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目是从一位老作家在1979年写的一篇评论我小说创作的文章中抄来的，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这个观点：文学是镜子，政治是鞭子。
谈起1979年，仿佛已经非常遥远了，恍若隔世。所以，历史多是下一代写，下一代可以重写历史。而当代人说昨天，是翻晒自己的伤口，丝丝缕缕还带着血筋儿，动哪儿都疼。不疼就是假的，疼才是真实的，是好事，在人类的全部感觉中惟疼痛最深刻。
要谈我的1979，又不能不从1975说起。1975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首先证实了民间盛传毛主席说***是“钢铁公司”、“人才难得”的话，因***历史性地又开始全面负责中央工作，并很快就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这个会跟我们行业关系重大，我在工厂的大礼堂听了详细传达。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国家的生产形势不妙，以前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把“革命”放在前面，现在则是强调“全面整顿”，首先就是整顿工业，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散懒”，显然是要把抓经济生产排到最前面了。
到秋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其实就是落实全国钢铁座谈会对机械行业的要求。我们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我所在的车间里有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大会上将公布一批被一误再误的国家重点大锻件产品的清单，要由我的车间承担一部分。所以，我跟着工厂的领导一同参加了这个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能不相信活着就是变化。时间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在需要的当口会突然迸发，生气勃勃，摧枯拉朽，让世间万物都要通过变化而存在。
由此，也把我牵进了文学的旋涡。
怪吧？后来经常有人问我，创作为什么会选择工业题材？哪是我选择工业题材，而是工业题材选择了我，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当别人的命运介入了你的生活，并决定着你的命运时，是很无奈的。当时我在会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将要承担的生产任务，有天下午工作人员把我从会场上叫出来，《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来找我，说***批示《人民文学》要复刊，约我写篇小说。
我听了有点发蒙，《人民文学》是“中国第一刊”，我从没有敢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当时没有问许以何以会来找我，又是怎么找到我的？可能是不敢问，编辑约稿一般都是撒大网，有鱼没鱼的先捞一网看看，光是在天津就不知约了多少人，我又何必问得太多泄了自己的劲？蒙着点气，可鼓着点劲，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宾馆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有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必先写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写发言稿为名，没黑带白地干起来了，夜里干个通宿都没人管，白天到礼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还可以继续写，困了在哪儿都能打个盹儿。
就这样鼓捣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1976年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这下可给我惹了大麻烦，先是体验了“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当时国内的刊物不是很多，凡能见到的都参加进来对《一天》口诛笔伐，甚至连离我那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新华社1976年6月25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被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
文学得了政治传染病，政治患上了虐待狂。现实的政治又不能容忍文学的政治，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社会资源和占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以一种偏执的政治激情取替了全社会全民的其他情感。就像叔本华说的，每个人内心里藏着的那头野兽，终于等到机会可以跑出来咆哮发怒，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仿佛社会就只能在憎恨、愤怒和恐惧的对立势力中保持活力和维持存在。最令我想不到的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声言“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彻底查清蒋子龙的背景以及跟***的关系，不把他彻底揪出来我们不走！”
那个时候天津主管文艺的部门叫“创评室”，如临大敌，年轻人赶紧找出当年的红袖章，也戴在胳膊上，以示对等。奇怪的是那三个反潮流的勇士只在市里闹腾，明知我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却不到厂里来揪我。有人猜测，他们听说工厂在保我，一万多人的大厂没有把握就闯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我在《文艺战线动态》第31期上见到了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写的“交代材料”，相信这才是“真本”：1976年3月18日，于会泳在西苑旅社召开创作会，“于说，蒋子龙的错误主要责任在***，作品受邓的流毒影响，小说中有些话都是邓的。胡说什么在天津开工业学大庆会，刮风就是这个会……小说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来写，影射美化***，把主人公霍大道写成平头，个儿不高，老战友姓刘，老婆叫庄林，还有小万的名字也影射。霍大道就是豁出去不怕被打倒……”
我真佩服那个年代的政治想象力，而且让你有口难辩，越描越黑。我为什么让一号人物姓霍记不清了，八成是姓这个姓的人少一些，显得新鲜。大道是我当兵时副大队长的名字，他自小给地主放牛，有小名无大号，丢了牛为避祸就拦住部队当了兵。当了兵就得有个名字，接收他的营长当场说：你在大道上参军，就叫王大道吧。如果非要找一个霍大道的模特出来，应该是我们厂的第一任厂长冯文斌，偏巧他也是“平头，个儿不高”，我给他当过秘书，冯头讲话极富鼓动性，每逢他作报告，大礼堂里比看电影人还多。我有个非常尊敬的老大姐叫庄欣，就改个字搬来做了他的妻子。至于为什么要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非常好理解，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用“小将”、“年轻的造反派”做主角，我只是想出点新。还有什么老刘就是影射***，小万就是万里等等，简直匪夷所思，现在说起来像闹着玩儿，那个时候却可以借此就能毁掉一个人。
1979年10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那是一个文学的庆典，象征着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真正地更新和换代。***在开幕式上致祝词，强调不应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更不能对创作横加干涉……我在台下反复端详着他的容貌，也反复掂量着他的话，心里说，若不是受阁下牵累，今天说不定还坐不到这儿。“鞭子”的争论似已有了结论，所谓创作自由，其实就是想象和虚构的自由，允许我让自己的人物留个小平头。有空间才有想象，现实提供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真正的自由是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的心态才是美梦般的圆满。自由就是灵魂的呼吸，当灵魂无法呼吸时，环境一定出了问题。
回过头再说1976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代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创作《一天》的检查，在发表这个检查的同时再配发一篇我的小说，以示编辑部还想保我。这体现了文人的幼稚和无奈，新华社的《运动清样》里说他们“敌我不分”，他们自身尚且难保，还能保了我？我也一样，当时妻子刚生下小女儿，市里派来让我在检查上签字的两个人，一个堵在医院门口等我，一个到产房恐吓我妻子。她原本奶水充足，精神一紧张奶水竟突然消失，以后再怎么想办法也催不下来了，真苦了我的女儿。尽管如此，我仍然给她取名叫“一巍”——《机电局长的一天》巍然不动。其实我怎么可能岿然不动？紧接着便是七千多人的现场批斗大会，还登上了梅兰芳、马连良多次演出过的中国大戏院的舞台，有些我所崇拜的名家居然寻根找据地批判我的作品，不知是灾难还是荣幸？我渐渐知道了什么是文坛，什么叫作家。
有一次我从车间的二十四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想到“文革”结束后《一天》没问题了，当初配合检查发的那篇小说又成了大毒草。我好像是在一个错误的怪圈里写作，开始和结束是同一个点，只要动笔就是错的。但，生活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性刺激了我的精神，加深了对生活的理解：“没有学问的经验，胜过没有经验的学问。”心会随境而变，却务必要由心做主。
1979年夏，《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一天》事件派人到天津向我道歉并约稿，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我不记恨编辑部，就再给写稿，稿子一发，《一天》的事情就算了结啦。于是，《乔厂长上任记》又出笼了。这下更不得了，《一天》事件的压力是来自上面，全国批天津。这回是“窝里反”，天津的机关报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地压过来。一位曾被打成过右派的老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我的长文之后，又带着介绍信亲自到工厂查我的老底，看我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造反派或打砸抢分子，倘若能抓住点什么把柄，那就省事多了，可动用组织手段解决我。工厂的领导对他的大名并不熟悉，只是公事公办地接待了他，说我除去出身不好还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文革”前是厂长秘书，后来又调到四清工作队，因此“文革”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打成保皇派，下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有人说经历就是财富，是经历让人有差别，让作家有差别。我经历了那样一番从领导层到文学圈子，从组织手段到文学手段，特别是同行们知道往哪儿下手可以置我于死地，有文学上的公开批判，有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有组织上的内查外调，“他们相信只要甩出足够多的污泥，总会有几块沾上！”如果我身上真有黵儿，那就真完了。这就叫“经受战火的洗礼”，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文学再不是东西也得跟它摽上了，即便我不摽它，它也得摽上我。
写作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神的动力。既成了写作的人，不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不是有人说，一个作家的价值可以用其挨批的程度以及树敌的数目来衡量吗？创作是一种欲望，要满足创作欲自然得付出代价。偏偏文学这种东西又只会热，不会冷，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个讨厌的求婚者，自以为已经肝脑涂地，却常被怀疑不忠；本来想借写作实现自己，写作反而使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个人的灵魂走进小说的人物中去，笔下的人物渗透进自己的灵魂中来，个人生活和小说混为一团，分不开哪是自己写的小说，哪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你分得开别人也不想分开，硬要把你的小说套在你这个人的身上。
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在文学中享受自己？生活的本质，就是不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
那么，我所在的城市对我闹腾到这般地步，为什么还能让我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呢？本来不可能，就在开会前一周***专为《乔厂长上任记》做了批示，市委宣传部的人向我传达并给了我一份批示的电话记录稿。后来在公开发表的《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意思：“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后记》我认为写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了他的信。我说，小说里有那么几段话说得不大恰当，修改一下也不难。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
热闹吧？就为一篇小说竟惊动了这么多人。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小说事件，它触发了时代的潜在的历史情结，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并非是作者对生活和艺术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
其实，经常在严重的打击下，反而会带来清醒认识和深刻反省，何况磨砺也总是最具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经历，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但，写得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它成了保持做人的尊严的手段。
人是什么？无非是一种格。有格，就有内在的定力。神定则气闲，文章得失便无足轻重，进而有可行之道，退而有内守之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