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不可以没有大大小小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不可以没有“是是非非”和“飞短流长”。设想一下，若是没有这些东西，文坛该是何等的寂寞、无聊和无趣啊。我对此是有些体会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困扰其中。

我的好几部小说，总是始料不及地惹出一些“麻烦”，被人没完没了地对号入座。有些事情甚至匪夷所思地以此划线，令人很长时间里都消散不去一会儿疼、一会儿痒的不良感应……这许多年来，层出不穷的“事件”或“风波”就像恶犬一样在追赶我、撕咬我，有时只是撕烂了我的衣服，有时却咬破了皮肉，乃至伤及心情。人生有限，如此内耗有什么意义？我决心调整自己。

在创作上，小说写得少了，主攻随笔类的文章，企望修炼自己。改变跟社会的接触点、转移注意力，看能不能让自己的文字还有另一种面貌和神态。在做人和做事上，采取逐渐淡出文坛的姿态，退回到观众席。俗谚云：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基本坚持“三不”方针：不参加活动，不听信传言，不评断人事。碰上实在拒绝不了的活动，严格要求自己只当“道具”……“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

人活着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在“三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个项目：每天游泳。你有多大劲到水池里比划，游一千米不过瘾就游两千、三千，多咱折腾累了多咱上岸……果然，这两年耳根子清净多了，伏案工作也宁静多了。

不料，到2002年10月末，许多中文网站同时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消息，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事件”。类似的标题比比皆是：

《蒋子龙说，中国文学进入大师时代！》

《请问蒋子龙，文坛大师在哪里？》

《质询蒋子龙乱封大师的资格……》

媒体时代传闻的繁殖率惊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哄得就跟真有那回事一样了，我能见到的还有几家大报也报道了这件事……于是，“大师时代”这个词汇在近两年里算是跟我摽上了，无论我到哪里，记者采访时劈头盖脸的第一问往往是：“你说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大师时代，根据是什么？”

“你说的大师都是指谁？他们也承认自己是大师吗？”

…………

直到2004年，春天去安徽，夏天去青海，冬天去云南，当地记者还在向我提相同的问题。现代传媒的盲从和武断不能不令人震惊。他们听到别人说我讲了什么话，只要这些话能够做点文章，那就认定是你说的了，然后再尽力从你这里再继续挤对出一些新鲜作料。从没有一个记者对我提出“大师论”这件事情本身生出疑问，也没有人愿意耐心地问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人们面对传言如火燎油，却毫不在意事情的真相。起初我也曾试着想说明原委，很快就发现没有人对我是否真的说过什么感兴趣，他们只对眼前哄起来的事件本身有兴趣，甚至觉得我想解释点什么的念头都是多余的，只会越描越黑。

看来，我是该主动反省一下，向文坛、向读者作个系统的回答，对“大师”们和自己也好有个交代。但是，想要弄清这个“大师事件”到底是怎么闹腾起来的，请允许我耐着性子从头说。

2002年的秋天，我们一行五人应邀赴渥太华参加国际作家节。于当地时间9月20日深夜到达渥太华，加拿大国际作家节主席尼尔·维尔逊先生到机场迎接，刚一见面他就有些沉不住气地告诉我：“有一批人知道了你们今天要来的消息，想到机场来游行示威，以表抗议。”这有点“下马威”的意思，我颇感意外，心里不快语气便有些不快：“中国作家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都有交往，无论到哪里去还从未听说过受到这般严重的关注，我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赶紧解释说：“加拿大是自由的国家，有人想要游行谁也没有办法，幸好警察局最后还是劝阻住了。”尼尔先生的口气中不无忧虑。

“那我们的自由呢？我们是你们请来的客人，有你们政府签发的所有合法入境手续，也应该有来参加作家节、以文会友并不受骚扰的权利和自由，那些想游行的人要向我们示一种什么样的威、想抗议我们什么呢？”我尽可能用和缓的口气问他。

主席先生以西方人习惯的表情撇撇嘴，耸耸肩，摊开两手做无奈状，算作回答。

第二天下午，我在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做专题讲演，题目是《关于文明的对话》（此讲稿发表在同年的香港《大公报》第611期上）。按大会规定，我发言后要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回答听众提问。可我的讲演还没有结束，在大厅两条通道中间竖起的麦克风前就排起了队，那是等着向我发问的。在有80多个国家的作家参加的作家节上能有这么多人关心中国文学，着实令我兴奋，甚至感动。可惜这兴奋和感动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后来当第一个发问的印度女作家讲出她的问题之后，我就知道她并不是冲着中国文学来的。她一张口就跑题了：“蒋先生作为中国知名作家，怎样看待练习气功？你们为什么要迫害练功者？”

我回答说：“尽管这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而且我对气功也所知甚少，却还是愿意作简短的解释。前不久我还在中国的电视新闻里看到过气功表演，赤脚踩刀刃、走玻璃碴，用木棒和砖头击打头顶等等，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部门禁止甚或迫害练武习功者。因为中国有许多人喜欢武术，少林寺的功夫可以说名传天下，还收了一些洋弟子，另外还有武当剑、太极拳等，中国功夫源远流长，派别繁多。借用中国功夫拍成的武打电影行销全世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票房奇迹，连傲慢的好莱坞也不得不承认曾沾过中国功夫的光。修炼中国功夫，高手有高手的练法，老百姓为了强身健体另有老百姓的一套练法。每天早晨，在公园内，在大道边，都有许多人在演练各式各样的功夫，这已经构成了中国人生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凡此种种，都说明你的问题是不成立的。”

此时又有一男一女站到了话筒前，自报家门是加拿大人，但外表像华人，直截了当地用汉语发问：“蒋先生，请您不要转移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您很清楚她问的不是关于练武功的事，您怎么把话扯到武术上去了？您是作家，应该能够回答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什么，请问所有的气功练习都算不算是一种传统文化？”

男的火气很冲，这是要激我的火。在这样的场合我只讲理不吵架，何况他把问题拉到文化上，这正是作家的强项。不管我脸上的肌肉听不听使唤、自然不自然，我也强迫自己咧嘴一笑：“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广泛，比如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儒家的孔子、孟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还有阴阳、法、名、纵横、杂、农等家，实际是189家，计4300多篇。到清代乾隆年间，耗时十年，编纂《四库全书》，收书3500余种。这还只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不包含传统的物质文化，比如货币，那真是中国人对世界又一个大贡献，从战国时期到清代末，每有考古发掘总能挖出许多古钱币……”我若是就这个话题发挥下去，会越讲越轻松，可那位在话筒前站了好半天的年轻女子很不礼貌地高声插嘴道：“不对，蒋先生您知道我们所指的是什么，不要扯到别处去……”

国际作家节主席尼尔·维尔逊很会把握会场形势，急忙打断了那位女子的话：“对不起，这里是作家节，是讨论文学的会场，不是辩论气功或其他问题的地方，我们也不提供这样的时间。今天对话的时间已经延长了很多，感谢蒋先生精彩的讲演，我对他的讲演非常感兴趣。谢谢，散会。”会后维尔逊还向我解释说，另外还有一些人想在作家节期间，组织人在国家图书馆外面示威游行，被他拒绝了。但作家的讲座是公开售票的，人家买票进来听讲是不能被拒绝的。我说这就怪了，他们为什么要跟作家过不去？抗议文学干什么？但实事求是地说，这对我无所谓，我向来不是神经过敏的人，精神也没有那么脆弱，顶多就感到像有个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恶心人！

我们从报告大厅出来又赶赴另一个聚会，等回到宾馆自己的房间，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我觉得很累，便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到门外把手上，然后开始洗澡。澡刚洗了一半，就听到电话铃响，由于洗手间里没有电话，我也就没有出去接。等洗完了澡，却又没有睡意了，这是时差反应，此时在中国是上午，通常正是我精神头最好的工作时间。想想明天还有一场重头戏，国际作家节将把明天的开会时间全部交给中国作家，先由我和另外三位中国作家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然后跟世界各国的作家进行对话式的交流。鉴于今天会场上发生的事情，我需再准备一下明天的发言，于是坐到写字台前，想把要讲的内容拉一个提纲出来。这时电话又响了，我拿起听筒，耳机里传来中国话，他自称下午听了我的报告，现在就在我的楼下，想到我房间里来坐一会儿。

我以时间太晚了予以拒绝。他又邀请我到他家去坐一坐，吃点夜宵。这我就更不能接受了，告诉他我还要工作。他却反而大惊小怪地问：“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工作？”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您不是照样还来打搅我吗？何况作家的工作本来也没有什么时间规定，您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要放电话了。”他赶忙说：“别，别，咱们能不能在电话里聊几句？”我要求他简短一点。他说：“从大陆来的人都对我们有许多误解，我们实际是为了拯救人类……”

我说：“好啊，人类太需要拯救了，现代世界还有那么多丑恶、败类，比如污染、战争、恐怖、暴力、饥饿等等。如果你们能够阻止‘9·11事件’的发生，那该有多好。你们为什么不用行动去证实，赶快拯救那些你们认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让全世界的人看看。为什么要在这儿说空话，打扰我的工作和休息呢？”他说：“您是受了蒙蔽，不了解真实情况。”

我说：“我已经活了六十多岁，常年生活在国内，如果您认为我反而不如你生活在国外的人更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而且只有你们说的才是真实的，那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他又要求：“我能不能把材料送到您房间去，等您有空的时候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立场……”

这样死缠烂打，真让我有点不耐烦了，便断然拒绝：“不行！你们在会场上抢占来自世界各地近百名作家讨论文学的时间，现在已是深夜，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强加于人，置起码礼仪于不顾。我本来对你们这一套并无具体的感性认识，只是通过媒体知道了一些情况，不想这次加拿大之行倒长了见识。现在不管您是什么人，对不起，我要说再见了。”

我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但一时再也无法集中精神考虑明天的发言。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我心里的火气腾一下烧起来了，这太过分啦。我气呼呼地打开房门，竟是宾馆服务员，怀里抱着一个黄色的材料袋子，想必是收了什么人的小费，来给我送宣传材料。我没有接他递过来的材料袋子，而是指指门把手上“请勿打扰”的牌子……他弯腰鞠躬道歉，转身离去。

第二天我才知道，与我同行的几位作家也受到了大致相同的骚扰。然而这只是开始，此后在加拿大的十几天里，经常会被散发各种莫名其妙的材料的人纠缠上。当你走出饭店、走下汽车，或者刚进一个风景区，他们会突然冒出来把宣传材料塞到你面前……当地人告诉我，这些人是拿了别人的钱，像打工一样替人家散发宣传品。这种情况锻炼了我们的神经，让习惯于一出国就端起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中国人，如今出国后却享受到了只有西方国家领导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被围攻、堵截、质问，就差扔臭鸡蛋和砍西红柿了。

在尼尔先生标榜的这个自由的国家里，我感到很不自在，甚至明显地感受到一股来自我所不了解的从未打过交道的一些人的敌意。在这种状态下，肚子经常是鼓鼓的，该死的时差反应又没有消失，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晚上，在宾馆我的房间里接受了《世界日报》的记者采访。记得那是个台湾人，他的文章是怎么写的我没有见到，不知“大师论”是不是这次采访的产品？后来的几天到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城市时我又接受了其他一些中文报刊的采访，如《环球华报》、《中华导报》等。他们的采访文章发表后有的给我寄来了样报，有的则没有寄报给我，凡是给我寄报来的都没有“中国大陆文坛进入了大师时代”的字样。我极力回想，可能还是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谈文学创作谈得最多，涉及的作家也最多，或许再加上交流时不可避免的障碍，是在记者整理加工的过程中，还是在其他记者相互传抄的过程中，就将我的许多话概括为“中国文学进入了大师时代”了。

因此，我现在就尽量仔细地回忆，当时自己是怎么谈的。

无风不起浪，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自己的情绪比较激烈。这固然跟遭遇几次围攻有关，但我性格里也有一种农民式的狭隘。农民管这叫“护犊子”——自己家里的事自己怎么说都行，别人横插一杠子指指戳戳便不能忍受。在国内我似乎也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一族，一走出国门，就无法容忍别人当着我的面对我熟知的一些事情肤浅地说三道四，甚至恶意地冷嘲热骂。我必定会利用自己说话的机会还以颜色。尤其厌恶华人当着外国人的面骂华人。为此我还着实地得罪了一些海外华人朋友。其实，文学也好，文坛也好，根本用不着我来给“拔创”。一个连自己都“护”不了的人又焉能“护”得了别人？当时我就该心平气静、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或讲出自己的观点，那就不会闹出个“大师事件”来了。

采访是这样开始的：“听了您的讲演，知道您对中国当代文学是很乐观的，可事实上为什么又出不了文学大师呢？您能详细地谈谈自己的看法吗？”我就觉得心里“腾”一家伙，有团东西堵上来了，什么“三不”方针呀，什么“巧者言、拙者默”呀，全丢到脑后，开始旁征博引、夸夸其谈，而无节制了：

你说中国没有文学大师？巴金是不是大师？季羡林算不算大师？即便是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莫言、刘恒、阿来等等，也具备了大家的气象和规模。他们以现实的魄力和勇气，精悍深切地表现了现实的品格，并呈现出一种开阔凝重的真实感。谁能否认他们是大作家？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精神风格。文学就应该能给人类提供出类拔萃的精神和情感，任何时代能够流传下去的，也只能是精神和情感。在今天这个物欲极度膨胀的商品时代，人们最缺乏的恰恰还是精神和情感。因此，文学的命运不是将被取代，而是变得更加为人们所必需，无论有没有大师，或承认不承认大师的存在……

你如果对他们不是很熟悉，就看看跟我同来的这几位作家。周大新，实诚而深厚，文字中跳荡着道家的智慧和幽默，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曾获得过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徐小斌，则找到了一种先锋和传统的契合点，四面出击，锐不可当，她创作的电影也获得过莫斯科电影节的一等奖。迟子建，自小生活在中国最北部的北极村，文字中便天生带有一种大自然的灵性，精灵精怪，极具魅力。许多年来，小品和二人转把东北渲染成了一块轻松滑稽的土地，倒是秀婉的迟子建，或清冽或浓重地呈现了东北的深厚、雄阔，以及苍劲的历史感。联想到上个世纪的黑龙江才女萧红，我真想写一篇文章叫《女人的东北》。因此，迟子建就理所当然地摘取了澳大利亚的“悬念句子文学奖”，和包括鲁迅奖在内多种重要文学奖项。她的80万字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和周大新三卷本的长篇巨制《第二十幕》，都具备了一种大作家的品质……

现在的社会真是怪了，算卦的有大师，看风水的有大师，做饭的有大师，画画的有大师，写字的有大师，说相声演小品的有大师，惟独搞文学的，谁都敢贬，作家们自己也没有人敢自称是大作家。这是为什么？素来作家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张扬、很狂傲的吗？特别是当他们相轻、相骂或自吹的时候。为什么对“大师”的头衔这么讳莫如深呢？莫非“大师”真的成了当代作家的诅咒，抑或是当代文学仍保留着起码的自尊自重？

为什么文学圈子外的人对文坛上的大师视而不见，文坛内的人谈起大师也底气不足呢？因为许多年来文学就怀有两大情结：一是呼唤全景式的、史诗般的巨著；二是呼唤人品完美、文品超群的大师级的作家。呼唤声此起彼伏，渐渐地声调就由高变低，或干脆是对这种呼唤本身失去了兴趣。因为文学已经进入了非经典时代，或曰后经典时代。包括世界文坛，也大体如此。因此，如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谁都不足为怪了。举世公认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已经找不到了，作家的成就和文学的规格不再对奖项构成震慑和威压，奖项在某种程度上说，无非是撞大运和一笔意外收入而已。“矬子里面拔将军”或“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有了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常会惹得议论纷纷。但，文学一直热衷于搂抱经典，经典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观念逐渐演变，为人所惊讶的事实是一点点发生的。先说文学的经典概念：“文学就是人学”——人的概念已经悄悄地变了，“机器人”也叫人，但并不是人。克隆人是人，却让我们觉得比任何妖怪都更可怕，以至于许多国家都纷纷制定法律，禁止克隆人。但，意大利据传还是搞出了克隆人。电脑不是脑，却能代替人脑干许多事，现代世界上离开一些人的脑子没有问题，一旦离开电脑就可能乱套……人的概念的宽泛，带来了文学概念的无限延伸。比如，经典文学著作中都有经典人物形象。经典作家们像门捷列夫制定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样，发现并创造了人物典型和人物性格的丰富画廊（谢·扎雷金语）——所有读过经典著作的人都能记住并说出几个或几十个经典的文学人物，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存在的人类多种性格。作家都不愿意写重复的东西，读者也不愿意读重复的东西，而当代文学中塑造人物常常险途重重。即使有谁勉为其难地还在人物上下工夫，也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经典人物出自经典生活，漫长平稳的经典式生活已经为喧哗浮躁的快节奏生活所替代。再比如，经典文学著作中也都有一个经典故事。现代文学写不出好故事，便聪明地逃避故事……一句话，现代文学就是要逃避经典！

接受了这个现实，文学就学会了和时代相处。这主要体现在：重目标、轻意义，重销路、轻经典，心悦诚服地向市场低头，视畅销比经典更重要。或者认为，目标就是意义，畅销就是当代经典。困惑是真实的，无法躲避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无论是热也好，冷也好，捧也好，贬也好，文学是不死的，一茬接一茬，不停地更新换代。纵使一些人甚或一些阶层不喜欢，或很喜欢，都不能阻止其存在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坛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断涌现新潮流，个性强烈，色彩纷呈，形成了不同特点的作家群落，具备了和历史、和现实、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对话的自信和智慧……像巴金、季羡林等老先生，正在成为文坛奇迹般的人物。在一个非经典时代，大师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一种活的经典。中国文坛不仅有年愈百岁的老作家，还有几岁、十几岁的娃娃作家，堪称“四世同堂”、“五世同堂”，队伍壮大，气象可观。这表明中国文坛大体维系着一种自然的生态平衡，年轻的作家都是自生自长出来的，各有自己的生长环境、生长优势和生长姿态，他们有资格也有条件保持着自己的原生态势，也让当代文学园地花团锦簇，丰饶妖冶。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文学是值得期待的，大师级的人物也是可以期待的。

——我现在能想起来的，酿成了“大师事件”的谈话，大致就是这些。

那么，我有哪些反省呢？

细想媒体在提出这些问题时的语气，“大师事件”本身确有可以玩味的东西。至少可以看出当今媒体，或曰社会舆论，对文学甚为不屑。谁若说现在文坛出了哪位大师，那就是发烧说胡话，或者是故作惊人之语炒作新闻。那么就算我胡吹、乱侃、蒙人，言之凿凿地在海外宣布了“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大师时代”，又算个什么事？这年头把牛皮吹破的、把人往死里蒙的不有的是吗？为什么其他行当吹牛就吹不出毛病，而文坛有点动静就叫人受不了呢？

这就是我反省出的当今文坛的一大怪现象：文坛可骂不可捧。无论在什么场合你千万别对文坛说好话，一说好话准惹事。相反，你对文坛骂得越狠，骂得越邪乎、越尖刻、越出新，就越令人解气，越能骂出个普天下传扬的轰动效应。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立即做了个实验：2004年春天在安徽省图书馆讲课时批评现在某些作家太在惜自己的“家”了，像驮着个乌龟壳一样压得缩头弓背。作家在精神上应该是无家的，永远处在跋涉之中，总在探求和行走。冬天我在云南又大讲当今长篇小说聪明之作多，根据一个不错的“点子”写成一部书的多，大气之作少……这些话至少被四五种报纸发表出来，自然便引起一些人摇头，一些人叫好。

这些话比我在加拿大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得更有意思吗？我看不见得，至少我在加拿大答问时更有激情，表情生动，面目真切。可是，人在真切的时候就容易受嘲讽，人在嘲讽别人的时候却容易受到称赞。再举个例子，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在美国成立了“中国作家之家”，义务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访美的中国作家。前几年他连续两次大张旗鼓地以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名义推举王蒙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好心办好事，我也认为王蒙当之无愧。可是美国有个别人借此攻击冰凌和支持他的一些朋友，令人不解的国内的某些媒体也不知好歹，不分香臭，跟着海外的闹腾一块起哄，甚至借机出风头，趁风而扬土。比如文化艺术出版社有一家刊物，就以海外有人骂冰凌为由，撤下了专门向我约写的关于冰凌的稿子。

这件事还牵涉了两个完全无辜的人：沈世光先生和他的太太凌文璧女士。冰凌在美国主持的“中国作家之家”实际是他们的一栋三层楼的别墅，当时由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丘胜云，共同为“作家之家”挂牌、剪彩。凡有国内作家去了就免费提供舒适的食宿，并抽出一人放下买卖，专程开车拉着作家们到处参观。受冰凌的牵累，这一对夫妇也被泼了不少脏水，攻击他们是“沽名钓誉”。他们一不写作，二不想加入作协，端的是无求于作家协会，有何名可沽、何誉可钓？他们倒霉就倒在许多年前结识了冰凌。无论什么人跟作家打交道一打长了，特别是成为朋友后，早晚是要吃亏的。果不其然，沈世光夫妇就生生被冰凌鼓动得又出房子又出钱，到最后却落下一身毛病。问题是他们为赴美的中国作家做过那么多事，现在受牵累挨了骂。你文坛上可以拿着说三道四当家常便饭，可人家是生意人，非常重视名声和信誉，他们在美创业几十年还从未受过这样的羞辱，精神上很是有些压力。我们这边从无一位头头脑脑给人家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个字表示一句问候。这事搁到谁身上能不寒心？文坛就是这副德行，众人说好话的时候跟着沾光，有人骂街了便装哑巴站得远远地瞧热闹。

——这就是文坛。平时是是非非很多，真碰上事情就不分是非了。没有人情味，你为它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那都是你愿意的，但你别指望它会知恩图报。它能对你不以怨报德、落井下石就不错了。倘若你为它做了九件好事，第十件事情没有办成，它也会记恨你一辈子。但，不要误会，文坛是文坛，文学是文学，文坛不管是什么德行，都不影响文学的繁荣，甚至有助于文学的发展。这就像农家肥发酵得越臭，越能给庄稼提供养分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坛越是没有希望，文学或许越有希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时代会在文坛极度弱化的时候出现也未可知。我手边的资料不足，不知中外文学史上是否有这样的例子：文坛越臭，文学越香，果实也越丰硕？

因此，可以完全不必把文坛当回事。文坛既有敏感脆弱的一面，又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一面，有点狗屁大的事就闹成个“事件”，你不搭理它、淡着它，它也就知趣罢休。这就是文坛经常遭人诟病的原因。谁都可以骂，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骂比不骂强，强也强不了多少。何况现实生活的波涛翻滚着正欲淹没文坛，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被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所取代。世界充满事件，突如其来，层出不穷，霸占了人们的想象力。现实比任何小说都更令人不可思议，更使人有陌生感，自以为结构紧密实际松散而底气不足的文坛又能给文学提供什么？能为当代文学提供精神资源吗？而恰恰是文坛反倒容易误导人们，把精神资源的匮乏或根本没有精神资源当成是文学不需要这种资源，由是造成创作的思想苍白，虚构力贫弱。

没有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会重视文坛的，作家都是在不写作的时候才想起文坛的。文坛是要往一块凑合的领域，而文学最根本的则是寻找差异。差异是最可宝贵的，有差异才有成功的可能。作家发现了与他人不一样的东西，就发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异常活跃的文学景观，总能证实追寻差异的必要，也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作家的差异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发现上，它折射出作家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和理性思考的深邃程度，以及表达人性要求与灵魂渴望的完美程度。有精神的作家才能信赖自我，不为外物所累，并有责任、有勇气面对一切。作家们若老是扎大堆，天天抱成一团你吹我捧还硬说“文学进入了大师时代”，那就不仅仅是胡吹，而是发烧说昏话了。为此受到什么样的嘲讽都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