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制度变迁中的重大转折时期，经过这个转折，中国就进入了帝制时代。由于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学术和思想进入空前的繁荣，所以，之后任何制度变革，与这个时代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春秋与战国是转折中的两个阶段，春秋时期是旧制度崩溃、新制度生成的阶段，战国时期则是新制度演化和最后定型的阶段。

一、礼崩乐坏——宗法政治秩序的崩溃

西周的宗法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中央王朝的实力基础上的，一旦这个基础瓦解，而且王朝的衰落公开暴露在诸侯面前（西都之焚与幽王之死），诸侯自然也就不听话了。自春秋初年周桓王勉强讨伐郑国失败以后，周王室不仅承认诸侯自主的事实，对天下的纷扰一概听之任之，而且连自己“天下共主”的面目也变得模糊，被诸侯伤害的天子，连讨还公道的可能都没有，原有的政治秩序也就随之崩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王室对诸侯间的秩序失去掌控，诸侯相互攻杀兼并。事实上，还在西周末期，诸侯间的兼并就已经开始了，待到平王东迁，王室衰微，诸侯间的战争遂进入高烈度阶段，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攻城略地，征战不已。对于这种局面，王室完全无能为力。

（2）礼乐制度紊乱，诸侯、大夫甚至士僭用礼乐的现象非常普遍，诸侯的定期朝觐制度基本废止，王室不仅收不到一点供品，而且王畿的收益还要被诸侯侵吞。某些强大的诸侯（如楚）不仅僭越称王，而且擅问国鼎之轻重，有取周而代之的意思。

（3）在诸侯间秩序大乱的同时，诸侯内部的宗法秩序也出现混乱，嫡长继承制难以遵行，非嫡长的子孙觊觎权位的事情俯拾即是，孔子所谓的“乱臣贼子”越来越猖狂而且得势。诸侯内部的大夫在秩序混乱中坐大，不仅架空诸侯，而且侵掠“公室”，当一些诸侯吞并弱小而强大起来的时候，其内部的某些强势大夫最终取代了他们的宗主，甚至另立国号。

在吴越两国争夺霸权的时候，晋国实际上被六位大夫统治着，他们是智氏、范氏、中行氏、赵氏、魏氏和韩氏。当越国也开始衰落之后，来自外部的威胁解除，晋国六卿开始相互吞并，首先范氏和中行氏被灭，其余的四家分了两氏的土地，但智氏获利最大。智氏于是开始准备陆续吞掉三家，自己取晋而代之。他首先选择了向赵家开刀，联合了魏、韩两家来打赵家，三家兵马将赵家所在晋阳城围困了两年，也没有打下来。后来，赵家的首领赵襄子派人游说魏、韩，向他们说明利害，赵家如果完了，早晚智氏会拿他们开刀，于是两家暗中倒戈，三家反而灭了智氏。灭了智氏后，晋国成为三家的天下，到了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儿子晋幽公继位，三家乘新君初立，软弱无能，于是将晋国三家平分，只留下晋国原来的国都给晋幽公，保留晋的宗庙，赵、魏、韩三家变成三国，各自独立，史称“三家分晋”。这是战国时期的起点。

实际上，春秋时期的竞争，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诸侯间的竞争，比如晋楚争霸，吴楚交兵；二是诸侯与内部的大夫之间的竞争，即所谓“公室”与“私室”之争，比如鲁君与公孙等三氏之争，齐国的田氏取代齐氏；三是大夫之间的竞争，晋国内部智氏、中行氏和赵、魏、韩三家的战争。到了最后一个层次的竞争有了分晓，春秋时期也就结束了，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二、在宗法政治框架内秩序重整的努力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也曾出现过在原框架内重整秩序的努力，所谓“春秋五霸”的先后涌现（实际不止五霸），多少代表了这种趋势。这其中，齐桓公和晋文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维持诸侯间的秩序，多少有些效果，但他们的着眼点已经是自己的霸业，政治的理念已经是霸道而非王道，所谓存亡继绝的努力，更多的只是一种表演。被尊的王室，得到的只是一点可怜的虚名，这种虚名也不过是霸主事业的点缀。孱弱的宋国曾想通过提倡和恢复古礼来重建秩序，当然只能是梦想，从反面说明了旧的礼法秩序和宗法秩序的不可恢复。至于秦穆、楚庄以及稍后登台的吴、越两国，实质上不过是在做新的改朝换代的尝试。在这种尝试中，孱弱的周王室甚至不在他们政策的视野里，连“尊王攘夷”的旗号都不屑于打了。

楚庄王继晋文公之后，成为霸主。在打败宋国之后，又击败犬戎，陈兵于周室边境，周王派王孙满前去劳军。楚庄王问王孙满，保存在洛阳的传国鼎是三代之宝，不知鼎有多重？王孙满答道，夏桀无道，鼎归商汤，商纣失德，鼎归周室，德之所在，鼎之所在。君王有天下，鼎则重，失天下，鼎则轻，周室虽衰，但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是不能问的。楚庄之问鼎，说明他的霸业，实际上隐含有改朝换代的意思。

三、士阶层的崛起与新型官制的出现

宗法制的破坏，使得原来由血缘和宗法位置决定政治地位的规则形同虚设，在宗法结构中处于相对微卑地位的贵族，尤其是底层贵族——士，有了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由于士可以接受教育，同时地位在贵族中又最低，人数却最多，因此在动荡中容易丧失财产和地位，所以他们改变命运的积极性最强。而诸侯兼并与争霸的局面，恰给想要改变命运的士提供了出头的机会。战争的压力使得对人才的需求加大，同等条件的邦国，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尤其是身怀新型权术和用兵之道的人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生产力的变化不甚明显，旧规则不中用了，但束缚还在），成了诸侯盛衰的最重要的因素。

与士阶层崛起互为表里的现象是私学兴起而官学式微。官学教的是传统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一种培养武士的教育，仅仅接受这种教育，人想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无疑是很难的，更何况，随着王室的衰微，官学也难免流于形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对于政治智慧和特殊技艺的需求导致了私学的兴起，凭借私人讲学，各种学派因而崛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士和出身于士的人，大量涌向私学。孔子“有教无类”，事实上是将私学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而传说中的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则说明了私学规模的庞大。事实上，私学所教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有新的学问和技术的成分，以适应竞争的局面，包括以回到周公为标榜的孔子的儒家也是如此，其处世和处人之道，并不尽是古礼，也有权术的成分，正因为如此，孔子的一些弟子才能比较好地出仕（做家臣）。墨家虽然不讲究出仕，但他们的门徒也拥有对诸侯有用的技术，比如城防和战争技术。至于兵家、法家和道家，所学虽然有形而上的“道”，但基本上是在政治上适用的技术和战争谋略。作为政治的规划与技术实施，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法家更是直接脱胎于儒家。自孔子以后，儒家一分为八，然后经过荀子，演变为法家。实际上，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士阶层早已发生分化，很多人开始从事各种行业，孔子据说做过吹鼓手，管仲经过商，百里奚放过羊，他们丰富的阅历和其所学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杰出的人才，在登上政治舞台后，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在春秋五霸的事业里起主导作用的人物，如管仲、狐氏父子、百里奚、蹇叔、孟明视、文种、范蠡等，都是士出身，都是通过入仕，改变自己的地位，成为新的贵族。

管仲和鲍叔牙是两个普通的士，既要自己经商谋生，又要出征打仗。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两人各帮一个有希望继承齐国的公子，鲍叔牙帮公子小白，管仲帮公子纠，约好无论谁成功，都要推荐对方。结果在争位过程中，鲍叔牙帮的公子小白取得了胜利，是为齐桓公，管仲却因在争位过程中伤害过公子小白，成为罪人。但是，鲍叔牙却坚决向齐桓公推荐管仲，说只有他才能使齐国成就霸业，后来，齐桓公果然任用管仲为相，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和鲍叔牙的行为，属于那时典型的士阶层的做派。

士的崛起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来那种世卿世禄的官制，担任诸侯重臣“卿”的，不仅仅是国君的兄弟，也可以是底层的士，而且越来越多的是底层的士，这些士被超拔到卿大夫的位置上以后，凭着自己的功业，再被封以更高的爵位，获得更大的封地，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和命运。相应地，为了适应诸侯直接统治的需要，各国的官职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平行的三卿变成了单个的主导官员，称为“执政”，齐国为“相”，晋国为元帅，楚国为令尹等。在地方，各国开始设置直接隶属于国君的县和郡，那时县比郡大，由国君派出的大夫（楚为尹）管理。无论是各国中央的执政，还是地方的县郡大夫，都脱离了原来的世卿世禄的轨道，开始向国君雇佣官僚转化。

四、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

春秋历时290余年，100多个诸侯经过兼并战争只剩下十几个，最后是七个国家主宰了天下。比之春秋，战国七雄又是一番局面，各国国力更强，战争的强度和烈度都达到空前规模，动辄发生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规模的战役。彼此间的竞争压力也更大，所以各国的国策更加向功利性和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只要能富国强兵，往往不择手段，传统的道德规范进一步衰落。从儒家衍生而来的法家学说，极端性地发展了其技术层面的要素，很好地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因而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这一时期，战国七雄均先后进行了法家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涌现了一些代表人物，如李悝、申不害、公仲连、孙膑、吴起、邹忌、乐毅、商鞅等。变法基本上以奖励耕战和严刑峻法为标志，目标是建立专制君权与编户齐民并存的绝对主义国家。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也最为残酷，因而效果也最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1．实行社会什伍编制，在社会军事化编制的基础上，实行违法连坐，鼓励告发，打破乡里的温情和道德联系。2．打破贵族世袭制，实行军功授爵，所有人，只能靠杀敌立功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3．强制分家，实现普遍的小农体制，奖励农业生产，以增加国家的赋税。4．开阡陌，垦荒地，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建立广泛的小农私有制。5．建立和完善地方区划，以郡县统治地方，进一步扫荡贵族分封体制。6．迁都咸阳，脱离旧贵族的包围，便于向东发展。

人人皆知的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实际上不是在“立信”，而是宣示一种有别于散漫的贵族时代的执法精神。无论法令多么荒唐，就像搬一根并不沉重的木头，从一个城门到另一个城门就会得到50金赏赐的法令，也会得到严格而刻板的执行。

到了战国中叶，七雄并立已经转化为秦国独大的局面，其余六国都感受到了秦国咄咄逼人的威胁。就情势而言，六国只有联合一致，才有可能应付秦国的压力，但是，六国的联合由于各国差异和秦国的破坏，往往又很难真正实现。

苏秦是纵横家中有名的人物，他了解到山东六国都感受到了秦国的威胁，于是大力倡导六国联合，共同对付秦国。他首先得到了赵国的支持，然后陆续说动齐、楚、魏、韩、燕五国君主，于公元前333年在赵国的洹水会盟，订立盟约，一起抗秦。由于六国联合相对于秦国而言是纵向的，所以这件事，史称“合纵”。会盟结束后，苏秦被封为“纵约长”，身佩六国相印，象征着六国的团结。相对于合纵，秦国的对策是连横，即对六国进行分化，破坏其联合，政策的主导者传说为苏秦的同学张仪。

经过变法，各国均建立起了军事化的行政网络，各国官僚机构都有所发展，地方郡县体制普遍建立；由春秋时国人（平民）和部分奴隶转化而来的农民成了编户齐民，变成君主制的基石；各国的贵族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失去了对自己封地的军事统治，著名的贵族四君子：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楚之春申君，虽然富可敌国，门客如云，可一旦失势，不去别国寻求出路，就变得什么都不是。齐国的孟尝君，一旦失去齐国的相位，回到封地，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富翁，而这个富翁也是靠了门客为他营造三窟，在自己的封地收买人心才做到的。

齐公子孟尝君派门客冯到封地薛城收账，临行前，冯问孟尝君，收了账之后，买点什么回来，孟尝君说，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到了薛城之后，发现该地的百姓十分困苦，就将手里的债券当众一把火全烧了，说是孟尝君不要账了。回来后，冯将收账的经过告诉孟尝君，说是你这里什么都不缺，只缺点仁义，所以我就给你买了点仁义回来。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好无奈地说，先生回去歇着吧。不久，齐王将孟尝君免了职，让他回封地薛城去。见主人丢了官，昔日的门客四散而去，只剩下了冯，冯赶着车拉着孟尝君回到了薛城，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这个时候，孟尝君才体会到冯当初的用心。

在战国时期，士阶层变得更加庞杂，求仕的竞争更趋激烈，纵横家的出现，实际上说明出现了士为求得任用而自荐的风尚。原来带有强烈贵族气质的士的处事规则，至此彻底分化，一批转化为纵横家之类的功利之徒，一批则转化为豫让、荆轲一类的侠士，前者为求利而为人主服务，后者为义而受人驱使，此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带有某种道德意旨的儒生和墨子之徒，显然，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行为往往显得迂腐，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最小。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原来出身平民甚至奴隶的文吏阶层，在军功封爵得官的政策下，开始与春秋时代的士阶层混杂，原本没有爵位的文吏通过军功得到爵位，地位日益上升，由于这些人没有士阶层那种讲求气节和行为狷介的毛病，所以这些上升的文吏很得各国君主的赏识。

五、战争形式的改变与军制的变化

春秋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还是以车战为主，而徒兵还是跟在车后边的辅助兵，更像是出身贵族的武士的仆役。车兵都是武士，受过专门的训练：驾车、射箭和车上格斗，等等，战时要自己负责全套的装备（兵车除外），这样的军人不可能太多，所以西周军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每军2500人，到了春秋，战争规模扩大，但有兵车千乘已经是强国了，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成名战——晋楚城濮之战，不过用兵车700余乘。随着战争烈度的提高，车战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笨重、机动性差，对道路和战场条件要求过高。所以，在战争过程中，一方面是兵车的改进，一方面是步卒的地位日显重要，有时，一个善战的步卒，往往比车上的几个武士还顶用。与北部少数民族接壤的国家，则从游牧民族那里学习了骑兵的形式，虽然骑兵由于马具的不完善，还不能用于直接作战，但机动转移至少可以做到。这样，到了春秋战国之交，以魏献子弃车从步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标志，战争形式发生重大改观，车战让位于步骑作战。步兵和骑兵对武器装备要求不高，往往可以组织几万几十万人的大兵团作战。赵秦长平之战，双方动用的兵力达到70余万，赵国战败，仅仅被坑掉的赵国降卒就达40万。军队编制不再以兵车为核心小队，而代之以更灵活的什伍制，步骑编队各由大夫、校尉、将军统帅。除骑兵而外，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重装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如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锐士。这些重装步兵的来源既有原来的贵族也有平民。由于参加战争成为一般人升迁的主要途径，所以，凡是膂力强劲的成年男子，乐意从军者不乏其人。事实上，像秦国那样实行军事化社会编制的国家，一个合乎条件的男人想要逃兵役似乎是不可能的，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或者从军作战博取官爵，或者力耕种田供应军队，相比较起来，前者固然有风险，但机会也大得多。

六、政治文化：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尊

春秋战国是一个旧秩序消亡、新秩序渐生的时代，时代不仅为各种政治学说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而且提供了足够的压力与温床，人们既需要解释时代社会的变化，更需要建构未来社会的框架。虽然各家各派的学说往往以综合性的文化面貌出现，但政治表达毕竟是它们中多数的最核心的成分。儒家的各学派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修正了的礼治图景，但也有相应的处世和为政的基本方式；墨家和农家则提倡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农民王国；道家虽然鼓吹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去，但却为现实的政治提供了高妙的权力技术；兵家则将这种权力技术发扬光大，变成了战争艺术，深谙此道的军事家，往往可以借此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而从儒家语境里发展起来的法家学说，逐渐形成了一套更加适合变革中各国君主口味的思想体系和操作技术。在法家的语境里，王权被强化到极致，国家形成了半军事化的动员体制。思想文化上的愚民和禁锢，伴随以不讲人情的严刑峻法，再加上露骨的权力技术，使得法家学说成为具有立竿见影实效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在战国时期进行的政治改革，基本上遵循的都是法家思路。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法家学说由于具有冲决过去道德束缚的朝气，所以体现了相当的政治活力，但其政治主张透出的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缺乏人性的特色，也给中国政治的发展打上了阴冷的印记，使政治文化充斥了阴谋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