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

日本人没有理会山姆大叔和英国绅士，进攻的步伐并没有收敛丝毫。就在英美宣战的当天，日本的铁蹄又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登陆。第二天，大日本帝国血红的太阳旗又插上了吉尔伯特群岛。浪漫而开放的法国人看不下去了，也在这一天义愤填膺地对日宣战。然而，大和民族的屠刀仍然高举在空中，指向关岛，指向南吕宋，指向北婆罗洲，指向棉兰老，指向林加延湾……一路所向披靡。

就在英、美、法军在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同法西斯激战之际，与这些战场上飞机尖叫、坦克轰鸣、战舰急驶的情景交相映辉，在中国，在中国的腹地太行山，一群无论是装束还是装备都非常奇特的人们，用自己的家伙和自己的方式，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土地雷与地道战相结合，麻雀战与大刀片相结合，使最早踏入异国的“皇军太君”们防不胜防，零打碎敲地不断地损兵折将。

这是一九四二年的秋天。

有动向表明，日军又将对太行山区进行一次大“扫荡”。可是，究竟是多大的规模，进攻的重点是哪里，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具体的情报是含糊的。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把秦基伟等分区司令员召集在一起，除了反“扫荡”的动员之外，一个中心的议题就是“抓活的”，而且要抓日军，最好是抓日本官儿。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高难度的计划。

以后，在回忆抗战感受时，秦基伟说过一段大实话：“如果撇开其它因素光讲作战，那还是跟日本人打仗能较上劲。他们军事素质好，刺杀、射击要领都是很精干的。他有一种小钢炮，体积不大，精度很高，威力也相当可以，落地开花一片，弹片四处飞射，杀伤力极强。而且专打机枪阵地。你机枪才响两声，他的小钢炮就吊过来了。那样的军队，我们土八路怎么能比呀？说起抓活的，那就更难了。小鬼子比汉奸、伪军不知道要难打多少倍，他死不投降。有时候你追他追急了，他索性不跑了，回过头来跟你拼，弄得你骑虎难下。他眼看打不赢你，一刀就捅进自己肚子里，抓个活的不到三分钟就成了尸体。”

说归说，做归做。尽管难度很大，但在四十年代的抗日战场上，既然李达司令员有要求，秦基伟就绝不含糊。难抓不等于不能抓，不好抓也得抓，越是不好抓越要抓。

回到分区，秦基伟把侦察、作战部门的头头都叫过来，下了一个死命令。限一个月之内，至少抓一个活的日本鬼子。

侦察科长得令而行，派小分队渗透、潜伏，逮住时机，一顿猛打，倒真的抓了两个，装进麻袋里，喜滋滋的抬了回来。

秦基伟闻讯亲自赶到现场。麻袋松开一看，坏了。一个负了伤，流血过多死球了，另一个被臭袜子捂得过了劲，活活给憋死了。

秦基伟火了：“岂有此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经过挑选，他从基干团里调过来一个排。

他问排长：“侦察科长没办成的事，你能不能办得成？”

排长答：“誓死完成任务！”

秦基伟一拍桌子：“誓死还成！死了还谈得上完成任务？”

排长说：“抓不来活的，我就不活了。”

秦基伟说：“屁话，跟我走，看我的。老子亲自去。我就不信龟孙日本人有三头六臂。”

排长说：“司令员不能冒这个险，偷鸡不成蚀把米可以，咱可不能蚀头牛。”

秦基伟眼一瞪：“偷鸡要成，米还得装回来。你去给我准备一根杠子，再找一副绳子。”

排长感到莫明其妙，鼓起眼珠子问：“干啥？”

秦基伟说：“杠子要碗口粗，麻绳要指头粗。给我抬一条‘活猪’。”

排长眨了眨眼睛，快活地叫道：“司令员，我明白了。”

一切准备停当后，秦基伟亲率一个精悍的小分队出发了。他的目的很明确：上上下下都说日本人难抓，我个当司令的亲自抓，抓回来更有说服力。

他把目光盯向了井陉和获鹿之间的铁路一线。

理由有四条：一、这里距石门较近，日军比较集中，指挥机关规格较高，抓住要害部门官兵的可能性也相对大些；二、井陉和获鹿接壤地区，同时也是太行区和冀南区交界处，八路军游击队涉足此地较少，鬼子戒备相对宽松，有机可乘；三、这两个县都是鬼子的模范县，敌伪的统治比较严密。而恰好是“模范县”容易产生“灯下黑”，敌人往往麻痹，大大咧咧；四、从“模范县”里抓两个活的更有现实意义。

到了井陉后，秦基伟并不急于展开。

他派人把当地抗日政府的领导和敌工干部、武工队负责人叫过来，听他们介绍情况。

当时的太行山区，各县均有三套政府班子。一套是共产党委任的抗日政府，第二套是国民党委任的县政府，第三套是日本侵略军设立的汉奸县政府。说起来也是一绝，这三套政府各有背景，各唱各的调。共产党的抗日县政府是地下的，所有的活动都是隐蔽的，至多是半公开的。国民党的县政府是虚的，其主要官员早已逃之夭夭，而只留少数办事人员暗中活动。日军设立的伪县政府虽然名义上是公开的，但实际上也是不敢露面的。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某些地方，在某个时候，这三个县政府还有一些丝丝缕缕的联系。

当地干部介绍的情况很详细，秦基伟只是洗耳恭听，长时间不置可否。但有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日军远离本土作战，主要装备都是从国内运来，但通信设备的保障并不及时。在井陉至获鹿铁路两边，日军筑有许多碉堡，但各碉堡之间没有电话。为了保持联系，大碉堡到小碉堡之间每天有两次联络，靠的是人工传递。因为这里是他们的“模范县”，所以联络兵不大在乎，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骑着毛驴，倒背大枪，悠哉游哉。

秦基伟的决心很快就定下了：就抓日军的联络兵。

显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一计划必须渗入到敌人腹地才能实施。孤军深入，远距离，大纵深，敌情复杂，地形生疏，行动起来是很危险的。然而，诚如秦基伟所说，不危险还能叫打仗吗？我当然希望四平八稳坐在家里从天上掉下来个俘虏，但那是不可能的。

八月初的华北平原，高粱还没熟透，青纱帐一望无际，随风起伏。

头天夜里秦基伟和捕俘排就潜进青纱帐里。这是敌两个碉堡之间的必经之路，离吴家窑边缘的房屋只有几百米。太阳出来之后，行人和当铺都看得清清楚楚。一面血红的膏药旗斜挑在寨子旁边的碉堡上，像一只狞笑的血嘴扬在空中，羞辱着善良而无邪的太行农民。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在他们的淫威下默默行走的老百姓，都不曾料到，就在他们的身边，正酝酿着一个惊险的故事。

果然，太阳刚刚偏离头顶不久，就见一个鬼子骑着毛驴，摇头晃脑地由东往西而来。

战士们屏住了呼吸，秦基伟的驳壳枪压上了子弹，这是为了防止万一。不到千钧一发，是不能开枪的。

秦基伟的望远镜瞄着东边的一棵小树，小树上毫无动静，没有出现他们极不愿见到的折枝现象，这说明小鬼子是单独行动，身后没有部队。

箭在弦上，空气骤然紧张，然而那个鬼子毫无察觉，仍然悠闲自得地往前行进。眼看就到了，突然驴失前蹄，掉进夜里掘好伪装的陷阱，那个鬼子兵一头栽了下来。

分工实施捕俘的排长和两名战士一跃而起，从三个方向扑向惊魂甫定的日本兵，连哼也不让哼一声，就把他的嘴捂住了。几个人协同动作，又是拧，又是扭，吭吭哧哧把他捆了起来。

秦基伟低沉地喊了一声：“抓好驴子，别让它跑回去。”又上去四名战士，一人抱住一条驴腿，将事先准备好的笼头给驴子套上了。一阵乱刀猛刺，毛驴倒在血泊之中。

这一切都做得干净利索。

唯一付出的代价是排长掉了一截指头。

日本鬼子确是很顽强，就在排长往他嘴里塞袜子的一瞬间，又是踢又是蹦，还犟着脑袋要喊。排长抓住一只粗布袜子往他嘴里塞，小鬼子则拼命挣扎，排长动作慢了一步，被他咬住了手指。喀嚓一声，指断牙裂，两人俱伤。

捆定之后，绳子和杠子就派上用场了。捆的样式很绝，两只手捆一起，两只脚捆一起，再把手和脚捆在一起。小鬼子顿时弓成一只大虾，再也动弹不得，连放个屁都十分困难。大木杠子往中间一插，抬起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