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导弹研究院政委刘有光把六室主任任新民叫到办公室，让他带几个技术人员和工人到满洲里去，负责接收苏联援助的p-2导弹样品。这是国防新技术协定里注明的，苏联援助中国两枚p-2导弹和全部的技术资料。刘有光特意叮嘱任新民：“这次任务事关我们和苏联两国的军事机密，到死也不能告诉无关人员。”又说：“到达满洲里以前，随行的其他技术人员暂时也不要告诉他们。”

任新民郑重地点点头。他和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人员都严格执行了这个承诺，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航天技术发展已公开对外报道，人们方知当年神秘的满洲里之行，是去接回苏联的导弹。

经历了天寒地冻的几个昼夜，他们终于在满洲里的边境线上，等来了苏联方面的专列。由于苏联铁路是宽轨，中国铁路是窄轨，双方车辆需要调换车皮，为了保密，这项工作必须在深夜进行。任新民和同事们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配合苏军士兵进行装卸，然后，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护卫下，导弹专列平安驶抵位于北京南郊长辛店的一分院。当时一分院只有一幢四层楼房，挡不住这枚近18米高的导弹，同样为了保密，在导弹的四周搭起一个大席棚，把导弹围在当中，不让人看见。

p-2导弹是苏联在仿制德国v—2导弹的基础上改进的地对地导弹，射程约590公里，导弹全长17.7米，最大直径1.65米，起飞重量20.5吨，火箭发动机采用液氧和酒精作推进剂，推力为370吨。苏联当时最先进的导弹是p-12，尽管p-2已经大大落后，但中国仍然视为宝贝。拉回厂里后，除了少数人可以接近外，绝大多数人不许靠近。北京军区的几个将军来找***，他们都是聂的老部下，提出要看看导弹，***不同意，他们赖在家里不走，并且说，我们都是军以上领导，绝对不会泄密。最终***也没有同意。

钱学森带领导弹研究院全体技术人员，消化吸收p-2。这时候，导弹研究院已经初步建立起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等10个研究室，由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梁思礼等科技专家领衔。几个月后，苏联方面又运来了p-2导弹武器系统的各种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和部分工装模具、检验设备，一批专家也来到导弹研究院，对中国科技人员传帮带。最初一切都是友好的，顺利的。苏联方面对推动中国火箭导弹事业初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

1958年5月29日，***正式部署，展开对p-2导弹的仿制，要求1959年9月完成第一批导弹的总装出厂，争取国庆节前后试射，为此，将仿制p-2导弹的任务代号称作“1059”，隐含1959年是建国10周年之意。后来还有人考证出，红军长征途中使用的电报密码里，1059是个“鹰”字。

当时正是大跃进最热闹的时候，受工农业战线放“卫星”的影响，导弹研究院很多人也是不甘寂寞。有人看到从苏联弄来的导弹样品，说：“这玩意儿简单，用不了几天我给你敲出一个。”东西是敲出来了，可它不是导弹，不能实际操作，其实只是个空壳子。还有人说：“干什么非要仿制，直接搞自行设计就可以。”有的说：“三年打到太平洋，五年放个小月亮。”这就更离谱了。院里有些领导还不习惯按科研、生产计划安排工作，而只想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的方法，代替科研、生产计划。

面对这种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现象，***严肃地告诫他们：“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会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

这就是当时传诵一时的“爬楼梯”理论。

不仅导弹、卫星这边盲目“跃进”，原子弹那边也有人头脑发热，最典型的体现在全国好多省份，全民“土法炼铀”，把挖出来的铀矿石用土办法提炼其中的铀成分，不仅造成极大浪费，而且严重污染环境。这些事情传到***耳朵里，***批了八个字：先写楷书，再写草书！意思是国防尖端事业不要冒进，要一步步来。

在***等的努力下，导弹仿制工作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渐渐走上了正轨。

这期间，***报经彭**同意，代军委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航委）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成为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不久，***又担任了国家科委主任。至此，***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后来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这个机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