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年底，应该在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全部毕业，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三届”。

对当时的毕业生来说，毕业以后的分配是个犯不上考虑的问题，因为党已经替你考虑好了，除了少数人应征入伍外，还有极少数人由于身体原因或家庭有特殊困难被照顾留城分配工作，其余95%以上的人作为“知青”被送到边疆的军垦农场或边远山区去插队。

1968年的征兵开始了，各学校的征兵体检处门前都排了长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征兵历史上，这一年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因为前一年，也就是196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征兵的年头儿。到了1968年，由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战争的威胁，对国防工作作了一系列调整，其中扩充武装部队是一项重要措施。因此，1968年年底，军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从此中国军队的兵员总数达到了500万人，现役军人的总数为世界第一。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都没有接到体检通知，因为他们所在学校的政工部门认为他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能通过入伍政审，既然如此就不必参加体检了，反正去插队是不需要检查身体的。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桐倒是无所谓，他本来也没作此打算。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早年留学美国，美国人都很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关自己的事也要跳出来发表意见，生怕别人忘了他。郑天宇也受了这种影响，回国后又不知道改改，所以总是不招领导待见，一来运动就把他拎出来受受教育，得写几份检查才能过关。好在知识分子写检查不费劲。不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倒没碰到郑天宇，这不是因为郑天宇长了记性，而是老天保佑他，本来他已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打算在第二天的会上向党提点儿意见，谁知当天晚上多喝了二两酒，造成胃穿孔被送进医院抢救，等他病好了出院时，右派们已经自杀的自杀，劳改的劳改了。郑天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偷偷把发言稿烧了，从此夹起尾巴做人。

郑桐常常想，幸亏当年他老爸被酒精烧穿了胃，不然郑桐现在也许正在北大荒某个劳改农场帮他老爸打土坯呢。老天爷既然这么照顾他一家，那么就不该再有非分之想了，当兵梦可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做的。他对这种政治歧视已经习惯了，别说是穿军装的正规军，就是当个民兵土八路也没戏。他能琢磨的是到哪里去插队的问题，郑桐常常怀着比较阴暗的心理对钟跃民、袁军等人的处境幸灾乐祸，既然这些干部子弟都当不成兵，那他这“臭老九”出身的人还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

钟跃民和袁军却大为恼火，他们对这种政治歧视还不大习惯，从心里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他俩骂骂咧咧地找到学校政工组要求解释，为什么连入伍体检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一个办事员解释说：“你们应该知道，入伍的政审很严格。据我所知，你们的父母在政治上都有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现行问题。总之，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组织结论，退一步说，就算学校同意你们参加体检，你们也过不了政审关。”

钟跃民说：“党的政策不是不唯成分论吗？再说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出身，又不是‘黑五类’。”

办事员嘲讽道：“革命干部，现在揪出来的‘黑帮走资派’有几个以前不是革命干部？***以前也是革命干部呢。”

袁军大怒：“妈的，我爸爸1938年参加八路军，打了半辈子仗，我他妈倒成了出身不好的人了？我问你，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1938年他在哪儿？”

钟跃民出言不逊：“大概正穿开裆裤呢。”

“穿开裆裤？你太抬举他了，他那会儿还在他爹腿肚子里转筋呢。”袁军肆无忌惮地骂起来。

办事员猛地站起：“袁军，你骂谁？”

袁军一拍桌子：“去你妈的，骂你，我还想抽你丫的呢，你他妈的也就是条狗，人五人六地坐这儿假充真神。”

钟跃民拉起袁军道：“别理他，这是个傻逼，咱们走，不就是当兵吗，大爷我还不稀罕呢。”

办事员被气得直哆嗦：“太不像话了，流氓，一群流氓……”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已经报了名去陕北插队，周晓白和罗芸被批准入伍，马上就要走了，大家决定进行一次郊游。

钟跃民以前和几个同学结伴去过房山云水洞，那时北京几乎无人知道云水洞，也没有什么直达的汽车路线，只能骑自行车去，还得带上野营的炊具和装备，因为那里是穷乡僻壤，不具备接待旅游者的条件。钟跃民这一说，大家都来了兴趣，这很有点像一次探险活动，听着怪刺激的，尤其是那个神秘的云水洞，经钟跃民添油加醋，周晓白几乎听傻了。按钟跃民的意思，这个洞的另一个出口在山西太行山的某一处峭壁上，洞里有很多地下河流，钟跃民一口咬定他曾经在洞里横渡过一条河，这条河水流湍急，河面宽阔如长江，他差点就淹死在里面。郑桐对目瞪口呆的周晓白和罗芸说，那是钟跃民在梦里横渡了那条大河，于是就给当成了真的。郑桐认为，梦境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能太当真，譬如钟跃民梦见他在抗旱浇麦子，等醒来以后也许会发现是自己在尿炕。

尽管大家对钟跃民的话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但还是决定去一次，只不过周晓白打消了带游泳衣去横渡那条大河的打算。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几个年轻人像撒了欢的鸟儿，一路上追逐着、说笑着、吵闹着，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激情。郊区公路两旁排列着高大的钻天杨，阳光从杨树枝叶的缝隙中照射下来，犹如他们令人炫目的青春。

不过，到底是太年轻，才刚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的体力就挥洒得差不多了。

袁军身子趴在自行车上，吃力地骑着，气喘吁吁地问：“跃民，还有多远？”

“早着呢，这才到哪儿呀，再照着100里地蹬吧。”

罗芸惊呼上当：“晓白，跃民把咱们都骗了，那天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云水洞离北京不远，骑车一个小时就到了，现在咱们已经骑了一个半小时了，怎么还有一百多里？”

钟跃民一猫腰，加速冲到前面：“我是说过一个小时能到，可那是坐汽车，谁告诉你是骑车了？”

罗芸已经累得喘不上气了，她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路，于是抱怨道：“钟跃民，你这骗子，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我累得腿都要断了，我不去了。”

钟跃民却一脸坏笑：“悉听尊便，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不过我警告你，这一带的农民兄弟比较贫困，四十大几的娶不上媳妇的人很多，你可要当心。”

袁军和郑桐也随声附和道：“你要是失踪了，我们肯定会到处找你，只怕等我们找到你时，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

“找到了也不好办，农民兄弟多不容易呀，这好比一个人饿了好几天，好不容易弄了半个窝头，刚吃了一口就让我们给抢走了，我们也实在不忍心。”

罗芸生气了，索性停下车不走了：“晓白，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一个人回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钟跃民等人都停下车，赔着笑脸劝解：“哟，急啦？真不识逗，罗芸，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周晓白笑道：“罗芸，你还不知道这些家伙？你想想，狗嘴里能长出什么来？”

钟跃民说：“走吧，罗芸同志，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没有你大家会很痛苦的，就像航海者看不到灯塔，向日葵找不到阳光，干革命离开红宝书一样。”

罗芸被逗笑了：“钟跃民，你可真够反动的。”

郑桐鼓掌道：“行了，行了，列兵罗芸同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开小差的打算，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放心吧，罗芸同志，我们不会歧视你，你千万别背什么包袱。”

罗芸骑上车，恨恨地向周晓白抱怨：“晓白，我算是跟你上贼船了，他们欺负我，你也不管，你什么时候和他们穿一条裤子了？”

“周晓白并没有和我们合穿一条裤子，她顶多是和钟跃民伙穿一条裤子，这可是原则问题。”郑桐纠正着。

周晓白笑吟吟地说：“你们这些浑蛋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就是要和钟跃民伙穿一条裤子，还要穿一辈子，气死你们。”

钟跃民把胳膊搭在周晓白的肩膀上：“那好，我要做一条能装两个人的裤子，裤腰留1.5米够吗？”

罗芸啐道：“越说越不要脸。晓白，你怎么总帮钟跃民说话？”

郑桐骑到罗芸身边，嘴上开始找便宜：“罗芸，我要是也做条裤腰1.5米的裤子，你愿意和我合穿吗？”

“滚，一边待着去……”

大家大笑起来，青山翠谷间留下他们青春的欢笑声……

房山云水洞是典型的石灰岩溶洞，属于喀斯特地貌，在北方地区比较罕见。洞内很安静，时时能听到滴水的声音，千奇百怪的钟乳岩和石笋构成各种奇异的造型，每一个造型都能让人浮想联翩。其实这类石灰岩溶洞算不上什么奇观，只要有石灰岩的地区都会出现这类溶洞，仅在中国就数不胜数。不过，当年的钟跃民、周晓白等人都没见过什么世面，这个溶洞就已经足够引起他们惊叹了。

几支手电筒的光柱在洞顶来回扫动，大家看得啧啧称奇。

周晓白紧紧抓住钟跃民的手，身子依偎在他的身上：“跃民，我有点儿害怕，你可千万别离开我。”

罗芸摸着一根晶莹剔透的石笋问：“钟跃民，你的大河呢？指给我们看看。”

钟跃民脸不红地回答：“大概是塌方把通道都堵死了，你要看河得另打一条隧道。”

“你就蒙人吧。”

袁军敏捷地攀上一块像莲花座一样的巨石，郑桐举起相机，闪光灯在闪烁。

周晓白问：“这些钟乳岩和石笋大概要上万年才能形成吧？”

“大约要几十万年吧。”钟跃民回答。

周晓白喃喃道：“在时间面前，生命真脆弱。跃民，我们要抓紧时间。”

“干什么？”

“享受你我相处的每一天，不然咱们很快就会老的。”

郑桐端着相机喊：“跃民、晓白，你们站好，我给你们照张相。”

钟跃民和周晓白仰起头。

“别这么严肃，跃民，你不要装得像正人君子似的，露出点儿微笑。晓白，对跃民亲热点儿，都伙穿一条裤子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郑桐挑剔着。

“郑桐，闭上你的臭嘴。”周晓白喊。

钟跃民小声道：“他是嫉妒咱们啦。郑桐，你别这么恶声恶语，我们又没招你，你不就是惦记上罗芸了吗，没关系，赶明儿让周晓白给你说说媒。”

周晓白故意大喊：“罗芸，郑桐好像是看上你啦，你要他吗？”

罗芸哼了一声：“不要，我不要戴眼镜的。”

“那我不戴眼镜，你看怎么样？”袁军凑过来说。

“你？我又不是你的幼儿园小朋友。”

罗芸向周晓白喊：“晓白，你知道我看上谁了吗？告诉你，我看上了钟跃民，你把他让给我得了。”

“这可不行，你还不如杀了我。”

钟跃民大喜道：“我看你俩都不错，要是都和我好，我倒也没什么意见。”

周晓白跺脚作痛苦状：“好啊，钟跃民，你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和你拼了。”

罗芸大笑：“钟跃民，你休了她，我嫁给你。”

“跃民，你也太黑心了，一个占着两个。这世上的事也太不公平了，我和袁军快旱死了，你小子倒涝出灾来啦。”郑桐不满地说。

周晓白闹累了：“好了，好了，都别闹了。郑桐，你还没给我们照相呢。”

周晓白双手搂住钟跃民的脖子，把脸贴在他的肩膀上，闪光灯一闪，两人的形象留在一张底片上。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精力多得无处发泄，吵啊，闹啊，耍贫嘴啊，折腾起没完，一直闹到晚上还不觉得累。

夜幕降临，他们在洞口点起篝火烧饭，篝火在熊熊燃烧，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继续说笑着，一阵西北风袭来，周晓白打了个寒战：“真冷，跃民，抱着我。”

钟跃民抱住周晓白对罗芸嬉皮笑脸道：“罗芸，你冷吗？要不你也过来。”

罗芸啐了一口：“去你的，想得美。”

周晓白大笑：“碰钉子了吧？活该。”

郑桐说：“真受刺激，袁军，你呢？”

“我没事儿，我是视天下美女如粪土。”

“你才是粪土呢，酸葡萄。”周晓白说。

罗芸裹紧大衣说：“冷死了，唱个歌儿吧？”

钟跃民问：“唱什么歌？”

“《山楂树》怎么样？”郑桐提议。

袁军说：“《小路》多浪漫，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周晓白一撇嘴：“没劲，俗了，唱个离别的歌儿。”

钟跃民站起来问：“谁看过苏联电影《青年时代》？那里面的插曲很好。”

周晓白兴奋地说：“我看过，那首歌真好，据说是那个演男主角的演员拍电影时即兴创作的，竟然一举成名。跃民，你唱嘛。”

钟跃民装模作样地作深呼吸：“别忙，我得酝酿一下感情，唱这类歌得有意境。”

郑桐附和：“没错，‘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这种意境。”

大家都沉默了。

寂静的山谷，北风在呼啸。清冷的月光洒在连绵的山峦上，给人一种既朦胧又遥远的感觉。他们突然都变得有些伤感，也许是离别在即，舍不得这份难得的友情。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红了每一个人的脸，钟跃民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相邻，

当时天色方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手巾，

她祝我顺风

…………

周晓白紧紧依偎着钟跃民，跟他一起哼唱起来。周晓白唱着唱着，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她努力想控制住情绪，但没有成功，她在一瞬间就泪流满面了。

罗芸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郑桐也摘下眼镜，轻轻地拭了拭眼睛。

袁军扭过头去，凝视着洒满清辉的山谷，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滴落下来……

钟跃民近来很忙，他要在下乡之前把所有应该做的事安排好。周晓白和罗芸下个星期就要走了，周晓白希望他能多抽出些时间陪自己。钟跃民想起自己还有两个朋友住在医院里，他无论如何要在走之前去医院和他们告别一下。

张海洋住在铁路医院，他的伤已经好多了，只是心情很沮丧。他觉得这次栽在小浑蛋手里，简直窝囊透了，以前他打架打过无数次，连根汗毛都没伤着过，偏偏这次被小浑蛋捅了一刀，真够丢份儿的。

钟跃民安慰他：“这不怨你，是你不想杀他，所以就手下留情了，可小浑蛋却没有这种顾忌，这件事换了我，也照样要吃亏。”

张海洋恨恨地说：“关键是输得太窝囊，丢份儿不说，连这次征兵都错过了，肚子上带个刀口，体检都通不过。”

钟跃民给他掖掖被子：“没关系，还有明年呢，你爸是参谋长，你当兵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海洋，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今年当兵是不可能了，先去插队吧。我们学校是去云南，我正想呢，要是边境管得不太严的话，我想偷越国境去越南找咱们援越的部队。那里打得挺热闹，我爸的一个老部下在那里当高炮师的师长，听说他们师已经打下3架‘鬼怪式’了，我说什么得去看看。你想啊，要是我弄一门双管三七炮，照着美国飞机一通狂扫，肯定挺过瘾的，这比拿弹弓子打鸟儿来劲多了。”

钟跃民一听也神往起来：“去缅甸也行，听说缅共的部队特喜欢中国知青，混个三年五载的就能混个师长旅长干干。我们学校有个哥们儿大串联的时候过去转了一圈，这哥们儿其实是玩去了，可见了人家缅共部队的领导，一口咬定是参加人民军的。人家还真信了，当天就发军装发枪，我操，一个新兵就发了一长一短两大件：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四式手枪，子弹随便打，真他妈过瘾。这哥们儿在那儿玩了一个月，过够了枪瘾又开小差跑回来了。”

两人大笑起来，钟跃民开着玩笑：“我是没这个机会偷越国境了，我们学校是去陕北插队，那地方穷山恶水的，和哪儿都不接壤，跑都没地方跑，我算是认命了，以后娶个米脂的柴火妞儿过日子算啦。”

张海洋笑道：“你他妈能娶上米脂的妞儿就不错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听说米脂的女孩子特别漂亮。”

钟跃民说：“还是云南好，整个一民族大团结，赶上泼水节，你拎个桶，瞧哪个妞儿漂亮，兜头就是一桶水浇过去，把她浇舒服了，闹不好就跟你走了。不像我们陕北，这手还没摸一下呢，张嘴就要彩礼。”

张海洋笑得刀口都疼了：“你丫这张嘴真是金不换，将来你在陕北娶不上婆姨，就来云南找我，我发你个傣族妞儿……”

“等你探亲回来时，给我带个金丝猴儿吧，我准备训练它偷钱包，当个‘佛爷’，哥们儿以后就靠‘吃佛’为生了，即使它偷钱包被抓住，也不会进派出所，谁能跟猴儿一般见识？我顶多落个管教不严而已。”钟跃民在信口开河。

“跃民，你丫到这儿来是看我还是害我呢？我他妈刀口快被撑开了，你别招我乐了行不行？”张海洋按着伤口忍着笑。

钟跃民叹了口气：“穷欢乐呗，要不然还不愁死？你去云南转一圈儿，明年征兵又回来了，你爸在台上，你可以撒着欢儿地折腾。不像我，我爸现在还被关着呢，能不能被解放还很难说，我这辈子当兵恐怕是没指望了。”

这又轮到张海洋来安慰钟跃民了：“跃民，你别说丧气话，人生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转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千万别乱说。听我爸说，最近中央准备解放一大批老干部，听说这是***的意思，我看你爸这次有希望。”

“哦，这倒是件好事，不知道我爸有没有可能被解放。”

“绝对有戏，你等着吧。”

钟跃民有些疑惑地问：“这消息可靠吗？现在不是正清理阶级队伍吗？抓人还抓不完呢，怎么会解放老干部呢？”

张海洋显得很胸有成竹：“这你就不懂了，清理阶级队伍是为了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你爸又不是异己分子，现在的形势是各级革委会要成立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什么是老？就是老干部，可老干部现在在台上的很少，很多都被关着呢，怎么办？我看没别的办法，只能放人。”

钟跃民兴奋地站起来：“我得申请去见见我爸，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张海洋嘱咐道：“哥们儿，要保密啊。”

钟跃民走到病房门口，张海洋突然低声叫了一句：“跃民……”

钟跃民回过头来。

张海洋恋恋不舍地说：“哥们儿，这辈子能认识你，实在是一件幸事，咱们常通信吧，如果你有什么变动，一定要告诉我，多保重……”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一起去买下乡用的物品，他们骑车路过西单十字路口时碰见了杜卫东，他一身标准的顽主打扮，身上穿着一件将校呢大衣，头上戴着羊剪绒皮帽，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回力牌球鞋。

杜卫东一见钟跃民就兴奋地喊道：“跃民，好久没见了，你丫最近干吗呢？”

钟跃民停住自行车向杜卫东打招呼，他突然发现杜卫东身旁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儿，便奇怪地问：“卫东，从哪儿蹦出个洋妞儿来，是你带来的？”

杜卫东扭头用英语和洋妞儿嘀咕了几句，那洋妞儿很大方地向钟跃民伸出手，很生硬地用汉语说：“你好。我是爱玛。”

钟跃民和洋妞儿握握手回头对杜卫东说：“她还会说中国话？”

杜卫东笑道：“就会这一句，还是我教她的。爱玛是从巴黎来的，她姨妈也是外文编译局聘请的专家，和我爸是同事，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她对我说法语，听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妞儿要干什么。我说我会几句英语，咱们用英语交谈好不好，她说自己的英语不太好，我说没关系，咱们连说带比画，知道个大概意思就行，就这么着，我们交了朋友。”

袁军怀疑地问：“卫东，你丫蒙谁呢？这妞儿撑死了也就是个阿尔巴尼亚妞儿，闹不好还是地拉那郊区的农民。”

杜卫东不爱听了：“哥们儿，你挤对谁呢？爱玛可是正宗的雅利安人种，你仔细瞧瞧她那两只眼睛，一会儿是蓝的，一会儿又变绿了，阿尔巴尼亚妞儿的眼睛能变色儿吗？”

郑桐插嘴道：“扯淡，哪国妞儿眼睛也不会变色儿，眼睛会变色儿是波斯猫。”

钟跃民等人哄笑起来。

大家说话时，爱玛站在一边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看样子她很想闹明白这些中国人在谈论什么。

杜卫东对钟跃民说：“你听说了吗？巴黎那边也闹腾起来了，学生们建起了街垒，警察来了就用大板砖拍他们，法国警察一点儿脾气也没有，哪像咱们，一听说警察来了，一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人家巴黎的学生就是浪漫，街垒上插面红旗，你猜旗子上写着什么？‘要做爱，不要作战。’街垒里乱套啦，不论是男是女，大家都是战士，绝对平等，看谁顺眼就跟谁睡，打着滚儿地睡，真他妈来劲，这才是革命。跃民，你爸可是老革命了，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这么浪漫吗？”

“没有，那会儿恐怕素得厉害。”

“就是，本来我还想学学格瓦拉，到丛林里去革命，后来听爱玛一说，敢情还有这么革命的，哥们儿立马改戏啦，既然都是革命，我干吗不挑挑，选一种适合我的革命？”

钟跃民问：“这洋妞儿到中国干吗来了？”

“巴黎那边完事了呗，学生们都回学校上学了，街垒也被拆除了，爱玛对革命的失败感到痛心疾首，她还没玩够呢。后来听说世界革命的心脏已经挪到中国了，中国的学生根本不用上学，不用做功课，每天都在干革命，连警察也不敢来找麻烦，有***给戳着呢，谁敢犯葛？爱玛别提多羡慕了，正好她姨妈在中国工作，就这么着，爱玛终于来到中国。她刚一下飞机，就见机场上红旗招展，喇叭里叽里咣当全是革命歌曲，***的巨幅画像有几层楼高。你还记得《红色娘子军》里那个吴清华吗？这妞儿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根据地，头一眼就看见红旗了，吴清华一下子就把脸贴在红旗上了，热泪盈眶啊，爱玛当时就是这样。我非常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可算到家啦，见着亲人了，这是世界革命的心脏啊，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爱玛想起在街垒里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他们还在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受苦受难，她当时哭得昏天黑地，鼻涕眼泪滚滚而下。谁知机场上的警察看她有点儿不对劲，心说，这洋妞儿有病是怎么着，刚下飞机就这么一惊一乍的？看来得好好审查一下，得，这一审就审了一个多月，越审疑点越多，怎么看怎么像是国际间谍，后来要不是她姨妈作保，法国使馆进行交涉，爱玛现在还在号儿里待着呢。”

钟跃民等人幸灾乐祸地大笑。

郑桐说：“这叫热脸蛋贴到冷屁股上，看丫还革命不革命了。”

钟跃民笑道：“爱玛没教教你怎么革命？”

“不好意思，她还真是我老师，第一次见面她就问我，‘我可以住在你家吗？’正好那几天我爸回国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心说，这法国妞儿怎么自己往我枪口上撞？既然人家开口了，我拒绝就不合适了。跃民，天地良心啊，那天晚上哥们儿别提多绅士了，我把她安排在我妈的卧室里，我睡自己的卧室。我心说，第一天可不能轻举妄动，慢慢地才能水到渠成，这种事儿可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谁知我睡到半夜，爱玛窜进我的卧室，二话没说，呼的一下先把我被子掀了，哥们儿正睡得迷迷糊糊，身上只穿条裤衩，我这人比较怕羞，连忙坐起来抓过衣服盖住羞处，嘴里还说着‘爱玛，你不要这样，你能不能先出去？等我穿好衣服’哎哟，没用，人家根本不搭话，一个饿虎扑食把我扑个仰面朝天，我挣扎了几下才发现身上仅有的裤衩不翼而飞，当时我把眼一闭，停止了挣扎，心说，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哥们儿认命啦……”

钟跃民一伙大笑起来，袁军笑道：“卫东，我们都很同情你，硬是让人家给糟蹋了，你可千万要想开点儿。”

郑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能忍气吞声，告丫的，告丫强奸了你，党和人民会替你做主。”

“算啦，我还是认倒霉吧，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紧躲慢躲还是没躲过去，想想都他妈堵心，挺清白的一条身子……”

钟跃民见时间不早了，便对杜卫东说：“行啦，别侃了，就算失了身也不要紧，慢慢再找机会从良吧。卫东，我们马上要去陕北插队了，你有什么打算？”

杜卫东说：“我也快回国了，下个月就走，我爸在东京给我联系了预科班，我想准备两年考大学。”

钟跃民叹道：“到底是外国人，折腾够了，拍拍屁股就走，还有大学可上。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我们只能去修理地球了，再见吧，卫东，咱们后会有期。”

杜卫东握着钟跃民的手说：“你们多保重吧，早晚有一天我会回来，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呀，我还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再见，跃民。再见，袁军、郑桐。”

周晓白就要走了，随着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周晓白恨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和钟跃民待在一起。离别的前一天，钟跃民提出为她饯行，周晓白感动得眼圈都红了，钟跃民对她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她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她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出息？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

钟跃民家的客厅里静悄悄的，留声机的音箱里传来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

钟跃民和周晓白每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

钟跃民举杯道：“晓白，明天你就要走了，我为你饯行，干了这杯。”

周晓白目光迷离：“别干，喝一口，好吗？”

“为什么？”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两人各自饮了一口。

钟跃民叹了口气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周晓白固执地反驳：“有，就有不散的筵席，我的筵席永远不散。”

“晓白，随缘吧。”

周晓白流下泪来：“干吗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钟跃民轻声问。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

周晓白沉默。

钟跃民轻轻笑了：“还是要顺其自然吧？”

周晓白抬起头来凝视着钟跃民，久久没有说话。

周晓白和罗芸走的那天，钟跃民没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被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事更敏感，特别是像周晓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钟跃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晓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倒挺顺利，也用不着政审，袁军还跟报名处的人说便宜话：“老师啊，像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背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儿头，报名处的人都懒得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的必由之路，也不知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哪里插队。

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他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儿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捡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但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儿？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从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袁军得意地说：“发的，哥们儿当兵啦。”

钟跃民点点头：“不像是扒来的衣服，这小子还真当兵了。”

郑桐一脸不忿：“我操，你爸刚官复原职，你丫就当兵啦，这也太快了，几天以前你丫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你丫就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啦。”

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儿，我爸从1938年起就在这支部队，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老熟人，这还了得？a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儿，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郑桐把手一背：“有这好事也不通知一下哥儿几个，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你就看着办吧。”

袁军知道对不起哥们儿，忙说：“我请客，我请客，向哥儿几个赔罪，你们说，去哪儿？”

“当然是老莫啦，我们马上回家磨刀去，照死了宰你。”

“跃民，不是我不想通知哥儿几个，我是怕弟兄们受刺激，本来我都报了名，和你们一起去陕北插队，日子再苦哥儿几个好歹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可我突然变了卦，是有点儿不仗义。”

钟跃民笑着说：“袁军，这是好事呀，咱们这些哥们儿，有一个混出来也好啊，将来你要是混个师长旅长的可别忘了弟兄们。”

“将来我们哥儿俩没饭吃了，找上门去要饭，你不会轰我们吧？”

袁军的眼圈有点红了，他紧紧抓住钟跃民和郑桐的手：“对不起……这事儿怨我，是我不仗义。”

钟跃民一推袁军：“这是什么话，谁不想去当兵？有了机会当然要去，哥儿几个为你高兴啊，你怎么抹开眼泪啦？这可真不像条汉子。”

郑桐这时候也不忘挤对一下老对头：“你丫怎么跟娘们儿似的？真没劲，请我们吃饭心疼了吧？”

袁军立刻回骂：“你丫才是娘们儿呢，找抽呢是不是……”

钟跃民觉得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应该是看看父亲去，张海洋的消息果然很准，的确是有一批老干部被放出来了，可钟山岳却不在此列。据说，他的问题很复杂，一时还搞不清楚。

钟跃民好久没来这里了，这个隔离审查学习班似乎比以前正规多了，变得越来越像监狱了。钟跃民和父亲相对而坐，父子俩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个穿便衣的看守站在一旁监视谈话。

钟跃民告诉父亲，他要去陕北插队了，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

钟山岳一听倒是很高兴，他在陕北待过，对那里很有感情。他抽着儿子带来的香烟说：“哦，去陕北，那可是个好地方，虽然贫困，可那儿的人好，善良、淳朴，交朋友能掏出心来。1942年我们部队休整，就在陕北驻防，我了解那里的老百姓。”

钟跃民不大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父亲的案子，他试探地问：“爸，袁军他爸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了。”

钟山岳回答：“这我知道，他本来也没什么事，1938年的干部，从参军起就没脱离过队伍，就算是想叛变也没有机会呀，说他是叛徒，纯粹是瞎胡闹。”

“可您的问题怎么总是搞不清楚？”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了，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我是少数突围成功的人。我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半年伤，后来回到延安，1942年延安整风我被审查，新中国成立后‘肃反’我又被审查，这是第三次了。”

钟跃民问：“为什么不找到那个老乡做证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组织不比你傻，人家还不知道去调查？可那家老乡早就找不到了，抗战时，那个村子都被烧光了，人恐怕早没了。”

钟跃民大声道：“问题搞不清楚，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人关着，这也太不讲理啦！”

钟山岳一拍桌子，制止道：“跃民，不许你这样说话，组织有组织的考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议论组织呢？要相信人民，相信党，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钟跃民大叫：“爸，您别傻了，他们这是故意整人，没有这件事，他们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来。”

钟山岳大怒：“住嘴！你给我滚……”

“爸……”

“你别叫我爸，滚……”

看守把钟跃民推出会见室。

钟跃民伤心地喊着：“爸，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再看你一眼，你别轰我走啊，爸……”

钟山岳狠狠地关上门，他的脸上充满愤怒。

这次会见，总共不到10分钟。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红色的横幅标语悬挂在月台上方，上面写着“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赴陕北插队落户”。喇叭里传来用《***语录》谱写的歌曲，歌声激昂。插队知青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坚决响应***的伟大号召！

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送行的家长们拥挤在列车的窗口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

钟跃民和郑桐坐在窗口，身穿新军装的袁军站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他双手紧紧抓住两人的手：“跃民、郑桐，你们要保重，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写信给我。”

郑桐说：“扯淡吧，就你那6块钱津贴能干什么？我们哥俩儿要是没饭吃了，你能给我们寄饼干吗？你丫就吹吧。”

袁军争辩道：“我他妈总不能永远是6块钱津贴吧？万一哥们儿提了干，52块钱的工资总够买饼干吧？”

钟跃民拍拍袁军的肩膀，他知道这个家伙最好冲动，也最不让人放心：“回去吧，袁军，以后常通信，到部队可不能惹事了。”

月台上响起了铃声，列车要发车了，送行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上的知青们哭着从车窗中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瞬时笼罩了整个月台。

袁军和郑桐泪流满面地握手告别。

钟跃民微笑着凝视哭泣的人群，他点燃一支香烟，从挎包里掏出一支双响爆竹。

列车徐徐向前滑动了。

人群中的哭声更响了，很多送行的人在跟着滑行的列车跑动。

砰！啪！双响爆竹被钟跃民点燃。

人群被惊呆了，哭声戛然而止。

钟跃民仰天长笑：“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大丈夫横行天下，这才刚有那么点儿意思，好玩的事还没开始呢……”

人群中的袁军双手抱拳喊道：“好样的，跃民，你是条汉子……”他的话音没落，泪水已涌出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