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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浪漫 第六章

1968年年底,应该在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全部毕业,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三届”。

对当时的毕业生来说,毕业以后的分配是个犯不上考虑的问题,因为党已经替你考虑好了,除了少数人应征入伍外,还有极少数人由于身体原因或家庭有特殊困难被照顾留城分配工作,其余95%以上的人作为“知青”被送到边疆的军垦农场或边远山区去插队。

1968年的征兵开始了,各学校的征兵体检处门前都排了长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征兵历史上,这一年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因为前一年,也就是196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征兵的年头儿。到了1968年,由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战争的威胁,对国防工作作了一系列调整,其中扩充武装部队是一项重要措施。因此,1968年年底,军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从此中国军队的兵员总数达到了500万人,现役军人的总数为世界第一。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都没有接到体检通知,因为他们所在学校的政工部门认为他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能通过入伍政审,既然如此就不必参加体检了,反正去插队是不需要检查身体的。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桐倒是无所谓,他本来也没作此打算。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早年留学美国,美国人都很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关自己的事也要跳出来发表意见,生怕别人忘了他。郑天宇也受了这种影响,回国后又不知道改改,所以总是不招领导待见,一来运动就把他拎出来受受教育,得写几份检查才能过关。好在知识分子写检查不费劲。不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倒没碰到郑天宇,这不是因为郑天宇长了记性,而是老天保佑他,本来他已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打算在第二天的会上向党提点儿意见,谁知当天晚上多喝了二两酒,造成胃穿孔被送进医院抢救,等他病好了出院时,右派们已经自杀的自杀,劳改的劳改了。郑天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偷偷把发言稿烧了,从此夹起尾巴做人。

郑桐常常想,幸亏当年他老爸被酒精烧穿了胃,不然郑桐现在也许正在北大荒某个劳改农场帮他老爸打土坯呢。老天爷既然这么照顾他一家,那么就不该再有非分之想了,当兵梦可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做的。他对这种政治歧视已经习惯了,别说是穿军装的正规军,就是当个民兵土八路也没戏。他能琢磨的是到哪里去插队的问题,郑桐常常怀着比较阴暗的心理对钟跃民、袁军等人的处境幸灾乐祸,既然这些干部子弟都当不成兵,那他这“臭老九”出身的人还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

钟跃民和袁军却大为恼火,他们对这种政治歧视还不大习惯,从心里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他俩骂骂咧咧地找到学校政工组要求解释,为什么连入伍体检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一个办事员解释说:“你们应该知道,入伍的政审很严格。据我所知,你们的父母在政治上都有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现行问题。总之,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组织结论,退一步说,就算学校同意你们参加体检,你们也过不了政审关。”

钟跃民说:“党的政策不是不唯成分论吗?再说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出身,又不是‘黑五类’。”

办事员嘲讽道:“革命干部,现在揪出来的‘黑帮走资派’有几个以前不是革命干部?***以前也是革命干部呢。”

袁军大怒:“妈的,我爸爸1938年参加八路军,打了半辈子仗,我他妈倒成了出身不好的人了?我问你,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1938年他在哪儿?”

钟跃民出言不逊:“大概正穿开裆裤呢。”

“穿开裆裤?你太抬举他了,他那会儿还在他爹腿肚子里转筋呢。”袁军肆无忌惮地骂起来。

办事员猛地站起:“袁军,你骂谁?”

袁军一拍桌子:“去你妈的,骂你,我还想抽你丫的呢,你他妈的也就是条狗,人五人六地坐这儿假充真神。”

钟跃民拉起袁军道:“别理他,这是个傻逼,咱们走,不就是当兵吗,大爷我还不稀罕呢。”

办事员被气得直哆嗦:“太不像话了,流氓,一群流氓……”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已经报了名去陕北插队,周晓白和罗芸被批准入伍,马上就要走了,大家决定进行一次郊游。

钟跃民以前和几个同学结伴去过房山云水洞,那时北京几乎无人知道云水洞,也没有什么直达的汽车路线,只能骑自行车去,还得带上野营的炊具和装备,因为那里是穷乡僻壤,不具备接待旅游者的条件。钟跃民这一说,大家都来了兴趣,这很有点像一次探险活动,听着怪刺激的,尤其是那个神秘的云水洞,经钟跃民添油加醋,周晓白几乎听傻了。按钟跃民的意思,这个洞的另一个出口在山西太行山的某一处峭壁上,洞里有很多地下河流,钟跃民一口咬定他曾经在洞里横渡过一条河,这条河水流湍急,河面宽阔如长江,他差点就淹死在里面。郑桐对目瞪口呆的周晓白和罗芸说,那是钟跃民在梦里横渡了那条大河,于是就给当成了真的。郑桐认为,梦境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能太当真,譬如钟跃民梦见他在抗旱浇麦子,等醒来以后也许会发现是自己在尿炕。

尽管大家对钟跃民的话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但还是决定去一次,只不过周晓白打消了带游泳衣去横渡那条大河的打算。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几个年轻人像撒了欢的鸟儿,一路上追逐着、说笑着、吵闹着,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激情。郊区公路两旁排列着高大的钻天杨,阳光从杨树枝叶的缝隙中照射下来,犹如他们令人炫目的青春。

不过,到底是太年轻,才刚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的体力就挥洒得差不多了。

袁军身子趴在自行车上,吃力地骑着,气喘吁吁地问:“跃民,还有多远?”

“早着呢,这才到哪儿呀,再照着100里地蹬吧。”

罗芸惊呼上当:“晓白,跃民把咱们都骗了,那天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云水洞离北京不远,骑车一个小时就到了,现在咱们已经骑了一个半小时了,怎么还有一百多里?”

钟跃民一猫腰,加速冲到前面:“我是说过一个小时能到,可那是坐汽车,谁告诉你是骑车了?”

罗芸已经累得喘不上气了,她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路,于是抱怨道:“钟跃民,你这骗子,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我累得腿都要断了,我不去了。”

钟跃民却一脸坏笑:“悉听尊便,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不过我警告你,这一带的农民兄弟比较贫困,四十大几的娶不上媳妇的人很多,你可要当心。”

袁军和郑桐也随声附和道:“你要是失踪了,我们肯定会到处找你,只怕等我们找到你时,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

“找到了也不好办,农民兄弟多不容易呀,这好比一个人饿了好几天,好不容易弄了半个窝头,刚吃了一口就让我们给抢走了,我们也实在不忍心。”

罗芸生气了,索性停下车不走了:“晓白,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一个人回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钟跃民等人都停下车,赔着笑脸劝解:“哟,急啦?真不识逗,罗芸,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周晓白笑道:“罗芸,你还不知道这些家伙?你想想,狗嘴里能长出什么来?”

钟跃民说:“走吧,罗芸同志,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没有你大家会很痛苦的,就像航海者看不到灯塔,向日葵找不到阳光,干革命离开红宝书一样。”

罗芸被逗笑了:“钟跃民,你可真够反动的。”

郑桐鼓掌道:“行了,行了,列兵罗芸同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开小差的打算,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放心吧,罗芸同志,我们不会歧视你,你千万别背什么包袱。”

罗芸骑上车,恨恨地向周晓白抱怨:“晓白,我算是跟你上贼船了,他们欺负我,你也不管,你什么时候和他们穿一条裤子了?”

“周晓白并没有和我们合穿一条裤子,她顶多是和钟跃民伙穿一条裤子,这可是原则问题。”郑桐纠正着。

周晓白笑吟吟地说:“你们这些浑蛋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就是要和钟跃民伙穿一条裤子,还要穿一辈子,气死你们。”

钟跃民把胳膊搭在周晓白的肩膀上:“那好,我要做一条能装两个人的裤子,裤腰留1.5米够吗?”

罗芸啐道:“越说越不要脸。晓白,你怎么总帮钟跃民说话?”

郑桐骑到罗芸身边,嘴上开始找便宜:“罗芸,我要是也做条裤腰1.5米的裤子,你愿意和我合穿吗?”

“滚,一边待着去……”

大家大笑起来,青山翠谷间留下他们青春的欢笑声……

房山云水洞是典型的石灰岩溶洞,属于喀斯特地貌,在北方地区比较罕见。洞内很安静,时时能听到滴水的声音,千奇百怪的钟乳岩和石笋构成各种奇异的造型,每一个造型都能让人浮想联翩。其实这类石灰岩溶洞算不上什么奇观,只要有石灰岩的地区都会出现这类溶洞,仅在中国就数不胜数。不过,当年的钟跃民、周晓白等人都没见过什么世面,这个溶洞就已经足够引起他们惊叹了。

几支手电筒的光柱在洞顶来回扫动,大家看得啧啧称奇。

周晓白紧紧抓住钟跃民的手,身子依偎在他的身上:“跃民,我有点儿害怕,你可千万别离开我。”

罗芸摸着一根晶莹剔透的石笋问:“钟跃民,你的大河呢?指给我们看看。”

钟跃民脸不红地回答:“大概是塌方把通道都堵死了,你要看河得另打一条隧道。”

“你就蒙人吧。”

袁军敏捷地攀上一块像莲花座一样的巨石,郑桐举起相机,闪光灯在闪烁。

周晓白问:“这些钟乳岩和石笋大概要上万年才能形成吧?”

“大约要几十万年吧。”钟跃民回答。

周晓白喃喃道:“在时间面前,生命真脆弱。跃民,我们要抓紧时间。”

“干什么?”

“享受你我相处的每一天,不然咱们很快就会老的。”

郑桐端着相机喊:“跃民、晓白,你们站好,我给你们照张相。”

钟跃民和周晓白仰起头。

“别这么严肃,跃民,你不要装得像正人君子似的,露出点儿微笑。晓白,对跃民亲热点儿,都伙穿一条裤子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郑桐挑剔着。

“郑桐,闭上你的臭嘴。”周晓白喊。

钟跃民小声道:“他是嫉妒咱们啦。郑桐,你别这么恶声恶语,我们又没招你,你不就是惦记上罗芸了吗,没关系,赶明儿让周晓白给你说说媒。”

周晓白故意大喊:“罗芸,郑桐好像是看上你啦,你要他吗?”

罗芸哼了一声:“不要,我不要戴眼镜的。”

“那我不戴眼镜,你看怎么样?”袁军凑过来说。

“你?我又不是你的幼儿园小朋友。”

罗芸向周晓白喊:“晓白,你知道我看上谁了吗?告诉你,我看上了钟跃民,你把他让给我得了。”

“这可不行,你还不如杀了我。”

钟跃民大喜道:“我看你俩都不错,要是都和我好,我倒也没什么意见。”

周晓白跺脚作痛苦状:“好啊,钟跃民,你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和你拼了。”

罗芸大笑:“钟跃民,你休了她,我嫁给你。”

“跃民,你也太黑心了,一个占着两个。这世上的事也太不公平了,我和袁军快旱死了,你小子倒涝出灾来啦。”郑桐不满地说。

周晓白闹累了:“好了,好了,都别闹了。郑桐,你还没给我们照相呢。”

周晓白双手搂住钟跃民的脖子,把脸贴在他的肩膀上,闪光灯一闪,两人的形象留在一张底片上。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精力多得无处发泄,吵啊,闹啊,耍贫嘴啊,折腾起没完,一直闹到晚上还不觉得累。

夜幕降临,他们在洞口点起篝火烧饭,篝火在熊熊燃烧,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继续说笑着,一阵西北风袭来,周晓白打了个寒战:“真冷,跃民,抱着我。”

钟跃民抱住周晓白对罗芸嬉皮笑脸道:“罗芸,你冷吗?要不你也过来。”

罗芸啐了一口:“去你的,想得美。”

周晓白大笑:“碰钉子了吧?活该。”

郑桐说:“真受刺激,袁军,你呢?”

“我没事儿,我是视天下美女如粪土。”

“你才是粪土呢,酸葡萄。”周晓白说。

罗芸裹紧大衣说:“冷死了,唱个歌儿吧?”

钟跃民问:“唱什么歌?”

“《山楂树》怎么样?”郑桐提议。

袁军说:“《小路》多浪漫,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周晓白一撇嘴:“没劲,俗了,唱个离别的歌儿。”

钟跃民站起来问:“谁看过苏联电影《青年时代》?那里面的插曲很好。”

周晓白兴奋地说:“我看过,那首歌真好,据说是那个演男主角的演员拍电影时即兴创作的,竟然一举成名。跃民,你唱嘛。”

钟跃民装模作样地作深呼吸:“别忙,我得酝酿一下感情,唱这类歌得有意境。”

郑桐附和:“没错,‘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这种意境。”

大家都沉默了。

寂静的山谷,北风在呼啸。清冷的月光洒在连绵的山峦上,给人一种既朦胧又遥远的感觉。他们突然都变得有些伤感,也许是离别在即,舍不得这份难得的友情。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红了每一个人的脸,钟跃民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相邻,

当时天色方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手巾,

她祝我顺风

…………

周晓白紧紧依偎着钟跃民,跟他一起哼唱起来。周晓白唱着唱着,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她努力想控制住情绪,但没有成功,她在一瞬间就泪流满面了。

罗芸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郑桐也摘下眼镜,轻轻地拭了拭眼睛。

袁军扭过头去,凝视着洒满清辉的山谷,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滴落下来……

钟跃民近来很忙,他要在下乡之前把所有应该做的事安排好。周晓白和罗芸下个星期就要走了,周晓白希望他能多抽出些时间陪自己。钟跃民想起自己还有两个朋友住在医院里,他无论如何要在走之前去医院和他们告别一下。

张海洋住在铁路医院,他的伤已经好多了,只是心情很沮丧。他觉得这次栽在小浑蛋手里,简直窝囊透了,以前他打架打过无数次,连根汗毛都没伤着过,偏偏这次被小浑蛋捅了一刀,真够丢份儿的。

钟跃民安慰他:“这不怨你,是你不想杀他,所以就手下留情了,可小浑蛋却没有这种顾忌,这件事换了我,也照样要吃亏。”

张海洋恨恨地说:“关键是输得太窝囊,丢份儿不说,连这次征兵都错过了,肚子上带个刀口,体检都通不过。”

钟跃民给他掖掖被子:“没关系,还有明年呢,你爸是参谋长,你当兵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海洋,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今年当兵是不可能了,先去插队吧。我们学校是去云南,我正想呢,要是边境管得不太严的话,我想偷越国境去越南找咱们援越的部队。那里打得挺热闹,我爸的一个老部下在那里当高炮师的师长,听说他们师已经打下3架‘鬼怪式’了,我说什么得去看看。你想啊,要是我弄一门双管三七炮,照着美国飞机一通狂扫,肯定挺过瘾的,这比拿弹弓子打鸟儿来劲多了。”

钟跃民一听也神往起来:“去缅甸也行,听说缅共的部队特喜欢中国知青,混个三年五载的就能混个师长旅长干干。我们学校有个哥们儿大串联的时候过去转了一圈,这哥们儿其实是玩去了,可见了人家缅共部队的领导,一口咬定是参加人民军的。人家还真信了,当天就发军装发枪,我操,一个新兵就发了一长一短两大件: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四式手枪,子弹随便打,真他妈过瘾。这哥们儿在那儿玩了一个月,过够了枪瘾又开小差跑回来了。”

两人大笑起来,钟跃民开着玩笑:“我是没这个机会偷越国境了,我们学校是去陕北插队,那地方穷山恶水的,和哪儿都不接壤,跑都没地方跑,我算是认命了,以后娶个米脂的柴火妞儿过日子算啦。”

张海洋笑道:“你他妈能娶上米脂的妞儿就不错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听说米脂的女孩子特别漂亮。”

钟跃民说:“还是云南好,整个一民族大团结,赶上泼水节,你拎个桶,瞧哪个妞儿漂亮,兜头就是一桶水浇过去,把她浇舒服了,闹不好就跟你走了。不像我们陕北,这手还没摸一下呢,张嘴就要彩礼。”

张海洋笑得刀口都疼了:“你丫这张嘴真是金不换,将来你在陕北娶不上婆姨,就来云南找我,我发你个傣族妞儿……”

“等你探亲回来时,给我带个金丝猴儿吧,我准备训练它偷钱包,当个‘佛爷’,哥们儿以后就靠‘吃佛’为生了,即使它偷钱包被抓住,也不会进派出所,谁能跟猴儿一般见识?我顶多落个管教不严而已。”钟跃民在信口开河。

“跃民,你丫到这儿来是看我还是害我呢?我他妈刀口快被撑开了,你别招我乐了行不行?”张海洋按着伤口忍着笑。

钟跃民叹了口气:“穷欢乐呗,要不然还不愁死?你去云南转一圈儿,明年征兵又回来了,你爸在台上,你可以撒着欢儿地折腾。不像我,我爸现在还被关着呢,能不能被解放还很难说,我这辈子当兵恐怕是没指望了。”

这又轮到张海洋来安慰钟跃民了:“跃民,你别说丧气话,人生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转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千万别乱说。听我爸说,最近中央准备解放一大批老干部,听说这是***的意思,我看你爸这次有希望。”

“哦,这倒是件好事,不知道我爸有没有可能被解放。”

“绝对有戏,你等着吧。”

钟跃民有些疑惑地问:“这消息可靠吗?现在不是正清理阶级队伍吗?抓人还抓不完呢,怎么会解放老干部呢?”

张海洋显得很胸有成竹:“这你就不懂了,清理阶级队伍是为了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你爸又不是异己分子,现在的形势是各级革委会要成立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什么是老?就是老干部,可老干部现在在台上的很少,很多都被关着呢,怎么办?我看没别的办法,只能放人。”

钟跃民兴奋地站起来:“我得申请去见见我爸,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张海洋嘱咐道:“哥们儿,要保密啊。”

钟跃民走到病房门口,张海洋突然低声叫了一句:“跃民……”

钟跃民回过头来。

张海洋恋恋不舍地说:“哥们儿,这辈子能认识你,实在是一件幸事,咱们常通信吧,如果你有什么变动,一定要告诉我,多保重……”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一起去买下乡用的物品,他们骑车路过西单十字路口时碰见了杜卫东,他一身标准的顽主打扮,身上穿着一件将校呢大衣,头上戴着羊剪绒皮帽,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回力牌球鞋。

杜卫东一见钟跃民就兴奋地喊道:“跃民,好久没见了,你丫最近干吗呢?”

钟跃民停住自行车向杜卫东打招呼,他突然发现杜卫东身旁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儿,便奇怪地问:“卫东,从哪儿蹦出个洋妞儿来,是你带来的?”

杜卫东扭头用英语和洋妞儿嘀咕了几句,那洋妞儿很大方地向钟跃民伸出手,很生硬地用汉语说:“你好。我是爱玛。”

钟跃民和洋妞儿握握手回头对杜卫东说:“她还会说中国话?”

杜卫东笑道:“就会这一句,还是我教她的。爱玛是从巴黎来的,她姨妈也是外文编译局聘请的专家,和我爸是同事,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她对我说法语,听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妞儿要干什么。我说我会几句英语,咱们用英语交谈好不好,她说自己的英语不太好,我说没关系,咱们连说带比画,知道个大概意思就行,就这么着,我们交了朋友。”

袁军怀疑地问:“卫东,你丫蒙谁呢?这妞儿撑死了也就是个阿尔巴尼亚妞儿,闹不好还是地拉那郊区的农民。”

杜卫东不爱听了:“哥们儿,你挤对谁呢?爱玛可是正宗的雅利安人种,你仔细瞧瞧她那两只眼睛,一会儿是蓝的,一会儿又变绿了,阿尔巴尼亚妞儿的眼睛能变色儿吗?”

郑桐插嘴道:“扯淡,哪国妞儿眼睛也不会变色儿,眼睛会变色儿是波斯猫。”

钟跃民等人哄笑起来。

大家说话时,爱玛站在一边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看样子她很想闹明白这些中国人在谈论什么。

杜卫东对钟跃民说:“你听说了吗?巴黎那边也闹腾起来了,学生们建起了街垒,警察来了就用大板砖拍他们,法国警察一点儿脾气也没有,哪像咱们,一听说警察来了,一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人家巴黎的学生就是浪漫,街垒上插面红旗,你猜旗子上写着什么?‘要做爱,不要作战。’街垒里乱套啦,不论是男是女,大家都是战士,绝对平等,看谁顺眼就跟谁睡,打着滚儿地睡,真他妈来劲,这才是革命。跃民,你爸可是老革命了,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这么浪漫吗?”

“没有,那会儿恐怕素得厉害。”

“就是,本来我还想学学格瓦拉,到丛林里去革命,后来听爱玛一说,敢情还有这么革命的,哥们儿立马改戏啦,既然都是革命,我干吗不挑挑,选一种适合我的革命?”

钟跃民问:“这洋妞儿到中国干吗来了?”

“巴黎那边完事了呗,学生们都回学校上学了,街垒也被拆除了,爱玛对革命的失败感到痛心疾首,她还没玩够呢。后来听说世界革命的心脏已经挪到中国了,中国的学生根本不用上学,不用做功课,每天都在干革命,连警察也不敢来找麻烦,有***给戳着呢,谁敢犯葛?爱玛别提多羡慕了,正好她姨妈在中国工作,就这么着,爱玛终于来到中国。她刚一下飞机,就见机场上红旗招展,喇叭里叽里咣当全是革命歌曲,***的巨幅画像有几层楼高。你还记得《红色娘子军》里那个吴清华吗?这妞儿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根据地,头一眼就看见红旗了,吴清华一下子就把脸贴在红旗上了,热泪盈眶啊,爱玛当时就是这样。我非常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可算到家啦,见着亲人了,这是世界革命的心脏啊,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爱玛想起在街垒里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他们还在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受苦受难,她当时哭得昏天黑地,鼻涕眼泪滚滚而下。谁知机场上的警察看她有点儿不对劲,心说,这洋妞儿有病是怎么着,刚下飞机就这么一惊一乍的?看来得好好审查一下,得,这一审就审了一个多月,越审疑点越多,怎么看怎么像是国际间谍,后来要不是她姨妈作保,法国使馆进行交涉,爱玛现在还在号儿里待着呢。”

钟跃民等人幸灾乐祸地大笑。

郑桐说:“这叫热脸蛋贴到冷屁股上,看丫还革命不革命了。”

钟跃民笑道:“爱玛没教教你怎么革命?”

“不好意思,她还真是我老师,第一次见面她就问我,‘我可以住在你家吗?’正好那几天我爸回国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心说,这法国妞儿怎么自己往我枪口上撞?既然人家开口了,我拒绝就不合适了。跃民,天地良心啊,那天晚上哥们儿别提多绅士了,我把她安排在我妈的卧室里,我睡自己的卧室。我心说,第一天可不能轻举妄动,慢慢地才能水到渠成,这种事儿可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谁知我睡到半夜,爱玛窜进我的卧室,二话没说,呼的一下先把我被子掀了,哥们儿正睡得迷迷糊糊,身上只穿条裤衩,我这人比较怕羞,连忙坐起来抓过衣服盖住羞处,嘴里还说着‘爱玛,你不要这样,你能不能先出去?等我穿好衣服’哎哟,没用,人家根本不搭话,一个饿虎扑食把我扑个仰面朝天,我挣扎了几下才发现身上仅有的裤衩不翼而飞,当时我把眼一闭,停止了挣扎,心说,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哥们儿认命啦……”

钟跃民一伙大笑起来,袁军笑道:“卫东,我们都很同情你,硬是让人家给糟蹋了,你可千万要想开点儿。”

郑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能忍气吞声,告丫的,告丫强奸了你,党和人民会替你做主。”

“算啦,我还是认倒霉吧,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紧躲慢躲还是没躲过去,想想都他妈堵心,挺清白的一条身子……”

钟跃民见时间不早了,便对杜卫东说:“行啦,别侃了,就算失了身也不要紧,慢慢再找机会从良吧。卫东,我们马上要去陕北插队了,你有什么打算?”

杜卫东说:“我也快回国了,下个月就走,我爸在东京给我联系了预科班,我想准备两年考大学。”

钟跃民叹道:“到底是外国人,折腾够了,拍拍屁股就走,还有大学可上。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我们只能去修理地球了,再见吧,卫东,咱们后会有期。”

杜卫东握着钟跃民的手说:“你们多保重吧,早晚有一天我会回来,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呀,我还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再见,跃民。再见,袁军、郑桐。”

周晓白就要走了,随着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周晓白恨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和钟跃民待在一起。离别的前一天,钟跃民提出为她饯行,周晓白感动得眼圈都红了,钟跃民对她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她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她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出息?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

钟跃民家的客厅里静悄悄的,留声机的音箱里传来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

钟跃民和周晓白每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

钟跃民举杯道:“晓白,明天你就要走了,我为你饯行,干了这杯。”

周晓白目光迷离:“别干,喝一口,好吗?”

“为什么?”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两人各自饮了一口。

钟跃民叹了口气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周晓白固执地反驳:“有,就有不散的筵席,我的筵席永远不散。”

“晓白,随缘吧。”

周晓白流下泪来:“干吗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钟跃民轻声问。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

周晓白沉默。

钟跃民轻轻笑了:“还是要顺其自然吧?”

周晓白抬起头来凝视着钟跃民,久久没有说话。

周晓白和罗芸走的那天,钟跃民没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被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事更敏感,特别是像周晓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钟跃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晓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倒挺顺利,也用不着政审,袁军还跟报名处的人说便宜话:“老师啊,像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背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儿头,报名处的人都懒得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的必由之路,也不知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哪里插队。

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他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儿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捡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但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儿?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从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袁军得意地说:“发的,哥们儿当兵啦。”

钟跃民点点头:“不像是扒来的衣服,这小子还真当兵了。”

郑桐一脸不忿:“我操,你爸刚官复原职,你丫就当兵啦,这也太快了,几天以前你丫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你丫就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啦。”

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儿,我爸从1938年起就在这支部队,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老熟人,这还了得?a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儿,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郑桐把手一背:“有这好事也不通知一下哥儿几个,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你就看着办吧。”

袁军知道对不起哥们儿,忙说:“我请客,我请客,向哥儿几个赔罪,你们说,去哪儿?”

“当然是老莫啦,我们马上回家磨刀去,照死了宰你。”

“跃民,不是我不想通知哥儿几个,我是怕弟兄们受刺激,本来我都报了名,和你们一起去陕北插队,日子再苦哥儿几个好歹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可我突然变了卦,是有点儿不仗义。”

钟跃民笑着说:“袁军,这是好事呀,咱们这些哥们儿,有一个混出来也好啊,将来你要是混个师长旅长的可别忘了弟兄们。”

“将来我们哥儿俩没饭吃了,找上门去要饭,你不会轰我们吧?”

袁军的眼圈有点红了,他紧紧抓住钟跃民和郑桐的手:“对不起……这事儿怨我,是我不仗义。”

钟跃民一推袁军:“这是什么话,谁不想去当兵?有了机会当然要去,哥儿几个为你高兴啊,你怎么抹开眼泪啦?这可真不像条汉子。”

郑桐这时候也不忘挤对一下老对头:“你丫怎么跟娘们儿似的?真没劲,请我们吃饭心疼了吧?”

袁军立刻回骂:“你丫才是娘们儿呢,找抽呢是不是……”

钟跃民觉得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应该是看看父亲去,张海洋的消息果然很准,的确是有一批老干部被放出来了,可钟山岳却不在此列。据说,他的问题很复杂,一时还搞不清楚。

钟跃民好久没来这里了,这个隔离审查学习班似乎比以前正规多了,变得越来越像监狱了。钟跃民和父亲相对而坐,父子俩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个穿便衣的看守站在一旁监视谈话。

钟跃民告诉父亲,他要去陕北插队了,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

钟山岳一听倒是很高兴,他在陕北待过,对那里很有感情。他抽着儿子带来的香烟说:“哦,去陕北,那可是个好地方,虽然贫困,可那儿的人好,善良、淳朴,交朋友能掏出心来。1942年我们部队休整,就在陕北驻防,我了解那里的老百姓。”

钟跃民不大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父亲的案子,他试探地问:“爸,袁军他爸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了。”

钟山岳回答:“这我知道,他本来也没什么事,1938年的干部,从参军起就没脱离过队伍,就算是想叛变也没有机会呀,说他是叛徒,纯粹是瞎胡闹。”

“可您的问题怎么总是搞不清楚?”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了,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我是少数突围成功的人。我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半年伤,后来回到延安,1942年延安整风我被审查,新中国成立后‘肃反’我又被审查,这是第三次了。”

钟跃民问:“为什么不找到那个老乡做证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组织不比你傻,人家还不知道去调查?可那家老乡早就找不到了,抗战时,那个村子都被烧光了,人恐怕早没了。”

钟跃民大声道:“问题搞不清楚,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人关着,这也太不讲理啦!”

钟山岳一拍桌子,制止道:“跃民,不许你这样说话,组织有组织的考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议论组织呢?要相信人民,相信党,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钟跃民大叫:“爸,您别傻了,他们这是故意整人,没有这件事,他们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来。”

钟山岳大怒:“住嘴!你给我滚……”

“爸……”

“你别叫我爸,滚……”

看守把钟跃民推出会见室。

钟跃民伤心地喊着:“爸,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再看你一眼,你别轰我走啊,爸……”

钟山岳狠狠地关上门,他的脸上充满愤怒。

这次会见,总共不到10分钟。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红色的横幅标语悬挂在月台上方,上面写着“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赴陕北插队落户”。喇叭里传来用《***语录》谱写的歌曲,歌声激昂。插队知青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坚决响应***的伟大号召!

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送行的家长们拥挤在列车的窗口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

钟跃民和郑桐坐在窗口,身穿新军装的袁军站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他双手紧紧抓住两人的手:“跃民、郑桐,你们要保重,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写信给我。”

郑桐说:“扯淡吧,就你那6块钱津贴能干什么?我们哥俩儿要是没饭吃了,你能给我们寄饼干吗?你丫就吹吧。”

袁军争辩道:“我他妈总不能永远是6块钱津贴吧?万一哥们儿提了干,52块钱的工资总够买饼干吧?”

钟跃民拍拍袁军的肩膀,他知道这个家伙最好冲动,也最不让人放心:“回去吧,袁军,以后常通信,到部队可不能惹事了。”

月台上响起了铃声,列车要发车了,送行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上的知青们哭着从车窗中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瞬时笼罩了整个月台。

袁军和郑桐泪流满面地握手告别。

钟跃民微笑着凝视哭泣的人群,他点燃一支香烟,从挎包里掏出一支双响爆竹。

列车徐徐向前滑动了。

人群中的哭声更响了,很多送行的人在跟着滑行的列车跑动。

砰!啪!双响爆竹被钟跃民点燃。

人群被惊呆了,哭声戛然而止。

钟跃民仰天长笑:“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大丈夫横行天下,这才刚有那么点儿意思,好玩的事还没开始呢……”

人群中的袁军双手抱拳喊道:“好样的,跃民,你是条汉子……”他的话音没落,泪水已涌出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