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是铅灰色的，地是黄澄澄的，远沟近壑积留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从北边的毛乌素大沙漠吹来，卷着草叶和细细的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发出尖利的呼啸声，不一会儿，人们的身上便落上厚厚一层黄土面儿。

陕北的冬季，不是黄尘蔽日，就是阴霾漫天，四野一片苍茫，风如刀剑，侵入肌骨。

钟跃民、郑桐一行10个知青被分配到石川村落户，这里地处绥德和靖边两地的中间，无定河和大理河的一条支流在此交汇，顺着山峁拐了个90度弯向东流去。石川村离靖边县城有几十里地，这是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县。安边、定边、靖边，统称三边，又都在边墙沿线，从“安”“定”“靖”这些字眼看，这些地方是古代朝廷绥靖的边境地区。靖边的地层都是由黄沙堆砌的，这里没有窑洞，几乎全是平顶泥屋。离靖边25公里的石川村坐落在大理河支流南岸的黄土峁上，这里却是典型的秦*高原地貌，黄土层被雨水切割得沟壑纵横，千山万壑犹如凝固的波涛，一道河流的分隔使两岸的地貌泾渭分明。

钟跃民他们7男3女共10个知青坐上石川村派来的大车，一路顶着漫天的黄尘奔石川村而去。赶车人是个姓杜的老汉，一身典型的陕北农民打扮，身穿光板山羊皮袄，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不过所谓的白羊肚手巾已经脏得看不出曾经是白色的，变成了一种深灰色。杜老汉不大爱说话，知青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显得很拘谨，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好好儿的京城不待，到石川村干吗来了。

这10个知青都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彼此之间还不认识，钟跃民对那几个男生没兴趣，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些男生下乡之前都是安分守己的学生，不是顽主，钟跃民和郑桐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过，钟跃民倒是仔细看了看那3个女生，发现其中有两个长得还不错，他挺满意，扭头对郑桐说：“县知青办的干部对咱石川村的哥们儿还不赖，没给咱分来几个猪不叼狗不啃的女生，要不然可惨透了。这儿本来就穷山恶水，咱再成天守着几个丑妞儿，出来进去老在你眼前晃悠，想不看都不成，这日子怎么过？”

大车上的男生都哄笑起来，那3个女生则绷着脸不吭声。

钟跃民躺在行李包儿上继续发牢骚：“这鬼地方真他妈没劲，走了半天连棵树都没见着。哟，前边那条河是黄河吗？水怎么这么黄？”

郑桐拿出地图册看了一下：“你丫整个一地理盲，黄河在晋陕交界处，离这儿远着呢，这条河可能是无定河。”

钟跃民猛地支起身子：“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唐诗里说的那条河？我操，我说怎么不对劲呢，闹了半天这地方在古代就是充军发配之地。得，把哥儿几个发配到这儿来了，闹不好就成了无定河边骨了。”

郑桐笑道：“你好歹还是春闺梦里人，我呢？无人认领的遗骨。”

前边路上一阵铃铛响，一个青年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坐着个青年女子，像是对回娘家的小夫妻。知青们觉得新鲜，都伸长了脖子盯着小夫妻。

赶车的杜老汉突然张开缺了门牙的嘴，扯着嗓子唱起了酸曲儿：

正月里来哟是新年，

我给公公来拜年。

手提一壶四两酒，

我给公公磕一头

…………

杜老汉这冷不丁一声吼，可真把钟跃民听傻了，这可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从土生土长的老农民嘴里唱出来，那股味道是任何歌舞团的专业歌手也模仿不了的。

…………

二月里来龙抬头，

公公拉住媳妇的手，

拉拉扯扯吃个口，

人家娃娃的好绵手

…………

钟跃民乐得栽倒在行李包上：“这老公公爬灰呢，也不怕儿子跟他拼命……”

…………

三月里桃杏花开，

媳妇又穿枣红鞋，

走起路来随风摆，

爱得公公东倒又西歪

…………

回娘家的小夫妻走远了，驴头上挂的铃铛发出的叮当声还隐隐可闻，杜老汉也歇嘴不唱了。

郑桐小声说：“这老头儿勾搭人家新媳妇呢。咦？跃民，你怎么啦，傻啦？”

钟跃民两眼发呆地盯着杜老汉，他还没从这首酸曲儿中醒过来……

石川村的打谷场上，正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块破烂的红色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队落户。

衣衫褴褛的村民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他们散乱地坐在打谷场上，妇女们纳着鞋底，男人们吸着旱烟，他们不大关心开会的内容，只是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一群孩子在谷草堆中追逐着、打闹着。

钟跃民、郑桐和七八个男女知青坐在地上正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石川村党支书常贵正在讲话。他五十多岁，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常贵头上也同样扎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看打扮和赶车的杜老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烟袋。

常贵用烟袋敲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噗”地将一口浓痰吐出两米开外，这才开始讲话：“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大家静一静，莫说话。今天，咱村来了10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咦？狗娃，我日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拿领导说话当放屁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

陕北穷，交通工具主要是驴，因为驴好养，所以陕北驴多，人们对驴也比较喜爱，因此民间张嘴闭嘴都是“驴日的”，有时这未必是骂人，很可能是一种表示亲热的语气助词。

村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会场上仍然是闹闹嚷嚷。

知青们听到支书骂人，忍不住哄笑起来。

常贵见知青们笑，连忙解释：“娃们莫笑，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咱村有些愣种是属驴的，轰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酸枣棵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嗯，说啥来着？”

村民和知青们又哄笑起来。

郑桐说：“常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笑声更响了。

常贵点上一锅烟：“不是这，噢，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咱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他老人家的主意，既然***说了，咱石川村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10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他老人家让这10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也得给***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17口，再添上10口是多少？张会计，是多少？”

一个剃着锅盖头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回答：“427口。”

常贵说：“对，427口……这是谁呀？”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常贵的裤裆，村民和知青们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常贵狠狠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了。他继续讲话：“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啦，倒退20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没这么多人口嘛。现在可好，地没见多，人倒多了二百多口。咋回事？这得怨婆姨们，生娃生上了瘾，像老母猪抱窝，一生还就收不住啦。就说狗娃的婆姨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里又怀上啦，这是第七个了，你还有完没完？”

看样子这个狗娃是常贵的出气筒，动不动就给拎出来骂一顿，知青们伸长脖子往人群里看，也不知哪个是狗娃，却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姨站起来回骂道：“常老贵，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个人的事吗？你们男人哪个不是偷嘴的馋猫，闻着腥味儿就往上凑？这会儿又往婆姨身上推啦？”

看样子这是狗娃的媳妇，村民和男知青们哄笑起来，女知青们都臊得低下头去。

常贵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只是揪住狗娃不放：“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狗娃，你个驴日的，咋不说话？你婆姨顶撞领导，你是咋管教的姨婆，还没王法啦？”

一个个子矮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从人群里站起来：“常支书，我家婆姨当家，我说话不作数。”

村民和知青们又是一阵哄笑……

常贵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个驴日的，咋就让婆姨夺了权呢，你就捶她一顿还能咋的，晚上还能不让你上炕？不说啦，咱说正事，乡亲们，我常老贵求求你们，别生啦……”

哄笑……

“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10张嘴，明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我还得带乡亲们外出讨饭。嗯，知青来了也好，都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要饭都比咱村里人强。去年栓柱带人去米脂讨饭，吭吭哧哧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丢人哪。这下可好啦，明年让知青娃带队，咱也让人看看，咱石川村不是没能人……”

钟跃民站起来：“常支书，明年开春我带队去讨饭怎么样？”

常贵喜道：“好小子，有种，就是你啦。”

钟跃民恭敬地说：“感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努力讨饭，决不辜负村领导的信任。”

常贵问：“你这娃叫啥？是党员吗？”

“钟跃民，不是党员。”

“嗯，好好干，明年让你入党。”

“谢支书栽培。”

常贵大吼一声：“散会！”

石川村的知青点设在两个已经废弃的破窑洞里，这两口窑洞以前是村里一个老光棍的家产，他死了以后这窑洞就渐渐废弃了，这次支书常贵得到公社通知，要他解决10个知青的住处问题，还按国家规定发下了知青的安家费，以常贵的精明，当然不会用这笔钱给知青打新窑洞，他叫人修整了这两口破窑洞，就算是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务。按他的理解，这些知青娃待不长，他们以为农民就这么好当？要是没点儿扛饿的本事，就趁早卷铺盖卷儿。

知青们来的头一天晚上，村里的会计张金锁来敲常贵家的窗户请示，问县知青办分给知青的粮食咋办。

常贵说：“不是和你说了吗？发给他们一半。”

张会计踌躇道：“这……怕顶不到麦收。”

常贵不以为然地回答：“咱村谁家能顶到麦收？没吃的了就去要饭，往年不是都这么过的？”

张会计有些胆小：“我怕上面怪罪下来，说咱克扣知青的粮食……”

常贵一言九鼎：“上面还管这么多？咱村的事，我说了算，就这么办。”

常贵在石川村已当了十几年支书，他已经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了，出了石川村他屁事不顶，可在石川村这一亩三分地里，他的话就是圣旨。

知青们到石川村的第一个晚上，情绪都不大好，尽管他们在下乡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陕北是贫困地区，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进了村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首先这两口破窑洞就让他们大吃一惊，其中一口窑洞的顶部竟裂开了一道1厘米宽的缝隙，破烂的门窗根本挡不住风，窑洞里的温度和露天差不多。钟跃民抱了一捆高粱秸想烧烧炕，谁知烟道向回倒烟，把大家熏到了露天地，知青们只好作罢。

知青中只有钟跃民和郑桐两人心情还不错，因为他们早已学会了苦中作乐，心里明白发愁也是白搭，不如自己找点儿开心的事，当然，能拿别人开心就更好了。

钟跃民建议知青们先开个会，商量一下今后的生活，其实谁也没选他当负责人，只不过他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

男女知青们都盘腿坐在土炕上，一开始谁也不说话，情绪都很低落。

钟跃民情绪饱满地首先发言：“我说同学们，今后咱们可就在一个锅里抡勺子啦，大家还都不熟悉呢，都不是一个学校的。这样吧，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跃民，这位是郑桐，我们都是育英学校的。我看看，咱们是10个人，7男3女，唉，狼多肉少呀，3个女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女生们只好自我介绍。

“我叫李萍，翠微路中学的。”

“我叫王虹，人大附中的。”

“我叫蒋碧云，师院附中的。钟跃民，你刚才说狼多肉少是什么意思？”一个眉眼清秀的女生显然对钟跃民的话感到刺耳。

钟跃民一本正经地解释道：“这是明摆着的嘛，既然让咱们一辈子扎根农村，就得男女比例搭配合理，比如咱们知青点，就该5男配5女，这样不容易打架。你看，像这样7男3女，就得有4个男的打光棍，这不是狼多肉少是什么？”

蒋碧云愤怒地瞪着他：“钟跃民，你说话怎么这样流氓？”

“哟，你还真有眼力，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流氓来了？真不好意思。”

郑桐笑道：“你这人挂相儿，怎么装好人也装不像，这才一天就露馅了吧？同学们，这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流氓，曾因打架斗殴、调戏妇女，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请大家以后提高警惕，特别是女同学们。”

男知青们都笑了起来，蒋碧云鄙夷地扭过脸去。

郑桐指着几个男生道：“跃民，刚才我和这哥儿几个聊过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钱志民，海淀中学的；这是张广志，这是曹刚，石油附中的；这是赵大勇，这是郭洁，他俩是北安河中学的。”

大家这才一一握手。

曹刚打量着钟跃民说：“我见过你，那次有人和我们学校刘利华打架，你也去了吧？”

钟跃民说：“我去你们学校打过架，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曹刚肯定地说：“没错，就是你，那天你穿一身将校呢，拎把菜刀，口口声声说要剁了刘利华。”

钟跃民想起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他摆摆手说：“不提了，不提了，那都是没参加革命之前的事，贺龙还玩过菜刀呢。”

郑桐问：“跃民，县知青办发给咱们的粮食不多，我算了一下，怎么省也吃不到麦收。”

“这好办，有就吃个饱，没了咱再想办法。”钟跃民才不想操这个心。

郭洁认真地说：“能想什么办法，总不能真去要饭吧？”

钟跃民一听就喜上眉梢：“怎么不能？听我爸说，这一带农民有个传统，青黄不接时就成群地外出要饭，我早就想尝尝要饭的滋味，要是在北京，咱到哪儿去找这机会？”

蒋碧云似乎最烦钟跃民，她马上表示：“这是谁在出馊主意？谁愿意去讨饭谁自己去，我反正不去。”

钟跃民不想和她计较：“这好办，咱们把粮食分了，自愿搭伙。蒋同学，你能分六十多斤粮食，你要是一天能吃2两粮的话，那顶到麦收应该没问题。”

钱志民说：“我建议，咱们男女分灶开伙，省得她们女的说咱们占便宜。”

曹刚也表示赞同：“这倒是个办法，我同意。”

男知青们纷纷表示同意。

蒋碧云哼了一声：“分开就分开，有什么了不起的。”

钟跃民嬉皮笑脸地说：“我跟你们搭伙吧？要是你们同意，我马上和他们男同学决裂，咱4个搭伙怎么样？”

郑桐不放过任何攻击钟跃民的机会：“跃民，你丫最好搬到女宿舍去住，我们这儿也宽松些。”

男知青们哄堂大笑。

钟跃民面不改色：“这我没意见，但要看女同学们同意不同意。”

蒋碧云气白了脸：“流氓……”

郑桐说：“那是钟跃民的小名儿……”

男知青们大笑。

蒋碧云气得流下眼泪……

周晓白和罗芸入伍时，袁军还在社会上闲逛，没想到她们走后一个星期袁军就作为“后门兵”入伍了，这批新兵都属于一个野战军的，只不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罢了。

周晓白遇见袁军时，已经是新兵连集训结束后的两个月了。周晓白和罗芸被分到医院，周晓白在内科当卫生员，罗芸被分到药剂室。而袁军被分配到坦克团当装填手。在北京时，他们虽然很熟，但谁也没有谈论过家庭情况，其实他们3个人的父亲都和这个军有着很深的渊源。周晓白的父亲周镇南在抗战时期指挥过的一支部队在解放战争时并入这个军，成了这个军的一个主力师，因此，这支部队的军、师、团干部中有不少周镇南的老部下。罗芸的父亲和这个军的邵副政委是老战友，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曾在一个团作搭档。罗芸的父亲是团长，现在的邵副政委是当年的团政委，这可是生死交情，现在老战友的女儿到这个军来当兵，邵副政委自然要格外关照。袁军的父亲袁北光简直就是这个军的老伙计，他从1938年入伍就在这支部队，二十多年根本没挪地方，到1959年转业时，已经是大校师长了。这支部队是袁北光的娘家，现任军长李震云曾当过袁北光的排长，那还是1938年在冀中的事，现在袁军到他父亲的老部队来当兵，可是了不得了，从军部到各师团几乎到处是他的叔叔、伯伯，这跟回老家差不多。许多叔叔、伯伯见了袁军还提起他童年时的劣迹，说军部礼堂的舞台幕布就是袁军纵火烧毁的，那次袁北光气得几乎发了疯，把袁军绑在板凳上用皮带抽了20来下，致使他在床上趴了半个月。

那天袁军去军部机关看父亲的老战友姚副军长，中午又在姚副军长家蹭了一顿饭，吃饭时姚副军长拿出一瓶五粮液给袁军倒了一杯。袁军有些踌躇，他怕回连队不好交代。

姚副军长眼一瞪：“让你喝就喝，你们连长有话就让他来找我，我和你爸是什么交情？过命的交情！1941年反扫荡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他也没欠我的情，1942年他替我挨了一颗子弹，我们俩才算扯平。老伙计好几年没见了，老子想和他好好喝一顿酒，没机会呀，现在好了，这叫父债子还，老子不在，你当儿子的替他喝。”

于是袁军马上把心放进了肚子，三两下就替他父亲把姚副军长放倒了。其实姚副军长没多大酒量，三两酒下肚就已经找不着卧室门了。袁军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有些飘飘然了，这时在他的感觉里，任何人都不在话下了，要是这会儿能碰见他的连长，他兴许就一个耳刮子扇过去了，敢管我？还反了你啦，这不是找捶吗？大爷我喝酒了又怎么样？

袁军晃晃悠悠走进军部大院的军人服务社，想去买些信纸和信封。他发现有个新兵也在柜台前买东西。那个新兵回头看到袁军，无理地上下打量着他。

袁军看了他一眼，话就横着出来了：“有病是怎么着，你丫犯什么照？”

新兵也操着北京口音：“你是北京兵？”

“怎么啦？”

“还认识我吗，去年在什刹海冰场你丫挤对谁呢？”

袁军傲慢地说：“在冰场上我打的人多了，早记不清你是谁了。你是谁呀？”

“我是装司的小明，想起来没有？”那新兵挽起了袖子。

袁军轻蔑地笑了：“没听说过，你想干吗？有话说，有屁放。”

“咱们还有笔账没算呢，上次在冰场上让你们跑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在这儿碰上啦！”

袁军微笑着：“怎么着？看这意思，你是想和我单练一把？咱们找个地方吧。”

新兵一把揪住袁军的衣领：“走吧，咱可说好了，要是见了血，可得说是自己不留神磕的。”

袁军一拧他的手腕：“没问题，牙掉了咽肚子里，谁说谁是孙子，走……”

周晓白那天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她刚一进去就看见两个新兵在拉拉扯扯地往外走，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着什么。周晓白一愣，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她马上反应过来，这不是袁军吗，这家伙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她脱口叫出来：“袁军。”

袁军这时酒正往上涌，五粮液酒的后劲很大，他刚才还没觉得怎样，现在可有点儿不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觉得这个女兵有些眼熟，他的脑子有些糊涂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以为这个女兵是来劝架的，他醉眼蒙眬地说：“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周晓白见他一嘴酒气，心里便明白了。她大声喊：“袁军，我是周晓白，你看清楚了。”

袁军仍然糊涂着：“什么……白？不认识。”

周晓白又好气又好笑，这浑小子是糊涂了，连她都不认识了，她晃晃袁军的肩膀喊：“钟跃民你总记得吧？”

谢天谢地，袁军总算还没忘了钟跃民，他努力控制住渐渐模糊的思维，从钟跃民那里才想起周晓白：“噢……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叫周……什么来着？”

那个北京来的新兵不耐烦了：“嗨，你去不去，在这儿扯什么淡？”

周晓白一把拽住袁军对那新兵说：“你是不是看他醉了就想趁火打劫？你是哪个单位的，敢告诉我吗？”

那新兵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自己找台阶下：“好吧，让他记着，他还欠我一笔债呢，以后我随时找他讨还。”说完便扭头走了。

周晓白不由分说地扯着袁军往医院走，她知道袁军要是这样醉醺醺地回连队，麻烦可就大了，她得给这家伙醒醒酒。

在路上，袁军还糊里糊涂地问：“跃民也来啦，他分在哪个单位？”

周晓白没好气地说：“他分在司令部，当军长啦。”

“不对吧，钟跃民能当军长？军长不是李震云吗……你别蒙我……钟跃民那孙子……顶多当个副政委……”

周晓白给气乐了：“你可真抬举他，钟跃民也就是当当你们这伙人的政委，在北京闹事还不够，又闹到部队来了，让我怎么说你？”

那天周晓白把袁军弄到医院内科的一个空病房里躺了两个小时，袁军才清醒过来。幸亏值班的护士是她的好朋友，不然连周晓白都不好解释这个醉鬼是从哪儿来的。

幸亏是遇见周晓白，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都对他很关注。平时没事，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他犯事呢，一旦抓住他犯纪律，连里就要拿他作个典型。这是由于基层干部对后门兵的成见所致，因为在他们眼里，参军入伍是件很光荣的事，多少优秀青年争都争不到这个机会，而这些干部子弟却轻而易举地来到部队，而且都被分配到最好的部门，这使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出身下层的人，往往有一种强烈要求平等的心态，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因此，像袁军这类后门兵是注定要受人关注的。

袁军是个名副其实的后门兵，他是新兵连开始集训后的一个月才自己从北京坐火车来的，来的时候他直接找到军司令部，开口就要见军长。正巧那天军里的几个首长都不在，是军务处一个姓赵的处长接待他的。赵处长是前几年从军区调来的，所以不知道袁北光的大名，他最近接待了好几个类似的后门兵，使他很烦。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往往是仅凭一封给军首长的亲笔信就从北京跑来要求当兵，他们才不管部队是否征兵，是否有合法的入伍手续，来了就大模大样地要求见一号或二号首长，谱儿大得很，对此，军长和政委不胜其烦，又实在无法拒绝，便经常把赵处长推出来接待和安排，偏偏这位赵处长是作战参谋出身，没怎么在部队带过兵，和同级干部比起来，他缺少的是军队中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而且对此也缺乏必要的宽容。他对这种走后门儿当兵的风气极为厌恶，这些干部子弟简直把军队当成了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本没打算办什么入伍手续。

前些日子赵处长接待了两个北京来的青年，在安排他们的工作时他还客气了一下，问他们自己有什么想法，那两个青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们只想留在军部机关，不想下连队。赵处长忍住气问他们，留在机关做什么，那两个青年想了想说，去通信站吧，那儿还不像连队那样苦，还能学点儿技术，但不能去有线连，因为有线连得经常爬电线杆子，还是无线连好一些。赵处长几乎被气疯了，但他没敢发作，他知道这两个家伙既然敢这么目空一切，就说明他们的后台很硬，得罪他们是很不明智的。他最后还是把他们分到了无线连去学电台维修，但他心里像吃了只苍蝇，难受了好几天，还没缓过劲来，袁军又到了。

袁军哪知道赵处长对他这类人的看法，他只记得这支部队是他的老家，他生在军营里，在军部的幼儿园里长到6岁多才跟父亲转业到北京，他没有参军入伍的感觉，只有回老家的感觉。因此当他听说一号、二号首长都不在时，便大模大样地问，“三号、四号、五号在吗？他们中间谁都可以”，其口气之大，使赵处长对他顿生恶感。特别是袁军那天很不合时宜地在士兵服的里面穿了一件黄呢子军装，带垫肩的呢子军装把套在外边的士兵服撑得笔挺，赵处长一见他这身打扮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种军装是1955年授衔时发给将校级军官的，而赵处长当年只是个中尉，没资格享受穿呢料军装的待遇，眼前这个新兵居然敢穿着这身军装来入伍，这分明是一种向基层干部叫板的行为。

赵处长决定不露声色地难为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他听完袁军的自我介绍，便客气地说：“军长和政委今天都不在，我是军务处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请出示一下你的入伍手续。”

袁军一愣，在他的意识里似乎没有入伍手续这个概念，他记得父亲袁北光只给军长李震云打了个长途电话，李军长说“欢迎你儿子来当兵，我和接兵的同志打个招呼就行了”，至于接兵的干部怎么办的手续，袁军才犯不上去操心呢。这会儿这个军务处长居然向他要手续，这很使袁军不痛快，他随口道：“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在军部幼儿园上到大班才走的。”

赵处长不卑不亢地说：“你总不能上幼儿园时就有军籍了吧？我问的是你的入伍通知书。”

袁军大大咧咧地说：“没人给我通知书，李军长让我来的，我的全部入伍手续应该在你们军务处。”

赵处长显得很有耐心：“小伙子，我这里没有你的入伍手续。”

袁军无所谓地耸耸肩膀：“那你就去问问军长吧，当然，政委也可以，既然他们都不在，那我就住下来等等，反正新兵连集训还有两个月才结束，我不着急。赵处长，你忙你的去吧。”

他话说得很狂妄，但自己竟毫无察觉，这一句话就把赵处长得罪了，一个新兵敢用这样的口气和一个团职干部说话，在这个军的历史上也算是破天荒了。不过，赵处长的怒火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点点头，叫袁军去招待所。他犯不上得罪这些干部子弟，军队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他太了解了，一个新兵蛋子本不足为虑，但你闹不清他家老爷子和首长的关系，万一他家老爷子当年曾和首长在一口锅里搅过勺子，或是在战场上救过首长的命，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首长。这种傻事，赵处长才不会干，他决定对袁军实行冷处理，既不得罪他，也不帮助他，让他在招待所等着吧。

满怀怨气的赵处长还真把袁军扔在招待所里住了3天，幸亏3天以后姚副军长回来，袁军才被安排去了新兵连。新兵连集训结束后，袁军被分到坦克团，赵处长私下把他的表现告诉了团里的干部。因此，袁军人还没到坦克团，他的事在团里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袁军有些后悔来当兵，他觉得军队生活枯燥得令人难以忍受，关键是这里没有一伙和他彼此处得来的朋友，他觉得连队里所有的人都在监视着他，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从连长季长河、指导员吴运国到袁军所在的二班班长段铁柱，他们对袁军的态度都不冷不热的。他们都知道袁军的家庭背景，尤其是他父亲和军长的关系，但基层干部没人吃这一套，而且还越发看他不顺眼，这似乎是一种天生的成见，也是部队里的一种普遍现象。从农村入伍的战士和从城市入伍的战士有着天然的隔阂，这种隔阂在和平环境中很难消除。

袁军从小生活在军营里，熟悉军队生活，他知道自己非过新兵生活这一关不可，等熬过一年，下一批新兵进了军营，他才能熬出头来。军队就是这样，就算军长是你父亲的老战友，他也不能事事护着你，班长这个官儿，你是无论如何迈不过去的。袁军懂得这些，他认为自己当兵以后，已经很收敛了，他甚至希望和班长段铁柱搞好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可段铁柱对袁军伸过的橄榄枝不屑一顾，照样对他很严厉。袁军从此恨上了班长。

二班长段铁柱长得和他的名字很相像，1.7米的个子，粗壮得像颗炮弹，脾气也很火暴，他和连长季长河、指导员吴运国都是山东人，而且都是一个县的，既然是老乡，平时他们之间的走动就多一些，这样便有些拉帮结派之嫌。袁军认为，这个连队已经被山东帮所把持，非山东籍的战士在这个连队就别想出头。关于班长段铁柱的脾气，袁军是这样看的，这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冒儿在入伍之前肯定是个好脾气的人，到了部队当上班长以后才变成了现在这样，结论只有一个，这小子让新兵们给惯坏了，以致一见着人就搂不住火。袁军决定等到时机成熟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一顿，让他明白明白马王爷究竟是几只眼。

这几天袁军和班长的关系已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袁军在103号坦克上当装填手，在59式坦克的4个乘员中，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车长自不必说了，那是全车的指挥员，大家只有服从的份儿。驾驶员和炮长都是技术活儿，自然也比较受尊重，特别是驾驶员，农村入伍的战士都愿意干，因为复员以后可以开履带式拖拉杌，这在农村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算来算去，就属装填手的差事不怎么样，从名义上说，他是预备炮手，可要想真摸到炮，除非炮长阵亡。换句话说，要是炮长活得好好的，袁军就只有撅着屁股装炮弹的份儿。他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看起来威风凛凛的坦克，座舱里竟如此狭窄，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装填手要用臂力将30公斤重的炮弹推入炮膛，袁军认为，这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他心里明白，就冲他是这个连队中唯一的后门兵，这个装填手他是干定了。

袁军在座舱里一遍一遍地练习装炮弹，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一颗30公斤重的教练弹被反复推进炮膛又退出，实在是苦不堪言。他觉得座舱盖被打开了，一缕阳光照进座舱，他没有抬头，继续装填。

“袁军，有你这样装炮弹的吗？炮长是怎么教你的？”段铁柱在座舱口说。

袁军连头也没抬：“班长，有话就说，用不着作铺垫，你到底想说什么？”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的大拇指要护住炮弹引信，尤其是推弹入膛时，摘下保险帽的炮弹引信，几公斤的碰撞力就可以引起爆炸。”段铁柱教训道。

“我说班长，这不是颗教练弹吗，它好像炸不了吧？”

段铁柱的声音严厉起来：“指导员是怎么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从思想上把每一次练习都当成实战，你就这样把连首长的话当耳旁风？”

“嗬，还连首长，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呀？叫声连长、指导员就行了，还首长，你不觉得有点儿肉麻吗？要不赶明儿我也叫你班首长得了。”袁军刻薄地挖苦道。

“袁军，你一个新兵口气可不小，不要以为你爸爸官儿大你就可以不把基层领导放在眼里，你这样下去恐怕没什么好处。”

“行啦，你找个凉快地方待会儿去好不好？找什么碴儿呀，也就是现在，我脾气好多了，要放在以前，我非让你满地找牙不可。”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吗？”

袁军摸起一个大号扳手，慢慢向座舱口爬：“咱们到外面说话。”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你等着，我去找指导员，这个兵我带不了……”

座舱盖砰的一声被关上，段铁柱到连部告状去了。

袁军无力地坐下，恨恨地说：“真他妈的虎落平阳遭犬欺……”

周晓白终于收到钟跃民的来信，她兴奋得直哆嗦，抓住信封就一通猛跑，一直跑到休养区的花园。她坐在长椅上手忙脚乱地撕开信封，以至于把信纸都撕破了。钟跃民的信很简单，干巴巴的，不具有任何感情色彩。

晓白：

你好！

我和郑桐已在陕北安下家来，这里离毛乌素沙漠很近，因此风沙很大。陕北的山地，都是土质很松散的黄土堆，由于干旱少雨，每座山包都是一个大灰堆，人走上去，就像走进了散包水泥堆，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我们知青点共有10个人，都是来自海淀区不同的学校的，大家以前不认识，现在也没什么好聊的，只有郑桐还能和我交谈。

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里没有灌溉渠道，甚至没有像样的平地，就更别提梯田了。春天把谷种撒在黄土坡上，剩下的事就是等着下雨，要是20天内没有下雨，种子就会旱死，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即使是最好的丰收年景，粮食也只够吃八九个月的。每年青黄不接时，全村人就集体外出讨饭，这已经成了石川村的传统。我们知青目前的粮食还够吃一两个星期，等粮食吃完，大家就该外出讨饭了。我和郑桐正在商量，是不是准备些节目，比如样板戏什么的，讨饭时还可以兼卖艺。郑桐这小子现在成天琢磨蒙人的招儿，一会儿说要练练吞铁球，一会儿又想弄点儿汽油练嘴里喷火，反正是想把当年天桥练把式的歪招儿全拿到陕北来糊弄老乡。我曾提议表演硬气功，弄几块糟一点儿的砖头码在他头上练开砖，但被郑桐坚决拒绝了，直到现在还没想出什么更富创造力的主意来。

我现在正和村里的杜老汉学唱信天游，这老头儿肚子里简直是个杂货铺，一段同样的歌词他能唱出七八个不同曲调的版本。老头儿平时烟袋不离手，抽烟抽得肺气肿，一喘气就能听见肺部呼噜作响，嗓音如同漏气的风箱。可他那破锣嗓子唱陕北民歌简直是一绝，好几次听得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那种特有的韵味真是令人难忘，我是迷上信天游了。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春播了，看样子这几天不会下雨，播下的谷种很有可能被旱死，村里的常支书正在暗中准备祈雨仪式，因为他是党员，不能公开参加这类活动。

总之，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我很快乐，尤其是每天临睡时和郑桐斗嘴，其乐无穷，这家伙近来嘴皮子越来越好使了。

困了，油灯里也快没油了，下次再写。

祝

一切顺利。

钟跃民

1969-04-15

就这一封干巴巴的信，没有一句问候，也没有任何感情流露，若是不相干的人看了，会以为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通信。不过，周晓白已经很知足了，她看得如醉如痴，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潸然泪下。陕北农村的贫困程度使她感到震惊，这已经超出她的想象。她无法想象，要是自己处在那种环境里会怎么样。钟跃民的信中只有平淡的叙述，丝毫没有表现出人在苦难中忍受煎熬的心理状态，她仿佛能看见钟跃民和郑桐这两个活宝苦中作乐的情景。周晓白很想知道他们的居住环境，他们的主食吃什么，有没有菜吃，干活累不累，可这些细节，信上一点儿没提。周晓白突然发现，她真是很喜欢钟跃民，这个家伙身上有种很特殊的气质，既浪漫又现实，甚至还有几分无赖，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这家伙简直是个奇妙的混合物，和他相处，你会感到很快乐。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好玩的事，而且马上就兴致勃勃地玩起来，还玩得一本正经，玩得很像那么回事儿。一个曾经迷恋柴可夫斯基音乐的人，居然又在穷乡僻壤迷上了陕北民歌，而他下个月的口粮还不知怎么解决呢。周晓白认为，讨饭是一件让人既痛苦又无奈的事，一个正常人的尊严和自信心都将被屈辱所代替，而钟跃民和郑桐竟然把讨饭当成了狂欢的节日，还煞有介事地准备街头卖艺，他们玩得可真开心，真不愧是顽主，这就是钟跃民。

周晓白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柔情，她把信仔细装进贴身衬衫的口袋里，心里在想，一定要抽时间给他写一封长信，但愿他别玩得忘乎所以，把自己给忘了。

此时，在陕北的石川村知青点，钟跃民正盘腿坐在土炕上和曹刚下象棋。这是一场赌局，每盘棋的赌注是一个窝头，钟跃民已经连输了两盘，这第三盘看来也悬了。他一不留神，被曹刚来了个马后炮，曹刚大喜过望地蹦下土炕：“哈，你哪儿跑？马后炮，你完了。”

钟跃民连忙悔棋：“哎哟，你的马在这儿？我没看见，不行不行，我不走这一步了。”

“又悔棋是不是？不行，咱这可是挂了赌的，你已经欠我3个窝头了，想赖账是怎么着？”

钟跃民道：“好好好，不赖账，咱接着来，不就3个窝头吗。”

曹刚伸出手：“嘿嘿，本店概不赊欠，先把账清了再说。”

钟跃民急赤白脸地说：“一会儿开饭就给你，你急什么？来，再接着来，我先走了，当头炮。”

曹刚摇摇头道：“不下了，吃完饭再说，要是你这盘再输了，连晚饭都没你什么事了，让你看着我吃，我也不忍心，到时候心一软，得，又退你一个窝头，我不是白赢了？”

“我饿着我乐意，你也别心软，不就扛两顿吗？小意思，来，接着来。”

郑桐走进窑洞说：“跃民，昨天是你做的饭吧？粮食没了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钟跃民一拍脑门：“粮食没啦？哎哟，我想起来了，我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一点儿都没剩下？还能凑合一顿吗？”

郑桐没好气地说：“连他妈一点儿渣儿都没剩下。”

曹刚恍然大悟：“我操，我说你小子连输了3个窝头怎么一点儿不着急，闹了半天是蒙我呢。”

钟跃民连忙解释：“谁蒙你谁是孙子，我还真给忘了。”

郑桐笑道：“你小子不是要带队要饭吗？走吧，跟村里老乡借几件破棉袄穿上，一人再弄一根打狗棍，要饭归要饭，这身行头可不能含糊。”

钟跃民搔搔头皮：“就算去要饭也得明天去呀，今天怎么过？还有一顿晚饭呢。嗯？这味儿真香，谁家做饭呢？”

曹刚说：“那3个女生呗。”

在知青点的伙房里，蒋碧云刚打开热气腾腾的蒸锅，钟跃民闲逛般溜进来搭讪道：“嗬，真香啊，做什么呢？”

蒋碧云眼皮都没抬：“还能做什么？窝头呗。”

钟跃民觍着脸道：“能尝尝吗？”

“不能。”

“别那么小气，好歹都是北京海淀的，又是坐一趟火车来的。俗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看我这眼泪都快流下来啦……”

“少套磁，有事儿说事儿。”蒋碧云干脆地回答。

钟跃民不屈不挠地说：“得，不说老乡，咱们总算是邻居吧？两个宿舍挨着，中间不就隔着一堵墙吗？《红灯记》里李奶奶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拆了墙咱就是一家人了，铁梅那句话说得更绝，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不拆墙咱也是一家子……”

“钟跃民，你油嘴滑舌说了半天，就是想蹭饭吧？”

“别说得那么难听，我只是想借点儿粮食，你看，一个是蹭，一个是借，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钟跃民嘟囔着。

蒋碧云直截了当地拒绝：“不借。”

“要不，算是高利贷吧，借一斤还两斤，怎么样？”

“我不稀罕。”

钟跃民想发作又忍住，悻悻地走了。蒋碧云望着钟跃民的背影，脸上充满了轻蔑的表情。

村支书常贵正坐在自家炕桌前吃饭，桌上摆着几个窝头，他和老婆孩子每人都端着一个大碗在呼噜呼噜地喝着野菜糊糊。

钟跃民在外面喊：“常支书在家吗？”

常贵紧张地小声说：“快收起来。”

婆姨飞快地把剩饭收走，常贵这才披着老羊皮袄走出门：“是跃民呀，窑里坐。”

钟跃民走进窑洞，常贵按照村里的习惯用语寒暄道：“吃了吗？”

“没有。常支书，你吃了吗？”

常贵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吃啥吗？我家断顿啦。”

钟跃民似乎没有料到，他愣了一下，欲言又止，他仔细地审视着常贵，常贵也若无其事地眯起小眼睛和钟跃民对视。

钟跃民忽然笑了：“既是这样，那我就什么也别说啦。常支书，明天我们去讨饭，村里还有谁一起去？”

常贵蹲在炕前，装满一烟锅烟叶点上火说：“把老弱病残都带上，这是规矩。”

钟跃民用哀求的口吻说：“常支书，我们今天就有点儿过不去了，村里能先借我们点儿粮食吗？让我们把今天先过去。”

常贵不为所动：“哪里还有粮食？咱村的人饿上一两天是常事，这不算啥，习惯了就好啦。”

钟跃民只好站起来告辞，他走到门口又站住，转过身来：“支书，咱村没来过日本鬼子吧？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没过黄河嘛，咱村到哪儿学的这套‘坚壁清野’的功夫？”

常贵装糊涂：“你这娃说啥？”

“没说啥，支书，你歇着，我走了。”

钟跃民没想到粮荒来得这样快，也没想到粮食没了，后果会如此严重。自从中午发现口粮已经用光，一直到晚上睡觉，男知青四处借粮，竟没有借到一粒粮食，大伙生生饿了两顿。钟跃民明白，这里的农民已经被饿怕了，他们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要，你朝他借老婆也比借粮好开口。再说有些农民家里肯定也是早已断顿了，既然钟跃民曾经大包大揽地答应过支书，要带队去讨饭，那村民就老老实实地等着。钟跃民以前一直认为凡事都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却没想到现在居然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就是想偷都没地方偷去。

傍晚的时候，钟跃民和郑桐走了十几里地，到相邻的许家围子去偷鸡，谁知在贫困地区鸡比凤凰还金贵，家家都看得很紧，他们一进村就被村民盯住，走到哪儿都有人监视，根本没机会下手。再溜达一会儿，他们就发现许多村民手里都拿着扁担、镰刀之类的家伙望着他们，钟跃民知道今天偷鸡是没戏了，闹不好再让人家暴打一顿，他们便识趣地打道回府了。谁知走到半路上两人就没劲了，只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用了两个小时才走回村。

在知青点的男宿舍里，男知青们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跃民，我浑身没劲，头也有点儿晕。”

钟跃民道：“这是低血糖症状，睡着了就不觉得了，睡吧。”

“扯淡，我睡得着吗？胃里火烧火燎的，这叫什么事啊，咱们招谁惹谁了？把咱们送到这鬼地方挨饿。”郑桐大发牢骚。

钟跃民不满地说：“郑桐，你烦不烦呀，才两顿饭没吃就扛不住了，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

郑桐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嘿，你还别馋我，有能耐你把屁股上的肉给我割一块，谁不吃谁是孙子。”

钱志民也睡不着，便索性坐起来：“操，早知道到这儿来挨饿，我他妈打死也不来。我们学校的孙洪就是不报名，老师、同学、居委会的老娘们儿，走马灯似的到他家动员，这孙子真沉得住气，你说破大天，他就是一声不吭。到了晚上，这哥们儿就开始脱衣服上床，嘴上还说着‘女同志请回避一下，我里面可没穿裤衩’。”

男知青们大笑起来。

曹刚说：“就咱们这帮人是傻逼，一动员就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听说不来的最后也在北京分配工作了。”

郭洁问道：“跃民、郑桐，你们育英学校的人下乡的不多，多数都当兵去了，你们怎么没当兵？”

钟跃民反问：“你们不是也没去吗？”

郭洁说：“我们是平民子弟，本来就应该来插队。”

郑桐插嘴道：“我们还不如平民子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他妈的征兵体检都不让参加。”

郭洁感叹着：“我算明白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世上哪有什么平等？人的地位有很多层，好比我住在一楼，跃民住在二楼，有一天二楼的楼板上破了一个窟窿，跃民一不留神掉下来，这才刚刚和我拉平。要是我的楼板也破了个窟窿，得，我该掉到地下室里去了。”

钱志民也加入了讨论：“没错，要是跃民一挣巴，又顺着窟窿钻回二楼了，你小子肯定还在地下室里听蛐蛐儿叫呢。人哪，争不过命，因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钟跃民觉得这类话题很无聊，忙岔开话：“我说哥儿几个，都不饿是怎么着？少说两句，节省点体力，明天到县城还有四十多里地呢。”

钱志民灰溜溜地说：“去他妈的，走不动了我就当‘路倒儿’啦，反正活着也没劲。”

郭洁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那3个女的真不仗义，眼看着咱们挨饿也不借粮，女的就是抠。”

钟跃民无所谓地说：“是咱们提出分伙的，现在就是饿死，也不能说软话，丢份儿的事可不能干。”

其实他们误会这3个女知青了，此时她们正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做饭。王虹和李萍在贴饼子，她们已经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了。蒋碧云坐在灶旁拉风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她忧郁的脸。她很后悔自己今天中午对钟跃民的态度，她不是小气的人，也知道这点粮食无论怎么省也撑不了几天，他们早晚要去讨饭，她是对钟跃民有气，有意要难为他。

蒋碧云的父亲是大学教生物学的教授，母亲是和父亲同系的讲师，她从小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类好学生对钟跃民这样的坏孩子向来有成见，更何况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一向看不上出身干部家庭的孩子。他们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一套观念：咱们这样的家庭无权无势，父母帮不了你们，你们的将来只能靠自我奋斗。蒋碧云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她对干部子女有着一种很极端的看法，八旗子弟、衙内，喜欢吹嘘父母的地位，目中无人，不学无术，虚荣浅薄，很多干部子女还缺乏教养，继承了他们土包子父母的禀性，以无知为荣耀。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蒋碧云的父母被揪斗，当时她还在学校跟着红卫兵们“破四旧”，像她这种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她只能参加“红外围”。她很感谢红卫兵能给她这个参加革命的机会，于是几乎每天都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的单位通知她去处理他们的后事，蒋碧云才知道父母已经双双服毒自杀，尸体已经被火化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蒋碧云一下子就垮了，她疯了一样回到家，在家里翻了整整一天，她什么也没有找到，父母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连一封遗书都没留下。从此，蒋碧云再也没有笑过。

蒋碧云从那时起，就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一种极强的仇视心理，继而扩大到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刚来的第一天，她就开始讨厌钟跃民，把他当成了无赖，而钟跃民似乎也有意作出一副流氓相来招她烦，仇就是这么结下的。

李萍和王虹知道钟跃民借粮的事后，都埋怨蒋碧云做得太过分，王虹很不满地说：“碧云，你不该这样，咱们是个集体，眼看着他们挨饿，咱们吃得下吗？”

李萍叹了口气说：“这些男生真可怜，两顿没吃饭了。钟跃民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借粮之前肯定是左右为难，鼓足很大勇气才开的口，你一下子就把他顶到南墙上，他饿死也不会求咱们了。”

蒋碧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原来李萍和王虹对钟跃民的印象不错，她们可能真的认为蒋碧云是舍不得借粮，把她当成了小气鬼，蒋碧云委屈得捂住脸哭了。

在男知青宿舍里，大家都聊得没劲了，郑桐不停地翻身，唉声叹气。

钟跃民踹了他一脚：“郑桐，你他妈安静点儿行不行，老挤我干什么？”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我想起那次和袁军买冰激凌的事，当时吃得哥儿几个直拉肚子，我当时还发誓，以后再不吃冰激凌了，现在一想，要是有冰激凌，哥们儿能吃一桶。”

钟跃民坐了起来说：“郑桐，我知道你饿，但你得学会忍耐，忍不住也得忍，不但要忍过今夜，明天还要忍到县城。到了县城能不能要到吃的还不一定，就算要到一点儿吃的，咱还不能吃，因为还有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咱们还得忍。不为别的，因为咱们是男人，你明白吗？”

“明白啦，这辈子我忍了，下辈子打死我也不当男人了。跃民，有什么法子不让我当男人？”

钟跃民笑了：“这倒有办法，曹刚，你那镰刀还在吗？拿过来，我要阉了这小子。”

男知青们起哄：“对，阉了丫的。”

大家正闹着，郑桐听见有人在敲门，门外传来蒋碧云的声音：“是我，蒋碧云。”

钟跃民吼了一声：“有事明天再说，我们都没穿衣服，别招我们犯错误啊。”

蒋碧云也不示弱，她大声喊道：“钟跃民，你浑蛋，把门打开。”

郑桐把头伸出被窝起哄道：“蒋碧云同志，我们已经不行啦，永别了，我身上还有两毛钱，就算我这个月的党费吧，你千万不要太悲伤，掩埋好我们的尸体，继续前进吧，等到全人类都得到解放那一天，别忘了在我们墓前献一束鲜花……”

王虹在门外笑骂道：“都饿得爬不起来了，还臭贫呢，我们这儿还有点儿吃的，你们要不开门，我们可走了。”

男知青们像火烧屁股一样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门开了，3个女生端着一些玉米面饼子走进来。李萍笑道：“都饿了吧？我们特意晚点儿来，让你们多饿一会儿，省得你们不珍惜。都起来吃饭吧，我们也把粮食都用光了，明天咱们一起去要饭。”

男知青们欢呼着女生万岁，纷纷抓起饼子狼吞虎咽起来，只有钟跃民用被子蒙住头在装睡。蒋碧云过去推了他一下说：“钟跃民，你装什么蒜？起来吃饭。”

钟跃民翻了一个身，脸朝里道：“不饿，君子不食嗟来之食。”

“那白天是谁去我那里想蹭饭？”

“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话怎么讲？”

钟跃民无奈地坐起来说：“那时我拿你当革命战友，向你借粮，现在性质不一样了，好比地主向穷人施舍，咱人穷志不穷。”

蒋碧云小声道：“你是不是想让我求你？”

“别，我不饿，才一天不吃饭，哪至于就扛不住了，我是想体会一下红军长征时的感觉。”

蒋碧云细声细语地说：“钟跃民，我知道我今天伤了你，我向你道歉。你先吃饭，别的事咱们以后再谈好不好？”

“哪儿的话？你的粮食你有权不借，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道歉。”

蒋碧云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哀求：“跃民，吃饭吧，我求你了。”

“我真不饿，谢谢你啊。”

蒋碧云突然爆发了：“钟跃民，收起你那套自尊吧，你以为就你有自尊？为什么就不关心一下别人的感受？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的傲慢劲儿，那种浸到骨子里的傲慢。”

钟跃民疑惑地看着蒋碧云：“你没犯病吧，干吗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是我看不惯你，我对你们干部子弟有成见，1966年的‘红八月’，你们抄家、打人，不可一世，当灾难触及你们自己的家庭时，你们就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甚至以流氓自居，嘲笑一切，以示自己与众不同。”

“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可你干吗又给我们送吃的，是想嘲笑我吗？”

“你错了，我没这么狭隘，我是突然想明白了，觉得这样下去挺没意思的，我们10个人是个集体，既然社会把咱们抛到这种穷乡僻壤，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我们自己再钩心斗角，就太让人看不起了。”

钟跃民似乎受到震动，他沉默了片刻，拿起一个饼子轻轻咬了一口。

蒋碧云的眼圈红了：“跃民，谢谢你，你原谅我了？”

钟跃民艰难地点点头，他眼睛有些湿润了。

蒋碧云在一瞬间就泪流满面了：“跃民，对不起……”

知青们都流泪了，他们仿佛突然成熟了，生活似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窑洞外面起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