在凌云山上读过书的人，就因为他那“载酒时作凌云游”的一句，岩壁上也有一处刻着“东坡先生载酒时游处”的九个字的[75]。

在这题壁的附近，约略在登山的半途上，那伟大的石佛的颅顶便从岩畔突兀了出来。

石佛的颅顶刻着螺髻，从山路可以跨到头上去，一头都是很滑的青苔。那头顶的面积可以容下二三十人的光景。

大佛的顶上古时原有佛阁，在明末时候被张献忠烧毁了。佛阁的遗址只在两旁的石壁上留着了几个笋头穴。佛身从前也是金身，过了露天生活几百年，现在是一身的杂草了。

佛的右手有一条羊肠小道，我们走到半途，路便断了，这在古时怕就是走进佛阁的通路。由佛阁应该再有阶梯可以一直达到莲台的脚底的，那儿有一个小小的草坪。

大佛寺就在石佛的背后不远。更朝山上走，在那最高峰上便是苏东坡先生的读书楼了。此外还有甚么人的注易洞[76]，有郭舍人的尔雅台[77]，一座凌云山尽足够骚人墨客们一日的游玩。

三

小学是在一九○六年的春正开学的。

所有的学生都在堂里寄宿，我们从乡里进城便一直搬进学校。

这就草堂寺所改修的学校，我要算是前度刘郎。从前的戏台毁灭了，那儿成了学校的正门，和一带办事人的居室。戏台前面的广场成为操场，面着一片银白的细沙。左边是自修室，右边是寝室，正面的大殿便改成讲堂了。

学校的背后是一片荒山，同时也就是一片荒坟。建筑在那荒山上的外城便天然的成为了学校的后墙。学校左翼的尽头处有一道城门名叫得胜门，这是证明那外城在平定了一次内乱之后修的，听说修后还不很久，大约是李短□或者蓝大顺起事时的事罢。[78]

小学生活的第一学期，我虽然经过了性的觉醒，但还没有完全失尽我自己的儿童生活的天真。因为是过渡时代的学校，学生的年龄相隔很远，三十岁上下的成年要占过半数以上。我的年龄算是最幼的一起，体操的次序我是站在倒数第三的。

第一学期的课程，贫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入校不久，校长陈济民[79]先生便辞了职，他到离城三十里的流华溪公立小学校去当校长去了。他为甚么辞去官立去就私立，这儿当然有种种的暗潮存在；但这种暗潮的内幕，我们当时可无从知道了。

最令人害怕的是绰号名叫“老虎”的监学易曙辉[80]先生，他教了我们一些乡土志。这是比较有趣味的一门功课。他把嘉定城附近的名胜沿革很详细地教授了我们，同时还征引了些历代文人的吟咏作为教材。这虽然是一种变格的教法，但于我们，特别是我自己，却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听他的功课是一种苦事。在一点钟之内，坐在凳上，他不许你动移一下。你要略略动移一下，他便要大发雷霆了。学校开办后，“扑作教刑”的古制虽然废了，但他依然还是要打人的。

他是一位副榜，从前教散馆的时候也就可怕得有名。他的“老虎”的绰号就是从那时候得来。但在我们小学生中又把它音变而为“老鼠”了。他的眼睛很近，根据“鼠目寸光”的成语，我们又号他为“寸光先生”。但是事实上我们之怕他，实在比老鼠怕猫还要厉害。他的面色就象戏台上傅了粉的奸臣一样。两个皙白的面庞，一个大红的酒糟鼻，一副玳瑁圆框的近视眼镜。他一叫唤起来，真是有咆哮生风的虎威。

但就是这样一位可怕的先生，他不久又病了，一直到了暑假都没有回校。

结果只剩着两位先生。

一位是帅平均[81]。他是本县的廪生，是以本县的官费最初送出东洋的。他是那时候日本人特别替中国人办的骗钱学校宏文师范毕业的学生。他担任的教课是算术、音乐、体操、读经讲经。

他的算术真是可怜，除了照着钞本教了我们一些就象图画一样的罗马数字以外，他演起习题来差不多连加法都要弄错。

他学的是甚么柔软体操，教了我们许多日本式的舞踊的步法。

他的音乐最是自鸣得意的，他按会了风琴，教了我们好几首“吾党何日醒”的爱国歌。

这些便是他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学问，县里人费了不少的公费特别派遣人到日本去学习得来的一点成绩。帅先生已是中年，又没有甚么科学上的准备知识，当然也怪不得甚么，不过日本人惯会办学校来骗中国人的学费，这是公然的秘密。

帅先生的授课比较有趣味的还是他的读经讲经。第一学期中他整整地教了一篇《王制》，这是使我和旧学接近的一个因数。《礼记》中的《王制》是饤饾不可卒读的，但他把它分成经、传、注、笺四项，以为经是仲尼的微言，传是孔门的大义，注笺是后儒的附说。就这样把它分拆开来，也就勉强可以寻出条理了。

帅先生说：这不是他的发明，是得自他的“吾师廖井研[82]”的传授。这“吾师廖井研”的五个字在一点钟里面他怕要说上一二十遍。因此他的绰号也就成为“巫师吊颈”，再反过来便成为“吊颈巫师”。廖井研就是四川井研县的廖季平先生了，他是清朝末年我们中国的一位有名的经学家。他是张之洞、王壬秋[83]的门下生，听说张之洞有些学说是剽窃他的。譬如《公》、《谷》、《左》[84]三传一家说便本是廖季平的创道。他的根据是公谷双声，羊梁叠韵，同为卜商的音变。《论语》孔子有“启予者商也”[85]的一句话，启予就是左丘。子夏丧子失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所以左丘明就是卜商。

廖先生的经学多半就是这种新异的创见。他以离经畔道的罪名两次由进士革成白丁。就在宣统年间清廷快要灭亡的时候，他还受过当时的四川提学使赵炳麟[86]的斥革，把他逐出成都学界，永远不准他回到成都。他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位学者。康有为[87]的《新学伪经考》，听说也是采取了他的意见。

廖先生大约现在也还健在罢？他的著作极多，他的弟子可以说普遍于四川。帅先生是他的一名高足。帅先生很尊敬他，在我们当时看来，觉得他就好象是一位教祖。

帅先生的功课就是这几门，但这几门是并不吃力的学问；就是应该很艰涩的经学也因为他的教材有趣，我是一点也不觉得辛苦的。

剩下的还有一位刘书林先生。他是成都附近的什邡县的人，也是一名廪生。他这人非常的温和，在小学校中能够和学生接近而且没有绰号的，就只有他一个。他担任的是历史、地理、作文。

就因为这样的原故，在第一学期中，我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操场上玩耍。在操场上抛沙作戏，在操场上打兔子洞，在操场上翻筋斗。不到上灯，没有上自习室的时候。

除在操场里游戏之外，我们还有一件更专心的工作，便是毁坏偶像。学校本是寺院改修的，正殿和后殿依然存在，一些偶像都是垂下了帘幕的。在后殿的右手边有一座送子观音院，当中塑着三尊送子娘娘，下面塑着许多站像。观音院本是有木栏围着的，把木栏的柱子拔去一根便可以容一人进出。我们起初只是在院里作戏迷藏，或者爬上莲台去把送子娘娘头上顶着的红綾带子取下来。后来我们在偶像里面发现了一个秘密。

有一个站像，是一个裸体的男孩，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小帽，这帽子原来是可以揭下来的。我们把帽子给它揭下，在它的头顶上发现了一个小洞。原来那孩子的肚腹才是空的。把水从头上灌下去，水便从玉茎里流泻出来。这不消说就是从前的和尚对于祈求子息的人的一个骗钱的工具了。

这一个发现激起了小小的偶像破坏者的义愤，我们开始推倒那些偶像，更向它们洒起尿来。后来经施主们提出抗议，更在木栏外筑了一道板壁，我们便无从进去了。

在第一学期中我有一个极好的朋友名叫吴尚之，他和我同年同月，只比我长得几天。他的身材比我矮小，看来就象我的弟弟一样。

他是城里人。他的家就在月儿塘的丁东街，在城内是很有名的地点。那是在文庙的附近。文庙前面有两叠半圆形的泮池，池畔是砌着红石栏干的。就因为这泮池的原故，在那文庙附近的区域就叫着月儿塘。在泮池前面不远有一眼异常清冽的井，井内流泉的滴落时常丁东有声，因此便名叫丁东井。那丁东街又是因为丁东井得名的。

尚之的性情很驯静，他的面貌、言语、行动，都带着一种驯静美。他的性格可以说和我是相反的，但我们却是非常亲密，比兄弟骨肉间的感情还要亲密。

我认识他是在入小学校以前，还是在考小学校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我到高标山去，无意之间就走到县城隍庙的背后去了。

县城隍庙的后部是一所有名的蒙学校，那后面的敞场里有秋千，有铁架，有浪桥。有许多学生正在那儿游戏。

我立在高坡上看望他们。那时有一位很驯静白皙的少年从那草地走上坡来。他穿的是青洋缎的马褂，葱白竹布的长衫，我一眼看见他就好象接近了一个很清净的存在一样。他比如就象一个水晶石，隐隐含着有一段冷意，但这是很有含蓄的一种冷意。

我看见他，他也看了我一眼，但我们彼比都没有招呼，不消说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姓名的。

这位驯静的少年就是尚之了。后来他对我说我们的初次会面，他也和我一样，是留在记忆里的。那回他是由学校里回家。

因这样的一见倾心，我们不久便同了学，而且还同在一个自修室里。这不消说是很容易给我们一个亲密的机会。但我们是怎样亲密起的，我却一点也不能记忆了。

他喜欢研究地理，最爱画地图，而且画得非常精巧。他比我用功得多，白天是不大肯在操场里面闲耍的，毁坏偶像的玩意儿他也决不肯做，但他时常肯和我“奋飞”。——这是我和他两人之中的一个暗语，我们在夜间上自修室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声“奋飞”，我们便先后偷出学堂门，在城内去游散一两点钟回来。没有假单是不得出学堂门的，但我们和那门口的张稽查串通了，我们答应他给他买些咸牛肉、豆腐干或者落花生回来下酒，他是不阻碍我们的。

我们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奋飞”。奋飞出去做些甚么呢？大概是吃酒的次数多了。

尚之家里也是卖酒的。在玉堂街小十字口上他们开了一家酒店。我们便在那儿附近买些白斩鸡来下酒。嘉定城的自斩鸡是最有名的，那是很简单的一种做法，把鸡在白水里囫煮，煮熟后切成肉片拌以海椒、酱油。就这样简单的烹调法，却是最可口的佳肴。做这种小生意的，在嘉定城里差不多处处都是。雪白的鸡片，鲜红的辣油海椒，浓黑的酱油，……这样写着都禁不住唾涎的津津分泌了。

礼拜六是有半日休假的，城里人并且得以在家里过夜。休假的时候，我们总是时常在一道，登高标山，游凌云山，进西湖堂，城内城外尽有供我们游玩的地方。同一的地方，我们每次去游玩，也不会生出厌倦。

晚上他要回家，我也不得不回学堂了。我送他回到丁东街，他总又要回送我一程。我们在月儿塘那个空地里面，送来送去的，总要送好几次。

礼拜，我一早起来，便要跑出学校了。跑到甚么地方去呢？不是跑到玉堂街，便是跑到丁东街。找着尚之时，又是一天的游玩了。遇着下雨或者彼此有事情的时候，那我们便要彼此感觉着痛苦，彼此都写起信来。等第二天见面的时候，你拿给我看，我拿给你看。

我们决裂的时候也有，并且是容易决裂的。到那时候便彼此不说话，这样地闷过一天或者两天，便又用纸条子写起信来互相责问。责问的结果大家把意思疏通了，便又豁然地好起来了。

这样的情景，我们差不多是陷入了一种同性恋爱的心理一样，但是我们的相爱确是比恋爱更严肃。在旁观者看见我们，也有不少的人疑我们有甚么关系的，在我们当时的那些卑劣的同学们当中，这种揣测怎么也是难免。

那时候的那些同学们，不知怎的，大概都是一种变态性欲者。面貌稍微端丽的人，他们都要以一种奇异的眼光看你，他们都好象把你当成了女性的一样。一种不好的很普遍的习惯便是见了你咳嗽，这和一般下流人，见了年青的女子走过身时，向她咳嗽是一样的意义。

还有一种更下流而且在我们当时的同学中非常普遍的怪现象，便是“偷营”的事。这是在夜半深更乘着别人睡熟了要想去亵渎他的一种勾当。这在当时的小学生中稍有面首的差不多都人人自危。

我记得，那是在第一学期的暑期试验的时候了。有一位姓杨的同学，他有一天晚上约我半夜去唤醒他，他要起来温习功课。我照着他的约束去唤醒他的时候，他真可怜！在那样热的天气，我们差不多甚么都不盖的，他却是拥着很厚的棉被，在脚的一头而且还是用带子来捆了又捆的。他睡得很熟，但一头都是汗珠。我看见这样的情景起初很奇异，但我立刻觉悟到他是在严防“偷营”的了。

就是吴尚之咧，在当时也有人向他起过异心的。那是在第二学期中的事了。有一天晚上已经点名进了寝室，在九点钟摇铃熄灯前的十五分钟里，我从一间寝室的窗外经过，窗内有几个人正在聚首商谈，谈的就是怎样去暗算尚之的事。

那时候我和尚之不知道又因甚么事情决裂了，我不好直接去告诉他，我便托了一位姓蔡的同学去和他说：叫他今晚上睡觉谨慎些。

不知道是传话的人传错了，还是尚之听错了，他竟疑我要去偷他的营，这把尚之气坏了，和我竟有两三个礼拜不谈话。

当我们恢复了交情之后，有一天晚上他叫那位姓杨的小同学来叫我进他的自修室去。那时候他已经和我不同班，我们是不同自修室的了。他说：“你对于朋友很忠心，你很好，刚才你和你那几位同乡谈话，我派了侦探去听来。”

他派的侦探就是那小同学杨君了。

原来我的几个小同乡也疑我和尚之有甚么丑恶的关系。他们那天晚上在饮茶室里问我，我极端的否认，而且还责备了他们几句。

我和尚之是结拜成了兄弟的。这种结拜的风气在小学生中很盛行，但是交谊的笃挚却没有人赶得上我们。

我小时候的记性颇好，尚之也很不弱。

我记得是第一学期的学期试验的时候，刘先生讲的历史是《十六国春秋》[88]。那一些胡人的名字，是非常难记的。

尚之和我藏在一间没有人的自修室里面。我们彼此拿着书本暗记。我们分十行一次，十行一次的竞争，结果是只读一两遍便两人都记得了。

在那一回他吐了一口血，这使我非常惊骇。我们那时候当然是一点医学常识也没有，满以为他是过劳把血累出来了的。我觉得非常地对不住他。但是尚之说：他时常有这样的毛病，不要紧。——照这样看来，他当然在年幼的时候，就是得着肺结核的险症的了。

在第一学期中的生活只是“玩耍”二字，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学期试验的成绩我竟占了第一名。这使全堂的人都出乎意外了。

天大的风潮激发了起来。

第一，我是贪耍的一个孩子，平时毫不用功，何以会有那样的成绩？

第二，我在家塾里是相当受了科学的洗礼来的，同学的老学生们当然无从知道。

第三，我的高列损伤了那些老学生们的尊严。

第四，学堂的校长辞了职，监学病了，只剩着很软弱的帅先生，很温和的刘先生。

老学生们爆发起来，他们竟不惜加我以无上的污名了。

当时我还未满十四岁。我有一个丰满而白皙的面孔，因为发育好，身体很健康的原故，两颊上晕着红潮。还有我们家里的习惯和城里的风气不大协合的，我们那时候还有辫子，我们家里是要用红头绳缠的。这在平时也就常受城里的学生和老学生们揶揄的了。到风潮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残忍性便尽情地发泄了出来。

他们举出代表去包围帅先生，他们要查卷子。代表在教务长室和帅先生谈判的时候，一大群的人便围在窗外，大家你一声我一句的乱吼。

——“不公平！不公平！”

——“可惜我们的面孔不好看呀。……我们也去买根红头绳子来缠辫子罢！买点粉来打罢！……搽点胭脂罢！……”

起初我不知道他们在闹些甚么，我还走去看热闹。

一位姓徐的老学生，他那时候已经有三十二岁，一把捉住我的右手。他说了一声“你好呀！”捉着我总是不放。怕有十分钟的光景罢，我的手指都麻木起来了。好容易他把手放了，我的右手颈上显出一轮一轮的血痕，就象带了几副紫藤手镯一样。

榜也扯了，卷子也考查了。他们又找不出甚么不公平的证据出来。把那位帅先生从教务长室赶到校长室，从校长室赶到会客室，无论如何要他改榜。那帅先生逼得没法，也就只好扣了我几分分数。因为我在端午节请过一礼拜的节假回家。我被降到第三名，一般老学生方才把气平下去了。

四

——“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

受了侮辱的小学生暑假回到他的故乡，他所苦心惨淡地筹画的便是暑假后怎样去洗刷他的耻辱。

他晓得那些老学生们是很卑怯的，他们只是欺软怕硬。他的计策便决定了：暑假过后他要专门和他们所惧怕的先生们反抗，特别是那帅先生，那是他恨入骨髓的。

在他的意思以为那帅先生也是欺辱了他的一个。

端午节请假回家，原是学校准许了不扣分数的：因为城厢附近的人三天的节假中可以回家，而且平常的礼拜六和礼拜都是准许回家的。离城过远的人占不着这种便宜，所以才给了那种特典。但是那帅先生却被老学生们胁服了，终竟扣了我的分数。

扣分数是不要紧的，但那些老学生们所借口的不是说他徇私，不是还加了我一个不堪入耳的污辱吗？他不惟不惩戒他们，而且还屈服了；还岂不是自己承认是徇私，并且证明他们所妄加于我的污辱是事实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到下学期去总要报仇！

就这样我决定了报仇的方针，在暑假过后又进城上学。

第二学期的学堂比第一学期要算是大有起色了。

易先生当了校长，他的病也好了。

前任的校长陈济民先生也回到了学校里来，他专门担任国文。

这位陈先生是一位举人，他是再滑稽也不过的。但他的滑稽是包含得有针刺的滑稽，大家都有些怕他。

他是把包慎伯的《艺舟双楫》[89]拿来作教材的。讲的是奇偶急徐、起承转合的文法。文法的引例是《尚书·尧典》，这可以说是非常的艰深，但是在他讲来却是津津有味。不过程度太浅、全然不感觉趣味的人也怕是有的。因为在他那样有趣味的钟点里，偏偏有人睡觉。象遇着这样的时候，那陈先生的滑稽性便要发挥出来了。

——“o-ho，o-ho！[90]去了，去了。”

他偏着头，斜着眼睛，用这样的腔调形容那打瞌睡的人。那打瞌睡的人不消说是把头垂着就象风中的向日葵一样，东偏西倒，前颠后拐的。

陈先生一形容着，满堂的人便要笑起来。那可怜的人还是笑不醒的时候，陈先生便要打开讲堂门连呼学堂的老杂役李华：

——“李华！李华！你赶快抬一架床来，给某某先生睡觉。”

满堂的人轰堂大笑起来。——象这样的轰堂大笑，原因不必是一样，在陈先生的教课时间里总要发作一两次。

陈先生教课非常亲切，他改国文每改一个字或者添一个字，他都要很详细地替你说出理由来。他是一个理想的小学教师。

他本是一位举人，他的专门学识是《大清律例》[91]，但关于这项，我们没有受过他的教益。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便行了一次分班考试。因为嘉定府在第二年便要开办中学了，要在小学堂中预先抽一班人出来提前毕业。

分班试验只是一道国文题，我考的第三。那是易先生出的题，易先生看的卷子。这回可没有人说闲话了。

分班的标准不消说就在这国文程度的高下，但是还有一个附带条件，而且可以说是重要的条件，便是年龄的大小。年龄大的人虽然文字不好都可以升入预备班，年龄小的人那就不免有些危险了。

那一次照易先生及其他先生们的意思要把我降到乙班的，是刘书林先生替我力争，才得保持在甲班里。事实上年龄虽比我稍长几天而体格却小过我的吴尚之，他虽然考的第七，但也降到乙班去了。

尚之降到乙班，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共通的痛苦。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学堂，但我们的生活势不能不渐就分离了。

自从分入甲班以后，我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朋友。这位朋友名叫张伯安[92]。他的左眼是瞎了的，一脸都是天花的斑痕。

他失了的一只眼睛听说就是出天花的原故。

他是一位数学的天才。在小学校的当时，凭着自己的力量，他已经通晓代数了。

他在第一学期的时候，和我差不多完全没有关系。在第二学期中，是怎么突然亲密起来的，我现在也不记得了。他是二姨爹族上的一位侄孙，我们最初的接近好象是在二姨爹的家里。

伯安比我要大一两岁的光景。他和尚之是同小学的，在前原是非常的亲密，但在学校的第一学期中，他们也因为甚么事情决裂了。他们绝了交半年，经我的调解，又才把他们的交谊恢复了起来。我们三人真真正正学起了桃园结拜的故事来了。我们的结义愈添愈多，由三人添成五人，由五人添成七人，在中学堂的时候竟添到二三十人[93]。有许多人，我现在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我同伯安交好之后，我们的聚合便集中在他的家里。他的家在高北门外。他的父亲和伯父都是江湖上掌码头的大爷，是很可以号召一两万人的。就因为这样喜欢交游的原故，他们的家业非常空虚。不久他的父亲死了，他的伯父也相继死了，剩着许多兄弟姊妹，全靠伯安一个人支持。后来他虽然勉强从高等学堂毕了业，但他终没有机会出外发展他的禀赋。在我们四川的那样个井底天里，可惜埋没了一位天才。

第二学期中把原有的学生分成两班之外，还招了一班丙班和一班半年毕业的师范班。许多老的学生也转入师范班去了。

班数一加多，教员也不能不添聘，我们便得到了好几个新的教员。

有一位是杜少裳[94]先生，他是一位廪生，也是由日本宏文师范毕业，在暑假期中才回来的。他这人很聪明、很敏捷、很漂亮，一般人给了他一个绰号叫做“水晶猴子”。他是易先生最得意的人。他教我们甲班的数学和物理。

还有一位是王祚堂[95]先生，他也是一位廪生，是成都高等学堂预科毕业的。他的性格和杜先生刚好成一个对照。他很温厚、很寡默、很朴素，而且很矮，我们叫他是“地藏王菩萨”。他教我们甲班的历史、地理。他却是陈先生的得意门生。

这两位先生来了之后，便把刘书林和帅平均两位先生挤到乙班去了。但是帅先生依然在教我们的读经讲经。他讲的是《今文尚书》，以孙星衍[96]的《伏生今文尚书》为教本。我们在家塾里读的《尚书》是梅赜[97]的《古文尚书》，经他的解释我们才知道经学中有今文派、古文派的辨别。事实上帅先生所给我的教益是很不少的，但我因为上学期受了侮辱的关系，我怎么也不能满意他，无论遇着甚么事情我都要和他反对。

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们我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就是最令人害怕的易老虎，我也犯过他几次的逆鳞。

学堂后面都是乱葬坟的荒山，因此学生间有许多人怕鬼。终日锁闭着的寝室，在晚上点名进去的时候差不多是谁也不敢走前头的。晚上大家都进了寝室后的自修室，也差不多谁也不敢一人留着。荒山上大约时常是有鸱鸟啼饥的，那样的时候大家便要以为是鬼在叫了。

有一回礼拜六的晚上，大家都进寝室去了。我和尚之两人在自修室里留着。（从第二学期起，礼拜六的半日休假废止了，城内的人也不能不在堂内寄宿了。）易先生突然走了进来，他是有几分酒意的，大约又是和几位名下士在渝州公所撞了诗钟回来的了。

——“啊，你们两个小学生还胆大，不怕鬼啦。”

尚之说：“我们不怕，易先生，你怕不怕呢？”

——“我怕？”他反问一声，“哈，哈，哈，哈，鬼倒要怕我啦！邪气是不敌正气的，象我这样的人是‘清明在躬，志气如神’[98]，鬼那里敢来近我？哈哈哈哈哈……”

我说：“易先生，你的见解还没有升堂入室。”

——“唔？”他把两只眼睛白着。

——“我们学过物理学的人，晓得鬼神这样东西是根本没有的。”

——“哈哈哈哈哈，现在的学生要打老师的翻天印了。”

这回真是出乎意外的他一点都没有生气，他说完了后还把手来在我们头上摩了好几下。

学堂里的饭桌是长方形的，两端各坐四人，中间放一个饭甑。座位是依着体操的顺序坐的，所以我们的一桌是最后的一桌，刚刚缺少一个人。

上半年把我的手捏出了好几个指痕的那位徐老童生，因为他的祖母或者母亲过了世，他来校得很迟；食堂的顺序已经编好了，他便只好和我们同桌。

这位老童生是一位饕餮，饭量既佳，吃菜更不让人，吃了这一边的，还要吃那一边的。我们把他厌恨极了。

有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小学生约定：我们每次盛饭都要盛得很少很少的，彼此轮流地把饭瓢把持着不使落在他的手里。这样十二分幼稚的计划公然把那位老童生难着了，等我们把菜抢干净了，他始终只吃得一碗饭。

饭后他公然跑去告了我们，这倒是出乎我们的意外的。

易先生把我们七个小孩子叫去和徐老童生对审，在办事人会食处里面。窗外站满了看热闹的学生。

——“你们为甚么不把饭给他吃？”易老虎很严厉地诘问我们。

——“那个不把饭给他吃呢？饭甑是放在桌子当中的。”有一位同学这样回答了一句。

那徐老童生说：“你们把饭瓢占着不把给我啦。”很可悯的一种声调。

窗外哄笑起来。

——“你们这些东西！笑甚么！”易老虎向着窗外发起虎威来了。看热闹的人跑散了一批，但转眼又聚集了拢来。

——“你们为甚么不把饭瓢给他呢？”

——“饭瓢少了倒是有的，八个人只有一个饭瓢啦。但是他太不聪明啦。饭瓢轮不到他，他用碗可以啦。”又有一位同学这样回答。

——“你们这些小东西！你们才聪明啦，你们不怕短命！（窗外又嗤嗤的有些笑声。）你怕我不晓得，你们这些小东西在作鬼啦！”

窗外又大笑起来。

老虎又向窗外发了一次威，窗外的人又骇散了。但不久又聚集了一批。

——“我们实在抢不赢他，他平常非常抢嘴。今天他没有抢赢我们，便来告我们。”这是丙班的一位小学生说的，这却把我们站在易老虎面前的人都说笑了。

易老虎自己也好象是忍俊不禁的，但他总放不下脸来。他大约是要借一种高压手段来保持他的尊严罢，出乎意外的他却给了那小学生一个耳光。小学生哭起来了。

我忍不住了。“易先生，你这未免野蛮！”

——“是的，野蛮！野蛮！”窗外的人同声的叫起来了。

——“野蛮校长！野蛮校长！——那有在这文明时代还要打学生的！——太无人道了，蔑视了我们学生的人格！……”

窗外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闹作一团，易老虎还要起来咆哮，但他看见他的虎威完全倒了，他怫然地站起来走进了他的房里去。

易先生当时便退出了学校，他倡言要辞职，这把一学堂的人都闹翻了。教职员去挽留，老学生举代表去挽留，那天下午没有上课，一直闹到晚上。

易先生被挽留住了，第二天清早他又来了。

那回我记了一次大过，其余的六个人罚了两个礼拜的禁足。

自从这一回反抗过易老虎之后，我在学生里面的威势完全树立了起来，我算成为了学堂里的一个小领袖了。虽然有极少数的老学生和我仍不相能，但他们已把我没可如何。他们的目的只在分数，他们是尽力要向教职员讨好的，除了死咬着课本之外，学生间的一切的行政事宜他们都全不过问。

这一学期的生活和第一学期的生活差不多便有天渊的悬殊了。因为要想征服一切，所以总极力想摆脱小孩子气，有意识地想装成一个大人。于是乎不良的倾向一天一天地显著起来。

酒是吃得更多了。嘉定城外沿着府河的边上有许多豆花店，这便是我们每星期的常会地点。雪嫩的豆花——这和豆腐一样的制作，只是比豆腐还要简单，还要好吃。豆浆熬熟了，加以亚尔加利[99]，凝集起来，加以相当的压力，就在锅里便成豆花。四川境内这种卖店是最普遍的。

雪嫩的豆花拌着辣油海椒的豆油，这和白斩鸡一样是极平民、极可口的一种食品。

烟也吃起来了：因为吃烟是装大人的要素。于是便学吃水烟，学吃叶子烟。——那时候香烟还没有传到我们嘉定。晕了，我不知道吐过多少回，但是我终于吃会了。

我们那时候吃水烟是并没有水烟袋的。家里自然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余钱来买烟袋，同时也无须乎烟袋：因为有一种极简便的烟袋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是甚么呢？就是把帐竿头子削一节下来，在节疤上凿一个小孔，这便是我们那时候的烟袋了，这种东西容易藏躲，先生也查不出来。

还有一件最笑话的事，便是要梳一个长搭辫了。在从前有搭辫的时候，梳长搭辫便是成了人的记号。这种搭辫是纽成了一副三綹的青绦，末梢有流苏的。但是我的头发太短，因为我们家里的习惯要到十二岁才准蓄发，怎么也搭不上绦子，便只好买了一组假发来添上去。但这种的装扮是不敢回家的，到年假回家的时候，把这些通同取下来，又缠着头绳回去。

五

年假期间在家里做了些甚么事情，我现在怎么也记不清楚了。受了帅先生的启发把家塾里的《皇清经解》[100]来翻阅了一些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阎百诗的“伪尚书考”[101]（题名我不甚记得清楚），他把梅赜的《古文尚书》的伪撰，差不多一字一句地都把出处找了出来，把它暴露了。这真是一种痛快的工作，年青人是最爱挑剔别人的秘密的，这一点可以说恰如所好。

把《史记》读了一遍的也怕就在这个时候。那时候我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等，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同时也引起了我无上的同情。

《伯夷列传》里面我发见一句话，所有的古代注家差不多完全是解错了的。那本是一句极简单的话，但在传中是极重要的一个文字上的关键，假使讲错了，那全盘的文字便通不过去。但是古时候的人一方面讲错，一方面拚命地极口赞颂那篇文章，我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真是觉得好笑。

太史公的《伯夷列传》那决不是在替伯夷作传，那篇文章完全是一种论说体，伯夷的传只是那文中的一个插话。那篇文章的主要眼目是在论身后名的能传与否的因数。许由、卞随、务光[102]，与伯夷、叔齐一样，是让天下而不受的，但是何以伯夷、叔齐得以传于后世，而许由、务光之伦不传？这便是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三代以后重儒，三代以前的人能传与否要看儒家称道他与否。对于伯夷、叔齐，孔二先生是极力称道的，所以他们便得传于后世。然而与夷、齐同样高洁的许由、务光等等，何以在儒家的六艺[103]里面不见记载，而孔二先生也不见称赞呢？要说都是莫须有的人，但是许由的坟分明在箕山上，太史公（或者是他的父亲），都是亲眼看见过的。

对于这些问题，他找寻着了两个因数：一个是人的好恶关系，一个是时代的清浊关系。

许由、务光的思想和生活是一种超现实的，所以见称于道家而不见称于儒家。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从吾所好”。这是人的因数。

许由、务光生在唐虞盛世（古来的传说是这样），因此不甚稀奇；伯夷、叔齐是生在天下散乱的时候，所以特别出众。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所谓“举世混浊清士乃见”。这是时的因数。

有了这两个因数便可以知道夷、齐何以能传，由、光何以不传。虽然他隐隐约约地在骂孔二先生有点畸重畸轻，但他不敢直说出口来，只是细细地分析出了上项的原因，便总括一句，“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这就是对于上文的“夫孔子叙列古之仁圣贤人若伯夷、吴太伯之伦详矣，以余所闻，由、光谊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的答案。“彼”是指的伯夷、吴太伯，“此”是指的由、光。这在文脉上十分明晰，但因为在这一问一答的中间插进了一段伯夷、叔齐的传说在里面，这把古今来的注疏家、批评家便完全弄昏迷了。他们都解释为“其重道义，其轻富贵”。这真是有点滑天下之大稽。

那传末落尾的两句：所谓“岩壑之士趋舍有时”，这是把“时”字的因数点醒了出来；又有所谓“后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乌能施于后世”[104]，这所点醒的是“人”字的因数。他如“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的“此类”，所指的也就是许由、务光了。

年假过后回到学堂里去，前学期的成绩公然还是第二，这更增加了自己的自负心。所有一切不良的习惯不消说又要继续起来。我的懒惰、散漫、骄傲，差不多连自己都觉得有几分讨厌。这时候又是性的烦闷非常猖獗的时候，自渎的行为差不多一天有两三次。

有一种顶奇怪的心理便是觉得自己太丰满，总要想再瘦削一些，希望如象尚之那样的瘦削。要想自己瘦削便不免愈见自戕，以为这样是促使自己美好的唯一的妙策。

我脸上的红晕不知道几时已全盘消去了。

就在这时候学堂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打击。

学校在第一学期中星期六是有半日休假的，城内的学生还可以回家留宿。自从第二学期起，这个制度便废了。学生们都要求复活，尤其是城里的学生们。

我们举代表向办事人要求，甲班的代表就是我。

我们要求，要求不遂便同盟罢课。

这样一来风潮便渐渐扩大了。

学生里面当然也有不少的卑劣分子，私下和办事人串通。办事人便定下了一个奸计，他们要召集学生谈话。全堂的学生召集在一个大讲堂上，易老虎走来又用他的严威向学生们警告了一场。他说：“学堂在礼拜六是可以放假的，不过替你们的学业和健康设想，才把这个制度废了。你们一定要要求放假，以后也可以照办。但你们这同盟罢课真是大逆不道。”他又说：“我晓得这也并不是你们全体的意志，只是有一二败类在里面怂恿；这一二败类要希望你们指摘出来，不然就要全盘斥退，看你们回去怎样对得起自己的父兄！”

他威胁一阵又劝诱了一阵，都没有甚么效果；是那水晶猴子的杜先生出来提议，他说用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法罢，那个是这次的罪魁，让学生们投票选举。

这样一来学生方面便全盘失败了，开票的结果除少数白票外，我竟以一百几十票的多数当选。当堂宣布死刑，我受了退学的处分。

由学校把行李一切搬了出来，在城内的一家客栈里面凄凄凉凉地过了一夜。

那时候真是不免有无限的凄凉，甚至于有落泪的时候。但是我的凄凉，我的落泪，并不是对于我自己的后悔，宁是对于同学们的卑劣、办事人的阴险的一种失望的悲愤。

我在学生里面主持，办事人方面分明很明白的；要斥退我便直截了当地斥退好了，为什么要经过那样一道手段，使学生们都成了一群卖友的人？在办事人方面斥退我或者真是出于一种苦心，但是这样的苦心在我自己是怎么也不能够谅解。

我被斥退了，我决心不回家，我想要上成都去，张伯安、吴尚之都在替我经营盘费，预算在城里要担搁一两天才有着落。

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就在我被斥退了的第二天下午，我的父亲突然进城来了。父亲也落在我住着的客栈里。我是住在那客栈的官房里的，父亲走进房来，本是忧郁的面色，被忧愁和不快的情绪紧锁着，愈见严重得可怕。我不晓得父亲会来，头上是依然辫着长搭辫子的，父亲一看见我，便将就我头上的发辫来做皮鞭在我身上鞭打了几下。“你这不成材的东西！”他骂了我一声，便沉默着倒在床上睡着了。

原来一切的经过父亲已经早知道了。学校在要斥退我的那一天，已经专派了一个人到我家里去。杜先生直接写了一封信去给父亲。父亲看了信便立刻赶来了。

斥退！这是最严重的刑罚，在当时就好象由秀才革成了白丁一样。父亲是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的。

父亲来的消息一到，杜先生就在那天下午走来拜访。杜先生是我们母亲的一位族孙，但他和我们大哥相好，他叫我们父亲是“世伯”。

据他的说明，学校当局斥退我，是想玉成我的。说是“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成大器”，我经过这一次挫折，只要我能够悔悟，学校是要收回成命的。

父亲听了这一般话，当然又欢喜得一点。

晚上王畏岩先生来访。他是县视学，是一位副榜。他那时候已经是我们五哥的岳父了。他的说话更是客气。他说：“八世兄高明有余，沈潜不足，只要稍微柔克一下，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的斥退不消说他也是表同意的了。

父亲第二天还到学堂去拜会了易先生、陈先生，是带着我一道去的。自己的儿子被人斥退了，心里的不高兴说不出口来，反转要向着人陪不是，向别人道歉，做父亲的这种苦心我是很能够推察的。因为是要挫折我的意思，父亲更决定了一种计划，要带我到各地的亲戚故旧处去显示，就好象犯了罪的人要绑着街上示众的一样。

最初到的是流华溪，我们大伯父是在后山盐厂上的。在这儿我们的亲戚故旧很多，最集中的要算是文昌宫的公立小学校了。那时候李肇芳先生在当校长，我们的沈老师也在当教习，另外还有一批新进气锐的人在那儿主持。因为处于竞争的地位，同时又以私立的原故，一切的措施总觉得比县城官立的高小更要来得自由。

父亲一到流华溪便把我引到小学校去，父亲的意思不消说是要大大地使我在稠人广众中受辱一番。但是结果是和父亲的期待完全相反。

地方小，薄有的文名已经噪于遐迩，又加以遭了斥退，我一到文昌宫，在学生当中便起了一个很大的激动。我的一个胞弟那时已在那儿念书，我到我兄弟的自修室里，由他引我到各处去参观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簇拥着我，表示着无上的敬慕。我在他们里面就好象是一个凯旋将军一样。

我是一位来客，吃饭会话都是和先生们一道，这在无形之中更显得有一层优越。

但我的快心还不仅这一点。

我遭斥退在流华溪早已传遍，但不十分明了当时的情形，经我把闹风潮的原因和学校当局的办法报告了之后，一切的先生们都反对易先生们的办法，当时便联名写了一封信去质问易先生，信中很带有非难的口吻。末后还附带一段：年少的光阴绝不可任其虚掷，闻有收回成命之说究系何时？若尚迟迟无期，便准备把我收入文昌宫学校作为特别研究生，免使我长久失学。

这封信，父亲很主张不寄，但是终竟专人送去了。这好象是一个哀的美顿[105]书，当局者都是很紧张的。

父亲的意思本来想把我带到五通桥杜家场绕道回家的，李肇芳先生们不赞成，他便作了罢论。李先生们的主张，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他们说：年青人不可使他太受耻辱了，阻止了他的竞争心、向上心。我觉得这真是正确的见解。由这个见解当然可以引导出一个教育方针，便是儿童教育就应该利用他的竞争心、自负心，从积极的一方面使他能猛勇向上，性情就流于骄傲也是不要紧的。总要使他有如象拿破仑一样的见解：“不可能的字只有愚人的字典里才可以翻出”。

李先生们把父亲留在流华溪了，他们要等到易先生们的回信来再作第二步的进行。

李先生和我们大哥同是郭敬武[106]先生的弟子。郭敬武就是这流华溪的人，他和廖季平同学，也是一位汉学家，同时并长于辞章。李先生在流华溪要算是他的继承者了。这李先生后来在中学校当过我的先生。我在后边还有机会叙到。

李先生们的信到了嘉定起了一个很大的反应。不久回信就来了，回信的意旨也颇坚持着一种教育的主张，但是事实上是屈服了，学校里叫我立刻返校。

那时是二三月间的时候，我揣想易先生们的意思怕至少要停我半年学的，因为他们起初便不想要我进甲班，不想要我早进中学。但经流华溪的一反对，便很狼狈地立刻召我回校，我心里暗暗含着隐笑。同时我父亲在这时候也才展开了他的愁容。

易先生们的教育主张失败了，我自己便是一个铁证。

我停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学，跟着父亲又回到学校。

斥退牌取消了，另外换了一道“悔过自新准其复学”的牌示。一切都是虚伪，——为办事人敷衍面子的虚伪。——这是他们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示。

学校里面又招了一班丁班了。有一位姓吴的，一般人都叫他是“吴弟儿”，很有姿首。他在操场里游戏的时候，一般人都要去和他亲近，但他却是很有戒备的神情。我才回学校的一天，在后操场里面去看他们游戏，便先看见他。他的确是很美貌。他那双眼睛非常敏活、非常浓黑，睫毛是很长而密的。

他的脸并不皙白，宁可说是嫩黄，是一个瓜子形，但怎么也觉得可爱。

我从操场里走过，从另外一边的坡路走下自修室的时候，他跟着我走。走到那坡坎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他抢前几步来握着我的左手——他那柔嫩而温暖的手。

他含着笑望着我说：

——“你是不是就是郭君？”

我说：“你怎么会认得我呢？”

他说：“那牌上不是有你的名字？”

我那时觉得真是荣幸，我得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报偿，把所受的一切的耻辱都抛流到那东洋大海去了。

自从遭了一次斥退之后，我的性情愈见有意识地反抗地向不良的一方面发展。

——“我纵横是破了脸的，管他妈的！”

这样的想念怎么也离不掉我的心坎。我愈见懒，愈见散漫，愈见骄傲。我清早睡起懒觉来了，就是点名的时候我也不肯起床，起来之后床也不理，帐子也不挂，这样的一直经过了一个学期。

自己一不良，不良的朋友便走来依附。我因为朋友的诱引，濒到堕落的深渊的也有好几次。

城内府街的中部有一条死巷名叫胭脂巷。这是有名的卖淫窟。

巷口的左侧有一家酒店。

有一天晚上有两个同学和我在这儿喝酒。喝得有几分醉意了，他们约我进胭脂巷去。踌蹰了好一阵，终竟克服不了自己的一种好奇心，便答应了他们进去。

巷道是很黑暗的，觉得非常可怕，踏进一步就好象堕入了无底的深渊一样。自己的心脏非常的悸动，走进巷口不上五六步路，终竟害怕，一掉头又跑了出来。

同时把我当成女性一样恋慕的人也有。

有一位姓章的，在学校里素来是不良分子，就因为我被斥退的时候，他也和我一道，我们便渐渐接近了起来。

他住在月儿塘的文庙旁边，在那附近有一家姓杜的酒店。当炉的老板娘已经在三十以上了，她是一位私娼。我们不知道在那儿吃过多少次数的酒。吃得有些醉了，那姓章的调笑她，我也跟着调笑她。我有一次跑去坐在她的怀里。她对我说：“小先生你还年青，你不应该跟着他们学。他们把你带坏了。”我感觉得她就象我的一位老嫂子一样，警惕了起来。

就是那位姓章的，他有一回约我到他家里去吃酒。他家里除了一弟一嫂和一位老妈子之外是再没有甚么人的。

他尽劝我喝酒，我喝吐了。我决意要回学校去，他劝我休息一下再走，引我到一间房间里面，大约就是他的寝室。他劝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门闩了，走到床边来，出乎意外地便把我抱着，要和我亲吻。我用力地给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来了。我愤愤地起来抽开房门走了。

在第三学期中除掉这些恶心的不愉快的记忆之外，我差不多没有一件光荣的事情可以纪述。我感觉得学校生活是极危险的一种。职司儿童教育的人是应该负有很重大的责任。儿童一生的命运和性格差不多全部就铸成在这个时候。职司教育的人不想去完成自己的责任，只图保持自己的尊严，敷衍自己的体面；儿童的生活他毫不接近，儿童期的危险他也不事预防：这真真是等于把羔羊送在老虎口里。

我在老虎口里七颠八倒过了一年半，怕还是我家庭的严烈的教训把我救了罢？我算也脱离了那个危机，把畸形的小学生活告了一个终结。

我们是提前在五月毕业的，因为六月里要考中学。

榜示也揭晓了，我是发的第三。这三学期的成绩顺序刚好表示了我的一个堕落的途径。但我自己是甘心堕落的吗？

毕业了，毕业了，好容易才盼到了的毕业哟！虽然只有三学期，但就好象受了三十年的监禁。

毕业文凭是县官亲自临场手授的。大家都好象觉得光荣。

大家在食堂上吃毕业的筵席。自有天地以来的第一次的高小毕业生们猜拳的猜拳，射复的射复，真是不亦乐乎。

我吃得也有好几分醉意了。

我自己跑到后操场绝底的甲班教室里去，把鞋子脱下来，套在两手上。一年来愤积着的怒气涌上心来，我提起全身的力量来猛扑上去。

——“你这混账东西！”——撇东割零地打破了两扇玻璃。

玻璃的破片弹在我手背上，弹出了血来。

——“吓吓，我的血公然还是红的！”

第三篇

一

一九○七年的秋季我从小学升入中学了。

中学的校舍就是从前的考棚改修的，在高标山的东麓。学校的后部有一段是在高地上的。考院的中堂改成了礼堂。左右的考棚，左边的改成讲堂，右边的改成自修室了。自修室的右边是一带寝室，一直地绵延着差不多与学校的深度相等。

学堂的地位是在嘉定城的正中，正面便是最热闹的玉堂街，左边的侧门与县街相通，右边的侧门与府街相通。但因为学堂的地基很宏大，学堂的前面也有一个很宏大的敞地，正面是完全和玉堂街隔断了的，平时只开左边的侧门或者右边的侧门，以供学生出入，所以虽然处在城的中央，一点也不觉得城市的喧哗。

从前的嘉定府管辖七县。七县是乐山、犍为、威远、荣县、峨眉、洪雅、夹江。这几县的文化程度大约也就依着这个顺序。

中学堂的第一学期是发挥尽致了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

校长是我们乐山县人，在湖南作过几任县官的，对于办学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没有。由他这样的人当然聘请不出甚么好的教习，而且教习的产生法是要按照县份摊派，有这样一个条件限制，结果是愈见笑话了。

张胡子是夹江人，住家在草堂寺小学校附近，他的不通是很有名的。但因为夹江要摊派人，也就聘他去当监学。在行开学式的时候，本来客气一下不讲话也未尝不可以的，他偏要出一次风头。他登台演说，开口就是：

——“学问之道，得于师者半，得于友者半，得于己者半……”

说得满堂的人都笑起来，但他还很得意，后来我们就称他为“三半先生”。这个徽号由夹江人传到他耳里去时，他很不心服。他还说：“一个橘柑不是有十好几半吗？”

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习，我不记得是峨眉人还是洪雅人，他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他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他说日本是在中国的南边，朝鲜是在日本的东边，讲得比《山海经》、《淮南子》的《地形训》还要神秘。

此外大概都是这样相差不远的一些先生。只有一位英文教员是湖北人，他一上讲堂便用英文来说话，写也写的一些旁行邪上的蟹形字。我们不知道他的程度怎么样。他说的写的究竟是不是英文，我现在也不敢保险。

在这样的一些教职员之下，四方杂处的从各县来了四五百名学生，嘉定城从此便多事了。

学生在教课上得不到满足，在校内便时常爱闹风潮，在校外也时常惹是生非。城里的各处会馆差不多毫无间断地要演戏的。礼拜可不用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我们那时都有半日的休假。在这样休假的时候，每处的戏场差不多都有学生闹事。

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是怎样的呢？

我焦躁，我怀疑，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会成为一种甚么物什？

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我自己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那时留学外国热在蔓延，我对于欧、美不消说起了很大的憧憬。但是，这是断难实现的。我的大哥是早出了东洋的，五哥在我入中学的时候也由武备学堂毕业派到东洋去实习去了。这儿也是很景慕的地方。东洋去不成便想往北京、上海。再办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了。到这些地方去学习甚么，那时候并没有怎样明确的志愿，实在也是不能有怎样明确的志愿。科学里面究竟有那些分科，各种分科的大概的概念是怎样，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到了外边去觉得总可以学些甚么，总比在三半先生、五行教习的陶冶之下要得到更多的知识。

奋飞，奋飞，这是当时怎样焦躁的一种心境哟，但是我的父母怎么也不肯许可。父亲不知道学堂的情形，他总以为不至于象我所说的那样厉害。母亲是完全出于溺爱。自从大哥、五哥出洋以后，我们母亲时常思念他们，差不多一说便要流泪。她常常说：“我的心是碎了，小的两个是怎么也不肯放他们出远门了。”

我究竟是一个胆怯的人，家里一不许我出远门，我虽然几次想逃走，但终竟没有这种决心。由是自暴自弃的念头便一天一天促进起来，闹事的学生中当然是有我一份的了。

礼拜，陕西街的秦*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这真是含有无限的魔力的一句话。王花脸是嘉定优伶界有数的名角，《霸王别姬》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

红纽绊的葱白竹布长衫，光头，松三把的长搭辫，还拿着一把张开时要超过半圆以上的黑纸扇。——这实在是极不庄重的一种装束，就这样跑到秦*公所。

旧式的戏场在演戏的时候，舞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正中和后部空着，看戏的人不是立在这空着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脚凳上，坐凳的要被征收座钱，大概看半天戏每个人顶多不过十文钱的光景。不消说这种高脚凳是谁也想争着坐的，特别是靠近舞台的最前两排，在未开戏以前总时常是坐满了的。

我走进秦*公所，戏场早已坐满了。但这儿正是学生逞威风的地方，他是不讲理的。选着第二排的坐凳我就想擎上去。坐在凳头上的人大大地表示出一种不愉快的样子。第二的一个更指着他们两人中间伸出着的凳脚的榫头对我说：

——“这儿有个桩，你来坐！”

这句话是含着一个很下流的意义的。

——“好的，我就来坐！”

不客气地我便一直擎上去，一坐就坐在两个人的大腿上。两个人不消说都是不舒服的，便向我罗唣起来。

我说：“是你们教我坐，我才坐的啦。”

已经不是看戏的兴趣，只是吵架的兴趣了。你一句，我一句，口角愈斗愈烈。坐在我正前面的也是两人的同党，他回过头来打帮槌。

——“这儿不该你来闹！”

——“该谁来闹？”

我劈的就给他一耳光，端端正正地就打在他回过头来的脸皮上。他伸过手来抓着我的领襟，我一掌便把他推下去，同时我的衣裳却被他拉破了。

——“打哟！打哟！”全场都号叫起来了。这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那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有的从人头上便扑过来，就象在水面上游泳的一样，全场轰动着的都是学堂里的学生。和我口角的看见势火不好，便混在人丛中偷跑了。

——“清查！清查！是那个？是那个王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们查出来了。被我打了一耳光的是铁牛门掌码头的刘大爷，还有两个便是他的弟兄。这位刘大爷是张伯安的父亲栽培的。伯安那天也在戏场上，他隔的很远，听说我在打架，也从人头上游泳过来了。当时我们就去找伯安的父亲，那刘大爷还陪了不是，补好了我的衣裳。

在四川的江湖界是有等级的，好象有仁、义、礼、智、信的几种堂子，就象高曾祖父儿孙的五族一样。那位刘大爷大约是没有把我看成学生，把我看成了义字堂或者礼字堂的矮辈，或更看得不值钱罢？他竟上了一个当，折了不少的威风。不过，我也好久不敢一个人到铁牛门去，我怕的是他的弟兄们要向我报仇。

象这样倚仗人多势众在戏场内惹是生非，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最流行的风气。而我又差不多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闹得来嘉定城内在休假日不敢唱戏，以后竟连戏都少唱了。这儿不消说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的萧条。

最初我们才下嘉定的时候，嘉定城里有三座班子，各处会馆的堂戏差不多连续不断。那时候纸烟还没有到嘉定，学生身上穿的还多是一些银绸、茧绸、巴绸、或毛蓝布大衫之类的手工业的土产。但是隔不两年身上的穿着完全变了。洋缎、大呢、哔叽、天鹅绒，乃至葱白竹布，一切的东西差不多都带着一种洋味。机械生产品的大洪水流到了嘉定，大英烟草公司的“pirot”、所谓“强盗牌”的纸烟，也跟着他的老大哥鸦片阁下惠顾到我们城里了。

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自然是土产生意的衰颓，行帮制度的崩坏。以行帮为基础的各省会馆自然要遭打击，要减少他们的行乐机会了。

唱戏的机会减少，戏班子也就一天一天地减少下来。从前的三座归并成两座，更归并成一座。一座也不能维持，后来终竟消灭了。

这时候如象省城、重庆、自流井[107]那些繁华的地方，唱戏的生意已经开始成了资本主义的营业，已经有戏场主集资合设的常设的戏园了。这些常设的戏园不断地吸收各地的名角，名角一走了，戏班子便坍台。这也是地方上停止演戏的一个重大原因，不用说是表示着社会变革的。

经受学生的捣乱、行帮的溃崩、常设戏园的吸引，封建制度下的会馆戏便渐渐绝迹了。学生的出现其实也就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上层现象。结果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逐渐被资本主义的洪涛冲破，在戏台的一角上很鲜明的表现了出来。演戏的方式、演戏的内容、演戏的剧团组织、演戏的舞台建筑，一切都表示着一部很正确的唯物史观。

二

在学校里爱闹风潮，在学校外爱惹是非的我，自然和校内校外的不良少年曾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当时校内有八个最爱游耍的学生号称“八大行星”，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其余的乐山县人占了四个，犍为县人占了三个。大约是因为地理相近而且同班的原故罢。

第一学期分了三班。乐山、犍为的学生是一班，威远、荣县的学生是一班，峨眉、洪雅、夹江的学生又是一班。

这三组，地方区域很相近，同时学生的性情也大概相同。乐山、犍为的人带些都会气质，不免有些轻薄；威远、荣县的人很粗暴；峨眉、洪雅、夹江简直是乡下佬了。

本来已有县界的地方观念，又加以不同班，在学堂中虽同住了许久，有的完全不知道姓名，有的就跟仇敌一样。能够接近而相得的人，不消说还是同县或同班的人了。

由这些行星的吸引，逐渐地认识了城内的一群游荡子弟。他们大都是中上等人家的儿子，家里钱是有的，又不读书，只是追逐时好，穿些流行的衣裳，日日打牌吃酒。他们有一个“转转会”，便是定一个日期轮流地请吃酒宴。在酒席前后不消说就是打牌。

那时候我们打的还是纸牌，是由一点至十二点的，我们喜欢打的是“逗十四”和“卯十”。再不然就是“推牌九”了。麻雀牌已经到了嘉定，但是很少。

我不久也成了这“转转会”的一位会员。

在那会员里面有一位姓汪的少年，他的面貌很端丽，是“转转会内之花”；一班的人都是如蝇逐膻的向他献媚，向他诱惑。

他特别和我要起好来。我们差不多每天每天都不能不见面了。

他家里开的是绸缎铺，也是在玉堂街上。他只有一位母亲；所以他的行动便流于放荡。每天午后他在铺店门口等我，我只要一下课便请假出去会他。

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

他在前本来有一位很钟爱他的人，但他把他疏远了；他倾向到我来也到了一刻不能相离的光景。

我的严正的一批朋友，张伯安、吴尚之诸人，他们看见我一天一天地趋于游荡，便暗暗替我担心。在休假的时候他们每爱把我引到别的地方去，避开我那些游荡的友人。但是那姓汪的少年我是不能离开他的，他也因为我的关系偶尔加入我们的严正的游队里面。

少年一和我接近之后，渐渐和他从前的朋友们隔离了；他喜欢的是单独地和我两人游玩。我们相会多半是在夜间或者黄昏的时候，我们总是避开繁华的市街，向那绝少人行的城外或者城墙边上去散步。

我们时而是很感伤的。

我问他为甚么不读书？

他说是他父亲死早了，便失了学。

我时常想，假使他是在读书，而且和我是同学同班的时候，那真是再圆满也没有了。

他有时候也要求我，要我得志后不要忘记他。我当时也好象觉得我很有力量把他提拔出那种境遇的一样。

他避人也是因为怕人说闲话的原故。他专一和我要好，他以前的朋友便对于他啧有烦言。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月儿塘的草地上走着，我们时而又去倚靠着那月儿塘上的红石栏杆。月光是很朦胧的，四面的人家也点起了朦胧的灯火。

他对我说：“我和你好，他们在说我的闲话，但是我是不怕的。我们一个是心甘，一个是情愿。”

正说到这儿，远远来了一个人，我们把话停止了。人影走拢了来，原来就是“转转会”里面的一个人物。他话中有话的说：

——“啊，你两个！”

就这样说了一声，那人便走过身去了。少年向着他的背影回答了一声：

——“唔，我两个！我两个又怎样呢？”

那边也没有回话。

我和他交好，我的朋友们很替我危险，甚至于连行星里面的天王星都在忠告我；说我和汪少年要好，我反转要受他的暗算。我只是感觉着一种苦笑。

他对于我十分恳切，有时候就象我的一位姐姐一样。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吃醉了，是有许多人一道喝酒的，散后只有他跟随着我。我们走过一家烟馆门前，突然遇着一位“鸡仔”。他本来是一位府学的儿子，后来府学死了，一家人流落在嘉定也相继死了，只剩下这位儿子竟成了“鸡仔”。——这是相公的别名。我拉着他，叫他陪我去喝酒。我们在一家小酒店里面又喝起来。夜渐渐深了，汪君催我回学堂去。我说不回去，要引着那位相公去开旅馆。汪君他也把我没法。他借着买下酒菜为名，拿了两块大洋给那相公，和他说了一些话叫他走了。那人一去便没有转来。

汪君后来还对我说：那孩子很不肯走，他的意思好象还怪他吃醋。

那晚上我醉得一塌糊涂，汪君把我扶到他自己家里去，还劳他的母亲服侍了我一夜。

是那年的年底，还是第二年的年初，我现在记不准确了。

那也是一场醉后的事情。

我同几个“转转会”的人喝酒，喝了后又打牌，已经半夜过了，我的钱输光了，我还要要求打。有一位说要打现钱，我便和他吵闹起来。我痛骂他，说他侮辱了我，怕我输了不给钱。两个都把脸破了，我便一冲冲出那店铺来。那是县街上的一家药店，就是和我吵架的那人家里的。

那时还没有电灯，昏黄的街灯照着悠悠的夜景，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

打牌是有汪君在场的。我和主人决裂了，冲了出来，我相信他一定要跟着我走。但我走出街来以后，走不多远我便立在街边等了一会，却不见有人在后面跟来。我又愤恨，又绝望，想到学堂的门是已经关了，便顺便走进街头的一家客栈里去。客栈的么司务把我引上了楼。一个长条房间，沿着壁摆了三尊床。床上是只有草縺和一张草席的。

我抢着床头有一个长桌的床便和着衣裳倒了下去。么司务抱着一床被条走进来，把它盖在我的身上，就象压下了一张石板一样。随手点燃了桌上的一盏菜油灯，他又走出去了。

我模模糊糊地睡着，恨我受了侮辱，又恨那汪少年不跟着我来。我想到身上没有钱，明天怎样出客栈，心里也暗暗地着急。口渴极了，向么司务要茶水喝，但他说已熄了炉火了。没有法子，只得忍耐。

模糊地睡熟了。有人吻着我，把甜蜜的凉汁渡入我的口中。我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汪君。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我责备他：“你为甚么不跟着我来？”

他说：“在人面前怎么好那样呢？你走了我们还打了一两和牌，我装着肚痛才告退出来了的。他们也醉了，和你吵的老陈吐得一塌糊涂。”

——“你怎么晓得我是在这儿的？”

——“我晓得你不能回学堂，一定是在客栈里睡。几家客栈我都沿街打听了来，在这儿才找着你。我想你一定口渴，在街上买了几节红甘蔗来。”

说着他又笑融融地咬了一口来渡在我的口里。

——“啊，我真爱你呀！”我紧紧地把他抱着。

他那晚上就和我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还是他给了栈房钱我才出来了的。

第一学期的半年就是这样放荡过去了，不消说完全没有学到甚么。我的修身分数是在二十五分前面还打了一个负号的。

三

第二学期的中学校又换了一种花样了。

全校的教职员完全更换，一个都没有剩留。

校长姓秦，是犍为县的人，他在成都师范学校做过监学。他所找的人比第一学期的是要稍微整齐一点。但严格地说来，两者的相差也很有限。譬如成都高等学校预科毕业的数学教员，读“英文”的“english”为“因革赖徐”，读“学校”的“schoo-l”为“时西火儿”，这已经是够令人滑稽了。同校出身的植物教员把别人的钞本来讲授，竟把草写的“天然景象”误认成“天龙景象”，讲了一大篇“飞龙在天”、“现龙在田”的《易》理。

有一位姓罗的监学，他本是峨眉县的秀才，又是留东学生。他替我们讲国文，讲韩退之《送董少南序》，那里面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犹复有昔日之屠狗者乎”[108]的一句话，他不知道“望诸君”就是乐毅[109]，他讲道：

“你去把那些诸君的坟墓吊望一下罢，看那市面上还有没有从前的卖狗肉的？”我们好笑，笑得忍不住，我们给他取了一个日本式的诨名叫“猪头望三郎”，别号又叫“狗肉先生”。

象这样的笑话是不一而足的。不过从整个的来说这一学期的先生比第一学期是要高超一点，多少他们还见过一些世面，进过几天学堂门。但他们，特别是一位监学名叫丁平子的先生，却异常的自负。

丁先生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是荣县人，是一九○七年日本留学生闹取缔风潮回国的。那时候他在当四川留东同乡会的总干事，他在留学界中当然是铮铮佼佼的一流。

他的身体非常矮小，面孔是一个正三角形，上颚的两个门牙暴得非常厉害。他自己很以辩才自雄，但他的声音非常尖锐，语调非常的不自然。这无论怎么也没有雄辩家的资格的。不过他为人很狡猾，他爱弄诡辩，你要和他说话总说不过他。

他们这些先生在那时候或许事在难免，因为要统辖在第一学期中过于放纵的学生，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要采取严厉手段的。但是他们是过于专横了。他们不是以学生利益为本位，只是以显示自己的身手，显示自己的威风为目的。

才开学不两天，有一位夹江的很小很小的姓宿的学生，他在吃中饭的时候，因为自己桌上的椒油辣子吃完了，便去把会食的监学桌上的一碟辣子取了来。监学是一人一桌的，一碟辣子当然会有剩余。出乎意外的是那天会食的詹监学，他竟拍案大怒，说这姓宿的同学侮慢师长。

姓宿的本来是一位很守本分的孩子，他去拿监学桌上的辣子，一定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其实在谁个看来也是很平常的事，决不会有甚么侮慢师长的存心。然而“上任三把的新官火”不幸正落在宿君的头上，就在那天下午，学校竟公然雷厉风行的挂了宿君的斥退牌。

这是太横暴了！这便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天下午便罢了课，举出了两位代表去和监学们办交涉。代表，一位是乐山学生姓易的，一位是姓周的威远学生。

他们两人在监学室里和三位监学先生讲话，差不多只听见丁平子一个人的尖锐的声音在咬文嚼字。

全校的学生都围在窗前，那当然是嘈杂不堪的。丁平子便借着弹压窗外的学生为名总不与代表们说到本题上来。

姓周的说：“我们是全校学生的代表，先生，你且听我们说，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听窗外的声音向窗外的人说话。”

——“然而监学有目，谁能令其不视？监学有耳，谁能令其不听？监学有舌，谁能令其不说？”

这就是雄辩家的一种尖声尖气的雄辩。

姓易的是一位老学生，他的年纪怕比那任谁那一位监学的年纪还要大些，他素来谈话是老气横秋的；他又横秋起他的老气来了。他向丁监学说：

——“丁先生，你的肝火太旺了。”

“搭”的又是一下拍案的声音。

——“甚么？甚么叫肝火旺？你真胡闹！你真侮慢师长！斥退！斥退！”

尖声气连连地冒火，怎么也不由分说，立刻把周、易二位推了出来。

不上十分钟的光景，监学室的窗上又挂了一道牌出来。周、易二君以煽动罢课、侮慢师长的罪名，又遭斥退了。

学生还继续罢了两天的课，终因他们用高压手段和牢笼政策，把学生的团结切破了，他们便硬把学生的愤怒镇压了下来，但是稍有血气的人谁个能够心服呢？

平心地说，他们就这样横不讲理地把学生压伏着了，假使他们真真正正有点相当的学殖足以引导学生，那他们也未尝不可以使人心服。但他们却是空空如也，而且还十二万分的心骄气浮。

象丁平子要算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了。他担任世界地理，他的讲义模仿的是章太炎[110]的笔法，写些古而怪之怪而古之的奇字，用些颠而倒之倒而颠之的奇句。他并不是在讲科学，他是拚命在熬文章。讲了半年仅仅讲了几篇序论——实在是倒通不通的序论。

世间上的通病，不美的妇人总爱搽一脸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总爱镂心刻骨的雕琢。结果是愈妆扮愈丑愈雕琢愈不通。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雕琢不装饰的自然美，那他已经达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肤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样，它总要有一种内在的显示。

他们的骄傲不仅在学生间不能得人心服，便是城里的老名士辈都看不惯了。他们有一次去游高标山的万景楼，做了一副木联来挂在楼上。那联语是：

因为他们去的人中刚好有六位秀才，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把那极温诚的王畏岩老先生也激愤了，老先生把那联语改成：

在下边正正当当题出了改窜者王畏岩的几个字。

他们受了这样的毒骂，后来还闹了好久的笔墨官司。

他们这一批教职员来了之后，把学生的班次也从新改组过了，把我们旧的学生仍然分成三班，但不是从前纯粹依地域的分法。甲一、甲二是注重英文的，甲三注重日文。我因为恨那教英文的一位杨先生，便反抗的入了注重日文的甲三班。甲三班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有几分叛逆性者的集合。

我们的英文那时候真是可怜。用的是日本正则英文学校的教本，那位杨先生以他仅仅在高等学校学了一两年的程度，把那“比阿把”、“比奥保”、“比爱摆”的拼音便教了我们半年。

我们的日文不消说也是一样的可怜。教日文的先生也仅是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程度；这样的程度便来教人的外国语真是太严肃的儿戏了。我们学日文学了一两个学期，用尽我们的力量连五十音都没有学好。

学堂里没有可学的东西，少年的各种能力他总要寻出发泄的机会来消费的。第一学期中是消费于酒，消费于游荡，第二学期中这个倾向虽然仍旧继续，但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厉害了。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我自从和他两个成了莫逆之交，我事实上成为了那一群游荡儿们的情敌，自然不能不和他们疏远。我一和他们疏远，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面发展了。

我所发展向的新的方面是甚么呢？便是文学。因为我们可以自修的是只有文学，有资格足以供我们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人。

中学堂的经学教员黄经华[111]先生是我们乐山人，他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门生。他很喜欢我，借了不少的书给我看。在小学校对于今文学发生的趣味是他为我护惜着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据廖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为甚么《左传》里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艺”的文字？他说这便是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了。他怕空言无益，所以才借重于外，托诸古人，又怕别人看穿了他的伪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别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许多的历史。他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章太炎的《国粹学报》[112]，梁任公的《清议报》[113]，就在这时候和我见面了。章太炎的文章我实在看不懂，不过我们很崇拜他，因为他是革命家的原故。革命家的言论为甚么要那样的难懂，一点也不带点革命性？这是我们很怀疑的地方。有人对我说，难懂的是他论学的文章，他关于革命的言论是比较容易懂的。但那时候他办的《民报》[114]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115]，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116]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的主张要经过一次狭义的民族革命，前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破坏罢了。他们都是醉心资本主义的人，都是资本制度国家的景仰者，都在主张立宪。同样的立宪，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并没有两样的。[117]……

林琴南[118]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119]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象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有时在迦茵的位置上把那少年汪君替换上去，但总觉得不自然。因为他也是男子，很象用不着我用多大的力量去保护他的一样。

《迦茵小传》有两种译本，林琴南译的在后。在前的一种只译了一半[120]。这两种译本我都读过，这怕是我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却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许不免有一概抹杀的倾向，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够抹杀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如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主义革命潮流的人物，而且是相当有些建树的人物。

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121]的《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122]。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实际上怕只有《ivan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甚么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

lamb[123]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124]，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125]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了。

四

回想起来，我那回所害的大病的确是typhus abdomina-lis[126]。

那是一九○八年的秋天，中学堂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

中秋过后没有几天，人总是非常的疲倦。头痛、下痢、咳嗽，时时流鼻血，食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油荤非常厌弃，吃素菜也完全没有口味。

要说有甚么大了不起的病罢，又象没有。每天还是在起床，还是在照常上课。但是自己却非常悲观，好象自己的病异常严重，非死不可的一样。

死！这是从来没有上过念头的事情，突然好象在航海中的远山，模糊地显现在水平线上来了。疲倦得不能支持，向监学请了假，把白昼是锁闭着的寝室打开，一进寂寥的寝室里去，向着空漠处突然站立着了。

“啊，我是一定要死的！”

不知不觉地流出眼泪来。

这是所谓hypochondria[127]的现象，这在肠伤寒的潜伏期中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象这样前驱的症候怕经过了一个星期，渐渐地不能支持，我便决心回家。由城里回家是要坐轿的，适逢其会正当我要回家的头一天，我那位嫡堂兄的三哥从省城回来，他是在省城铁道学堂才毕了业的。他也要回家，我们两人便恰好同路。但到第二天上，不凑巧，他找不着轿子。

我想他是衣锦荣归的人，同时又有三嫂在家里等着他，我便把我定下的轿子让给他坐了。

三哥回去后，我又在城里耽搁了几天，下痢的次数愈见多，热候渐渐持续起来，怎么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回去，回去，我是不能再迟延的。”

雇定了肩舆由大西门出城，走到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那条雅河。过河转向东南再走十里，便是水口场，轿夫照例是要在这儿吃早饭，过烟瘾的。

我们四川的轿夫差不多没有不抽鸦片烟的人。他们是到了只要有烟抽，甚至于连饭都可以不要的程度。结果是他们一天所得的钱，也就只好勉强够他们抽烟。在那时候鸦片烟还不很贵，吃饭倒很有几分艰难了。轿夫们在吃饭艰难的时候，逢着可以当饭的便宜的鸦片烟，那他们是怎样的欢喜呢。

他们自然管不到甚么中毒不中毒，只要可以免掉吃饭的艰难，而且还可以除去许多痛苦，那便是天赐的灵膏。他们更管不到甚么亡国不亡国了。所以结果是轿夫抽鸦片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但是，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哟！

鸦片烟——吃饭问题，这是相连系的。鸦片烟的输入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就是使吃饭成为问题的重要原因。做苦力的人，在封建制度的社会中，已经就是由吃饭困难产生出来的，那更经得起更高级的榨取，更高级的剥削呢？种田十年不如种烟一年。烟愈多，饭愈少。做苦力的人当然只好抽烟而不见吃饭了。

四川的轿夫你们是看不得的，一个个就象从坟墓里拖出来的骷髅。然而他们还是要抽烟，还是不能不抽烟。

我从前读过tolstoy的一篇论麻醉性嗜好品的文章，他的大意是劳动阶级多半喜欢吃酒吃烟，那原因是想麻醉自己的良心，不忍见自己妻儿们无法避免的受难。这个当然是一个可以推想的原因。但我感觉着怕还是自己吃饭的问题要占动机的第一位罢？服用麻醉剂自己可以多出些力，少吃些饭，这是科学的事实。

到了水口场，轿夬们照例去抽烟去了。我坐在一家么店里休息。——那是兼营着饭馆、客栈、茶店、酒店各种生意的地方。这种铺店的街灯上，照例是写着“酒饭便易，河水香茶”。

我坐在店门口的一座方桌上，泡了一碗普洱茶，饭是一点也不想用的。淡淡的秋阳很忧郁地照在不洁的街道上，一切都好象带着一种惨白的颜色。自己心里非常忧虑，因为一天要泻好几次的肚腹要坐长途的肩舆，真是一种黄色的恐怖。

——“八老师，你的脸色怎么那样苍白？你人不好吗？”

我们同场的人叫我们兄弟都是在排行之下加“老师”两个字。是一位同场的人名叫杜子康的突然遇见我，很惊异地向我发问。

——“是的，我泻肚子。”

——“哦，那很不方便，你是回府，还是下嘉定呢？”

——“我是要回家去养病的。”

——“哦，还要坐五六十里路的轿子啦！”

他踌躇了一下又说道：“你来，你来，我拿一样药给你吃。”

他也是在那么店里休息着的，他是要进城去。我跟着他走进店里的一间房间里，那儿摆着几尊床，床上放着草縺和席子，枕头是几桩圆木。他向一尊摆着烟家具的床上躺下去了，叫我睡在他的对面。

——“这东西对于止泻是很有效的，你要吃一两口才行。”

他把烟灯点燃，一面开着烟泡一面对我说。鸦片烟的烟味很好闻，靠在别人的烟盘上“摆龙门阵”[128]，那真是一种神秘的境地。在吃饭不大成问题的人也普遍的嗜好鸦片烟，他们所追求的便是这种神味，比这还要更进好几百层的神味。烟盘子对于他们是地上的乐园。

我勉勉强强地抽了两口烟，烟泡子怕起了好几次火；抽起来的味道很苦，没有不抽的时候那样好闻。抽烟也是有艺术的，抽不来烟的人只好象吹洞箫一样的吹，不会吸。不是把灯吹熄，便是让烟泡子着火。要抽一两口烟，装烟的人真是要费很大的气力。

你听抽烟的人讲起抽烟的艺术，那真津津有味了。

开始是烟家具的讲究。所有一切的烟斗、烟枪、烟灯、烟签，都有有名的出产地或专门的匠人。烟枪的讲究可真不亚于女人的讲究梳头。为要使那枪杆的色气染成金黄，他们不惜把自己的烟枪在尿缸里浸过好几个礼拜。烟嘴和烟脚是要用上好的玉石来装饰的。枪裹肚不是纯银便是纯金，还要嵌上许多宝石。

其次是开烟的手腕。这是很精巧的一种技艺，要把烟泡子炼来非常粘韧，上在烟斗上要形成一个肚脐眼，那便是上选。

连吃烟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出那人的手腕的高下。要一气呵成，要玲珑清冽，活乐翁、活乐翁、活乐翁地好象大珠小珠落玉盘。

这些艺术，门外的人只凭着耳食的绪余是不能够形容尽致的。这是吸鸦片的艺术，也就是有闲阶级的艺术一般。他们是要讲究雕琢，讲究色彩，讲究声韵，讲究神味的，这不是和抽鸦片烟的艺术是完全相通的吗？欧洲颓废派的文人coler-idge[129]，de quincey[130]，baudelaire[131]，verlaine[132]等等不同时就是鸦片烟的嗜好者、赞美者吗？

有产阶级的艺术就是鸦片！

吃了杜子康的两口鸦片委实是见了奇效，那天坐了一天的轿子，在黄昏的时候到家，竟一次都没有泻过。

回家走进中堂，在阶缘上遇着三嫂。

她笑着说：“八弟，你回来了。”

我也笑着回应她说：“我回来了。”后来她对我说，我那时的笑容是很凄寂的。

我走路已经很勉强了，父亲从后堂走出，劈头遇着我。父亲很带着一种惊异的神色。

——“八儿，你怎样的？”

——“我人不大好。”

父亲转过身跟着我走进去。我的两个妹妹和三个侄女来扶着我，她们是和母亲坐在后堂的门口的。

母亲也站起来迎着我。

——“八儿，你回来了，你人不好吗？”

——“我回来了，妈，我人不大好。”

走进母亲房里去，倒在前面的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下，我从此便失掉知觉了。

五

父亲是懂中医的，但他并没有学过医。他只是凭自己的聪明和经验，集收了不少的医药的知识。他看病不评脉，也不谈甚么阴阳五行的玄理。他只望望气色，问问病情，看看舌苔，审审热候罢了。在缺少医师的我们乡下，他虽然并没有挂牌，但也有不少的病人找他。事情也奇怪，凡是找他的人大概都是药到病除。因此，乡里人差不多把他当成了救世主一样。我们的大伯父也时常嘲笑他，说他是“神仙太医”。

这种事实在科学上是可以说明的。本来人的本身具有自然疗养的力量，一切的病患都是自己在疗养，医生不过是帮助这种机构的运行罢了。所以大概的病只要能够静养，都可以不药而痊。一般医生虽然平庸到万分，也能够糊口的原故就在这个地方了。父亲用的药是一些温和的药，这对于人的身体是不会有害的。又加以别人信仰他，这第一着便使患者安心，是医病的第一种妙剂。

我那回回到家中，父亲照着平常的惯例，也就开了一服温和的药给我吃。平常家里人一有病痛都是用父亲的药方的，但我的病情太重了；使他失了主宰。他便不能不去找我们场上的唯一儒医宋相臣先生了。

宋相臣先生是一位秀才，他本来不是我们场上的人，是从流华溪迁徙来的。听说他在小的时候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在一家药店里当小工，药店主人看见他勤敏，才收他为弟子，教他读书，后来他竟成了名，进了学。他的夫人就是那药店主人的女公子。他是在药店里面陶养出来的，不消说是以医为业。但他的医业的行世，与其说是靠他的技术，宁肯说是靠他的秀才学位。他是专家，但是乡里人却不大肯去找他，或许也怕是要花钱的原故。

父亲和他很相好，对于他的医道虽不很心服，但我的病症太重，因为他是专家，便还是走去和他商量。

我在泻肚子，宋先生说这是“阴症”。我的发烧、流鼻血等等据说又是“外感”。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给我一服分两很重的附片、干姜。

药方的决定是在我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半天。我的热度那时稍微退了一点——这是当然的，伤寒症的热候通是上半天低，下半天高。我那时候一点意识也没有，怕已经在四十度以上了罢。

药方决定了，是我的大嫂亲手替我熬的。大伯父也很关心，他平常是不进我们父母房间的人，却一天也要来看我一两次。他看见大嫂在熬药，还给她些注意，说要留心，不要使药罐沸了，总要熬得很浓。

一服大热药而且还熬得很浓，这吃了便立地见效。所有一切的粘膜都焦黑了，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纯黑的。脑症爆发了出来，就象发了狂的一样。

——“我要到地下去睡！我要到地下去睡！”

我在床上总是不想安定，总要奔往床下。我不住地乱吼。我所吼的要往地下去睡，听的人又加上了一种不祥的意思。这使全家上下都鼎沸了，尤其不安的是我的母亲。

宋先生缩手无策了。父亲和伯父也都缩手无策了。邻村附近的医生是有限的，谁都配不上去请求。要下城去请罢，医生请来恐怕人已经死了。

但是说死，我又没有断气，只要有法可想总也不能不设法。当天便去请巫师来降神了，听说在我的床前杀了一只雄鸡，把心脏挖了出来敷在我的心上，这倒不晓得甚么意思。

还吃过甚么雄黄丸、六神丸，方法差不多都用尽了。

到了第三天上半天，有位从堂的叔父，他推荐一位姓赵的医生。赵先生住在隔河三十里的太平市，从来没有名望。瑞叔也只是在偶尔的一个机会上认识了他。死马当着活马医罢，没有办法只好去请赵先生了。

赵先生是到第四天上午才请来了的。他一来，就开始了斗争。他的主张和宋相臣完全相反。他说我的病是“阳症”，完全要用凉药。他开了一服分两很重的芒硝、大黄。宋先生不消说是反对的，父亲也不敢赞成他的主张。从上午起彼此讨论病情，讨论到下午，怕要到四五点钟的时候了，药方都还是不能决定下来。母亲为催这药方，从后堂走到前堂来，往返了五六次。

我的四姐是许配在隔河的许湾的，那在太平市下游还有十里路远。我回家的晚上便请母亲派人去接四姐回来。四姐大约是第二天的下午或者第三天的上午才回家来的。她就和我母亲交替地看护着我。

四姐回来的时候听说我好象清醒过一下，我对四姐说：

——“四姐，五哥死了！”

我说了就哭了起来，她起初还以为我是在说谵呓，但我给她说在某一本书里面夹着有一封信，教她不要把给父母看。

信是果然有的，那是五哥从日本写回来的。他在日本和大哥生了点间隙，大约因为钱不够用。他的信上便写了许多要自杀的话头。信我是在嘉定接着的，回家来便夹在那本书里面。但这些我在病好后都失去了记忆，我和四姐的对话完全是下层意识的作用。

在那最后一次我母亲出去催药方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本来是光线不足的房里便愈加阴晦起来。四姐一个人守着我，我是一个半死的人。张起焦黑的嘴唇，翻着白眼睡着。安静的时候，就象死人一样。不安静的时候，就象狂人一样。四姐不消说是很害怕的。她在我母亲出去了一会之后，也走出来唤我母亲。

她只叫了一声“妈！”

我母亲号啕痛哭起来了：

——“啊，八儿死了吗？八儿死了吗？赶快把帐子给他下了，免得他打进枉（网）死城去。”

说着，哭着，便朝里面走，再没有工夫听四姐的分说。伯母、叔母、嫂子、姐子，都跟着母亲朝里走。但是我是并没有死的。后来在我病好的时候，我母亲笑我四姐，我四姐也笑我母亲。

母亲说：“四姑娘，你想，那时候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你把他丢了，一个人跑出来，哭声哭气地喊我，谁个也会想到八儿是已经死了的啦。”

我们四姐也说母亲太着急了，一点都不由分说。

——“那时候你就向我分说，我以为你是假意说来安我的心的。”

赵医生的主见很坚决，他绝对要用他的药方。如不用他的药方他就要走。他说他的药方虽然是泻药，但吃下去病人泻的次数会一天一天地减少，而且要乾到没有的程度。连父亲要稍微减轻他的分两他都不肯赞成，他那种刚愎的态度听说实在是少见的。

在那时我也奇怪。我母亲说是我有神人搭救，是我该得不死。但那也自然是一种潜在意识的作用了。分明是失了意识的我，我卧在床上偏偏会喊出：“我要吃姓赵的药！我要吃姓赵的药！”我们母亲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不可思议，吃姓赵的药最后是母亲作的主，她是照着我的要求决定的。父亲呢？他完全没有主宰了，他只是听天由命。假使吃了是死，那不吃也是死。所以他也赞成吃了，是一种绝望的赞成。

出乎意外的是吃了姓赵的泻药，病情并不见增加，而且果如所料，泻的次数减少了下来。大夫主张还要吃，一连吃了六服，大概是两天一服的光景，这也差不多有两个礼拜了，我那时候下的只是一个两个很小很小的黑结，臭气是非常厉害的。那时候我的意识渐渐恢复了，我自己也晓得臭味了。那种黑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甚么东西，或者是那肠内的结痂的排除罢？在这时候那姓赵的还要用下药，父亲便再没有依照他的主张了。大夫把药方开好总是不用，用的是父亲自己处的药方。这或许也是我该得不死，是我父亲把我搭救了。肠伤寒在那脱痂期中是最容易发生肠穿孔、肠出血的危候的，假使在那时还要继续用泻药，那会得到一个甚么结果，真是谁也不能预料了。

高度的热候渐渐地平复下来了。我差不多有三个礼拜水米不曾沾牙，我是骨瘦如柴的。到我能够起床，能够坐着不发生动摇，也好象还经过了三四个礼拜。不幸的是并发症发作了。耳朵聋了好久，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十分重听。这是并发症的中耳炎。腰部痛了好久，痛得夜里都失了睡眠，这是并发症的脊椎加里司（wirbelcaries）。这些并发症和治疗在当时都是不知道的，虽然也吃了些汉药，但等于听其自然！耳朵的半聋，腰椎的不能久经劳动，这是我生理上的最大的缺陷。

当我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切知觉都失掉了，但我的潜在意识却非常活跃，我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我已经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进了学堂，那学堂也是考棚改的。

我在那儿住了一学期竟公然考了第一。在第二学期中我因为跳木马把左手跳伤了，不能不回家就医，但我又舍不得抛荒了学校的学业。后来我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便是把手切下来送回家就医，我自己仍留在学校里。

就这样昏昏瞀瞀、似梦非梦地继续下去。一时好象看见自己的左肘挂在父亲的床柱上就医，脱离了躯干的左肘已经枯黑了，自己不免有些感伤。同时自己也觉得好象有些不合理。

但一时又站在上海城头看东海日出。那时候我以为上海是在海边，只要立在城头便可以看见海。茫茫的一片大海从城下一直迷漫出去，一望都是云雾。在那云雾当中昏昏瞀瞀的一轮红日。这便是所谓东海日出的光景了。但过细的看，又好象只是立在嘉定城头看青衣江上的旭日。

自己的左肘在家里就医，在上海的身体不免时常想回家来看看。正在疑惑着：太远了怎么可以回去？但一转瞬间又已经飞回到家里了。飞回家时是要经过巫峡的，很想在飞回上海时看个清楚，但总是云雾层层的，看不清楚。

有时候好象有一位朋友把我引到一家人家去，一进门才晓得是娼家。我便责骂了那位朋友一场和他绝了交。

有时候又好象因为自己的书法很好，被那一个的国王看中了，便聘请我去做客卿。因为我爱菊花，便替我修了一个菊圃。我住在一座玻璃亭子里面，四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菊花。

就是这样的好象有联系好象又没有联系的不规则的幻想，时隐时现，一直缠绕了我好几天。我在梦中就好象过了好几年。

六

三月了。

学校正在举行临时试验，家里打发了一乘轿子来接我回去。因为在去年年底死了的大伯父要上山了。

我们大伯父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得了痨症，真是亏他调养，他一直活到六十二岁才过世。

试验要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才能完毕，完毕了动身出城时已经是三点钟了。

三月的天气很短，抬我的两位轿夫，一个叫吴长发，一个叫张老大，都是我们乡里有数的老轿夫。他们抬着我走不上四十里路光景，天便黑了下来。我心里非常着急，我便下来让轿，让他们抬着空轿子走。那两个老先生真是没中用，抬着空轿子都走不赢我，一直便落在后边去了。

我一个人在路上走。天色渐渐地黑到快要伸手不见掌了。我是从来没有走过夜路的，路又非常的寂寥，沿着大渡河走差不多三五里路都是渺无人烟。大渡河的流水活落、活落、活落地在那黑暗中流着。靠山的一面不断地有风吹林木的声音。

路愈黑，愈见增加着胆怯。一面怕有强盗乘着夜阴出来抢劫，一面又在怕鬼，虽然自己并不相信有鬼。路上黑森森的林木都好象活着的魔一样向你袭来，只是使你的毛骨悚然。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时，怕强盗的心理又要占优势了。到那时又只好放轻着脚步，凝集着呼吸，一样毛骨悚然地悄悄地走过。就这样，我走了二十几里路，走到酆都庙了。

酆都庙的村落是在一个山坳里，平时我们很忌避那个地方。在小水天的时候，村前面一个大大的水湾现成沙地，人们就在这沙地上取捷路走过。

我走到酆都庙了。没有灯亮一人还要走十五里路，我终竟没有那样的胆量了。但我同时也放大了胆子走进了酆都庙的市街。我有两种想法。我想那两位老轿夫走到这儿一定要上街买灯火的，我不如在那街口的一家么店上等他们。万一他们不来时，不买灯火我也不敢再走了。

我上街去走到一家卖蜡烛的店里。这儿刚好有几位我们场上的人在做饭吃。他们都是江湖上的人，好象是“礼”字堂或“智”字堂的兄弟。他们见了我非常的亲密的。

——“哦，八老师，你是回府吗？”

——“是的，我路走黑了，我来买灯火。”

——“你为甚么没有坐轿子呢？”

——“我让了轿，是吴长发、张老大抬我的，他们抬不动。”

——“啊，是那两位蠢棒？”

他们和我谈了一阵话，我坐在门口等那两位轿夫。他们的饭弄好了，无论如何都要请我去吃。我不得已只得领了情。有一位铜河上游的铜街子的某老大伯爷，他们替我指识了，我便和他两人坐在上席。那老大伯爷真是老，须眉一切都是雪白的了，他非常客气。

我把饭吃完了，又坐在门口等，但那两位轿夫却不见来，我心里有些着急了。

——“八老师，你是在甚么地方让的轿？”

——“还没到罗汉场的时候。”

——“哦，那吗他们一定在罗汉场吃了鸦片烟，看见天气晚了便在那儿落宿了。不然便弯道走到堰溪口去了。”

我也是这样想。我想他们假如走过酆都庙时，无论怎样是要上街来买灯火的。但是念头一决定后，我反而踌蹰起来了。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呢？要回去时，一个人还要走十五里路。

——“八老师，我看你今晚上不要回去罢。路上很不好走。万一踏失了脚，落到河里去了，那不是好玩的。我们明天清早一大早回沙湾，我们一道走罢，连我们今晚上都是不敢走的。”

——“不走，我可没有地方睡呢。”

——“啊，那不要紧，那不要紧！大伯爷的床很宽，可以睡两个人。八老师，你一点也不要客气。我们出门人是用不着客气的。”

——“我一点也没有客气呢，多谢你们。”

坐了好一阵，他们替我把床敷好，我便和那位大伯爷一床。

那是一间很小很小的房间，在老大伯的床之外还有两尊。我看着他们抽鸦片烟，把瘾过足了，把灯吹熄之后，大家便脱衣就寝。

房壁是有无数的大框小洞的，睡在床上可以望得见天星。一阵一阵的牛屎臭味。

这是一种奇怪的际遇。我一来不安，二来不惯，睡在床上只听见他们次第的打起鼾声，我自己却怎么也不能睡熟。

快天亮了罢，快天亮了罢？怎么总听不到鸡叫？这儿的乡村难道是没有人家养鸡的吗？没有鸡，狗总会有的。天将亮时，狗或许要叫，但也听不到狗叫。睁着眼睛在床上总是不能睡熟；但又不好翻身，怕把同床的那位老人搅醒了。我渐渐感觉着躁热起来了。

啊，好容易！远远听着狗的叫声了。不一会又听到许多人的嘈杂的脚步声音。

我睡的地方，隔壁便是一条巷道。嘈杂的脚步声、人声，愈见近了，愈见近了。明晃晃的一道一道的火光从巷道中走过，这从壁缝里是看得很鲜明的。我心里又顿然感觉着一种别样的不安。啊哈，在这儿今晚上有甚么明火抢劫的事情吗？门外有猛烈的敲门声了。啊，就是抢的这家店铺吗？我的悬念刚好起来，又听见门外的人在叫喊了。

——“赵老板，赵老板，沙湾场郭鸣兴堂[133]的八老师……”

啊，救命菩萨！我刚好听了一半便从床上跳起来了。

——“哦，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在外边叫门的分明是我父亲的学徒朱先生和我家里的用人刘老大、刘老么的声音。这当然是我家里派来接我的人了。

我一起床，房里的人大家都醒来了。赵老板和老板娘也起来了，他们把门打开，朱先生、刘老大、刘老么还有其他的人都同声地叫道：

——“啊，八老师！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

——“怎么？家里出了甚么事情吗？”

——“张老大、吴长发抬着空轿子回去，老太爷、老太娘，都以为他们把你倒在河里面淹死了。老太娘气得死去活来。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

我回头向各人告辞了，跟着我家里来的人回去。

前途隔不上三五百步路远的光景又是一群灯笼火把走来。看见我们的灯笼火把在走回头路，远远地听见那边的喊声：

——“八老师找着了吗？”

——“找着了！找着了！”

我们这边的一群人回答。从山边的空气中也回答出一片声音：

——“找着了！找着了！”

找着我的打头阵的人们很高兴，我起初还可以听见他们自鸣得意的一番谈话，但渐渐落在我的后边去了。沿途隔不好远便有灯笼火把，都是前前后后派来接我的人。我就象飞的一样走过，他们都掉头跟着我走。一队一队地也渐渐地落在我的后边去了。

我走了十里路，走到了陈大溪。前面又有人在叫：

——“八老师找着了吗？”

是五哥的声音，五哥是去年年底从日本回来的。

——“找着了！找着了！”

——“五哥，我回来了。”

——“啊，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看姆。”

我又赶过了他们，我走到了街口了。在百岁坊下又有人在叫：

——“八老师找着了吗？”

是我父亲的声音。

——“找着了，找着了。”

——“爹，我回来了。”

——“哦，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看你母亲！”

我又把父亲赶过了。走到家门口，同样遇着许多人，差不多没有时间和他们应答。我一直走进后堂，走进我母亲房里。许多人围在母亲床前，一看见我，——“啊，八弟回来了！——八哥回来了！——八叔回来了！——八老表回来了！……”

差不多异口同音地一齐叫唤了起来。

母亲是睡在床上的。我把床前的人分开，跪到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母亲没有等我说话，先开口道：

——“啊，八儿！你回来了！你把娘望得好苦呵。”

母亲的声音是很弱很弱的。母亲把我拉来，坐在她的床边。

大家谈起张老大、吴长发回家时的情形了。

原来他两个是打从酆都庙前面的沙地里通过的。他们走到离城四十里的罗汉场慢慢地吃了饭和烟，再走到堰溪口（隔罗汉场五里路远）天就黑了。在那儿买了灯火，因此便用不着走上酆都庙了。

他们走到家里才晓得我并没有回家。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同时也使我们家里人大吃一惊。

父母盘问他们，他们是在甚么地方和我分手的？骇昏了的两位老头子支支离离地答应不出一个所以然。

问他们是不是在堰溪口买了灯火，没有上酆都庙去？他们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又说去过。

就这样，使家里人堕入了迷宫。

他们愈受盘问，愈发慌，结果是发起抖来，流起眼泪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的父亲、母亲自然要怀疑他们把我倒下河里去了。这在一边临河，一边靠山的道路上是很有可能的。

他们回家的时候是十二点钟的光景，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快要三点钟了。母亲哭了整整两三个钟头。我们一面在闲话，母亲一面还在叹气。

母亲说：“我真以为你是死了。我怎么也不甘心。你去年害了那场大病，娘好象把你再生了一场。你那时没有死，现在才被淹死，我真是不甘心。……”

我们说了一阵话，父亲、五哥才继续回来了。

还有一会天才亮，大家又才各自去就寝。

第二天清早，在母亲房里遇见我们的新五嫂。五哥在去年年底回来之后，在令年三月初头才结婚的，五嫂到我们家里还不上两个礼拜。

母亲为我指示，说：“这是你的五嫂。”

我说：“我们从前是见过的。”

五嫂红着脸给我一揖，我也还了一揖。

五嫂是王畏岩先生的次女，她长我不过一两个月的光景。王先生的家是在草堂寺附近的，当我在小学校的时候，每逢休假进城、出城，都要打从他房子面前经过。那王师母是喜欢站在门口闲望的。有时候在她的后边立着一个发才复额的姑娘，只露出半面来偷看外边。假使一看见有人经过，她便要立地躲开。有时候也可以看见这个同样的姑娘站在门槽里面的侧门旁边，微微把侧门移开向外边偷看。

这样的情景在现在是不能看见了。从前女子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一到十一二岁便要缠脚，蓄头，从此便不能出大门一步。要出大门要坐到水泄不通的轿子里面，和外边的世界可以说完全绝了缘。在这样的时候，外界对于人的诱惑是怎样的猛烈哟！所以虽然是百无所有的空街，那大家闺秀们也不能不偷看的苦心，我们是可以体会了。

那位发才复额的姑娘便是我们的五嫂了。照样是小巧的面庞，双颊晕红，双眉微颦，眼仁漆黑；只是人是长高了。但那细长的身裁，高矮适中。城里人的穿着是比较入时的，因此，新五嫂的确为家中带来了新的气氛。

在我小学校的第二学期的时候，她家里遣人到我家里来说亲，要论年龄相当那是只有我，但我在小时候便已经定了婚，当时五哥的未婚妻却刚好死了。父亲把这种情形回复了王家，五嫂就同五哥定了婚。定婚没两个礼拜而我的未婚妻又病死了。这件事情我们母亲后来常常说起：“一切都是姻缘。假使王家的亲事再迟提两个礼拜，叔嫂不就成为了夫妇吗？”是的，一切都是姻缘。从前女子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迟早两个礼拜，便有终身的境遇的不同。五嫂与五哥的结婚自然不能说是不幸，但就因为有这样几微之差而生出幸与不幸的，恐怕是不计其数的罢。

五哥定婚的时候是在东洋，他不知道听了甚么人的中伤，说王家的出身微贱，王畏岩先生的祖父好象是位裁缝，他便对于这件婚姻大不满意。他从日本写了无数次的家信回来反对。这或者也怕是对于恋爱结婚的一种憧憬的表现罢？在他们尚未成婚之前我们是很担心的，因为五哥是军人，他的性情很刚愎。但出乎意外的是他们结婚之后，伉俪之笃真真正正如胶似漆了。

在我害肠伤寒的去年下半年，正在我病危的时候，王家遣人来报信，说五嫂也患着热症很危险。五嫂的热症我想来也怕是肠伤寒罢？因为那是一种急性传染症，同在嘉定城，有同受传染的可能。我病了，她也病了。我好了，她也好了。我们的四姐后来还说过笑话：

“你两个幸好不是夫妇。假如你们是夫妇，别人会说你们是害的相思病呢。”

但她的不幸也怕就和我的不幸一样，就在害了这一场重病。

她病后没半年便和五哥结了婚。年底便生了一个侄男，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死了。

她的病在我们中国，从前叫作产后痨，又叫百日痨。这不消说是一种急性的肺结核（tuberculosis pulmonumacuta）。在从前的人以为在月中行房便要得这种险症，其实完全是一种迷信。

在这儿我有两个揣测。

一个是我们五嫂的肺病是在患了肠伤寒后得的，就象我得了中耳炎、脊椎炎一样，她是得了轻微的肺结核症。——肠伤寒患者是有这种并发症的可能。有肺结核的人经不得生产，假使一经生产，不怕就是轻症也可以立地变成急性的症候，那便有性命的危险。在医药进步的国家，有肺结核的孕妇是要用人工堕胎的。我们的产后痨、百日痨，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知识，牺牲了不少的女子了。

还有一个是到了我们家里之后受了传染。

我们的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我们的九婶也是得了产后痨死的。五嫂的居室不幸就是九婶住过的房间，我们又不晓得消毒，这就很有受传染的可能的。

无论是那一个原因，我们的五嫂是因为社会的无知而牺牲了。

五嫂死的时候我已经在成都读书。她在临终时大约看见我的幻影，听说她向着空漠中说：“八弟！八弟！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母亲安慰她说：“你在思念你八弟吗？你八弟在成都读书不能够回来。”但她始终坚持着说：“八弟回来了，回来了。”她还指出我所在的地方。

这位五嫂和我因为年纪不相上下，我们彼此都很避嫌疑，平时是连交谈的时候都很少的。

好象就是那一年的暑假。有一天晚上我和五哥、三哥，还有几位兄弟，在最外一重的中堂里面押诗谜，押到兴头上来了。平常五哥和五嫂差不多是瞬刻不离的，那晚他却为诗谜所缠缚着了。我因为要去找几本旧诗本便一个人走进后堂去。在那第三重的后堂前，五嫂一个人孤另另地坐在那儿。她看见我进来了，远远地就招呼着我：

——“八弟，你们在外边做甚么有趣的玩意儿？”

——“在押诗谜呢，很有趣。五嫂，你不去参加吗？”

——“有三哥在那儿，我怎好去得？”

——“三嫂都在那儿呢，你怕甚么？”

——“你一个人怎么又跑进来了？”

——“我进来找诗本子。”

——“你们倒有趣，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得有点害怕了。”

——“我去把五哥叫进来罢，说你有事叫他。”

——“不，你不要去叫他。你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坐好了。”

她这样说了，我觉得好象有暂时留着陪伴她的义务一样，怎么也不好离开她就一人走开。

——“怎么不进母亲房间里去坐呢？”

——“母亲已经睡了。”

我走下阶沿，走到养着睡莲的石缸边上。

——“哦，子午莲都开了。”

——“可不是吗！我看着月光从壁上移到了天井的当中。”

就这样我把取旧诗本的念头抛去了，就立在水缸边上陪着她，想暂时疗慰她的寂寞。

可供说话的资料是很少的，因此沉默的时候也很多。

有一次彼此沉默了一会，她突然地微微笑出了声来。

——“想起了甚么事情好笑呢？”我问她。

她说：“我想起了你的相片。”

——“我的相片？”

——“是呢，我们家里有一张小学堂甲班毕业生的相片。”

是的，是有那么一张相片。那时候她的父亲王畏岩先生在做县视学，那相片的当中是有他的。县长坐在正中，视学坐在县长的右边，校长坐在左边。

——“我有甚么好笑呢？”

——“我笑你那矜持的样子。你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层。你看你，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你的身子。”

她一面说，一面也做出这样的姿势来形容。她自己又忍不住好笑，连我也陪着笑了。

——“不过，”她又说，“那也正是你的好胜心的表现。你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是不是呢？”

这是她的观察力的锐敏的地方，我隐隐地佩服她，她好象读破了我的心。

——“八弟，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王师什么’呢？”因为她有两位小弟弟，一位叫王师轼，另一位叫王师辙，是说要学习苏轼和苏辙[134]。

——“对了，我叫王师韫。”

——“是谢道韫[135]的韫啦。”

——“你猜对了。”

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却和那淡淡的月光一样，在我的心中印着一个不能磨灭的痕迹。只要天上一有月光，总要令人发生出一种追怀的怅惘。

七

大伯父的会葬过后，学校里起了一次弥天的风潮。

事情是这样。那骄气横溢的丁监学在学生吸烟室里看到了“丁平子不通”五个字的题壁。

吸烟室和厕所的题壁本是学生生活的安全瓣。学生时常受着管理人的压制、胁迫，就好象一个囚犯。只有到这些地方，他才感觉到他自己的自由，把他胸中的愤懑，或者希望，向着墙壁发泄。这样的事情你是不能够认真的。假使连这样的事情你也要追究，那学堂的管理人也就不胜其烦了。

但是那骄气横溢的丁先生却严烈地追究起来。

他把全校的学生都召集到大礼堂上，把全校的教职员也都请了来。他当着众人宣布了他在吸烟室里看到的那五个字：“丁平子不通。”他接着就是一篇演说：

——“我丁平子，三五少年也曾东渡，前年留学界闹取缔风潮，鄙人被选为四川留学生同乡会的总干事。回到上海也曾侃侃谔谔建言当道。适因本府中学腐败，监督[136]秦公[137]受当局宠任，荣膺整理之责，来函以监学相委，以为整理本校非鄙人之力不能。鄙人难负监督秦公之雅望，桑梓之重托，勉力来就斯职。就职以来，对于学风之整饬，学生之管理，自以为已鞠躬尽瘁，当不无几希成效之可言。乃今竟蒙赐以最不名誉之‘不通’二字！夫以大通而特通之日本留学界犹称为通之又通的我丁平子，乃受本府中学的一通不通的学生们称为‘不通’呀，这在我从大通而特通的日本留学界犹称为通之又通的丁平子，岂不是奇耻大辱吗？……”

就这样，以他那尖锐的洋钢签子的声音，在“通”与“不通”的几个字上，翻来复去地做了一篇翻案。接着又把他讲了一两个学期还没讲上两三千字的世界地理的讲义——章太炎风的文章——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他当着众人辞职，说：限于三天之内，把那写字的人寻出来处分。如若不然，他便永不回校。

丁先生辞职！这可不得了，这简直好象国王退位一样。

学校把课也停了，一方面教职员举代表，学生举代表去挽留，另一方面教职员私下密查，学生自行检举，寻找那写“丁平子不通”的人。真好象秦始皇找博浪沙投椎的勇士[138]一样，一学堂都闹翻了。找了三天，那个人竟公然被找了出来，那是我们乐山县的学生刘祖尧。

其实那“丁平子不通”的五个字究竟是不是刘祖尧写的，还是一个疑问。虽然有些与丁平子同县的学生说是亲眼看见刘祖尧写的，但他自己是否认的，在壁上用粉笔写的字，谁也难把笔迹认准确。然而学堂的办事人却高兴到了万分，当晚就把刘祖尧斥退，逼着把他的铺陈行李送出学堂。一方面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才又出去把那夫子去堂三日而就宿于旅馆的大通先生迎接回来。这时，丁大通先生真好象凯旋将军一样。

啊，好不威风！学堂是监学的江山，学生是办事人的奴隶！

刘祖尧是我们换帖的朋友之一。在小学时张伯安、吴尚之和我的换帖行为渐渐展开，在中学堂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好几个人了。刘祖尧也是其中的一个。

象这样由于莫须有的文字狱便牺牲了一位好朋友，这叫我们怎么能够心服呢？但是学校的高压、丁平子的严威、学生的众怒，谁也没可如何。因此，我们对于丁平子的怨恨是与时俱进的。

转瞬之间也就到了暑假。学年试验已经完毕，我不两天也就要回家去了。伯安、尚之跟我饯别，在那天晚上我们同在土桥街的意如轩吃酒。

尚之那时候也考进中学了，他在乙班。伯安是自始至终和我同在甲三班的。

因为都是喜欢酒的人，我们好象吃了好几样酒，外来的绍酒、白玫瑰，四川的大曲、高粱，一样都吃了一点。吃得并不多，但因为是混成的原故，却早早醉了。

醉了，把尚之送回家，我又到伯安家里去谈了一会，伯安雇了一乘轿子把我送回学校。

我回到自己的寝室，睡了。有一位同学来谈起了刘祖尧的事，这便引起了我一腔的悲愤。一年以来压在心头的怒火，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我破口的骂丁平子，骂他是专制魔王，骂他虚骄，骂他稚气，骂他没有学问，骂他不通，差不多足足骂了两个钟头，把甚么都给他骂到了。

我的窗外愈拥愈多地拥集了无数的学生。丁平子听说也到我窗外来徘徊了好几次，他终竟也把他的怒火爆发了。

待我渐渐清醒起来的时候，学校又由丁平子一个人闹得天翻地复。他也一样地骂我，骂我没有家教，骂我倚仗父兄的势力侮慢师长，骂我破坏校规，骂我不知羞耻。他把对待刘祖尧的态度来对待起我来了。那就是把他一人的去留来胁迫着校长开除我。

不过这回他却受着了意外的障碍。

第一是我们乐山县的教员们极端反对。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国文教员李肇芳先生、东文教员魏文通先生，都说是有望的青年不能处以绝路，并且是酒醉了的人，便是国法也应该减等。最有趣味的是黄经华老先生，他说：

——“丁先生，郭某为甚应该斥退？”

——“他的罪过那样地鲜明，你还要问我吗？”

——“是不是说他吃醉了酒，骂了你？”

——“自然！”

——“他是年青人，又是吃醉了酒的，不能够和他计较；你是先生，又没有吃醉，你不是也狠狠的回骂了他？”

——“那吗，请秦监督免我的职！”

他一冲就从那最高一层的教职员会议室冲了下来，在大礼堂后边劈头便碰着张伯安。伯安是听见我生了事，从家里赶上学堂来的，他也是有酒意的人。

——“甚么！丁丁儿（丁平子的混名）要斥退吗？我和他势不两立！”

丁平子听了这话当然又是一肚皮的气。他刚刚走到礼堂，劈头又碰着帅镇华，他是我们小学堂的先生帅平均的儿子，大约也是吃醉了罢，他也很大声地叫：

——“丁丁儿要斥退老郭，我要以手枪对待！”

丁先生更忍耐不住，气冲冲地又跑回教职员会议室。那时候我正在那儿，我已经醒了一大半，被两位同学扶着，要我在校长面前陈辩。

丁先生很高声地叫着进来：

——“哦，秦先生，秦先生，不得了，不得了！我办了一年半的学堂犯了死罪，竟公然有人要枪毙我了！你看，这还了得？这学堂还可以办吗？……”

他一眼看见了我，又象燕子一样，一翻身又往外边走。

——“郭某和我，势不两立，我在这儿斥退不了他，我要上省去告；我在省里告不了他，我要进京！”

那时候嘉定还没有电灯（就是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会议室里点着一盏挂灯，在桌上还高烧着几只洋烛。烛光和灯光射到室外的天井里，那儿依然是薄暗的。丁先生的剪了的头发还没有长齐，刚好披到肩上。他又矮，走路是一跳一跳的，因此他的头发便在肩头上一披一披地披打。我从薄暗的光中醉眼朦胧地看着他的背影，我隐隐自咎起来。我好象欺负了一位比我还年青的小兄弟一样。

事实上丁先生也未免太年青了！吃醉了酒骂人，这在我本来是一种恶德。但是你被骂的丁先生也应该内省一下，你到底为什么受骂？假使你内省不疚，那小孩子的醉态就象蜉蝣撼大树，何损于你的泰山北斗呢？但他偏偏要和我那样计较，我现在除我自己甘愿认错之外，觉得你意气用事的丁先生也未免错了。

丁先生遇着了两重障碍，教职员一部分的反对和学生的反对，他当时终没有能把我斥退。第二天他回他的荣县，我也回我的故乡去了。我的斥退便成了悬案。校长的意思是只要丁先生不说话，他是可以不斥退我的。问题就在丁先生一个人身上了。

我以待罪的身份回到故乡，不消说是不很愉快的。但我父亲好象没有前次在小学校被开除时那样担心了。我们三哥那时在做铁路路股调查委员，由省城派到荣县去，父亲还请他和丁先生私下交涉，只要学校不开除我，便把我送到成都去就学也可以，请他不要追究。但三哥还没有到荣县，丁先生已经得了急症，一命呜呼了。

听说丁先生得的是喉症，刚好一晚上便死了，话也不能说出一句。他的夫人不久也得着同样的病相继死了。

丁先生一死，那我的悬案便无形消除。暑假过后，我又公然回到了学堂。那时候一般的朋友真是高兴，特别是在第二学期中说了一句“肝筋火旺”、便被他斥退了的易老同学。他那时候已经在成都存古学堂[139]读书，暑假后上省时我们在城里会着。他说：

——“你的星宿高，硬把丁丁儿克死了。”

他总是离不了这种俗调。他还说：

——“丁丁儿那张尖嘴平生带过太带多了，所以死的时候连话都不能够说一句。这是活眼现报。”

其实丁先生的急症毫无疑问是白喉症（diphtheria）中最猛烈的一种，毒性化脓。听说他的喉膜带灰绿色，这正是确证。乡里人就因为他不带白色，所以便相传以为是奇症了。

白喉症的传染性是很厉害的。不幸的他的夫人也成为了这同病的牺牲。

八

但我在嘉定中学堂就在一九○九年的上半年，终竟遭了斥退。

中秋过后不久的一个礼拜日，我同好几位同学到乐山劝学所里去了。那时候是魏文通先生在当视学，我们去帮忙制造表册。从清早九点钟起制到午后两点钟，才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从劝学所退出，沿着城墙边正想走到萧公庙去看戏。

萧公庙在城的正南丽正门内，劝学所是在城西的白塔街。

我们沿着大渡河畔的城边走去，途中是要经过王爷庙和铁牛门的。

走到王爷庙的时候，看见里面驻扎的粮子们正在准备武器，好象要和甚么人作战的光景。

我们看了并没有甚么惊异。因为那时峨边厅附近出了乱子，在此驻扎的营防已经下了动员令，不久就要出发。

同时有零碎的散兵迎面络续跑来，有的把包头打散，有的把上衣脱了，情形颇有几分狼狈。还有一两个警察，也拉着他的哭丧棒跟着飞跑。

我们还在笑。我说：“这几位英雄为甚么弃甲曳兵而走？”

我们再往前走。刚走过铁牛门，前面城墙上就象海涛一样，黑压压地涌来一大群人，为首的都是嘉定中学堂的学生。看这个光景，不消说又是惹了事了。

——“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

我们接上前去探问。同学中有好几位争着把情况说了。结果是不出所料，在萧公庙的戏场里学生和王爷庙的粮子发生了冲突。

两方面都是群众，而且两方面都是很骄纵的群众。从前有句俗话：“考试的童生、出阵的兵。”——这是说这两种群众都是不好惹的。嘉定中学的学生闹事很有名，他们的不好惹正不亚于从前的考试的童生。但是王爷庙的粮子又正是要出阵的时候。

这两件不好惹的东西闹起事来，双方都诉诸武力。打呀，打呀，打呀，把一个戏场打得落花流水，双方都打出重伤来了。我们有一位同学打得吐血，听说有一位粮子也打得半死。粮子的一边终因为众寡不敌先逃走了。

许多同学就簇拥着那受伤甚重的一位同学向我们走来，他们要到王爷庙去和那儿的营长理论。

我们尽力阻挡着他们。到这时候，那士兵们为甚么在准备武器，我们才知道了。

“去不得！去不得！那儿已经在准备武器，你们簇拥起过，他们开起枪来，那不是好玩的。”

同学们听了我们的话镇静了下来。我们主张先回学校，和办事人商量好了之后，再作办法。

那时候，校长回到他家里去了。我们只好找着教务长张先生，监学詹先生。

学生见教职员是怕惯了的。每次闹事，凡是当代表的人总是要遭斥退。把张先生、詹先生请到礼堂来了，谁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候又是我逞强。我是并没有在场的人，我偏又代替他们把当时的光景报告了。张先生和詹先生都很表同情，就说非去和他们长官理论不可。他们自告奋勇，担任去开谈判。我们的要求是：

1.要那营长亲自到校来陪罪；

2.要斥革那肇事的粮子；

3.要对于受伤甚重的某君赔偿医药费。

这三个条件，两位先生也答应拿去和对方接洽。大家也以为这次总可以见些效果，可以扬眉吐气了。但结果是和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两位先生走回来的报告是：

1.营长因公上省，现在是副营长负责，公务甚忙，不敢擅离职守；

2.在国家有事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开除弟兄以涣散军心；

3.对方的受伤者比我们的更重，他们两位先生还去慰问过来。

这样一来，不仅我们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反而是我们学校派了当事人去赔罪了。这不消说是不能够使学生满足的，要求那两位先生再取强硬的态度重新谈判。但我们那些先生终不愧是待人宽而责己严的古之君子，他们把在军门面前倒折了的威风却在学生面前恢复起来了。他们大大地责备了学生一场。但弄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上课了。

由校外的风潮转变成了校内的风潮，教职员和学生都只好静听校长回来解决。学校派了专差往犍为县去接校长，在第三天的午后校长回来了。

不公平到这一次的斥退，那真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

校长回来的第二天上午挂了一道牌，斥退了八个人，记了好几十名大过。

被斥退的八个人中是有我的。但最残酷的是把那位受伤甚重、平常十分驯良的学生也斥退了。张伯安的斥退大约是曾经帮助我骂了丁平子？再老好也没有的我的一位堂兄，那天看戏虽然在场，他还受了误伤，但也遭了斥退。

后话

以上是我去年三四月间在养病期中的随时的记述，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

自己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但这样枯燥的文字，自己在叙述途中都已经感觉着厌倦了。在这儿是可以成一段落的，我便采取了最新式的革命的刑罚：把这个脑袋子锯了下来。

没有甚么可说的了。读了这部书的人如能够忍耐着读到掩卷，在掩卷的时候假使在心中要这样问我：

——“你这样的文章为甚么要拿来发表？”

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

——“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140]

1929，1，12，校阅后记此。

[1]作者原注：奥古斯丁（353—430），非洲迦太基人，中世纪哲学家，著有《忏悔录》、《神国》等书。

[2]作者原注：卢骚（1712—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著有《民约论》、《忏悔录》等书。

[3]作者原注：歌德和托尔斯泰。〔歌德（j.w.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著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威廉·迈斯特》及自传《诗与真》等。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及自传性作品《童年·少年·青年》等。——注释者〕

[4]据《乐山县志》卷十一明陈起龙《重修凌云寺记》：“嘉定旧称海棠香国”。

[5]据《乐山县志》卷十二，一七八六年（农历丙午）大渡河泛滥；一八四六年（农历丙午）岷江大水，嘉定受灾。当地人称前者为“老丙午”。

[6]一名福安寺。

[7]安磐，字公石，又字松溪，号颐山，四川嘉定（今乐山）人。明弘治进士。正德时任吏、兵二科给事中。嘉靖年间，因“大礼之议”触犯世宗，受廷杖并除职为民。死后万历初追赠太常少卿。著有《颐山诗话》、《易牖》等。安磐福安寺碑已残，碑文载《乐山县志》卷三。

[8]明清科举制度乡试每三年进行一科，遇有朝廷庆典，常破例加考，称为恩科。据《乐山县志·选举志》，清光绪庚子年恩赐举人为陈希贤。

[9]作者原注：当时称兵为粮子。

[10]作者原注：乡里人说幸灾乐祸为“看肖神”；大约是十二肖神和人的祸福很有关系的原故。

[11]张献忠（1606—1646），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崇祯三年起义，几度率义军进入四川，崇祯十七年攻陷成都，建立大西国。

[12]作者原注：乡中土匪绑票用的专语，男为财神，幼为童子，女为观音。

[13]即郭朝沛（1853—1939），字膏如。

[14]作者原注：云南出产的鸦片烟。

[15]阳历为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16]即杜邀贞（1857—1932）。

[17]指长兄郭开文（1878—1936），字橙坞，号成武；次兄郭开佐（1888—1963），号翊新；长姐郭秀贞（1881—1952）；次姐郭麟贞（1884—1951）。

[18]据郭开文等撰写的《先妣事略》：杜邀贞“以咸丰丁巳七年九月，生于贵州开州城内公寓，长于四川乐山安谷乡响水滩”。

[19]即杜琢章（1814？—1857），号宝田，四川嘉定人。清咸丰二年恩科三甲进士，历任贵州龙泉知县、广顺知州、修文知县，后调任黄平州知州。

[20]据郭开文等撰写的《先妣事略》，杜邀贞嫡母为谢氏，生母为史氏。

[21]郭开文等撰写的《先妣事略》以及《乐山县志·人物志》和《乐山县志·烈女传》亦有记述，细节略有不同。

[22]据郭开文等撰写的《先妣事略》：“刘媪本黔人”。

[23]一九二九年《我的幼年》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总之我母亲是与忧患俱来的人，从小时候起便受着灾难；听说我们川南现在是讨赤最力之乡，大约因为我一人的关系，恐怕又已经‘赤*’了九族罢？管他妈的！牙齿总有要牙齿偿还的时候！”该书出版后，上海国民党检查机关以此段及《后话》中最后两句“词句不妥”为由，将本书查禁。一九三三年上海光华书局将这两处文字删去，并附“声明”于正文前：“本书原名《我的幼年》，前以上海特别市党部命令指出本书二十页内一段及后话内之最后二句词句不妥，暂停发行，兹本局特将以上二处删去，并改名为《幼年时代》，特此声明。”

[24]即郭贤琳，字玉楼。

[25]指郭贤惠。

[26]作者原注：长年工人的意思。

[27]作者原注：放在自由空气里面的意思。

[28]即郭明德，字秀山。

[29]即郭朝瀚，字怀璞。

[30]即郭朝瀛，字仙舟。

[31]即郭开运（1895—1971），号翊昌。

[32]即郭朝沂，字慎封。

[33]作者原注：旧俗相传为阴界、冥府。

[34]旧俗人死后每七日祭亡灵一次，称为“做七”，至七七四十九日为止。

[35]作者原注：癫癎症。

[36]用于暂时记事写后可用水擦去的粉漆木牌。这里指官府在水牌上公布准予应考人的姓名。

[37]“圣谕”，指清康熙九年（一六七○年）颁布的用以“化民成俗”的十六条上谕，每条七字，共一百一十二字。“四子书”，四书之别称，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38]《子不语》，清袁枚著；《阅微草堂笔记》，清纪昀著。均为笔记小说集。

[39]唐韦承庆作，题《南行别弟》，见《全唐诗》卷四十六。

[40]锡，僧人行路时所用的锡杖。驻锡，意为住留。

[41]语见《书·舜典》。

[42]作者原注：唐朝以来科举的诗，多以古人的诗句命题，前面加“赋得”二字。这种诗或五言七言，或八韵六韵，谓之“试帖”。

[43]清张士瀛著，世界地理启蒙读物。

[44]全名《史鉴节要便读》，清鲍东里辑，中国历史启蒙读物。

[45]高等学堂，一九○五年开办，今四川大学前身东文学堂，一九○四年开办，主修日语，一九○六年并入游学预备学堂武备学堂，一九○三年开办，一九○六年停办。

[46]《启蒙画报》，一九○二年创刊于北京，初为月刊，次年改为半月刊。《经国美谈》，日本驻清大臣矢野文雄著，中译者雨尘子。《新小说》，文艺月刊，一九○二年十一月创刊于日本横滨，后改在上海出版，一九○六年停刊，共出二十四期，梁启超主编。《浙江潮》，综合性月刊，一九○三年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共出十二期，后两期只见广告。孙翼中等主编。

[47]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即拿破仑第一，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这篇传记，题为《法帝拿破仑逸事》，在《启蒙画报》第二年内连载。毕士麦（otto furst von bismarck—schonhausen，1815—1898），通译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

[48]约塞芬（m.r.josphine，1763—1814），通译约瑟芬，一八○四年拿破仑第一称帝时立为皇后，一八○九年被废。

[49]在《启蒙画报》第二年内连载。

[50]作者原注：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

[51]美国狄考文著，中译者邹立文，上海益智书局出版。

[52]全名《东莱左氏博议》，宋吕祖谦著。

[53]作者有两个妹妹，三个侄女。两个妹妹是：郭蕙贞（1897—1938），字馥芸；郭葆贞（1899—1970），字畹秋。三个侄女是郭开文的三个女儿：郭琦（1897—1985），原名凤鸾，号珩媖；郭瑜（1898—1960），原名孔鸾，号珩媖，曾任峨眉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郭琴轩，原名翠鸾，号琼娟，一九○○年生。

[54]作者原注：日语“我”、“你”、“谢谢”、“再会”的音译。

[55]作者原注：我们乡里的习惯元旦是要迟起的，俗间叫作“挖窖”，就是挖金窖的意思。

[56]《海上名人画稿》，一作《海上名家画稿》，清张熊等九人的画册。《芥子园画谱》，一作《芥子园画传》，清王□兄弟编绘。

[57]此二图为清沈心海绘。《公孙大娘舞剑器行》为杜甫诗，原题《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58]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书画家。《灵飞经》，道经名，唐锺绍京节录其文，书为小楷帖，此帖真迹曾为董其昌所得。

[59]中国画画派之一。明董其昌等把中国画分为南北两派，以唐王维为南派之祖，并奉为正宗。

[60]《沫若文集》第六卷此句作“三伯家和我们同居”，今据一九二九年《我的幼年》初版本改正。

[61]《西厢》，即《西厢记》，元人杂剧，王实甫著。

《西湖佳话》，一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短篇小说集，清古吴墨浪子辑。

《花月痕》，长篇小说，清魏秀仁著。

[62]《断桥情迹》是《西湖佳话》中的一个短篇；苏小小是《西湖佳话》中《西泠韵迹》一篇的女主人公；秋痕是《花月痕》中的女主人公之一。

[63]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末大臣，洋务派首领。

[64]作者原注：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童话作家。〔即格林兄弟雅科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注释者〕

[65]作者原注：德文原文是浪。

[66]语见梁周兴嗣《千字文》。后人借用这一千字的顺序作编号。

[67]即跷跷板游戏。

[68]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世称阳明先生，余姚今属浙江）人。明哲学家。有《王文成公全书》。

[69]刘瑾（？—1510），本姓谈，兴平（今属陕西）人。明武宗时宦官，镇压异己，恃宠擅权，后以谋反罪被处死。

[70]这位乡贤不姓彭，而是安磐。作者在《我的故乡——乐山》（载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羊城晚报》）中引用下文第二首诗时写明，诗的作者是“明末的诗人，嘉定人安磐”。高标山麓有四谏寺，祀明世宗时嘉定四贤——安磐、徐文华、彭汝实、程启充。

[71]王渔洋（1634—1711），名士祯，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清代诗人。著有《带经堂集》、《池北偶谈》等。据王渔洋《蜀道驿程记》载，这两首诗是安磐《松溪四绝》中的二首。

[72]语出《乐山县志》卷十一明陈起龙《重修凌云寺记》；“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嘉山水在凌云，古志之矣。”

[73]即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有《苏东坡集》等。

[74]此诗题为《送张嘉州》，全诗共十六句。

[75]该处石刻为“苏东坡载酒时游处”八字。

[76]据《乐山县志》卷三、卷四：凌云山阴有“注易洞”，明州人安佑尝读《易》于此。又，凌云寺右侧，有宋州守吴秘“治易洞”。

[77]郭舍人，汉武帝时人；尔雅台在凌云山旁乌尤山乌尤寺内相传为郭舍人注《尔雅》处。

[78]一八五九年，李短□（李永和）、蓝大顺蓝朝柱）、蓝二顺（蓝朝鼎）在家乡云南昭通结盟起义，翌年率部围嘉定未克。解围后，嘉定府加筑外城，自得胜门起，过嘉乐门，经福泉门，至萧公嘴止。

[79]陈济民，名润海，四川乐山人。清末举人。曾任四川省城法政学校教习，辛亥革命后，任乐山县议长。

[80]易曙辉（煇）（1876—？），字晴窗，四川乐山人。清末副榜举人。曾任嘉定保路同志会副会长、《乐山县志》纂修。

[81]帅平均（1865—1952），字镇华，四川乐山人。

[82]廖井研（1852—1932），名平，字季平，晚号六译居士，四川井研人。近代经学家。著有《今古学考》、《古文考》等。

[83]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末大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有《张文襄公全集》。王壬秋1833—1916，名闿运，湖南湘潭人。近代学者。曾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有《湘绮楼全集》。

[84]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85]语出《论语·八佾》：“起予者商也”。

[86]赵炳麟，字竺垣，广西全州人。清末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宪政编查馆会办。

[87]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著有《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88]后魏崔鸿著，已佚。今传本为明屠乔孙、项琳据古籍汇编而成。

[89]包慎伯（1775—1855），名世臣，安徽泾县人。清学者、书法理论家。著有《安吴四种》，《艺舟双楫》为其中第二种。

[90]作者原注：鼾声：阿呼，阿呼！

[91]清代法典，乾隆五年颁行。

[92]张伯安（1892—？），又名其济、泽安，四川乐山人。作者表兄弟，即杜邀贞二姊之子。曾任乐山教育局长。

[93]《沫若文集》第六卷此处作“二十三人”，今据一九二九年《我的幼年》初版本改正。

[94]杜少裳（1880—1936），名明焊，四川乐山人。曾任川东道尹。

[95]王祚堂（1873—1914），名秉基，四川乐山人。曾任川南宣慰使，第一区省视学。

[96]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清经学家。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等。

[97]梅赜，一作梅颐，字仲真，东晋西平（一说汝南）人。晋元帝时，曾献《古文尚书》。

[98]语出《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

[99]作者原注：化学名词alkali（硷）的音译。

[100]一名《学海堂经解》，清阮元汇编。

[101]阎百诗（1636—1704），名若璩，山西太原人。清经学家。“伪尚书考”题为《古文尚书疏证》。

[102]许由，上古高士，相传尧让君位与他，不受而遁，隐居箕山下。卞随、务光，均夏时高士。据《庄子·让王》载，汤克桀后，以帝位让卞随卞不受，自投稠水而死。汤又让务光，光亦不受，负石自沉于庐水。

[103]即《诗》、《书》、《易》、《礼》、《乐》、《春秋》。

[104]语出《史记·伯夷列传第一》：“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105]即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译，意为最后通牒。

[106]郭敬武（1858—1913），名肇修，一字敬五，四川乐山人。著有《文山龛诗文稿》。

[107]自流井，原属富顺县，今为自贡市的一部分。

[108]《送董少南序》，据《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原题为《送董邵南序》。引语之后半句作“复有昔时屠狗者乎”。

[109]乐毅，战国时灵寿人。燕国将领。燕昭王时率军破齐国七十余城：燕惠王即位后，不被信任，出奔赵国，受封于观津，号望诸君。其墓在邯郸市西南。

[110]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浙江余姚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等。

[111]黄经华（1864—1925），名镕四川乐山人。清末举人。曾任《乐山县志》纂修。著有《经传九州通解》、《周礼订本略注》等。

[112]月刊，一九○五年二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停刊，邓实主编。章太炎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113]梁任公（1873—1929），名启超，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饮冰室合集》。《清议报》，综合性旬刊，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创刊于日本横滨，一九○一年十二月停刊，梁启超主编。

[114]中国同盟会机关报，一九○五年十一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一九○八年秋末被日本政府封禁，一九一○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胡汉民、张继、陶成章、章炳麟、汪精卫先后任主编。

[115]即《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116]加富尔（c.b.cavour，1810—1861），意大利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领袖，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加里波蒂（g.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玛志尼（g.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民主共和派领袖。

[117]一九二九年《我的幼年》初版本在此处尚有以下文字：“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在中国抬头的时候，他们便都固守着有产阶级的阵营而成为反革命派的前驱了。“这是理所当然而势所必然的。在有产阶级革命的时候高唱富国强兵的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自然要讨赤反共。因为他们所富的国是有产阶级的本店，所强的兵是有产阶级的爪牙。梁任公章太炎可以无庸再说，其它一二年前的所谓革命党人不是一个个都成为法西斯蒂了吗？”一九四七年作者将本篇收入《少年时代》时，将以上文字删去。

[118]林琴南（1852—1924），名纾，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近代文学家。据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外国作品一百八十四种，有《畏庐文集》等。

[119]作者原注：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林译哈葛德，通译海斯特（1856—1925）。——注释者〕

[120]译者署名海上蟠溪子（杨紫麟），天笑生（包天笑）作序。所译为原作的后半篇，题作《迦因小传》，载《励学译编》一九○一年二月。林译本《迦茵小传》于一九○五年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1]作者原注：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多描写古代的武士生活。〔林译司各德，通译司各特（1771—1832）。——注释者〕

[122]通译《艾凡赫》。

[123]作者原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林译兰姆，姊弟两人，姊玛丽·兰姆（mary lamb，1764—1847）；弟查理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注释者〕

[124]作者原注：一般译作《莎氏乐府》。〔《莎氏，即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剧作家、诗人。有《莎士比亚全集》。——注释者〕

[125]作者原注：《暴风雨》、《哈姆雷特》、《柔密欧与幽丽叶》。

[126]作者原注：肠伤寒。

[127]作者原注：忧郁症。

[128]作者原注：四川方言：谈天。

[129]作者原注：库尔律治（1772—1834），英国湖畔诗人之一。

[130]作者原注：德·昆塞（1785—1859），英国湖畔诗人之一，著有自叙传《吸鸦片者的忏悔》。

[131]作者原注：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著作以《恶之华》为最有名。

[132]作者原注：凡尔仑（1844—1896），法国诗人。

[133]作者曾祖父郭贤琳经商的堂号。

[134]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散文家。有《栾城集》等。

[135]谢道韫，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女诗人。

[136]作者原注：那时候校长称为监督。

[137]指秦丕基。

[138]事见《史记·留侯世家》。

[139]清末为“保存国粹”而设立的学堂。建于一九○五年，是四川国学院的前身。

[140]《我的幼年》出版后，被上海国民党检查机关查禁一九三三年上海光华书局再版时，改名《幼年时代》，将最后两行删去。一九四七年作者将本篇编入《少年时代》时，恢复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