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刘玉堂的小说，我过去读过一些，最近又粗粗翻阅了他以前出版的两本小说集。很奇怪，这两本集子都是前无序，后无跋，作家像是很不愿意在读者面前亮相。也许在他看来，一个作家重要的是拿出作品来，其余的话都属多余。但平心而论，这两本小说集的作品写得很一般，与他近两年的创作有一段距离。这或者可以反过来理解，刘玉堂近年发展的关于沂蒙山区的小说，是有了充分准备的创作。
刘玉堂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三部中篇：《温暖的冬天》、《最后一个生产队》和《本乡本土》受到了该刊编者的重视，每次都以显要的位置刊出，并在《编者的话》里褒扬有加。其中有一篇里称这三个中篇是一个系列，说它“通过对沂蒙山区一个山村历史变迁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村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些重大历史转折的认识。”这些作品的历史感确实很强：第一篇小说的开头是：“一九五五年冬天，钓鱼台胜利农业社因为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有功，上级奖给该社双轮双铧犁一副，无线电一台。”第二篇的开头是：“一九八〇年秋后，钓鱼台刚开始时兴分田到户的时候……”第三篇则是：“一九八四年春天，沂蒙山区搞机构改革实行社改乡。”三篇全一样……开始先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时代背景，如成立高级社，分田到户，撤销人民公社……若是按照“认识历史”的思路写下去，那么，作家理当表达出对农村政策和现状的态度，以及对客体的主观介入。若是这样，刘玉堂走的只是十年前何士光写《乡场上》的老路。
刘玉堂一开始确也尝试着走《乡场上》的道路。在那两本集子里，他都收入了一个中篇《钓鱼台纪事》，足见对它的重视。这篇作品还构成了那三篇“沂蒙系列”的故事雏型。它的一些精彩的片断，如曹文慧醉酒思夫，刘玉霄订婚上坟，以及基本的人物关系，都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三个系列中去；有些片断，如刘玉贞出嫁，击毙大金牙等等，在情节上作了部分修改，并引出了其他故事；也有一些故事被删节或压缩了，如办识字班，铰辫子等。但如果对照《钓鱼台纪事》和后来的系列中篇，其中发生的变化不难看出，这中间不仅是情节更加丰富和感情更加复杂，更主要的是，作家对小说如何表达历史的认识、看法不一样了。
在《钓鱼台纪事》中，故事以战争时期办妇女识字班始，又以八十年代农民发家致富，重新提出文化上的要求，重办识字班为终，这种结局表现了作家对生活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的理解，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原来《乡场上》式图解政策的思维模式的痕迹。在以后的三篇系列里，作家摒弃了这种作茧自缚模式，基本删去识字班的内容，使钓鱼台的故事摆脱了阐述历史的使命，使之更加生活化和演义化，一个意识形态味很浓的故事，进入了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形态。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当代小说一直延续着两种因素：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是民间社会形态。前者主要反映在作家对所描绘的历史的权威阐释上。自抗战以来，这种阐释多半出自政治权力者的主张，少部分沿续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但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摆不脱政治意识对生活的严密控制。它本身就成了……种权势。后者则意味着一个存在于权力之外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在当代中国决不可能以完整的形式存在，于是零星地溶化到日常生活之中，借助民间传统，民间文化信息以及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时隐时现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五十年代以后，“民间”的因素在小说创造中异常重要，许多作家赖以保持了文学作品的一部分艺术特色和个人风格，不至于使作品完全沦落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种对立有时是相当尖锐的，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并转换为一种语言，对生活现象作出权威的、排它的解释，其最终使一切生活都归为意识形态化。但民间社会又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抵制、至少是弱化意识形态的侵犯。“文革”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从“老三篇天天读”到大跳“忠”字舞，办家庭学习班，都是政治意识对日常生活的侵犯，但同时民间文化形态又以其固执的消极性使这种企图流于形式化和戏谑化，终以保住民间生活状态的固有方式。在刘玉堂的沂蒙系列里也表现了这种冲突，如这些老区农民满口新名词，结结巴巴的讲话与文不对题的使用，都可以看作是政治意识的渗透，可是农民们的一知半解使这种政治名词戏谑化，“三中全会”成了“三中全”，积极分子成了“积极分”，“人民日报”成了“人民日”，于是有了“一手拿着煎饼吃，一手拿着人民日”这样令人忍俊不禁的民间诗创作政治意识被漫画化了。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尤其在描写农民生活方面一直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形态的冲突，这并不是说后者完全非意识形态化，民间自然有民间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但它多半是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政治和政策。《钓鱼台纪事》既是用政治意识形态去图解民间生活，那么不管其动机是否出于好心，对生活多少是一种歪曲。刘玉堂后来创作风格的改变，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深刻认识。在《温暖的冬天》里他讽刺一位靠编故事写先进材料的杨秘书，其实问题并不在杨秘书身上，而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有编制生活语码的用意。在《钓鱼台纪事》里，作家出于图解政策的需要，编造了农民刘乃厚镶金牙故事，以说明农民的“食物结构”改变了（即农民富裕了），然而到了《本乡本土》，作家无情地揭穿了这个文本的虚构成份，他让刘玉霄再次拜访刘乃厚家，发现这个农民依然一贫如洗，所谓“食物结构改变”纯属虚荣的炫耀。我以为刘玉堂这个变化是带有根本性的，他后来的沂蒙系列里，素材仍然是扩大了“钓鱼台纪事”，但观察生活的视点和叙事语言的风格，全变了。
所谓观察生活的视点变化，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出于权威或功利的立场，只能从一个固定视角编制生活，而民间社会则采用了多元视角的立场。在这三篇系列里，作家都摆脱了宣传、或肯定某种政策的传统思维模式，写出了民间社会生活在某一个政治性事件侵犯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动，又怎样的渐渐归于沉寂。由于不再是单向型地评价历史，作家把注意力集中到生活场景的自在状态上，表述人们对历史变动所持的无可奈何，又按照各自的理解去积极参与的复杂态度，这就构成了巴赫金所归纳的“复调结构”。在《温暖的冬天》里，作家一面写农业合作社高潮前夕农民对集体化的盲目热情，一面又写出女社长刘玉贞身为一个待嫁老姑娘的慵懒、痛苦和消极心理；在《最后一个生产队里》和《本乡本土》里，作家又多次引用了“围城”的意象——其实“围城”正是“复调结构”的中国化形式，这些对生活复杂性的认可，使小说产生出温馨的人性的魅力。在《钓鱼台纪事》里有一个细节，写“文革”后期老乡长曹文慧重返钓鱼台老区，与昔日战友刘玉贞相会，饭桌间提起女儿肖英与玉贞弟弟玉霄的婚事，小说有这么一段描写：“本来都很高兴，刘玉贞却就忽地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走到曹文慧跟前，一个鞠躬：表婶子……她眼里的泪水和近乎乞求的表情，让曹文慧心里一阵战栗；这就是那个识字班时候的玉贞妹吗？”于是引出了曹文慧和玉霄的一段议论：
曹文慧激动地说：“能怨她吗？孩子多，穷，没完没了的所谓革命，某种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创伤，甚至超过连续多年战争，你看着吧，这样下去，这种创伤会越来越明显！”刘玉霄听着这话，耳朵边似又响起了闰土的声音：“……”
请注意，这里曹文慧完全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解释者在发议论，她对历史的观点代表了刘玉霄，也代表了作家本人及其时代的一般观点，而那观点连语气风格都是从鲁迅的《故乡》中模仿来的，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化。这种观察生活与叙述生活的方法典型地代表了概念化的文学创作。但到《本乡本土》里，作家虽然保留了刘玉贞向曹文慧论辈份等细节，也特意地插入了刘玉霄关于闰土的联想，但在写到曹文慧的对话时，这内容改变了：
曹文慧对玉霄说：“我看这二十多年钓鱼台变化不大呀！变化最大的是你大姐，不知怎么，我一听着当年那么好的姐妹，管我叫表婶子，我心里就不是味儿。”玉霄苦笑笑：“不叫表婶子叫什么呢？她总不能还叫您大姐吧？”曹文慧说：“倒也是！永远别忘了你大姐呀！还有肖英，肖英也别忘了，玉霄不在家，你要替玉霄好好侍奉她，听见了吗你？”肖英乖乖地说：“听见了！”
修改后的曹文慧不再是生活的评判者和历史的解释者，原来她所不理解的东西被玉霄解释得合情合理：环境地位变化了，人的身份自然也随着要变，（玉霄与肖英订了婚，玉贞的辈份自然就低了一截），再也扯不上鲁迅和闰土的关系，曹文慧苦笑中接受了这个事实，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由此变得又现实又温馨。这种来自对民间意识的理解和小说中刘玉霄关于闰土的联想构成了双重的视角，而且都代表了作家本人的一种观察视角。
双重或者多重视角弱化了意识形态的专横性，使民间的自在状态得以体现。我注意到近几年的小说中，凡与民间形态联系在一起，都呈现出一派自由放松的心境。刘玉堂的系列小说特点是一边写出了民间社会的自在状态，另一边又写出意识形态对民间的侵犯，这也是构成他的小说的“复调”的特色之一。如对婚恋生活的描写，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写出不同时代政治风气对婚恋形态的箝制，不止一次地写当事人在相会时受到突如其来的干扰，而“兴致被破坏了不少”。或者是因为战争，因为政治工作，造成了怨女们哀哀的哭诉。但在另一面，他又总有神采之笔写出民间女对爱与欲的大胆追求，以致将一切顾忌抛至脑后。曹文慧醉酒怨夫是写得最淋漓尽致的一个片断，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大约还没有一部写共产党女干部（乡长，工作组长）为了想老公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发酒疯的，不仅如此，紧接下来还写了女乡长与爱人肖一雄见面时的疯狂劲。由于换了民间的多重视角，使人们在读这些场面时，完全忘了她的政治身份，反而感到共产党的女干部一旦抛弃所代表的政治符号，作为普通民女的角色出现时，不仅可爱，而且也充满了人情味。刘玉贞的思春出嫁而放弃了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工作，从政治意识形态看是“农民意识”作怪，但是当作家饱蘸感情地写到这位朴实的女村长的内心痛苦无人知道，无人倾诉，最后不得不在干部会上爆发出来：“你们就认识我是党员，社长，劳模！可我也是个女人哪，姑奶奶三十了！姑奶奶要嫁人了！”时，不能不为这种最深沉的人性呼唤而打动！这些细节，都只能站在民间的视角上去理解，才能感受其魅力所在。
创作视角的变化相应也带来了叙事语言的变化。由于解构了意识形态在生活中的绝对意义，钓鱼台历史变迁已经不再是一种历史进步，或者政策优越性的证明。原来《钓鱼台纪事》中用来点缀时代的故事都被删减，腾出了更多的篇幅来描绘农村各层人士反应时代的独特思路与独特情绪。农业合作化高潮在过去柳青、浩然一代人的作品里都是作为极其神圣的事件来表现的，但在《温暖的冬天》里却是通过一系列漫画式的喜剧性效果扯拉出来。从刘乃厚冲着无线电哭诉告状引出了***讲话的广播，到高级社干部名单风波引出了刘玉贞辞职出嫁，基本上体现了作家的思路：民间社会始终是以它自在和独特的方式接受政治的介入，刘玉堂小说语言的许多幽默感，正是体现了民间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所以，他的叙事语言越是民间化，就越充满政治的反讽意味，幽默感也就越强。前面所引援的曹文慧发酒疯时一节，有一段骂爱人肖一雄的词，在《钓鱼台纪事》和《本乡本土》里有不同的文本。在《钓鱼台纪事》里她是这样念的：
“好的，我等不了了，老子廿六了！那个没良心的，活着不来个信；死了不通个知！我恨死那个兔崽子！”而《本乡本土》中修改得更有味了：
“操你个娘的肖一雄啊，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啊，你活着不来个信死了不通个知，纯粹坑了你姑奶奶我呀！”
这种沂蒙山味的拿腔拿调，不但刻画了女乡长对沂蒙地区的感情，而且人性的温馨味也更加浓重了。
从《钓鱼台纪事》到沂蒙山区系列三篇，刘玉堂创作风格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其轨道可以说是由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创作立场转向了充满个性化的民间立场。但他与其他当代作家不一样，如张炜、苏童、刘震云等人在写民间形态时把政治背景推得远远的，使之虚拟化或模糊化，而刘玉堂却总是正面对着政治背景，所以他独一无二地写出了政治对民间的介入，和民间对政治的消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刘玉堂的小说有点像五十年代的赵树理。我们过去对赵树理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他作为一个本色的农民作家，“民间”的气味非常浓，在那个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文学创作的时代里，他恐怕是唯一堂而皇之地依凭着民间的力量企图与之抗衡的人，他后期的小说难能可贵地用民间的眼光去打量政治，弱化了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刘玉堂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同，用不着像赵树理那么遮遮盖盖地去履行自己的艺术使命，所以他的艺术实践一旦转化为理论上的自觉，可能会拥有更高层次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