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原来属于夏的城邦联盟成员之一，当夏衰落之际，商乘机兼并周遭方国和部落，取夏而代之。商有更为发达和规模更大的青铜器和玉器制造业，产生了职业武士阶层，并依此组成军队，还拥有更为完备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系统。

商的祖先，据说曾经跟随大禹治水，看来也是负有责任的农业部落首领，后来，因为得到擅长烹饪的伊尹的出谋划策，国家强盛起来，于是乘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桀过分对外用兵，损伤国力过大之机，起兵灭了夏，建立商朝。伊尹的出现，说明商已经有了专门的官僚，尹就是一个官衔。

一、王族宗法制的确立

商代跟夏比，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宗法制度，王的配偶，有了正庶之分，所以王的后代也就有了嫡庶的分别。王权在王族中传承，也存在兄终弟及的现象，但最终要传给兄的嫡长子，嫡长继承成为一种原则，只是由于王的正妻不止一个，嫡子也往往不止一个，所以，嫡长继承依然存在纷争。嫡庶之分导致了族内大宗、小宗（宗氏、分族）的分野，每个分族，依然有大小宗之分，由此逐渐形成了王族树根状的宗法结构，商的直辖区域的贵族以及同姓诸侯之间，构成了宗法网络。这种树根状的宗法血缘网络，在一定时间区间内，强化了王国的凝聚力。

二、分封

商代的分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姓诸侯，属于商王的子弟，一般分封在王畿周围，以拱卫王室。一种是异姓诸侯，多为商的同盟者或者征服对象。商代的诸侯有伯、侯、子、男、任、甸等，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等级关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在距离王畿比较远的诸侯中，商代还设立“方伯”的名号，以统辖多个诸侯，周就曾经担任过西方的方伯。

三、官制

王畿内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官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为行政管理官职，有尹和黄尹；二为宗教事务官职，有巫和史；三为军事官职，有师、射、戊等。其中行政官员和宗教官员的权力很大，比如伊尹放太甲的传说，说的是有元老资格、担任尹的伊，在商王不道的情况下，得到强力贵族的支持，竟然可以将王流放，可见权力之大。而巫这种宗教官员，掌握文字符号，有通天地鬼神的特权，王朝事务往往得通过他们占卜而后行，现今发现的甲骨文，有相当部分就是卜辞，而他们就是通过卜筮来参与王朝最高决策，但后来由于史的出现，史掌管档案和记录历史，主持仪式，已经某种程度上分割了传统巫的职能，说明巫的地位比前朝有所下降。担任这些官职者依然世袭，属于宗教贵族。

四、兵制

商朝的军队与夏有本质的不同，它实现了部落兵制向职业兵制的转化。王畿之内，有王师，即商王直属的军队；有族军，即各个贵族包括商王配偶所属的军队。夏商之际，女子多有膂力，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就多次率军出征。王畿之外，诸侯则拥有自己的军队。军队的正式成员一般由低级贵族武士担任，每个武士一般都配有仆役，负责保护和照顾武士。由于商代作战已经以车战为主，所以战争的技术如御（驾车）、射（车上射箭）要求颇高，必须经过专门的军事技术训练才能胜任。在这种情境下，军队自然走向职业化，职业军人也随之贵族化。除了车战的武士之外，商朝军队还有大量的步卒，配合车兵作战。由于对步卒的军事技术要求不高，所以步卒由平民（邑人）担任，类似于夏代的部落军队。

五、礼仪与宗教

由于宗法制的确立，商朝逐渐形成了一套与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的礼仪制度，分为日常礼仪和朝堂礼仪，依照各自的等级而配有相应的规约、礼器和礼乐。商殷之礼现已无考，但据孔子所说，周礼是由殷礼损益而成，故可推知。至于宗教信仰，商人天神上帝与祖先神鬼崇拜并行。在商人看来，上帝和祖先鬼神都是人类的主宰，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他们的意志才行，所以，必须经常通过占卜请示，从政务的处理到战争的进行，再到刑罚的施用莫不如此。人如果违背了上帝和祖先鬼神的意愿，就可能遭受惩罚，甚至朝代的更替也需遵从天神上帝的意旨。跟夏朝一样，掌握制造繁复的青铜和玉制礼器的能力，是王朝是否有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夏都和殷都遗址，青铜制造的作坊都设在王宫内，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对于那些没有掌握制作技术的邦国来说，这种能力不啻来源于神灵，拥有这种能力就意味着得到神的眷顾。赐予诸侯和贵族的礼器，不仅是联系宗主和诸侯间的物质纽带，也是精神纽带，它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征服。所以，商朝的青铜器基本以各种礼器为主，尽管代价巨大，但依然要坚持不断地制作而且赏赐给方国。

这样大的方鼎是国家的象征

据说成汤灭夏之后，遇到大旱，巫史卜卦说，得用人做牺牲，才可以让老天下雨，成汤不肯，于是让巫剪下他的头发投入火中，代替人殉，结果还不下雨，无奈，成汤让巫把自己放在柴堆上烧，刚刚点燃，天即降大雨。这个传说说明人只要行仁义，就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庇护。商代的天人观，已经开始脱离原始的人殉意识，趋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