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长到十八岁,之后,方去山东当了兵。
十八年的中原生活,前三年的情景在我脑子里是个空白。只能从娘片段的话语中知道,我身子皮实,学会走路比较早;能吃,总是吃得肚子滚圆,被邻居们称为小胖子;黑,尤其是夏天出了汗,又黑又滑像泥鳅;胆小,怕黑,天一黑就不敢乱跑。村里的老人们喜欢喊我:黑蛋。
这三年是在懵懵懂懂过日子,会哭,但不记得苦和恼;会笑,但不记得欢和乐。
第四年的日子在我脑子里划了些很浅的刻痕。我如今还能记住的,是奶奶把白馍掰碎泡在碗里,放点盐末和香油喂我,我记得那东西很好吃。再就是一件事中的一个场景和两句对话:奶奶去世入殓时,我被人抱起去看奶奶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只听见一个人说,娃子太小,看了怕会做噩梦。另一个人说,他奶奶亲他,让他看看吧……
连奶奶的长相也没能记清楚。
这一年我模糊感觉到了,我可以依靠的亲人会和我分离。
长到第五年,记忆变得连贯了。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是舅舅娶亲。舅妈家在十里地之外的一个村子,早上空轿去迎舅妈,让我坐在轿里压轿。童子压轿是我们那儿的规矩。不知道是抬轿的那些人故意捣蛋还是轿有问题,反正我在轿里被弄得左右乱晃,没有我原来猜想的舒服,下轿撒尿时提出不坐轿,结果被训了一顿。
这一年,我正式开始了我快乐的童年生活。我们那儿的地势算是平原,平原上的田野有一种空阔之美。春天,鸟在天上翻飞,大人们在麦田里锄草,我和伙伴们就在田埂上疯跑玩闹;夏天,蝉鸣蛙叫,大人们在雨后的田里疏通水道排水,我和伙伴们则脱光了衣裳在田头的河沟里戏水欢笑;秋天,大人们在挥着钉耙挖红薯,我们则在红薯堆里找那种芯甜皮薄的啃着吃;冬天,雪花飘飞,我们会跟在打兔子的人身后跑着听他的枪响……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感到人离不开土地。没有田地,人活得会很乏味。
那时家里吃得最多的是红薯。早上吃红薯稀饭和红薯面饼,中午吃蒸红薯和凉拌红薯丝,晚上吃红薯干稀粥和红薯面窝头。夏天的中午,娘有时也蒸点红薯面面条或拌点红薯粉凉粉,总之,差不多顿顿离不开红薯。尽管娘不时给我点优待,变着法子让我吃点别的,可我还是一听见“红薯”肚子里就难受,就想哭。也是因此,我的第一个理想开始出现:此生不吃红薯。
这一年我开始跟着大人们上街去赶集。离我们家最近的集镇是构林镇,我们村离镇六华里,这段路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个不短的距离,可我跑得兴致勃勃,只有实在跑不动了才会爬上大人们的脊背让背了走。到街上就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就会在商店里见到好多没有见过的好东西,就会看到耍猴的,就会喝一碗好喝的胡辣汤,啃一根甜甘蔗,如果父亲能卖出些鸡蛋和两只鸡,我还能吃到包有玻璃纸的糖块。也是从这时我开始觉得:外边的世界比村子里好。
六岁时我开始上小学读书。这一年国家开始了“大跃进”,村里人们干活时总插些红旗,还经常听到锣鼓声;看到有人挨家挨户地收铁器,说是要炼铁;全村人开始在一起用很大的锅做饭,每顿饭都在一块儿吃。这样吃饭的好处是,我和我的那些伙伴可以边吃饭边在一起玩。早饭后我要背个书包,步行四华里去河湾小学上课,中午再跑回来吃饭,午饭后再去上课,下午课上完再往回赶。一天十六华里地,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每走累时,就很羡慕天上的鸟,就在心里想:人要能飞那该多好!那年代疟疾多发,学校里的学生差不多是轮着得这种病,轮到我时,娘并不惊慌,只在院中的太阳下铺个席子铺床被子,让我躺下,再在我身上盖两床被子,让我度过冷得发抖的那段时间。发完疟疾我常常双腿很软无力走路,但又怕不能听课学习跟不上同学们,便要坚持到校。逢了这时,常常是在同校高年级读书的一个堂姑背着我走,她岁数大些,个子也高,有些力气,但我会把她压得呼呼喘息。
这一年我开始隐约明白,人活着大约必须得吃苦。长到第七年,我已经要正式干活了。学校放暑假之后,我的主要任务是照看弟弟加上喂家里偷养的一只山羊,每天都要割些青草喂那家伙。放寒假时主要是拾柴。去田里捡拾遗留下来的玉米秆和棉花根子,去河堤上和河滩里用竹耙子搂树叶搂干草,总之,把能烧锅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弄回家,以满足家里整个冬天做饭用。这时,村里的食堂已半死不活,吃饭差不多要靠自家做了。这个时期,我最盼望的是有亲戚来,一来了亲戚,娘便会改善伙食,或者做一回鸡蛋臊子面,或是烙一张葱油饼,我会跟着解解馋。我那时想,人要是天天都能吃到臊子面和葱油饼,那该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我开始有了第二个理想:天天能吃臊子面和葱油饼。
八岁那年,饥馑突然到来了。我从来没想到饥馑的面目是那样狰狞可怕。先是家里的红薯吃完了,后是红薯干和萝卜吃完了,再后是萝卜缨和野菜吃完了,跟着是难吃的糠和苞谷棒芯吃完了,接下来是更难吃的红薯秧吃完了,最后是把榆树皮剥下来捣碎熬成稀汤喝,把棉籽炒熟后吃籽仁。全家人那时的全部任务是找吃的,所有可能拿来填饱肚子的东西都被娘放进了锅里煮。村里那时除了耕牛,再也见不到任何家禽和家畜。我那时什么别的事也不再想,读书、写字、做游戏,早忘到爪哇国了,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把肚子填饱。我那时才算知道了饥饿的全部滋味,无论看到什么,先想它能不能吃,能吃,就是有用的,就生尽法子要填进嘴里。村子里开始饿死人了,我也全身浮肿,所幸国家的救济粮到了,我得以活了下来。这场饥馑让我觉得世上最好的东西其实就是粮食,所以后来养成了储粮备饥的习惯,不管粮店离家多近,都想买点米面放在家里,看到有米面在家才觉得心里踏实。也是因此,我倘是看见有人浪费粮食,就特别难以忍受。当了军官之后,我一直不敢把发的粮票全部吃完,每月都要节省下来一些准备应付饥荒。储粮备荒是我觉得最重要最正确的口号。
这场饥馑让我体验到了绝望的滋味:当我看到娘再也没有东西下锅站到灶前发呆时,我小小的胸腔里都是慌张、疼痛和恐惧。
高小、初中是在构林镇读的,我那时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过天天能吃饱饭的日子。村里的大人一再教导我:你娃子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当官,只有当官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只有吃香的喝辣的才能让你的爹娘跟着享福。我于是暗下了考大学当官的决心。我学得很刻苦,我的每门课业在班里都排在前列,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冬天上早自习时,我走六华里赶到学校,天还没有亮,点上煤油灯便开始读书;夏天下大雨,没有伞,蓑衣也会淋透,淋透就淋透,到学校把衣裤拧干了穿上就是。没料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我读初中时突然爆发了,我的大学梦只做了一小截。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去“破四旧立四新斗争牛鬼蛇神”。我们把班里的学生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把有地主富农亲戚的同学当作黑五类,对他们极尽蔑视和奚落。我们把离过婚的一位女教师视为坏分子,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了一双破鞋。我们把民国和民国以前的所有东西都视为旧东西,把一些好瓷器砰砰砸碎。后来,“大串联”开始,我随同学们步行去了韶山,看完***的家乡后,又坐车去了长沙、株洲和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构林镇以外的世界。坐船过洞庭湖时天在下雨,我望着烟雨迷茫的湖面在心里想,湖南出过那么多的大人物,这块土地可能真有灵气,来走走看看也许会有好处,只不知自己此生会走出一条啥样的道路……因为学校不上课,又少有我喜欢的小说读,“大串联”回校后,我便迷上了拉胡琴和打篮球。白天的很多时间,我都是在篮球场上度过的。
打篮球原本只为打发无书读的时间,没想到倒为自己打通了连接另一条道路的阻隔。1970年的冬天,驻守山东的一支部队来我们邓县招兵,领队的是一个姓李的连长,这连长酷爱打篮球且是团篮球队的队长,他这次来招兵还带有一个任务,就是为团篮球队再带回几个队员。他站在我们学校的球场边上看我们打球,偶尔也下场和我们一起打。我的球技不属一流,但身高一米七八,可能有点培养前途,他的目光因此注意到了我。于是,另一条道路便在我眼前展开了——这年的12月下旬,我去山东当了兵。
这一年,我十八岁。
多年后,当我回想当兵这件事时我才明白: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机会,可以使一个人的人生发生重大改变。
我坐上了东去的运兵闷罐列车,我隔着列车门缝望着疾速后退的中原大地,心里有依恋,有不舍,但都很轻微,心中鼓荡着的,多是欢喜。
我终于可以独自外出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