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的军队，是一种首领人治化而非制度化的军队，决定其军队的面目特征的不是制度而是其核心成员的属性以及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军阀首领无一不用现成的和自己培植的人际关系来强化集团的凝聚，而较少依赖制度甚至法律的作用。可以说，所有军阀的各级官长，几乎都与其各自的首领存在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父子、兄弟、甥侄、同宗、裙带、同乡、同学、师生等。这些关系都存在着主从、长幼、尊卑的传统伦理关系的等级界线，所有关系都是为了在貌似“自家人”的气氛中，建造一座首领高踞塔顶的金字塔。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曾这样评论直系的用人：“新陈代谢之旨，独非曹（指曹锟，引者注）了无所知，即吴在当时亦无有所悟，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间有论列，收效实难。”①直系如此，其他军阀也如此。
某日，韩复榘审问四个土匪，见其中一匪身材魁伟，遂动“借材”之念，问明其家世后，遂令补入特务队为队员。后审的三个土匪见状，也要求一职，但韩发怒说：“岂有此理，哪有许多官给你们做，拉出去枪毙！”
◎患不均。
一次马鸿逵逮捕了六个县长。把六个人的名字印在纸单上，召集省级机关公务人员，各发一张，由大家投票决定谁该枪毙，谁不该枪毙。同意枪毙的，在名字上画一个圈。一职员在名单上写“按法律处理”，未圈任何人，马鸿逵当场大骂一顿，并说：“我的话不是法律！？”另一职员把六个人都圈了，马当场大加表扬，说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奖银一千元。
◎余风犹存。
一、血缘（亲缘）意识
效忠是军阀集团维系的要务。集团对首领的效忠程度是决定战时的胜负，平时的势力大小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可以是军阀的生存因素之一。在一个封闭的宗法小农社会里，家庭、家族关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亲缘关系是最为人们所看重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血缘（包括亲缘）圈子是他们活动的基本范围，这个圈子里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某种信任和无戒备的气氛。社会愈是落后，地区愈是封闭，这种关系就愈为人们所看重，因而也就强固。尽管军阀掌握的是一支以近代热兵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但作为传统王朝的嫡传，其前现代的本性使得他们只能采用宗法式的管理与控制方式，以确保群体的向心力，成员对首领个人的效忠。所谓“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需看父子兵”，在他们看来，自家人的保险系数最大，因为在宗法社会里，一个人的身份在社会中的定位，是由他的亲缘关系决定的，亲缘是人的标签。于是张作霖倚***为干城，曹锟以曹锐、曹瑛为心腹，张敬尧有“舜、禹、汤”三弟，四川军阀杨森干脆把机枪大炮都由侄子杨培元与杨汉忠掌握起来。以上列位“兄弟子侄”还都属于稍有些才干和办事能力之辈，至于军中的闲差如参议、参谋、顾问和军需官之类，则充斥着“姥爷、舅爷、姑爷”三爷式的裙带儿，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酒囊饭袋。以至成为一种风尚，一旦某人在军中混出一点气候，亲戚朋友便蜂拥而至，有时会达到让人受不了的程度，害得像田中玉这样的一省督军也不得不在报上大登启事，恳望“凡我戚友均请暂勿遄临”②。血缘和亲缘纽带固化集团的作用是明显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社会法则就决定了军阀有提携自己家族和戚友的义务和责任，而其家族成员和亲戚则以效忠和监视他人的反叛不轨行为作为回报。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一个与某军阀有着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一旦背离了该军阀，那么他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谴责的压力，而且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目的，他将不为其他军阀所收留，在军界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人们往往是由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来确定这个人的面貌的，个人只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人不可避免地要因本来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亲属的地位、面目乃至行为和品貌受到赞誉和谴责。这也许就是除去真正的亲缘情感之外，军阀看重血缘关系的奥秘所在。
尝有西人自津浦路南下，见兵士二人据头等座，旁若无人。询以有头等国票否？兵士岸然答曰：“有！”乃举其脑后大辫。原来是张勋的辫子兵。大辫坐车可顶车票，买东西当钱票，入戏院则顶戏票。
◎为今日有“辫特权”者戒。
韩复榘某次与奉军战，不利，屡次冲锋都被击退。韩见状大急，卧地打滚说：“我们现在情形是只有前进，否则总司令必然枪毙我，我与其被枪毙而死，不如即死在此处！”他这么一闹，居然奏效，终于突破奉军阵地。
◎跟泼妇学的。
湖北督军王占元外号王嘀咕，批阅电文处理公务都得与幕僚商量来商量去，嘀咕个够才行，然后由幕僚们拟出草稿，王占元亲自誊出。
◎一般人背后才这样干。
二、地缘意识
在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任人唯亲固然能够较大限度地加大自身的保险系数，然而也容易使集团陷于腐败和低效率之中，毕竟血缘的圈子太小，提供不了更多的人才。军阀毕竟是一种战争集团，内战压力引入的竞争因素和随战争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装备进化，都产生出某种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近代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军阀间的战争并不像某些海外学者所讥诮的那样是一种“银洋加烟枪”的军事游戏，尽管非军事性的活动像“银弹”乃至“肉弹”的施用屡见不鲜，但随着历史的推演，战争却愈打愈大，愈打愈认真，从伤亡几十人（直皖战争）到几千人，上万人直至几十万人（蒋、冯、阎中原大战）。飞机、大炮、铁甲车等现代化装备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冯国璋做总统不久，他的续弦周夫人病死。冯大事治丧，请状元公夏同龢点主，题曰：“大总统周夫人之灵位。”有人挑剔道：大总统之上少了一个“今”字，中华民国已经有好几位大总统了，现在还活着的就有孙大总统和黎大总统，究竟是哪一位大总统的夫人呢？冯知道了有点不高兴，可按传统说法，主位不可重写，也只好将就了。
◎乱点鸳鸯谱。
1941年，马鸿逵拟以168师502团团长马万荣升骑兵二旅旅长。一次在新城集训部队，借故将马万荣重打一顿。当时全场纷传“好消息”，马万荣亦深知其中奥妙，不仅毫无悲怨表现，还立即向马鸿逵写了悔过书。不久，马万荣即在骑兵二旅的旅长位上高坐。
◎苦了屁股乐了颜。
日益扩大的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显然不是血缘圈所能满足的，这样就出现了人才需要和忠诚需要的矛盾，两者都出于军阀的生存的必需，不能战不能存，内部离散亦不能存。只有寻求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衡，方可延续下去。张作霖一向认为军校学生思想复杂，不可靠，只看重“高粱地毕业者”③。第一次直奉战争，旧式“高粱地毕业生”的绿林军队一败涂地，少数新派部队倒显出实力。于是开始整军经武，延揽近代军事人才，结果仗虽然打胜了，但新人才附带的新思想又导致军心的离散，来了个郭松龄倒戈。奉系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大历史事件，形象地映现出军阀集团维系的危险的两极，军阀唯有在这两极之间踩钢丝，才可苟延残喘，所以说最适合军阀口味的人才，是忠诚型的人才，或者说是奴才加人才的混合体。
讨袁战争打响，广西陆荣廷派将领陆裕光、马济、黄自新将假道入滇的龙觐光包围。黄自新写信让龙觐光写信劝他弟弟广东将军龙济光独立。龙觐光开始为难，后觉孤立无援，只好就范，援笔在黄自新的来信背页写上“鄙人同意”四字。黄自新接信后，以为这四字说的是“卑鄙的人才同意”，遂要开战，后经人解释才知龙已屈服。
◎为掉文者戒。
1913年9月，袁世凯将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续弦夫人。周嫁冯后，将冯的一举一动均通过婢女密报袁世凯。袁死前曾感慨道：“予豢养左右数十年，高官厚禄，一手提拔，事到今日，无一人不负予！不意一妇人，对我始终报恩，北方文武旧人，当愧死矣！”
◎还是女人好，醇酒妇人，君得其一。
地缘意识同样是军阀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传统的农业社会，落后的小农经济，造成人们生活环境的相对固化。长期共处同一地域同一生活环境的人们，其大体相近的语言习俗及生活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容易达到一种较为初步但也是相当根本的情感沟通。军阀正是利用这种乡土认同感，以凝聚团体，融会上下。比起血缘关系来，地缘是一种容域宽得多的圈子，能够较好地满足军阀人才的需求。
陆荣廷落草为寇，一次广西提督苏元春新上任，陆决定给他个下马威，于是只身潜入督署的马厩，想盗走苏的坐骑，不料正在跨上马背的时候被预伏的清军抓获，苏元春亲自审他，问：“你这小子胆大包天，为何不偷别人的马，偏要偷提督的马？”陆答：“别人只有一匹马，偷去他的，便再也没有马了；提督老爷有马论帮，我偷了一匹，你还有大把马呀！老爷海量无边，为了一匹马就这么着紧，岂不有失大人体面！”苏元春听了，觉得有理，就把他放了。
◎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直系军阀孙传芳成立五省联军，意欲在服装上与别人不同，故特意效法国外童子军服装之样式，制成联军制服。在百姓呼之曰：“大帽子兵”。
◎谁不愿意戴大帽子？
对军阀的构成作一点直观的审视就可以知道，奉系军阀从官到兵多为东北人（据说张作霖一做奉天督军即将所有在奉天任职的南方人解递出境），晋系多为晋人，其余的北方军阀的面虽然要广一些，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北方数省，而南方军阀则省界森严，区域性极强，无论官兵，外省人绝少能够立足。至于军官的人选，有些军阀不仅囿于同乡（同省），甚至局限于小同乡（同县）。晋系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湘系军阀何键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为湖南醴陵人），奉军里则有“妈拉巴子是护照，后脑勺子是路条”的说法（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妈拉巴子”和“后脑勺子”均为海城方言）。黔系军阀周西成在控制贵州期间，把他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几乎都拉出来做了官，以致乡间连个能写信的人也找不出来④。不仅如此，每个军阀对他们的家乡格外地施惠，张作霖于海城、陆荣廷于武鸣、张勋于奉新、阎锡山于五台都有诸多的建设和实利，除了“富贵还乡”炫耀心态而外，恐怕更多是让家乡人感恩戴德，从而使跟随他的同乡们更加死心塌地。
三、业缘意识
业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如同学、同事、师生、结拜兄弟等，我们讨论军阀问题时所说的业缘，是一种中世纪的业缘，带有很浓重的传统的相互依附色彩，在军阀那里，业缘意识是受到地缘乃至亲缘意识制约的。当然，业缘也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像血缘那样自然天定，也不像地缘那样随距自己家乡的远近而定亲疏，而是随着彼此情感层次的不同，分出薄厚轻重，其间差距往往很大，同样的师生、同学，那种简单的名分关系和感情融洽，志趣相投的至交，其亲疏自不可同日而语。
韩复榘统治山东，特别注重官吏的身体素质，他说，公务员光有学问而无体力，等于话匣子无线电，有声音不能动。没有好身体就是“半死人”，不能做公务员。因此他常去各处点验官吏，遇有身患疾病或年老体衰者，当即撤裁。
◎棒小伙看着顺眼。
萨镇冰当福建省长时，他有位远房表弟沈正怡靠看命卜卦度日，生意十分清淡。一日，听说表兄萨镇冰当了省长，心中不禁暗喜：“我何不如此这般，不愁没钱买米了！”于是他到省府大门的斜对面租下一个小小的店面，这店面小到只能摆下一张桌子。他写了一副特别大、特别显眼的对联，上联是“现任省长表弟”，下联是“古今显相名家”，横批是“包汝显贵”。一时门庭若市。
◎挣钱有道。
制造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是军阀的惯技，其始作俑者为段祺瑞，凡北洋军阀早期各系统的各种陆军学堂，段均为名义或实际上的总办，所以凡北洋系统各学堂出身的人，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他的皖系主要是由跟他关系较长的学生构成的松散联盟。如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马良、郑士琦等均是他在小站时代随营武备学堂的学生。相形之下，地缘色彩反倒要淡化得多，20个皖系主要成员中，只有8个是安徽人。这一点，袁世凯反倒要跟他学步，在眼看要控制不了局面的时候搞了个类似高级军官培训处的模范团，自任团长，并插手保定军校，可惜为时已晚。此后，这种关系成为一种定式。凡大一点的军阀无不办有军事学校、讲武堂和学兵部队，由首领兼任军事教育部门的主官，一方面满足其军事人才的需求（这一方面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造就一支由门生为骨干的军队。最成功的是***，凡国民党的各种军事学校，他都是校长，嫡系部队就是所谓的黄埔系。凡黄埔出身之人，均可以称他为校长，以示亲厚。
韩复榘爱审案，尤爱听人喊他“韩青天”，一次公安局从南城根街抓来一个抽大烟的老太婆。韩审到这一案时，这老妇走路哆哆嗦嗦，边走边念叨：“都说韩主席是青天，俺也没见过，这一回，俺可要看看俺那青天。”韩闻言暗喜，就对司法科长说：“她那么大年纪了，还抓她干什么？把烟枪给她送回去！”结果这老妇不但没受罚，反而从此公开抽大烟。
◎一拍就忘形。
广西军阀陆荣廷嗜狗肉。有次法国领事闻其好狗，特地从巴黎弄来一条上好的猎狗相送。过几天，该领事再到他家，问狗好不好，陆答：“好是好，可惜皮子厚了一点。”法领不解。过后有人告诉他，他的猎狗已经让陆吃了。
◎只便宜了肚子。
亲手培植和提拔的部下也是一种业缘关系，像曹锟与吴佩孚，吴佩孚与张福来、肖耀南等人，冯玉祥和手下的“十三太保”等均属此类。这是一种准父子式的封建关系，如袁世凯所谓“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禄，遇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⑤赏罚升迁均用一种家庭式的亲昵方式，张福来贵为督军，见了吴佩孚却像个小媳妇，韩复榘身为方面主帅，犯了错还要罚跪。张作霖对部下讲话，张口就是：“你们都是好小子，是好小子就要好好干”⑥。走到哪儿都带着马桶的王怀庆，对部下常无故打骂，“视其能否贴然接受，有无怨言，借此考验其是否‘忠诚’，然后决定升迁”⑦。甘肃军阀陆洪涛说：“我所擢用者，皆随吾多年老人，其性情我所深知，喜怒笑骂由我，将来不致有掣肘，发生尾大不掉之虞。”⑧这种师义相结，父子相待的关系，就是要达到使部属“喜怒笑骂由我”的麻木愚忠的境地，建立起无条件服从的权威。
湖北军阀王占元手下督署军需课长魏联芳，在不同王见面时，生活极阔绰，衣着首饰金碧辉煌。他在课里办公，如忽听督军传唤，便手忙脚乱地更换破旧服装去见王。有时一件文稿经王一批，魏便能有不少好处。故而王未免肉痛，但不批又不行，所以往往先将文稿掷之于地，破口大骂。魏立一旁，极其恭顺地听王詈骂。待王骂够了，乃将文稿拾起，央求王批，王批完余怒不息：“你小子拿去办罢，发财去罢！”
◎肉痛极了！
袁家父子欲恢复帝制，儿子比老子更急。老子担心外国舆论，每日留心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袁克定就印出假《顺天时报》来，每日呈进，内容自然是一致赞同帝制。待到西洋镜被戳破，大势已去矣。
◎有复印机就更好了。
换金兰谱的结拜关系，也是军阀业缘关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如奉系军阀旧派的张作相、张景惠、吴俊升之辈与张作霖的关系，鲁军张宗昌与部下主要军官的关系均属此等。所谓结义兄弟，是一种由家族关系仿型的社会关系，军阀利用结拜的形式，为的是人为地制造广泛一些的“自家人”从而强化彼此的联系，或者在诸军阀之间，制造某种结盟气氛，巩固自己的地位。此外，像曹瑛由于爱在妓院鬼混，因此他的二十六师军官半数以上由妓院的杂役充任，虽说人称“茶壶队”，但从对他个人效忠的角度，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业缘”。因为，这种茶壶，换个地方，绝对没有人用。
事实上，军阀往往采用多重关系重合的方法加强部属与自身的联系，同乡加师生再结以恩义以及联姻和结拜，总之尽量用最多的现存社会关系的绳索，把部属束在自己的战车上，关系的绳索越多，凝聚力就越强。
对于军阀来说，大费周折编织关系网络的苦心在于解决忠诚和人才需求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前进他们却不能不日益陷在提高素质和当心反叛的自身悖论中无法自拔，从而永远无法迈出传统思维的门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造。
注释：
①白坚武：《第三次直奉战争日记》，《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一期。
②1920年1月6日《天津大公报》，此启事适田中玉就任鲁督，连登数日。
③1922年7月4日《展报》。
④《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第161页。
⑤《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二卷，第4页。
⑥何秀阁：《张雨亭将军草莽佚闻》，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二期。
⑦《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15页。
⑧《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