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推移，内战的升级，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军阀在集团的内部控制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他们采用各种形式，汲取各种思想来建构自己的维系意识框架，力图重建和修补已经崩塌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和重现“中体西用”的幽灵，以收拾仅用物质利诱和传统社会关系所无法维系的军心和民心，对抗各种先进思潮尤其是共产主义洪流的冲击。各色军阀在从袁世凯到***这十多年的发育中渐次展现面目，各种光怪陆离的集团维系意识体系随时代而来，又随时代而去，有的不过存在一两年，却各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点点斑斑的痕迹。

下面让我们把各自的视线定格在从袁世凯到***这一历史阶段，将这一阶段的军阀按其意识特征分为五种类型，每种类型各选出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军阀加以论述。

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讨“赤”。吴佩孚宣称今日之赤*党即古代蚩尤的绪余，因为蚩与赤同音云云。

◎文字学家会跟他拼命的。

吴佩孚晚年困居北平，自大秉性不改。他常说：“人家说‘无’有办法，而我则说‘吴’有办法。我吴佩孚对国事是有办法的。我的潜势力大得很呀！我的势力深入华北各地，只要我一声号召，马上就可大军云集。”

◎幸亏姓吴。

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认为，吴佩孚的失败是由于过分依赖英美所致，他曾说：“英美是国际绅士派，日本是流氓，如果打起仗来，绅士们会袖手旁观，而流氓却会帮助你。”

◎光脚的打得过穿鞋的。

从袁世凯到皖系、直系（包括前期的冯国璋和后期的曹锟）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都是传统型的。袁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要大义，段祺瑞的第一心腹徐树铮则倡导，“练百万雄兵不如尊圣兴学信仰斯文义节之士”，“物质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给用，礼乐政刑，非求之己国不足统摄民情”①。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完成清亡之后破碎的封建道德体系的修补任务。这一工作直到直系军阀后期实际上的领袖吴佩孚手里，才算有了一点眉目。这个虽经修补但仍旧残缺不全的道德体系，带有适合军阀现实的特点，因而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暂时稳定军心的作用，其理论形态也较为完备，故笔者以吴佩孚作为主要对象展开评述。

吴佩孚出身农家，但却是个饱读经书的秀才，沦落江湖时，也曾为人占卜测字为生，在他身上，农民的简朴，书生的迂腐，游民的狡黠都有所反映，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在北洋军阀中，他大概要算是旧学功底最深的人物之一，从登上政治舞台到盖棺下葬，盖以“儒将”自许，以卫道自任，其意识特征呈现出某种“地地道道”传统品格。

一、吴佩孚伦理型的维系思想

吴佩孚刻意修复在风云变幻之际趋于崩塌的伦理道德体系，重建人们心中的传统道德价值系统，固执地坚持以礼教为治国与治军之本，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入手”②。他以所谓“精神讲话”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形式，后来成为时髦，每日下午饭后，必有一番灌输传统道德的训诫，用他的话来概括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③由于他的口才好，又能对儒家思想作通俗化的解说，因此一时颇能吸引人。吴佩孚的维系思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新”君臣论。

1922年，梁士诒内阁上台，吴佩孚大为不满，接二连三地发电切责。报纸上不断出现“吴秀才”的妙文，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曌檄》。尽管吴佩孚叫骂不休，梁士诒却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在回电中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还说什么“生平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的鬼话。吴又去电调侃他“不以逆耳见责，反许为直谅之友，不愧国相风度”，并劝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当到总理，脸皮不厚怎行？

吴佩孚喜欢卖弄聪明，常效《三国演义》中的庞统——手中批文，口中发落，耳中听词。故常一面会客谈论问题，一面批阅文件处理公事，结果却常常出错。

◎尽信书不如无书。

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理论中，君臣观是支柱。辛亥革命以后，帝王不复存在，君臣观失去了着落，不唯后拖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拿着毛瑟枪的北洋军人也有点觉得不对劲，旧思想破产，新思想不明白，大家六神无主。在“人心不古”的叹息中，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绝妙的“新”君臣论，因为要想扶正摇摇欲坠的三纲五常，非得先正“君臣大义”不可。

1927年，吴佩孚败入四川，逢吴生辰，四川军阀范绍增特在重庆请来戏班，为之演戏三天以祝寿。每晨演戏前，吴必袍服冠带，先至城内关帝庙进香，然后到彩棚观戏。

◎装蒜！

1931年，空头大帅吴佩孚被人从四川挤了出来，进入甘肃，途经文县时，地方士绅及官员前来迎接。宾主坐定之后，吴问该县的教育局长，这里的教育办得怎么样。局长说，这地方偏僻，文化不发达，小学虽有数十处，但只徒具形式，很难有进展。吴道：“难进展还好，如果好进展，就坏了。”因为“现在的教育是男盗女娼的教育，男校里讲共产，女校里讲恋爱，这样的教育要它进展作甚？”

◎武人偏爱孔夫子。

吴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主，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也并不因此缺了一伦，因为君臣概念不过是用以区分上下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④换言之，在直系内部，曹锟以下，他吴佩孚就是君，所有的下属，都与他有传统义理中最重要的君臣名分，而他自己也口口声声对曹锟自比为“铮臣”“铮子”⑤，总是唱道德的高调，害得同为曹锟系统的保派和津派人物，对他十分头痛。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⑥这样一种“新”的君臣观，如果细究起来也许会弄出成排成连、层层有差的“君”来，足令最底层的大兵们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好，但是，对于吴大帅，我们还是马虎一点的好。尽管牵强附会，吴佩孚到底补齐了他理论中缺陷的五伦，把架子勉强搭起来，从而令他主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有了依托。

其二，泛忠孝论。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忠于首领，忠孝自古不可分，是传统礼教的核心成分。自然，对于吴佩孚来说，忠孝观念也是他维系思想的重心所在，他在治军活动中着意向部下灌输忠孝意识，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军人要以“忠孝为体”⑦。

由于对军人来说，长官就是他们的君主，所以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⑧。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死心塌地跟着长官，比如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⑨。然而不幸遇到的长官既不为民也不为国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⑩。如此说来，忠国忠民不过是挂出来给人看的招牌而已，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让他麾下的官兵无条件地服从他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由日归国，旋之寓居北平，与吴佩孚有往还。一次，在铁狮子胡同寓所，张、吴对饮。酒酣，张谓吴曰：“大帅威镇华夏，忠义正直，可以关公等同，且亦排行第二。小子愿执鞭侍卫，追随周仓。”吴笑曰：“周将军也有阁下如许之姬妾乎？”

◎吴大帅嫉妒了！

1926年，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攻下国民军占领的南口。吴拟了一个名单，由杜锡珪代理内阁名义加封参战有功将领。不料***受加封后却通电表示拒绝，并轻藐地说：“承水军头（杜原为海军总司令，此时以海军总长代内阁总理）之命，腐烂羊头之赏。”结果奉系将领一股脑却封，只剩下直系将领受封了，弄得吴佩孚哭笑不得。

◎晒台。

然而，要人们相信长官、上司就是君，从而无条件服从和效忠，毕竟有几分勉强，所以吴佩孚又拾起陆王心学的余唾，玩起拆字的游戏，硬说“忠”就是“中心”，“凡我中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之诚恪对待之。中心之认为天理人情所当奉仰者，亦应以中心之诚实赴之”⑪。按照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忠”就近乎于禅宗所谓的“佛性”一般，是存在于“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这种天良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因为，“立身处世，舍忠莫能行；待人接物，离忠莫能行”⑫，以至于农工兵学商，个人干好个人的事都可以叫做“忠”。把忠于人、忠于心和忠于事混为一谈，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传统道德“忠”的重要性，“忠”意的泛化过程，原来本不属于传统道德系列的职业道德也被吴佩孚扯入了纲常礼教之中。

有人问吴佩孚“军阀”二字的意义，吴说：“军不成阀，何以称尊，不尊何以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并口占一绝云：

豪气清澄照九天，

春夏秋冬情怡然。

敢云色相曾参透，

却信军阀有无边。

◎正名与平反。

湖南唐生智赶走赵恒惕，与南方国民政府的联系日有不稳的趋向。这时吴佩孚接见了唐的代表欧阳任。吴拔出毛笔在纸中间写出一个“兵”字，画一个箭头指向纸的上方，然后写了一个“北”字说：“我本来打算向北用兵”，接着又画了一个箭头指向纸的下方，写了一个“南”字，说：“但也可以改为对南用兵。”

◎唬人的总有市场。

吴佩孚的“孝”论，也照“泛”不误，把忠于职守，忠于事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德目之一，毕竟还有个相同的“忠”字，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可吴佩孚认为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但吴大帅的逻辑是不会因人费解而中止推断的，在他看来，所谓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⑬，这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打起仗来敢于卖命向前，“战阵不勇非孝也”，战场上“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⑭至于“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若死于战场使家族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统统顾不得了，总而言之，吴佩孚的孝不是孝养双亲，而是让人听他的话，为他卖命，至于士兵父母的死活，只好听天由命了。

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忠孝观，含有重整社会秩序的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惜把忠孝泛化，甚至于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可无意之中却把原来较为“崇高”的儒家道德规范，降了若干品级，变得不值钱起来，在“世风日下”儒家道德贬值的时代，吴佩孚的努力，无可奈何地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窘态。

其三，“武神崇拜”。

1926年吴佩孚与奉系联合讨冯（玉祥），在保定宣誓就“讨贼军”总司令。仪式搞得古香古色，礼堂上大摆香案，祭奠关岳两位武圣人，焚烧黄表。吴佩孚带头行叩头大礼，于是自吴以下的将领也都随着吴佩孚，恭恭敬敬地三跪九叩。吴佩孚看见黄表燃烧得很旺，满面笑容地对左右说：“黄表烧得这样旺，可见我们一定旗开得胜了。”

◎可能加煤油了。

张其锽与谭延闿为同榜进士，曾研究六壬之学五年，自称“无师自通”，而吴佩孚落难时也曾在北京摆过算命摊子，所以当张受谭支使派往吴部接洽时，二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张其锽遂一直跟随吴佩孚到死。

◎知音难得。

军阀是一种以杀人为业的军事集团。作为军人，仅仅有社会一般人的道德价值观还不行，有时也不尽适用，维系军心，振扬士气，还需有些军人特有的价值观，为此，吴佩孚乞灵于“神物”，抬出所谓的“武神”，一方面借宗教的虔信济传统道德之穷，另一方面以武神的名头烘托他“武圣”的自夸。

1932年，吴佩孚片甲不存，连卫队也被小军阀趁火打劫弄走了。***派专车将之迎到北平，每月给四千元生活费。吴住在什锦花园，把住处当成“大帅行辕”，照端他“孚威上将军”的架子，有参谋长、秘书长，还设有八大处，如军需处、承启处等，所有僚属每人每月生活费一律八元，关门大帅做得像模像样。

◎当今小皇帝们都是关门大帅。

1923年4月22日，值吴佩孚五十岁生日，各地军阀送礼如云，陕西军阀刘镇华破费最大，他送了吴佩孚许多金银古董，还有八十余把万民伞。冯玉祥也送来寿礼，不过只是一缸清水，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吴佩孚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如何。

◎切不可把古人格言当真！

“武神”的说法，在中国民间传说的诸神中并不存在，无论是道教的诸神谱，还是民间的封神榜，都没有武神的名目。吴佩孚请它出来，彻头彻尾是一场拉郎配，按他的说法，武神就是关羽和岳飞，“关岳同称武神，所以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拜之对象”⑮。关岳为神的资格颇老，那是好几代皇帝老儿御封的，为的是推崇他们了不得的忠义节气，吴佩孚拉他们兼职“武神”，恰好也是看上了二位的“气节”，所谓“若关圣帝，千里寻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谓大义参天，增光日月矣”⑯。又“岳武穆曾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便是节”⑰。所谓“志在攘夷”，从吴一生的行为看不过是空扯旗号，他并没有真的跟洋人一刀一枪干过。文官不爱财也是虚晃一枪，对人不对己，因为他和他的手下毕竟不是文官，说来说去无非是让人不变节，不背叛，“千里寻兄”式地跟着他共患难，打起仗来敢玩命，这才是吴佩孚以“武神神格”充塞他的军人人格的本意所在。所以愈是处境困难，人心离散，他崇拜关岳之心就愈笃，妄图借关岳的神灵挽回颓势。1926年在他东山再起的回光返照之际，曾隆重地在出征之前率麾下将领大摆香案，对他的武神关岳虔诚地行三跪九叩之礼。

其四，自以为是的“顺逆论”。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声名大振，驻地洛阳一时门庭若市，各方要人、名人朝圣似的涌向洛阳。上至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蒙古王公，下至各类政客、议员、商绅，往往一天要接待二三十人。仅一年，各方来客的各片就装满了一尺见方的一手提箱。

◎墙上草，随风倒。

四川军阀杨森，1922年在川中被击败后，出川来到洛阳，请求吴佩孚的援助。杨森以偶然机会，参与吴佩孚和部下的赛马。吴本人善骑，并有意炫耀他的乘马本领，赛时，吴一马当先，众马只落得远远吃灰的份儿。而杨森精于骑术，始终保持在吴马左侧的半马身后，既不落后，又不越出吴的马首，大得吴佩孚的欢心。

◎骑马拍马，马屁经又出新喜。

吴佩孚觉得，由于时代的变化，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缘故，仅仅提倡忠孝节义，追崇关岳，似乎还不足以维系人心，挽回世风，为加大保险系数，他同时炮制了一种“顺逆论”，把他自己稳稳当当摆在“顺”的一边，要自己的部下坚持从“顺”抗“逆”，不生贰心，要别人的部下去“逆”从“顺”，尽早觉悟。他苦口婆心地说道：“是顺逆不可不明也，范增亦算是智者，对项羽固甚忠心，但不明逆顺，终遗臭名。三国时天水方面，姜维本是魏将，后弃魏投汉，不知者以为叛魏，其实是弃逆效顺。”那么当今之时谁顺谁逆呢？吴佩孚很自信：“民国以来，政府之真伪，军人之顺逆姑勿具论，一细心比较，当得良心上之判决也”。⑱言下之意“顺”者非他莫属，如果有谁竟然把“顺”判给了别人，那他一定是“没良心”，没良心者的判定自然是无效的。

吴佩孚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也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从他登上政治舞台那天起，什么口号时髦他喊什么，什么主张得人心他就主张什么。“五四”运动时期，“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⑲。在一群文人的襄助下，吴佩孚今日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曌檄》，害得有人忍不住调侃道：“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⑳诚然，吴佩孚所为，有其民族主义的气节在，说明其人确有爱国之心，对推动五四运动，也有正面的效用，但一个武人之所以大肆张扬，也不能说没有收拾人心，抓住国民救亡图存的心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君者，顺也，臣者，群也，就是以我一人顺群众之心理。”㉑

第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兵败如山倒，四面楚歌，还写了一张条子让人带给冯玉祥，上书：“速行下野，以免殃及池鱼。贵部善后事宜，由兄负责。此致焕音弟，兄吴佩孚。”

◎倒驴不倒架。

日俄战争期间，身为中尉的吴佩孚被袁世凯派去和日本情报机关一起搞情报。日本情报官有句口头禅，遇到事儿就问：“这件事，你有法子没有？”问到别人头上，只要能推，谁肯揽事？几乎人人都答以：“没法子。”唯独吴佩孚，他的答案倘不是“有”，他便告以：“慢慢地想想看。”所以日本人称他：“慢慢地有法子先生。”

◎逞能，好在此项公干，他混出一枚勋章、一匹马和一个媳妇。

长时间的这种“正义、爱国”的鼓噪，久而久之，造成一种自我幻象，使他也自以为就是“顺”的象征，长久地沉浸在自我陶醉的迷恋之中，从而认为部下理所应当地对他“绝对服从，奉命惟谨”㉒，亦不在乎这种“顺逆论”对他所主张的无条件效忠论的冲击。军阀的自我映象，与别人对他的映象永远没有办法叠合，对于吴佩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据说到了山穷水尽、困居北京小胡同时，吴佩孚还在天天高嚷“吴有办法”。一旦顺逆论这种两刃利器伤了他自己的时候，他也就只好咬牙切齿地怪人家非要失节和去顺效逆了。

不管有多少理论上的荒谬和逻辑上的不通，从“忠孝”到“顺逆”，吴佩孚毕竟搭起了自己集团维系思想的框架。“军人以忠孝为体，明顺逆为用”㉓，体用分明，主辅合一，万事大吉。

二、吴佩孚权术型的维系手段

道德教化和权术施用是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的两面，作为传统统治者的嫡子，吴佩孚的集团维系意识也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冠冕堂皇的说教，后者为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诡道。正像所有成点气候的传统政治家都深谙权术一样，吴佩孚对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玩意儿，也是相当纯熟与自如的，概括起来，也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实力威慑。

吴佩孚路过广安，在县立中学讲演，说：“英文26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未有文字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简为繁，本源遂无人论及。”又谓：“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河图洛书。”

◎幸亏他只是秀才，要是举人就该送精神病医院了。

1924年4月，吴佩孚忽作惊人之举，请曹锟下令各巡阅使、各督军一律免兼师长之职。此议一出，各省督军及巡阅使大哗，因为他们如不亲兼一个师长，很可能就变成了空头督军和督使，最后被部下撵走。所以大家一齐发难，齐声谴责吴佩孚，山东督理（即督军郑士琦，兼第五师之长）通电表示：“宁降一级叙用，辞山东督理，不辞第五师之长。”

◎按住枪杆子不放。又可美其名曰：能上能下。

吴佩孚微时投武卫军，与文案郭绪栋朝夕相处，结为兄弟。郭的二太太戈氏看不起吴，说：“兄弟，说句话你可别恼，你大哥总说你将来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们儿并不两样儿？”

◎头发长见识短。

吴佩孚在北洋第三师曹锟部下，一直不得志，当一名马弁头儿——副官长。曹部驻防岳州。一次湖南将军汤芗铭在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请曹锟参加，但曹懒得参与这种事，于是让副官吴佩孚代他参加。吴在会上侃侃而谈，引起汤芗铭的注意，过后便向曹锟借用吴。曹一见人家重视了，自己才舍不得，马上委任吴为麾下旅长。

◎人家看好了才是好。

尽管从袁世凯到吴佩孚都在鼓吹服从敬上的传统道德，但军阀现象伴生的唯力是从的心理氛围，却使军阀的派系组织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趋向，派系愈庞大，其离散趋向就愈严重。在任何一个派系内部，每一个掌握一定兵力的高级部属都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军阀，在北洋统治初期，经常出现一旦某师长升任一省督军，就被部下架空的现象。对这些高级部属的控制，成了军阀的一大难题，通常的办法是，或者把高层军队建制如师旅一级事实上架空，首脑直接与中下级军官建立联系，此即所谓“众建诸侯少其力”的老套新版，让每个半独立的单元足够地小，小到不足以自立。或者首脑亲自掌握一个亲信精锐的骨干部队，作为操纵和左右整个派系的中心势力，以实力作为对可能的反叛的威慑。前者的好处是反叛或者架空长官比较难，但影响行动效率。后者则控制力稍弱，但行动效率较高。吴佩孚采用的是后者。

吴佩孚是个注重理论的人，对自己的作为，总要找出点“理论”依据而后才能心安理得。直皖战后，他从第三师师长跃居直系的“代理家长”之位，就同幕僚们一道，开始研究成吉思汗的“怯薜”（蒙语音译，亲卫之意）军制，他认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无坚不摧，关键是因为他拥有一支称为“怯薜”的一万八千骑的亲卫部队，该部队既是全军的精锐，也是全军的中枢，既可以冲陷敌阵，又可以威慑内叛。吴佩孚认为如果他也有这样一支亲卫军，控制直系就不会成问题，所以，他以此为借口，倾其所有装备与供给，大规模武装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师，一方面严加训练，一方面大力补充，使该师成为拥有步、骑、炮、辎重、电讯、铁道（铁甲车）、航空等诸兵种合成的总数为一万八千人的立体巨人，在装备与兵力上，成为直系各师之冠。明明是借武力在“群臣”头上高悬不信任的达摩克勒斯之剑，却偏要以对成吉思汗的拙劣模仿出之，吴佩孚也可算是机关算尽。

其二，“形象”吸引。

1922年，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江元虎到洛阳见吴佩孚，打算为在上海办一所大学向吴募捐，向吴说了些他的所谓新理论。不想吴听后拉下脸来，当面说江元虎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弄得江下不来台。

◎这小吴，一点面子也不讲。

吴佩孚在洛阳，一日两餐，进食时间相当长，有客待客，无客则与幕僚同食，一个晚餐从下午四点开始，直到六、七点钟才能结束。吴称这种吃法为“会食”，不仅要吃，而且要谈，有时谈公事，有时听吴佩孚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聊天，他兴致一高，还会扯开喉咙引吭高歌、唱个没完。

◎该找个西方婆娘教教他，吃饭不许说话。

军阀都力图在自己的军队中制造对他个人的迷信和崇拜，但这种崇拜气氛却不多见。还有几个小军阀，在部队里推行自己的像章，但效果不佳。直系军阀内部，的的确确一度存在过对吴佩孚的迷信和崇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多年有意培养的形象吸引所致。在军阀之林中，吴佩孚也许是最注意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既喜欢与报界接触，又善于为自己制造神话，敢言，善言，更善于抓住话题，制造轰动。加上他确实具有的相当才干和接二连三的好机遇，使他获得了“常胜将军”和“爱国将军”的美名。甚至一度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鲜明的个性和别出心裁的为人，使得凡属他的部下都对他有某种莫名的敬畏。总而言之，吴佩孚这个人一度竟罩上了一层无所不能、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

吴佩孚1926年6月27日由保定启程，前往北京与张作霖会面。北京的奉系诸将到车站迎接，不料却空等一场。原来吴的幕僚张其锽在车上占了一卦：“28日入京大吉。”因此吴在长辛店停车度过一宵，挨到28日才到京。

◎添乱。

1913年9月吴佩孚去兰州，在一次谈话中他说：“作战时，要派一个参谋在早上6点钟看天气。如果云从左边来，敌人一定是从左边增加兵力，右边亦然。如果黑云从后边来，敌人一定抄袭我们的后方。”

◎派他去当气象员倒不错。

吴佩孚喜欢讲易经、春秋，但又很信佛，尝以佛自诩。一天，在闲谈中，忽然对部下说：“我头上有佛光。你若不信，就用手向我头上摸摸看，必然会感到有一种力量把你的手拒住。”

◎气功大师。

首先，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忠贞不贰”的形象，尽管对曹锟有诸多不满，他也有能力和实力取而代之，但他还是“终身事曹不贰”，这种所谓经过“时代考验”的愚忠，与其说是对曹个人的感恩戴德，倒不如说是为给部下树立一个致死效忠的表率。按他的说法“纲者，表率也”，君为臣纲，就是要为臣作出表率。他之所以甘为昏聩的曹氏之下，忍受以曹锐为首的保派、津派无赖的诸多闲气，也许就是要留下一个作表率的机会，扮演这样一个唱红脸的角色（京剧脸谱：红色意味着忠勇）。

一次，吴佩孚与若干军阀在保定曹锟处吃饭。席间，吴佩孚突然向原苏督李纯的参谋长何丰林发问：“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说：“也不太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佩孚立即追问：“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丰林说：“不知道。”

吴立即沉下脸来，瞪起两只牛眼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真事！”

何丰林很窘，连说：“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直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是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拙效《春秋》。

其次，吴佩孚在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军阀世界里，着意把自己装扮成清廉公正的样子。为了表明他不用私人，甚至亲下手谕“吴姓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㉔。为了标榜自己爱国清正，不惜喊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敛钱”的五大自律，尽管实质上是一种表面文章，但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很多人认为他不像其他军阀“非特西洋黄发碧眼儿似不能维持其政治生命”，所以“秉赋不同所见亦异，率能贯彻主张，为东方民族稍留骨气，其人格有足多者也”㉕。然而像陶菊隐先生评论的那样：吴佩孚“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㉖；而且，在北伐军进逼武汉之际，吴佩孚也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向英美要求援助，其卑躬屈膝与其他军阀并无二致㉗。的确，吴佩孚失败后也没进过租界，甚至在外国人竭力邀请下也没改变初衷，但这并非他真的“高风亮节”，而是因为一来他还想着卷土重来，所以一时不便公然撕破自己的脸皮，二来也有许多军阀为他提供了庇护所，他还没到那个非去不可的境地。吴佩孚也确实不为自己敛钱，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军队就是他的最大财产，他的赌注全都压在枪杆子上，有了钱全用于养兵、护军、练兵，因为他知道，军阀一旦没了军队，生命也随即失去意义。这一点，说明他在军阀之林中确有高人一筹的见识，并不意味着他与其他军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应该说，吴佩孚制造的这种“形象”或“气质”上的吸引，其效果是明显的，甚至连倒戈背叛他之后的胡景翼都认为：“吴不怕死，不要钱，其人格我等当推崇。”㉘

其三，纪律约束。

“九一八”后吴佩孚在北平做寓公。有一次，***来到了北平，北平驻军和各界设宴招待***，特邀吴佩孚出席。席间，吴佩孚讲：“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

◎如出一辙。

四川军阀刘湘为对付***的挖墙脚和渗透，在自己部队中组织了武德励进会。入会的军官都要填写一张誓词表。大意是：余誓以至诚拥护会长（刘湘），忠于团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严格保密，努力工作，如有违反，愿受……愿受以下空着，由填表人自己写甘愿受的罚责。有的填“愿受枪毙”，有的填“愿受杀头”，有的赌咒“愿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等等。

◎忠字舞。

吴佩孚多年的行伍经历告诉他，控制部队不仅要靠内在的道德力量，还要有外在的纪律约束。对军队无纪律行为的鼓励与纵容，虽然一时一地能起到刺激士气的作用，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却容易导致部队的涣散，以致完全失去掌握。如张勋二次革命时攻入南京，打了胜仗点起名来士兵却少了很多，原来士兵们抢劫够了就开小差回家去了。㉙吴佩孚当第三师师长时，接掌的是一支有着北京兵变烧杀劫掠臭名的部队，因此他特别注意挽回声誉，格外加强纪律。据说吴的第三师在湘南时，有一士兵入娼家抢一水烟筒而被枪决，其部队驻地尚有人办喜事。当时的外交家顾维钧也说，吴佩孚“不仅是一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㉚。可见其军队纪律在军阀中尚算是好的。

吴佩孚严肃军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士兵受“污染”，他不让士兵和军官到城市去，怕他们做赌博和其他坏事而忘掉自己的职责。他认为军人应该戒酒、戒色、戒烟、戒财、戒赌，否则就会损害战斗力。而诸戒的最有效和最便利的措施就是干脆把部队与花花世界隔开。当然，吴佩孚也许更担心的是军队受民主、自由空气的熏染，以至于对城市学生入伍都加以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佩孚军纪的作用是一层不透风不透雨的隔绝布，有这块大苫布的遮盖，不仅挡住了城里的奢靡风，更挡住了欧风美雨的侵袭，从而使军队保持农民式的淳朴和愚昧，以便于控制和欺骗，这正是从曾国藩到袁世凯所一直追求的。

其四，机谋权变。

曹瑛（曹锟弟）为某师师长，因他每天在妓院鬼混，很多妓院的杂役（俗称大茶壶），通过妓女和曹瑛的关系，都成为他手下的军官，二十六师营、连排长和参谋副官半数以上由这班人充任，当时天津人称二十六师为“茶壶队”。

◎当王八的可靠。

1926年，杨宇霆督苏，孙传芳率兵讨奉。江苏帮办陈调元亦有不稳之势。杨召开军事会议，见事不妙，借口去洗一个澡，结果陈调元等了一个小时不见杨出来，及去查看，杨早借“水遁”跑了。陈马上发电让前方车站截住杨，不想前方车站的译电员是个新手，译电从前至后一步步来（按惯例译重要急电均从后至前，因重要的事在后边），等到译出，已经让杨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大难不死，总要死。

吴佩孚对行诈术以收买人心是颇为醉心的，有一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点。有一次吴佩孚在布置任务，忽然觉得有点饿了，左右随从劝他吃饭，不料他却陡然变脸厉声喝道：“诸弟兄都没吃饭，我吴某怎么能一个人独食呢？”左右马屁拍到了腿上，讨了个没趣不做声了。可不一会儿，一个士兵拿来饼干和茶水，吴佩孚却坦然地一个人“独食”起来。㉛这种刘备摔孩子的把戏虽然干得挺拙劣，却也可以从中窥出他性格中的好行诈术之一斑。

吴佩孚从来不让他的部下敛财，因为他深谙“饥则附，饱则飏”的道理，如果部下个个腰缠万贯，他们就不会再为他卖命拼死，至于士兵更是如此，因为“兵不可富，富则思家；兵不可穷，穷则生怨”，务必使他们保持某种半饱半饥的状态，才能驱使如臂。

吴佩孚与部下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即使是他最亲信的谋士白坚武也常常摸不准他的脉搏，他时常在部下汇报军务的时候阔谈佛理或讲说《周易》，甚至算卦问卜，在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当中，突然作出决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细，另一方面增加他的神秘感。

1902年北洋新军先后成立了三个协。袁世凯为表示他“用人唯公”，经常用考试的办法提拔干部。王士珍和冯国璋都先后考上了协统，可段祺瑞却接连两次名落孙山，心中十分懊恼。及至第三次考试时，段已灰心之至，不料到了临考前一天，袁世凯派人悄悄把试题透给了他，又为他安排打通关节，使他稳稳考中，且稳获批准。后来段并不讳言这件事，每与二三密友谈及，认为“爱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冯二人也曾受过这种恩惠。

◎如没有考试，可叫老袁如何施恩？

奉系干将汤玉麟带兵三十余年从未杀过一官一兵，部下犯错误，最大的责罚就是驱逐，过日再来，照旧留用。

◎原来虎毒不食子（部下）。

1926年末，当他的大将靳云鹏两次意欲违背他的意图反奉联冯时，都被他先用假象迷惑之，当靳放松警惕，吴就突如其来地解除其兵权，使靳没有机会举兵反叛。吴佩孚还惯用让部下互相牵制，相互制约的手法，如让王维城去牵制王承斌，防止其坐大，在曹锟身边让津、保两派互斗，以便他从中渔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让王承斌以督战为名监视冯玉祥，又让胡景翼蹑其后以防备之。在冯玉祥没有倒戈之前，吴佩孚明明知道冯有才干，但却担心控制不了，常常故意在冯面前装神弄鬼，令冯哭笑不得，最终令冯下决心离开。也可以说，吴的喜爱权术，最终害了他。

套用一句吴佩孚的名言，我们可凝缩出吴佩孚传统型维系意识的全貌，这就是：以传统道德为体，传统权术为用。

1931年韩复榘去某县视察，早晨上班时，科长某首先到场，县长某迟到了。韩马上下条子调升科长某做县长，县长某降为科长。其实某科长实因此夜彻夜打麻将，由赌场径去县府，故而来得早。因而留下“一场赌博赢得一个县长”的笑谈。

◎总有命好的。

1917年冬，鄂西军阀石星川部与湖北督军及援鄂的吴光新等部战于宜昌，石军溃散。在石部任闲职的夏斗寅在潜逃中捡到一箱子钞票，然后就举起团旗收拢散兵，开箱拿出钞票，凡有枪者各发五元，无枪者发一元，溃兵见有钱可发，纷纷报名登册，共集结二千余人。其中不少是湖北麻城人（夏之老乡），还有几个排长是夏的本家，从此夏就掌握了这支部队，成为一个小军阀。

◎天上也有掉馒头的时候。

注释：

①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淡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201。

②《吴佩孚先生集》，第185页。

③⑥㉑《吴佩孚先生集》，第174页。

④《吴佩孚先生集》，第191页。

⑤无聊子：《吴佩孚》上编，第42页。

⑦⑧⑨⑩⑬⑭⑯《吴佩孚先生集》，第170页。

⑪⑫《吴佩孚先生集》，第100页。

⑮《吴佩孚先生集·传记》，第317页。

⑰《吴佩孚先生集》，第171页。

⑱㉒㉓《吴佩孚先生集》，第189页。

⑲中国国史编辑社：《吴佩孚正传》，第31页。

⑳㉔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第64，58、92页。

㉕武德报社编《吴佩孚》，第89页。

㉖㉗陈玉玑译《吴佩孚与英美》，《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87～88页。

㉘1924年11月14日《长沙大公报》。

㉙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3页。

㉚《顾维钧回忆录》（一），第269页。

㉛得一斋主人：《吴佩孚战史》，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