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昌父亲在刘思昌没发财前就死了，临死的时候身边还放着一瓶喝了一大半的酒瓶，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眼是盯住酒瓶而不是儿子，他给独生子刘思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酒不在孬好，有喝的就行，钱省着点花！”那时候二十四岁的刘思昌在厂里拿三十二块钱月工资，豪爽的酒风让男人们感动，让女人们心惊胆战，因为谁都知道，刘思昌父亲喝了一辈子酒，打了一辈子老婆，厂里姑娘没人敢嫁给刘思昌就像没人敢嫁给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其实刘思昌也就是少时顽劣，长大后除了好喝酒，人一点都不凶，他喝醉了总是一言不发地倒头睡觉，第二天酒醒后就向工友们道歉，说不好意思见笑了，这样说话甚至都有点温文尔雅了，也有人说刘思昌如此谦和是想赢得口碑，是想以此跟他父亲在喝酒上划开性质界线，尽管如此，也没有哪个姑娘因为刘思昌喝酒不打人而爱上他。据说二十二岁那年，他与同车间姑娘小林相互刚有了那么点意思，他就急于表白说，“我保证，今后喝过酒，哪怕是喝二斤，也决不打你。”沉溺于浪漫主义空想的小林姑娘说，“原来你一生中最大的理想是酒喝多了不打老婆，就这么大出息，算我长见识了！”刚刚萌芽的爱情就这么枯了。短命的爱情失败后，家境贫寒身份平庸的刘思昌在双河机械厂极度压抑而自卑，越压抑越喝酒，越喝酒越自卑，到了二十五岁以后，喝酒的同伴们纷纷成家立业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而从小调皮捣蛋活蹦乱跳的刘思昌孤身一人在机械厂机械地独往独来，整天低着头沉默寡言，渐渐地他就成了人们视线中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刘思昌要是生病请一二十天病假，没人会想起他，更没人提起他，他就像厂里的一个废旧的螺丝钉被扔在路上一样，捡起来也行，不捡也可，无足轻重。那时候只有陈道生时常对大龄光棍刘思昌表示关注，有时炒两个菜，邀刘思昌一块过来喝酒，一喝就醉，一醉就哭，他红着眼圈问陈道生，“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废物？”
陈道生跟他很坚决地碰了一杯，“不是，你是属于大器晚成，后来居上的人。”这句有口无心的类似于安慰一个行将就木的人马上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唱歌跳舞一样的话，竟成了刘思昌最大的精神动力，他从陈道生的这句话出发，于一九八三年春天毅然辞职，二十九岁的刘思昌是以一贫如洗的光棍身份下海的，先是零散地倒卖塑料花、塑料盆、塑料痰盂、塑料衣架等塑料制品，后来就成立公司做塑料制品批发，逐渐发展到做水泥、钢材、木材、纤维板等大宗买卖，直至做成全市十佳个体户，买了轿车，娶了老婆，结婚的时候，双河厂和三圣街的人都去喝了喜酒。刘思昌娶的漂亮媳妇是一位上海下放知青，招工在市百货大楼当会计，人长得跟画里一样光鲜，三河厂的老同事三圣街的老街坊们都说还是刘思昌有本事，老厂长在婚礼上甚至说了一句外国名言“笑到最后的人是笑得最好的”。结婚典礼在海亚大酒店举行，盛大隆重的声势超过当年的一位市领导再婚，刘思昌请了六十多桌，而且不收一分钱礼金，全是白吃白喝，每人临走还带走了两大包喜糖，这在双河市几乎是空前绝后。这样的婚礼无疑是一个证明刘思昌实力的新闻发布会，是一场为平庸贫穷的刘思昌平反昭雪的联欢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刘思昌在婚礼上彬彬有礼，谦虚谨慎，而且戴上了一副平光眼镜，敬酒时喝得很少很细腻很含蓄，表现出一个功成名就的上流人物应有的矜持。至于一年后为什么跟那位上海媳妇离婚一直是一个悬案，刘思昌从没说过，别人也从没问过。据说那位漂亮的媳妇用刘思昌的钱暗贴以前的初恋情人，还偷偷地跑到上海跟初恋情人幽会，气得刘思昌毫不犹豫地将女人休了，女人离婚后调回了上海，刘思昌从此再也没娶过媳妇，当然没媳妇并不代表没女人，刘思昌除了结婚有些张扬，平时一直很低调，他究竟有多少女人，谁也不知道。这两年陈道生隐约感觉到刘思昌有意跟于文英好，他在陈道生面前不止一次地说于文英是那种识大体明事理通达贤慧的女人，但没明说，陈道生又怕撮合一个寡妇给他，有点小看了他，也就装聋作哑没接着往深处说。于文英下岗后在刘思昌公司干过一段时间，可也没干到一年，于文英就辞职了，什么原因，谁也不说不清楚。
刘思昌父亲也是从苏北讨饭过来落脚双河的，母亲是当地一位死于非命的箍桶匠留下的遗孤，父母一死，刘思昌在这座城市里就成了了无牵挂的闲云野鹤，连一个亲戚都没有，眼下，内外交困的陈道生要想从外围打听到一点刘思昌在云南的行踪，比打听美国总统***的行踪还要困难，即使打听到了又能怎样呢？因为无论如何，陈道生也想不出刘思昌坑他的理由来，更想不出坑他东拼西凑来的三十万巨款的珠丝马迹，他甚至认为弟弟可以骗哥哥，老子可以骗儿子，刘思昌不会骗他，刘思昌不回来肯定有他的难处。
警察是开着警车将陈道生带走的，说是询问，跟审讯差不多，就差戴铐子用刑了，这让陈道生心里很窝火，自从女儿小莉被警察抓走后，他对所有大盖帽都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工商、税务戴着大盖帽进门就要钱，赵天军戴着大盖帽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像是抓走小莉的帮凶，这种别扭的感觉让他在这一年深秋如坐针毡如鲠在喉，所以当赵天军托阿宝前来试探求亲的时候，那种不计前嫌的姿态，让陈道生对这个一身伪军打扮的家伙深恶痛绝，借钱的仗义慷慨成了他掠夺小莉的一种手段和伎俩，将朋友周挺带来放高利贷更像是一次阴谋的策划。
那天陈道生从刑警队回来后，没对任何人说起过公安找他的事，对于文英也含糊其辞地说是公安了解小莉的情况，于文英看出了陈道生脸上做出来的轻松，她在买夹袄的老大爷出了店门后，目光忧怨地盯住陈道生，“你别瞒我了，肯定是刘思昌出事了，跟我说也不放心吗？你憋在心里会憋出病来的。”陈道生在衣服包围中很困难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他抬起头发混乱的脑袋，声音灰暗地说，“你叫我怎么说呢？公安没说刘思昌出事，我就不相信出事。”于文英将折叠椅移到有阳光的地方，示意陈道生坐过来，“刘思昌不坑人便罢，要是坑起人来，肯定是把人往死里坑。我比你清楚。”陈道生说，“他就是坑全世界的人，也不至于坑我是吧？”于文英说，“正是你不相信他会坑你，才能坑成功。刘思昌早就没资金转了，银行二百多万贷款还不掉，生意场上的人都知道他钢材被人家骗了一百二十万，水泥、纤维板生意也亏得一塌糊涂，没人敢借钱给他。去年银行来封过好几次账，我在公司当会计知道的当然比你多。”陈道生一愣，脑袋像被电击了一样僵硬地直竖起来，似乎是要挣脱颈脖的控制撞向屋顶，“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呢？”当脑袋挣不脱颈脖后，陈道生又努力稳定下来，“就算是他做生意赔了，他迟早也会还我的；就算是他蒙我一次，那也是走投无路才这样做的，毕竟我最信任他。”于文英还想说些什么，店里来客人了，于文英忙着招呼生意。
这些天，陈道生骑自行车穿行在城市的夹缝里，像一只晕头的苍蝇，他骑一段就停下来，然后将手往脖子里掏，拽住红线，那蚕豆大的青绿色玉兽就像一条小鱼一样从脖子里钓出来了，摸在手里，温暖如皮肤，路边的行人看着陈道生从车上下来掏脖子，大部分人以为肯定是路边树上的什么虫子掉进了脖子里，少数人以为他身上的伤疤受热搔痒难忍才停了下来挠痒，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天来，陈道生是靠这条陌生的玉兽在支撑着他的分分秒秒，玉兽成了他的另一个心脏，当又冷又硬的玉兽跟体温融为一体的时候，陈道生就感到心脏不在了，他迅速从车上跳下来，慌忙在脖子里寻找心脏，还在，他就长舒一口气，抬头看到天空的颜色水洗过一样透明。有谁能理解呢，他眼下面临的一切都很空洞，小莉的命运，刘思昌的下落，像没有谜底的谜语一样无法把握，他唯一能把握住的就是神秘老者赐给他的玉兽，他的命运被刻进了玉石的每一个纹路中，他在纹路中跋涉，在玉兽的牙齿间眺望未来的日子。如果他命运的转机不能靠律师，不能靠刘思昌，那就只能靠来自于命定之数的安排。连续几个晚上，陈道生睡觉前都在案几上点上一炷香，然后默默地坐着，闭上眼睛聆听着遥远的神的声音，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听到，钱家珍踢了一脚痰盂，陈道生无动于衷，钱家珍就气恼地嚷着，“你前世作的孽，今生装神弄鬼的有个屁用。”陈道生依然闭目不语，他用心和耳朵在聆听天外的声音。
钟律师打来了传呼，陈道生立即跳上自行车就去了，从没吃过官司的他不知道律师真的有什么能耐，但他知道“渴急了喝盐卤，饿急了吃五毒”这句古语，是秦大爷对他说的，而在此之前，他只理解为“狗急跳墙”，意思差不多。
钟律师稀薄的头发在冬天将至的日子里愈加寥落，他坐在比他头发更加萧条的律师事务所里斗志昂扬，一堆颜色严肃的法律书籍零乱地摊在桌上，各种条文在书中相互对峙，势不两立。陈道生的手越过法律条文给钟律师递过去一支香烟，火柴划着后，火焰朝着烟卷的方向移动，那些被照亮的法律依然在书中固定的位置上沉默，钟律师鼻孔里冒出一大串浓烟，他说，“起诉书说小莉承认倒卖了六十多包海洛因，缺少证据，不能仅凭小莉口供定罪，要把它翻过来，还有每包是不是有一克，这也查无实据，因为现在二手海洛因每包最多零点八克，而且纯度可能不足百分九十，如果公诉方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全都要推翻。这帮人下手够狠的，要是真的每包一克，六十多克就够枪毙了，那是要掉脑袋的。”陈道生听着钟律师的话不以为然，他吐出嘴里混乱的烟雾，“说得像唱的一样，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了，我还说小莉一包没倒过呢。”钟律师要陈道生发动街坊邻居到时候上法庭作证，小莉从小是个规矩的孩子，是被坏人拉下水的，是被孟老板勾引去皇宫假日酒店的，要是有什么获奖证书、三好生奖状、优秀少先队员证书，都要带到法庭上去。陈道生说小莉是共青团员，她曾经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中获过舞蹈二等奖，独唱三等奖，证书要回去找。钟律师说找的越多越好，不能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随便就让他们判个永世不得翻身。
陈道生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巷子里大多数路灯都是坏的，残存的一两盏绑在电线杆上的路灯很勉强地亮着，黑暗中割出脸盆大的一块光晕摇晃在冷风中，比没有灯还要糟糕。陈道生的破自行车颠簸在年代久远伤痕累累的石板路上，就像是一粒豆子被扔进黑暗的铁锅里反复煸炒，锅底下是熊熊炉火，车子链条颠掉了下来，陈道生跳下车，煸炒的感觉没有了，于是他推着掉链的车往家走，他不想回76号大院，他无法面对院子里的每一张沉默的面孔，明天就是刘思昌离开双河一个月的日子，是三十万还本付息的日子了，后天是小莉开庭的日子，这些日子像死亡的日子，让他恐惧而又无法拒绝，他想抵御这些日子的来临，可这些日子却像优秀运动员最后冲刺一样，越跑越快，越跑越近，他头顶上的天一亮，就是明天了，明天让他哑口无言。刘思昌呀刘思昌，哪怕你打一个电话来说一句谎话，也让我跟街坊们有个交代，可此刻连谎言也等不来，他有些抱怨刘思昌，小莉救不了也就罢了，就算是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被人暗算了，也得打个招呼，争取街坊们同情和谅解，人不死账不赖，谁也不会用刀子去捅你的。眼下街坊邻居们越沉默，陈道生越难受，就如同殡仪馆遗体告别一样，谁都不说话，不说话是因为彻骨的疼痛和绝望，陈道生不想绝望，但绝望就如同一条忠于职守的狗尾随着他每一步。
他轻轻地推开76号院的大门，像一个小偷，蹑手蹑脚，鞋底棉花般的松软，可架车的时候，车胎还是撞到了墙角的一个坏了的水缸上，水缸上的筛子掉了下来，发出了一连串琐碎的声响，筛子里面好像有一些豆子。院子里没有任何动静，每家每户窗口泛着昏黄的光，或浓或淡，鬼火一样飘浮在夜色中，陈道生进门的时候，屋里没开灯，钱家珍打牌还没回来，他默默地坐在黑暗中，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然后看烟头上的火星在黑暗中喘息，他感觉自己如同坐在一片墓地里，前后左右都是倒伏的尸体。钱家珍进门拉亮电灯的时候，吓了一跳，“你怎么像个鬼一样的，坐在这里发什么愣？”陈道生看到了钱家珍脸上输牌的情绪，就不咸不淡地应付一句，“去找钟律师了，累了。”钱家珍将干瘪的帆布小钱包往床上一扔，“陈道生，我先跟你打一个招呼，要是三十万栽了，我肯定要跟你离婚，我才四十二岁，我可不想被人家逼得跟你一起找绳子上吊。”陈道生一听上吊的字眼，就有一种盐水泼到伤口上的疼痛，他站起来扔掉烟头，“天塌下来，我顶着。这个家，你以前没问过，以后也不要你问，你想怎么着都行。”钱家珍掀开米缸找米做饭，米缸空了，她就在一个塑料袋里找出了半把面条，“打牌的时候，齐小云、吴明兰都说借的钱到期了，问我哪天还钱，可刘思昌呢？一个月了，小莉都要判刑了，他连个影子都没有。”陈道生按照自己的推理一厢情愿地说，“刘思昌遇到了一点麻烦，他也是好心帮我们忙，总不能在他落难的时候找他拼命吧。”
第二天早晨的阳光照亮了三圣街和76号大院，悬挂在头顶上鲜艳的太阳此刻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它只是在缓慢的移动中提醒着所有的债主们，刘思昌出门一个月了，陈道生还钱的日子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可直到太阳从西边的天空一头栽进城市的楼房后面，陈道生没还钱，也没回家。
这一天陈道生一直呆在店里。漫长的一天像是过了一辈子。
这一天陈道生集中全部精力等待着裤腰带上传呼机震动的声音，上午的时候响过一次，是钟律师打来的，钟律师说律师费你看着给，我不想挣你的钱，但来往交通费、资料打印费最好先付个一二百块钱，中午的一个传呼在墨绿色的屏幕上显示了一长串号码，这一长串号码就像一长串希望一样让他热血沸腾，而且显示的区号明确地告诉他是从云南昆明打过来的，他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流出来了，他站在店里的一件崭新的棉袄下方哽咽着说，“刘思昌呀，刘思昌，你终于给我来电话了，你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我了解你。”
于文英掏出透着兰草香味的手帕递给陈道生，“你要好好地剋他一顿，太不像话了，最后一天才来电话，这不是把人放在油锅上活烤吗？让他把本钱还掉算了，不挣他那个钱了，小莉也不需要他帮忙了。没本事吹什么牛，好像双河市法院是他家里开的店一样，想怎样就怎样了。”
陈道生没接手帕，他用粗糙的手抹了抹眼泪，“思昌也是为了帮我家，他肯定有他的难处。”话没说完，人已经冲出店门，出了店门的陈道生一路小跑到十字路口的电话亭回电话。
电话亭老太太见陈道生来了，还说了一句鼓舞人心的话，“陈老板，又是什么大买卖来了？跑得跟飞一样，挣了大钱可要多付些电话费哟。”
陈道生没接老太太的话，抓起话筒就照着传呼机上的云南号码按电话键，电话通了，陈道生刚喂了一声，就听到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哭泣着说，“姓陈的，你可把我害惨了，我打了你一百多遍传呼你都不回。”
陈道生愣住了，怎么是个女的，难道是刘思昌带女人出差的？可口音好像又不是本地的，在外地找的？他脑子很乱，对着话筒大声喊道，“我是陈道生，刘思昌呢？请你让思昌接电话！”
电话里的女人声音咽住了，“你不是双河市的陈天昊吗？”
陈道生傻眼了，他对着话筒喊道，“我是双河市的陈道生，是开服装店的。刘思昌在吗？”
女人声音愤怒地吼道，“这个遭天杀的陈天昊，我的肚子里孩子都六个月了，他说要对我负责的，王八蛋，死哪儿去了？”说着电话就挂了。
陈道生愣了一会，又回拔过去电话，一接通，陈道生就对着话筒说，“算我求你了，你让刘思昌接电话，好不好？”电话里那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气急败坏地嚷道，“你烦不烦，不就打错传呼了，我头都急晕了！”电话断了。
陈道生最后的希望灭了，但他似乎又不甘心，他站在中午的电话亭外面，手里抓住话筒，像抓住了刘思昌的衣领，手心里全是汗。
一个女孩嘴里嚼着口香糖等陈道生好半天，见他还是不放话筒，就很不高兴地说，“电影两点半就要放了，我要打电话，男朋友吹了你可负责呀？”
陈道生这才回过神来，他攥着话筒凑过脑袋往里面看了看，似乎想看到刘思昌从话筒里爬出来，可话筒里只有毫无意义的嘟嘟声，他放下话筒，站在电话亭玻璃钢窗外发呆，他看到满街的服装挂在店门内外，像出殡的丧服，漂满了死亡的气味。老太太从亭子里面向陈道生伸出手，“长途，两块五毛钱！一分也没多收。”陈道生慢慢地从口袋里摸出钱，递过去就走了，老太太喊道，“找你五毛钱！”
于文英见陈道生拖着快要散架的身子走回店里，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她不敢问也不好问，只是默默地将折叠椅搬到有阳光地方，她觉得陈道生应该先坐下来，不然他就会像一块豆腐一样碎掉。陈道生没坐，脸色苍白地站在于文英面前，“人家打错了。”于文英脸胀红了，“陈叔，不是我说你，如今这个世上，像你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刘思昌就是看你人善心软，才对你下手的。”
这一次，陈道生没再说话，他再也无力为刘思昌辩解，语言此时已不再产生意义，语言是一种失血的音节，类似于风的响动。
黄昏时分，陈道生对自己腰部感受震动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他将传呼机从裤腰上解下来攥在手心里，如同唐僧攥住孙悟空的脑袋，然而他攥住的是物质而不是意志，最后一缕阳光从悬挂在衣架上的棉袄袖口撤走后，陈道生有一种被黄昏融化成水的感觉，火柴盒大的传呼机在手心里像一个睡熟的婴儿默不作声。今天的生意不冷不热，于文英将抽屉拉出来倒扣在收银台上，数了三次，一天只卖了二百三十块钱，赚的钱勉强够付房租水电，陈道生说要提前回家，于文英让他把车闸修好了再走，陈道生嗯了一声，推着车钻进了模糊不清的暮色里。
陈道生一只手扶车把，一只手攥住传呼机，这种危险的姿势今天对于陈道生来说没有任何警示的意义，他准备到三圣街口秦大爷那里给刘思昌再打最后一个电话，如果不通，他就准备把离婚和三十万的巨债当作明天新的任务统统接受下来，怎么接受，还没想清楚。
从四里河回来的路越走越窄，就如同是陈道生的命运之路，经过一段短暂的四车道大马路，自行车转入两车道的老马路，然后进入相对漫长的沿河单车道，到三圣街街口的时候，就成了一条石板街道，解放前是跑马车和三轮车的。街口秦大爷杂货店门头上孤独地亮着一盏电灯泡，类似于叫卖的广告，陈道生跳下车正要去给刘思昌打电话，传呼机在手中醒了，震得他手掌发麻手心滚烫，他努力睁大眼睛，可还是看不出来电的方位。车子歪倒在台阶下，陈道生两步就窜到了秦大爷木质柜台边，看号码，很熟悉，是苏州一家服装厂的，打通电话，服装厂让陈道生付款，并告诉他新款棉袄和夹克又出来了。
陈道生放下电话后，问了一句秦大爷，“大爷，你信不信命？”秦大爷从残废的藤椅上欠起身子，咳嗽着将痰和声音一起吐出来，“信则有，不信则无。”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陈道生抓起话筒，最后一次拔了刘思昌大哥大的电话，电话里重复着“电话已关机”的提示音就像他家用了几十年的松木洗脚盆一样熟悉。
这一次，陈道生很平静，他放下电话的姿势就如同吃完饭放下筷子一样正常。
陈道生没有立即回家，他掉转车头骑到附近青瓦巷的小吃一条街，街两边蚂蚁一样密集的食客围着小摊贩吃得热火潮天，油炸鸡肝、鸭血汤、烧狗杂碎、烤羊腰、卤猪蹄、油焖猪大肠。整个一条街成了各种动物内脏的集中营，陈道生经过一张张被火烧刀子酒灌得通红的脸以及他们缺少文雅的猜拳行令声，然后停在一个吊着小灯泡的卤烧摊子前，他对一手油腻的老板说，“来五块钱油焖猪大肠！”
陈道生晚上是提着五块钱猪大肠回家的。
钱家珍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屏幕上衣服穿得很少的男女们又蹦又跳，音乐声在破损严重的喇叭里呜里呜噜地，像是患了重感冒哑了嗓子，见陈道生进门，钱家珍拖着虚胖的身子将一铝锅稀粥端上了桌子，一碟腌罗卜和两个不冒热气的馍头挨着铝锅死气沉沉，陈道生将油焖猪大肠倒在一个碗里摆到桌子中央，钱家珍很吃惊，张着嘴舌头吐出很长一截，“哪根筋断了，油焖猪大肠都敢买，成大款了？”陈道生又拿了两个酒杯，倒满，示意钱家珍坐下来。钱家珍将信将疑地坐下来，屁股很不踏实，她看着陈道生像看着一个古代人物，手里端起酒杯，问，“酒里没下毒吧？”陈道生仰起头先将一杯酒倒进喉咙里，他一脸诚恳地望着钱家珍，将一截肠子夹到她的碗里，声音凄惶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对不起你和小莉，我承认自己无能，这个家落到如今这个地步，责任全在我。”钱家珍不吃猪大肠，也不喝酒，她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说，“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谦虚了？”陈道生不正面接话，抬起头端起酒杯伸过来，“你是受了不少苦，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眼下家里遇到大难的关口，离婚能不能等两年再说，一离婚，人家会说我们两口子玩金蝉脱壳计，想赖账，我面子上也挂不住，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陈道生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他端着酒杯伸到钱家珍面前，钱家珍犹豫了一下，将酒喝了下去，她放下酒杯说，“原来你买猪大肠是要我不离婚，眼下小莉是没救了，三十万天债也是背定了，我不离婚又怎么活？你是想拉着我给你陪葬是不是？”钱家珍也抹起了眼泪。陈道生仰起头看着黑糊糊的屋顶，眼泪倒流向脑门，他绝望地吐出一句话，“命里真的注定要我妻离子散了。”
钱家珍看陈道生面如死灰，就说道，“你以为我想离婚呀，不讲了，到时候再说。”
陈道生将一杯酒又倒进喉咙里，他低着头一言不发，桌上猪大肠没动，像几截粗绳弯曲在碗里，陈道生怎么看都觉得像上吊用的绳子。屋里空气冰凉，灯光暖昧。屋外的冬天已经正式抵达了，不知谁家屋顶的一片瓦被风刮掉到院子里，粉碎的声音惊心动魄。
这个晚上，76号大院没有一个人来陈道生家要债，也没有一个人来串门，他们对无济于事的要债或串门已没有任何抬腿的力气，所有的人沉沦于黑暗中的被窝里努力回忆刘思昌的留下的造型和姿势，然后进入到一个漫长而荒诞的噩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