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出身于土匪，并以绿林生涯时的亲信伙伴作为其军事集团的骨干的军阀，虽说拥有各色正大光明的官衔，甚至学着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但他们的集团维系意识仍然带有他们往昔生活的烙印，具有浓重的游民色彩，江湖义气在他们成为近代军阀之后，仍然是他们集团内部维持平衡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也是他们维系部众的主要道德依据。“东北王”张作霖，可以算作他们中的典型。虽然由于张作霖出身的东北黑社会不像关内帮会及秘密宗教那样具有理论和文字色彩，但关东文化的粗犷豪放的特质和张作霖本人鲜明而特殊的秉赋，使得张作霖在这一类型中成为最具特色的一个，这也许正是笔者之所以要选中他作主要描述对象的原因。

但是，由于游民文化本身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亚文化层，它的许多要素与传统的正统文化有着血缘的关系，所以一旦原属于游民阶层的人离开了原来的地位，跻身上流社会，就很容易丧失自己的面目特征与上层文化合流，可以说，张作霖、***父子两代执掌奉系集团的历史，就是奉系集团逐渐丧失自己游民面目的过程。当然，作为张作霖本人及其绿林旧友来说，作为一群多年在匪堆中混过的人，穷其一生，尽管他们数度进行自身的“儒化”，甚至作出很大努力使他们的军队近代化，终难去掉那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游民习气，他们的奉系集团，不言而喻地带有“绿林”的印迹。在各大军阀派系中，奉系军队匪气最重，纪律最不好，这是当时公认的。

张作霖一次在谈到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说：“那边有个陈小子（指陈炯明），使***北伐被迫停止（时***与奉系曾暂时结盟），这边有个张杂种（张景惠）坏了事。”

◎就他自己没错。

洪宪帝制，张作霖被封为二等子爵。他问左右：“子爵是怎么回事？”人家告诉他：“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张作霖不悦：“我何能为人做子？”

◎还是当爹好。

直皖战前，张作霖问曹锟：“三哥，边防军比你军力大，器械比你精，你有什么把握？”曹锟说：“我没有把握，子玉（吴佩孚）说有把握，他的把握也就是我的把握。”

◎草包偏有撑腰的。

一、奉系军阀的结盟意识

长期绿林生涯形成的“结义”关系和附着其上的江湖义气，是奉系集团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张作霖旧日的绿林兄弟，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以及后来的汲金纯、孙烈臣、吴俊升等人，一直是“老帅班底”的台柱，这些人多数与张作霖在被压迫状态下的非法团体内长期共命运，形成了一种高度依赖的融合性关系，用张作霖的话来说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这种超血缘关系的牢固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亲缘关系的纽带，这总体上说是被迫离开土地铤而走险的小农自然形成的依赖性很强的群体意识，它一旦形成，就会带着自身的惯性蹒跚而前，无论其载体的身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尽管匪之为匪，情形各异，像张作霖等在接受招安之前事实上已带有若干地方豪绅支持的私办民团的性质，但游民大群体的“绿林特质”是他们不可能摆脱的。

北伐军兴，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联合对抗之。孙传芳的代表去济南见张宗昌，张宗昌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咱们一齐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

◎战争证明：还是绿林大学厉害。

袁世凯当上总统后，身为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来晋见。袁接见他时，在案头放了四块嵌有珍珠的金表。张在谈话时，不时地注视着那四块金表，接见结束，袁就将表送给了张作霖。事后，袁对子女说张作霖真没见过世面，面露嘲笑和得意之色。其实，袁世凯显表和赠表都是笼络的权术，而张作霖也不过是故作贪婪之相，以示无异心、无大志而已。

◎装傻充愣有福。

属于关东文化圈的东北游民结盟意识，正由于它的发展历史较短，缺乏理论和文字因素，所以也不具备关内结社和帮会的那么多等级和辈分色彩。关东土匪当家的瓢把子与同伙之间，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如果年龄差别过大，也至多就分成两辈，并不存在等级差序意味，首领的地位是与行动时的凶狠狡诈，处理内部及其他山头关系时的“公平”与“仗义”相联系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自然信崇的气氛，在东北土匪圈里，即使再精细狡诈的人也要同时具备相当的粗犷与豪放气质，一个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人纵然有天大的智谋，也断难爬上掌柜的宝座。有些传记作家对奉系成员的描写颇有几分意思：“如张景惠、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出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造型，大致统一于一个类型，即：在挥金如土之余，可也不惜杀人如麻。”①

张作霖在脱离绿林生涯并开始形成奉系军阀集团之后，仍然非常珍视和着意培植这种以“仗义”为主要内容的结盟意识，并成功地在整个集团上下制造了这种江湖“义气”的心理氛围，成为奉系集团凝聚的主要精神。所谓“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②。爱国是虚，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义气却实实在在地被弘扬着，连后到奉系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都有这样的想法，可见这种结盟意识之深入与风靡。

直皖战后，曹锟一度与张作霖关系密切，曹锟派人送一车西瓜出关给张作霖，张回赠的礼物是一车烟土。

◎是不是张大帅亏了？

一次张作霖部下一位姓吴的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这个旅长正打算逃跑或自杀时，被张知道了，便叫他去当面询问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这旅长只好承认是做大豆生意亏挪了军饷。张愤恨地指责说：“你这小子有几个脑袋，敢亏挪军饷，现在怎么办？”这旅长说正想自杀，来生再来报答大帅。于是张又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止值24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人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

◎绿林驭下术。

这种以尚义为表征的结盟意识，在张作霖自身历史过程中，也发生过若干嬗变，他能够随身份与角色的变化，对之进行适当的调整，抛弃了一些纯意气式的义气讲究。张作霖任奉天督军之初，抱定“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想法，起用文治派，而文治派整顿社会秩序的结果，却使张作霖匪气十足的绿林伙伴感到某种约束和精神抑制，因此他们认为当家的起用外路人让自家弟兄不痛快是不仗义；而张作霖则坚持认为任用文治派使整个集团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才是最大的仗义。冲突的结果，尽管汤玉麟率部反叛，但仍然是大仗义压服了小仗义。汤玉麟兵败之后，还是为张作霖所重新起用，最后达到两种仗义的合一。对于一个起兵反叛的部属非但不开刀问斩，反而重新授以官职，在其他军阀那里是无法想象的。相形之下，对同样是反叛的郭松龄，张作霖却凶残得令人发指，暴尸三日不说，还要把郭氏夫妇陈尸的照片发遍全军以儆效尤。看来，绿林兄弟的情分，还是跟其他关系不同。

1924年2月4日，张作霖在天津张园会见***，对孙说：“孙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唯我是反对共产，如共产党，虽流血在所不辞。”

◎会捧人也会棒人。

奉省发生金融风潮，或谓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与钱商勾结之事，张作霖召之来，谓曰：“外间讹言繁兴，欲借若头一用。”刘极口呼冤。张曰：“如冤，可向冥府理之。”叱立毙之。

◎学曹操，失之太像。

清末，张作霖以“马贼”身份接受招安。清吏问他为何如此，他答曰：“我想升官发财。”

◎匪门不打讹语。

也许有人会用张作霖诱杀辽西巨匪杜立三的事来说明张作霖并不在乎江湖道义。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江湖义气主要是张作霖用来维系内部的一种精神，焦点在内而不在外。杜立三虽然与张作霖有结拜关系，但毕竟身属两个山头，结拜只是长期对峙不下的某种暂时和解。其次杜张二人曾有仇隙，杜曾袭杀过张作霖，张诱杀之，马马虎虎可以算作报仇之举，最关键的是，这件干得不甚正大光明的事能给张作霖的帮伙带来难言的好处，所以此举在他的帮伙内部并未引起多大恶感，并不影响张作霖在集团内讲“义气”的形象。

二、奉系军阀的“良心”道德

奉系集团的“义气”背后，是一种讲究“良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义气”是“良心”道德的最高范畴，而“良心”则是“义气”所能产生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价值体系，比起正统的儒家道德价值体系来，粗糙得多也朴实得多，属于游民意识向传统意识过渡的次生态。

王占元下野在天津当寓公，颇不安分，思谋复起。见张作霖势大，曲意交接。张每至天津，王辄不避风雨、不分昼夜坐他那黑色道奇牌津字五二八号汽车，对张趋前恐后地送往迎来。王与天津财阀章瑞廷陪张打牌，张的习性，凡赌总以独赢为快，章甘心输，输则能讨张喜欢，批准章承制军装，即获厚利，所以输钱毫不介意。王则吝啬成性，以每场必须干输数万元，内心心疼不已，但为希图东山再起，唯有哑巴吃黄连，咬牙应付。

◎不肉痛吗？

张作霖曾说：昔汉高祖约法三章，老子只约法一章，干不好就枪毙。一日荫昌持囚犯文牍至堂上，张作霖略加研究，即手批一死字。荫昌争曰，其人罪不至死。张笑曰，咱在军中杀人如麻，眼都不眨一下，这算什么。

◎气死刘邦。

张作霖曾别出心裁地要给三民主义增加一项“民德主义”③。在他看来，什么民族民权民生，离开了“民德”都不中用，“民德”才是顶顶要紧的，“民德”就是要发扬民族固有道德，使老百姓具有某种易于统治的德行。至于什么是张作霖意中的“民族固有道德”，他没有说。虽然我们可以从他亲手书写的半通不通的条幅“道德为心”上窥出一点端倪，究竟还是有点含糊，幸亏奉系的一位干将，身为东北讲武堂的教育长的周谦露了“天机”，不然我们有可能还会继续糊涂下去。他以“良心”二字作为东北讲武堂的校训，言下之意，这座奉军中下级军官养成所的主体道德就是“良心”，他认为讲“良心”就是要“不为势屈，不为利诱，毅然决然认真去做”。④对于军官而言，就是受张家的“栽培”，不忘恩，不在外界的压力和利诱面前背叛主子，死心塌地为张家卖命；对士兵而言，就是“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而且要为老张家打别人，这就是“认真去做”的内容。***后来对部下说过，“许多事，要凭你们的良心去认识。你们良心上所能想到的，良心上认为对的，你们就要去做，良心上认为不应当做的事，就不去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这需要特别努力才能做得到。你不要管别人是否做好人，你只管住你自己，要你自己一定做好人，古圣贤的心理都是这样。”⑤

张作霖在辽西八角台干“保险队”（土匪），将他领导的匪徒按照军事编制行事，出入八角台，队前均设有洋鼓洋号的乐队，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帜，声威浩大地巡行。一时八角台保险队远近闻名。

◎猪鼻子插葱。

张作霖进京谒见袁世凯，军法处处长雷震春陪同。谒见中，袁问张与雷有何关系，张冒冒失失地答道：“禀大总统，雷处长是咱的老总统。”雷急忙解释说：“当年东北军队有两个总统（总统制官），左翼总统是张勋，右翼总统是震春。”他又回过头来教训张作霖说：“现在的总统不比往日的总统，不能随便乱叫，你懂吗？”张作霖连连称是，心中却嘀咕这些滥称谓真让人糊涂！

◎我看他是装糊涂。

张作霖自己也竭力扮成一个“讲良心”的样子，厉行所谓的良心道德。凡在他寒微时有恩惠于他的人，张作霖从不惜甘言厚币以报之，还特别地把一个开豆腐店的憨老头钟三放在身边供起来，作为他有“良心”的活广告。因为据说钟三在他当年赌得输掉了棉袄差点冻死的时候，送了他一领皮袄还搭上了一头毛驴。⑥他对部下这种“良心”的有无也是很计较的。郭松龄反奉后，张作霖一次当着众部下破口骂道：“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⑦言下之意就是郭松龄不够意思，对不起他，话虽粗鄙，却反映出张作霖内心的愤懑和委屈。他根本没从政治见解上的歧异来看这次叛变，而是斤斤于所谓人人之间的“交情”和“良心”。郭松龄死后，《盛京时报》上曾载过一副署名“农民”的对子，上联道：“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哪点负你；”下联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道出了张作霖这种“良心”道德的真谛，在奉系集团看来，所谓忠孝仁义的全部内容就是“不相负”，一种有恩报恩的情愫，近似于江湖上“正派人”的“不负恩”原则，有负恩行为，在江湖上就坏了名头，不论做了多少好事也难立足，恩怨明朗，纵使杀人如麻，劣迹满身也照可以拍着胸脯讲话。这一点，毅然扯旗反奉的郭松龄未必就不清楚，他采取行动时给***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公（指***，引者注）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⑧只不过在郭看来，政治上的道义，信仰上的分歧恐怕要高于个人的恩怨，而且，就郭松龄临刑前还要求见“少帅”的举动来看，也许他认为“拥少反老”革除奉军的封建积习才是真正对***报以忠诚。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大局已定，张作霖开军政首脑会议，在会上自责说：“我用人不当，出了这样的败家子，对不起地方父老百姓。天下英雄多得很，你们另选高明来接替我吧。”大家面面相觑，吴俊升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张作霖离开会场，自然会上仍然以各团体代表的名义慰留“大帅”为东三省首脑。

◎以退为进。

张作霖自知自己非北洋嫡系，袁世凯未必能对他放心得下，1915年他首次进京谒见袁世凯，就故意装粗卖傻，见袁行跪拜大礼，立对莽词陋语，还故意将八大胡同所有妓馆统统包下，以致秽声四出，从而给袁以老粗无大志易于控制的印象。

◎也许他就是喜欢这样。

奉系集团的这种“良心”道德，与传统的王朝纲常思想是不一样的，封建的君臣关系，重心在于名分，君臣名分一旦确立，纵然君对于臣无恩可施无惠可及，臣也要无条件地对君效忠，这就是所谓的君臣大义，追求的是义务效应，从韩愈的“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到朱熹“先有君臣之理后有君臣”，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而“良心道德”强调的是报答，所谓知恩图报，不能忘恩负义，施恩与效忠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追求的是一种对等效应。所以，张作霖之于他的集团成员，更缺少一种“君臣气氛”，其中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张作霖自身那种沐猴而冠的个性，奉系集团的流行道德风尚恐怕也要担几分责任。

张作霖曾对教育界人士说：“你们教书要注意，现在连个写好字的人也找不出来了。科学好，还能好过德国吗？不是亡国了吗（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主义好，还能有俄国的进步吗？现在连面包都吃不上，饿死多少人。你们要好好教导学生，勿走歧途，四书、五经、三国、列国，都要仔细念才行。”

◎四书五经与三国、列国并列，还是老粗本色。

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吉林各界也群起响应，领导者马骏等人。张作霖给坐镇长春的张作相去电话：“本帅三青皮鞘、三千骑兵、三千健儿，制关内则不足，打吉林则有余，不知马（骏）、李（毅一）、韩（幽桐）、傅（哲）、张（道仁），何许人也？急速将首级解奉。”

◎杀人有瘾。

三、奉系军阀的“分肥法则”

张作霖与他集团的主要成员的关系中，有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分肥法则”的痕迹，虽然这种法则主要存在于他来自“绿林班底”的老派成员之间。“分肥”源于绿林社会的分赃。对关东土匪而言，行劫、诈财之后，同伙间的分赃活动是至关紧要的。分赃的原则是要分得均，无论功劳大小一人一份，否则就不仗义，当家的如果匿财独吞，那就犯了江湖大忌，即便他想裹财潜逃，洗手不干，还是要冒随时受到制裁的风险，被人追杀。自然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匪伙离散，彼此火并。与施惠受惠不同，这种分赃行为在参与者眼中并非出于首领的恩赐，而是一种义务，一种对共同占有物理所当然的分割。奉系的这种“分肥法则”的痕迹，也有类似的特点，虽然对于他们来说，金钱与地盘已经不能简单地比附为当年土匪手中的赃物。

张宗昌投奔张作霖之后，由收编土匪和白俄起家，建成一旅，但由于他的队伍匪气太重，又种鸦片，故而声誉极差，张作霖有心加以遣散，于是派郭松龄为校阅委员，视察张部的演习情况，伺机加以解决。

演习过程想必苛刻，张部士兵爬冰卧雪被折磨得够呛。张宗昌躲到一边发牢骚，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子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

正在骂时，郭松龄突然推门进来，听到骂声就质问张说：“你在骂谁？”

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

郭大发雷霆，指着张的鼻梁骂道：“我×你妈！这是我的口头语！”

只见张宗昌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别人还以为他要拔枪动武，殊不知他马上就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

一场风波化为乌有。郭反而对张有了好印象，认为他能容人，自然校阅完毕，回奉天讲了不少好话，裁撤之议遂息。

过后张宗昌对亲信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厚脸皮才能当大官。

对于奉系集团的某些主要成员，张作霖向来不在乎给他们以有权、有兵、有地盘的位置，打下了新地盘，也照样一块一块分出去，尽管第一次直奉战后老派事实上在军事方面已无甚作用，但奉系集团主要地盘仍由这些人把握。对于新派没有地盘的抱怨，张作霖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必须像嫁闺女似的一个一个地来，老派资格老，自然要早一些“嫁出去”。

“分肥法则”与前边讲过的结盟意识的仗义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动关系，发生在张作霖身上的一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关系。说是有一回张作霖部下的一个旅长挪了二十四万军饷，正当他打算逃跑或自杀时被张作霖知道，在一顿臭骂之后，该旅长表示要以自杀谢罪，结果张作霖又接着骂道：“你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止值二十四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⑨活脱脱一幅兄弟赌输了自己的份子，大哥在责骂之后，又给贴上的黑道仗义图。背后隐蕴那种不在乎钱财（赃物，来得容易），只看重兄弟、看重兄弟关系这种在“分赃”题目下的仗义疏财精神。

张作霖本不知书，自当政以来，必日习数字，初仅能书姓名，继则能书准驳。某日秘书持公文至，为张讲公文大意，张援笔书一“准”字，秘书曰：此案宜驳不宜准也。张不假思索，即于“准”上加一“不”字。

◎总算能写两个字。

四、奉系军阀的儒化政策

与历史上游民取得政权就变得“儒化”一样，奉系军阀集团自“成气候”那天起，便开始进行自身的“正统化”。其集团维系意识中的“儒学”成分次第加重，逐渐地与传统型的军阀趋同。幸好张作霖1928年就命丧皇姑屯，如果天假以时日，也许最终我们在他与“吴小鬼”（吴佩孚）之间就找不出什么质的差别了。

张作霖做胡匪时“本不知书”，但“自当政以来，必日习数字，初仅能书姓名，继则能书准驳”，张口骂娘，杀人如麻的“胡帅”开始装斯文，居然宣称：“吾此位得自马上，然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⑩竟然也懂得延揽文士，于是在“卑辞厚币”下，一批辽沈地方具有“功名”的早就不甘寂寞的“名士”和“名绅”聚于他的麾下，如王永江、袁金铠、孙百斛、谈国恒等，形成了奉系集团的“文治派”。

陆荣廷与张作霖均为草莽出身的军阀，人称“北张南陆”。一次张陆相会于北京太和殿，谈得投机，忽有一鸟掠殿飞过，陆拔枪便射，飞鸟应声落地。张时无枪且天上亦无飞鸟，比试不成，想出一招，大呼比赛比赛，立即脱衣扯裤说：“看谁带花疤痕最多！”比试结果，张计有五十余处伤疤，而陆则有八十余处，张自愧弗如，连呼陆为大哥。

◎抢东西也不容易。

1918年1月间，直系冯国璋从日本购置一批军火。皖系军师小扇子徐树铮将消息捅给张作霖，张遂派张景惠火速率军前去秦皇岛劫军火。张景惠先派手下人与冯国璋派来接军火的人聚赌饮酒，让冯的人大赢特赢，待军火从船上卸下、装上火车之际，遂强迫站长将火车转向沈阳方向开去。

◎冯该演一出“失空斩”了。

与此同时，斗大字不识一筐、不知儒学为何物的张作霖开始提倡尊孔读经，并下令别出心裁地把四书分科编订，列为各级学校的必修教材，把儒化教育贯彻于中小学教育之中，甚至步过去传统帝王的后尘，煞有介事地召开什么“乡老会议”。在他力图一温皇帝梦的1927年，其儒化政策达到了顶峰，居然对京津等地的现代教育横加摧残，以所谓恢复礼教为名禁止男女同校，对一向自由的大学，横加干预。还下令制定礼制，准备次年祀孔，再一次重现了袁世凯当年为过皇帝瘾而做的预备动作。⑪

曹锟任北洋第三镇统制（师长），自以为德才望俱不足，故往往做出许多莫名其妙的行径。第三镇官兵共一万余，岂有连统制官都不认识的道理？而他偏要微服私访，侦伺军中袍泽对于他的反应。他经常换上一袭弁目或者士兵的军装，独自一人跑到某一处营房里去，找他的部下闲聊，聊着聊着，准备聊到他自己的头上，每每这样发问：“咱们新来的统制官怎么样？”回回都能捞到一大堆恭维和奉承。于是曹锟自以为深获军心，非常得志。

◎自己找奉承，便宜。

袁世凯痛疾“共和”二字，文字之间恒不欲见。内廷三殿：太和、保和、中和之名，沿袭已久，袁托言和字嫌近日本而避之，饬将三殿更名承运、建极、体元。

◎与皇帝梦相冲。

但是张作霖毕竟不同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乃至后来的***这些多少读过几天“四书”、儒学背景较深的军阀，他推行儒化政策，采用儒术，起用儒才，多带有生硬和不自然的味道，集团内“文治派”的出现也主要是出于敛财征税的需要，为的无非是奉军的财赋，看重的是文人的理财能力。终张作霖之一生，奉军中的教化空气始终淡得可怜。他的统治方法也往往匪气十足，动辄杀人，所谓“昔汉高祖约法三章，余唯约法一章”，即干不好就枪毙。⑫对传统权术的袭用也带有拙劣的模仿气味，如郭松龄反奉失败后，他盛宴“文武百官”，以示庆贺，在酒酣耳热之际，张的随从忽然抬进一个“密箱”，向张作霖报告说，“箱中皆是郭鬼子死后所搜得城内人和郭鬼子的密件”，一时间举座惊慌，在众文武魂不守舍之际，张作霖却下令将箱内之物全部烧掉，不再追究。从头到尾全部照抄曹操的故伎，让人觉得既可笑又可鄙。连“文治派”的首领，一向为张作霖所器重的王永江也认为这位“绿林大学”毕业的主儿的所行所为，既像“腐儒”又带有“鲁莽智术”的味道。

奉系财神王永江曾对张作霖有一个评价：“总字（指张作霖，引者注）脑筋最简单，又最杂乱。”⑬原本只想着升官发财的“马贼”⑭之所以居然头脑杂乱起来，无非是源于他力图改变形象的意识变革，强烈的功利心使得他原本简单思想中杂七杂八，匆匆忙忙地糅进了各种货色，而原来单一的思维方式与率直的性格却没有发生相应变化，从而使他的思想意识呈现出既最简单，又最杂乱的两极对立和割裂的特征，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特征，才赋予张作霖和他的奉系如此多的传奇色彩。

杨森部下郭汝栋久有异志，密图倒杨。杨一方面布置讨伐郭汝栋，另一方面命人偕杨的第三个小老婆和一个儿子去郭部，换郭到总部开会。并表示：“我杨森如对郭松云（郭汝栋字）有二意，可以把我妻、儿为质。”郭见状，也派其参赞黄某偕郭妻随行前去开会。双方都以妻为质。

◎妻子如衣服。

1912年7月，章太炎应黎元洪之邀到武汉观光，受到了一次极其隆重的招待，黎将章捧上了天，自然章也就对黎、对湖北大有好感，认为黎生活朴素，言词简明，态度稳重，平等待人，甚至“爱屋及乌”地认为：“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此时他断弦待续，在湖北征婚，对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

◎湖北女子有福了。

注释：

①司马桑敦遗著：《张老帅和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一期。

②《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9页。

③《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35页。

④《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7～78页。

⑤《张副总司令讲演集》第二辑，民国二十三年。

⑥钱公来：《辽海子史》，第32页。

⑦《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⑧《郭松龄致***书》，为常城《张作霖》所收录，见常城《张作霖》，第138页。

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292页。

⑩⑫金毓黻：《张作霖别传》，《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15，16页。

⑪1927年9月22日，《政府公报》。

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信》，第122～123页。

⑭张作霖受抚以后，一次因升官进城“谢委”，上司问：“你以前为什么愿意受抚？”他答道：“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