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婵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三六九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逼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恭，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留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嘛！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
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操皮肉生涯的小姐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淫的事实。以此类推，你对一位在七三一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射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七三一细菌部队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
前两天，我们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条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画面上，是一位八十三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文部省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最后宣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三十分的事情。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有权柄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恢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象。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