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的饕餮是因父亲从小就鼓励我吃，就算没有“薛仁贵立功名”这一思想，还有一条“穿在身上不算你的，吃进肚里才是你的”的道理管着。但有的人禀赋薄，天生吃不下去，再鼓励也没有用。我能吃，和胃口胃消化力这些胃功能大有干系。不但北京湘蜀饭店那些小姐们新奇，就是在部队与那些农村来的棒小伙比赛，我也是个“七把叉”（外国一位豪吃客），吃得他们目瞪口呆。为吃的事，母亲没有“嚷过”我，但她不止一次笑说，“解放是个吃僧”，是个“吃谷堆嘴”，虽说是批评我能吃不能干，但似乎对父亲“尽量吃”的指示有所保留。

只有一次，她是很温善地与其说是批评——更像是告诫我“吃”的问题。我们住在羊角山下时，有一天上午，我到街上玩，听见鼓乐齐鸣，鞭炮响得开锅稀粥一样，信步走过去，原来是斜对门一家街坊“搬亲”（办婚礼）。我站在旁边正发呆，报门的高声喊：“马局长公子到！——”他们当然是认得我的——一群人上来，赔着笑脸，簇拥着我“请进，请进来坐——”我还不足六岁，这种场合浑不知如何应付，犹豫着，左顾右盼不由自主就进了人家门……直领到正室，在中间一桌坐下，和大人们一道吃了一顿，施施然回来了。因为人家结婚的事，在栾川没见过，在陕县也是第一次，没有见过新郎也没见过新娘什么打扮，如何做派，今天统都见到了，又吃得和家里大不一样，人们也把我当大人，这也是头一回，我心里挺兴奋的。但是母亲回来告诉我：“不能这样。你还小，不懂，以后远远地站着看，啊？”她给人家补了一份礼，又谢了人家，这事算拉倒。

母亲的“厉害”是挺出名的，有句话叫“仰脸老婆低头汉”，意思是这两种人难对付，我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父亲经常是低着头，走路吃饭都像是寻思事情。但他一生都在躲避别人的无端伤害，他什么过错也没有，却像一只惊弓之鸟；母亲总是平静地注视前方快步走路，她虽不苟言笑，但声音温和平静，不过我觉得公安局的叔叔们对她心存畏惧——站在她面前，这些汉子两只脚来回搓动，手也握得不自然……我当时当然不能理会，但我有了社会阅历，知道这属于小学生见老师的那种味道。

她很少同人发脾气。只有一次，她向人发火，站在旁边的我脸都唬白了——那是一个犯人脱逃，一个警察来报告，母亲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桌上茶杯都倒了：“你干什么吃的？火车站汽车站渡口路口统统给我封了，你是个混蛋，滚！”那人擦着汗，连声说“是”拔脚便跑了。这件事印象很深，因为那犯人被追得走投无路，逃了回来，竟钻进我家房东的防空地窖里，脚印留着，给发现了，报告了。母亲带着一群警察到了后院，看了脚印问：“有人看见进去了？”

“是，不过有二十分钟了，不会再逃出来吧？”

“这个地面，”母亲用脚蹬蹬地，“他要出来还会留脚印。”她目光转向地洞：“你听着，我是马局长。告诉你，五分钟之内我们下去搜查，下去之前要投掷三颗手榴弹，你要有种，就挺着！想活，就给我滚出来！”话音刚落，洞里头一个带着哭腔的男人就喊：“别扔，马……马局长，我出来……”他举着手出来了……

然而她平时并不张扬，她有一股豪气，是父亲没有的：刚烈而不失温存，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有时见了叔叔，会拉拉他的衣服：“扣子掉了，军容风纪呢？”“脏死了，臭！快回去换洗换洗！”有时会拍拍叔叔肩头：“俺孩辛苦了，回去好好睡一觉。”这时她又像一个大姐姐，人被她抚慰得眼中放光。只有一次她是抱怨了一个叔叔，且是真的抱怨。那是她一次开会，把我委托一个叔叔管照。那个叔叔就带我到食堂里吃饭。那次吃的是拉面，这是我“年既老而不衰”就爱这一口的饭，平常在家天天都是萝卜白菜，这次口味新鲜，卤子也好，我就放开了吃，一碗两碗三碗……那个叔叔万万想不到小小的我这么能吃，也动了好奇心，想看我“到底能吃多少”，就不停地给我添，“再添一碗”——这么着，我吃撑坏了。说得好听，学名叫“急性胃扩张”，难听点是“撑死了”，住了三天院。

如果说我们家纯净得像蒸馏水，连一点杂质也没有，也不是事实。就父亲来说，他最初工作是在税务上，曾经收了商人一块布，十二尺吧，代税，因为没有换成钱，拖到最后不了了之。还有在栾川剿匪时，从缴获品中取了火柴盒大小一块烟土收起来作为治肚子疼应急药——这两件事也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他一直唠叨到老，二三十岁时的鸡毛蒜皮，他说到八十岁：“公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占，当时觉得没什么，后来越想越后悔。为什么要做今后后悔的事呢？”受他这个影响，我也是这个原则，不欠别人的账，也不占别人的便宜。我是好睡手，再热闹的环境，躺那里五分钟就“过去”，但如果头天赊了哪个小店几元钱的账，或者哪个人给了我个什么好处，我没有回应，这个觉睡着睡着就会噌地醒来，醒得双眸炯炯，这肯定是父亲给我留下的“基因”作用。

比较父亲，母亲不那么谨小慎微。我们幼时穿的鞋，都是劳改犯做的，我的保姆，也是犯了轻罪的女犯人，我们当然不会白穿白用，但是我想，那应该也是一种优惠，应该和母亲的工作地位有关。母亲有时会在他们公安局食堂打一点饺子馅，或者改善生活时卖的肉菜，打一点回来全家吃，在粮、肉都是限制购买的年代，这也算是一种便宜吧。我们全家一处吃饭很少，有时父在母不在，有时母在父不在，有时两人都不在，吃了也就吃了。只有一次，是1960年冬吧？母亲用小手帕兜了五六个鸡蛋回来，恰被父亲看到：

“老马，哪来的鸡蛋？”

“小刘从乡下回来，带给我的。”

“现在是什么形势？***都不吃肉！”

“……我给过人家钱了。”

“这东西现在给钱也买不到——给人家送回去！”

“小刘——”

“小刘是你的上级，你可以收，下级不行，送回去吧。”

母亲什么也没有再说，默然提着鸡蛋走了。

这些事不需要他们再来说教什么，我们看得明明白白，这是做人的原则，二十年后我写书，创业初期，妻三十多元，我五十多元，合计是个九十元工资，还要吃得相对好一点。领导知道我在做大事，开会不点名批评：“有些同事，上班带孩子，用公家稿纸写自己稿子……”他批评的动机是另一回事，但他批评的是事实。女儿凌晓生下来母亲没奶，我请不起保姆，亲戚有时顾不过来我，上班带孩子的时候确有。用公家的稿纸也确有，每张八开纸写到四千字，但这毕竟是“公家的”。这位领导后来贪污被判十二年徒刑，我在大学讲这件事，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说：“他判刑，不能证明我正确。他批评的是对的。我确实出于无奈才占了这点便宜。”

“天下没有吃白食的。”是母亲的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母亲教我的道理。

“天下老鸹一般黑。”也是母亲说给我的。

除第一句话我改成“没有免费的午餐”。三句我都照搬讲给乐于听我唠叨的青年学子。我认为，我所领受到的其中的哲理，比我有能力讲给他们的表述不知要充沛多少倍。现在想起陕县生活场景印象：有点像万花筒。栾川感受到的是“风萧萧”，大风整天呼呼地吹，形势紧迫，连群众开会都架着机关枪，支起“小钢炮”（迫击炮），我看见战士往机关枪上撒尿给它降温，打得挂了花的人血肉模糊被拖着拉下来，子弹打在铁水槽上叮叮当当地响……还有夜里那风，那狼，还有去野地吃饭，母亲把她碗里的土豆给拨到我碗里的场景，我饿得大哭，母亲指着天上的风筝唤我：“解放，你看你看那是什么？五角星怎么飞到天上啦？”……等等，栾川给我留下的味道，是火药味。

陕县不一样。一、与四喜、黑喜、申学、铁蛋、疙瘩姐这群小朋友的逃学史开始创作；二、太阳渡的晚阳，长河上的暮日辉煌，织成我心中永远的黄河风光；三、吃撑死过去；四、抓逃犯的故事。那苍凉指天的白杨，绒花树，和闹狼的满城恐怖，还有牛老师愤怒的红扑扑的脸，在我脑海中不停地幻化流移。

还有陕县的监狱，也让我追忆难忘。

这个公安局的院子很大，贴城北墙东西约有近二里左右，南北浅一些，东部有半里，西部约一里，是个西头大东头小的葫芦形，连旧城楼都囊括了进去。小小县城这么大公安局院子，今天看是不可思议，但这肯定是“历史遗留”问题。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算我的经验：大致革命沿变，只会变了个人命运，贫富打乱，和了麻将一样稀里哗啦一顿“洗牌”，然后重新组合，你这个二饼原本挨着五饼的，忽地撞成白板什么的……原可到甲手中却变成了丙，但牌却还是那些张，一样的红中东西南北风，一样的万饼条，赢输仍旧靠手气，技术或圈套。倘是一成不变的规律，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县政府，革命前大致就是县衙门，再前就是知县府衙。打个比方说，南阳知府衙门，革命后就是南阳行署，现在恢复了，往下刨刨，一直到元代，它都是“衙门”。这陕县的公安局、监狱院落，应该就是从民国、前清“沿”下来的革命成果。

院子大，是三个部分两个组合，东边和正门是公安局办公院，旧城门洞封了口，是审讯室，西边部分是两个监狱，重犯监和轻犯监。重犯监不大，是以黄土地切豆腐一样“切”下去的一个四方块院子，四周是岗楼，岗楼外则是凹凸起伏的小丘陵，长的有棘、荆条，还有密不透风的野花，黄蒿、灰条菜、笤帚苗……说起来叫人吃惊，这些荒榛蛮草，能长得像房子一样高，我们小孩子看去，简直就是树林。里边还深藏着一个废了的庙，一排空房子边和院落，也都是长着这样的树林。这地方在公安局大院之内，又在警戒线之外，狱上持枪站岗的哨兵隐约可见。这里头绝对没有狼，倒是有不少黄鼠狼、兔子、獾、狐狸什么的，公安局的子弟小孩，有七八个吧？有这个特殊条件，能在这里边玩捉迷藏，我身上剐的三角口子，多数是在这“抓特务”时留下来的——这不需要解释，母亲也“不嚷”，晚上脱下来往床边一甩，第二天早上自然就“好了”——捉迷藏呀、打野仗呀、逮特务呀、摘酸枣呀、吃桑葚、构桃呀……玩是玩够，一个个嘴唇乌黑，灰头土脸“到东院去”，现在回想，有点像——孙悟空从火云洞里赶出来的一群小妖怪。

从那边回东院，必须穿行轻犯监，从女监房再穿男监房，女犯们干的活是纳鞋底子，满院晾晒的都是洗干净的布匹，很多女人不言声蹲在那里梳洗，晒太阳，很平静的。男犯们干的活是染布、种菜、挑水浇粪、刷脏桶，各忙各的。我们这一队过来过去，他们都认识了，习惯了，没人看守时偶尔还笑话我们几句，颇友善的。

有时他们还演戏，台上演员是犯人，下头观众也是犯人，看去和外头野台子演戏无甚不同，没有台子，平地演，演员都没女的，角儿需要，也是男扮女装。我们就擦“台场”过，有时也站下来看一会儿，如演梁祝：

梁山伯唱“梁山伯与祝英台”。[（小声）——日你老娘！]

祝英台：“——山上草桥来结拜”。[（小声）——肯定你妹子想我了。]

梁山伯：“只知你是男子汉”。[（小声）——放你姐的屁。]

祝英台：“哪知我是女扮男”。[（小声）——是男是女你妈知道。]……

演员们在戏台上还有这些花样，是我六岁之前便知道了的，这以后看了不计其数的戏，再也没有见过这“戏中戏”的对骂，在四十二岁写《康熙大帝·惊风密雨》（第二卷）时这件事一下子跳出来衍化成了如下情节：

说的是吴三桂堂会，两个小戏子，一个扮诸葛亮，一个扮马谡，演着演着在台上打起来了，吴三桂问原因：

……这场闹剧是姬妾“八面观音”指示着诸葛亮演出来的，故意让他们把戏做砸，来取笑儿。《失街亭》中有一段，诸葛亮向马谡授计道：“马谡——附耳过来！”

马谡按规定出班躬身附耳静听，不料台上的诸葛亮却向他耳语：“叫你妈在列云轩后耳房等着，晚上起更我去。”扮马谡的茄官，新得“四面观音”的宠爱，哪肯平白吃这个哑巴亏？偏他下一句台词该是“妙计”，便一边说词儿，一边朝文官脚上狠狠一跺。“诸葛亮”立刻泪流满面，“啪”地打了马谡一记耳光……

看《桑园令》，“薛平贵”和“王宝钏”，在台上也玩这游戏，看《柜中缘》，“岳雷”和个什么“小姐”也在台上夹着台词玩笑，台下观众哪里知道，打鼓板的、演戏的都有他们永远听不到的“双台词”，恐怕戏的走向灭亡，也就因为它太老，戏之。观众欣赏水准都固定了，演员油滑得不需要任何感情的投入，倘罗密欧和朱丽叶也在台上弄这个，莎士比亚也得完——但这已离题了，我是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戏中戏谜底。

我敢肯定这些轻犯的日子是比较惬意的，起码比外头有些过得苦的人要舒适些，因为每隔一段日子会发生这样的事，有叔叔送母亲一张名单，说：“这几个犯人是这次刑满，不愿意出去的，请求留用……”母亲一般都同意了的，他们留用，实际上是监狱工厂的工人，已不再是犯人，我穿的鞋、棉袄，大约就是这些人做的，用的保姆也是女犯人，我认为我母亲这班人，对犯人是人道主义管理的，不然不会有这些事。

我在写《乾隆皇帝》时写到一个事件，直接移植了陕县的重犯牢房，书中的表述和我见到的基本一致，不过“公安局长”换成了“阿桂”。解放初，这里是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越狱事件的，像我前段记忆的那次，肯定是重犯雾里逃脱。因为轻犯们过那样日子，再越狱不合算了。

犯人都那样快活？不见得。说到重犯，就无法轻松了。

建国初期，最初是剿匪反霸，到1953年，镇反运动开始。***在台湾喊的口号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陆”。毋忘在莒说的是齐公子小白最初窘困，在莒国做人质，后来返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掌故，和“反攻”是一码事，也还不停地向内地派遣特务。

有一天，我们到西院去玩，回到办公大院，碰到一位叔叔，他笑说：“小特务队回来啦！告诉你们，今天我们真的捉到一个特务，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这恐怕是他们很得意的一件事，因为局里的人尽管和我们很亲热，公事上的事从来没人说过。我们整天玩“捉特务”（那时还没有看过电影），听有“真特务”，嗷嗷大叫问：“叔叔，在哪里，我们能看不能？”那叔叔指了指城门洞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审过关起来就不行了。”我们一阵欢笑，又换了小心，蹑着脚溜到审讯室玻璃窗户外偷看。果然见两个“叔叔”正在审一个中年人。

这可能是个高级特务，三十岁上下吧，瘦点，看去很清秀，眉毛有点“倒八字”形，嘴角稍有点上翘，个子不算高，端端正正坐在板凳上，上身确实是飞行装那种皮夹克，除了这身衣服，和小人书上的“特务”无一似处。抽着烟，操一口洛阳话和审讯员对话。双方都似乎相当客气，也没有平时审案拍桌子喝骂那凶煞样子。我们这一群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失望：特务原来是这样的？后来听说他落网，是破译了敌方的电报密码，指挥敌机空降地点就在公安局附近，落地同时落网——长这一说，又让我们对“局里”神往了一阵子。

形势骤然间变得紧张起来，第一，我们不能再穿越轻犯监狱“过西边去玩”。第二，公安局从审讯室到监狱加派了岗哨，最初是三个，后来到五个，再后来是一个班，枪上都上了刺刀，公安局的叔叔都随身挎上了驳壳枪。母亲的枪连在皮带上，也随身在腰间——即使在栾川，她也没有把枪亮出在外面的。第三，往日轻犯们抬土，刨地，出入监狱，现在他们被封了，满院都是公安干警，个个神色庄重，真枪实弹气氛严肃。轻犯都这样，可想而知重犯监那边如何了。

这种情势，根本不可能在大院里边玩了。我们就到羊角山去玩。但羊角山上的庙却封了，白纸打“×”盖着公章，问了问，说老和尚是特务，头几天要抓他，他自杀了，这件事又让我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不信？没人不信政府。

接着的形势愈来愈让人透不过气来，开始“枪毙反革命”。再没有比公安局这地方更能体味此类情状的了，几个脸色灰败的犯人铐着链子，锒锒铛铛被押到审讯室外，小公安们早已准备好铁锤、砧子、钳子等，给他们叮当叮当开镣子，街上叫来的剃头师傅准备好，给他们剃头……再接着会给他们送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酒和四个菜——我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一成不变的千古规矩，叫“辞世饭”，确实有点人道主义的情味在内的——再接着，就不和他们客气，五花大绑起来，脖子插上亡命牌子，冲锋枪押着就走了，门外有那种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道奇车，哼哼几声开去，世界上从此就没了这几个。

这样的事那阵子几乎天天有。重犯监那边关了多少反革命？我不知道。天天三个五个，有时多的有十几个，开镣、吃饭、上绑、登车——去西天。这就是镇压反革命那阵子的情况。我们已经不能再出去玩了，因为气氛不对了，小朋友有的爹或叔也被镇压了，这时的母亲也临时住在公安局，我就整日闷在她房间里看小人书，看院里的梧桐树。

我在过几年懂事后，父母闲时对话，我旁听，“杀的都是县团级（伪人员）”。我又在过了几年懂事后，知道还有战犯一事，我弄不懂为什么国民党的高干都好好的，这些下级却得剃头吃饭上车……不懂了好多年。又再过了若干年，读了些书明白了，这其实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人文心理的政治反映，大人物，杀一个便会有人说你“凶狠好杀”。由此可知，官，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做大官，背上靠旗的大将军，可以尽情做，打着号旗的喽啰“校尉们”，你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