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知天命”，我的理解是，人到了这个年纪，应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到底能干点什么，命中注定该干点什么。

一晃，自己已经越过五十岁了。而先前，曾经觉得离五十岁那么遥远。时光催人老，这个世界上，最无法征服的，最无情的，就是时光，就是岁月。

五十年，主要干了三件事：上学，当兵，写作。故乡在鲁西平原上，离黄河很近，离贫穷更近。父母都是农民，没文化，处于社会最底层，靠出力流汗拉扯几个孩子，日子艰难得很，上学可是一件顶顶奢侈的事。祖父认为读书无用，白糟蹋钱，上学的孩子“坑爹”，于是反对我上学，希望我早点退学，下地挣工分。母亲坚决不干，说不让儿子上学，不但“坑儿”，到头来更是“坑爹”。正是在母亲顽强坚持下，我读完初中读高中，然后于一九八〇年参加高考，竟然考上了军校，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也许是解放之后，村里头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命运就这样被改变。

从我十六岁上军校算起，至今已当兵三十五载，算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兵了。当兵，没做出军人该做出的成绩，没吃过多少苦，没有建功立业，只是在基层部队晃荡几年，就到机关写公文材料，不久又开始写小说。一九九三年，二十九岁的我成为军队专业作家。当兵的岁月，其实有一大半与写作为伴。

现在回头总结，自己爱上文学创作，与读了一些小说有很大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刚迈入青春门坎，无聊之际，读了王蒙、刘心武、张贤亮、李国文、丛维熙、蒋子龙、鲁彦周、张一弓，以及军队作家徐怀中、李存葆等人的小说。当时这些作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好作家都是如此），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上写作，勇于揭示民族的苦难，反映人民和社会的疾苦，点燃被压抑的人性的光辉，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现实；他们让文学走在了时代前列，开创了新时期文学的空前繁荣。换言之，那个时候我读到的中国小说，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相融汇，读来痛快淋漓，作家敢说真话，尖锐大胆，让人读后大呼过瘾。

于是，你就很难舍弃它。

就这样我爱上了文学。

好景不常在。十几年之后，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学之树已呈现出凋敝之态，后来愈发不堪。文学的衰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元文化的爆发和大众娱乐的狂飙突起，文学空间被挤占，读书人越来越少，文学后备力量流失严重。

作家本身有没有责任？

我认为，责任不小。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不少作家写作越来越小众化，不关心现实，远离时代，缺乏担当，热衷于描写杯水风波、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不痛不痒，自说自话，顾影自怜。本来社会上有两种人最需要为民族担当，一种是有良心的政治家，一种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结果，作家部分缺席，不去关心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很少出现振聋发聩的作品。你不关心时代，时代就会抛弃你；你不关心大众，大众就会抛弃你；你不关心生活，生活就会抛弃你。就这么简单。

当了十年专业作家之后，我感觉文学创作已如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作为军旅作家，不能去抒写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反而要重复以前的作品，我看不到创作希望。二〇〇三年前后，我暂时放弃了小说创作，开始写电视剧本。有人认为写剧本是为了钱，我不否认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知道自己作品的人多一些。辛辛苦苦写一部小说，卖一万册都困难，压根儿没有几个人读，你还有心情写吗？写一部电视剧，哪怕再差，只要能在卫视播出，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观看，骂也好，夸也好，作为编剧，总能满足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对吧？这也是一些作家转行写电视剧本的原因之一。

在影视圈里折腾了十年有余，个中滋味，酸辣自知。原以为写剧本比写小说容易，一头扎进去，才发现哪条道都不好走。与文学相比，影视创作的禁区更令人无奈，另外，影视圈本身就是个名利场，唯利是图，利欲熏心，一个单纯的、脸皮薄的作家在那里面混，终归是要吃亏的。终于，在参与写作了八个剧本之后，我开始怀念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多自由啊！当一个作家，多幸福啊！我这才发现，写小说为了灵魂，写剧本为了肉体；写小说是享受，写剧本是煎熬；写小说是形而上，写剧本是形而下；写小说是挤牛奶，写剧本是老牛下地拉犁——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感受，肯定不那么准确。

回头写小说，不能再写过去那种不疼不痒不咸不淡的东西了。我下决心写《一座营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以后，风向变了，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反腐，这回是真反，不是忽悠。作为一名老兵，我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军队的巨大变化。说实话，现在我们的战力，已经足以令老对头们发怵，我们的武器装备发展之快，连内部人都感到吃惊，我们和美军的差距逐渐缩小，在个别领域已经齐头并进。但是，我们最大的心病也越来越包藏不住，那就是腐败。正像党报上所说，腐败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能够战胜我们的，只有腐败。写三十多年军队的变革，如果有意忽略这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一个军队作家的失职。因此，我不想粉饰现实，不想回避矛盾，我想改变过去军事文学高大上的传统，把军人拉回到地平线。在以前这样写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正是时候。于是，我写出了部队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形式主义，用人不察，面子工程，缺乏科学的决策，讲排场，惊人的浪费，买官卖官等种种腐败现象。这些大都是我听说过的，遇到过的，身边发生过的，甚至不需要去体验生活，信手拈来就是。

作品完成之后，一些最早看过稿子的朋友反映说，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写过当下的军队。也有的说，它堪称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军旅小说。其实呢，我只是写了很小一点的矛盾和冲突。一是自己阅历所限，二是笔力不逮，远未反映出火热而严酷的生活。尽管如此，已经感觉够尖锐了。有人认为，作品中的孟广俊在现实中到处都有，不同的只是官位大小而已，贪多贪少而已，他有广泛的代表性。还有人认为，书中的主人公布小朋，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当上将军。也许是这样，但我必须塑造一个具有浩然正气的主要人物。生活中越是罕有布小朋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越显珍贵。他是我的理想，是我理想中的中国军人，有点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有点傻乎乎，但又极为善良、真诚、正直，品行超一流，历经磨难之后，最终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像这样的人多起来，我们才有希望。

为了防止有人对号入座，我得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字处理。但是党中央对腐败零容忍，反腐全覆盖，反腐不留死角，反腐无禁区，不封顶设限，正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军队决不能成为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那还怕什么呢？

我和书中主人公布小朋有类似的少年时代经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像我们这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家子弟，是难有机会成为职业军人的。十六岁那年我来到军队，为了混一碗饭吃，打的是自己的小九九。三十多年来，国家人民用军费养育了我，给了我尊严和小小的地位，我总想着为军队做一点事情。我是个文人，不能到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掌握不了高科技武器，无法到边境线上站岗放哨，那么，只能利用手中这支秃笔，写几部作品，回报国家和军队。军队是镇国利器，军队强，国家才强。让军队强大，就是让民族强大，世界上所有强大的民族都是因为军队强大才强大。军队如果不好，国家怎么可能好呢？亡国都是有可能的。就像作品中的康文定生气后所说：都不来保护，国家完了，日本鬼子还会进来奸我们的女人，烧我们的房子，你再好的房子，再多的钱也没用，你就是跑到海外，成了什么狗屁澳大利亚人，你的祖国完了，你也只能是澳大利亚下等公民。只有你的祖国强大，你才能牛起来，你家的苍蝇蚊子都跟着牛。别以为你跑出去就没事了，你的祖坟跑不出去，日本人照挖你的祖坟……

说到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复兴，没有军事上的强大，中华民族的强大与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作为一个不拿枪的军人，也许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但这分心情，这分心思，却是实实在在的。

还想回过头来说创作。自己搞了小半辈子创作，一直在文坛边缘行走，文坛上我认识的人不少，认识我的人也不少，但自己并没拿出真正有份量的作品，没有开过作品研讨会，没有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深感惭愧。五十岁的人了，得学会总结，回头看，发现自己走过不少弯路。年轻时迷恋意识流，迷恋魔幻现实主义，迷恋现代派，迷恋法国新小说，不好好讲故事，喜欢玩点文字游戏，现在看来，很是可笑。当作家，首先得学会讲自己的故事，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土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不是什么魔幻，而是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才是中国文学的根。拥抱生活，反映现实，是拉近和读者距离，挽救文学的最好办法。真正的力作，应该是深刻反映社会矛盾的。

二〇〇二年上鲁院首届高研班，著名评论家雷达课堂上讲过一段话，一直没忘。他说：当今文学回避宏大叙事，钻入小型叙述和个人化的迷宫成风，鲜有表现时代民族命运的大主题，鲜有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鲜有对父老乡亲的大悲悯、大关怀，总之，反思精神、启蒙精神、悲剧精神趋于弱化，这是当下最忧虑的。这段话拿到现在来听，提到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尤甚。

真正的作家应该勇于立于潮头。中国作家缺少的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和担当，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怕三怕四是我们作家，包括出版人的通病。由于我们所站的高度不够，太关心身边琐事，而不怎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缺乏大格局、大思维；再就是急功近利，不能沉下心来从容做事，这就不免影响到我们作品的高度和质量，大作品也许就这么溜掉了。

我不认为《一座营盘》是一部反腐小说。我只想让读者通过它关心一下中国军队的现实，进而思索一下国家、民族的命运。稿子快写完时，我遇到军队评论家汪守德，告诉他我写了这样一部小说。我说，如果你们认可它，那么以后我就继续写小说，如果你们不认可，那我回头再去写剧本。我衷心希望读者和评论界认可它，好促使我继续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行进。

感谢为了这部作品的发表、转载、出版给予热情帮助的领导、老师、战友、朋友们。深深地感谢你们！

陶纯

2015.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